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走向繁荣的长征——为什么中国能够保持其爆炸性增长率（论文文献综述）
曹文[1]（2021）在《外资安全审查机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 ——以《欧盟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框架条例》为例》文中研究表明2008年金融危机后,主要经济体普遍加强外资安全审查,对全球市场和国际关系产生重要影响,成为各国政府、产业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文以欧盟首个联盟层面的外资审查机制立法——《欧盟外资审查条例》为案例,试图回答两个重要且相互关联的问题:一是历来主张资本自由流动和投资开放的欧盟为什么建立统一的外资审查机制?二是欧盟建立的外资审查机制为什么不是美国式的强制性审查机制,而是非强制性的合作机制?既有研究未能对上述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本文充分利用国际组织、欧盟机构及其成员国三个层面的工作文件、会议记录、研究报告等大量文献,以及对欧盟官员及商会、智库人员的一手访谈资料,立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从欧盟内部与外部因素的关联性出发,基于欧盟作为一个超国家行为体和一种规范性力量的“独特性”,从利益偏好、制度和规范三个维度建立分析框架,为欧盟外资政策调整提供一种新的解释路径。本文首先在考察外资国别和产业分布的基础上,分析欧盟外资审查立法中的主要行为体——核心、外围以及中间地带成员国的利益分歧与妥协,尤其是核心国家德、法基于不同偏好的合作;第二,从权力分配与议程设置的角度梳理欧盟外资审查立法的决策制度与过程,分析共同商业政策与资本自由流动原则、欧盟机构与成员国、不同欧盟机构之间的矛盾及其协调;第三,从非物质因素的角度探讨国际投资政策的新变化及其对欧盟规范升级的影响,包括欧盟如何利用所谓“布鲁塞尔效应”,维护其规范性力量的影响力。本文认为,欧盟建立外资审查机制以及该机制非强制性的性质与特征,是欧盟成员国利益博弈、欧盟内部权力分配和国际规范变迁共同作用的结果,是欧盟一体化在外资政策领域的具体延续和应对全球化最新演变的适应性调整,其价值观念与规范认同在这一过程中具有重要影响。与美国主要出于权力竞争的目的限制外资不同,欧盟出台《欧盟外资审查条例》,不能简单界定为保护主义措施,其目的是要在确保合法性的前提下,在经济上保障欧盟内部资本自由流动和统一市场,在政治上维护欧盟作为一个整体的的协调一致,进而强化其在国际关系中作为一种规范性力量的身份认知。本文的主要创新与理论贡献是,通过实证研究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及欧盟的研究贡献直接投资领域的案例,丰富和发展了传统的外资—东道国分析框架,尤其论证了规范等非物质因素在利益界定与制度形成中的重要性,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最新理论发展提供注脚。
程晓辰[2]（2020）在《金融危机后南欧左翼政党的激进转向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政党是驱动国家机器运转的中枢力量,政党政治变化是透视一个国家政治状态的“显微镜”。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马克思主义“无用论”、社会主义“失败论”、共产主义“虚无论”和意识形态“终结论”尘嚣日上,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右翼力量高歌猛进,而左翼力量则陷入到群体性迷失中。面对不利的发展形势,传统左翼政党不同程度的选择了向“右”转,社会民主党部分的接受了新自由主义政策,在政治光谱上由左翼滑向了更温和的中左翼,与中右翼政党的同质化也越来越明显。共产主义政党则面临着比社会民主党更加不利的形势,一部分共产党选择解散党或者是改变党的名称和性质,完全转型成为一个社会民主党,还有一部分共产党尽管保留了共产党的名称,但选择部分按照社会民主党的建党原则进行革新,出现了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化的趋向。传统左翼政党向“右”转并向温和化转型是二十世纪末一直到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最显着趋势,其实质是削弱意识形态色彩并使得左翼政党在政治光谱上向“中间”移动,这给传统左翼政党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政治身份认同模糊、阶级基础弱化、理论战略主张特色不足、组织力量碎片化加剧等,使左翼政党特别是共产主义政党的竞争力、吸引力和影响力受到很大影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资本主义国家纷纷陷入到制度性、结构性、全面性危机中,持续衰退的经济形势、不容乐观的就业形势、混沌焦灼的政治形势和动荡不安的社会形势都使得资本主义内部矛盾不断积聚,公民不满情绪日益增加,激进抗议运动频繁爆发,政党政治发展持续变动。我们应当看到,金融危机及其衍生危机的影响时至今日仍然存在,资本主义国家仍未彻底摆脱多重危机的“泥沼”,这对于左翼政党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机遇期”。南欧国家处于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和难民危机等多重危机直接冲击的第一线,其左翼政党的发展变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金融危机后全球左翼政党的发展动向,特别是随着南欧地区新兴激进左翼政党的快速崛起,社会民主党的主流地位遭遇严重挑战,过去在左翼“一党独大”的状况已经难以复现,而共产主义政党则面临着更加被边缘化的窘况。可以说,传统左翼政党日渐势衰,新兴激进左翼政党迅速崛起是当前南欧左翼政党发展变化的最显着趋势。围绕着金融危机后南欧左翼政党激进转向进行研究的第一个核心问题是对其发展态势的宏观把握和规律性总结,金融危机后南欧左翼政党发展中呈现的新变化、新特点和新趋向是多维度的,这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从温和到激进的流变。具体表现在:在政治组织力量上,持有激进立场的新兴激进左翼政党快速崛起,左翼政治力量格局发生激变;在政治表达方式上,民众的不满情绪正日益通过频频爆发的激进抗议运动表达出来;在政治身份认同上,重新定义“左翼”、回到“左翼”已经成为南欧左翼政党变革的主要方向;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左翼民粹主义滥觞和列宁主义复归等都带来左翼政党指导思想的“极化”;在政治战略主张上,民粹主义、反建制主义、疑欧主义等多股政治思潮的兴起引发主流政治激荡变革。同时,就某一政党或不同类型政党来说,其转向激进的程度又是不同的,存在个体和类型的差异,因而这里的激进转向核心讨论的是自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南欧左翼政党向“右”转、进行温和化改革,又在金融危机后逐渐向“左”转、强调回到“左翼”和转向激进的这样一个过程和趋向。围绕着金融危机后南欧左翼政党激进转向进行研究的第二个核心问题是厘凊激进转向的发生机理,找到引发这种转向的根源。金融危机后南欧左翼政党的激进转向是金融危机及其衍生危机在南欧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系统反映。窥探“后危机”时代南欧左翼政党发展变化的整个过程,风云诡谲的形势变化与左翼政党的起伏波澜是相一致的,社会矛盾的不断加深也导致公民不满情绪持续上升,并最终演化为一系列的激进抗议运动,使得南欧左翼运动的发展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公民选择诉诸更加激进化的政治表达方式,与其合法利益表达渠道长期以来被建制派精英垄断和阻塞不无关系,自由民主的选举制的制度运行已然与制度设计初衷相悖,因而其存在的形式意义要远远大于实际意义,已经无法及时准确的回应人民群众的利益关切,这是金融危机后南欧国家政党政治产生激烈变动的根本原因。当然,新媒体工具的使用及其所形成的强大的技术控制力,所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围绕着金融危机后南欧左翼政党激进转向进行研究的第三个核心问题是对激进转向实质的分析。金融危后南欧左翼政党的激进转向是南欧左翼政党在多重危机下进行适应性变革与调整并在政党意识中的自觉表达。金融危机后南欧国家出现的政治乱象（如频繁大选、频繁组阁、频频陷入政治僵局等）让普通民众对选举活动日益感到厌倦,对传统政党的不信任感也陡增,并将选票投向政治身份定位更加清晰、理论战略主张特色更加鲜明以及更擅于运用新媒体工具进行舆论造势和宣传的新兴政党,带来南欧国家政党政治格局和发展方向的大变动,这预示着南欧国家传统“准两党制”格局的崩解,也意味着西式民主衰退和新自由主义的神话破灭。同时,金融危机的爆发还加剧了南欧社会的深层撕裂,普通民众的金融恐慌和对政府出台紧缩政策的严重不满是激进抗议运动频频爆发的直接“导火索”,这引发了普通民众社会心理特征的急剧变化和社会思想意识的“左”转,而在选举政治下政党迎合选民意向成为一种必然。值得注意的是,南欧国家左翼政党所作出的调整与变革不仅是由于发展中自身存在的问题,也包含了对右翼力量联合攻击的策略应对。随着极右翼政党在南欧国家逐渐站位脚跟并日渐势大,以及中右翼与极右翼等右翼力量联合攻击趋势的增强,左翼政党所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与日俱增,这也迫切要求南欧左翼政党必须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并做出积极的调整和变革,能够在“内忧外困”的不利形势下充分把握好金融危机后出现的战略机遇期,努力推动左翼的复兴和发展。自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来,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左翼向何处去始终是一个被广泛讨论和热议的话题,金融危机后南欧左翼政党发展中出现的新变化、新特点、新趋势一定程度上回答了左翼政党重回“左翼”、转向激进是新形势下左翼政党变革与调整的主要方向,但回到“左翼”也并不完全是回到过去的“左翼”,而是对“左翼”进行一个重新的界定和厘凊,使左翼政党的“左翼”身份特征鲜明、特色突出,更容易获得选民的支持和信赖,也更好的推动左翼政党迈向持续向好发展的轨道上去。总体而言,本文对金融危机后南欧激进左翼政党转向激进的研究是对其发展趋势的整体性、规律性、前瞻性的把握,也是以南欧左翼政党为蓝本对金融危机后欧洲乃至世界的政治极化现象所进行的一个系统分析和案例研究。当然,南欧的政治发展始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且每个国家和每个政党的发展都不尽相同,本文的研究也旨在洞察南欧左翼政治发展的方向,并准确把握当今世界政治形势变化,以期为促进中国与南欧国家交流合作,推动中国持续稳定、高质量发展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重要的理论借鉴。
