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国初期的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论文文献综述）
董鹏林[1]（2021）在《人民政协界别演进与优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民政协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中唯一由界别组成的政治组织,其性质定位和功能优势都需要依托界别才能得以良好实现。界别是组成人民政协的基本单位,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制度产物,在中国制度体系中独树一帜,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制度意义。随着新时代国家治理复杂性的日益增长,基于界别组成的人民政协具有应对国家治理复杂性日益增长问题的制度优势,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彰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不断赋予人民政协新定位新使命,开始深度挖掘人民政协界别制度所蕴含的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基于此,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明确规定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具体步骤,提出了界别优化的问题,足见人民政协界别问题的重要性。既然人民政协界别制度蕴含着丰富的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为什么其仍面临社会影响力偏弱,社会认同感不足等问题呢?其原因是复杂的。由此,从其生成演进的历史进程、理论渊源和实践经验、面临的问题与不足等方面来全方位认识和把握人民政协界别相关问题也就显得尤为重要,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意义。界别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当前学术界在中共中央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支撑的基础上,采用政治学、社会学和组织学等学科的理论工具对界别问题进行了丰富的深具启发性和前瞻性的研究,为实现界别进一步优化,推进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发挥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为进一步深化界别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思路和理论资源。尽管如此,学术界对人民政协界别问题仍存在认识不清、论述不透,解释力不足的问题。本文运用系统分析方法、质性研究方法、制度比较方法等方法,对人民政协界别的基本内涵、理论基础、历史演进、面临的不足与优化对策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在强调系统全面的同时也注重针对性,以此来加深社会对人民政协界别制度价值和制度优势的认识和理解。具体而言,论文在结构安排上主要如下:第一章绪论。主要介绍本文的选题背景与价值、国内外关于人民政协界别的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和方法、创新之处等内容,为本研究的开展奠定了基础。第二章人民政协界别的基本内涵。首先论述人民政协界别的相关概念,如职业代表制、统一战线、协商民主、人民政协以及界与界别等几个概念,为认识界别问题提供良好的理论视角;其次论述人民政协界别的基本特征,主要包括基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产生的政治上的包容性、设置上的平等性、组织上的精英性与运行上的协商性等几方面特征。之后论述人民政协界别的结构与功能,人民政协界别的差序结构有助于政治吸纳、政治社会化以及政治协调等方面的功能。这就对人民政协界别有了一个直观和整体的认识与印象。第三章人民政协界别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中的相关思想,如统一战线思想、政党理论、人民政协思想与人民民主思想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相关思想,如和同思想、中庸思想、仁政思想和天下为公思想等。第四章人民政协界别的演进历程。基于人民政协界别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制度产物的学术判断,将在鸦片战争后产生的“合群”思想作为人民政协界别制度开始萌发的起点。由此可分为,人民政协界别的生成阶段（1840-1948）,确立与曲折发展阶段（1948-1978）,巩固与发展阶段（1978-2012）,快速发展阶段（2012至今）等四个阶段,这表明了界别制度的内生性。其经历了一个长期探索与酝酿而厚积薄发的演进过程,是中国人民的重大制度创造,不仅在中国具有重要制度意义,同时具有世界性的意义。第五章人民政协界别历史演进的逻辑、特征与经验。本章是由第四章衍生出来的,是对第四章人民政协界别历史演进的深入分析,主要分析了历史演进的内在逻辑,也就是推动界别历史演进的主要动力;界别历史演进的主要趋势与主要经验。以此为认识界别面临的问题,提出优化路径奠定基础。第六章新时代人民政协界别面临的不足与优化路径。主要论述人民政协界别面临的问题,包括社会影响力不足、界别设置重叠交叉、界别委员身份认同感不强、界别履职实效性不足等问题。为此,提出优化界别的主要原则,要处理好一元与多元、吸纳性与代表性、扩大政治参与和实现政治稳定三个方面的张力,将这些张力保持在合理范围之内,保证界别制度优势的充分发挥。在此基础上,提出界别优化的具体策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扩大政协界别的社会影响力,调整与优化政协界别设置,改善界别委员结构与履职效果,建立健全界别履职常态化机制平台等几个方面优化策略。本文的创新观点有:一是提出人民政协界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制度成果,是对各类民主制度实践经验的集大成的结果。二是人民政协界别呈现出差序结构,具有政治社会化、政治吸纳与政治协调的功能。三是人民政协界别历史演进是在统战逻辑、资政逻辑和社会逻辑等三重逻辑的互动共构之下实现的。总之,本文立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运用政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工具来系统研究人民政协界别,丰富了人民政协界别的研究成果,为推进人民政协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提供了理论参考。
李文静[2]（2020）在《1949-1982年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及其经验启示研究》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中国共产党对法治本质、价值、地位和作用的认识,直接决定着法治在中国的命运。新中国法治建设的实践始终贯穿着一条清晰的主线,即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推进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最重要的主体,其对法治的认知程度与定位,深刻影响着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本文以1949-1982年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为主要研究对象。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呈现出U字型的演变轨迹:从建国初期的良好开端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曲折转向再到改革开放初期逐步回到正轨。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视角,以正式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献、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选集、文选、年谱、传记等为基础,以这一时期颁布的重要法律文本、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法治事件为切入点,力求清晰勾勒出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演变轨迹,总结蕴含其中的法治认识成果,探讨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发生嬗变的原因、经验教训与当代启示等问题,以期为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法治的领导,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加快建设法治中国提供学理支撑。本文除引言和结语外,正文为三个部分,共七章。其中,第一部分（第一、二章）是论文的基础,主要阐述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理论基础、思想资源和历史前提;第二部分（第三、四、五、六章）是论文的核心内容,主要分析1949-1982年间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第三部分（第七章）是论文的落脚点,总结和概括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经验、教训和当代启示。引言阐明论文研究的意义;对论文的核心概念——法治进行科学界定,分析法治与人治、法治与法制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使论文的研究建立在科学性与规范性的基础之上;对国内外学界相关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和评述。已有研究成果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借鉴,而已有研究不足又印证着本文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所在,成为论文研究的新的生长点。第一章阐述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理论基础与思想资源。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建立在前人对法治认识的基础之上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最根本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对法的根源、本质、职能的认识、列宁在领导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法治建设的实践中所形成的对法治的认识,是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最直接的理论来源。中国传统法治思想、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法治思想、西方现代法治思想则是党对法治认识重要的思想资源。第二章考察分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基本脉络和主要成果。这一阶段党对法治的认识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对法治认识的重要历史前提。本章遵循中共党史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期,将党对法治的认识分为土地革命战争阶段、抗日战争阶段和解放战争时期三个历史阶段,总结概括了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成果。从三个历史时期的认识成果来看,既体现着围绕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任务,法治要为巩固革命成果、维护革命秩序、促进革命胜利服务的共性,同时又体现着特性,即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结合新的实践背景,又形成了对法治认识的新成果。第三章考察分析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基本脉络和主要成果。新中国成立之初,巩固新生政权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中心任务。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主要是围绕为巩固新生政权提供法治保障为出发点的。本章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的制定和司法改革运动等具有代表性的重大法治事件为切入点,概括总结出这些重大法治事件所体现的一切从实际出发,民主立法、科学立法原则、法贵在行的理念以及司法要坚持阶级立场和人民立场等认识成果。这些认识成果表明,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在治国理政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是清醒的。第四章考察分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基本脉络和主要成果。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主要是围绕为“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提供法治保障为逻辑起点的。