一、中西从政道德比较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郑丹[1](2021)在《审视重建:“六艺之学”的演进与学校知识现代转型》文中研究表明
韦婷[2](2021)在《《广雅疏证》通假关系新证》文中研究指明《广雅》爲三国魏张揖所撰,该书体例比附《尔雅》,是《尔雅》之後又一部解释词义的训诂之作。清王念孙《广雅疏证》即疏证《广雅》的集大成之作,该书根据“因声求义”理论指出、系联大量具有音同、音近、音通、音转等通假关系的字组,并据此校订相关传世文献,多有发明,犹爲後人奉爲圭臬。历来对於王氏“因声求义”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并不全面,对《疏证》中具有通假关系的材料也未能穷尽地整理、证实与检讨。本文选取《疏证》(含《补正》)中具有通假关系的异类声素字组爲研究对象,以“新材料”爲切入点,尽量全面地结合传世、出土文献材料对这些字组进行“新证”研究。其中,传世文献以先秦、两汉、魏晋材料爲主,出土文献以战国、秦汉简帛材料爲主,兼及金文、碑刻、铜镜、玺印、兵器及古文字字形等材料。通过本文的“新证”研究,意义有二:一是丰富了传世与出土文献中通假字的研究。本文拓展了《广雅疏证》的研究视野,不仅指出、证实不少新见通假字组,且较爲系统地总结了先秦两汉时期的通假材料、原则、规律及问题。二是本文在多重证据、多种角度上重新检讨与评价了王念孙的声韵理论、音转理论以及因声求义理论。本文通过对3466组异类通假关系字组地研究,得出主要结论如下:一、王氏在《疏证》中一直将东、冬合韵,王氏晚年分韵二十二部,或基於谐声材料。二、在已标注声韵关系的3446组异类通假关系字组中,主要以双声或叠韵字最多,以同类音转爲次,以异类音转最少。从声韵关系的配合上来看,皆以声韵相近或双声叠韵爲主。从异类声、韵转的分布来看,常用、无例证通假字中的声、韵转规律与王力相同,其声韵部流转的语音条件皆呈反比,而不常用通假字中的声韵部流转没有明显反比关系。三、王氏《疏证》中“因声求义”理论已经脱离了以往随意“音转”的风气,基本严格遵守古声韵系统来系联音义,仅在个别单一音义系联上出现了问题。四、王氏《疏证》中的“转”主要是指声纽相同或相近,韵部相流转,王氏对於“音转”的尺度整体有很好的把握,存在少量滥用“音转”现象。值得注意地是,其中大多特殊音转词,属於受到时、地等因素影响较多的声训词、同源词、方言词、名物词、虚词、连词等等,而小部分零散的声训词、同训词或义近实词的特殊音转现象有待商榷。
董俊[3](2021)在《国际视域下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研究》文中认为19世纪末,梁启超追随康有为以戊戌变法正式拉开了改良救国运动的序幕。在以后的三十余年间,梁启超积极投身救国大业,他的政治活动和思想言论对近代中国产生巨大影响。本文以梁启超的领袖评传为中心,结合不同时期梁启超的个人经历、政治主张变化和救国行动,通过考察他笔下刻画的不同类型的近代领袖形象,从国际视角出发挖掘梁启超对近代领袖的塑造与其思想演变的内在联系,梳理出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的发展脉络,探讨在各个时期梁启超心目中理想领袖的特质,论述近代领袖对国家发展的作用以及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的关系。引言部分对于近代领袖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参考狭间直树教授对梁启超一生不同发展阶段的划分方法,结合近代领袖评传的写作时间,确定了本文的研究分期。对梁启超研究的基本资料和与本论文相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论述了本文所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意义。第一章为维新运动时期(1895-1899),通过《圣德光绪记》中梁启超所塑造的光绪皇帝和他对戊戌变法的反思,归纳这一时期梁启超对于国家领袖的基本认识;以梁启超对《仁学》的理解为切入点,分析谭嗣同的《仁学》中蕴含的启蒙精神和世界意识,结合梁启超在《谭嗣同传》中对“变法流血第一人”谭嗣同的评价,归纳梁启超对于平民领袖的初印象。从国际因素的角度考虑,这一时期是梁启超已走出“天下观”的传统思维,将中国放置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比对,寻找能够改变中国命运的近代领袖的开端,其对光绪皇帝领袖担当素质的描述,以及对谭嗣同启蒙思想和献身精神的宣传,构成了其早期近代领袖观的雏形。第二章为流亡日本初期(1899—1902),这一时期梁启超接触了大量的日文书籍,并以日本为媒介学习了西方近代政治理论,思想发生激烈变化,对于导师康有为的认知和对政治宿敌李鸿章的看法都较之前更为客观和全面。本章围绕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中对康有为时代地位和政治观点的论述,结合由于政见分歧而引起的康梁矛盾的变化,分析康有为在梁启超心中的领袖形象;集中探讨在《李鸿章传》中梁启超给予李鸿章正负两方面的评价,阐述梁启超在中江兆民影响下产生的对“新民”领袖的期待,以及其近代领袖观在西式政治理论引导下的辩证发展。第三章为旅居日本时期(1902—1912),思想激变拓宽了梁启超的眼界,他开始关注国际范围内的领袖人物,并对领袖与国家、领袖与国民群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认识,形成了强调领袖个人力量与国民群体力量相结合的近代领袖观。本章对梁启超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崇拜的缘起和他塑造匈牙利民族解放领袖噶苏士、意大利建国三杰、法国罗兰夫人及英国克林威尔等人领袖形象的目的进行了论述;考察他对《松阴文钞》翻译、批注和在诸多文章中对吉田松阴的推崇,阐明领袖意志对于救国事业的作用,论证领袖个体与国家命运的关系;通过剖析梁启超对于“英雄”和“无名之英雄”历史作用的认识,论述其中外英雄说对近代领袖观的发展与形成的影响。第四章为归国从政时期(1912—1917),本章主要论述由于受到时代和主观的局限,在民国从政时期梁启超的近代领袖观发生演变,经过对局势的权衡后,他开始在领袖人选问题上导入了权宜选择维度。通过他对袁世凯先支持后反对的态度变化,分析他基于立宪的政治诉求和救国大局,做出如此选择的内外因素,揭示其近代领袖观的终极属性。回溯梁启超与孙中山的政治交往和对于救国路径的意见分歧,论述梁启超在近代领袖观上的理论极限和最终回归学者身份的原因。结论部分对正文的内容进行总体上的概括总结,进一步理清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的发育历程,归纳在这一过程中的影响因素,论述不同时期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的特点以及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影响。