王泽英[3]（2020）在《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论”评析》文中提出特朗普竞选之初就以“美国优先”和“让美国再次伟大”为竞选口号,上台之后在“美国优先论”的指导下,美国政府先后出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核态势报告》和《国防战略报告》等多个文件,明确了美国国家利益,指出了实现美国国家利益的四个支柱,同时调整了对于当前国际社会的认识,认为国际社会已经重回大国竞争时代,美国面临中俄等“修正主义国家”威胁。作为当今世界主导国的美国,其对外战略和对内政策的改变不仅对国际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性,同时也影响着国际体系的变化。第一部分分析了“美国优先论”提出的背景和实质。美国长期的经济发展乏力、内部社会问题积累发酵、外部战略压力上升和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是“美国优先论”提出的重要背景。“美国优先论”的实质就是美国利益至上,以及美国为了维护霸权和当前国际秩序减少承担国际义务、谨慎使用权利资源和扭转美国目前面临的实力相对衰落。第二部分根据特朗普执政以来的内外政策和活动,分析了特朗普政府实现“美国优先”的内容和措施。为了实现“美国优先”特朗普政府首先提出保卫美国人民、国土和生活方式;其次是保卫美国的经济安全,实现美国经济繁荣;最后,面对竞争激烈的国际社会,特朗普政府采取以实力求和平的手段以赢得大国战略竞争。第三部分分析了“美国优先”给美国外交和国际社会带来的影响。一方面“美国优先论”推动美国政府进行了一场“外交革命”,重塑了美国的身份和利益,科技竞争加剧,另一面美国政策的调整使得国际社会短期内矛盾激增,威胁了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第四部分分析了“美国优先”和美国霸权面临的国内外困境以及“美国优先论”的未来趋势。作为当今世界的唯一霸权国,美国政策的目的始终围绕着实现和维持美国霸权。但是实现“美国优先”一方面面临着国内执政团队不稳定的问题,另一方面也需要面对政治制度制约政策推行的难题。美国霸权如今面临着国际制度霸权的解体、支配地位的降低、外部竞争压力的上升和美国政治的内部衰败。本文的第四部分对“美国优先论”的预期效果进行了评估,认为未来美国基础设施建设仍旧面临困难,并且美国社会的内部撕裂和对立也无法得到缓解。借助道义现实主义,本部分对于“美国优先论”对美国政治领导力的衰落和美国单边主义加速国际体系变化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认为美国领导力衰落和领导力性质的变化将对国际格局和国际规范产生影响,新的体系将在这一背景下逐渐产生。“美国优先论”的未来趋势分为国内和国外两个方面,从国内来看,“美国优先论”仍旧是美国未来一段时间的重要方针政策,虽然在受到不同阶层和国内发展状况的影响,但是从“美国优先论”的实质角度来看,未来并不会发生重大变化。从国外角度来看,“美国优先论”同世界的发展趋势相背,并且损害美国的国家形象和软实力。保留有利于维护美国霸权和实力的部分,修改不利于美国国家形象和软实力的部分,将成为未来“美国优先论”的发展趋势。面对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如何扭转衰落的势头并维持霸权地位将是特朗普政府和今后美国政府需要面对和继续解决的难题。随着国际社会权力中心东移,中国崛起势头不断加强,新兴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不断增强,如何处理同美国的关系将成为未来国际社会的焦点。当前中国正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何在同美国的交往和竞争中获得更好的战略环境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对于中国的未来发展非常重要。
王晓宇[4]（2020）在《融媒时代电视综艺的媒介生态建构》文中研究表明21世纪以来,以互联网和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新媒体不断涌现,其席卷之势给传统媒体的生存和发展造成巨大冲击,致使传播环境发生了巨大改变,媒介生态与传播格局随之发生了深刻变革,传统媒体曾经形成的核心竞争力逐渐瓦解。电视作为现代社会至关重要的一种媒体形态,在新的技术环境、社会环境下,正面临多方面的挑战,网络视频、移动互联网、社交媒体等对传统电视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新媒体对传统媒体进行的多层面、多角度的渗透,使两者间愈渐频繁的互动发展,电视媒体不再一枝独秀,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面对冲击,结合国家战略要求、技术进步以及行业发展形式,传统媒体不得不借力新媒体,整个传媒业呈现媒体融合的趋势。近年来,媒体融合更是作为国家战略不断推进深化,媒体融合发展推动形成全媒体传播体系,打造中国特色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已上升到国家治理体系的高度,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新生态势在必行。作为当下电视荧屏中占据主流地位的节目类别,电视综艺节目在媒介融合的大环境下,更是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能否在媒介融合的时代背景下,借助互联网思维破除僵局,尽快掌握媒介融合的技巧,在保持自身优势的同时,利用新媒体的特点不断丰富自己,实现传统电视节目与新媒体平台的融合,创新节目形态,减少受众流失,加强自身品牌建设,完成自身转型,实现电视综艺生态平衡长远发展,成为最为紧迫的命题。随着互联网不断升级换代,媒介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工具,或是一个沟通的渠道,它已逐渐发展成为一个连接的平台,开始将人类社会引入一个相互联系的生态圈中,使得任何一种媒介问题的解决,依靠单一的媒体都解决不了,需要从一个更大范围的媒介生态学的角度去审视和关照,因此,把综艺节目搁置于当前的媒介融合的大生态的背景下,研究综艺节目的创新问题是本文所要面对和解决的主要问题。也基于此,本文会侧重于使用媒介生态学的理论,对融媒背景下的电视生态的变革、电视综艺节目的媒介生态现状进行一个全景式的扫描与归纳,由此分析电视综艺节目的媒介生态建构问题,以期探索出一条可行的电视综艺节目融合创新发展路径,并建立电视综艺节目媒介生态建构的理论体系。具体而言,本文聚焦融媒时代电视综艺节目的媒介生态建构研究,主要以媒介融合、媒介生态、媒介平台等理论为指导,综合运用传播学、艺术学、经济学等相关理论,采用跨学科的研究视角,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案例研究法、比较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在观看、整理、研究分析大量综艺节目的基础上对融媒时代下电视综艺节目的创新发展路径进行深入探析,从“原生态”、“内生态”和“外生态”三方面对融媒时代下电视综艺节目进行媒介生态建构研究,提出具体建构策略,帮助电视综艺节目健康发展。该选题对电视综艺节目的研究和创作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将分为五个章节对融媒时代电视综艺的媒介生态建构进行研究。绪论部分,首先对选题的背景进行详细的分析阐述,并论述选题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指导方面的重要意义;其次,就选题的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主要从媒介融合、融媒时代电视的发展、媒介生态、综艺节目的发展等四个方面,对国际、国内相关着作、文献及理论进行梳理和介绍;最后,交代本文写作的主要研究内容、研究目标、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第一章对文中相关概念,主要是融媒、电视综艺和媒介生态做了简要的界定,在此基础上廓清其定义和特点,并对研究涉及的相关理论,如媒介融合理论、媒介生态理论、媒介平台理论等进行理论梳理铺垫,这些理论是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第二章主要研究融媒时代电视生态的变革,从电视媒体面临的困境入手,如何突破困境,要从生态的角度去探讨。对于当下电视生态的变革通过电视发展的三度空间、传统媒介与新媒介交织下的电视生态和电视产品的创新路径三方面阐述,最后将电视传播生态变革的动因归结于技术革新、政策推动、市场开放、文化融合、受众需求几方面因素。第三章通过内容形态、传播形态、制作方式和节目类型四个维度分别对电视综艺的发展历史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内容形态上从晚会表演到真人秀、传播形态上从电视综艺到网络综艺、制作方式上从科组长制到工作室制、节目类型上从节目综艺到产品综艺,并对各阶段综艺节目进行历史分期,纵向与横向梳理相结合,便于厘清综艺节目的发展状况和变迁变革。第四章着重研究电视综艺媒介生态的现状与媒介生态危机。将电视综艺节目置于一个宏观、动态的媒介生态环境之中,从外部生态环境和生态位及生态关系方面系统分析电视综艺节目生存与成长的背景,探析电视综艺的生存现状和生长态势,并分析电视综艺节目在当下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媒介生态危机。第五章探究融媒时代电视综艺的媒介生态建构问题,这是本文重点论述的章节。结合用户思维、平台思维、跨界思维等互联网思维作为建构基础,分别从组织机构变革驱动的电视综艺“原生态”建构、内容为中心的产制理念推动的电视综艺“内生态”建构和以合作共赢的产业链模式为基础的“外生态”建构三方面阐述电视综艺的媒介生态建构策略。最后结语部分聚焦于对本文的总结和电视综艺的未来发展的展望。本文通过对电视综艺节目的研究,以融媒时代为背景,以媒介生态学为视点审视电视综艺节目的生态现状、影响因素,探究优良综艺节目生态的建构策略,从而寻找电视综艺节目再平衡的出路与转机,以期指导传播实践,促进电视综艺节目的良性可持续发展。
