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俪文字与人物

一、孙犁的为文与为人（论文文献综述）

陈颖^[1]（2021）在《在“边缘”处坚守 ——孙犁晚年创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

靳燕^[2]（2021）在《情系“家”“国”：论孙犁创作的“变”与“不变”》文中研究表明孙犁的代表作如《荷花淀》《芦花荡》等充满着诗意与“优美”,被一些学者认为是革命文学的“多余人”。孙犁的逝世而引发的研究热潮将目光放置于文本、体裁方面,认为其文变是“文革”影响所致,并认为他倾心传统文化、读古书主要是为了逃避时事政治,具有强烈的隐逸倾向以及无法应对现实的无奈感。实际上,孙犁“文变”在抗战结束开始发生。抗战之后随着社会时代风云变幻、革命时势发生转变,孙犁的书写也出现新变,并不断拓宽与深化。因此,本文将孙犁抗战结束后的创作与晚年创作视为一个整体,系统地探讨孙犁创作的“变”与“不变”。从浪漫主义的优美抒情到正视现实、批判审丑,是孙犁自抗战结束、解放区全面推行土改之时就开始的文风之变;但始终未变的,是作家情系“家”“国”、关心时政的热情和底蕴。在孙犁笔下,随中国革命时势而变化,既有“家”“国”同构也有“家”“国”冲突。孙犁如何处理“家”“国”关系是一个值得思考、探索的话题。抗日战争结束后,冀中土改运动随之拉开序幕,在这场社会性运动中,孙犁既是土改工作者同时也是被土改的对象。因父亲多年经商积累家产,他的家庭被划分为“富农”,这给他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创伤以及现实冲击,在此时期的创作中多有体现。国家意识形态的改变造成乡土家庭的震荡,他无法处理“家”“国”之间的矛盾,导致文本多处出现矛盾冲突,甚至出现“写不完”的状况。孙犁的创作开始提出现实问题、进行现实批判,这一时期是他“文变”之始。孙犁晚年创作以传统文化为媒介,既书写现实,亦借抗战警醒社会。虽然其中“家国同构”与“家国异构”的话题自古有之,但孙犁以此为角度,表现对社会现实的探索与思考。“文革”的创伤并没有压倒孙犁,他在高压之下韧性地寻找生机。孙犁沉浸古籍,通过“书衣文”表现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他推崇“战士”鲁迅,并付诸为持续的写作行动。在西方文化思潮盛行之际,孙犁重返抗战历史,不断回忆革命运动中的人和事,以“家”“国”冲突展现自己的思考和选择。既传达自身对家人的愧疚与忏悔,亦表明奔赴前线的无悔。从优美抒情到审丑批判,孙犁“文风”之变是明显的。从其文风开始转变的抗战结束、解放区全面推行土改之时到“新时期”归来,孙犁一直以自己的方法关注并反映现实、介入现实。在他笔下,自始至终未变的是情系“家”“国”、关心时政的精神底蕴。

贺仲明^[3]（2020）在《孙犁:中国乡村人道主义作家》文中研究指明孙犁是一个始终保持人性关怀创作特点的作家。他尽管书写战争和政治事件,但关注的中心却是人,而且,他的作品饱含着同情、悲悯等人文关怀精神,其艺术特点也与之有内在的一致。孙犁这一创作特点最根本的思想资源是中国乡村文化,其内涵与西方人道主义思想有同有异。给孙犁最恰当的命名是"中国乡村人道主义作家"。孙犁的人道主义思想蕴含着中国文化的独特内涵,比较那些纯西方思想资源的人道主义作家,孙犁的创作更能融入日常生活中,也更能为中国大众所接受和认可。当然,孙犁文学的人道主义也存在完整性和深刻性的不足之处,但它已经呈现出了独特的思想和文学魅力,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意义。

