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信息技术在中国管理部门中的应用（论文文献综述）
冒小栋[1]（2021）在《基于卫星账户原理的高铁经济宏观效应评价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高铁产生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和国际影响,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力引擎,高铁经济学主要着眼于研究高铁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各种经济活动和各种相应的经济关系及其运行、发展规律。高铁经济效应的研究是高铁经济学研究中重要的内容和组成部分,高铁效应的评价理论、评价体系、评价方法等基本上以定性为主,缺乏一个系统、全面、定量评价高铁效应的理论和方法。系统的高铁经济效应评价研究是对高铁经济学的补充、完善和发展,对进一步提升中国高铁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力、话语权和影响力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论文基于卫星账户构建的一般原理与方法,从界定高铁经济卫星账户的生产范围、识别高铁经济特有产品开始,通过设计高铁经济宏观效应总量指标,构建并实现了高铁经济增加值核算表、高铁经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表、高铁经济货物和服务进出口交易表、高铁经济国际收支平衡表、高铁经济劳动投入核算表等核算表的编制和分析。从而全面反映了高铁经济活动的运行数量特点、数量规律,客观评价了高铁经济总量效应、产业关联效应及乘数效应等,论文研究主要结论有:（1）高铁经济卫星账户是全面、系统反映高铁经济宏观效应的有效工具。卫星账户用来衡量打破SNA中心框架的现有行业分类或产品分类之后重新组合形成的如高铁经济等特定领域、主题或部门的规模和贡献的数据系统,将卫星账户原理运用到高铁经济宏观效应的评价之中正好发挥了卫星账户可以解决行业统计口径不全的问题,全面描述高铁经济的生产过程、资金来源及流向、投入与产出关系、收入分配与使用等相关问题。利用卫星账户原理构建的高铁经济卫星账户可以说是最为理想、系统、全面和有效的分析和评价高铁经济宏观效应的工具。（2）高铁经济特有产品分为7个大类,有33个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2017）行业大类相对应的特有产业,分布在43个与2018年全国投入产出表（153部门）相对应的部门中。高铁经济特有产品分为“高铁工程技术与设计服务”“高铁线路建设及服务”“高铁运输设备”等7个大类,23个中类,60个小类。高铁经济特有产品目录中有货物21种,服务39种;有22种特征产品、38种关联产品。高铁经济特有产业可以分为“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23）”“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26）”“非金属矿物制品业（30）”等共计33个。高铁经济特有产品分布在“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品”“涂料、油墨、颜料及类似产品”“玻璃及玻璃制品”等43个与2018年全国投入产出表（153部门）相对应的部门中。（3）高铁经济卫星账户基本核算由高铁经济增加值核算、高铁经济投入产出核算、高铁经济固定资本形成核算、高铁经济进出口核算四部分组成。核算表之间的一些平衡项对应着高铁经济总产出、高铁经济增加值、高铁经济最终消费支出、高铁经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高铁经济进口额和出口额、高铁经济最终支出、高铁经济就业人数等一些重要经济总量。高铁经济投入产出核算是为高铁经济增加值核算提供数据来源,是编制高铁经济卫星账户其他核算表的基础,按照153产品部门分类的高铁经济投入产出表中间产品矩阵为196?196方阵。（4）2018年高铁经济增加值为2,422.09亿元,占GDP比重为0.26%。收入法计算的高铁经济增加值与生产法计算结果一样,其中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占比分别为58.31%、10.04%、16.72%、14.92%,支出法计算的高铁经济增加值显着大于生产法和收入法。固定资本形成总额4112.09亿元、货物和服务净出口118.35亿元、就业人数为1,423,561人。货物和服务出口额为276.65亿元,进口额为158.30亿元,进出口差值（净出口）为118.35亿元。（5）高铁经济产品部门影响力稍高于全社会国民经济平均水平,感应度显着低于全社会国民经济平均水平。43个高铁经济产品部门影响力系数取值范围为0.3657～1.5255之间,影响力大于1的部门主要来自制造业、建筑业,影响力小于1的部门主要来自服务业,平均高铁经济产品部门影响力系数为1.0290,稍稍高于全社会国民经济平均产品部门影响力。感应度系数取值范围为0.000～1.1855之间,只有“铁路旅客运输-G”“铁路运输和城市轨道交通设备-G”“互联网和相关服务-G”3个产品部门感应度系数大于1,其他40个产品部门感应度系数均小于1,平均高铁经济产品部门感应度系数为0.4346,显着低于全社会国民经济平均产品部门感应度。（6）高铁经济具有高投资率、低消费率的特点,“铁路旅客运输-G”“铁路运输和城市轨道交通设备-G”等6个产品部门可作为高铁经济优先发展的产品部门。高铁经济与全社会国民经济相比,中间投入率高出约6个百分点,增加值率低了近6个百分点,单位中间投入创造的增加值低了近14个百分点。从支出法增加值相关比例系数看,高铁经济与全社会国民经济相比差异较大,最终消费率（消费率）低了约30个百分点,资本形成率（投资率）高了约40个百分点,净出口率高了近2个百分点。“铁路旅客运输-G”“铁路运输和城市轨道交通设备-G”“互联网和相关服务-G”等6个产品部门作为高铁经济优先发展的产品部门。（7）2018年高铁经济完全总产出15283.22亿元,完全居民收入2285.36亿元,分别为高铁经济总产出的1.95倍,为直接高铁经济劳动者报酬的1.62倍。43个产品部门平均简单产出乘数为2.9553,差距较大。简单产出乘数效应最高的主要是制造业产品部门,最低的主要是服务业产品部门。“铁路、道路、隧道和桥梁工程建筑-G”“铁路运输和城市轨道交通设备-G”“建筑装饰、装修和其他建筑服务-G”等完全总产出最大的5个部门占全部完全总产出比例高达85.00%。43个产品部门平均简单收入乘数为0.4540,收入乘数效应最高的前10个产品部门全部是服务业产品部门,最低的10个产品部门全部是制造业产品部门。高铁经济43个产品部门I型收入乘数效应呈现出与产出乘数效应相类似、与简单收入乘数效应相反的特点。（8）2018年高铁经济完全就业人数是高铁经济就业人数的3.44倍,占2018年全国就业人数比例为1.35%。高铁经济43个产品部门平均简单就业乘数为0.1150,差异较大,各产品部门就业乘数效应呈现出与产出乘数效应相似的特点。2018年高铁经济完全就业人数为4,897,457人,是高铁经济就业人数1,423,561人的3.44倍,占2018年全国就业人数比例为1.35%。（9）2018年高铁经济完全增加值4985.71亿元,为高铁经济增加值的2.06倍。43个高铁经济产品部门简单增加值乘数均为1,平均I型增加值乘数为3.9099。各产品部门I型增加值乘数差异较大,呈现制造业产品部门高、服务业产品部门低的特征。2018年高铁经济完全增加值为4985.71亿元,是生产法和收入法高铁经济增加值的2.06倍,比支出法高铁经济增加值多出158.30亿元。
李燕辉[2]（2020）在《中国体育卫星账户的编制构想与应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推动体育产业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随着体育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提升,社会各界对体育相关数据的需求日益增长。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中的体育统计从1985年萌芽至今,有关体育的内容主要来自于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中的体育行业核算、以国家体育产业增加值为主要目标的体育产业核算以及投入产出核算中的体育产品部门核算。现有体育统计并不能完整反映体育经济活动的运行全貌,尤其难以从产品角度为国家的宏观管理提供有效的数据支撑。卫星账户系统针对经济中特定的主题、领域或部门,遵循SNA的基本核算规则,为某个特定主题、领域或部门形成自成一体的、相对独立的账户系列,是用于测量特定行业的经济重要性的强大统计框架。它可以从特定领域内的产品视角出发,在识别出特定领域内所有货物和服务的基础上,通过特定的程序和方式对该领域的经济运行过程进行展现。正是基于以上现实,论文在SNA2008和《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16》框架指导下,采用卫星账户这一国际社会广为采用的方法进行体育经济核算,全面、系统地反映体育相关经济活动的运行过程,科学测度体育的规模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探讨了我国构建体育卫星账户体系并开展编制实践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基础上,论文系统地梳理了国民经济核算的理论与方法,深入研究了卫星账户构建的一般原理与程序,界定了体育卫星账户的生产范围,全面识别了体育特有产品,设计了体育卫星账户的基本核算框架与核算表式,并基于2017年全国投入产出表,编制了我国体育卫星账户的系列表格;进而利用投入产出模型从体育的经济效应、经济效益和产业关联性等角度分析了体育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论文得出了如下具体的结论。（1）构建我国体育卫星账户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论文从体育产业统计工作的发展现状出发,分析了目前国民经济核算中虽有体育行业统计、体育产业统计和体育产品部门统计,但由于存在SNA的生产范围未能包含所有与体育相关的经济生产、现有体育统计未能完整反映SNA范围内与体育相关的生产活动及难以从产品视角为国家的宏观管理提供有效的数据支撑等不足,提出从学理上要求在我国构建体育卫星账户。再由于各级政府部门对体育的管理需要有准确的统计数据作为支撑、体育产业统计工作水平的提升需要体育卫星账户助力、体育经济重要性的国际间比较有赖于体育卫星账户等因素,在我国构建体育卫星账户显得十分必要。而投入产出表的编制、体育产业统计分类渐趋完善、体育产业调查体系初具雏形、体育产业增加值核算的经验积累、其他国家卫星账户的成功编制等可为我国体育卫星账户的编制提供产品分类基础、基础数据来源、测算结果评估以及经验借鉴,使得构建我国体育卫星账户成为可能。（2）完整的体育特有产品目录展示了所有体育经济活动的成果。根据卫星账户构建的一般原理,起点是体育特有产品的识别。在对体育卫星账户的生产范围界定的基础上,依照特有产品的识别原则及步骤,论文识别出体育特有产品87种,比《体育产业统计分类（2019）》中的小类对应的产品多16种;它们与276个《国民经济行业分类》（2017）中的行业小类相对应,比《体育产业统计分类（2019）》对应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2017）小类多98个。论文主张将体育志愿服务纳入体育特有产品目录,以便科学完整地展现与体育有关的货物和服务。（3）2017年我国体育总产出为1.910万亿元,体育增加值为7,894.267亿元,体育就业人数为472.947万人。通过编制体育卫星账户的核算表,计算得到了反映体育直接效应的总量指标:2017年我国体育总产出为1.910万亿元,体育增加值为7,894.267亿元,占2017年GDP的比重为0.954%;体育就业人数为472.947万人,占2017年全国就业人数的比重为0.609%。体育就业人数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低于体育增加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从直接效应来看,体育经济活动尚未呈现出劳动密集型的特点。（4）2017年我国体育完全总产出为3.023万亿元,体育完全增加值为11,543.064亿元,体育完全就业人数为1,439.839万人。通过乘数分析,计算得到了反映体育完全效应的总量指标:2017年体育完全总产出为3.023万亿元,是体育总产出1.910万亿元的1.583倍;2017年体育完全就业人数达1,439.839万人,占2017年全国就业人数的1.854%;体育完全增加值为11,543.064亿元,占GDP的比重为1.396%。体育完全就业人数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高于体育完全增加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考虑了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之后,体育经济活动呈现出劳动密集型的特点,体育经济的发展有利于间接解决就业问题。（5）批发-S部门的经济效益最好。体育的经济效益分析结果表明,不论是直接经济效益系数还是完全经济效益系数,批发-S部门都是最高的。软件服务-S、信息技术服务-S、保险-S以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S这4个新兴服务部门的直接经济效益名列前茅;合成材料-S、有色金属及其合金-S、信息技术服务-S和建筑安装-S这4个部门的完全经济效益排名靠前。（6）广播电视设备和雷达及配套设备-S部门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最大,而房屋建筑-S部门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最强。通过产业关联分析,结果表明影响力系数大于1的部门基本上都来自制造业和建筑业,而服务部门的影响力系数基本上都小于1。广播电视设备和雷达及配套设备-S、家用器具-S、纺织服装服饰-S、其他交通运输设备-S和纺织制成品-S这5个部门排在前五。有18个部门的感应度系数大于1,房屋建筑-S、土木工程建筑-S、商务服务-S、金属制品-S和纺织服装服饰-S名列前茅。计算结果同时表明,57个部门中有12个部门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同时大于1,可以列为优先发展部门,其中6个（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S,合成材料-S,塑料制品-S,房屋建筑-S,土木工程建筑-S,建筑装饰、装修和其他建筑服务-S）与体育场馆有关,4个与体育装备有关（纺织服装服饰-S、有色金属及其合金-S、金属制品-S、汽车零部件及配件-S）,充分说明了重视体育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体育装备的生产对发展体育大有益处。另外,各类体育商务服务如体育咨询、投资与资产管理、体育旅游服务、体育会展服务等也是重点关注的领域。