本章主要以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法治事件: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召开、新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宪法的制定、中共八大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方针的提出等为主要研究对象,概括总结出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成果。从整体来看,这三大法治事件分别为社会主义法治奠定了制度根基、筑牢了法律体系基石、提供了根本遵循,搭建起社会主义法治大厦的“四梁八柱”,为推动社会变革提供了法治保障,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法治本质要求的正确认识与把握。第五章考察分析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至“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基本脉络及其发生曲折转向的原因。本章在深入挖掘史料的基础上,概括总结出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历史时期尤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中对法治的认识成果,深刻剖析了党对法治认识之所以发生曲折转向的原因。总体上看,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是正确与错误两个发展趋向的互相交织,即便是在错误发展趋向压倒正确发展趋向,致使社会主义法治进程几近中断的“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也并未完全抛弃宪法和法律,也曾希望通过法治的力量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通过丰富的史料和严密的论证回应历史虚无主义的挑战。第六章考察分析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基本脉络和主要成果。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认真总结反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法治的认识也由此逐渐回到正确轨道。本章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两案”的审判、“七八宪法”和“八二宪法”的制定等具有代表性的重大法治事件为主要研究对象,概括总结这些重大法治事件所彰显的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成果,这些认识成果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法治在治国理政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与把握,为开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新篇章奠定了坚实的思想认识基础。第七章分析总结1949-1982年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经验及启示。提出了坚持党对法治的领导,正确认识和处理党的领导与法治的关系;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准确把握法治国情;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正确认识和处理民主与法治的关系;坚持以开放的态度对待人类文明成果,重视法治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四点经验及启示。结语在总结全文内容的基础之上得出了四个方面的结论,并对今后的研究工作作出了进一步的展望。
李永娜[3]（2020）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研究（1949-1956）》文中研究说明作为国家的一种软实力,国家认同能把整个国家共同体中的单个个体团结起来,对于维系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保障多民族国家的稳定,促进国家的繁荣昌盛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创造了最重要的政治前提,宣告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已经到来。1949年到1956年是各民族人民对新中国产生国家认同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内,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实施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获得了广大人民真诚地支持和拥护。政治民主、社会稳定、经济得以恢复并发展的新中国获得了广大民众的高度认同,全面深入地探究这一时期少数民族国家认同建设的经验,既有助于深化和丰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国家理论,又能为增强国民的国家认同感以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重要的启示。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王朝统治时期的国家认同是“大一统”特色的古典国家认同;发展到近代社会,中华民族意识由自在状态向自觉状态转变,中华民族意识逐渐觉醒,中国的国家认同逐渐向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认同转变,这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密不可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整合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增强了中国各个民族之间的凝聚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得以建立,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统一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少数民族对新中国的国家认同意识在异常艰难的国内外环境下开始萌芽、生长与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面临着十分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企图通过实行强硬的对华政策,即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的政策,从根本上搞垮新中国。在国内,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相互交错,纷繁复杂,少数民族地区更是面临着民族分裂势力猖狂,政治参与冷漠、文化认同狭隘模糊等问题,为此需要从国家整体层面审视少数民族地区的地理特殊性、文化特异性、政治归属性和利益整合性,为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提供可能性。在错综复杂的现实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推进了剿匪反霸工作,稳定民族地区社会秩序;进行了民主建政工作,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各级政权机构,创造性地实施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障了各民族的平等权利;积极疏通了民族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民族隔阂;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干部,更好地实现了少数民族人民的当家作主。各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得到了应有的保障,少数民族群众的积极性得到了充分地发挥,为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提供了政治保障。与此同时,党和政府还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了一系列经济政策,“慎重稳进”地实行土地改革,改良农具和农牧业生产技术,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业建设,开展了少数民族地区的贸易工作,制定了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财政和税收优惠照顾政策,为少数民族人民的国家认同夯实了经济基础。除此之外,党和政府还积极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建设以满足少数民族群体的主观需求和现实需要,加强了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针对各种错误思想开展针锋相对的批判,广泛开展了民族团结教育,积极营造国家认同的舆论氛围,保障少数民族群众宗教信仰自由,为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架设了坚实的文化支撑。总的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在进行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培育并筑牢了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对国家的归属感、自豪感和忠诚感,使少数民族群众对新中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知、产生了对新中国强烈的认同情感。这种成就的取得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民族平等团结的原则、毫不动摇维护民族团结与祖国统一、坚持各民族共同繁荣、千方百计帮助少数民族促进经济的发展、大力发展民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实现少数民族群众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的全面提高等经验密不可分。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建设波澜壮阔,回顾这一时期党和国家的民族工作面临的种种挑战、采取的有力举措,并总结其取得的宝贵经验,为我们今天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建设必须准确把握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必须正确认识我国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奋斗目标,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旗帜,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并用法制来保障民族团结。
孙延青[4]（2019）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文中研究说明基层政权作为国家政权的基础,承载着国家管控基层社会、关爱基层民众的重要使命。中国自宋朝开始“王权止于县”,形成了传统“皇权—绅权”二元权力控制型社会。但近代以降,传统社会在内外交困中开始陷入全面危机之中。发端于清末新政以来国家现代化基层政权重构实践从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一直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在“自治化”与“行政化”的路径选择中,在由“无为”转向“有为”的历程中,国民政府力主推行“乡闾保甲”、“新县制”等举措,但不仅未能完全实现国家权力的下延,相反在攫取资源过程中进一步造成农村社会“内卷化”。而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方面将马克思列宁国家政权学说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对基层政权建设理论进行摸索。另一方面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基层政权实践探索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建政经验。1949年8月湖南省长沙专区获得了和平解放。在此过程中国家并未“用完成革命的力量来非程序地、权威式”的渗入社会的各个角落,社会情况较为复杂。从1949年到1954年间,中共长沙地委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及湖南省委领导下,历时五年,立足于“行政化”路径下的“党治国家”模式,通过诉诸于“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核心的国家权力下延,对专区基层政权进行建构,实现了近代以来历届政权的未竟之业。在“政党下乡”过程中,通过培养基层干部、健全党委制度等“内部耦合”方式,实现了“政党”这一内生性权威从无到有的建构与渗透。长沙专区高度重视干部选拔、培养和整训工作。一方面通过采取审查甄别、建立学习机制、干部整风举措及开展“三反”等运动,选拔和培养了大批基层干部,提高了干部的素质和思想觉悟,整顿了工作作风,奠定了干部组织基础。另一方面在党组织建设方面则通过“审查党员”、“公开建党”、“整党建党”等举措,健全了党委机构,纯洁了党的组织,发展了党员,实现了党组织权威在乡（镇）乃至村级的确立。