戴佳朋[5]（2019）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创新与启示》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四十年历史绘就了一部恢弘的史诗巨着。这部巨着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叙事,而且更使得中国社会发生了历史性巨变。在这部巨着中,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创新占据重要位置,彰显出伟大的历史意义。在这四十年里,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和实践上都实现了创新发展,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这一切在有力地反驳西方“历史的终结”之类的悖论同时,也为世界发展贡献出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展望未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深化对社会主义改革的认识是当代中国继续推进改革、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因而,总结研究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创新与启示就具有了现实的紧迫性与逻辑的合理性。在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创新上,本文主要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两个维度分四个方面对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创新进行了研究。第一,明确改革的方向是完善与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说明了改革不是改旗易帜,而是破除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体制机制障碍,使社会主义制度更有生机活力。第二,明确改革的实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只有紧紧抓住这一点才能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使社会主义深入人心,而且也防止改革跑偏方向。第三,明确改革的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改革的举措要紧紧围绕这个目标去制定和落实,否则改革就会走上邪路。第四,明确改革的策略是正确处理变与稳的关系。改革是向旧体制机制“动刀”,冲破的是思想障碍,突破的是利益藩篱,处理不好极易引发社会动荡。因此在推进改革过程中,要做到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在坚持中有发展,在发展中有坚持,才能确保社会发展在稳中有变和变中求稳。认识指导实践,有了对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创新,才会有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践创新。社会主义改革实践创新,主要在于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的方法归结于“结合”二字。结合就是不断寻找矛盾的平衡点和结合点,促成矛盾的良性转化,避免发展的“片面性”,进而确保发展的平稳性和全面性。据此,本文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创新主要在于实现了五大结合:即坚持党的领导与全面从严治党相结合,解放思想与统一思想相结合,改革、发展与稳定相结合,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相结合,重点推进与全面改革相结合。本文在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对未来发展的重要启示。在此部分中,遵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从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在理论上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在实践上不断实现多种结合、社会主义改革必须在政治上坚持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改革必须在内涵上彰显人的价值四个方面进行探讨和研究。此外,在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创新与启示进行分析基础上,本文还针对一些人对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存在的某些疑虑,提出了未来改革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具体而言,本文共分为七大部分。绪论部分主要是对相关概念进行厘清和界定,对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分析了本文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点。第一章是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基础。本章主要阐述马克思主义改革思想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提供的理论基础、列宁对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进行的有益探索、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重要认识等,以此说明社会主义改革的源头在哪里,从而论证了当下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第二章是概述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历史进程。本章首先通过分析中国社会主义改革艰辛起步的国际国内背景,间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为什么要改革的问题。其次,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线索,通过“启动”、“推进”和“深化”三个关键词对社会主义改革发展进程进行总结概括,梳理改革的历史脉络。对历史脉络的梳理,不仅更加明确邓小平提出的“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1）命题的深刻含义,而且凸显出社会主义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第三章是分析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创新。本章主要从改革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两个维度分析改革的方向、实质、目的和策略,回答了社会主义改革改什么和怎么改的问题。本章为下一章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践创新作了较好的铺垫。第四章是研究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践创新。本章主要用“五个结合”从不同角度对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实践进行总结。一是坚持党的领导与全面从严治党相结合,二是解放思想与统一思想相结合,三是改革、发展与稳定相结合,四是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相结合,五是重点推进与全面改革相结合。这“五个结合”较好阐释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为什么既快又稳。第五章是总结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创新的启示。本章主要在分析社会主义改革“两个创新”基础上,提出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应遵循的基本要求:即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在理论上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在实践上不断实现多种结合;社会主义改革必须在政治上坚持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改革必须在内涵上彰显人的价值。只有把握好这四点,社会主义才会风景这边独好。结语是关于我国改革需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本章作为本文的收官之作,从宏观层面分析当前人们对改革的疑惑以及新时代社会主义改革如何开启新的窗口问题,并阐释了改革的中国特色。