谢怡[3]（2020）在《B公司汽车零部件研发变更管理研究》文中指出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国民可支配收入的不断提升,汽车消费群体已经从十多年前的少数富裕人群转变为普通大众人群。国内的汽车销量从百万级别逐步发展到千万级别,中国已经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单一汽车市场。在此情况下,汽车行业,以及相配套的汽车零部件行业取得了快速的发展,纷纷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但随着越来越多汽车零部件企业的加入,市场的竞争也越发激烈。为了在竞争中始终保持优势,各大汽车零部件企业纷纷以提高客户满意度为导向,不断优化自身发展中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这其中就包含了工程变更管理的内容。由于市场的日新月异以及需求的不断变化,汽车零部件行业中变更常态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何对企业变更管理流程进行优化,满足当前市场中客户对于工程变更高效快速执行的要求,已经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话题。本文从B公司研发部门应对客户变更需求时的流程管理现状分析和组织架构现状分析出发,讨论得出了当前工程变更流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点。以此为基础,一方面从流程优化的角度,利用精益化管理的思想,将ECRS分析方法具体应用于工程变更流程的再设计过程中,解决当前问题并得出新方案的同时从周期和成本两个角度分析得出流程再设计后的优势。另一方面从部门组织架构优化的角度,以组织架构类型和相应特点以及组织架构再设计原则为理论基础,为了解决当前在工程变更中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研发部门组织架构再设计的具体方案,明确定义了为此新设立的量产项目支持部门中各岗位职责。同时为了新的组织架构能够更快更好地发挥其功效,文中也建议了相应组织架构配套制度的建立,包括了培训制度以及激励制度的相关具体内容。本文本着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探索可以提升B公司研发部门工程变更管理效率的具体改进方案,同时也可以为国内其他汽车零部件企业提供一些经验总结和想法借鉴。
王星宇[4]（2020）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出口的环境影响 ——基于增加值出口碳排放强度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已有超过130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聚焦互联互通,深化务实合作,以“六廊六路多国多港”为代表的互联互通架构与合作项目落地,为进一步全方位、多层次地扩大开放,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搭建了广阔平台,已初步形成了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与此同时,在“后《京都议定书》”时代,《巴黎协定》作为现阶段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文本,更加强调国家的自主贡献,广大新兴经济体正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入的参与到全球减排进程中来。在此背景下,中国多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全面推进“一带一路”的绿色化进程,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服务于打造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基于这一背景,本文主要基于投入产出分析的视角,结合空间计量回归、结构分解分析等方法,对中国省级行政区参与“一带一路”的出口环境表现进行分析研究,探究绿色“一带一路”的衡量标准,及背后的影响驱动因素和作用机制。在理论研究中,本文从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对外贸易和二氧化碳排放足迹两个维度,结合区域间投入产出方法、空间计量方法和结构分解分析等方法,讨论国际贸易中的碳排放成本,梳理并评述相关文献。具体而言,分别从理论发展和实际应用的角度研究已有的投入产出表编制方法;从传统贸易和增加值贸易的视角研究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经贸关系;从生产端和消费端讨论国际贸易中产生的碳排放成本;并从空间计量和结构分解分析的角度,讨论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同时,本文对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碳排放的现状进行了多角度的考察和分析,并以GTAP数据库中所提供的世界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为基础,分析了其消费端碳排放情况以及生产端各国各行业的碳排放强度,作为实证研究的基础。在实证研究部分,本文首先在区域层面考察了中国各省级行政区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参与全球价值分工的出口环境表现。以GTAP v10数据库为基础,通过官方统计数据结合最大熵、交叉熵模型估计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之间贸易流量与区域内技术矩阵,得到中国省级行政区的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并将中国省级行政区的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嵌入GTAP世界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中形成中国-GTAP区域嵌套模型。以该嵌套模型为基础,本文确定了以增加值出口碳排放强度作为绿色“一带一路”的衡量指标,使用环境扩展的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对中国各省级行政区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增加值出口碳排放强度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各省（区、市）发展阶段不同、产业结构不同,出口环境表现在持续改善的同时,区域间差异较大;同时,在面对“一带一路”沿线不同的贸易伙伴时,贸易双方的出口环境表现也各不相同。东部地区总体增加值出口碳排放强度较低,中西部则在出口环境表现上呈梯度分布,内部差异较大。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从空间效应的层面考察了“一带一路”背景下能源强度是如何影响中国各省级行政区的增加值出口碳排放强度的。通过莫兰指数确定了各省的增加值出口碳排放强度存在显着的空间异质性和空间自相关性,符合空间集聚特征之后,本文进行了严格的模型识别,建立双向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并通过不同空间权重矩阵的稳健分析,得到本地能源使用效率的提高会显着改善周边地区的出口环境表现,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则对降低自身增加值出口碳排放强度具有弱显着的直接效应的结论。同时,本文还进行了分区域的研究,发现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而言,能源强度对增加值出口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机制不同,而关键控制变量所发挥的作用亦各有差异。在行业层面,本文从农业部门、能源部门、轻工业部门、重工业及建筑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对中国各地的增加值出口碳排放强度进行了核算分析,并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非“一带一路”主要贸易伙伴进行了比较分析。中国各部门出口环境效率从高到低依次为轻工业部门、服务业部门、农业和能源部门、重工业和建筑业部门,其中重工业部门是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中需要重点突破的领域。而在世界范围内,许多与中国开展密切合作的“一带一路”国家,在各自特色出口产业上均总体做到了绿色可持续的发展,其出口环境表现优于众多非“一带一路”沿线的发达国家。为进一步探究行业层面增加值出口碳排放强度的驱动因素,本文对其进行了结构分解分析,将2011至2014年间增加值出口碳排放强度的变动分解为直接碳排放强度、增加值率、生产结构和贸易结构四个要素的变动,结果表明,农业部门,直接碳排放强度和贸易结构的变动是主要驱动因素;能源部门,中国的变动主要取决于增加值率的变动,而其他国家则更多地依赖生产结构的变动;轻工业部门则取决于贸易结构变动;重工业及建筑业部门内部不同行业变动中,直接碳排放强度和增加值率仍是关键;服务业本身较为清洁,除交通运输业主要受到直接碳排放强度影响外,其他行业的变动情况则主要由增加值率决定。基于以上分析结论,本文给出了如下政策建议:短期内,应发挥区域自身出口产业优势,与“一带一路”贸易伙伴优势互补,增加出口环境效率高的行业的经贸往来;中长期内,应继续推动全产业链技术升级,从根本上改善中国的出口环境表现;从长期来看,应加强国际合作,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高晓霞[5]（2020）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审计监督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审计是国家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公共问责和监督控制系统之一。中国特色审计监督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审计监督作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具有其内在的政治逻辑,而且要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发挥多方面的治理功能。审计监督既是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的标志,同时,强化审计监督又是坚持依法治国和加强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国家审计作为一种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既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民主政治的路径和手段,说到底则是民主与法治的统一。研究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审计监督不能单纯从经济学的视角看问题,而要将审计监督放置在国家治理的大视野中进行考察,围绕国家治理法治化、民主化、透明化以及责任性等基本属性准确把握其对于审计监督的内在规定性及现实需求,进而以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监督的政治逻辑与治理功能。基于此,考察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审计监督必须遵循“政治逻辑—治理功能—行动路向”的分析框架,以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理论为指导,批判性地借鉴西方权力监督多维理论视角中的合理因素,侧重运用人民主权理论、治理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等理论分析工具深入探讨审计监督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所发挥的职能作用及其由于各种现实挑战而出现的期望差距,并且全面分析把政治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行动路向。依据这一研究逻辑,首先就要基于对审计监督的历史溯源和理论阐释,深刻理解国家治理现代化对于审计监督职能的现实需求。