李庆海[4](2021)在《对张君劢早晚期哲学思想的比较研究》文中认为张君劢(1887-1969)原名嘉森,字君劢,一字士林,号立斋,别署“世界室主人”,笔名君房,江苏宝山人,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他曾发起“科学论战”,晚年专注于“儒学复兴”,为“现代新儒家”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张君劢是康德意义上的“世界概念”哲学家,他把哲学作为济世的志向,并将哲学思想作为其思想体系的基础。本文尝试梳理了张君劢的生平与哲学思想兼采中西、充实流变的三个重要阶段,并对其哲学思想的早晚期作出界定。在此基础上从知识论、本体论、道德论、人生观四个维度,对其早晚期哲学思想的发展进行比较研究,围绕知识来源与德智关系、宇宙观与本体论、道德观念与道德实践、人生观内涵与培育等方面展开分析,努力在“世界概念”的哲学视角下,更加全面地理解和阐释张君劢哲学思想。
鄢晓实[5](2021)在《中国传统法治的基本形态——兼论今人对“为政以德”的误读》文中认为在儒家文化被严重曲解、误读的现代社会,儒家之"为政以德"亦被曲解为"德治",即"道德治国",儒家所言"为政在人"亦被曲解为儒家"推崇人治"。在中国现代法治进程中,现代人臆想出来的"儒家德治观"和"儒家人治观"在很大程度上阻却了汲取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智慧的道路,也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推进"文化自信"的时代要求制造了观念和心理障碍。反思、抛弃类型化的"德治/人治/法治"之主观对立和理论架构,还原儒家之"为政以德"的真实样貌,在今后的法治研究领域推动"德政"的概念成为通论,进而深入研究"德政"的最高境界——仁政,意义重大而深远。
段红玉[6](2021)在《西塞罗与罗马共和末期的政治(公元前49年—前43年) ——以西塞罗书信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西塞罗所处的时代是罗马共和制度走向衰落的时代。这一衰落尤以公元前49年凯撒-庞培内战爆发后为剧。自彼时起至公元前43年,罗马政坛经历了凯撒专制、带有独裁性质的安东尼执政以及穆提那战争等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作为上层统治阶级的重要成员,西塞罗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到这些事件当中,并在他的书信中进行了相应的表达。这些传世书信,为研究西塞罗与罗马共和末期的政治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也为研究罗马统治者之间的政治交往提供了重要信息来源。西塞罗的三部书信集,其抄本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流传过程。作为古代文本,西塞罗的书信遵循一定的书写格式,且经封存直至传递成功才能最终生成。在内容和类型的划分上,西塞罗的书信具有一定的规范。在语言风格上,西塞罗书信沿袭了口语的特色。罗马统治者之间的通信,并不是单纯的交际行为,通信联络归根结底是一种政治联系。在众多通信者中,西塞罗的挚友阿提库斯最为特殊。西塞罗与他的书信占据全部传世书信多达一半。这些书信真实地记录了西塞罗在历经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的反应、情感以及评价。本研究以时间为序,采用史实梳理与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即以西塞罗的书信为中心,解读从公元前49年-前43年之间西塞罗如何参与罗马政治。研究涵盖四个维度:一是西塞罗的政治思考与行动;二是西塞罗与罗马上层统治者的交往;三是书信作为一种政治手段的研究;最后是西塞罗书信中的政治情感表达。研究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以西塞罗与凯撒-庞培内战为重点。研究认为,凯撒-庞培内战时期的西塞罗,不仅对于内战的性质具有清醒的认识,对于凯撒的独裁企图存在足够的警觉,而且对于庞培走向失败的原因有过深刻的分析。然而,裹挟在政治漩涡中的西塞罗即无力避免内战,也无法保持中立,只能依据形势变化做出艰难的抉择。即便如此,西塞罗不与凯撒为伍的政治信念始终明确。第二章事关西塞罗与凯撒独裁。凯撒独裁时期的西塞罗淡出了罗马政治的领导核心。西塞罗以学术研究替代政治参与。处于政治隐退状态的西塞罗并没有完全脱离政治生活。他以自己的方式进行有限但是目的明确的政治活动。在目睹凯撒独裁政治愈演愈烈之后,西塞罗以发表演说辞的方式,与凯撒独裁公开决裂。第三章关注的是西塞罗与安东尼执政。“凯撒遇刺”将年度执政官安东尼推向罗马政治的最前沿。在安东尼执政期间,西塞罗首先着手应对“凯撒遇刺”,极力维护“自由派”刺杀者的利益,并寄希望于其恢复共和制度,然而这一希望很快落空。随着安东尼专制倾向的加剧,西塞罗对于安东尼的统治从私下的反对发展到公开的对抗。政坛新兴势力屋大维的出现,为西塞罗带来了政治希望,西塞罗支持屋大维反对安东尼。第四章是对西塞罗与穆提那战争的评述。穆提那战争的爆发为西塞罗翦除安东尼、恢复共和制度提供了契机。西塞罗成为元老院反对安东尼的政治领袖。不仅如此,西塞罗与穆提那周围的行省军事将领保持密切的通信往来,竭力鼓动他们军事打击安东尼。其中,西塞罗与山外高卢行省总督普兰库斯的通信,为探究罗马贵族面对危机时刻的政治协商提供了重要个案。
王继奎[7](2020)在《《论语》与《理想国》的政治思想比较研究 ——基于政治思维、政治秩序和政治人格三重视域的考察》文中研究表明春秋战国时期和希腊城邦时代是中西政治思想发展的重要源头,两者在时间上同时进入鼎盛期、在空间上完全平行发展,但却有着伦理政治观念的伟大际遇。这是因为具有同一智力原理和物质形式的人类同源,所以人类文明早期的相似性较之于差异性更为显着,这就为比较分析《论语》与《理想国》奠定了基础。为了尽量全面地展示两部经典着作政治思想的全貌,论文从政治思维、政治秩序和政治人格三个维度进行整体性的比较分析。两部经典的不同言说方式,造就了经验论与先验论两种思维方式。作为表意系统,汉语以名词为核心的流水句式,使中国人偏向于散点思维,寻求治国之道是《论语》的思维意向。作为表音系统,希腊语以动词为核心的主谓宾句式,使希腊人偏向于焦点思维,探索城邦国家的本质是《理想国》的思维主旨。以譬喻为表征的类比推理是两部经典着作通用的思维方法。虽然都是观天时以应人事,但前者的北辰之喻以静态方式展示了“人道政为大”的政道思维,后者的船喻则以动态方式展示了“正义城邦”的政体思维,表现在政治秩序上就是治乱循环与政体循环。在类比推理中,两部经典着作都运用了整体思维把握各自所生活的世界,前者在本末之间奠定了“本立道生”的务实主义政治传统,在《论语》中表现为“始物为行”,即以行为开端而以言为结尾,着眼天下有道探寻政治秩序的本原,塑造的是道德人格。后者在内外之间奠定了“逻各斯”的理性主义政治传统,在《理想国》中表现为“始物为言”,即言说既是开端又是结尾,着眼灵魂正义探究政治秩序的模型,塑造的是知识人格。辩证法也因此在中国是政治辩证法,在希腊是哲学辩证法。两部经典不同的致思方式,建构了礼乐与理念的两种政治秩序。自人类进入原始社会后,权威便诞生在“家庭”这个最基本的社会组织之中,《论语》和《理想国》都以家庭为起点建构了理想秩序。