王彬彬^[4]（2020）在《当代作家与《聊斋志异》——以孙犁、汪曾祺、高晓声为例》文中认为因为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又因为莫言自己屡次说过是以蒲松龄为师,屡次强调自己深受《聊斋志异》影响,所以,当代文学批评研究界,对蒲松龄与莫言的关系,谈论得比较多。其实,在当代作家中,喜爱和不同程度地受到《聊斋志异》影响者,并非只有莫言。《聊斋志异》在修辞艺术、取材方式和人物塑造等方面对其他一些作家也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本文以孙犁、汪曾祺、高晓声为例,谈论《聊斋志异》对当代作家的语言意识、伦理观念和人物塑造的影响。《聊斋志异》的简洁精炼和富于声音美,《聊斋志异》对重情义、重然诺而轻货财、轻生死的人格风范的歌颂以及对女性形象的塑造,都对孙犁、汪曾祺、高晓声这些作家有着启示和示范作用。

郑晓锋^[5]（2020）在《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文中认为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在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历程中,语言变革无疑是最直观、最明显的因素。所谓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其基础表征就是文学语言的现代性。百年来中国文学发展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成功建构了现代汉语规范化意义上的汉语语言系统——即以白话文为中心的汉语语言体系的确立与强化。但由于传统的“重内容轻形式”的研究倾向,对文学语言作为符号性媒介的本体性研究很容易被忽略;再者,白话文在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几乎成了定型状态,研究者更多地是从静态视角探究文学语言问题,而没有将其放在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动态视域中加以考察,从而无法深入研究百年中国文学思想层面的变化;此外,文学语言审美层面的动态演变也有待挖掘。本文以“媒介生态”为切入点,在关注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等宏观维度的基础上,再从文字、报刊、图像、网络等微观视角出发,探究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和发展的原动力,以期勾勒出一个连续性的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展的历史图景。所谓“媒介生态”,其最初来源于20世纪60年代前后北美的Media Ecology研究,这与20世纪末中国本土兴起的媒介生态学研究有着本质的区别。北美Media Ecology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对人与传播媒介的关系研究,立足点是人,强调媒介对人类、人类文化或人类社会的影响,带有明显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而中国本土的媒介生态学所要遵循的原则和最终旨归是建立人—媒介—社会—自然系统的和谐关系及实现媒介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其出发点是媒介。但同时我们应看到二者的联系,因为北美Media Ecology所关注的人与媒介的关系,这也是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的重要一隅,所以,对于北美的Media Ecology,我们不仅要看到它的差异性,也要看到其长处,对其有益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要加以合理的批判和吸收,以充分地运用到我国的媒介生态学研究上来。至于北美Media Ecology和中国媒介生态学之间的差异,北美Media Ecology认为“人是条鱼”,生活在媒介环境构筑的“水”中,它重点研究媒介对人的影响,“它试图找出媒体迫使我们去扮演什么角色,媒体如何构建我们所看到的,为什么媒体让我们如此这样地感觉和行动”;而中国媒介生态学认为“媒介是条鱼”,生活在社会生态系统的“水”中,这一系统由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等生态因子构成,且以媒介及媒介的存续环境（媒介之间、媒介与社会之间）为研究中心。这种以“媒介”为中心的媒介生态理论,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预先的理论视域。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提高,媒介在文学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然有学者将之推至“文学四要素”之外“第五要素”的高度,媒介及媒介文化成了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语言论转向对我国文艺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影响,使得文学语言的符号媒介性功能逐渐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不再将之视为一种应有的静态之存在,而是一种通过动态变革演化而来的;它也不再仅是一种纯粹的工具性存在,而且还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本体。文学语言作为一种媒介符号,它的历史变革势必会受到其所依存的媒介生态的影响。再者,从文学理论发展的整体趋势来看,“向内转”和“向外突”是其发展的两种基本路径,前者强调文学研究对文学文本的重视,而后者则强调打破文学的固有边界,把文学研究拓展为文化研究。对文学语言本身的研究属于文学研究中的“内部研究”,而探讨文学语言变革所受制的外在媒介生态因素属于“外部研究”,挖掘内在文学语言与外在媒介生态之间的微妙关系,这种将内部和外部研究联系起来的做法,不失为一种方法论上的创新。文学媒介和文学语言有着天然的联系。首先,文学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媒介符号;其次,除文学语言以外的其他文学媒介都是文学语言的承载媒介,比如书籍、报刊、电子书、文学网站、文学广播和文艺类影视等等。不同的媒介形式,就会有不同的文学语言形式。随着媒介在文学活动中地位的演变和提升,百年来文学语言也经历了不同的变革。整体上呈现为由文言到白话、由高雅到通俗、由静态到动态、由符号到图像、由单一到多元等趋势的异变。全文共分为导论、正文、余论三大部分,导论部分主要是对本文的理论视域、选题缘由及思路、研究现状、研究价值和意义予以介绍,在对已有文献分析的基础上,肯定了现有研究成绩,但也存在不足,比如对于现代汉语白话形态的理所当然认同致使对语言的研究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处境,已有成果多于静态的叙写而非动态层面的规律演变之探究,文学语言多为工具性存在而非对象性指称,文学语言研究的理论深度不够,等等。然而,文学活动中媒介作用的增强和文学语言的媒介性,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媒介生态,因为文学语言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种媒介符号,它是微观媒介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生成、存在和演变不仅受到其他微观媒介（如书籍、期刊、报纸、广播、影视、互联网等）的影响,还受到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等外在媒介生态的宏观建构,这就为我们从媒介生态维度研究近百年文学语言的变革提供了可行性契机。正文部分一共六章。分别从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作所经受的不同时期的明显的媒介生态为特征分章展开。第一章针对本文研究的理论视域和方法论原则——媒介生态,作一详细的梳理和介绍。所谓媒介生态,即媒介的存在场域,既包括媒介本身的存在状态,亦包括媒介所受制的外在因素。文学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媒介,是该场域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媒介生态的整体性、多样性、互动性、平衡性、循环性,又对文学语言的存在和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媒介生态主要分为宏观和微观两大层面,而宏观意义上的媒介生态又是通过微观层面的媒介生态而对文学语言的变革产生直接的作用和影响。第二章是从晚清文学语言变革所受到的显着的文化媒介生态入手,主要包括晚清白话文运动和五四白话文运动两大显着的文化现象。从晚清黄遵宪提出“语文合一”①的观点开始,以封建士大夫为代表的维新派意识到民众思想启蒙对于挽救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重要性,而思想启蒙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打破传统文言的隔阂,推行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新的白话语和白话文体开启了文学创作新的表达方式,促成了以白话小说为主的文学文体的勃兴。