其次,从政治学理论视角来看,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审计监督作为权力监督和权力制约的一项制度安排和制度设计,其独特的政治逻辑在于其政治权力基础、政治体制优势和民主政治动因。第三,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审计监督作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发挥的职能作用具有独到的治理功能,包括权力制约与法治功能、信息公开与透明功能以及民主参与和问责功能等。第四,从政府公共部门审计监督制度效能的角度来看,国家治理中的审计监督作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制度支柱之一承载着党和国家以及全社会对其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啄木鸟”、“看门狗”和“达摩克利斯之剑”职能作用的普遍期望。然而,审计监督制度所发挥的实际效能却始终存在一定的期望差距,主要表现为由于种种原因所导致的审计监督独立性期望差距、公开性期望差距和责任性期望差距。最后,国家治理体系中审计监督的行动路向就是要基于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权威性、协同性和有效性的总体要求,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坚持依法独立审计,实现审计全覆盖,并且在与其他监督制度有机贯通与相互协调中形成监督合力,通过审计信息公开维护公众知情权,强化审计结果信息披露和审计问责,突出技术支撑,进而更好地发挥审计监督在国家治理中的职能作用,不断提高审计监督的制度执行力和治理效能,缩小和弥合审计监督制度在独立性、公开性和责任性等方面的期望差距,进一步提升中国特色审计监督公信力。一个国家的审计体制必须与该国的政治文化传统、政治道路选择以及政治体制优势等相适应,才能在治理体系中更好地提升制度执行力和治理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监督制度作为国家审计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相结合的产物,不仅合乎审计制度的本质即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而且符合中国的现实国情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求,同时,也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选择。中央审计委员会的成立,为党统一指挥审计监督工作提供了政治制度依据和政治体制保障,是党的领导这一政治原则和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在中国特色审计监督工作中的落实与体现,是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本质要求的审计领导制度和审计管理体制创新,也是审计监督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回应社会普遍期待的根本遵循和制度保障。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审计监督内在地要求加强党对审计监督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依法独立审计。在此基础上,要进一步强化审计信息公开,维护公众的审计信息知情权。此外,要不断扩大公众参与,增强审计监督制度与其他监督制度的有机贯通和相互协调从而形成协同性和整体合力。最后,还要继续加大审计监督与公共问责力度,提升审计监督的有效性与实效性。总之,研究国家治理体系中审计监督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把中国特色审计监督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只有基于以制度保障制度的治理逻辑,紧紧依靠党的全面领导制度的根本保障,不断增强制度意识,维护制度权威,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在审计全覆盖的过程中实现制度协同,强化审计问责,切实提高审计监督制度执行力,才能在中国特色审计监督制度优势的基础上真正实现其治理效能,避免出现“制度空转”,从而缩小和弥合审计期望差距,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更好地发挥职能作用,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更好地实现中国特色审计监督的治理效能。
刘思源[6]（2019）在《技术革命推动的劳动关系演化研究》文中指出近年来,信息和智能技术革命对劳动关系的影响越发受到学界关注。作为世界工业体系最完整的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应深入探究技术革命对劳动关系的影响。只有弄清技术革命影响劳动关系的机理,才能在推动科技进步的同时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进而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贯彻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伟大事业之中。根据马克思主义,对事物发展趋势的科学判断必然要建立在对理论、历史和现实的深入研究之上。但是,目前对新技术如何影响劳动关系的研究大多没能将理论逻辑同历史脉络结合起来。在可资借鉴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中,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强调价格机制的作用,忽视劳动关系演化的社会历史因素;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关注制度因素对劳动关系的影响,对科技创新的分析不足;佩蕾丝等演化经济学家提出了分析技术、金融、制度协同演化的“技术-经济范式”（Techno-Economic Paradigms,TEP）理论,虽然技术-经济范式涵盖了部分劳动关系内涵,但技术-经济范式理论并未专门探讨技术革命推动的劳动关系演化问题。鉴于上述不足,本文构建了一种技术革命（工业革命、电气革命和信息革命）推动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框架,进而分析了劳动关系的演化趋势,并探讨了劳动关系的政府规制措施。本文可视为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原理的具体化研究:技术革命即是对生产力的具体化,劳动关系则是对生产关系的具体化。在理论研究层面,本文采用历史研究、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方法对劳动关系进行了长期的结构化研究,并分析了技术革命推动劳动关系演化的动力机制和一般规律。首先,本文借鉴佩蕾丝的“技术-经济范式”理论,提出了“劳动关系范式”（Labor Relations Paradigms,LRP）的概念。劳动关系范式是在较长时期内劳资双方普遍认同并共同遵守的共识性的行为模式,它具有促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作用。劳动关系范式的内涵包括能够体现劳资双方雇佣关系、分配关系、管理关系的一系列范畴,如就业的稳定性、劳动收入、劳动条件、管理方式、教育和技能培训、社会福利等。每次技术革命都会催生一种劳动关系范式,并推动新、旧劳动关系范式的更迭。随着技术革命的演化,劳动关系范式会经历“探索-巩固-衰退”的生命周期,这会推动劳动关系“紧张-缓和-紧张”的演化过程。本文结合英、美等国的历史资料,归纳了工业革命的劳动关系范式和电气革命的劳动关系范式,并结合信息和智能技术的发展趋势对信息革命的劳动关系范式作出了展望。其次,本文探究了技术革命推动劳动关系（范式）演化的动力机制和一般规律。技术革命主要通过“机器-劳工替代”机制、“劳工-雇主博弈”机制和“国内-国外投资”机制推动劳动关系（范式）的演化。“机器-劳工替代”机制是随着技术条件的改变及其导致的经济环境变化,生产关系以及劳动和机器两种要素的相对价格相应地发生变化,进而造成劳工替代机器或者机器替代劳工,从而影响劳动关系（范式）的机制。“劳工-雇主博弈”机制是随着技术条件的改变及其导致的经济环境变化,劳动者和雇主之间的谈判能力会发生此消彼长的变化,进而造成雇主或工会在集体谈判中相对占据优势、改变劳资双方的利益分配关系,从而影响劳动关系（范式）的机制。“国内-国外投资”机制是跨国公司依据技术条件以及东道国的经济环境灵活调整其产业布局,进而使东道国成为资本净流入国或资本净流出国,从而影响东道国劳动关系（范式）的机制。在技术革命演化的不同阶段,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会影响上述动力机制,进而推动劳动关系范式“探索-巩固-衰退”的演化过程和劳动关系“紧张-缓和-紧张”的演化过程。政府要促进劳资和谐、为长期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创造条件,就要以上述三条机制为抓手制定相关政策。在应用研究层面,本文结合上述理论框架,采用历史研究、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方法,分析了中国技术追赶进程中的劳动关系（范式）演化历程、动力机制及政府规制效果,并结合智能技术对劳动关系（范式）演化机制的影响和挑战,提出了智能时代政府劳动关系调节政策的转型建议。首先,中国劳动关系（范式）的演化带有明显的政府主导特征,这使得中国得以在技术追赶进程中维持相对和谐的劳动关系。其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机器-劳工替代”机制、“劳工-雇主博弈”机制和“国内-国外投资”机制都总体上促进了中国劳动关系（范式）的平稳发展,这得益于中国产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政府扶持工会发展、国内投资和引进外资的快速增加等。再次,中国政府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协调发展、以财政支出带动就业、扩大公共部门就业、在劳动立法和司法中保护劳工等,这些都促进了中国劳动关系（范式）的平稳发展。最后,智能技术将可能替代更多劳工、加强雇主对生产活动的控制、削弱工会力量、促进全球产业转移等,给劳动关系（范式）的转型升级带来挑战。政府应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支持工会发展、健全劳动法规、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等,进而规制劳动关系（范式）、促进劳资和谐,为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创造条件。
李琳[7]（2019）在《信息通讯技术革命时代的政府组织变革》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信息通讯技术（ICT）革命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政府面临了更多挑战。同时,政府既是推动中国信息社会发展的积极促进者,也是主动拥抱变化、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参与者。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为适应时代发展而不断调整,正在经历组织变革。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适应性往往被视为中国社会持续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那么,信息通讯技术革命的政府组织变革反映了怎样的政府变革逻辑?通过回顾公共部门变革理论的基本脉络,呈现新公共管理与整体性政府、公共价值、数字时代治理与适应性治理视角的不同侧重点,本文发现既有研究对公共部门组织变革的讨论多附着于对工作产出的关注,或多出于批判新公共管理的解构式讨论,尚未将政府组织变革置于开放系统中、分析ICT革命特征并以此为起点建构认识。由此,本文致力于刻画ICT革命特征、组织变革表现维度,并尝试初步建立ICT革命与政府组织变革之间的关联路径。于是,本文试图融合技术驱动的客观性与组织主导的因素,基于新的理论前提推演命题并构建了分析框架。本文首先应用Nvivo12软件对信息化相关政策文件开展分析,将2011年以来的实践进展作为重点观察对象;之后,基于案例研究的理论建构方法,遵循理论抽样和复制性逻辑,在ICT革命时代中政府组织变革的“技术应用”和“任务环境”两条路径分别选取了行政审批服务案例与网约车案例,开展了案例内分析与跨案例比较。本文发现,信息通讯技术革命为政府组织变革提供了新的背景和要求,不仅政府应用于其内部的技术发生了变化,政府外部的任务环境也得以改变,由此构成了政府组织变革的两条路径。组织变革的表现反映在组织边界和组织结构两个维度上。通过比较政府在两条路径上的组织变革表现,可以看到,存在决策分权和管理集权并存、部门间的整合倾向更加突出而形式不一、组织内权威集中程度增强的现象,反映了政府将技术价值实现的内在需求与自身发展的主导逻辑相融合的过程,既体现了政府面对新时代变化时的主动适应性,也体现了其把握时代新机遇、强化权威秩序的稳定性逻辑。本文尝试刻画政府组织变革的表现维度,讨论其变革逻辑,并说明ICT革命特征与政府组织变革表现的关联。这不仅有利于促进对ICT革命时代当代中国适应性治理的理解,也将对公共部门变革的相关研究形成补充,也为ICT革命时代政府深化组织变革提供启示。