前者基于“持家”将伦理观念政治化,为政治秩序提供了“礼乐”的价值基础,所以礼崩乐坏会导致天下无道的政治乱象。以仁释礼是孔子的开陈出新之举,他依此提出的“克己复礼”救世主张,不仅建立了身心平衡的个人秩序和家庭秩序,而且还将其外推成为国家秩序和天下秩序。后者基于“弃家”将政治观念伦理化,为政治秩序提供了“理念”的价值基础,所以统治者灵魂的堕落会瓦解城邦秩序。柏拉图从“善”这个最高理念中不仅推导出理想国,而且还提出了共产主义和教育公有的救世主张,通过城邦与灵魂的结构类比论证了正义之人最幸福。“和”是两部经典着作建构理想秩序的共同目标。务实的孔子由近及远地重建天下秩序,希冀统治者通过修己进而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先在统治集团内部实现团结,再实行养民、惠民、教民的政策,通过安百姓实现与被统治阶级的和谐相处。唯理的柏拉图由外及内地重建灵魂秩序,希冀凭借“高贵的谎言”劝诱被统治者与统治者和护卫者各安其命、各司其职。先实现城邦的整体和谐,再通过系统的学校教育,让智慧的护国者把勇敢的卫士豢养成护卫羊群的警犬,来保证统治集团的团结一致。“分”是两部经典着作实现理想秩序的重要方法。孔子按照名实相副原则提出了“正名”主张,因其依据的是道德而强调了平等;柏拉图按照因才定分原则提出了“正义”观念,因其依据的是技艺而强调了效率。两部经典不同的价值秩序,模塑了道德与知识的两种人格类型。主张以德治国的孔子,关注的是“内圣外王”之道。他根据个人的品行,在《论语》中将人划分为圣人、仁人、君子、士和小人等五种道德人格,在德位合一的政治诉求下,道德人格以“文化”为其表征。主张以智治邦的柏拉图,关注的是“完善灵魂”之法。他根据城邦的政体形式,在《理想国》中将统治者划分为王者型、荣誉型、寡头型、民主型和僭主型等五种知识人格,在德福一致的政治观念下,知识人格以“武化”为其表征。对于理想的统治者,孔子基于历史建构了胸怀天下的圣君,柏拉图畅想未来建构了灵魂完善的哲君。作为政治人格的德性楷模,圣君是天下秩序中人类道德的化身,哲君是理念秩序中人类智慧的化身。对于合格的辅政者,孔子建构了以文化人的君子,作为私人教育培养的精英,君子在辅政时能够进退自如,孟子将其概括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柏拉图建构了以武服人的卫士,作为城邦教育训练的军人,卫士在辅政时既能上升为哲君又能下降为反噬羊群的豺狼。对于被统治者,孔子和柏拉图都默认了小人和生产者逐利的正当性,但在意识形态的属民质询中,前者被质询为子民而后者被质询为公民。子民政治文化关注的是“民享”而非“民治”,奠定了中国的民本政治传统。公民政治文化关注的是“民治”而非“民享”,奠定了西方的民主政治传统。立足文本,论文以政治思维、政治秩序和政治人格为视域对两部经典着作进行考察,发现若以第二卷为导论,《理想国》与《论语》在编纂次第和立意安排上完全一致。《论语》以“学而时习之”为开篇,到终篇以“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结束,孔子在整篇对话中一以贯之地教人学做“君子”。《理想国》第二卷以苏格拉底与格劳孔和阿得曼托斯的谈话开始,到第十卷以苏格拉底与他们的谈话终篇,整齐地回应了他们在第二卷中曾经提出的问题。整篇对话以“何谓正义”开始,以“正义之人生活最幸福”结束,柏拉图在整篇对话中教人学做“哲人”。也就是说,在两位贤哲看来,一定要有健全的人格,才能有健全的国家和健全的政治,这是两部经典着作最为重要的政治文化遗产之一。自孟子和亚里士多德开始,东西方思想家们对人们如何习得政治知识、如何适应政治生活都有过不同的论述,并一直延续至20世纪60年代,政治社会化成为政治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所以,在学科溯源抑或论及“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时,人们总会不约而同地想起《论语》和《理想国》中“身国共治”的卓识洞见。
徐刚[8](2020)在《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研究》文中指出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对于研究中国近代法律教育理论体系及其思想渊源,丰富中国法律思想史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中国现代法律教育起源于近代中国在移植西方法律教育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的制度性变革,初步形成于国民政府制定法体系完善后的30年代末期。孙晓楼是中国第一位系统研究近代法律教育,并出版国内第一本法律教育专着《法律教育》的法学家,被吴经熊誉为“研究法律教育的开路先锋”,被美国学者康雅信(Alison W.Conner)誉为“出色的法律教育家”。《法律教育》涵盖了法律教育领域里的几乎全部内容,包括法律教育之意义和目的、两大法系法律教育之比较、师资队伍与设施保障、入学条件与课程设置、法学研究方法与法律实践教学、法律夜校与法律研究院等。因而,有学者认为孙晓楼是民国时期“专门法学教育体系”的建构者,并在“中国法学史上具有开创性地位”。研究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的形成背景、理论体系、实践过程、作用发挥、历史价值等方面,对于当今中国法学教育改革、卓越法治人才培养具有较强的启发和借鉴意义。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时代,我国法学教育正面临新的历史机遇与挑战:如何坚持立德树人德法兼修抓好法治人才培养,如何走以提高法治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如何创新中国特色法学教育模式,如何廓清跨学科知识体系对未来法学教育的影响等。孙晓楼正是在类似的时代更迭、论争不断的历史背景下,建构出全面系统的法律教育理论体系,其探讨和论证过的内容有:法律教育肩负着为国家培养法律人才的政治责任;在法律国际化过程中如何保持好本国法律教育的民族性、社会性;法律人才应当时刻关注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主张从最开始的提高入学资格入手,到培养环节中以高水平教授、完善的教学设施条件,来共同提高法律人才培养质量等。论文综合运用了文献分析法、法律社会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系统分析法等研究方法。系统探究了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的产生背景,包括法制环境、地域背景、学术氛围以及个人因素。“自主性”特征明显的国民政府法制建设,在建成以“六法全书”为代表的具有中国品质的近代法律体系后,更加需要一批既深谙西方法律文明,又从小熏陶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下的本土法学家来深入推进法制建设。他们不但能更好地适应法律自主性变革,而且能更加有力地强化法律变革的自主性。阻碍民国司法独立的掣肘性因素在于法律人才的匮乏,此外,随着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入,也需要更多的法律人才充实进新式司法机构和运转司法。