伴随着基层干部的“党员化”,基层干部和党员的有机契合保证了中共的坚强领导。在“政权下乡”过程中,中共长沙地委相继进行了以“接管建政”、“废除保甲”、“土地改革”和“人民普选”为核心的基层建政运动。力图以“外部嵌入”方式实现对专区基层政权组织和外延性权威的破旧立新。这既是持续的建政步骤,也是逐步完善的过程。四个阶段之间相互协同衔接,呈现出明显的步骤性和系统性。具体而言,长沙专区成立后,在“接管建政”历程中,实现了县级、区级政权的接管和建制。在随后以“废除保甲”为核心的建政运动中,主要通过开展“武装剿匪”、“支前筹粮”、“双减退押”运动,破除了地方军事权威及政治权威,延续千年之久的保甲制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在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运动中,破除了经济权威乃至文化权威。与此同时,通过在运动中启发民众政治觉悟和参政意识,民众在认识自身力量的基础上,逐步成立了农民协会、青年团、民兵、妇联等群团组织,实现了对民众基础的重塑和改造。最终在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运动中,通过召开乡人民代表大会与建立乡人民政府,建构了以贫雇农为核心的地方基层民主政权,确立了以乡（镇）为核心的基层政权。最终伴随着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发,新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的结构和职能获得了制度性安排和法理保障。长沙专区完成了以“乡（镇）”为主体的基层政权建设历程,乡村权力结构和乡村社会乃至基层民众也实现了权势转移。在这一系列“短平快”的运动治理方式主导下,长沙专区在破除旧有基层政权和权威的基础上,实现了以“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标志的基层政权的合法性重构,完成了自清末以来国家政权的下延和权威重塑历程。而民众在建政改造的过程中逐步被纳入到“党、政、群、团”等组织中来,专区的执政基础更加牢固。但这种基于国家偏好的选择性建构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对乡村简单化和片面化认知,延续千年的传统乡村模式在“布新”和“除旧”中被批判而被“他者化”,对农村传统社会产生巨大的冲击。本文选取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湖南省长沙专区为个案研究,在占有广泛档案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方法,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历程进行全景式描绘,力图梳理出中共长沙地委对农村基层政权的逐步控制和重塑过程,进而考察分析中共由革命党走向执政党的建政运动模式和内在治理逻辑。不仅有利于拓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视域,进一步增强学界对于农村基层政权重构研究的广延性,同时通过总结建政历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对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社会主义实践提供资鉴价值。
赵兴银[5]（2019）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研究》文中研究表明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由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转变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的政治地位、中心任务和面对的环境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面对这一重大的历史转折,党主动适应社会变革带来的新任务新要求,积极领导和推动了全国范围的社会变革。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引下,主动适应国内外形势发生的新变化,抓住历史发展的潮流,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实践中努力探索执政条件下党的群众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新举措。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在七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在没有全面执政经验的前提下,短时间内取得了一系列伟大的建设成就,根本原因在于各项事业的发展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在经济社会发展极为落后的条件下,党始终能把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紧紧依靠人民,作为战胜一切困难、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先决条件,并为此作出了持续的、不间断的努力。在初建政权的特殊时代背景中,中国共产党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不动摇、不走样,明确了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后的历史方位,在此基础上成功实现了工作任务的转型和工作方式的转变,并在艰难的转型中积累了宝贵的工作经验,为推动新中国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本文立足1949年至1956年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从多个层面、多个视角探究和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工作实践,并结合相关问题的研究,分析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巩固政权、化解危险、领导建设和发展等方面的实践经验,为开辟新的历史条件下群众工作的新境界,做好群众工作提供了有益借鉴。本文共分七部分,各部分主要内容如下:绪论主要分为五个部分内容,分别为:一、论文选题的背景与依据,包括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二、目前研究现状分析,包括国内研究现状、国外研究现状分析以及对现有研究成果的分析和评价;三、相关概念界定,主要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时间界定、“群众”内涵的界定、“群众工作”“群众运动”、“党群关系”等概念的界定;四、主要研究方法;五、研究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等。正文部分分六章进行了详细阐述,具体如下:第一章论述了党的群众工作的理论依据。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关于“人民群众”的论述,确立了党的群众工作的理论基础;二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明确了执政党建设与群众工作之间的关系,为党的群众工作的开展明确了方向;三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理论,奠定了群众工作的社会理论基础。第二章对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的历史进行了考察。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依靠各阶级、阶层的广大人民群众成长、发展、壮大起来的政党,其群众工作的好与坏、成与败,直接影响并决定了这个政党的生命力的存续与发展。本章通过对民主革命时期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的具体实践的历史考察,对各个历史时期党在开展群众工作方面的经验和有效做法的系统总结,进一步明确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群众工作与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群众工作之间的继承性和连续性,进一步为当前如何做好新时代党的群众工作提供了思路借鉴和方法指导。这一章共分五个部分,分别是: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的初步探索;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积极发展;抗日战争时期的有力推进;解放战争时期的全面收获;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的经验与启示。第三章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群众工作的社会背景。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的思路和举措,其内在的逻辑思维和工作方式都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密切的联系。因此,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群众工作的实践,必须充分认识和把握这一时期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各个阶层社会心理发生的变化。这一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立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客观的条件,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实践进程实现了有机融合。党的群众工作的对象是一个复杂的群体,这个群体在几千年的传统封建社会中形成了较为稳定和牢固的社会心理。这种复杂的社会心理带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即使在社会发生重大转型后,群众对社会的认识水平和认可度仍然会用传统的视角来看待新事物、新现象。因此,本章首先对不同社会群体,包括工农群众、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心理变化进行了具体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明确了党围绕不同社会群体社会心理的变化,坚持与时俱进的原则对群众工作政策进行了调整,实现了群众工作方式方法上的转变。第四章重点回顾并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的实践进程。群众工作的开展需要具备一定的历史条件,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群众工作是在相对比较特殊的时代条件下推进的。处理好执政党与各阶级阶层的关系,反映到群众工作的目标和要求上来,就要通过具体的工作实践在党的政策层面进行调整。本章通过党的群众工作的内在运行机制、内在监督机制、内在长效机制三个方面对党的群众工作实践机制建设进行了具体阐述。在此基础上,党的群众工作方法围绕机制的建设也随着发生相应的变化。第五章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群众工作的价值意蕴。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一个关键的时期,这一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的实践为党完成执政任务、实现执政目标发挥了重要作用。总体而言,本章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群众工作的研究,认为这一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的实践为执政条件下完成党的工作任务、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践行党的宗旨意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等方面提供了动力保障、建设思路、实践标准,并在此基础上积累了经验,明确了目标和要求。第六章论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群众工作的现实启示。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群众工作,关键要为当前做好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提供值得借鉴的经验和启示。本章前三部分分别从群众工作应探索其规律性,把握特点,研究方法,做到因时因势而异;群众工作的实践应在丰富党的群众路线的内涵中体现时代性;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应成为党的群众工作始终秉持的核心价值理念,三个方面论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群众工作的历史经验。第四部分论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群众工作的当代启示,通过对党的群众工作的时代背景、具体举措、历史价值和实践经验的分析,指出对当前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加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重要启示。结语部分主要总结了本文研究成果,并为下一阶段的研究工作提出思路及方向。