陈海林[8]（2019）在《政府分权、财政竞争对隐性经济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隐性经济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我国的隐性经济规模也不容忽视,相关研究表明,近年来,我国隐性经济规模占GDP的比重在10%20%之间,其绝对规模仍然较大。隐性经济对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发展具有广泛影响,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隐性经济对地区腐败、税收流失、收入不平等以及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尤其值得关注。已有研究大多关注政府管制、税收负担和失业等因素对隐性经济的影响,缺乏对影响隐性经济的体制性因素的分析。本文从纵向政府分权和横向政府竞争两个维度出发,对影响我国地区隐性经济规模的体制性因素进行分析,并试图从抑制地区隐性经济的视角,为完善我国政府间的分权和竞争关系提出政策建议。全文运用多种方法对以下问题进行了研究:一是利用多种方法对我国全国及地区隐性经济规模进行测算,从而准确分析我国隐性经济的规模、原因和影响;二是对我国政府分权对地区隐性经济的影响及作用机制进行分析;三是检验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模式特征、对隐性经济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四是识别我国地方政府税收竞争的模式特征,并分析其对隐性经济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在全面检视上述问题的基础上,从治理隐性经济的视角出发,对完善我国政府分权体制,规范地方政府竞争行为提出政策建议。本文第一章对政府分权、财政竞争与隐性经济这三个核心解释变量进行界定,并据此确定本研究的维度,即,从财政分权和行政分权的视角研究政府分权对隐性经济的影响与机制,从财政支出竞争和税收竞争的视角研究财政竞争对隐性经济的影响与机制。然后,从税收遵从理论、新制度经济学、财政分权理论和政府竞争理论等理论出发,构建了本研究的理论基础。最后还结合隐性经济的定义及相关理论分析了隐性经济可能的成因与影响,税收负担、税制体系复杂程度、税制结构、政府管制力度、政府分权、腐败水平、失业率水平、农村劳动力规模、正规收入水平和经济开放度都是隐性经济的可能成因,同时,隐性经济也会影响地区能源消耗量、正规经济增长率、劳动参与率以及收入不平等程度。第二章梳理了本研究的制度背景并分析了政府分权、财政竞争影响隐性经济的作用机制。首先,根据中国式政府分权“政治集权、财政分权和行政分权”的特点,从财政分权和行政分权两个维度梳理了我国政府分权体制的历史演变过程,从而更加准确地把握我国政府分权的特点。其次,对我国政府分权和财政支出竞争、税收竞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发现,中国式政府分权为我国地方政府之间财政支出竞争与税收竞争形成提供了动力和制度土壤,从而理顺了政府分权与财政竞争之间的逻辑关系。最后,从理论上分析了政府分权和财政竞争影响隐性经济的作用机制,并提出本文的理论假说。具体来说,从政府分权的“效率效应”和“威慑效应”出发,分析了政府分权影响隐性经济的腐败机制、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和市场化机制;从财政竞争的“外溢效应”和“要素流动效应”出发,分别分析了财政支出竞争和税收竞争影响隐性经济的外溢效应机制和要素流动效应机制,此外,还分析了税收竞争影响隐性经济的“税负效应”机制。第三章利用多种方法对我国全国及各地区历年隐性经济规模进行测算。通过对现有隐性经济规模测算方法进行比较,选择利用货币需求法和DGE模型法对我国19782017年间的历年隐性经济规模进行了测算,并利用微观收支差异法、MIMIC模型法和DGE模型法三种方法对我国30个省1995-2016年间的历年隐性经济规模进行测算。各类方法的测算结果虽然不同,但都展现出了相似的趋势,且差异不大,其中,从时间发展趋势上来看,我国隐性经济规模总体上呈现出缓慢下降趋势,从空间分布特点来看,东部地区隐性经济规模最低,西部隐性经济规模最高。此外,MIMIC测算结果还显示税收负担、税制复杂程度、政府管制力度、失业率、农业部门就业人数、腐败以及经济开放水平都是隐性经济规模扩大的原因,而税制结构（直接税占比）、财政自由度和收入水平提高都可以抑制隐性经济规模。此外,隐性经济规模扩大还会显着增加地区能源消耗、GDP增长率和收入不平等,同时降低地区劳动参与率。第四章从财政分权和行政分权两个维度出发,对我国政府分权对隐性经济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进行分析和验证。通过梳理我国财政分权和行政分权的制度变迁历程,从财政收入分权、财政支出分权、财政自由度和税收分权四个维度对财政分权进行度量,并从地区公务员人数和行政审批事项数出发,构建总体行政分权指标和行政审批分权指标。通过构建数理模型分析发现,财政分权可以有效降低隐性经济规模,并提高地区公共产品供给水平,但是财政分权对腐败的影响并不确定。利用1995-2016年间的分省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财政支出分权、总体行政分权和行政审批分权都扩大了地区隐性经济规模,财政收入分权、税收分权和财政自由度则显着降低了地区隐性经济规模。机制检验结果显示,腐败效应、公共治理效益和市场化效应都是财政分权和行政分权影响地区隐性经济规模的作用机制,但不同分权形式的影响又有所差异。第五章分析了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竞争对隐性经济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中国式政府分权为地方政府之间开展财政支出竞争提供了制度空间和激励机制,利用空间计量方法分析发现,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都呈现出显着的“逐顶竞争”态势。利用我国1995-201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财政支出竞争显着降低了地区隐性经济规模,进一步分析发现,地方政府之间的生产性财政支出竞争和社会性财政支出竞争都显着降低了地区隐性经济,但维持性财政支出竞争并未对隐性经济产生显着影响。经济性公共产品供给效应和资本要素流动效应是地方政府之间财政支出竞争影响隐性经济的重要作用机制。第六章对税收竞争对隐性经济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在我国财政收入集权、财政支出分权的体制下,地方政府之间的宏观税负也呈现出显着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在预算约束和财政压力的制约下,地方政府之间并未出现税收“逐底竞争”的情况。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发现,我国地方政府之间税收竞争显着降低了地区隐性经济规模,进一步发现,企业所得税竞争和间接税竞争也对隐性经济产生了同样的影响。机制检验结果显示:地方政府税收竞争通过增加地区实际宏观税负水平,显着扩大了地区隐性经济规模;地方政府税收竞争显着提高了地区经济性公共产品供给水平,并因此而降低了地区隐性经济规模;税收竞争通过为地区发展提供更多的财力保障,可以吸引更多资本流入,创造更多的投资和就业机会,从而降低隐性经济规模。最后,本文根据上述分析分析结果,从完善财税体制、抑制隐性经济规模的角度提出了政策建议,具体包括:优化政府间的财权与事权划分;规范地方政府之间的税收竞争;优化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支出竞争;提高我国财政透明度,完善税收征管体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体系,促进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等。
杨莹[9]（2019）在《社会组织经济贡献研究 ——基于北京市的数据分析》文中认为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八大开启全面深化改革的治理新时代以来,政策顶层设计日益凸显善治思维,社会建设整套改革举措渐次落地,慈善公益法制进程迎来突破,社会组织发展制度环境更加优化。在系列政策红利的持续推动下,中国社会组织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进入了快速成长时期,组织数量、就业人数等指标持续稳步增长。社会组织不仅在政治参与和社会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逐步成为第三产业乃至国民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和社会服务的重要供给者。然而,长期以来,社会组织的经济贡献却一直被忽视,政府、社会对这一问题的认识都十分模糊,甚至学术界也缺乏基本的关注和讨论。从政府统计的情况来看,反映社会组织经济贡献的统计数据十分不足,仅有的能够反映经济规模的增加值数据又因不断受到慈善界和学者关于数据准确性的质疑而停止发布。在此背景下,从理论和实践的层面深入分析社会组织的经济贡献是很有必要的,以经济学视角评价社会组织发展状况更是一个非常重要和崭新的研究维度,不仅能够客观地评估该部门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影响和长远意义,也能够为政府相关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供参考依据。本文的逻辑主线是“社会组织经济贡献被忽视——测量结果显示了值得重视的经济力量——应优化政策促进其经济发展”。首先提出了社会组织经济贡献长期被忽视的问题,政府和学界普遍缺乏对该类组织真实经济贡献的认识和研究。在此基础上,引入了社会经济理论、资源配置理论、社会资本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作为研究视角和引导,阐述了社会组织推动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提出了社会组织经济贡献评价指标体系。然后,比较分析了国际非营利部门经济核算做法,调研考察了中国社会组织经济核算存在的问题,提出本文进行社会组织经济指标测算和数据分析的必要性。随后,对北京市社会组织经济贡献指标体系进行测算和分析,获得结果主要包括:潜力巨大的经济规模、重要的就业部门、提供服务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劳动者报酬构成支出主体、增速超过整体经济以及劳动生产率有待提高等;基于时间序列数据和本测算研究获得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进一步验证了社会组织是推动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最后,梳理和借鉴了美国、日本、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家非营利部门的经济贡献情况及经验启示,深入分析了中国社会组织经济贡献中存在的问题和制约因素,并在深化认识理念、构建核算体系、强化制度供给、提升自身能力等方面提出优化促进社会组织经济发展的思考和建议。
王松[10]（2019）在《北京地区二级以上公立中医医院信息安全现状分析与管理对策研究》文中提出近年来,随着大数据、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广泛应用,信息技术对于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影响日益显着。中医药信息化是我国中医药事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医药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技术支撑。中医医院作为中医药事业的中坚力量,加强信息化建设对中医医院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对中医医院信息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目前中医医院在信息安全方面仍然存在制度不够完善、信息安全人才缺乏、信息安全资金短缺等困难和问题,对中医医院的正常运行形成威胁。因此,如何加强中医医院信息安全建设,成为推进中医医院信息化建设的重中之重。1研究目的本文基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委托开展的政策研究项目《中医药行业信息安全督导检查》课题,并选择首先在北京地区开展中医医疗机构信息安全现状预调查,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开展全国中医药行业信息安全督导检查。本次调查旨在了解北京地区二级以上公立中医医院（包括中医专科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与民族医医院,下同）信息安全现状,从信息安全机构设置、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建设、信息安全基础设施和应用系统安全等方面进行分析,了解和掌握当前北京地区中医医院信息安全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并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为中医医院的信息安全建设提供借鉴,为中医药管理部门相关决策提供参考依据,从而为国家开展《中医药行业信息安全督导检查》奠定基础。2研究方法本文选取北京地区39家二级以上公立中医医院作为研究对象,应用研究方法如下:（1）文献研究法。本论文通过对中医医院信息安全和网络安全（以下简称“信息安全”）等相关检索文献进行整理分析,了解国内外医院信息安全、中医医院信息安全等方面的研究现状;了解国家相关信息安全及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制度;了解和掌握医院信息化建设等相关的基础理论知识,为开展中医医院信息安全的相关研究打下基础。