时代最前沿、中国最开放、经济最发达的大上海,吸引了大批法科留学生留沪工作和优秀律师执业团体的形成。他们共同成为私立法政院校的优质师资,客观上促进了上海法律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接受过西式法律教育并于20年代崭露头角的第二代法学家,不但能够运用西方法律去改造中国传统法律,将汉语语境下的中国法律推向一个新高度,而且经常性地开展法律思想大讨论和多领域的法律实践活动。孙晓楼长时间倾注于东吴法学院教书育人,精心编纂两期法律教育专号,也深受东吴师生法律教育思想的启发和影响,通过自己的精深研究,系统化的法律教育思想得以最终形成。深刻阐释了孙晓楼关于法律教育的主要思想理念。任何理论体系必然都有其独有的思想理念作为指引,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自不例外。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源自于对民国大学教育存在的空谈式的理论教育、士大夫式的绅士教育、功利式的个人主义教育、盲从式的洋化教育等问题的关注和改进。关于法律教育的意义,他认为关系到国家法治的前途,并希望办理中国高等教育的人能特别注意到,因不切国情而妨害国家民族性发展的大学教育中的问题;希望办理法律教育的人能将法律教育当作一项事业,杜绝短期功利思想和行为;希望法学界注意到法律教育研究的重要意义,尽心竭力地研究法律教育。关于法律教育的目的,他认为是训练为社会服务为国家谋利益的法律人才。关于什么是法律人才,他认为要具备法律学问、法律道德、社会常识。针对当时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重知识轻实践、对外国理论缺乏甄别、对德育重视不够、对社会科学研究不足等问题,提出了推行理实并重制、改革课程体系、编写优质教材、改变讲授方式、加强品行培养、增强对理论法学和社会科学的学习研究等具体举措,对于当今卓越法治人才培养依然具有较多启示意义。重点研究了孙晓楼关于民国法律教育的制度设计。孙晓楼从法律国际化进程中的民族化、理实并重制、法律研究方法、法律课程编制等四个方面,对民国法律教育进行了制度设计。在法律国际化进程中,法律教育要立足本民族文化和本国社会实际,为本民族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贡献;在比较借鉴大陆和英美两大法系法律教育优点的基础上,来改善中国法律教育。理实并重制,既有法律人才培养不适应废除领事裁判权需要和为缓解法律张力而培养具有较高司法智慧、司法技巧的法律人才等历史背景,又有以例案研究等四点关键之举来实现理论学科和实验学科相配合等系统内涵,具有较强的历史进步性。偏于理论的、狭义的、分析的研究方法存在通病,而在社会法学派崛起之后,法律的研究方法出现倾向于实际的、广义的、功用的研究之趋势。在详细考察12所国内外着名大学法律课程的基础上,不但研究得出沿用至今的课程编制五项原则,而且提出应添设法律伦理学、会计学、理论法学等三门课程的观点,切实针对时弊,符合当时历史阶段要求,至今仍具颇多启发意义。深入研究了孙晓楼关于法律人才培养的质量控制。孙晓楼从作为人才培养质量初始环节的入学门槛把控、作为人才培养质量关键的高水平教授、作为人才培养质量支撑保障的设施设备等三个方面对法律人才培养进行质量控制。受美国和东吴法学院“精英化”法律教育的影响,针对不合格学生充斥法律学校的时弊,提出一方面要限制学生人数,来达到以重质不重量的原则去选择人才和方便教师集中培养学生的效果;另一方面以提高入学资格来代替延长学习年限,保证学生在学习法律前应当修完9门基本科目。主张教育部限制学生人数的整顿措施,应当考虑各个学校的历史、已往的成绩、不同学科的强弱程度、学校本身经济情况等因素,避免一刀切。针对位置不稳、四处兼职的教授现状,主张以身许学的专任教授是提高法律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要通过俸给的提高、位置的保障、课目的限制、时间的限制和生活的改善,来崇养“国士式”教授。法学图书馆、模型法庭、讨论室、法律救助社是保障法律人才培养质量的必要设备支撑。着重研究了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的实践展开。孙晓楼在担任东吴法学院副教务长、朝阳学院院长时期的法律实践,既是其法律教育思想的折射与印证,又是其实践智慧的充分展现。以论着的形式阐释比较法研究令人信服的理由,试图说服政府减少对东吴法学院比较法教学的干预,并指出比较法研究之根本目的在于改善中国法。特色鲜明的比较法教学给东吴法学院带来了充足的生源、良好的就业、星光闪耀的律师群体和司法官群体等巨大实际效益。长期在一批具有丰富法律实务经验的教师群体指导下的东吴模型法庭课程,克服了长期理论灌输之弊病,训练了学生法律推理、法律论辩等方面的实践能力,对东吴法学院法律教学提供了莫大的帮助。担任朝阳学院院长期间,积极推行理实并重制,聘请司法经验丰富的法学家组成司法组教务委员会,引进模型法庭并适当增加比较法课程,补强了朝阳学生短于法律实践的弱项。孙晓楼是在中国添设法律研究院的最早极力主张者之一,也阐释了法律夜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应当存在的理由及改进对策。全面研究了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的价值。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具有深厚的学术价值、深刻的历史价值和深远的当代价值。与同时代主要法学家相比,孙晓楼从推动和实现国家法治的高度出发,以更加宏大的系统性思维站在理论建构者的视角,综合运用比较法等研究方法,全面建构民国法律教育理论体系。参加国民政府教育部修订法律学系科目表工作,对在全国范围开设法学基本科目必修课、比较法课程以及遵循其主张的课程编制五大原则等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其法律教育思想对朱家骅任教育部长时期的宏观法律教育政策产生了不少启发和影响。担任东吴法学院副教务长时期,始终坚守比较法教学,积极推动模型法庭和图书馆建设。抗战期间担任朝阳学院院长,克服筚路蓝缕的办学困境,竭尽所能地四处聘来阵容齐整的高水平教授队伍,实行严格的学分制度、考试制度和奖惩制度,取得了招收法科研究生的新突破,取得了丰硕的办学治校成果。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对于进一步明确当今法学教育宗旨和定位,如何建立健全中国特色法学教育模式,如何构建法学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如何建设高水平师资队伍,如何开展好跨学科教育,如何将法律伦理学有机融入课程体系,如何改进法学研究方法和实践性教学等方面,都具有较多的经验启示和较强的借鉴意义。