这一时期西方现代报刊理念的引入激发了国人的办报意识,中国现代报刊业开始起步,为晚清白话文运动提供了必要的媒介传播平台,打造了全新的社会舆论空间,因之而出现了王韬的“报章体”、梁启超的“新民体”、欧化语中的新名词等新的语言形式,促发了“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等文体革新运动。明显来看,以文字改革为中心的晚清白话文运动是在文化媒介生态发生变化之际而发生的文学语言改革行为,但语言媒介符号所处的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受众媒介生态等也出现了新情况,在这种合力下,晚清文学语言开始由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而20世纪初五四白话文运动前后带来了中国文学语言的历史性变革。这一时期的语言变革及其新文体实践,直接带来了中国文学发展的现代化转型。与晚清白话文运动不同的是,五四前后的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则对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其对传统文学语言的改造和新文学文体的生成更具革命性、彻底性,经过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等五四白话文运动倡导者的努力,白话文终于取代了文言文在传统文学中的正统地位,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书写的合法性语言。第三章主要是从文学语言变革受到的典型的政治媒介生态出发。从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①的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这一时期文学（语言）发展所受制的政治媒介生态作用渐趋明显,以194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决裂之后,中国国内政权主要呈国民党、共产党两大党派对峙局面,中共为争夺社会话语权、树立政治威信和打破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以“左联”为代表的文学阵营开展普罗文学运动,推行文艺大众化,最重要一方面就是文学语言向人民大众靠拢的通俗化运动。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又提出了中国文学及文学语言的“民族形式”改造问题,提倡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艺形式;后期主要表现为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一时期的国家政权实现了统一,经历长期动乱的中国社会百废待兴,文化资源的重置和控制是其重要方面,从第一次文代会规定文学写什么、怎么写、为谁服务,到十年文革政治对文化（文学）的强势干预,都从根本上左右了新中国文学语言的书写模式,文学由于表征的优势、作为文化资源的稀缺性等满足权力实现的条件,在相当长的历史语境中被建构成为一种文学权力。总的来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文学语言所存在的政治媒介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一语境下,新中国之后的文学语言建设则是由党和国家实施的自上而下的文化行为,是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的文学语言变革,集中表现为文艺在“二为”方向指向下的政治性、民族性、通俗性言说,并在建国前十七年文学中取得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成就,引发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当代转向。第四章主要是从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文学（语言）所受到的经济媒介生态作用渐强的角度来说的,多重利益追求和文学理想带来了文学语言的多元化呈现。新时期以来随着党和国家政策上的调整,我国文化建设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集中表现为对“十年文革”造成的冤假错案的拨乱反正、重新探讨和确立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确立文艺创作新“二为”方针等方面,文化领域开始朝着良性的、健康的方向发展。随着国家社会发展经济重心的确立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这一时期文艺创作的一个显着特点是经济导向性增强,文学格局开始由建国前三十年“一体化”向多元化发展,文学语言呈现出政治话语、精英话语、通俗话语等三大主方向演变,并在市场经济的导向下发生着多种可能性。第五章主要讨论的是新世纪以来,随着技术媒介生态在文学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学语言呈现出了图像化、类型化、跨语体、碎片化、互动性、颠覆性、消遣性、审美性缺失等特征。新世纪的文学格局较20世纪后半期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我国消费社会的逐步形成和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网络文学的蔚为大观,传统官方主流文学和社会精英文学的势力范围正在急剧减缩,并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寻求突破和转型;而菁芜杂存的网络文学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得到了快速发展,并在广播、影视、互联网等媒介技术的进一步助推下,大有独霸天下之势。新的文学形态势必会呈现出新的语言形式,而新世纪文学语言的种种特征,就是文学语言在媒介技术的支撑下的多样化呈现。第六章主要是对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发展所受制的受众媒介生态和其他媒介生态作一简单介绍。此两种媒介生态参与了各个时期的文学语言建设,且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它们共同促成了中国文学语言的百年转变,这也是它们的合力性使然。但因二者与前几个分期所受到的鲜明的媒介生态相比,显得稍微次要了一些,故单章给予简单的介绍,以此说明它们并非缺席,以此体现构成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媒介生态的完整性。结论部分主要回答了从媒介生态视角审视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它到底发生了何种动态变革。从19世纪后半叶的晚清白话文运动开始,先后经历了五四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文艺大众化”讨论、“民族形式”建设、农村新通俗小说试验、工农兵创作方向、新时期文学语言的“话语解放”,再到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图像化、类型化等转向,是近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和变革的基本路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也是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的变迁史。总的来说,文学语言作为媒介符号,影响其变化的因子有很多,整体上可分为包括以“媒介”为中心的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受众媒介生态和其他媒介生态,这些宏观因素通过影响媒介介质而对微观上的文学文体和文学语言发生作用,这是由文学所在的具体社会历史语境决定的,语境不同,各种因素作用力的强弱也会有所不同,它们所关注的着力点也会不同。在这些媒介生态的组成中,除了媒介技术对文学（语言）能带来直接的影响之外,其他五个都是间接影响因子。当然,如此区分只是理论上辨析的需要,在实际的文学实践中,对文学（语言）的影响往往是它们合力的结果。比如新时期以来,党和国家在文化领域政策上的改革对社会传播媒介和载体媒介的影响,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政治媒介生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商品经济竞争机制的逐步形成,则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经济媒介生态;文化政策的宽松和西方文学思潮的涌入则是文学语言发生变化的文化媒介生态;文学传播所依赖的媒介技术的革新则是文学语言发生的技术媒介生态;文学生产在市场价值规律的调节下开始关注和重视读者的文学需求,导致作家必须创作读者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受众在文学活动中的地位上升,即受众媒介生态对文学产生影响。此外,影响媒介传播的地区发展差异、自然交通状况等也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其他生态因子。因此,全篇以一种历时性叙述路径,以文学语言所受影响的典型的媒介生态而分阶段行文,即是处于此种考虑。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文学语言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受众的等媒介生态息息相关。