（2）问卷调查法。调查问卷的设计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信息技术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中医医院信息系统基本功能规范》等国家发布的相关文件,并结合中医医院自身实际情况和特点编制调查问卷,对北京地区39家二级以上公立中医医院信息安全管理现状开展问卷调查,由被调查中医医院相关部门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如实填写,作为本论文开展分析研究的材料支撑。（3）专家咨询法。本研究在调查问卷的设计、信息安全存在问题及对策建议等方面,反复咨询信息及信息安全等方面专家,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并结合中医医院信息安全的实际情况,突出中医医院的特色,形成本次调查问卷,作为中医医院信息调查报告的技术支撑。（4）统计分析法。对被调查的39家公立中医医院的基本情况、信息安全技术应用情况、信息安全管理等情况进行统计分析,运用描述性统计、卡方检验（x 2检验）等统计分析方法,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研究。（5）对比分析法。将中央在京直属三级甲等中医医院与北京市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北京地区三级公立中医医院（包括三级甲等、三级乙等、三级丙等）与二级公立中医医院（包括二级甲等、二级乙等、二级丙等）的信息安全现状分别进行比较,分析不同中医医院间信息安全建设情况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为信息安全建设提出对策与建议。3研究结果目前北京地区二级以上公立中医医院的信息安全建设正处于发展阶段,医院信息安全问题受到较高的关注和重视。通过北京地区39家二级以上公立中医医院（包括中医专科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与民族医医院）信息安全现状进行调查分析,得出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医院对信息安全工作重视情况。28家中医医院设立专门的信息安全管理职能机构,38家中医医院成立了信息安全领导小组,25家建立信息安全工作小组,32家中医医院已进行等级保护定级工作,31家中医医院已完成等级保护备案及测评工作,8家中医医院尚未完成等级保护备案及测评工作。（2）信息安全投入情况。36家中医医院近三年对信息安全设备进行资金投入,11家中医医院投入金额在51-100万元之间,部分医院尤其是二级中医医院在对信息安全设备投入方面有待提高。在信息安全经费来源方面,36家中医医院信息安全经费来自于医院自筹资金,23家中医医院同时获得上级信息安全经费拨款。在信息安全经费预算方面,32家中医医院安排信息安全经费预算,存在少数中医医院未安排信息安全专项经费预算、投入随意或数量不足等情况。（3）医院信息基础设施安全建设情况。在机房安全方面,24家中医医院明确了机房安全等级,大部分医院对机房采取诸多安全措施,但仍存在如被调查的39家中医医院中,仅有10家中医医院机房具有防磁场干扰措施;并且不同级别的中医医院在机房门禁制度、配备不间断电源等措施方面存在显着差异。在服务器安全方面,大部分中医医院对服务器采取相应安全措施,但被调查的医院中有一家二级丙等医院未对服务器采取安全措施。在终端设备安全方面,39家中医医院均已对PC端设备采取安全措施,但其中如监控使用者的行为和设备相关信息等措施应用率略低,并且不同级别的中医医院在屏蔽外界存储设备USB 口上存在显着差异。在数据安全方面,37家中医医院已采取必要的安全防御措施,但其中对于数据库的访问安全相关措施应用率还比较低。在网络安全方面,被调查的所有中医医院均采取了安全措施,但还停留在一般性的表浅层面,对在入侵检测、日志分析、漏洞扫描、身份鉴别安全防护等措施应用率仍然较低。在主机操作系统及数据库安全方面,38家中医医院已采取相应安全措施,但其中的系统镜像快速恢复、资源控制、身份鉴别等措施应用率较低,并且二级医院在防止恶意代码攻击、资源控制以及数据恢复等方面有所欠缺,急需改进。（4）医院业务应用系统安全建设情况。被调查的39家中医医院管理信息系统中门急诊挂号系统、门急诊划价收费系统、门急诊药房管理系统、住院收费系统、药库管理系统、医疗保险接口系统基本全覆盖,比例均为100%;但是其中对于远程问诊平台、适宜技术推广平台、医院人力资源招聘平台等系统应用率还比较低。中医医院的临床信息系统应用情况中门急诊医生工作站、住院医生工作站和住院护士工作站应用比例达到100%;其次为医学影像存储和传输系统和实验室信息系统,所占比例均为92.31%;但中医诊疗辅助信息系统和中医治未病信息系统应用还比较少,仅占15.38%（6家）和23.08%（9家）,中医特色临床信息系统还需进一步完善和推广应用。38家中医医院已针对应用系统采用安全措施,但应用系统业务软件容错、应用系统灾难恢复等措施应用率较低等。（5）信息安全制度建设与落实情况。目前大多数中医医院信息安全管理的相关制度建设情况较好,但在落实上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如有15.91%的中医医院虽然制定有信息安全相关制度,但是一些制度都未能严格执行,或执行能力普遍较弱;少数中医医院对一些基本的信息管理制度甚至缺少,例如存在一家中医医院没有制定信息资产管理制度;有些中医医院虽然有相关制度,但调查发现这些制度内容不规范,或与实际要求偏离较远等,很难实施。（6）信息安全应急响应情况。37家中医医院建立应急响应组织,其中35家医院已明确组织内成员的职责、分工和责任追究。38家中医医院已经制定了信息安全应急预案,其中27家医院应急预案比较完善,能够根据事件的不同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在应急安全措施采取方面,37家中医医院开展应急演练,内部技术支援应用率相对较低,占调查医院总数的53.85%。（7）信息安全人员配备与培训情况。从信息化部门中从事信息技术或信息管理方面员工的专业情况来看,有80.94%的员工为信息相关专业;从信息管理或技术员工的学历结构方面来看,本科学历人员占比最高为66.55%,其次为大专学历,比例为20.14%,学历偏低;从信息管理或技术员工的职称方面来看,有60.43%的员工职称主要集中在初级及以下;从信息管理或技术员工的年龄分布方面来看,有73.38%的员工年龄分布在31-49岁之间;从医院专职或兼职信息安全人员数量情况来看,24家中医医院中专职或兼职信息安全人员的人数集中在1-3人,6家中医医院没有专职或兼职信息安全的人员。另外对中医医院员工进行的信息安全培训情况进行调查,33家中医医院每年对员工开展信息安全相关培训在1-2次之间,还有部分医院未开展培训。（8）不同级别中医医院信息安全情况比较。对被调查的39家中医医院信息安全现状进行比较分析得出,三级中医医院信息安全建设情况要优于二级中医医院,中央直属三级甲等中医医院信息安全建设情况要好于北京市属三级甲等中医医院。4结论通过对北京地区39家二级以上公立中医医院信息安全现状的调查,总体来看,北京地区二级以上公立中医医院信息安全建设受到了各单位、各部门的高度重视,信息及网络安全软硬件等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安全组织管理、资金投入及相关专业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可以说中医医院信息安全建设正处于积极向上、蓬勃发展时期。但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和问题,主要体现在各中医医院发展不平衡,对信息安全重视程度不一,中医医院信息安全还有进一步提升空间;部分中医医院信息基础设施安全建设需进一步加强、安全制度需进一步完善和落实、信息安全资金投入需进一步加大、应急响应需进一步完善以及信息安全人才培养需进一步加强等方面。因此,提出七个方面的建议,即进一步提高中医医院信息安全重视程度、加大信息安全资金投入、加强并完善信息安全基础设施建设、强化信息安全技术保障、健全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制定全面且严谨的信息安全应急预案、大力引进和培养信息安全专业人才等。总之,加强中医医院信息安全建设是中医医院信息化建设发展的重要保障措施之一,同时也是衡量中医医院信息化建设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本研究结果将为即将开展的全国中医药行业信息安全督导检查工作提供参考,为中医药管理部门相关决策提供客观依据,同时也将对中医药信息化事业不断发展具有一定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二、信息技术在中国管理部门中的应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信息技术在中国管理部门中的应用（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卫星账户原理的高铁经济宏观效应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高铁效应及分类研究现状 |
| 1.2.2 宏观经济层面高铁效应研究现状 |
| 1.2.3 中观经济层面高铁效应研究现状 |
| 1.2.4 微观层面高铁效应研究现状 |
| 1.2.5 卫星账户研究有关现状 |
| 1.2.6 研究评述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高铁与高铁经济 |
| 2.1.2 高铁经济效应与高铁经济宏观效应 |
| 2.1.3 卫星账户与高铁经济卫星账户 |
| 2.2 国民账户与卫星账户相关理论 |
| 2.2.1 国民账户基本理论 |
| 2.2.2 卫星账户理论 |
| 2.3 投入产出表的一般原理 |
| 2.3.1 投入产出表的结构及平衡关系 |
| 2.3.2 投入产出表的基本假定及国内生产总值核算 |
| 2.3.3 投入产出系数及模型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高铁经济特有产品识别及分类 |
| 3.1 高铁经济卫星账户生产范围的界定 |
| 3.1.1 SNA2008 的生产范围 |
| 3.1.2 高铁经济卫星账户的生产范围 |
| 3.2 高铁经济产业链与国民经济行业统计分类 |
| 3.2.1 高铁经济产业链 |
| 3.2.2 国民经济行业统计分类中有关高铁经济产业链的分类 |
| 3.3 高铁经济特有产品的识别 |
| 3.3.1 高铁经济产品的划分与分类 |
| 3.3.2 高铁经济特有产品的识别原则和路径 |
| 3.3.3 高铁经济特有产品的识别与行业小类 |
| 3.4 高铁经济特有产品及特有产业分类 |
| 3.4.1 高铁经济特有产品分类 |
| 3.4.2 高铁经济特有产业分类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高铁经济宏观效应总量指标及核算框架的确定 |
| 4.1 高铁经济宏观效应总量指标的确定 |
| 4.1.1 高铁经济宏观效应作用机理分析 |
| 4.1.2 高铁经济宏观效应总量指标的确定 |
| 4.2 高铁经济卫星账户核算框架构建 |
| 4.2.1 高铁经济卫星账户核算框架构建思路 |
| 4.2.2 高铁经济卫星账户体系的基本框架 |
| 4.3 高铁经济卫星账户基本核算 |
| 4.3.1 高铁经济增加值核算 |
| 4.3.2 高铁经济投入产出核算 |
| 4.3.3 高铁经济固定资本形成核算 |
| 4.3.4 高铁经济进出口核算 |
| 4.4 高铁经济卫星账户扩展核算 |
| 4.4.1 高铁经济劳动投入核算的作用 |
| 4.4.2 高铁经济劳动投入核算的范畴 |
| 4.4.3 常用的就业统计指标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高铁经济卫星账户基本表式 |
| 5.1 高铁经济相关产品部门分类 |
| 5.1.1 基于153 产品部门投入产出表分类 |
| 5.1.2 基于42 产品部门投入产出表 |
| 5.1.3 其他产品部门分类 |
| 5.2 高铁经济增加值表 |
| 5.2.1 生产法与收入法高铁经济增加值表 |
| 5.2.2 支出法高铁经济增加值表与增加值总表 |
| 5.3 高铁经济投入产出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表 |
| 5.3.1 高铁经济投入产出表 |
| 5.3.2 高铁经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表 |
| 5.4 高铁经济卫星账户其他核算表 |
| 5.4.1 高铁经济货物和服务进出口交易表 |
| 5.4.2 高铁经济国际收支平衡表 |
| 5.4.3 高铁经济劳动投入核算表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高铁经济卫星账户核算表测算及分析 |
| 6.1 高铁经济比例的确定 |
| 6.1.1 高铁经济比例计算的理想方法 |
| 6.1.2 高铁经济比例计算的实际方法 |
| 6.1.3 产品部门高铁经济比例测算结果 |
| 6.2 高铁经济投入产出表的建立及结果 |
| 6.2.1 高铁经济投入产出表建立方法 |
| 6.2.2 高铁经济投入产出表测算结果 |
| 6.3 高铁经济增加值测算 |
| 6.3.1 生产法高铁经济增加值测算 |
| 6.3.2 收入法高铁经济增加值测算 |
| 6.3.3 支出法高铁经济增加值测算 |
| 6.3.4 高铁经济增加值总表测算及分析 |
| 6.4 高铁经济卫星账户其他总量指标测算 |
| 6.4.1 高铁经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测算 |
| 6.4.2 高铁经济货物和服务进出口总额测算 |
| 6.4.3 高铁经济劳动投入总量测算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高铁经济产业关联及乘数效应测算与分析 |
| 7.1 高铁经济的产业关联效应分析 |
| 7.1.1 后向联系(拉动作用)分析 |
| 7.1.2 前向联系(推动作用)分析 |
| 7.1.3 高铁经济产品部门影响力和感应度综合分析 |