黄宁宁[9](2020)在《先秦时期《春秋》学思想观念研究 ——以《左传》、《谷梁传》为中心的考察》文中研究说明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结构与思想学术方面发生了重大变革,由宗法封建制基础上的城市国家向官僚郡县制基础上的广土众民国家转变,同时在思想学术上也由王官之学向六艺百家之学转变。《春秋》是鲁国的编年体史书,孔子将《春秋》作为教授学生和表达自己观点的文本,并将《春秋》纳入到其所整理的经典系统中去,使得《春秋》由史家之学转变为经世之学。孔子继承发展了《春秋》的批判性,通过对史事的分析进行褒贬予夺,并通过《春秋》表达自己对于正义、良善的理解,对于实现良序、善治的志向,实质上体现了文明的自觉,是对文德之道的承续与发展。孔子的关注焦点集中在政事与人伦,以礼、德作为阐释《春秋》的核心理念。通过对礼义的分析,孔子强调正名,主张自上而下的社会政治秩序,并对当时的社会改革秉持反思与损益的立场。孔子以人文理性的精神解析《春秋》,并以忠信、仁义作为公共道德的重要内容。在孔子解析《春秋》的基础上,《左传》、《谷梁传》顺势展开,实现了《春秋》学由以史通经到以义释经的转变。《左传》以史通经,将各种题材的史料融为一炉,创造了全新的史学形式。以文辞、评论和书法义例作为解说《春秋》的重要方法。《左传》藉事明义,表现春秋时期两百多年间以周室之衰、侯伯之兴、卿族崛起为主要内容的变迁大势。《谷梁传》以义释经,注重经世之志,以义、道、正作为阐释《春秋》的核心理念,重视古道,推尊鲁学,承续孔子之志,并阐扬周道,其实质是在坚持以爱人为本的人伦之道。《左传》重视正时以顺事,一方面注重对各种灾害异象的记载,但又表现出明显的人文理性精神,并提出了以“三不朽”为主要内容的对于安身立命的终极思考。《谷梁传》以时月日例进行褒贬予夺,以王道贯通天人,而且较少言及灾异,多通过礼制和阴阳观念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同时主张贞顺性命,将天道与性命贯通起来,并认为所有人在性命的禀赋上是平等的,只是因为阶层之别而有尊卑之异。《左传》认为礼制是一种根基于社会深层结构的社会体制和运行方式,一方面对春秋时期所进行的诸多社会改革提出批评与反思,一方面又抽绎出礼制的精义,并希望将当时的社会变革纳入到礼义的规范中去。《左传》主张尊卑上下有序的社会政治秩序,认为国家之间应该以礼义相处,并且以史家客观、通达的态度对待华夷关系。《谷梁传》注重以尊尊、重继嗣、亲亲、男女之别为内容的礼义之道,同时有着强烈的“存中国”的思想,一方面严防华夷之辩,一方面讬“狄秦”以反思当时诸国所进行的旨在富国强兵的社会改革。《左传》提倡君臣相协的共和行政,认为社会各个阶层之间有着相互的权利与责任,对春秋时期频发的“弑君”现象提出了比较开通的看法,并重视盟誓在当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左传》有着突出的人本思想,既表示对于众人力量的注重,也提出了执政为民和得民者得政的重民思想。《谷梁传》倡导王道之义,以王道为权衡,对于社会各个阶层不符合礼义的行为都进行批评贬谪,主张以和而不同为特质的社会公义。同时有着突出的重众贵民的思想,认为众人之志是社会公义的体现,认为得众为贤,并给予众人以道义之高、执杀之权。《谷梁传》注重在农业生产、赋税、徭役、兵役等方面保护民生,并提出了保民而王的思想,认识到民众力量对于历史进程的深刻影响。《左传》以实解《春秋》,注重对为政思想的撰述,重视典制、任官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作用,提出了明德慎刑的为政思想,注重选贤任能,同时有着丰富的军事思想,认识到战争对于历史进程的深刻影响,并且重视武备。《谷梁传》注重治道,主张在选用贤能与亲亲之间维持一种平衡,而且注重社会分工,一方面重视国家建设,一方面也反对政府对社会正常运行的过度干预。《谷梁传》提倡兴义师,主张文教武备并重,重视对军事规律的探讨,主张兴仁义之师以征伐无道。《左传》重视对于德行的讨论,对于以公义、诚信为内容的忠信之道多有表述,对于强调忠义、爱人的仁义思想也有很多论述。《左传》还重视义利之辨,强调德义为利益之本,并且表现出义利之辨与当时社会结构变迁之间的紧密关联。《谷梁传》注重对德义的阐扬,主张忠孝之义,认为当两者出现冲突的时候当以忠义为重,并提倡复仇之义。同时高扬仁义爱人之道,在面对战国时期功利主义和强战兼并盛行的社会形势时,严防义利之辨,反对因利而败义。《春秋》学在先秦时期的形成与发展,由《左传》到《谷梁传》的顺势展开,体现了由基于共和行政的君子之德到基于王道正义的仁爱之志的发展,体现了《春秋》学在社会大变革中结出的精神果实,本质则是人文理性的爱人之道。
贾旭东[10](2020)在《《孔子诗论》综合研究》文中提出本文是对上博简一《孔子诗论》的整理性研究。论文主要分爲五部分:第一章是对《孔子诗论》形制、编联问题的研究,本章主要对简文的留白简、编联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第二、第三章是对《孔子诗论》字词的考释,本章几乎对简文的每一个关键字词都进行了详细的考释,是本文的主体部分,由於内容较多分为两章;第四章是对《孔子诗论》诗篇的认定及诗义的阐释,本章首先分析、统计出简文所涉诗篇名的数量,然後按顺序对每一首诗的诗义及内涵进行了较为详细、准确的阐释;第五章是对《孔子诗论》论诗形式及诗学思想的研究,本章着重分析了简文所蕴含的以“情”论诗、“以礼节情”等诗学思想。附录部分是论着提要及索引。《孔子诗论》相关的研究论文及着作共有五百多种,要全面搜集、了解这些论着作很不容易,为此,本文根据内容将其分为四大类,我们为每一类论着撰写了一个简短的提要,提要包括论着名称、作者、期刊名称、论文的主要观点及学术价值等内容,并附有作者、论着名索引及关键词索引。提要的目的就是为了简要介绍这些论着的内容,方便读者参考和检索。
二、中西从政道德比较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西从政道德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广雅疏证》通假关系新证(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凡例 |
上编 |
绪论 |
第一节 《广雅》与《广雅疏证》 |
一、《广雅》概况 |
二、《广雅疏证》概况 |
第二节 《广雅疏证》“通假关系新证”解题 |
一、“通假关系”相关概念界定 |
二、通假字与同源字、古今字、异体字之间的关系与区别 |
三、“新证”界定 |
第三节 《广雅疏证》研究现状回顾 |
一、王氏的音韵学、音转理论研究回顾 |
二、王氏的“因声求义”理论与实践情况回顾 |
三、“新证”研究回顾 |
第四节 研究对象、使用材料范围 |
一、研究对象 |
二、使用材料范围 |
第五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
第一章 《广雅疏证》语音关系新证概况 |
第一节 王念孙的声韵理论概述 |
第二节 《广雅疏证》中常用通假字的语音关系概况 |
一、常用通假字声韵关系概况 |
二、常用通假字中同源、通假、古今、异体、音义相近字声韵关系概况 |
三、小结 |
第三节 《广雅疏证》中不常用通假字的语音关系概况 |
一、不常用通假字声韵关系概况 |
二、不常用通假字中同源、通假、古今、异体、音义相近字声韵关系概况 |
三、小结 |
第四节 《广雅疏证》中无例证通假字的语音关系概况 |
一、无例证通假字声韵关系概况 |
二、无例证通假字中同源、通假、古今、异体、音义相近字声韵关系概况 |
三、小结 |
第二章 从“新证”看王氏的“因声求义”理论 |
第一节 “因声求义”理论溯源 |