张子璇^[6]（2020）在《中学语文教材中孙犁作品的选编和教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孙犁是现当代着名的小说家、散文家,他的作品清新质朴,展现了壮丽的战争文学图画,塑造了生动的人物形象,营造了诗一般的意境。作品语言同样意蕴无穷,体现出作者对美的追求。孙犁的许多作品收录进不同的语文教材,其作品魅力可见一斑。因此,孙犁作品的语文教育价值及选编和教学问题应当获得重视。本文分为绪论、正文、结语三个部分。绪论主要阐述论文的研究意义,针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综述研究,并简述研究方法。正文主要分为三章,第一章分析孙犁作品的语文教育价值,从审美教育价值、文化传承价值以及写作教学价值三个方面对其进行阐释。第二章是以第一章的内容为基础,介绍孙犁作品在中学语文教材中的选编概况,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不同教材的课文编排情况进行分析。主要从单元设置、单元导语以及课后习题的角度展开,了解编者意图,寻找选编的异同点,并提出相应的选编建议,旨在更好地发挥孙犁作品的语文教育价值。第三章是对孙犁作品的教学个案进行探讨,选取代表性作品《荷花淀》《芦花荡》,在对作品进行充分文本解读的基础上了解教学价值,通过分析不同地区一线教师的课堂实录,寻找利弊,提出教学策略,以此指导课堂教学,使孙犁作品的语文教育价值得到充分体现。