| 7.2 高铁经济产品部门乘数效应分析 |
| 7.2.1 高铁经济产品部门产出乘数效应分析 |
| 7.2.2 高铁经济产品部门收入乘数效应分析 |
| 7.2.3 高铁经济产品部门就业乘数效应分析 |
| 7.2.4 高铁经济产品部门增加值乘数效应分析 |
| 7.3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1.1 理论研究主要结论 |
| 8.1.2 实证研究主要结论 |
| 8.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成果 |
| 致谢 |
（2）中国体育卫星账户的编制构想与应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卫星账户有关研究现状 |
| 1.2.2 体育卫星账户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论文的不足之处 |
| 1.5 论文的技术路线图 |
| 第2章 体育卫星账户的研究范畴与相关理论 |
| 2.1 体育卫星账户的相关概念 |
| 2.1.1 体育卫星账户的涵义 |
| 2.1.2 体育卫星账户之“体育”的概念辨析 |
| 2.2 体育卫星账户的相关理论 |
| 2.2.1 国民账户基本理论 |
| 2.2.2 卫星账户理论 |
| 2.2.3 体育卫星账户编制的方法论 |
| 2.2.4 基于体育卫星账户的体育经济影响测评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体育卫星账户的生产范围和分类问题 |
| 3.1 体育卫星账户生产范围的界定 |
| 3.1.1 SNA2008 的生产范围 |
| 3.1.2 体育卫星账户的生产范围 |
| 3.2 体育产业统计分类 |
| 3.2.1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2017)中的体育行业 |
| 3.2.2 《体育产业统计分类(2019)》中的体育产业 |
| 3.3 体育卫星账户所需的产品分类 |
| 3.3.1 产品分类的基本原则 |
| 3.3.2 体育特有产品的识别步骤 |
| 3.3.3 体育特有产品的识别结果 |
| 3.3.4 体育特征产品 |
| 3.4 体育卫星账户所需的产业分类 |
| 3.4.1 体育特征产业 |
| 3.4.2 体育关联产业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体育卫星账户的核算框架 |
| 4.1 基本核算 |
| 4.1.1 体育增加值核算 |
| 4.1.2 体育投入产出核算 |
| 4.1.3 体育固定资本形成核算 |
| 4.1.4 体育进出口核算 |
| 4.2 扩展核算 |
| 4.2.1 体育劳动投入核算 |
| 4.2.2 体育志愿服务核算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体育卫星账户的主要总量及基本表式 |
| 5.1 宏观经济指标 |
| 5.1.1 体育最终支出 |
| 5.1.2 体育增加值 |
| 5.1.3 体育劳动力 |
| 5.1.4 体育进口额和出口额 |
| 5.1.5 体育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
| 5.2 基本表式 |
| 5.2.1 核算表中的体育相关产品部门 |
| 5.2.2 体育增加值表 |
| 5.2.3 体育投入产出表 |
| 5.2.4 体育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表 |
| 5.2.5 体育货物和服务进出口交易表 |
| 5.2.6 体育国际收支平衡表 |
| 5.2.7 体育劳动投入核算表 |
| 5.2.8 体育志愿服务核算表 |
| 5.2.9 体育非货币指标表 |
| 5.3 体育比例的确定 |
| 5.3.1 体育特征产品的体育比例的确定 |
| 5.3.2 其他产品类别的体育比例的确定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体育卫星账户在我国的应用实践 |
| 6.1 体育卫星账户的核算表及结果 |
| 6.1.1 体育投入产出表及结果 |
| 6.1.2 体育增加值表及结果 |
| 6.1.3 体育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表及结果 |
| 6.1.4 体育货物和服务进出口交易表及结果 |
| 6.1.5 体育劳动投入核算表及结果 |
| 6.1.6 体育增加值与体育就业人数对比分析 |
| 6.2 体育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测评结果分析 |
| 6.2.1 体育的经济效应结果分析 |
| 6.2.2 体育的经济效益结果分析 |
| 6.2.3 体育的产业关联结果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启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启示 |
| 7.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成果 |
| 致谢 |
（3）B公司汽车零部件研发变更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方法 |
| 1.2.2 研究内容 |
| 第2章 相关理论综述 |
| 2.1 精益化管理理论及ECRS分析法 |
| 2.2 组织架构理论 |
| 2.2.1 组织架构类型和特点介绍 |
| 2.2.2 组织架构设计原则 |
| 第3章 B公司研发部门业务模式及变更管理现状分析 |
| 3.1 B公司汽车零部件业务的发展概况 |
| 3.2 B公司研发部门的业务模式 |
| 3.3 主要客户需求变更的现状分析 |
| 3.3.1 中国市场汽车行业的PEST分析 |
| 3.3.2 中国市场主要客户变更需求现状分析 |
| 3.4 研发部门变更管理的现状 |
| 3.4.1 研发部门应对变更需求的流程管理现状分析 |
| 3.4.1.1 初步同意阶段 |
| 3.4.1.2 策划阶段 |
| 3.4.1.3 处理\确认阶段 |
| 3.4.1.4 客户阶段 |
| 3.4.2 研发部门应对变更需求的组织架构现状分析 |
| 3.4.2.1 当前组织架构形态 |
| 3.4.2.2 各主要部门职能 |
| 3.4.2.3 当前组织架构特点 |
| 第4章 B公司研发部门变更管理流程方案再设计 |
| 4.1 研发部门应对变更需求的流程管理问题分析 |
| 4.2 变更管理流程方案再设计的主要内容 |
| 4.2.1 简化处理\确认阶段流程 |
| 4.2.2 合并初步同意阶段和策划阶段流程 |
| 4.2.3 重排策划阶段和处理\确认阶段流程 |
| 4.2.4 取消客户阶段流程的独立设置 |
| 4.2.5 再设计方案流程总结图 |
| 4.3 变更管理流程方案再设计效果评价 |
| 4.3.1 周期评价 |
| 4.3.2 成本评价 |
| 第5章 B公司变更管理中的研发部门组织架构方案再设计 |
| 5.1 研发部门应对变更需求的组织架构问题分析 |
| 5.2 研发部门组织架构再设计方案 |
| 5.2.1 研发部门组织架构再设计内容 |
| 5.2.2 研发部门组织架构再设计特点 |
| 5.3 研发部门在再设计组织架构下的制度创新 |
| 5.3.1 培训制度的建立 |
| 5.3.2 激励制度的制定 |
| 第6章 研究总结与讨论 |
| 6.1 研究总结 |
| 6.2 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出口的环境影响 ——基于增加值出口碳排放强度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学术价值与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价值与政策意义 |
| 1.3 主要概念界定、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 1.3.1 主要概念界定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框架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创新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关于区域间投入产出方法的研究 |
| 2.1.1 投入产出分析 |
| 2.1.2 区域间投入产出表的编制 |
| 2.2 关于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对外贸易的相关研究 |
| 2.2.1 传统贸易视角 |
| 2.2.2 增加值贸易视角 |
| 2.3 关于二氧化碳排放足迹的研究 |
| 2.3.1 二氧化碳排放的生产端与消费端核算 |
| 2.3.2 国际贸易中碳排放成本的相关研究 |
| 2.3.3 关于碳排放影响因素分析的相关研究 |
| 2.4 关于空间计量分析的相关研究 |
| 2.4.1 空间模型的发展 |
| 2.4.2 空间权重矩阵的选择 |
| 2.4.3 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应用 |
| 第3章 “一带一路”国家经贸发展与碳排放现状 |
| 3.1 “一带一路”国家经济贸易发展现状 |
| 3.1.1 经济发展与总值贸易 |
| 3.1.2 增加值贸易 |
| 3.2 “一带一路”国家碳排放现状 |
| 3.2.1 生产端排放 |
| 3.2.2 消费端排放 |
| 3.3 “一带一路”国家生产端碳排放强度分析 |
| 3.3.1 地域分布 |
| 3.3.2 行业特征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增加值出口碳排放强度:省际层面的分析 |
| 4.1 中国省级行政区MRIO的构建 |
| 4.1.1 中国各级别投入产出表编制概况 |
| 4.1.2 基于熵值理论的的MRIO编制框架 |
| 4.1.3 2015年中国省级MRIO编制步骤 |
| 4.2 中国-GTAP区域嵌套模型的构建 |
| 4.2.1 MRIO嵌套模型的两种思路 |
| 4.2.2 中国MRIO与 GTAP数据库的嵌套 |
| 4.2.3 嵌套模型的修正处理 |
| 4.3 实证分析 |
| 4.3.1 相关指标的构建 |
| 4.3.2 东部地区 |
| 4.3.3 中部地区 |
| 4.3.4 西部地区 |
| 4.3.5 东北地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一带一路”背景下能源强度对增加值出口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空间层面的分析 |
| 5.1 理论机制 |
| 5.1.1 背景分析 |
| 5.1.2 影响机制 |
| 5.2 实证研究:空间自相关检验分析 |
| 5.2.1 中国区域增加值出口碳排放强度空间分布格局 |
| 5.2.2 空间自相关检验 |
| 5.3 实证研究:空间计量检验与分析 |
| 5.3.1 基准回归模型与变量 |
| 5.3.2 空间面板计量模型 |
| 5.3.3 模型识别 |
| 5.3.4 基于SDM的总效应分解 |
| 5.3.5 实证结果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增加值出口碳排放强度:行业层面的分析 |
| 6.1 中国省级行政区产业结构分布 |
| 6.1.1 增加值的产业结构分布 |
| 6.1.2 对外贸易的产业结构分布 |
| 6.2 增加值出口碳排放强度的行业特征 |
| 6.2.1 相关指标的构建 |
| 6.2.2 农业部门 |
| 6.2.3 能源部门 |
| 6.2.4 轻工业部门 |
| 6.2.5 重工业及建筑业部门 |
| 6.2.6 服务业部门 |
| 6.3 增加值出口碳排放强度行业层面的结构分解分析 |
| 6.3.1 分解方法 |
| 6.3.2 分解结果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附录A 国民经济各部门分类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5）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审计监督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本文选题的理由与研究价值 |
| 二、国内外关于审计监督的研究现状 |
| 三、本文的研究逻辑与研究内容 |
| 四、本文的核心概念和研究方法 |
| 五、本文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审计监督的历史由来、理论基础与现实需求 |
| 第一节 国家治理中审计监督的由来与发展 |
| 一、中国审计监督的历史由来与当代发展 |
| 二、外国审计监督的发展历程与不同模式 |
| 第二节 国家治理中审计监督的理论基础 |
| 一、西方权力监督与制约理论 |
| 二、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理论 |
| 三、本土化的权力监督理论探索 |
| 第三节 国家治理对审计监督的现实需求 |
| 一、国家治理法治化与审计监督 |
| 二、国家治理透明化与审计监督 |
| 三、国家治理责任性与审计监督 |
| 第二章 国家治理体系中审计监督的政治逻辑 |
| 第一节 审计监督的政治权力基础 |
| 一、理解审计监督的政治学思维 |
| 二、审计监督的政治权力分析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中的审计监督权 |
| 第二节 审计监督的政治体制保障 |
| 一、政治体制赋予审计监督政治使命 |
| 二、政治体制凸显审计监督的政治职能 |
| 三、政治体制改革决定了审计监督发展方向 |
| 第三节 审计监督的民主政治动因 |
| 一、审计监督源于民主政治的深层推动力 |
| 二、审计监督随民主政治的发展而不断强化 |
| 三、审计监督服务于民主政治的价值目标 |
| 第三章 国家治理体系中审计监督的治理功能 |
| 第一节 审计监督的依法治权功能 |