付正[6]（2019）在《《中国季刊》视域下的中国改革与发展（1978—2018）》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实验。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在整个中国社会急剧转型与变迁的过程中,也呈现出诸如环境污染、贫富差距过大、官员贪污腐败等矛盾和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呈现出的问题都极大地激发了海外学者的研究兴趣和热情,他们密切关注着中国改革与发展的进程,试图通过实地考察、文献研究等多种方式揭开一个又一个“中国之谜”,并用多元化视角讲述着各式各样的“中国故事”。其中,国外最早专门研究当代中国的权威学术期刊《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就对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历程予以了长达40年的持续关注,累计发表了880篇相关主题的文章,是了解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学者眼中的“中国形象”的重要参照。本文就以《中国季刊》为个案,对1978年以来该期刊中海外学者关注度最高的“中国改革与发展”这一主题的相关文章进行系统性梳理和评析。本研究采用纵向的宏观考察与横向的微观研究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从宏观上对《中国季刊》关于改革开放40年的研究概况进行“粗线条”梳理,把握研究的总体脉络、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以及主要观点;另一方面,从微观上对《中国季刊》研究的具体问题、选取的理论视角以及研究方法进行具体地分析和评判,既介绍海外学者的观点,也深入挖掘这些观点背后的内涵与逻辑,并通过“述评结合”的方式分析这些研究成果的价值与局限。《中国季刊》关于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与发展历程的研究重点探讨了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改革与变迁,本研究就针对这些重点关注的问题进行梳理和述评。正文首先对《中国季刊》的发展概况进行了介绍,包括该期刊的创办历程及运营情况,1978年以来历任主编的研究侧重点、选题偏好及其指导下的“特刊”（Special Issue）,以及《中国季刊》四十年研究概况和研究主题的变迁。接着,围绕《中国季刊》对政治、经济、社会三个领域的具体内容展开述评。就政治领域而言,主要对1978年以来《中国季刊》关注最多的中国共产党的调适与变革、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状况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未来走向和中国政治变迁的前景预判等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评析。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海外学者对于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政治发展之路的评价逐渐突破了20世纪80——9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消极悲观论”和“民主转型论”的束缚,愈发认可中国共产党做出的积极调适和主动变革,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之路也呈现出理解的态度。就经济领域而言,重点围绕中国农村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与原因、问题与挑战以及前景预判等问题对《中国季刊》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述评。海外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看法在20世纪80末、90年代初主要被“消极否定”派学者的观点占据上风,他们认为改革的局限性限制了经济的发展,后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学者们逐渐改变了之前的判断,不再将自由市场和私有化看作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唯一因素,也更加认可中国采取的“摸着石头过河”、循序渐进的改革之路。就社会领域而言,《中国季刊》以不断发展壮大的社会组织为切入点分析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采用了多种社会科学的理论和范式探讨了转型时期的社会矛盾与社会抗争,并对改革开放后显现出来的环境污染、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与社会治理情况进行了深入探讨。在对国家和社会关系的研究中,学者们逐渐改变了改革开放前对中国国家和社会关系高度一体化以及国家统筹一切的“强国家——弱社会”的判断,在对中国民生问题的研究中,也从最开始对中国政府治理能力的严重怀疑逐渐转变为对一些治理举措和改革成效的充分肯定和认可。本文通过对如上问题的研究发现,1978——2018年间《中国季刊》在不同时期对中国改革与发展进程的关注重点、海外学者眼中的“中国形象”都发生了变化。总的来看,《中国季刊》对中国的认识逐步趋于理性客观,绝大多数学者都能秉承严谨求实的态度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取得的成就给予充分认可,对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也提出了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对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和反思1978以来中国的改革与实践,拓展国内学界的研究思路和研究视野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因难以摆脱西方中心观的影响和意识形态的偏见,缺乏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了解以及过度依赖西方理论寻找中国现实等原因做出了一些误读和误判,本文对这部分内容也予以了客观的评判和回应。《中国季刊》迄今为止已经连续出版60年,其发表的数千篇文章和书评累积起来就是一部反映海外当代中国研究的重要史料库。为此,我们应持续关注《中国季刊》关于当代中国研究的成果和动向,加强海内外学者的对话与交流,为推动当代中国研究的学理化、国际化,构建既符合中国现实又能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做出贡献。
王亚平[7]（2019）在《生态文明建设与人地系统优化的协同机理及实现路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工业革命以来全球资源环境问题尖锐,生态危机、资源危机、能源危机以及科技危机、伦理危机引发了人对人地关系、人人关系的反思,可持续发展理念应运而生,中国在践行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既是对我国工业化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矛盾不断加剧的应对,也是对全球工业文明以来威胁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生态危机的反思,既有特殊性也有一般性。人地系统优化是解决“人”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地”的资源环境之间矛盾的关键,并通过“文化”这根纽带与生态文明建设发生显着的协同关系。论文以生态文明建设和人地系统优化的协同为主线,理论上分析生态文明建设和人地系统优化的协同机理,实证分析分别运用投影寻踪模型（PPM）和DEA模型评价中国30个省域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和人地系统优化状态的基础上,用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评价了二者的协同发展度。最后根据二者的协同发展分析,搭建二者的具体协同路径。研究的理论意义方面,丰富了地理学人地系统理论认知和优化路径;实践意义方面,以人地系统“三元”结构为视角,重构生态文明建设的五次产业体系,明确人地系统中“人”的担当和“地”的诉求;学科意义上,地理学研究核心人地系统的优化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基础路径,体现人文—经济地理学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学科价值。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1）生态文明建设和人地系统优化的协同机理分析。从协同演变、空间协同、影响因素和不协同因素四个方面深入剖析二者的协同机理。人在适应、利用和改造自然过程中的工具创造、组织和制度形式、形成的人地观,构成了文明的基本要素。时序上看,采集渔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四个阶段人地互为作用的过程就是文明成果不断累积升华的过程,也是生态文化由隐性到显性的过程。空间上看,地球表层的空间差异奠定了生态文明建设和人地系统优化的资源环境基础,在不同地域人地互为作用过程中孕育了不同的生态文化,为区域生态文明建设奠定文化基础。从影响因素看,自然地理条件、人的需求结构、文化价值取向和人的生产活动是生态文明建设和人地系统优化协同的关键要素。人的“三观”失衡、经济发展的利益分配、生态文明制度的缺失和人性根源二律背反性成为生态文明建设和人地系统优化协同发展的障碍。（2）生态文明视角下人地系统“三元”结构的重新认识。根据生态文明建设和人地系统优化的协同关系和过程,对人地系统“二元”结构延伸,社会文化子系统成为一个独立于“人”和“地”的第三个子系统,分析了“三元”结构各自内容和两两关系,经济生态和生态经济、经济文化和文化经济、生态文化和文化生态三组关系提供了人地系统优化的路径。从投入产出的角度分析了人地系统优化的本质,人地系统优化实质就是以较少的资源能源消耗获取较大的经济和社会福利,这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也正是因为人地系统优化这个“因”,促成生态文明建设这个“果”。（3）中国人地系统的演变阶段与特色生态文明建设下人地系统现状特征分析。梳理了中国不同时期人地系统特征的演变,中国的文明史与世界文明进程一样也是一部人地关系史,兼具一般性和特殊性,从自身独特的“人口—资源环境”国情特点、与发达国家工业化时期的全球资源环境基础不同,以及与发达国家生态文明的时间、内容和形式不同等三个方面论述了其特色生态文明建设,在特色生态文明建设下的人地系统特征有生态环境复合型问题累积突出、传统资源型产业比重高、国民生态观和发展观滞后、生态文明建设顶层设计约束不足、生产力布局和资源环境布局错位等。（4）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人地系统优化的协同发展分析。一是二者的协同发展度分析,二是不同生态文明建设类型区域的人地系统特征分析。协同发展度的定量,期望看到生态文明建设和人地系统优化的过程协同结果,但因为是两个复杂系统的协同,且人地系统本身存在巨大地域差异,即使协同度相同,区域类型差异仍然悬殊,结合生态文明建设这个“果”的差异,划分出人地系统这个“因”的类型并定性分析,与协同发展度的定量评价结合。（5）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人地系统优化的协同实现路径研究。从协同整体框架构建,到协同具体路径的实施,构建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人地系统优化的协同实现路径。