张龙福^[7]（2019）在《孙犁与《聊斋志异》》文中研究表明孙犁一生与《聊斋志异》有着不解之缘,其为人为文独特品格的形成一定程度上与此相关。早年孙犁的小说暗含着《聊斋志异》的"潜文本",这也正是其小说能够焕发出超越时空的文学光彩与魅力的重要保证。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塑造了一个染有"狐女"气质色彩的另类女性形象小满儿,显示出不同于主流文学规范的特异之处。晚年他的生活与创作也透露出颇具《聊斋志异》特色的风采情味。

张瑶^[8]（2019）在《镜像·乡土·传统 ——“二贾”新时期小说比较论》文中研究表明贾大山和贾平凹曾分别凭借《取经》和《满月儿》共同荣获“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并因自己的文学实绩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备受瞩目,被时人并称为“文坛二贾”。但他们二人在此后却又分别受到了文坛的“冷遇”和“热捧”,个中缘由耐人深思,这既与他们各自的性格特点、各自秉承的写作策略、各自坚守的创作姿态等因素息息相关,又与一定时期的文学生产状况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也可通过分析“二贾”在文坛沉浮的原因,来窥探新时期文学所映照出的某些独特镜像,毕竟只有将“二贾”这个由时代所造就的历史名词放置到特定的“文学场”中,其意义才能被有效凸显,否则它只会变成一个被历史所遗弃的“空洞能指”。事实上,如果不是由于文学在新时期开端所具有的崇高地位,贾大山和贾平凹绝不会因为一次获奖而迅速被人们所熟知,换言之,贾大山和贾平凹进入文坛的时间节点非常重要,“文坛二贾”这个专有名词的出现绝对有赖于那个年代特殊的历史语境!与此同时,“二贾”在创作上也确实存在着不少相似之处,这就为二者之间的“可比性”提供了十分坚实的基础。具体来说,“二贾”都具有浓重的乡土情结,但贾大山和贾平凹却又分别用简约灵动或厚重古拙的笔致向读者描绘了清新明丽或神秘诡异的民间图景。而这种乡土书写特色的形成则离不开他们在过往阅读过程中所接受的文学滋养。通过梳理,不难看出他们二人都或隐或显地受到了孙犁写作风格影响,但是,贾大山和贾平凹对于孙犁的接受却又不是同步的,而是处于不同的创作时期,如果说贾大山师法孙犁是处于艺术探索的深化阶段,那么,贾平凹的情况正好恰恰相反,他更多的是在创作的早期阶段向孙犁取法学习。这就使得贾大山和贾平凹分别走上了上深化与超越的不同道路。除此之外,贾大山和贾平凹又都热衷于向中国古代文学传统借鉴话语资源,在九十年代左右创作了一系列更加醇厚的“新笔记体小说”,并分别沿着“志人”与“志怪”的方向用文章传达着古意与今情。而我们也可以借此来考察在“二贾”身上所显现出的文化意识和他们所历经的生命体验。实际上,他们二人都喜好说禅论道,但是贾大山更倾向于通过对佛道学说的研习来寻求一种安心静默、放达超脱的至臻境界,而贾平凹则认识到了佛道学说的丰富面向,即佛道文化除了推崇修身养性以外,还蕴含有诸多传奇神秘的因子。因此,不同于贾大山的日常化书写,贾平凹的作品更具有奇崛诡异的魔幻色彩。当然,不容忽视的是,一个作家文化意识的养成,必然不仅仅要依赖于书本典籍,更为重要的是要接受来自地域文化的洗礼,并且,疾病体验也会在不知不觉之中对作家主体精神的建构以及艺术风格的形成发挥不容小觑的作用。总之,本文旨在从文学生产、乡土意识、文化传承等多个角度入手对“二贾”进行比较研究,并意欲从“二贾”出发去进一步思考如解放区文艺传统的传播限度、当代小说创作中的民族文学传统等重大问题,这也是进行“二贾”研究的当下意义所在。