| 一、审计监督的经济控制功能 |
| 二、审计监督的权力制约功能 |
| 三、审计监督的民主与法治功能 |
| 第二节 审计监督的信息公开功能 |
| 一、审计监督的信息输入功能 |
| 二、审计监督的信息处理功能 |
| 三、审计监督的信息输出功能 |
| 第三节 审计监督的民主问责功能 |
| 一、审计监督是责任政府中的责任追究机制 |
| 二、审计监督是协同治理中以问责为导向的建设性制度安排 |
| 三、审计监督是民主治理中的政治信任增进机制 |
| 第四章 国家治理体系中审计监督的期望差距 |
| 第一节 审计监督的独立性期望差距 |
| 一、审计独立性及其期望差距 |
| 二、审计体制不畅导致审计监督独立性期望差距 |
| 三、审计能力不足导致审计监督独立性期望差距 |
| 第二节 审计监督的公开性期望差距 |
| 一、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审计监督公开性期望差距 |
| 二、政府公共信息垄断导致审计监督公开性期望差距 |
| 三、审计信息公开不足导致审计监督公开性期望差距 |
| 第三节 审计监督的责任性期望差距 |
| 一、审计体制悖论导致审计监督责任性期望差距 |
| 二、审计权责失衡造成审计监督责任性期望差距 |
| 三、审计监督的问责困境导致审计监督责任性期望差距 |
| 第五章 国家治理体系中审计监督的行动路向 |
| 第一节 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依法独立审计 |
| 一、加强党对审计工作的领导,依法独立审计 |
| 二、改革审计管理体制,保障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 |
| 三、正确理解审计监督的独立性 |
| 第二节 通过审计信息公开维护公众知情权 |
| 一、强化审计信息公开,维护公众的信息知情权 |
| 二、在审计监督中促进政府信息公开 |
| 三、基于审计监督权推进审计监督信息公开 |
| 第三节 在公共问责中提升审计监督公信力 |
| 一、优化审计监督问责体系 |
| 二、增强审计监督的问责效能 |
| 三、提升审计监督公信力 |
| 结语:更好地发挥中国特色审计监督的治理效能 |
| 一、国家治理体系中审计监督的法治化 |
| 二、国家治理体系中审计监督的民主化 |
| 三、国家治理体系中审计监督的全覆盖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6）技术革命推动的劳动关系演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 核心概念解释 |
| 1.2.1 技术革命与技术-经济范式 |
| 1.2.2 劳动关系与劳动关系范式 |
| 1.2.3 演化与演进 |
| 1.3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篇章结构与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图 |
| 1.4 本文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4.1 本文的创新点 |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主要劳动关系演化理论评述 |
| 2.1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 |
| 2.1.1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框架 |
| 2.1.2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评述 |
| 2.2 马克思主义的劳资关系演化理论 |
| 2.2.1 马克思对劳资矛盾变化趋势的辩证分析 |
| 2.2.2 马克思主义的劳资关系演化理论框架 |
| 2.2.3 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评述 |
| 2.3 西方非正统经济学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 |
| 2.3.1 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 |
| 2.3.2 新熊彼特学派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技术革命演进中的劳动关系变迁 |
| 3.1 技术革命、劳动关系与劳动关系范式 |
| 3.1.1 三次技术革命浪潮 |
| 3.1.2 劳动关系及其衡量方式评述 |
| 3.1.3 劳动关系范式及其特征 |
| 3.2 从工业革命爆发至今的劳动关系变迁 |
| 3.2.1 劳动关系变迁概述 |
| 3.2.2 工业革命的劳动关系概述 |
| 3.2.3 电气革命的劳动关系概述 |
| 3.2.4 信息革命爆发以来的劳动关系演化 |
| 3.3 技术革命演进中的劳动关系变迁特征 |
| 3.3.1 劳动关系随着技术革命的演进而跨越式进步 |
| 3.3.2 劳动关系的发展在特定时期可能停滞或倒退 |
| 3.3.3 政府干预劳动关系发展愈发重要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技术革命推动劳动关系演化的动力机制 |
| 4.1 技术革命的演化阶段与演化规律 |
| 4.1.1 康德拉季耶夫长波与技术-经济范式理论 |
| 4.1.2 对技术革命浪潮的阶段划分 |
| 4.2 技术革命推动劳动关系演化的动力机制及制约因素 |
| 4.2.1 技术革命推动劳动关系演化的动力机制 |
| 4.2.2 动力机制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及制约因素 |
| 4.3 技术革命推动劳动关系演化的一般规律 |
| 4.3.1 技术革命爆发阶段的劳动关系演化规律 |
| 4.3.2 技术革命成长阶段的劳动关系演化规律 |
| 4.3.3 技术革命扩张阶段的劳动关系演化规律 |
| 4.3.4 技术革命成熟阶段的劳动关系演化规律 |
| 4.3.5 劳动关系演化规律的普遍性与差异性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技术革命推动劳动关系演化的历史证据 |
| 5.1 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1.1 工业革命爆发前夕英国的劳动关系概述 |
| 5.1.2 工业革命爆发阶段英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1.3 工业革命成长阶段英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1.4 工业革命扩张阶段英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1.5 工业革命成熟阶段英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2 电气革命时期美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2.1 电气革命爆发前夕美国的劳动关系概述 |
| 5.2.2 电气革命爆发阶段美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2.3 电气革命成长阶段美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2.4 电气革命扩张阶段美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2.5 电气革命成熟阶段美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3 信息革命中劳动关系不平衡发展的原因 |
| 5.3.1 “机器-劳工替代”机制方面的原因 |
| 5.3.2 “劳工-雇主博弈”机制方面的原因 |
| 5.3.3 “国内-国外投资”机制方面的原因 |
| 5.3.4 意识形态和政府调控方面的原因 |
| 5.3.5 劳动关系不平衡发展原因的小结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劳动关系演化机制的实证检验 |
| 6.1 基于主成分模型的劳动关系量化研究 |
| 6.1.1 量化劳动关系的方法选择 |
| 6.1.2 主成分模型原理概述 |
| 6.1.3 指标选取、描述性统计与模型检验 |
| 6.1.4 主成分模型的结果 |
| 6.2 劳动关系同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检验 |
| 6.2.1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 6.2.2 变量描述、平稳性与协整关系检验 |
| 6.2.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2.4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
| 6.3 技术革命推动的劳动关系演化机制检验 |
| 6.3.1 理论框架回顾与实证研究假设 |
| 6.3.2 变量说明与实证模型设计 |
| 6.3.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平稳性检验 |
| 6.3.4 回归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国技术追赶进程中的劳动关系演化研究 |
| 7.1 中国的技术-经济范式追赶历程及其阶段 |
| 7.1.1 技术-经济范式与技术-经济范式追赶 |
| 7.1.2 中国对电气革命的技术-经济范式追赶:1949-2001年 |
| 7.1.3 中国对信息革命的技术-经济范式追赶:2002年至今 |
| 7.2 中国技术追赶进程中的劳动关系变迁 |
| 7.2.1 追赶电气革命进程中我国劳动关系的发展 |
| 7.2.2 追赶信息革命进程中我国劳动关系的分化 |
| 7.2.3 中西方劳动关系演化的比较 |
| 7.3 中国劳动关系演化的动力机制及政府调节 |
| 7.3.1 中国的“机器-劳工替代”机制及其政府调节 |
| 7.3.2 中国的“劳工-雇主博弈”机制及其政府调节 |
| 7.3.3 中国的“国内-国外投资”机制及其政府调节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中国劳动关系演化机制的实证检验 |
| 8.1 基于主成分模型的中国劳动关系量化研究 |
| 8.1.1 变量选取、描述性统计与模型检验 |
| 8.1.2 主成分分析过程与结果 |
| 8.2 研究假设、实证模型设计与变量说明 |
| 8.2.1 理论回顾与研究假设 |
| 8.2.2 实证模型设计 |
| 8.2.3 变量说明 |
| 8.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平稳性与协整关系检验 |
| 8.3.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8.3.2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
| 8.3.3 变量的协整关系检验 |
| 8.4 调节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及分析 |
| 8.5 中国政府劳动关系干预政策的效果检验 |
| 8.6 本章小结 |
| 第9章 智能时代劳动关系的演化方向及转型政策 |
| 9.1 智能时代的劳动关系演化趋势展望 |
| 9.1.1 灵活就业、线上工作、多份兼职和自主创业逐渐普及 |
| 9.1.2 劳动者收入多元化,普遍由工资收入和资产收益组成 |
| 9.1.3 劳动条件进一步改善,更加人性化并且更加富有弹性 |
| 9.1.4 管理方式将向扁平化、虚拟化、民主化、弹性化转变 |
| 9.1.5 教育更加个性化、差异化,线上教育将得到广泛认可 |
| 9.1.6 在政府推动下,社会福利制度更完善、福利水平提高 |
| 9.1.7 智能时代的劳动关系稳定性分析 |
| 9.2 智能技术对劳动关系演化机制的影响及挑战 |
| 9.2.1 智能技术对“机器-劳工替代”机制的影响及挑战 |
| 9.2.2 智能技术对“劳工-雇主博弈”机制的影响及挑战 |
| 9.2.3 智能技术对“国内-国外投资”机制的影响及挑战 |
| 9.3 智能时代政府促进劳动关系平稳转型的政策建议 |
| 9.3.1 政府调节“机器-劳工替代”机制的政策建议 |
| 9.3.2 政府调节“劳工-雇主博弈”机制的政策建议 |
| 9.3.3 政府调节“国内-国外投资”机制的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7）信息通讯技术革命时代的政府组织变革（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思路 |
| 1.3 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
| 1.4 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
| 1.5 本文结构 |
| 2 已有研究述评 |
| 2.1 公共部门变革理论的脉络:官僚制—新公共管理—后新公共管理 |
| 2.2 新公共管理与整体性政府视角下的ICT与组织变革 |
| 2.3 公共价值视角下的ICT与组织变革 |
| 2.4 数字时代治理与适应性治理视角下的ICT与组织变革 |
| 2.5 中国的ICT与政府变革研究 |
| 2.6 不同理论视角下的ICT与组织变革:比较与不足 |
| 2.7 本章小结 |
| 3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3.1 借鉴多学科理论资源推进公共行政问题研究 |
| 3.2 信息通讯技术革命:特征与实现基础 |
| 3.3 组织变革:表现维度与阶段 |
| 3.4 ICT革命时代政府组织变革的路径:开放系统分析 |
| 3.5 分析框架与研究命题 |
| 3.6 本章小结 |
| 4 1980年代以来的ICT与政府关系:政策文件分析视角 |