第二节 从“新证”看《疏证》对“因声求义”的实践 |
一、从“新证”看王氏疏证连词 |
二、从“新证”看王氏疏证的虚词 |
三、从“新证”看王氏疏证的名物词 |
四、从“新证”看王氏系联的同源字 |
五、从“新证”看王氏指出的通假字 |
六、从“新证”看王氏系联的音义相近字 |
第三节 王念孙“因声求义”理论实践的得失 |
一、王氏“因声求义”理论实践的成就 |
二、王氏“因声求义”理论实践的不足 |
第三章 从“新证”看王氏的“音转”理论 |
第一节 《广雅疏证》“新证”中的异类声转研究 |
一、“新证”通假字的异类声转概况 |
二、无例证通假字异类声转分析 |
第二节 《广雅疏证》“新证”中的异类韵转研究 |
一、“新证”通假字的异类韵转概况 |
二、无例证通假字异类韵转分析 |
第三节 从“新证”看《广雅疏证》中的“转”语 |
一、常用通假字的声韵关系概况 |
二、不常用通假字的声韵关系概况 |
三、无例证通假字的声韵关系概况 |
第四节 王氏音转理论与实践的得失 |
结语 |
下编 |
表一:《广雅疏证》(含《补正》)常用通假字一览表 |
表二:《广雅疏证》(含《补正》)不常用通假字一览表 |
表三:《广雅疏证》(含《补正》)无例证通假字一览表 |
三十韵部条目索引 |
音序索引 |
引用材料简称表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3)国际视域下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概念的界定及研究分期 |
二、研究综述 |
三、研究意义和内容 |
第一章 维新运动时期(1895—1899):近代领袖观的萌生 |
第一节 圣德光绪与领袖的担当素质 |
一、“舍位忘身”的国家领袖 |
二、决策能力和执政风格 |
三、勤政态度和人格魅力 |
第二节 谭嗣同与领袖的献身精神 |
一、《仁学》中的启蒙精神 |
二、舍生变法的献身精神 |
三、“天下大同”的世界意识 |
第三节 皇帝与平民——近代领袖观的初萌 |
一、被“理想化”的国家领袖 |
二、平民领袖的最初印象 |
三、国际化考量下的近代领袖观雏形 |
第二章 流亡日本初期(1899—1902):近代领袖观的过渡 |
第一节 康有为与领袖理想 |
一、“先时人物”康有为的大同理想 |
二、康有为世界主义的当下性意义 |
三、国家思想的介入与认知转变 |
第二节 李鸿章与领袖的历史局限 |
一、相互态度:暧昧与仇视 |
二、李鸿章功过的三种局限 |
三、中江兆民的影响与“新民”领袖的召唤 |
第三节 矛盾与妥协——近代领袖观的辩证发展 |
一、保皇与革命之争 |
二、“保教”与“教不必保”的冲突 |
三、对“豪杰”态度与民国从政的非议 |
四、西式政治理论与近代领袖观的发展 |
第三章 旅居日本时期(1902—1912):近代领袖观的形成 |
第一节 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领袖——从噶苏士到克林威尔 |
一、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崇拜的缘起 |
二、塑造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形象的目的 |
三、领袖个体与国家命运 |
第二节 吉田松阴与领袖意志 |
一、梁启超心中的松阴形象 |
二、日本阳明学与梁启超对松阴思想的“误读” |
三、《松阴文钞》的核心:领袖之“诚” |
第三节 英雄与无名之英雄——近代领袖观的完善 |
一、对英雄与时势关系的早期认识 |
二、隐迹在个体崇拜下的群体期待 |
三、海外政治活动对近代领袖观发展的影响 |
第四章 归国从政时期(1912—1917):近代领袖观的演变 |
第一节 袁世凯与领袖选择 |
一、“恨袁·挺袁·讨袁”的经过 |
二、失望的批判与希望的表达 |
三、立宪夙愿之上的领袖选择 |
第二节 梁启超与孙中山的擦肩 |
一、救亡意识下的短暂认同 |
二、政治分野下的长久对立 |
三、对孙中山的评价与“三种革命”的意见分歧 |
第三节 学者与领袖——近代领袖观的主观局限 |
一、民国局势下的权宜之计 |
二、孙、梁身份差异的成因 |
三、国际视域下近代领袖观的理论极限 |
结论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4)对张君劢早晚期哲学思想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
二、张君劢哲学思想的早晚期界定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第一章 本体论的早晚期比较 |
第一节 从“精神生活”到“宇宙之理” |
一、精神生活 |
二、宇宙之理 |
第二节 从“以心为先”到“心物唯实” |
一、以心为先 |
二、心物唯实 |
第三节 从“回归形上”到“万物之有” |
一、回归形上 |
二、万物之有 |
第二章 知识论的早晚期比较 |
第一节 从“直觉主义”到“致知之心” |
一、直觉主义 |
二、致知之心 |
第二节 从“心统官觉”到“格物悟心” |
一、心统官觉 |
二、格物悟心 |
第三节 从“折衷至当”到“执两用中” |
一、折衷至当 |
二、执两用中 |
第三章 人生观的早晚期比较 |
第一节 从“自由意志”到“精微之心” |
一、自由意志 |
二、精微之心 |
第二节 从“公例之外”到“以人为本” |
一、公例之外 |
二、以人为本 |
第三节 从“玄学教育”到“理学复兴” |
一、玄学教育 |
二、理学复兴 |
第四章 道德论的早晚期比较 |
第一节 从“存心养性”到“明善求真” |
一、存心养性 |
二、明善求真 |
第二节 从“有物有则”到“穷理践德” |
一、有物有则 |
二、穷理践德 |
第三节 从“良心所命”到“造成新人” |
一、良心所命 |
二、造成新人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5)中国传统法治的基本形态——兼论今人对“为政以德”的误读(论文提纲范文)
一、中国当下学术中的德治概念———谬传久矣 |
(一)儒家文化的当代命运———曲解误读者众 |
(二)梁启超首创的“德治主义” |
(三)当下中国学界的“德治”界说及谬误 |
二、国家治理类型划分的反思 |
(一)向西求法的时代背景 |
(二)“法治观/人治观”之对立是一种杜撰 |
(三)儒家是在力求“根治”现代人所反对的“人治”弊病 |
(四)确立“德政”概念的必要性 |
三、儒家的德政理论还原———为政以德 |
(一)德政之“德”的本意 |
(二)德政之“政”的本意 |
(三)“德政”的真实样貌 |
(四)德政是中国传统法治的基本形态 |
(6)西塞罗与罗马共和末期的政治(公元前49年—前43年) ——以西塞罗书信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绪论 |
一. 西塞罗书信概述 |
二. 西塞罗书信的相关研究综述 |
三.选题依据、研究思路与文献使用 |
第一章 西塞罗与凯撒-庞培内战(公元前49年1月——公元前48年10月) |
一. 西塞罗对内战的态度 |
二. 西塞罗在内战中的立场 |
三. 西塞罗对内战的反思 |
第二章 西塞罗与凯撒独裁(公元前48年10月——公元前44年3月15日) |
一. 西塞罗等待凯撒裁决 |
二. 西塞罗的政治隐退 |
三. 西塞罗反对凯撒独裁 |