李振刚^[9]（2019）在《孙梨《芸斋小说》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孙犁以真实的笔法陆续写成了一组以《芸斋小说》为总题的短篇小说。在作品中,孙犁回忆了自己在抗日战争、十年大病以及“文革”期间发生在自己以及身边亲人和友人之间的人和事。其中既有民间艺人对艺术的执着与热情,也有造反派对善良人们的打压与欺辱;既有专注于做买卖的独特当权者,也有大发国难之财的女相士。故事的内容稍显繁杂,但小说始终围绕着对生命的哲思与对人性的深深思考。除了对哲学、历史等学科营养的积极汲取,建国后一系列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中痛苦的死亡体验使得孙犁不断构建着自己的人生哲学,这种对生命和艺术的哲思则贯穿在其整个生命历程中,并表现在芸斋小说的创作中。坎坷的人生经历尤其是“文革”中痛苦的生命体验使孙犁对人性的认知更加深刻,晚年孙犁更以独特的视角对文革进行了深刻的审视与思考。芸斋小说作为晚年孙犁唯一的小说创作,始终贯穿其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更实践着其“真善美”的文学理念。而小说对作者生活经历的真实记录以及在文体方面的特点,更是传承着中国古代笔记小说的文学传统。同时,作为回忆性质的创作,芸斋小说与同样是对生活和情感真实记录的“书衣文录”、怀人散文相比较,在理性追求以及结构体例等形式方面具有相通性。本论文共分五章,前有绪论,后有结语。绪论部分阐述本论文选题的缘起与研究意义,相关研究成果以及研究现状,以及论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结论部分是对本论文的小结。第一章论述芸斋小说所体现的孙犁人生哲学思想,紧扣其哲学思想形成的条件以及人生哲学的几个思想维度,重点阐释芸斋小说所蕴含的人生哲学,从而深入理解作者如此重视此部小说的缘由。第二章在阐释孙犁文艺思想的基础上,细致解析芸斋小说所体现的文艺思想。第三章从新时期“文革”叙事入手,考察芸斋小说与“文革”叙事的关系,重点剖析小说独特的文革叙事。第四章从文体方面论述芸斋小说所具备的中国笔记小说的特征与内涵,并具体阐释其新思想与新内涵。第五章细致阐述芸斋小说与书衣文录、怀人散文在思想、情感与形式体例等方面的异同,从而更加全面的阐释和理解芸斋小说。第一章,芸斋小说与孙犁人生哲学思想。本章从作家孙犁人生哲学思想形成的条件以及具体内涵入手,重点阐释芸斋小说所具备和体现的人生哲学。从中学开始,孙犁便主动地接触并学习哲学、历史、文学等学科,多学科的丰富营养夯实了其人生哲学的理论根基。建国后一系列政治与文艺运动则在客观上提供了其人生哲学构建的现实因素。而其人生哲学主要体现在对名利与交友,作家与命运以及启蒙与人道主义等方面,芸斋小说作为孙犁其晚年创作的重要收获,在叙述自己真实生活经历的基础上深入阐释了作者对命运及启蒙等思想主题的理解与思考。第二章,芸斋小说与孙犁的文艺思想。本章从孙犁的文艺思想以及芸斋小说对其重要文艺思想的体现两个方面入手,在全面分析其一系列文艺思想的基础上,细致阐释其对小说文本的影响。作家兼文论家的孙犁,其文艺理论创作贯穿其整个文学创作的始终,而其核心的思想即是现实主义。为人生的文学观以及对真善美的追求等文论思想既包含在其理论着作中,同时又在芸斋小说等创作中予以具体的实践和体现。具有浓郁纪实色彩的芸斋小说,是作者生命历程的真实再现,折射出作者快乐与忧伤,痛苦与矛盾的情感心理,而这些都是其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的重要体现。第三章,芸斋小说与新时期文革叙事。本章着力论述芸斋小说对文革的独特叙事。作为从解放区走来的老作家,孙犁格外重视自己生命与文学历程中的两个阶段,即抗日战争与文革,这种特殊的人生经历带给其深刻而复杂的生命体验,孙犁将这种体验融于小说创作中。不同的生活经历与文学理念使得作家们对文革这段特殊岁月的理解与认识不尽相同,在芸斋小说中,孙犁以独特的大院视角以及乡村社会现实的描绘,反映了文革对人们生活与情感的影响,深刻表达了对人性与道德的忧思。第四章,芸斋小说与笔记小说传统。在文体方面,芸斋小说具备中国古代笔记小说的诸多特征,既表现在对生活的实录精神以及作品的理性追求,又体现在作品的形式体例等方面。这与孙犁主动学习和借鉴笔记小说等古代文学是分不开的。但芸斋小说在借鉴古代笔记小说的传统上,对其进行了突破,它在记录生活事件的同时,融入了作者深刻的生命体验与生存困境的探析,更表达了对社会历史的审视以及对民族现实的思考。同时小说创造了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表达方式。第五章,芸斋小说与书衣文录、怀人散文的比较。晚年孙犁在历经“文革”等人生坎坷与磨难之后,以惊人的创造力创作了数以百万字的文字作品,其中既有小说也有散文,更有写在书衣上的书衣文录等,这些作品写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写作背景和写作方式也不尽相同,但是无论对现实的实录精神、理性追求等内容旨趣方面,还是在文本的结构、人物以及语言运用等形式方面,三者都存在很多的相似性。分析研究这些不同类型作品的相似点对整体把握晚年孙犁的创作思想以及人生观念具有重要的文学意义和文化价值。本文是芸斋小说研究的第一个长篇文本,在全面而具体的剖析小说内容与文本特征的基础上,不断地探析作者深邃的生命体验与人生哲思,以及深刻而辩证的文艺思想。透过芸斋小说,我们既可以领悟并体验作者高尚的人文情怀,又可以窥见历史的真实风貌;既可以理解并学习作者深刻的文艺思想,亦可以了解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学及优秀的文化传统,因此具有一定的文学理论价值与文学史意义,而孙犁本人的“大道低回,大味必淡”的做人与创作准则,更为当代社会尤其是作家、学者等树立了标杆与典范。