孙冲亚[6]（2019）在《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对统一战线工作的探索与实践研究》文中提出建国初期,国民党仍然有数百万部队盘踞在中国西南地区,约有7000万西南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待着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将他们解放。在当时,“西南问题至为复杂”,突出表现为政治局势错综复杂、经济文化发展落后和民族矛盾异常突出等等,时刻威胁着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作为党在西南地区的主要领导人,邓小平深刻认识到要想从根本上稳定西南局势,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进而保障西南民众的基本生活,单靠党的几十万干部和人民军队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通过党的重要法宝,即利用统一战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力量。由此,为了更好地担负起党和人民交付的历史重任,促使西南各项工作驶入稳定发展的轨道,邓小平高度重视发挥统一战线凝心聚力的作用,他在贯彻党的统战理论和统战政策的前提下,率领西南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统一战线工作。需要注意的是,邓小平对党的统战理论和统战政策的运用并不是机械地、僵化地,而是在深刻认识统一战线实质内涵、基本原则和任务要求的基础上,将统一战线原理同西南地区的实际情况紧密地结合起来,从而体现了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高度灵活性和适应性特征。本文基于历史视野的研究方法,通过对邓小平主政西南期间所领导开展的统战工作进行深入研究,包括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所依托的理论依据和现实要求;邓小平对统一战线工作在理论上进行的深刻探索;邓小平在西南实践中对统一战线工作进行的纵深推进;邓小平在领导统一战线工作时表现出来的独特理论品格;邓小平领导的统战工作的历史贡献和当代启示等等,进而呈现出统一战线在大西南各项建设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历史地看,邓小平在主政西南时期开展的统一战线工作,为迅速改变西南地区的混乱局面掌握了力量源泉,也为有力推进西南地区的解放、改造和建设事业奠定了社会基础。从更深远的历史意义看,邓小平在此期间对统一战线工作进行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推进,不仅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为邓小平统战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他在开展统战工作时所具有的政治原则性、策略灵活性和实事求是等特征和品质,还为新时代党的统战工作提供了历史启示。总之,深入研究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进行的富有创造性的统战活动,探寻至今仍然闪烁着真理光辉的思想因子,对于巩固和发展新时代的统一战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心聚力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白晓飞[7]（2019）在《四川省新津县的抗美援朝民众动员考察（1950—1953）》文中指出自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就密切关注着战局进行情况。1950年10月,中共中央正式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之后,为赢得战争的胜利,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开始在全国进行大规模的动员活动。这种动员是一种渐次开展,逐步深入直到全民参与的过程。首先是中央的总体安排,然后在此基础上,动员逐步由中央深入和扩展到各级政府和民众之中。在四川省的抗美援朝民众动员中,四川人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在爱国心的推动下,提供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新津县的抗美援朝民众动员就是在此种背景下展开的。刚解放时的新津同四川其他县市一样,政局不稳、形势严峻。就是在此形势下,中共新津县委和人民政府,依靠人民,渐次开启了抗美援朝的民众动员。这种动员同建国初期的各种改革和运动相互交织、相互配合,在不同的时间节点展开。就民众动员而言,中共新津县委和人民政府响应国家和上级党政机构的号召和要求,展开相关工作。它成立民众动员的机构、组织相应的人员、利用适当的经费,从动员的内容、形式、方法上不断深入。在动员过程中,各社会集团人民参加或者参与了形式多样的运动:如,签名运动、订立爱国公约运动、捐献运动、增产运动、参军运动等。新津县抗美援朝民众动员的特点是鲜明的、成效是显着的、影响是深远的。作为新解放区的新津县在进行民众动员过程中,展示了不同于老解放区的特点,表现为交叉综合性和物质激励重于思想激励。在民众动员的成效上,新津县抗美援朝民众动员体现在多个方面:工农商业产值都出现了增长,为抗美援朝战争提供了支持;农民顺利分得了土地;松散无序的民众被组织了起来;中共新津县委和人民政府建立了自己的宣传网,一支有力的宣传队伍成长了起来;人民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向心力逐渐增强;民众普遍受到了新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广泛教育;社会各阶层及其地位得以重塑,大大突显了抗美援朝军人及家属的地位;社会治安好转,社会秩序由紊乱趋向稳定,中共新津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对社会控制与管理的能力明显增强。当然,新津县的民众动员活动并不是完满无缺的,这体现在动员工作出现简单化倾向,还体现在一些人对待动员的消极观望态度上。
林木[8]（2019）在《中国共产党对沈阳城市的接管和改造研究（1948-1952）》文中研究说明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城市先后解放,中国共产党陆续接管和改造这些城市。作为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的初次探索,其不仅是巩固革命成果与支援前线战争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与建立民主政权的关键问题,因而意义重大。沈阳作为东北最大城市,具有政治色彩浓厚、工业经济发达与地理位置优越等优势,自近代以来一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而代表性强。因此,论文研究1948-1952年中国共产党对沈阳城市的接管和改造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理论上有助于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城市思想与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思想,总结和归纳中国共产党接管和改造城市的一般规律;实践上有助于提高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城市治理能力与水平,解决新时代中国城市发展面临的新问题与新挑战。论文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综合运用历史学、城市学、政治学与经济学等理论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文献研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与多学科交叉等研究方法,系统研究中国共产党接管和改造沈阳城市。首先,追溯了中国共产党接管和改造沈阳城市的理论基础与经验借鉴;其次,考察了中国共产党接管和改造沈阳城市的历史背景与条件准备,并梳理其具体过程;最后,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接管和改造沈阳城市的成效与经验,并总结其历史作用与现实启示。沈阳城市的接管和改造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成功范例。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城市思想,另一方面结合沈阳具体实际,批判继承已有东北城市接管经验,并吸收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即近代沈阳城市管理经验和苏美城市管理经验。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克服重重困难,按照“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原则,对沈阳政权、经济、文化、市政和社会系统分别进行接管和改造,并取得显着成效,为人民带来福祉,证明其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不仅能打破旧世界,还能创造新世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其成功经验就在于制定并执行正确的城市政策,派遣纪律严明且训练有素的城市干部,妥善处理城市各阶级阶层之间的关系以及接管城市与经济建设同时并举。沈阳城市接管和改造的顺利完成,为支援解放战争及抗美援朝战争贡献力量,为实现沈阳由消费型向生产型城市转变奠定基础,为推动东北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创造前提,更为接管和改造全国其他城市提供范例;对当前推进中国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样给以启迪。
金子求[9]（2017）在《1953-1954年江苏省普选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新中国首次全国普选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的一个重要前提。以往的相关研究,大多集中于对普选过程及其政治动员的探讨,而较少从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等历次政治运动和中共在过渡时期一系列政策对普选的影响这一角度,考察中央的普选政策在地方落实的具体情形。本文的研究主要运用第一手档案材料,考察建国初期复杂政治情况下,中央关于选举权判定、选举代表的标准及普选中的基层干部政策在江苏普选中的落实情况,探讨普选在当代中国政治建设中的地位。实行普选,召开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政府是中共既定的建政目标。中央的最初设想是在1953年春夏之间召开人民政协的第二次全体会议,而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推迟到三年以后召开。中央最终决定在1953年实行普选,一方面与第一届全国政协即将期满,中央考虑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进行新调整有关,另一方面,斯大林的建议进一步促成了中央关于1953年实行普选的决定。普选的核心是人民民主。中央要求全国基层选举必须在深入动员的基础上,吸引选民自觉地热烈地参加选举,但各阶层民众对普选的态度与中央的预期存在很大差距:农民、工人、科学界不关心普选;资产阶级、民主人士怀疑普选是假民主;基层干部欲趁普选“换班”;相反,地主、反革命分子反而关心自己有无选举权,一部分人民对于选举却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为此,各地通过广泛深入的普选动员,使参加选举的选民达到了选民总数很高的比例。地方的普选是对中央关于普选原则的落实。中央在公布选举法之初即宣称:新政权的普选不同于清末以来的历次选举,也要与欧美资产阶级的选举有别,普选是一场人民内部的民主运动。但建国初期政治情况复杂,民主选举的政策在地方执行时发生了偏差。就选举权而言,中央的本意是既要依法剥夺地主、反革命的选举权,又要使选举权的剥夺面不致过大,这样才与普选的民主运动性质相符,但是各地“土改”中错划漏划地主成分和“镇反”中错管漏管反革命的遗留问题使选民资格的审查复杂化,地方干部在选民资格审查时,将注意力放在查找漏划地主,追逼反革命材料,客观上形成“二次土改”、“二次镇反”的紧张和波动,江苏多地因普选引发自杀事件。为弥合中央政策和地方选举之间的张力,避免引起社会波动和混乱,江苏省委提出:确定选民资格,应在过去历次政治运动已掌握材料的基础上进行,坚决防止在选民登记中企图重新划分阶级成分和重新进行镇反判定的倾向。普选中处理错划漏划地主成分和错管漏管反革命等遗留问题的目的是为了正确判定选举权利,而非基层普选发动群众的重点。普选中,“一律不重新划分阶级成份（分）”,禁止找反革命或政治上有嫌疑者谈话和追逼材料,也不准带口信。江苏普选中新区和老区处理地主选举权利的政策有所不同。新区土改未满五年,一般不涉及地主改变成分给予选举权利的问题。新区普选中将明显错划的地主政治上摘掉其地主帽子,给予其选举权利,但地权不再变动。个别漏划地主在普选中只剥夺其选举权利,其土地和财产待普选后处理。凡一时弄不清或可划可不划者,已划者不改,未划者不动;富农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老区旧富农选举权依1950年《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予以甄别;老区土改漏划地主一般没有,错划地主情形普遍,但老区土改已满五年,故不必大量地处理错划漏划地主成分问题,而应以改变成分问题来处理地主选举权。普选中,无论新区处理土改错划漏划成分,还是老区改变地主成分,都只能当做普选中有关选举权利的个别问题来处理,不能当做基层选举发动群众工作的重点。老区如有明显为劳动人民被划为地主,应坚决予以纠正。选举什么人当代表与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性质及党和国家在过渡时期一系列政策有关。