整体架构思路是以生态文化理念为引领力、以“地”的供给能力为约束力、以“人”的需求力为能动力,以生态文明制度为保障力,综合考虑区域发展阶段和功能定位,以生态、生产和生活空间的协调为目标,以政府、企业和公众的合力为推动,具体路径是构建生态文明建设的五次产业体系。研究的主要观点和结论如下:（1）生态文明建设和人地系统优化是上层建筑和基础路径的关系。生态文明是人地系统优化的上层建筑,而人地系统优化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路径。人地系统不断优化的过程为文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形成生态文化,生态文化理念作用于生态文明建设,最终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和人地系统优化的协同发展。所以,文化就是二者联系的桥梁,生态文明建设和人地系统优化犹如DNA的两条脱氧核糖核酸链,在文化这个氢键的链接下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螺旋上升。（2）人地系统是由经济（产业）、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三个子系统相互作用形成的“三元”结构。传统人地系统包含“人”和“地”两个子系统,人地互为作用中产生文化,文化成果的积累升华就会形成文明,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生态文明,这就是生态文化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从隐性到显性、从朴素到辩证不断彰显的过程,文化一旦形成就会指导人作用于地的方式,生态文化指引下的人地系统将走向优化,因此,文化不可或缺地成为第三个子系统。（3）人地系统“三元”结构下生态文明建设的产业体系应在三次产业的基础上前后向延伸,前向增加第零产业——生态文化产业,生态文化理念指导下的第一、二、三产业也将是集约高效的,后向增加第四产业——生态修复产业,协助担当生态系统中的分解者角色,变线性发展方式为循环发展方式,这个过程中资源能源的利用率提高,同时,废弃物排放降到最低,单位投入下的经济、社会福利不断增加,人地系统不断优化,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不断提高。（4）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评价值和人地系统优化的效率值在空间上是耦合的,这是因为二者存在因果关系,即生态文明建设水平高的地区是因为单位资源能源投入下的产出高,与人地系统优化协同发展,而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低的地区往往效率值低。总体上,东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和人地系统优化的协同发展程度最高,北京、上海和广东三省市达到高级协同,西部地区最低,为中低级及以下协同,中部和东北地区总体上中级协同。（5）协同度定量评价还需结合不同地域类型的划分和定性分析,能透过协同度这个“果”分析其潜在的“因”。根据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可以划分为七种类型,分别是均衡发展型、经济社会发达型、生态环境滞后型、相对均衡型、生态环境优势型、经济社会滞后型和经济—生态环境滞后型。七类区域间人地关系特征呈现差异性,而区域内部有相对一致性。研究的创新点是通过生态文明建设和人地系统优化的协同机理分析,从生态文明的视角丰富了人地系统“三元”认知结构,而“三元”认知结构又为生态文明建设产业体系的重构提供理论支撑。协同度定量评价结合不同类型人地系统特征分析,利于从地域分工视角进行生态文明重点建设。展望未来研究,人地系统理论内容有待深化丰富,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契合点有待进一步挖掘,结合地域文化构建生态文化产业体系、汲取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智慧来指导生态文明建设和人地系统优化等内容将是未来研究的重点领域。
朱衡[8]（2019）在《保险业系统性风险：根源、传染与监管》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对国际金融体系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性影响,这场由次级房屋信贷危机引发并渗透到其他行业的金融危机是典型的系统性风险表现,对实体经济造成了巨大创伤。在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作为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AIG集团陷入绝境,濒临破产,对金融行业乃至全球经济都产生重大影响。追求传统商业模式的保险公司由于负债水平不同,而且与其他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的关联性较低,通常被认为比银行具有更低的系统风险水平。然而,当代的保险领域不能仅仅以传统的商业模式来描述,它还拥有大型、复杂的保险集团或以保险为基础的企业集团,在许多司法管辖区开展业务。这些保险集团和联合企业可能包括非传统的、非保险的业务模式,特别是具有非传统特征的人寿保险产品和不同类型的金融担保产品,提高了保险集团对金融市场风险的敞口,致使它们更容易受到金融市场状况的影响。此后,保险业系统性风险成为各界关注重点,“保险业是否会产生系统性风险?”“如何评估监管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等议题被提上征程,学界和业界纷纷跻身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研究。从监管趋势来说,保险业作为金融领域的三驾马车之一,行业重要性毋庸置疑,国内外掀起了对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研究的热潮。国际方面,金融危机发生后,2009年4月成立了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FSB）,主要负责认定是否存在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国际相关权威监管部门出台的一系列政策,肯定了保险业在维护金融稳定中的作用,明确了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核心地位。国内方面,中国保监会于2012年启动了“中国风险导向偿付能力体系”建设工作,2016年4月中国保监会召开国内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监管制度建设启动会,明确要在国内构建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的监管制度;8月,保监会发布《国内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监管暂行办法》;12月,颁布《国内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监管暂行办法（第二轮征求意见稿）》;2018《关于完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的指导意见》颁布后,完善我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框架要求日益凸显,进一步明确了开展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监管的必要性,充分体现了对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重视。从保险经营来说,多元化的投资策略以及密切的金融资本市场联系都对未来保险业的稳定发展提出了挑战。保险业投资范围进一步扩大,境内外投资标准进一步放宽,投资范围包括流动性资产、固定收益类资产、权益类资产、不动产类资产和其他金融资产,保险业务进一步渗透到金融领域。纵以历史的角度看,银行、保险和其他金融机构都被严格区分,一旦发生危机也不会对其他机构造成影响。但近年来,这种金融机构间的壁垒正逐步瓦解,取而代之的是更紧密的业务联系以及相互关联。虽说目前的金融危机主要源于银行业,但随着银保互联性增强,溢出效应将蔓延至保险危机。正如我们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所见,保险业很大程度上受到一定冲击,不得不质疑保险业是否会反过来影响金融危机,成为危机发生的主导因素。纵观全局,在与金融资本市场密切关联的大环境下,跟进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研究是大势所趋。中国作为保险大国,牵一发而动全身,要确保保险业系统性风险不发生,前提是要结合具体国情,将涉及系统性风险的相关研究做到位。厘清“保险业是否存在系统性风险,如何科学有效评估?”,“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根源和传染机制是什么?”以及“如何监管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等一系列问题,为中国保险业持续健康良好的发展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本文共九章,具体结构设计如下:第一章:整理国内外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研究现状,总结保险业系统性风险争议、成因、传染机制、评估、监管方面的最新研究前沿与成果,总体上掌握国内外关于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研究状况,分析现阶段研究成果与不足之处,探究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研究意义,引出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以及目标。第二章:首先定义了系统性风险、保险业系统性风险,从系统性风险特征区分了保险业系统风险的主导因素和贡献因素,并融合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特征与中国具体情况初步探究了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潜在隐患;结合国际监管最新前沿动态以及推演定义了保险公司系统重要性与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从起因、传染以及影响机制等方面对三者比较了系统性风险、保险业系统性风险、保险公司系统重要性三者间的关联与区别。