宋世瑞^[10]（2018）在《清代顺康雍乾四朝笔记小说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笔记小说为古代说部之一种,具有子学的根本属性,它以载记、论议、考证、叙事为基本言说方式,以笔记为表现形式,具有“裨治体、助名教、广见闻、资考证、垂典制、供谈笑、益神智”的价值功能,并呈现出多种美学风格。目前学界或称其为“笔记”“小说笔记”“说部笔记”,或称其为“子部小说”“国学小说”,名虽异而实多同,要皆为一家之言、《汉志》以来史志中之谓也。笔记小说之着录兼该子、史两部,然以子部为权重、史部为支流,史部支流实亦子学之一种云。以时下之观念,大而言之,“笔记小说”与其说是一种文类,不如说它是一个分散的集合体,其内部体裁众多;小而言之,笔记小说为小说叙事之一体,是“小说四体”（章回体、话本体、传奇体、笔记体）之一。本文拟研究清代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一百余年间的笔记小说（部分论述延伸至嘉庆年间）,在搜集、整理近五百种笔记小说作品的基础上,探讨了笔记小说的时代变迁、内部类别、作品体派、小说思想等多个问题,划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的“正名”问题。在文献综述与研究回顾的基础上,采用回溯、比较等研究方法,探讨了民国、清代“笔记小说”的用语习惯,主张在清代小说观念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笔记小说”概念,考察笔记小说在清代初中期的变迁,从而进行类别、文体、思想等方面研究。第二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创作的变迁研究,以康熙四十年与乾隆三十年为时间节点,分为三个时段,根据时代背景对每个时段笔记小说的内部诸类别之变迁进行描述,并总结其成就,概括每一时段的特点。第三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类别的研究,本章把笔记小说分为野史笔记、杂家笔记、地理杂记、稗官故事等四个类别,首先针对每一个类别进行学理探讨,其次是对此类别在本期的创获及其特征进行评述,并总结其特点。第四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体派的研究,也是文体学理论在笔记小说领域的一次运用。本章对该时期凸显出来的四个体派即“渔洋说部体”“板桥体”“说粤体”“聊斋体”进行研究,分析其文体渊源,描述其形成的过程,并指出各自的特征。第五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批评研究。清代前中期的笔记小说批评资源,主要集中于书目、序跋、评点三个方面。书目研究主要对笔记小说在清代诸类属的出入情况进行考察,序跋研究是清人对笔记小说的类别、性质、功能、审美等问题的探讨,评点则是对八种笔记小说的评点话语进行探讨。结语部分是对上述章节内容的总结,针对“笔记小说”的理解分歧,提出乾隆以后特别是晚清民国时段的笔记小说研究,应当建立起以《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为中心的研究范式。