分批展开的基层普选呈现出阶段性的特征:统购、总路线宣传后,代表标准有所提高,各地提出选举“拥护总路线,带领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当代表。互助合作、统购中的积极分子被提为代表,抵制统购的私商和富农代表被撤换。中央提出农村普选应防止走“富农路线”,而应“坚固地巩固中农,防止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和地主反革命的阴谋结合。”农村中当选代表以贫农和中农为主,富农代表仅属个别。选举大会呈现出一幅人民当家作主的生动历史场景,普通百姓步入基层权力机构,不失为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底层民众的政治“翻身”,但中国是一个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民主选举在另一些地方又为干部包办代替,或为民众的宗派势力所左右,甚至发生普选干部以选举权为诱饵,敲诈勒索地主、反革命的现象。普选并非干部的整体“换班”。中央、华东局和江苏省委均提出保证80%以上的基层干部得到改造提高,争取当选。普选中处理了一批违法乱纪干部和混入基层政权的阶级异己分子,解除了乡村社会的“新恶霸统治”,进一步纯洁了基层政权组织。普选后的政权加快推进农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中央而言,普选和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党和国家领导制度进行了新调整,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加强了党对政府和中央对地方的集中统一领导,基本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家生活中的一元化党政领导体制,奠定了当代中国党政关系的基本格局。普选基础上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但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经历了曲折发展的历程。1955年夏季以后,在不断升温的反“右倾”的政治氛围下,农业合作化运动形成迅猛发展的浪潮,与此同时,党的政治路线上“左”的倾向日益凸显,损害了党内民主讨论和实事求是的作风。随着“左”倾错误逐步蔓延,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被破坏。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后,我国选举制度得到恢复并历经改革和逐步完善。
于洋[10]（2017）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建国思想与实践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统一和富强的国家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理想追求。追溯中国共产党建国思想与实践的历史渊源,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服务于今日中国的建设事业,助益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特别是研究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建国思想,探索思想与实践之间的互动统一关系,不仅可以用最直接的方式触碰中国共产党建国思想的本质,又能以最亲密的距离切身感受由革命路径向建设思维转变的曲折与艰辛。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建国思想与实践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与之相应呈现出三种不同的建国形态。抗战结束至伪国大召开是联合建国的尝试阶段。中国共产党处于动态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外有雅尔塔体系四方均势,内有国共之间“战与和”的两难抉择,采取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并行的策略,意图与国民党联合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然而,迫于理想与现实的张力,以“真民治”为内核的过渡形态的地方自治政权的夭折,标志联合建国尝试的失败。伪国大召开至战略决战前夕是中国共产党独立建国阶段。在这一阶段,国共之间的关系转变为“只战不和”与“和而为战”。在这种转折逻辑下,中国共产党摆脱了国民党的影响,一方面在两次民主性反思的作用下,进行了由力量诉求逐渐转向建国探索的土地改革;另一方面受到新经济政策的影响,构筑了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的科学、统一的财经工作体系。战略决战前夕至新中国成立是全面建国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在美苏冷战格局的背景下选择符合人们意愿和历史潮流的方案实现建国理想。形成一边倒的外交思想,国体与政体得以确立并走向成熟,执行机关也在不断具体化,民族问题和国家制度的构思也在日臻完善。而对农业社会主义的批判,反映了新中国经济体系之下工业、农业、商业有机结合,城市与乡村兼顾的特征,展示了经济为政治和建国理想服务的逻辑。总之,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精准地把握了国际国内局势发展的脉搏,并据此不断调整自己的建国思想与实践,始终以建立人民的、统一的、工业化的国家为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的建国思想与实践,既不是苏联建国模式的简单模仿,也不是预设方案的完整呈现,而是一个动态的、曲折的、复杂的历史过程,是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外交等思想、理论的有机结合。它不仅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追求建立现代民族民主国家的心路历程,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做出的探索和努力。
二、建国初期的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建国初期的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论文提纲范文）
（1）人民政协界别演进与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价值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价值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人民政协界别的基本内涵 |
| 2.1 人民政协界别的相关概念 |
| 2.1.1 职业代表制 |
| 2.1.2 统一战线 |
| 2.1.3 人民政协 |
| 2.1.4 协商民主 |
| 2.1.5 界与界别 |
| 2.2 人民政协界别的基本特征 |
| 2.2.1 政治上的包容性 |
| 2.2.2 设置上的平等性 |
| 2.2.3 组织上的精英性 |
| 2.2.4 运行上的协商性 |
| 2.3 人民政协界别的结构与功能 |
| 2.3.1 人民政协界别的差序结构 |
| 2.3.2 人民政协界别的主要功能 |
| 第3章 人民政协界别的理论基础 |
| 3.1 经典马克思主义中的相关思想 |
| 3.1.1 统一战线理论 |
| 3.1.2 政党理论 |
| 3.1.3 民主政治理论 |
| 3.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的相关思想 |
| 3.2.1 统一战线思想 |
| 3.2.2 人民政协思想 |
| 3.2.3 人民民主思想 |
| 3.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相关思想 |
| 3.3.1 和同思想 |
| 3.3.2 中庸思想 |
| 3.3.3 仁政思想 |
| 3.3.4 天下为公思想 |
| 第4章 人民政协界别的演进历程 |
| 4.1 人民政协界别的生成阶段(1840-1948) |
| 4.1.1 合群救国思想的兴起与各界联合的实践(1840-1910) |
| 4.1.2 政党中心主义的确立与职业代表制思想的传播(1911-1926) |
| 4.1.3 国共政争与职业代表制的制度实践(1927-1948) |
| 4.2 人民政协界别的确立与曲折发展阶段(1948-1978) |
| 4.2.1 “五一口号”的发布与人民政协会议的召开(1948-1949) |
| 4.2.2 代行人大职权期间政协界别的设置与运行(1949-1954) |
| 4.2.3 人大召开后政协界别的曲折发展(1955-1966) |
| 4.3 人民政协界别巩固与发展阶段(1978至2012) |
| 4.3.1 “阶级”话语的空间压缩和重塑 |
| 4.3.2 改革开放新时期各界别整合与发展 |
| 4.3.3 “界别”概念的提出与界别设置的不断调整 |
| 4.4 人民政协界别快速发展阶段(2012 至今) |
| 4.4.1 新时代大统战格局的提出及对界别发展的意义 |
| 4.4.2 专门协商机构的新定位与各界别的发展 |
| 4.4.3 政协界别优化问题提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日程 |
| 第5章 人民政协界别历史演进的逻辑、特征与经验 |
| 5.1 人民政协界别演进的三重逻辑 |
| 5.1.1 人民政协界别演进的统战逻辑 |
| 5.1.2 人民政协界别演进的资政逻辑 |
| 5.1.3 人民政协界别演进的社会逻辑 |
| 5.2 人民政协界别演进的主要特征 |
| 5.2.1 宏观层面:政协界别基本结构的日趋完善 |
| 5.2.2 微观层面:政协界别调整策略的综合运用 |
| 5.3 人民政协界别演进的基本经验 |
| 5.3.1 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 |
| 5.3.2 坚持同人民政协性质定位相适应 |
| 5.3.3 坚持服务党和国家中心任务 |
| 第6章 新时代人民政协界别面临的问题与优化路径 |
| 6.1 当前人民政协界别面临的主要问题 |
| 6.1.1 政协界别制度的社会影响力不足 |
| 6.1.2 政协界别设置重叠交叉与涵盖面不足 |
| 6.1.3 政协界别委员的身份认同感不强 |
| 6.1.4 政协界别常态化履职机制不健全 |
| 6.2 人民政协界别优化的基本原则 |
| 6.2.1 处理好一元领导与多元合作间的张力 |
| 6.2.2 处理好政治吸纳与利益代表间的张力 |
| 6.2.3 处理好政治稳定与政治参与间的张力 |
| 6.3 人民政协界别优化的主要路径 |
| 6.3.1 扩大政协界别的社会影响力 |
| 6.3.2 优化政协界别设置与界别委员结构 |
| 6.3.3 增强界别委员的身份认同感 |
| 6.3.4 建立健全界别常态化履职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2）1949-1982年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及其经验启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一)法治的由来及基本内涵 |
| (二)人治与法治 |
| (三)法制与法治 |
| 三、研究现状与述评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相关研究述评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与不足 |
| (一)研究的创新点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理论基础和思想资源 |
| 一、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法治思想 |
| (二)列宁的法治思想 |
| 二、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思想资源 |
| (一)中国传统法治思想 |
| (二)中国近代法治思想 |
| (三)西方法治思想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历史前提 |
| 一、中国共产党对工农民主法治的认识 |
| (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的制定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二)工农民主政权重要法律的制定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三)工农民主政权的司法工作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二、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民主法治的认识 |
| (一)抗日民主政权施政纲领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二)抗日民主政权重要法律的制定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三)抗日民主政权的司法工作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三、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民主法治的认识 |
| (一)解放区人民民主政权的宪法性文件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二)解放区人民民主政权重要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三)解放区人民民主政权的司法工作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良好开端 |
| 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一)《共同纲领》的制定与颁布 |
| (二)《共同纲领》体现的党对法治认识的成果 |