第三章:通过历史透视实践中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存在性,以历史上金融危机对国际、国内的保险业的影响为核心,探究保险业在这场危机中所面临的冲击;与此同时,总结历史上的重大保险危机,找出导致此类破产的影响机制,归纳危机对保险市场的影响,分析危机的结构性变化,厘清保险业系统性风险存在性的潜在原因与表征,并从保险脆弱性这个维度对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存在性进行理论推演。第四章:从系统性风险的内在来源探究保险业系统性风险根源:一方面通过保险业务本质厘清其与系统性风险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保险不良资产从经营环境不确定性这个维度也将增加保险体系的脆弱性。外生环境冲击则从保险危机这个视角进一步推进了对保险业系统性风险根源的深思,探究共谋、利率、侵权与保险危机的关系,论证外生环境冲击导致的保险业危机与系统性风险之间的关联。第五章:首先,以中国的金融环境为对象,重点探究了接触性传染渠道中的银保关联传染渠道。从理论分析银行与保险的不同系统重要性特征,构建银保关联的直接与间接渠道;从实证测算了我国银行业和保险业的静态和动态（整体和极端）关联性,探究保险业和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重要性及敏感度,厘清保险业与银行业关联的内外作用机制,度量银保间的溢出效应。其次,重点分析了接触性传染渠道中的再保险关联渠道。围绕再保险业务本质总结其与系统性风险的关系,并从影子保险业务安排展示了“影子保险”的业务特点与系统性风险的关系,在此基础上,统计保险公司对再保险公司的依赖度,评估我国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之间的关联性。最后,探究了接触性传染渠道金融市场以及保险证券、金融服务集团内的保险公司、保险机构重组与并购以及金融恐慌导致的非接触性传染渠道。第六章:本章研究集中在通过度量我国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敞口与贡献,识别具有系统重要性的保险公司,评估保险业系统性风险。一方面从系统性风险敞口与贡献度衡量中国保险业的系统性风险,实现了多角度评估,增强了评估结果的客观可信度。另一方面,通过面板模型实证识别影响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主要、次要因素,并结合BP神经网络模拟非上市保险公司的系统性风险。第七章:探究了现有系统性风险金融监管的改革与实践。首先阐述了系统性风险金融改革面临的挑战,接着围绕主要国家的金融监管改革政策实例,结合金融监管改革面临的挑战,评估各国的改革方案,在总结主要国家应对金融改革挑战经验的基础上,区分金融监管框架改革模式,并以此为中国金融改革提供借鉴经验。在系统性风险金融监管改革经验总结基础上,总结国际系统性风险监管实践,并就保险业监管框架的主要机构G20、FSB、IMF和IAIS做简明阐述。最后结合最新监管趋势,提出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新方向—宏观审慎监管的概念。第八章:首先,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分析了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的必要性。接着,围绕金融监管改革必须应对的四大挑战以及宏观审慎监管要素,站在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视角下实施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规划,在金融监管框架内进行合作和有效协调的前提下,提出中国保险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构想;在此基础上,提出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管理的具体实施方案;再者,更为具体地结合美国系统性风险监管机构（SRR）,提出搭建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机构构想。最后,通过制度安排提出了未来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建议。第九章:总结研究结果,提出相应政策建议,展望未来研究方向。已有研究表明,现有保险业系统性风险根源、传染及监管的研究零零散散,缺乏针对性分析,系统性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本文首次系统性的研究保险业系统性风险根源、传染、评估与监管,形成系统性的研究成果,实现了以下创新:（1）创新了银保传染机制的理论和实证内容:理论上,分析银行与保险的不同系统重要性特征与影响机制,从直接与间接两个渠道识别银保关联的内生机制,构建银保关联的内生影响机制指标体系。实证上,首先以中国的具体金融环境为背景,区分“保险主导型”关联和“银行主导型”关联,探究保险业和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重要性及敏感度;其次,首次从静态和动态（整体和极端）两个维度研究银行业和保险业的关联性,分别采用格兰杰因果模型衡量银保的整体关联性,Copula模型从动态非线性的角度衡量极端风险条件下银保的尾部关联性;再次,在关联性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研究深度,一方面利用Spearman相关性识别了影响银保关联内生机制中的显着因素,一方面从影响银保关联的外生机制入手,分析不同金融环境（金融事件冲击）下银保之间的关联度,厘清我国特定金融环境对银保关联的作用机制,测算不同金融事件冲击对银保关联度的影响;最后,利用（35）Co Va R模型分年度、分金融事件冲击具体度量银保间的溢出效应。（2）创新了再保险传染机制研究视角:一方面围绕再保险业务本质,从风险转移的视角以及保险网络视角分析再保险风险传染过程,从再保险与保险的关联性总结了产生系统性风险可能性的三大原因;另一方面,提出国际最新前沿“影子保险”,目前国内关于“影子保险”的研究基本属于真空地带,本文从影子保险业务安排展示了“影子保险”的业务特点,接着从影子保险面临再保险违约风险、赎回风险、母公司相关风险（系统性风险）以及互联性风险展开论述,提出“影子保险”作为再保险的一部分,存在产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3）创新了保险业系统性风险根源与评估的研究视角:一方面,已有研究尚未从存在性与根源视角探究保险业系统性风险。首先,本文以历史的保险危机实践厘清了保险业系统性风险存在性的潜在原因与表征,并结合理论推导了保险业的脆弱性,综合实践和理论推演了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存在性。其次,从内生和外生两个维度探究了保险业系统性风险根源,结合保险业务本质与保险不良资产论证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内在根源,并利用外生保险危机进一步推进共谋、利率、侵权与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关系。另一方面,本文以中国的具体金融保险环境为基础,创新了保险业系统性风险实证思路,从上市保险公司和非上市保险公司对我国保险业系统性风险实施了较为全面的风险识别、评估。（4）探索了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新思路:本文率先围绕金融监管改革必须应对的四大挑战（监管体系应如何构建?每个司法管辖区必须考虑如何在管理机构之间划分责任,是否需要将监管责任合并?如何确保不同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沟通?）以及宏观审慎监管要素,宏观上提出了“宏观审慎+微观审慎”监管的“共赢”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思路,微观上提出了中国保险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的具体实施以及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机构构想,对完善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体系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原婕菲[9]（2019）在《新时期中国国家形象研究 ——以中国和德国两国互相认知为例》文中研究指明本论文主要研究的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今的中国国家形象问题,任何国家的国家形象构建和呈现都受到国际局势大背景的影响和制约,本论文对20世纪中德关系进行了历史学的回顾,主要针对中德关系中的主要问题和两国形象问题进行了叙述和分析,找到了新时期中德两国互视的历史根源。在此基础之上,作者利用中文报刊和德文报刊资料、中德关系历史资料,以及调查问卷和访谈等形式,详细分析了中德两国国家形象,特别是对中国眼中的德国形象和德国眼中的中国形象进行了对比分析,打开了“两国互视”研究的全新视角。首先,本文提出了“互视”这一新概念。互视,即不同主体通过不同媒介、方式进行相互了解与认识,从而得到基于各自所获信息的稳定的认知。除了一国国家形象自身的发展演变,国家间互视不平衡是制约一国国家形象的重要因素。中国与德国的两国互视情况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反应了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是中西方国家形象互视的典型案例。但因为语言、文化等原因的制约,有关德国视角下的中国形象研究数量较少,较缺乏深度,本论文以“两国互视”的新视角研究德国视角下的中国形象和中德关系,并对中国形象的构建和提升提出了可行性建议。其次,本文回溯了中德两国互视的历史和二十世纪国际关系史。通过历史的研究可以看出,中德两国互视的不平衡主要体现在贯穿整个历史过程的基调是西方反华、反共势力强大,西方媒体对中国在国际上的发声进行包围和封堵,国际话语权始终掌握在西方国家手中,国际舆论形势始终处于西强中弱的态势,新中国的发展长期被外界扭曲和误解。20世纪80年代末,东欧许多国家发生政变,顷刻间,世界格局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事件的爆发使得80年代“理想化”的互视认知遭受冲击而不复存在。