第三章 西塞罗与安东尼执政(公元前44年3月15日——11月) |
一. 西塞罗与“凯撒遇刺” |
二. 西塞罗与以布鲁图和喀西约为首的自由派 |
三. 西塞罗与执政官安东尼的政治冲突 |
四. 西塞罗与政坛新兴势力屋大维 |
第四章 西塞罗与穆提那战争(公元前44年12月——公元前43年8月) |
一. 西塞罗反对安东尼攫取山南高卢 |
二. 作为政治领袖的西塞罗 |
三. 西塞罗对行省军事将领打击安东尼的态度 |
四. 西塞罗书信所反应的政治协商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博士期间公开发表论文 |
(7)《论语》与《理想国》的政治思想比较研究 ——基于政治思维、政治秩序和政治人格三重视域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一)选题的缘由 |
(二)研究的意义 |
二、研究综述 |
(一)《论语》的研究综述 |
(二)《理想国》的研究综述 |
(三)《论语》与《理想国》的比较研究综述 |
三、研究方法与论文框架 |
(一)论文的研究方法 |
(二)论文的基本结构 |
四、论文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一)论文可能的创新之处 |
(二)论文的不足之处 |
第二章 政治思维的取向 |
一、语言对思维的导向作用 |
二、《论语》的政道思维 |
(一)“政”与“道”的起源及其意义 |
(二)“人道政为大”的政道精髓 |
三、《理想国》的政体思维 |
(一)雅典民主制激发的批判性思维 |
(二)城邦政体上下往返的逻辑循环 |
四、政治思维取向的共契与分殊 |
(一)表意与表音的语言载体 |
(二)近譬与远譬的推理方法 |
(三)本末与内外的整体方式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政治秩序的建构 |
一、人是秩序的建构主体 |
二、《论语》的礼乐秩序 |
(一)礼乐的起源及其意义 |
(二)以仁释礼的损益 |
(三)礼崩乐坏导致天下无道 |
(四)克己复礼的救世主张 |
三、《理想国》的理念秩序 |
(一)理念的来源及其作用 |
(二)善是最高的理念 |
(三)灵魂堕落瓦解了城邦秩序 |
(四)共产公有的救世主张 |
四、政治秩序重建的共契与分殊 |
(一)理想秩序的建构起点:家 |
(二)理想秩序的评价标准:和 |
(三)理想秩序的实现方式:分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政治人格的塑造 |
一、道德对人格的引领作用 |
二、《论语》的道德人格预设 |
(一)内圣外王的价值取向 |
(二)道德人格的层次 |
二、《理想国》的等级化知识人格 |
(一)理想人格的本质 |
(二)现实人格的类型 |
四、政治人格重塑的共契与分殊 |
(一)政治人格的塑造原则 |
(二)理想国家的最高主政者 |
(三)现实国家的最佳辅政者 |
(四)意识形态把被统治者属民质询为子民和公民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后记 |
(8)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章 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的产生背景 |
第一节 法制环境: 制定法体系的完备和司法改革的推进 |
一、制定法体系的完备 |
二、司法改革的推进 |
三、小结 |
第二节 地域背景: 时代最前沿、中国最开放、经济最发达的大上海 |
一、近代上海与法学留学生 |
二、近代上海与私立法政院校的发展 |
三、近代上海与律师职业团体的形成 |
第三节 学术氛围: 第二代法学家的成熟与法律教育思想讨论的兴起 |
一、第二代法学家的成熟 |
二、法律教育思想大讨论的兴起 |
第四节 个人因素: 孙晓楼本人的职业生涯与对法律教育的长期研究 |
一、孙晓楼本人的职业生涯 |
二、孙晓楼对法律教育的长期研究 |
第二章 孙晓楼关于法律教育的主要思想理念 |
第一节 对民国大学教育批评及改进意见 |
第二节法律教育之意义: “有关于国家法治的前途” |
一、中国古代法律教育: 现代法治的缄默之地 |
二、乱象丛生的民国法律教育呼唤系统的法律教育研究 |
三、办出高水平的法学教育: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的必由之路 |
第三节 法律教育之目的: “为国家培植法律人才” |
一、法治意识与法律人才: 实现国家法治的基础和关键 |
二、法律人才之要件: 法律学问、法律道德、社会常识 |
三、改进和完善国民政府时期的法律人才培养 |
第三章 孙晓楼关于民国法律教育的制度设计 |
第一节 改善中国的法律教育: 借他山之石以自立 |
一、法律民族化的检讨 |
二、大陆英美法律教育之比较借鉴 |
第二节 法律教育的一个新制度: “理实并重制” |
一、“理实并重制”法律教育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
二、“理实并重制”法律教育思想的系统内涵 |
三、“理实并重制”法律教育思想的历史进步性 |
四、小结 |
第三节 法律研究方法之转变趋势 |
一、各法学派研究方法的不同 |
二、从理论的研究到实际的研究 |
三、从狭义的研究到广义的研究 |
四、从分析的研究到功用的研究 |
第四节 法律课程编制之研究 |
一、法律课程编制应遵循之原则 |
二、法律学校应添设之三门学课 |
三、一份理想的法律课程表的出炉 |
第四章 孙晓楼关于法律人才培养的质量控制 |
第一节 人才培养质量的初始环节: 从把控入学门槛开始 |
一、未进法律学校之前应修习之基本科目 |
二、限制学生人数、提高入学资格以“培植完善的法律人才” |
第二节 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 高水平的专任教授 |
一、难以以身许学的教授充斥社会 |
二、“崇养国士式的教授以做青年的矜式” |
第三节 人才培养质量的支撑保障: 法律学校应有之设备 |
一、法学图书馆 |
二、模型法庭 |
三、讨论室 |
四、法律救助社 |
第五章 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的实践展开 |
第一节 东吴法学院鲜明的教学特色 |
一、比较法教学 |
二、常态化开设模型法庭 |
第二节 法律夜校人才培养和东吴法学院研究生教育 |
一、法律夜校人才培养之改进 |
二、法律研究院之添设 |
三、开创中国法学研究生教育先河的东吴法学院 |
第六章 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的价值 |
第一节 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的学术价值: 与同时期主要法学家比较 |
一、关于法律教育目的的探讨 |
二、关于法律人才观的探讨 |
三、关于法律课程编制的探讨 |
四、关于法律学校教授的探讨 |
五、关于法律学校设备的探讨 |
六、对待比较法的态度 |
第二节 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的历史价值 |
一、继承与革新: 对第一代法学家的法律教育思想 |