| (三)《共同纲领》的历史贡献 |
| 二、新中国成立之初重要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三、司法改革运动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一)司法改革运动的历史背景 |
| (二)司法改革运动体现的党对法治认识的成果 |
| (三)司法改革运动的评价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重大突破 |
| 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 |
| (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体现的党对法治的认识成果 |
| (三)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对我国政治格局的影响 |
| 二、“五四宪法”与党对法治的认识的成果 |
| (一)“五四宪法”的制定 |
| (二)“五四宪法”体现的党对法治的认识成果 |
| (三)“五四宪法”的历史价值 |
| 三、中共八大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一)中共八大召开的历史背景 |
| (二)中共八大体现的党对法治的认识成果 |
| (三)中共八大正确法治认识中断的原因 |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曲折转向 |
| 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一)《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二)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与党对法治正确认识轨道的偏离 |
| (三)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二、“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爆发与党对法治认识的逆转 |
| (二)“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对法治认识逆转的直接危害 |
|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对法治认识逆转原因的分析 |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反思与重塑 |
| 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与党对法治认识的及时转向 |
| (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与“七八宪法”的制定 |
| (二)“七八宪法”体现的党对法治的认识成果 |
| (三)“七八宪法”的地位与评价 |
|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一)“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
|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体现的党对法治的认识成果 |
| (三)十一届三中全会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深远影响 |
| 三、“两案”审判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一)“两案”审判 |
| (二)“两案”审判体现的党对法治的认识成果 |
| (三)“两案”审判的法治意义 |
| 四、“八二宪法”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一)“八二宪法”的制定 |
| (二)“八二宪法”体现的党对法治的认识成果 |
| (三)“八二宪法”的历史贡献 |
| 第七章 1949-1982年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经验启示 |
| 一、坚持党的领导,正确认识和处理党的领导与法治的关系 |
| (一)党的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
| (二)在法治轨道上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
| (三)正确认识和处理党的领导与法治的关系 |
| 二、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准确认识和把握法治国情 |
| (一)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
| (二)准确认识和把握法治国情 |
| (三)推进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中国化 |
| 三、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正确认识和处理民主与法治的关系 |
| (一)正确认识和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 |
| (二)正确认识和处理民主与法治的关系 |
| 四、坚持以开放的态度对待人类文明成果,重视法治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 |
| (一)以开放心态对待域外经验 |
| (二)高度重视法治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3）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研究（1949-1956）（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缘起和意义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简要述评 |
| 1.3 理论基础 |
| 1.3.1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
| 1.3.2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
| 1.3.3 社会认同理论 |
| 1.3.4 国家认同理论 |
| 1.4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2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历史渊源 |
| 2.1 王朝统治时期的华夷之辨 |
| 2.2 大一统特色的古典国家认同 |
| 2.3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 |
| 3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现实条件 |
| 3.1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面临的复杂形势 |
| 3.1.1 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 |
| 3.1.2 各民族之间的历史隔阂 |
| 3.1.3 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 |
| 3.2 阻碍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不利因素 |
| 3.2.2 文化心态单一 |
| 3.2.3 政治参与冷漠 |
| 3.2.4 领土意识模糊 |
| 3.3 推动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有利因素 |
| 3.3.1 各民族共同开拓的辽阔疆域 |
| 3.3.2 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灿烂文化 |
| 3.3.3 各民族共同缔造的新中国 |
| 4.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政治保障 |
| 4.1 剿匪斗争的开展 |
| 4.1.1 匪患的危害 |
| 4.1.2 匪患的肃清 |
| 4.2 国家政权机构的建立 |
| 4.2.1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
| 4.2.2 各级人民政府 |
| 4.2.3 各级民族工作机构 |
| 4.3 民族关系的疏通 |
| 4.3.1 中央民族访问团到民族地区访问 |
| 4.3.2 少数民族参观团到内地参观 |
| 4.4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立 |
| 4.4.1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早期探索 |
| 4.4.2 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成立 |
| 4.5 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 |
| 4.5.1 培养原则 |
| 4.5.2 培养途径 |
| 5.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经济基础 |
| 5.1 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农牧业生产 |
| 5.1.1 “慎重稳进”地实行土地改革 |
| 5.1.2 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 5.1.3 多方面扶助农牧业生产 |
| 5.2 推进少数民族地区工业建设 |
| 5.2.1 基础设施的兴建 |
| 5.2.2 工业企业的建立 |
| 5.3 开展少数民族地区的贸易工作 |
| 5.3.1 贸易经营机构的设置 |
| 5.3.2 农牧土特产品的购销 |
| 5.3.3 民族特需商品的经营 |
| 5.4 实施少数民族地区财税优惠政策 |
| 5.4.1 财政优惠政策 |
| 5.4.2 税收优惠政策 |
| 6.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文化支撑 |
| 6.1 推进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建设 |
| 6.1.1 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
| 6.1.2 推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
| 6.1.3 营造各族人民国家认同的舆论氛围 |
| 6.2 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事业 |
| 6.2.1 发展和提升少数民族教育事业 |
| 6.2.2 传承和繁荣少数民族文化事业 |
| 6.3 加强民族团结教育 |
| 6.3.1 深入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活动 |
| 6.3.2 妥善处置影响民族团结的各类问题 |
| 6.4 保障少数民族群众宗教信仰自由 |
| 6.4.1 实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
| 6.4.2 推动宗教制度民主改革 |
| 6.4.3 团结少数民族宗教界人士 |
| 7.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经验与启示 |
| 7.1 基本经验 |
| 7.2 现实启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4）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 |
| 0.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0.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0.4 相关概念界定 |
| 第1章 长沙专区社会历史背景 |
| 1.1 长沙专区的人文历史和建制沿革 |
| 1.2 中国历代基层政权的历史变迁 |
| 1.3 晚清及北洋政府时期“自治化”实践 |
| 1.4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由“自治化”向“行政化”过渡 |
| 1.5 “国家政权内卷化” |
| 第2章 中共基层政权建设的理论来源与实践探索 |
| 2.1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基层建政的理论来源 |
| 2.2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基层建政的实践探索 |
| 2.3 “行政化”路径下“党治国家”模式的确定 |
| 第3章 长沙专区的解放与面临的复杂形势 |
| 3.1 长沙专区的解放 |
| 3.2 长沙专区各县人民政府的成立 |
| 3.3 长沙专区新生人民政权面临的复杂形势 |
| 第4章 长沙专区成立初期基层干部队伍建设 |
| 4.1 中共长沙地委领导机构的组建与南下 |
| 4.2 中共南下长沙地委与地下党的会师 |
| 4.3 长沙专区基层干部选拔 |
| 4.4 基层干部的培训与整风 |
| 第5章 长沙专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与党的权威重塑 |
| 5.1 长沙专区基层党组织现状 |
| 5.2 审查党员:保持组织纯洁性 |
| 5.3 公开建党:公开党的组织与发展基层党组织 |
| 5.4 整党建党:健全党委制度与整风整党 |
| 第6章 以“接管运动”为中心的基层建政 |
| 6.1 以“城乡兼顾”为工作中心的确定 |
| 6.2 以“接管运动”为中心的基层政权的初创 |
| 6.3 区、乡政权的接管和区政府、党委的成立 |
| 6.4 保甲制度的暂时保留 |
| 第7章 “剿匪”及“清匪”运动 |
| 7.1 匪患的形成原因与目标指向 |