90年代,以美国媒体为主的西方对华报道均以负面为主,西方主流媒体构建了一个威胁西方安全的负面中国形象。中国成为了西方媒体视角下践踏人权的“警察国家”,未来挑起核战争的极端民族主义国家。并且,西方媒体制造了一系列有关计划生育、不同政见、民族自决等问题的负面舆论,强化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分歧,宣扬“中国威胁论”。总的来说,中西方互视不平衡的特点是在各大西方主流媒体中,中国形象都多多少少的遭遇了妖魔化,西方站在极其防备和不公的视角来看待中国。再次,在概念界定和历史回顾的基础上,本文的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详细的研究了中国视角下的德国形象和德国视角下的中国形象,特别着重研究了主流媒体视域下的互视认知问题。主流媒体包含报纸、期刊、电视、广播等,是一个国家对外宣传的重要途径。本文主要利用了《环球时报》、《参考消息》作为研究中国的德国形象的材料,《南德意志报》、《焦点》作为研究德国的中国形象的材料,并结合作者在德国的亲身经历和体验,对两国互视进行了基础性的研究,分专题描绘出了两国互视认知的景象,为接下来进行两国互视比较研究作好了铺垫,打好了基础。最后,本文的第四章对中德两国互视进行了比较,对互视不平衡进行了剖析和批判,并提出了改变不平衡现状的对策和建议。长期以来,西方主流媒体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用他们的意识形态框架来衡量中国的问题,并得出他们心目中合理的结论。中国国家形象虽然起着变化,逐渐向好发展,但近30年来未有明显转变,总体呈负面的不平衡的状态,即中国对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认识较为正面,德国对中国的认识较为负面,这两种认识之间的差距很大。这种不平衡状态导致中国产生崇洋媚外、丧失国际话语权、国际地位与影响力提升缓慢。中国国家形象是建立在中国国情基础上的,而西方主流媒体普遍对中国国情缺乏真正的了解。21世纪以来,国际环境和中国自身都处于重要的变化时期,并且这个时期将持续较长的一段时间。这是中国国家形象不断变化的根本原因,也是塑造和改善中国国家形象的绝佳时机。2008年,奥运会成功在北京举行;2010年,世博会成功在上海举行,诸如此类突出的外交事件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形象在国际上的更新。中国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国家,中共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性质和原则立场并未改变,同时,中国的形象在2008年之后通过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充分地展示在了国际社会面前。中国应把握好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争取夺回塑造中国形象的国际话语权。近年来,中国对国家形象的塑造越来越重视,以一种开放的、自信的、现代化的姿态构建出了许多正面的中国国家形象,并对陈旧的、单一的、神秘的敌对形象进行改造和反击,一个具有时代感和新气象的中国形象正如一轮初升的太阳,冉冉升起。
刘淑萍[10]（2019）在《“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机理与路径研究》文中提出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互联网信息技术急速发展不仅改变了人们生活方式,更改变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技术的发展是对过往历史的不断总结与革新,更是打开未来大门的钥匙,马克思指出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决定了现实财富的创造,是历史的革命性推动力量。随着大步迈向数字社会互联网基础设施以及信息技术的创新衍生出的“互联网+”已经成为现今最为炙热的话题,并深深地刻画着新时代国民经济的运行方式和发展方向,人类已经进入“互联网+一切”的时代。随着制造业竞争的不断加剧以及新技术的不断进步,发达国家再次将制造业作为经济增长的首要任务,先后制定出与新技术相关联的制造业发展战略与坐标定位。2015年全国两会我国提出“中国制造2025”,同年颁布《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均指出要大力推进互联网与制造业融合,提升我国数字化、智能化、协同一体化制造技术,突破自主创新促进制造业强国建设;2019年,十三届二次会议中,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要全面推进“互联网+”,积极广泛的运用新技术和新模式。根据《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2018》显示,我国互联网发展指数排名全球第二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电子商务市场主体,4G用户渗透率达到世界顶尖水平。在2019年春晚实现5G网络4K超高清直播后,5G商用已经进入制造业并将大规模推广。截止2018年6月30日,我国网民人数为8.02亿,手机网民规模7.88亿,占比98.3%,互联网普及率为57.7%。1IDC公司预测2019年全球大数据市场规模可达到486亿美元。2根据42次《互联网发展报告》显示,2018年1到5月,我国电子商务平台收入就突破1164亿元,同比增长39%。这些数据都充分说明我国已经具备抓住新机遇的技术水平、基础设施、需求市场以及政策支持,“互联网+”已经成为拉动国家经济增长、推动产业优化的新引擎。鉴于此,本文通过对四次工业革命、各国先进制造业与“互联网+”相关发展战略进行梳理,立足当前及未来“互联网+”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发展情况,深入剖析“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的机遇和升级的必然性;以制造业结构升级规律以及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规律探索为主线,在系统梳理前沿文献基础上,利用历史分析与对比分析相结合、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进一步研究“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的机理与路径,试图为中国从制造业大国变身制造业强国提供决策的理论基础与政策工具选择。本文围绕“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机理与路径研究为主题,从三方面开展研究。第一,“互联网+”与制造业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是什么?第二,“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动力因素和作用机理是什么?第三,“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发展路径是什么?本文在导论部分主要对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文献评述、研究思路、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主要创新点和存在的不足加以概括。第一章是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主要通过对相关概念和内涵的理清,对马克思技术进步思想与产业升级逻辑关系以及西方创新理论与产业结构升级和全球价值链升级间逻辑关系进行梳理,为本文开展研究打好理论基础。本文第二章和第三章通过历史维度和空间维度对“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的必然性,以及所面临的挑战进行分析。熊彼特指出如果不掌握历史,不具备历史感或历史经验,就不可能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3故第二章首先通过对历次工业革命与制造业发展规律进行分析,总结出制造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并通过对新工业革命争论与制造业范式演化过程的梳理,总结出历史维度中互联网+制造业升级的历史机遇与面临的挑战。第三章主要对德、美、日三国互联网+制造业战略进行梳理和对比,总结出各国先进制造业战略发展的共性及关键;并通过对《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分析,总结出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内涵和关键;在此基础上,对空间维度下互联网+制造业发展的战略机遇与面临挑战进行分析。本文的第四章和第五章对“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机理进行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第四章首先对“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动力机理进行理论分析;根据第二章历史维度总结出影响制造业升级的五个要素,结合马克思理论、佩蕾丝技术-经济-制度协同演化模型、罗默经济增长四要素模型以及技术创新动力三元论模型,确定“互联网+”技术驱动力、市场拉动力和政策支撑力所形成的聚合力;其中技术驱动力部分包括“互联网+”技术基础驱动力以及融合驱动力,“互联网+”市场拉动力包括市场规模拉动力、市场需求结构变动产生的拉动力和市场竞争激励机制以及淘汰机制产生的拉动力,“互联网+”政策支撑力包括互联网+政务能力以及“互联网+”相关政策的支撑力。其次,通过对社会总生产模型拓展,结合产业内不同要素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特征对“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作用机理进行分析,并分别从制造业产业结构视角和制造业价值链视角对“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作用机理进行分析。第五章,首先构建“互联网+”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对中国31个省“互联网+”综合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和分类。