二、启发与采纳: 对国民政府法律教育政策的作用和影响 |
三、执教与执掌: 在“南东吴,北朝阳”的法律教育实践 |
第三节 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及其局限性 |
一、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 |
二、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的局限性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9)先秦时期《春秋》学思想观念研究 ——以《左传》、《谷梁传》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一)选题缘起 |
(二)研究意义 |
二、研究综述 |
(一)关于《春秋》学的研究 |
(二)关于孔子与《春秋》的研究 |
(三)关于《左传》的研究 |
(四)关于《谷梁传》的研究 |
(五)关于《春秋》三传的研究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第一章 《春秋》学的形成与历史展开 |
第一节 鲁《春秋》 |
一 书法义例 |
二 《春秋》的结构 |
三 《春秋》德义之维 |
第二节 孔子与《春秋》 |
一 崇学 |
二 明志 |
三 尊礼 |
四 贵德 |
五 获麟 |
第三节 《春秋》学的历史展开 |
一 《左传》 |
二 《谷梁传》 |
小结 |
第二章 对斯文之道的继承与发展 |
第一节 《左传》以史通《春秋》 |
一 《左传》的体裁 |
二 表述志意 |
三 藉事明义 |
第二节 《谷梁传》以义释《春秋》 |
一 明志意 |
二 重古道 |
三 尊鲁学 |
四 倡周道 |
小结 |
第三章 对相系相维的天人之道的追求 |
第一节 《左传》人文化成的思想 |
一 天人之际 |
二 德以定命 |
第二节 《谷梁传》道通天人的思想 |
一 道通万方 |
二 贞顺性命 |
小结 |
第四章 对平正和谐的礼义之道的追求 |
第一节 《左传》尊礼制的思想 |
一 社会体制 |
二 运行机制 |
三 内外、华夷之道 |
第二节 《谷梁传》正礼义的思想 |
一 尊尊 |
二 正继嗣 |
三 亲亲 |
四 男女之别 |
五 存中国 |
小结 |
第五章 对重公贵民的王道之义的追求 |
第一节 《左传》的共和思想 |
一 共和之义 |
二 人本思想 |
第二节 《谷梁传》的王道思想 |
一 倡公义 |
二 重民本 |
小结 |
第六章 对保国安民的治世之道的追求 |
第一节 《左传》明政事的思想 |
一 重典制 |
二 明德慎刑 |
三 任贤与亲亲 |
四 善武略 |
第二节 《谷梁传》重治道的思想 |
一 选贤任能 |
二 社会分工 |
三 兴义师 |
小结 |
第七章 对高贵诚正的人伦德行的追求 |
第一节 《左传》尊德行的思想 |
一 忠信 |
二 仁义 |
三 义利之辨 |
第二节 《谷梁传》明人伦的思想 |
一 忠孝 |
二 仁义 |
三 敬让 |
四 义利之辨 |
小结 |
结语 |
一 变革与损益 |
二 由共和行政到王道正义 |
三六 艺诸子与经史之学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10)《孔子诗论》综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凡例 |
绪论 |
一、上博简《孔子诗论》概述 |
二、《孔子诗论》研究综述 |
(一)竹简的形制与编连问题 |
(二)文本考释 |
(三)诗篇认定与诗义阐释 |
(四)诗学思想研究 |
第一章 《孔子诗论》形制、编联问题研究 |
一、《孔子诗论》形制问题研究 |
(一)《孔子诗论》的形制问题 |
(二)《孔子诗论》竹简现状分析 |
二、《孔子诗论》“留白”问题研究 |
(一)1号简的处位 |
(二)留白简与竹简的编联原则 |
(三)留白简的“留白”原因讨论 |
三、《孔子诗论》的编联与缀合 |
(一)各家编联意见汇总 |
(二)本文编联方案 |
(三)本文分章及释文 |
第二章 《孔子诗论》文本考释(上) |
一、关雎组 |
二、葛覃组 |
三、木瓜组 |
四、柏舟组 |
五、东方未明组 |
六、墙有茨组 |
第三章 《孔子诗论》文本考释(下) |
七、十月组 |
八、宛丘组 |
九、皇矣组 |
十、总论组 |
第四章 《孔子诗论》诗篇认定及诗义阐释 |
一、《孔子诗论》篇名的认定 |
(一)原本未释或误释的诗篇名 |
(二)归属有分歧的诗篇名 |
(三)简文所涉诗篇名汇总 |
二、《孔子诗论》诗义阐释 |
(一)《国风》类 |
(二)《小雅》类 |
(三)《大雅》类 |
(四)《周颂》类 |
第五章 《孔子诗论》论诗特点及诗学思想研究 |
一、《孔子诗论》的论诗形式和特点 |
(一)《孔子诗论》的论诗形式 |
(二)《孔子诗论》的论诗特点 |
二、《孔子诗论》诗学思想研究 |
(一)简文以“情”、“性”论诗 |
(二)简文“以礼节情”的论诗思想 |
(三)简文“情”与“志”的关系论述 |
附录一 《孔子诗论》论着提要 |
凡例 |
一、编联、形制类 |
(一)编联类 |
(二)形制类 |
二、字词考释类 |
三、文本思想类 |
(一)诗篇认定、诗义阐释类 |
(二)诗学研究类 |
四、其他类 |
(一)简文作者类 |
(二)综述类 |
附录二 论着提要索引 |
一、作者、论着名索引 |
二、关键词索引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四、中西从政道德比较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审视重建:“六艺之学”的演进与学校知识现代转型[D]. 郑丹. 江南大学, 2021
- [2]《广雅疏证》通假关系新证[D]. 韦婷. 吉林大学, 2021(01)
- [3]国际视域下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研究[D]. 董俊.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4]对张君劢早晚期哲学思想的比较研究[D]. 李庆海.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5]中国传统法治的基本形态——兼论今人对“为政以德”的误读[J]. 鄢晓实. 宏德学刊, 2021(01)
- [6]西塞罗与罗马共和末期的政治(公元前49年—前43年) ——以西塞罗书信为中心[D]. 段红玉.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7]《论语》与《理想国》的政治思想比较研究 ——基于政治思维、政治秩序和政治人格三重视域的考察[D]. 王继奎. 吉林大学, 2020(01)
- [8]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研究[D]. 徐刚. 扬州大学, 2020(04)
- [9]先秦时期《春秋》学思想观念研究 ——以《左传》、《谷梁传》为中心的考察[D]. 黄宁宁. 西北大学, 2020(07)
- [10]《孔子诗论》综合研究[D]. 贾旭东. 吉林大学, 20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