| 7.2 剿匪运动的历程 |
| 7.3 主力地方化和地方人民武装的建立 |
| 7.4 全面发动群众,进行清匪斗争 |
| 7.5 镇压反革命 |
| 第8章 “支前征粮” |
| 8.1 征粮运动的必要性 |
| 8.2 “夏借”工作的开展 |
| 8.3 “秋征”工作的开展 |
| 8.4 党政群组织的初建与对民众的初步动员 |
| 8.5 阶级斗争下的“加征大户”和“查挤黑田” |
| 8.6 征粮运动与基层政权的建设 |
| 第9章 “双减反霸” |
| 9.1 “双减反霸”运动的缘起 |
| 9.2 “双减反霸”运动历程 |
| 9.3 双减反霸与党群团组织的初建 |
| 9.4 保甲制度的废除与乡政权的初建 |
| 第10章 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 |
| 10.1 土改的必要性 |
| 10.2 土地改革的准备工作 |
| 10.3 .土地改革对民众的动员与改造 |
| 10.4 土地改革与乡村社会改造 |
| 第11章 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和乡基层政权的确立 |
| 11.1 乡基层政权的逐步确立 |
| 11.2 民主建政工作的开展 |
| 11.3 《宪法》的颁布与乡(镇)基层政权的正式确立 |
| 第12章 长沙专区基层政权建政特点与历史影响 |
| 12.1 建政特点 |
| 12.2 历史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5）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选题意义 |
| 二、目前研究现状分析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研究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党的群众工作的理论依据 |
| 一、马克思主义群众观 |
| 二、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 |
| 三、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 |
| 第二章 党的群众工作的历史借鉴 |
| 一、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的初步探索 |
| 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积极发展 |
| 三、抗日战争时期的有力推进 |
| 四、解放战争时期的全面发展 |
| 五、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的经验与启示 |
| 第三章 党的群众工作的社会背景 |
| 一、党的群众工作的社会历史条件 |
| 二、党的群众工作与群众复杂多变的社会心理 |
| 三、党的群众工作面临的新任务新挑战 |
| 第四章 党的群众工作的实践推进 |
| 一、以任务为导向明确群众工作的新使命 |
| 二、党的群众工作的实践机制 |
| 三、党的群众工作方式方法的转变 |
| 四、党的群众工作的实践创新 |
| 第五章 党的群众工作的价值意蕴 |
| 一、群众工作为各项目标任务的完成发挥了保障作用 |
| 二、群众工作为执政条件下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提供了思路 |
| 三、群众工作为践行党的宗旨意识拓宽了实践路径 |
| 四、群众工作为执政条件下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积累了经验 |
| 五、群众工作为新形势下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明确了新任务 |
| 第六章 党的群众工作的现实启示 |
| 一、群众工作应遵循其内在的规律性,做到因时因势而异 |
| 二、群众工作应在丰富党的群众路线的内涵中体现时代性 |
| 三、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是党的群众工作始终秉持的核心价值理念 |
| 四、做好群众工作需要厘清的几个关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6）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对统一战线工作的探索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由和意义 |
| 1. 选题缘由 |
| 2. 研究意义 |
|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 国内研究现状 |
| 2.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 本文的研究思路、框架与方法 |
| 1. 研究思路和框架 |
| 2. 研究方法 |
| (四) 研究的创新点和难点 |
| 1. 研究的创新点 |
| 2. 研究的难点 |
| (五) 概念解析 |
| 1. 对“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的界定 |
| 2. 邓小平在主政大西南时对于“统一战线”的界定 |
| 3. 对“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界定 |
| 第一章 邓小平领导西南统一战线工作的理论依据和现实需要 |
| (一) 理论依据——中国共产党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历史经验 |
| 1. 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 |
| 2. 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必须坚持正确的战略策略思想 |
| 3. 统一战线领导权必须掌握在无产阶级政党手中 |
| 4. 统一战线要为无产阶级的中心任务服务 |
| (二) 现实需要——应对西南地区特殊社会环境的迫切要求 |
| 1. 落后的经济生产条件需要统一战线才能得以改变 |
| 2. 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需要统一战线才能得以建立和巩固 |
| 3. 复杂的民族问题需要统一战线才能得以改善 |
| 第二章 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对统一战线工作的理论探索 |
| (一) 深刻认识了统一战线的本质内涵 |
| 1. 揭示出统一战线的本质是“团结大多数,孤立敌人” |
| 2. 阐释了统一战线兼具有战略性和策略性特征 |
| (二) 科学分析并提出了统一战线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
| 1. 主体力量不足弱化了党的领导地位 |
| 2. 命令主义割裂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 |
| 3. 官僚主义侵蚀了党的威信和形象 |
| 4. 关门主义违背了革命的战略目的 |
| (三) 清晰把握了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基本原则 |
| 1. 开展统一战线工作需要坚持“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原则 |
| 2. 开展统一战线工作需要坚持协商基础上的平等原则 |
| 3. 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根本原则 |
| (四) 充分明确了西南地区统一战线工作的任务要求 |
| 1. 统一战线工作的首要任务在于“分清敌我界限” |
| 2. 统一战线工作的根本任务在于服务西南地区的中心工作 |
| 第三章 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对统一战线工作的实践推进 |
| (一) 采取分化敌人的战略策略,争取和团结国民党军政人员 |
| 1. 解放战争必须兼顾政治攻势与军事斗争 |
| 2. 国民党军政人员必须接受深刻的思想教育和改造 |
| (二) 尊重民主党派的政治地位,发挥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功能 |
| 1. 正确认识民主党派在西南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
| 2. 通过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发挥民主党派的政治功能 |
| (三) 教育和改造广大知识分子,为西南建设汇聚智慧和力量 |
| 1. 正确认识知识分子在西南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
| 2. 通过思想教育的方式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 |
| (四) 实行平等团结的民族政策,促进民族地区各项事业的发展 |
| 1. 在民族工作中必须贯彻平等团结的基本原则 |
| 2. 在民族地区必须建立起根本的民族自治制度 |
| 3. 在民族工作中必须抓住发展生产这一关键问题 |
| 第四章 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特征 |
| (一) 善于将统一战线工作与西南地区的中心任务结合起来 |
| 1. 注意统一战线工作同西南解放任务的紧密结合 |
| 2. 注意统一战线工作同西南政权建设的密切配合 |
| (二) 善于在结合实际情况中灵活地运用党的统一战线理论 |
| 1. 善于在实际情况中实事求是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
| 2. 善于在具体工作中灵活地运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 |
| (三) 重视通过宣传教育的方式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
| 1. 重视通过政治宣传的方式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
| 2. 注重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统一战线思想教育 |
| 第五章 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贡献 |
| (一) 有力地推动了西南地区各项事业的发展 |
| 1. 建立和巩固了西南各级人民政权 |
| 2. 恢复和发展了西南地区的生产环境 |
| 3. 促进了西南各民族间的平等团结 |
| 4. 维护了祖国统一和西南边疆的安定 |
| (二) 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 |
| 1. 论证了统一战线是党的“法宝”的重要论断 |
| 2. 发展了统一战线要掌握好“两个联盟”的思想 |
| 3. 阐释了共产党掌握统一战线领导权的重要性 |
| (三) 促成了邓小平统一战线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
| 1. 为邓小平统战理论中的政党合作思想积累了宝贵经验 |
| 2. 为邓小平统战理论中的知识分子工作思想进行了理论探索 |
| 3. 为邓小平统战理论中的民族工作思想涵养了理论资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硕士期间成果一览表 |
| 致谢 |
（7）四川省新津县的抗美援朝民众动员考察（1950—1953）（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言 |
| 1.1 选题缘由及相关研究综述 |
| 1.1.1 选题缘由 |
| 1.1.2 相关研究综述 |
| 1.2 主要研究资料 |
| 1.3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1.4 主要内容及新意与不足 |
| 1.5 相关概念界定 |
| 2 新津县抗美援朝民众动员之缘由 |
| 2.1 中共中央关于抗美援朝民众动员的总体安排 |
| 2.2 四川及眉山地区抗美援朝民众动员之实施办法 |
| 2.2.1 建国初期四川省形势及西南局对抗美援朝决策之态度 |
| 2.2.2 四川省抗美援朝民众动员之办法 |
| 2.2.3 常态化下的民众动员 |
| 2.2.4 四川省及眉山地区民众参加抗美援朝运动的动机和实际效果 |
| 2.3 新津县开展抗美援朝民众动员之社会与民情 |
| 2.3.1 新津县的地理位置及建国后建置沿革 |
| 2.3.2 建国初新津县面临的形势 |
| 3 新津县抗美援朝民众动员中共产党与政府之作为 |
| 3.1 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及经费保障 |
| 3.1.1 机构设置 |
| 3.1.2 人员配备 |
| 3.1.3 经费保障 |
| 3.2 恰当的内容、形式与方法 |
| 3.2.1 丰富的内容 |
| 3.2.2 多样化的形式 |
| 3.2.3 切合实际的方法 |
| 4 新津县抗美援朝民众动员中之民众作为 |
| 4.1 民众动员中的不同面相 |
| 4.1.1 工人 |
| 4.1.2 农民 |
| 4.1.3 干部及知识分子 |
| 4.1.4 工商界人士 |
| 4.1.5 妇女 |
| 4.2 各种形式的民众动员 |
| 4.2.1 签名运动与订立爱国公约运动 |
| 4.2.2 捐献运动 |
| 4.2.3 增产运动 |
| 4.2.4 参军运动 |
| 5 新津县抗美援朝民众动员之特点、成效、影响与局限 |
| 5.1 新津县民众动员与其他解放区相比之特点 |
| 5.2 新津县抗美援朝民众动员之成效 |
| 5.3 新津县抗美援朝民众动员之影响与局限 |
| 5.3.1 新津县抗美援朝民众动员之影响 |
| 5.3.2 新津县抗美援朝民众动员之局限 |
| 6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读研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8）中国共产党对沈阳城市的接管和改造研究（1948-195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及意义 |