二、孙犁的为文与为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孙犁的为文与为人（论文提纲范文）

（2）情系“家”“国”：论孙犁创作的“变”与“不变”（论文提纲范文）

（3）孙犁:中国乡村人道主义作家（论文提纲范文）

（4）当代作家与《聊斋志异》——以孙犁、汪曾祺、高晓声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5）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中学语文教材中孙犁作品的选编和教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孙犁与《聊斋志异》（论文提纲范文）

（8）镜像·乡土·传统 ——“二贾”新时期小说比较论（论文提纲范文）

（9）孙梨《芸斋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清代顺康雍乾四朝笔记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孙犁的为文与为人（论文参考文献）

• [1]在“边缘”处坚守 ——孙犁晚年创作研究[D]. 陈颖. 西南大学, 2021
• [2]情系“家”“国”：论孙犁创作的“变”与“不变”[D]. 靳燕. 河北大学, 2021(02)
• [3]孙犁:中国乡村人道主义作家[J]. 贺仲明.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10)
• [4]当代作家与《聊斋志异》——以孙犁、汪曾祺、高晓声为例[J]. 王彬彬.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20(08)
• [5]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D]. 郑晓锋. 山东大学, 2020(09)
• [6]中学语文教材中孙犁作品的选编和教学研究[D]. 张子璇. 福建师范大学, 2020
• [7]孙犁与《聊斋志异》[J]. 张龙福. 东方论坛, 2019(06)
• [8]镜像·乡土·传统 ——“二贾”新时期小说比较论[D]. 张瑶.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7)
• [9]孙梨《芸斋小说》研究[D]. 李振刚. 天津师范大学, 2019(12)
• [10]清代顺康雍乾四朝笔记小说研究[D]. 宋世瑞.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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