| 4.1 描述性分析 |
| 4.2 主题关键词的编码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5 ICT革命时代中政府组织变革的技术应用路径:行政审批服务案例 |
| 5.1 行政审批服务的性质与技术基础 |
| 5.2 行政审批服务信息化中的政府组织变革:组织边界 |
| 5.3 地方政府组织变革:技术条件、制度基础与组织结构 |
| 5.4 本章小结 |
| 6 ICT革命时代中政府组织变革的任务环境路径:网约车案例 |
| 6.1 网约车的性质与技术基础 |
| 6.2 网约车领域中的政府组织变革:组织边界 |
| 6.3 地方政府组织变革:组织结构与决策基础 |
| 6.4 本章小结 |
| 7 案例分析与比较 |
| 7.1 行政审批服务领域政府组织变革的案例内分析 |
| 7.2 网约车领域政府组织变革的案例内分析 |
| 7.3 行政审批服务领域与网约车领域政府组织变革的跨案例比较 |
| 7.4 本章小结 |
| 8 结论与讨论 |
| 8.1 研究发现 |
| 8.2 研究结论 |
| 8.3 政策建议 |
| 8.4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ICT文件主题关键词节点编码 |
（8）政府分权、财政竞争对隐性经济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二、文献述评 |
| 三、研究内容、思路与方法 |
| 四、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政府分权 |
| 二、财政竞争 |
| 三、隐性经济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税收遵从理论 |
| 二、新制度经济学 |
| 三、财政分权理论 |
| 四、政府竞争理论 |
| 第三节 隐性经济的成因与影响 |
| 一、隐性经济的成因 |
| 二、隐性经济的影响 |
| 第二章 制度背景与机制分析 |
| 第一节 政府分权体制的演变历程 |
| 一、我国财政分权体制的演变历程 |
| 二、我国行政分权制度的演变过程 |
| 第二节 中国式政府分权与地方政府财政竞争 |
| 一、中国式政府分权与地方政府支出竞争行为 |
| 二、中国式政府分权与地方政府税收竞争行为 |
| 第三节 政府分权和财政竞争影响隐性经济的机制分析 |
| 一、政府分权影响隐性经济的作用机制 |
| 二、财政支出竞争影响隐性经济的作用机制 |
| 三、税收竞争影响隐性经济的作用机制 |
| 第三章 我国隐性经济规模测算 |
| 第一节 隐性经济测算方法 |
| 一、直接法 |
| 二、间接法 |
| 三、模型法 |
| 四、隐性经济测算方法的比较与选择 |
| 第二节 全国隐性经济规模测算 |
| 一、货币需求法 |
| 二、DGE模型法 |
| 第三节 地区隐性经济规模测算 |
| 一、微观收支差异法 |
| 二、MIMIC模型法 |
| 三、DGE模型法 |
| 第四章 政府分权对隐性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政府分权影响隐性经济的数理模型分析 |
| 一、数理模型构建 |
| 二、模型分析与结论 |
| 第二节 政府分权影响隐性经济的实证分析 |
| 一、财政分权对隐性经济的影响 |
| 二、行政分权对隐性经济的影响 |
| 第三节 政府分权影响隐性经济的机制检验 |
| 一、政府分权、腐败与隐性经济 |
| 二、政府分权、公共产品供给与隐性经济 |
| 三、政府分权、市场化与隐性经济 |
| 第五章 财政支出竞争对隐性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竞争的模式特征 |
| 一、计量模型、变量与数据 |
| 二、实证分析结果 |
| 第二节 财政支出竞争影响隐性经济的实证分析 |
| 一、变量、数据与模型设定 |
|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
| 三、稳健性检验 |
| 第三节 财政支出竞争对隐性经济影响的作用机制检验 |
| 一、财政支出竞争、溢出效应与隐性经济 |
| 二、财政支出竞争、生产要素流动与隐性经济 |
| 第六章 税收竞争对隐性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我国地方政府税收竞争的模式特征 |
| 一、计量模型、变量与数据 |
| 二、实证结果分析 |
| 第二节 税收竞争对隐性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 |
| 一、变量、数据与模型 |
| 二、实证结果分析 |
| 三、稳健性检验 |
| 第三节 税收竞争对隐性经济影响的作用机制检验 |
| 一、税收竞争、税负效应与隐性经济 |
| 二、税收竞争、溢出效应与隐性经济 |
| 三、税收竞争、生产要素流动与隐性经济 |
| 第七章 结论与政策启示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一、我国隐性经济规模、分布状况与发展趋势 |
| 二、政府分权对隐性经济的影响及作用机理 |
| 三、财政支出竞争对隐性经济的影响及作用机理 |
| 四、税收竞争对隐性经济的影响及作用机理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一、优化财税体制,构建收支责任更加匹配的分权格局 |
| 二、规范和优化地方政府之间财政竞争行为 |
| 三、完善政府官员的政治激励机制,优化行政管理体制 |
| 四、隐性经济治理的其他措施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9）社会组织经济贡献研究 ——基于北京市的数据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问题提出 |
| 三、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社会组织经济功能研究 |
| 二、社会组织经济效应实证研究 |
| 三、社会组织经济贡献核算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目标 |
| 第二章 社会组织经济贡献的理论分析和研究范畴 |
| 第一节 社会组织经济贡献的理论支持 |
| 一、社会经济理论的启示 |
| 二、资源配置理论的要义 |
| 三、交易成本理论的影响 |
| 四、社会资本理论的意义 |
| 第二节 社会组织的概念与范畴 |
| 一、政策文件的演变发展 |
| 二、学界研究的观点探讨 |
| 三、本研究的概念界定 |
| 第三节 社会组织经济贡献机制分析 |
| 一、社会组织直接经济贡献 |
| 二、社会组织间接经济影响 |
| 三、社会组织经济贡献评价指标体系 |
| 第三章 社会组织经济贡献核算的现状和问题 |
| 第一节 国外非营利部门经济核算的经验做法 |
| 一、SNA体系中的非营利部门经济核算 |
| 二、联合国《非营利机构手册》的倡议 |
| 三、非营利部门核算方法的持续改进 |
| 第二节 中国社会组织经济核算现状 |
| 一、国民经济核算总体情况 |
| 二、第三产业经济核算存在短板 |
| 三、社会组织经济核算仍在起步 |
| 四、社会组织经济核算评价 |
| 第四章 社会组织经济贡献的测算和结果分析 |
| 第一节 测算方法设计 |
| 一、测算思路和样本选择 |
| 二、数据采集和处理 |
| 三、测算指标说明及计算方法 |
| 四、测算方法的不足 |
| 第二节 社会组织经济贡献测算结果 |
| 一、潜力巨大的经济规模 |
| 二、重要的就业部门之一 |
| 三、富有特色的经济结构 |
| 四、较高的经济增速 |
| 五、有待提高的劳动生产率 |
| 第三节 社会组织经济贡献特点分析 |
| 一、主要优势 |
| 二、问题短板 |
| 第五章 社会组织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基于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研究 |
| 一、变量选择和研究思路 |
| 二、实证分析 |
| 三、实证小结 |
| 第二节 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
| 一、变量选择和模型构建 |
| 二、实证分析 |
| 三、实证小结 |
| 第六章 国外非营利组织经济贡献情况 |
| 第一节 美国非营利部门经济图景 |
| 一、非营利组织经济贡献的美国特色 |
| 二、发展环境和影响因素 |
| 第二节 日本非营利组织经济面貌 |
| 一、非营利组织经济贡献的日本实践 |
| 二、发展环境和影响因素 |
| 第三节 德国非营利组织经济贡献 |
| 一、非营利组织经济贡献的德国模式 |
| 二、发展环境和影响因素 |
| 第四节 澳大利亚非营利组织经济影响 |
| 一、非营利组织经济贡献的澳大利亚特征 |
| 二、发展环境和影响因素 |
| 第五节 经验启示 |
| 一、公共部门的资金支持 |
| 二、市场化的发展方向 |
| 三、宽严并济的法律规制 |
| 四、卫星账户具有核算优势 |
| 第七章 社会组织经济贡献结论分析和思考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社会组织经济贡献的制约因素 |
| 一、政策制度因素 |
| 二、社会组织自身能力因素 |
| 三、经济社会环境因素 |
| 第三节 促进社会组织经济发展的思考 |
| 一、深化社会组织经济贡献的认识理念 |
| 二、构建社会组织经济贡献核算体系 |
| 三、强化社会组织发展制度供给 |
| 四、提升社会组织自身发展能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 |
（10）北京地区二级以上公立中医医院信息安全现状分析与管理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文献综述 |
| 前言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现状分析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2 信息安全及其相关概念 |
| 2.1 信息安全 |
| 2.2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 |
| 2.3 医院信息化 |
| 2.4 医院信息系统 |
| 3 对象与方法 |
| 3.1 调查对象 |
| 3.2 调查问卷设计 |
| 3.3 调查实施 |
| 3.4 数据处理方法 |
| 4 中医医院信息安全现状 |
| 4.1 北京地区二级以上公立中医医院基本情况分析 |
| 4.1.1 被调查中医医院类别 |
| 4.1.2 被调查中医医院等级分布情况 |
| 4.1.3 被调查中医医院信息化部门情况 |
| 4.1.4 被调查中医医院信息化部门员工情况 |
| 4.2 北京地区二级以上公立中医医院信息安全现状分析 |
| 4.2.1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情况分析 |
| 4.2.2 信息安全管理分析 |
| 4.3 央属三甲中医医院与北京市属三甲中医医院对比分析 |
| 4.3.1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情况分析 |
| 4.3.2 信息安全管理分析 |
| 5 北京地区中医医院信息安全建设存在的主要困难与问题 |
| 5.1 对信息安全重视程度不够 |
| 5.2 信息安全投入不足 |
| 5.3 信息基础设施安全建设不健全 |
| 5.4 信息安全制度建设与落实不到位 |
| 5.5 信息安全应急响应不完善 |
| 5.6 信息安全人才缺乏 |
| 6 加强中医医院信息安全建设的对策及建议 |
| 6.1 提高信息安全重视程度 |
| 6.2 加大信息安全投入 |
| 6.3 完善信息基础设施安全建设 |
| 6.4 强化信息安全技术保障 |
| 6.5 健全信息安全管理制度 |
| 6.6 制定周密的应急预案 |
| 6.7 大力引进和培养信息安全人才 |
| 7 总结与展望 |
| 7.1 总结 |
| 7.2 创新点 |
| 7.3 不足 |
| 7.4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图表索引 |
| 附录2 调查问卷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四、信息技术在中国管理部门中的应用（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卫星账户原理的高铁经济宏观效应评价研究[D]. 冒小栋. 江西财经大学, 2021(09)
- [2]中国体育卫星账户的编制构想与应用研究[D]. 李燕辉. 江西财经大学, 2020(02)
- [3]B公司汽车零部件研发变更管理研究[D]. 谢怡. 吉林大学, 2020(08)
- [4]“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出口的环境影响 ——基于增加值出口碳排放强度的研究[D]. 王星宇.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5]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审计监督研究[D]. 高晓霞.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3)
- [6]技术革命推动的劳动关系演化研究[D]. 刘思源. 天津财经大学, 2019(06)
- [7]信息通讯技术革命时代的政府组织变革[D]. 李琳. 浙江大学, 2019(02)
- [8]政府分权、财政竞争对隐性经济的影响研究[D]. 陈海林.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2)
- [9]社会组织经济贡献研究 ——基于北京市的数据分析[D]. 杨莹.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10]北京地区二级以上公立中医医院信息安全现状分析与管理对策研究[D]. 王松. 中国中医科学院,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