| 1.1.1 选题依据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核心概念阐释 |
| 1.2.1 城市接管 |
| 1.2.2 城市改造 |
| 1.2.3 城市管理 |
| 1.2.4 城市治理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4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与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2 中国共产党对沈阳城市接管和改造的理论基础及经验借鉴 |
| 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城市思想 |
| 2.1.1 马克思恩格斯的城市思想 |
| 2.1.2 列宁的城市思想 |
| 2.2 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城市工作思想 |
| 2.2.1 毛泽东的城市工作思想 |
| 2.2.2 陈云的城市工作思想 |
| 2.3 中国共产党东北的城市接管经验 |
| 2.3.1 哈尔滨的城市接管经验 |
| 2.3.2 长春的城市接管经验 |
| 2.4 国内外的城市管理经验 |
| 2.4.1 近代沈阳的城市管理经验 |
| 2.4.2 苏联与美国的城市管理经验 |
| 3 中国共产党对沈阳城市接管和改造的背景及条件 |
| 3.1 战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 |
| 3.1.1 美苏对峙格局形成及其在中国的博弈 |
| 3.1.2 国民党财政经济危机与军事政治失败 |
| 3.1.3 共产党革命力量壮大与方针政策正确 |
| 3.2 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掌握战争主动权 |
| 3.2.1 国共军事力量对比发生改变 |
| 3.2.2 夏秋冬季攻势取得胜利 |
| 3.2.3 辽沈战役加速推进沈阳解放 |
| 3.2.4 战争中重视对沈阳的保护 |
| 3.3 沈阳地下党组织采取有效行动 |
| 3.3.1 调查与搜集有关沈阳的情报资料 |
| 3.3.2 宣传中国共产党接管和改造沈阳的方针政策 |
| 3.3.3 组织沈阳各界群众开展护城运动 |
| 3.3.4 保护沈阳党员进步分子与策反国民党军政人员 |
| 3.4 沈阳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成立 |
| 3.4.1 明确沈阳军事管制的目的与军管会的使命 |
| 3.4.2 设置沈阳军管会的组织机构及其人员 |
| 3.4.3 调配与培训沈阳军管会所需的干部队伍 |
| 4 中国共产党对沈阳城市接管和改造的具体实践 |
| 4.1 沈阳政权系统的接管和改造 |
| 4.1.1 解散反动党团与实行公开建党 |
| 4.1.2 打碎旧政权机构与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
| 4.1.3 留用旧职人员与整顿公职人员思想纪律 |
| 4.1.4 搜集军队遗留资财与加强军工军需生产 |
| 4.2 沈阳经济系统的接管和改造 |
| 4.2.1 没收官僚资本工业企业与建立国营工业企业 |
| 4.2.2 没收官僚资本财政金融机构与稳定金融市场 |
| 4.2.3 保护与引导私营工商业向有益于国计民生方向发展 |
| 4.3 沈阳文化教育卫生系统的接管和改造 |
| 4.3.1 恢复进步报纸广播与加强职工文艺活动 |
| 4.3.2 调整合并学校与实施课程教学改革 |
| 4.3.3 整治环境卫生与开展妇幼保健工作 |
| 4.4 沈阳市政系统的接管和改造 |
| 4.4.1 抢修煤气电力与自来水系统 |
| 4.4.2 抢修邮电通讯系统 |
| 4.4.3 修复铁路交通运输网 |
| 4.5 沈阳社会秩序的接管和改造 |
| 4.5.1 遣散散兵游勇与收容游民乞丐 |
| 4.5.2 开展锄奸肃特斗争与打击盗匪抢劫 |
| 4.5.3 取缔封建会道门与整顿宗教界活动 |
| 4.5.4 封闭妓院与禁绝烟毒 |
| 5 中国共产党对沈阳城市接管和改造的成效及经验 |
| 5.1 沈阳城市接管和改造的成效 |
| 5.1.1 政权相对稳定党政领导加强 |
| 5.1.2 经济加快恢复国家财政好转 |
| 5.1.3 文教卫发生变革人民素质提升 |
| 5.1.4 市政设施改善社会风气净化 |
| 5.2 沈阳城市接管和改造的成功经验 |
| 5.2.1 制定并执行正确的城市政策 |
| 5.2.2 派遣纪律严明且训练有素的城市干部 |
| 5.2.3 接管城市与经济建设同时并举 |
| 5.2.4 妥善处理城市各阶级阶层之间的关系 |
| 5.3 沈阳城市接管和改造的不足之处及其原因分析 |
| 5.3.1 思想认识存在偏差 |
| 5.3.2 接管人员与机动兵力准备不足 |
| 5.3.3 城市工作方法过粗 |
| 6 中国共产党对沈阳城市接管和改造的作用及启示 |
| 6.1 沈阳城市接管和改造的历史作用 |
| 6.1.1 为支援解放战争及抗美援朝战争贡献力量 |
| 6.1.2 为实现沈阳由消费型向生产型城市转变奠定基础 |
| 6.1.3 为推动东北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创造前提 |
| 6.1.4 为接管和改造全国其他城市提供范例 |
| 6.2 沈阳城市接管和改造的现实启示 |
| 6.2.1 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提升城市治理民主化水平 |
| 6.2.2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升城市治理科学化水平 |
| 6.2.3 运用大众传播媒介提升城市治理信息化水平 |
| 6.2.4 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提升城市治理法治化水平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创新点 |
| 7.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项目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9）1953-1954年江苏省普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本文的研究 |
| 第一章 中央关于普选决策动因及目标 |
| 一、中共的普选设想 |
| 二、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提出与普选 |
| 三、斯大林的建议 |
| 四、中央关于普选的基本精神 |
| 1. 选举权 |
| 2. 被选举权 |
| 3. 普选中的基层干部政策 |
| 4. 关于资产阶级的选举权 |
| 小结 |
| 第二章 江苏普选的宣传动员 |
| 一、江苏普选的概况 |
| 二、民众对普选的态度 |
| 1. 普通民众不关心普选 |
| 2. 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恐慌 |
| 3. 基层干部“换班”思想严重 |
| 4. 资产阶级心态复杂,民主人士留恋政治协商 |
| 三、宣传动员 |
| 1. 新旧政权对比 |
| 2. 宣传选举政策,消除谣言 |
| 3. 安抚基层干部 |
| 4. 宣传“联合提名”的民主性 |
| 5. 纠正科技界“不问政治”的倾向和“纯技术观点” |
| 小结 |
| 第三章 选举权的确定 |
| 一、中央关于选举权的规定 |
| 二、普选试点中的选举权审查 |
| 1. “地主分子”与“地主出身” |
| 2. 地主改变成分后获得选举权 |
| 3. 地主兼其他成分与其他成分兼地主 |
| 4. 富农选举权 |
| 5. 管制分子选举权 |
| 三、江苏普选中选举权审查的偏向 |
| 1. 剥夺面过大 |
| 2. “二次土改” |
| 3. “二次镇反” |
| 4. 自杀事件 |
| 四、纠“左” |
| 1. 一律不重新划分阶级 |
| 2. 禁止追逼反革命材料 |
| 五、选举权审查结果 |
| 小结 |
| 第四章 选举代表 |
| 一、选举“社会主义的带路人” |
| 1. 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被选为代表 |
| 2. 抵制统购的农民干部被撤换 |
| 3. 余粮户抵制统购中的积极分子当选代表 |
| 4. 富农当选代表仅属个别 |
| 5. 工商界、资产阶级的选举权 |
| 二、江苏普选中的若干问题与偏向 |
| 1. 干部包办选举 |
| 2. 民主选举与强制投票 |
| 3. 普选中的群众“倒干 |
| 4. 关于选举结果 |
| 5. 选举中的乱象 |
| 小结 |
| 第五章 普选后的政权 |
| 一、普选前后的基层干部状况 |
| 1. 普选前乡村基层组织不纯 |
| 2. 普选中处理“坏干部” |
| 3. 普选后干群关系的新变化 |
| 二、普选后政权向社会主义过渡 |
| 1. 加快实现农业合作化 |
| 2. 党和国家领导体制调整 |
| 小结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建国思想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学术史回顾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建国思想“场域”的历史解析 |
| 1.3.2 研究方法：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 |
| 第2章 联合建国的尝试：地方自治和民主联合政府的夭折 |
| 2.1 联合建国背后的逻辑：雅尔塔体系均势下的战与和 |
| 2.1.1 雅尔塔体系中的美国与苏联 |
| 2.1.2 美、苏、国、共四方达成的均势 |
| 2.1.3 战与和的此消彼长 |
| 2.2 联合建国的目标形态：国家民主化 |
| 2.2.1 联合建国时期中国共产党眼中的“民主” |
| 2.2.2 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的并行 |
| 2.2.3 国家民主化的形态 |
| 2.3 联合建国的过渡形态：地方自治政权 |
| 2.3.1 地方自治政权建设的土壤：战与和 |
| 2.3.2 以省为基础的地方自治和以县为基础的地方自治的对垒 |
| 2.3.3 解放联合会的构思：苏联地方自治政权经验与教训的借鉴 |
| 2.3.4 理想与现实的张力：过渡形态的地方自治政权 |
| 第3章 独立建国的探索：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协奏 |
| 3.1 在转折逻辑下建国思想的独立性与探索性 |
| 3.1.1 转折的逻辑 |
| 3.1.2 转折逻辑下建国思想的独立性 |
| 3.1.3 转折逻辑下建国思想的探索性 |
| 3.2 土地改革：由力量的诉求转向建国的探索 |
| 3.2.1 土地改革的目的：力量诉求 |
| 3.2.2 土地政策的变迁 |
| 3.2.3 对民主的两次反思 |
| 3.2.4 经济、政治、法律方面的建国探索 |
| 3.3 财经工作重心的转移：由支持战争转向经济建设 |
| 3.3.1 财经工作的两条主线：支持战争和发展经济 |
| 3.3.2 战时的财经工作体系的构筑 |
| 3.3.3 新经济政策的影响：经济建设重心的转移 |
| 3.3.4 “工业化”的构思与科学统一的财经工作体系的构筑 |
| 第4章 全面建国的实践：外交、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展开 |
| 4.1 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形成 |
| 4.1.1 “一边倒”外交政策形成的前提 |
| 4.1.2 “一边倒”外交政策下的全面建国 |
| 4.2 政治建设的全面展开 |
| 4.2.1 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的协商互动 |
| 4.2.2 工农民主专政思想向人民民主专政思想过渡 |
| 4.2.3 政权形式的演变与成熟 |
| 4.2.4 “民族区域自治”与“单一制”国家构想的确立 |
| 4.3 新民主主义经济体系的全面展开 |
| 4.3.1 新民主主义经济体系存在的外部环境 |
| 4.3.2 新民主主义经济体系的动态演变 |
| 4.3.3 对于农业社会主义的批判 |
| 4.3.4 新民主主义经济体系构思背后的政治指向 |
| 第5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四、建国初期的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论文参考文献）
- [1]人民政协界别演进与优化研究[D]. 董鹏林. 吉林大学, 2021(01)
- [2]1949-1982年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及其经验启示研究[D]. 李文静.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3]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研究（1949-1956）[D]. 李永娜. 北京科技大学, 2020(06)
- [4]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D]. 孙延青. 湘潭大学, 2019(12)
- [5]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研究[D]. 赵兴银. 扬州大学, 2019(06)
- [6]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对统一战线工作的探索与实践研究[D]. 孙冲亚.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7]四川省新津县的抗美援朝民众动员考察（1950—1953）[D]. 白晓飞. 四川师范大学, 2019(02)
- [8]中国共产党对沈阳城市的接管和改造研究（1948-1952）[D]. 林木. 大连理工大学, 2019(01)
- [9]1953-1954年江苏省普选研究[D]. 金子求. 南京师范大学, 2017(06)
- [10]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建国思想与实践研究[D]. 于洋. 清华大学, 201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