其次,在理论分析“互联网+”对中国制造业升级作用机理的基础上,利用系统GMM计量方法对中国2006-2015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互联网+”显着地促进了中国制造业升级。本文的第六章主要探讨“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的路径选择。根据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的结果,本文提出“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技术驱动链、促进制造业升级市场驱动链以及促进制造业升级政策驱动链。最后是结论及展望,通过对本文研究结论的总结,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设计。本文的创新点有以下三点:第一,补充和完善“互联网+”相关概念和认识,明晰“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的发展方向。本文结合历史维度和空间维度对“互联网+”作为历史发展新机遇予以分析,指出互联网+”与制造业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并对我国当前普遍存在的对“互联网+”认识不足和认识不清进行补充和完善。此外,本文通过马克思技术进步思想与产业升级理论的指导建立“互联网+”技术基础模型和“互联网+”技术融合模型,提出“互联网+”三要素聚合力,对“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相关概念和认识进行补充和完善。第二,构建“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的理论框架。本文在理清“互联网+”与制造业发展机遇和挑战基础之上,通过构建“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研究框架,通过历史分析和理论分析提出“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动力因素,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制造业结构和制造业价值链作用机理的研究提出三驱动链条升级路径,对相关理论基础、作用机理、动力结构以及路径选择等方面展开更进一步的研究和拓展,对我国“互联网+”发展以及制造业发展提出参考。第三,补充和完善“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的实证研究。本文构建了“互联网+”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使用聚类分析方法进行综合评价;通过对“互联网+”与制造业升级的内生性关系进行研究,进一步深入分析和检验“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的途径。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互联网+”影响制造业升级的机制,随后采用系统GMM方法尽可能减少“互联网+”与制造业升级二者之间的内生性来考察“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
二、走向繁荣的长征——为什么中国能够保持其爆炸性增长率（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走向繁荣的长征——为什么中国能够保持其爆炸性增长率（论文提纲范文）
（1）外资安全审查机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 ——以《欧盟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框架条例》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及其局限性 |
| 第三节 分析框架、研究方法与结构安排 |
| 第一章 欧盟外资政策的历史演变及其特征 |
| 第一节 《罗马条约》与欧洲共同市场 |
| 第二节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与欧盟的形成 |
| 第三节 《里斯本条约》与欧盟一体化的新发展 |
| 第四节 作为“独特”行为体的欧盟 |
| 第二章 《欧盟外资审查条例》 |
| 第一节 《欧盟外资审查条例》的出台背景 |
| 一、跨国公司与全球政治经济权力结构的变革 |
| 二、欧盟成员国自身发展的需求 |
| 三、美国外资安全审查的外溢效应 |
| 第二节 《欧盟外资审查条例》的核心内容 |
| 一、外资审查的定义与主要对象 |
| 二、欧盟的权利与成员国的权力 |
| 三、管制外资的非强制性合作机制 |
| 第三节 《欧盟外资审查条例》中的争议焦点 |
| 一、欧盟成员国的利益分歧 |
| 二、欧盟外资权限的争议 |
| 三、欧盟外资监管的规范 |
| 第三章 欧盟成员国的利益偏好及其分歧 |
| 第一节 外资在欧盟的分布及其特征 |
| 一、欧盟吸收外资及其主要来源国 |
| 二、欧盟吸收外资的国别及产业分布情况 |
| 三、中国对欧盟投资的分布情况 |
| 第二节 核心成员国外资审查机制的比较 |
| 一、外资审查机制及其最新调整 |
| 二、最新调整的主要特征及其原因 |
| 三、德法的利益偏好与合作 |
| 第三节 外围与中间地带成员国的利益与政策偏好 |
| 一、中东欧和南欧成员国的利益偏好 |
| 二、北欧与低地国家的利益偏好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欧盟外资政策的权力分配及制定过程 |
| 第一节 欧盟外资政策制定的法律制度 |
| 一、主权财富基金与欧盟的资本自由流动 |
| 二、共同商业政策还是资本自由流动原则? |
| 三、普通立法程序还是特别立法程序? |
| 第二节 欧盟外资政策的决策机构 |
| 一、欧盟立法机构与外资政策制定 |
| 二、欧盟委员会与外资权限 |
| 三、欧洲议会与立法权扩张 |
| 第三节 欧盟外资政策的议程设置与权力再分配 |
| 一、成员国与审查自主权 |
| 二、欧盟与议程设置权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欧盟的规范性力量与外资审查的新规范 |
| 第一节 国际投资政策新规范与欧盟规范的升级 |
| 一、国际投资政策的新规范 |
| 二、欧盟外资审查规范的升级 |
| 第二节 欧盟调整投资激励机制的方向 |
| 一、欧盟的外资理念与政策反思 |
| 二、吸引外资与引导流向 |
| 第三节 欧盟外资审查机制的灵活性 |
| 一、监管适度与投资便利化 |
| 二、监管合作与透明度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2）金融危机后南欧左翼政党的激进转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相关概念和研究范围界定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点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金融危机后南欧左翼政党发展的新变化 |
| 2.1 南欧左翼政党基本概况 |
| 2.1.1 南欧地区活跃的主要左翼政党 |
| 2.1.2 意识形态视域下南欧主要左翼政党子类型划分 |
| 2.2 选举向度下南欧左翼政党在金融危机后的发展现状 |
| 2.2.1 传统主流左翼政党日渐势衰 |
| 2.2.2 新兴激进左翼政党迅速崛起 |
| 2.2.3 共产主义政党逐渐被边缘化 |
| 2.2.4 其它左翼小党发展举步维艰 |
| 2.3 金融危机后南欧左翼政党政治的发展动向 |
| 2.3.1 从稳定到动荡:激进左翼政党崛起后南欧左翼政治力量出现新格局 |
| 2.3.2 从温和到激进:左翼民粹主义兴起后南欧左翼政治生态面临新变化 |
| 2.3.3 从另类到主流:激进抗议运动浪潮后南欧左翼政治发展呈现新趋势 |
| 第3章 金融危机后南欧左翼政党激进转向的表现 |
| 3.1 政治表达方式转向激进:社会抗议运动高涨推动民意立场持续左转 |
| 3.1.1 激进抗议运动持续兴起 |
| 3.1.2 公民政治参与变动无序 |
| 3.1.3 民意支持立场持续左转 |
| 3.2 政治身份认同转向激进:新兴激进左翼政党崛起重塑左翼政党身份标识 |
| 3.2.1 新兴激进左翼政党从边缘走向中心 |
| 3.2.2 主流左翼政党政治地位发生动摇 |
| 3.2.3 主流左翼政党的重塑政治身份标识 |
| 3.3 政治意识形态转向激进:传统理念回归带来列宁主义指导地位显着提升 |
| 3.3.1 西班牙共产党的“新列宁主义观” |
| 3.3.2 希腊共产党的“再激进化”变革 |
| 3.3.3 葡萄牙共产党的“斗争传统”回归 |
| 3.4 政治战略主张转向激进:多股政治思潮兴起引发主流政治激荡变革 |
| 3.4.1 “民粹派”主张对新自由主义模式重新解构 |
| 3.4.2 “反建制派”呼吁结束传统建制派精英统治 |
| 3.4.3 “疑欧派”提出对欧盟治理模式的强烈批判 |
| 第4章 金融危机后南欧左翼政党激进转向的根源探究 |
| 4.1 西方激进左翼学者的理论奠基 |
| 4.1.1 西方激进左翼学者的资本主义制度批判 |
| 4.1.2 西方激进左翼学者的激进民主理论探赜 |
| 4.1.3 西方激进左翼学者的生命政治话语建构 |
| 4.1.4 西方激进左翼学者的“新共产主义观念” |
| 4.2 金融危机及其衍生危机的推波助澜 |
| 4.2.1 危机加剧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 |
| 4.2.2 危机造成社会矛盾问题愈加突出 |
| 4.2.3 危机促使左翼政党重拾信心希望 |
| 4.3 社会运动和思潮“左”转的直接回应 |
| 4.3.1 紧缩政策引发公民不满情绪持续上升 |
| 4.3.2 建制派精英垄断权力使公民利益表达渠道阻塞 |
| 4.3.3 激进抗议运动激发了公民意识的觉醒 |
| 4.4 新媒体工具的话语垄断和技术控制 |
| 4.4.1 新媒体技术革新带来政治传播方式变革 |
| 4.4.2 新媒体工具应用形成对舆情的直接引导 |
| 4.4.3 新媒体政治发展实现对选民的技术控制 |
| 第5章 金融危机后南欧左翼政党激进转向的实质 |
| 5.1 西式民主衰退和神话破灭后的替代性救赎 |
| 5.1.1 资本主义制度性困境的系统反映 |
| 5.1.2 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危机与破产 |
| 5.1.3 西式民主衰退及其信任危机 |
| 5.1.4 民粹主义霸权的重构与替代 |
| 5.2 民意向“左”的社会心理特征在政党意识中的自觉表达 |
| 5.2.1 南欧社会深层撕裂与公民政治认同缺失 |
| 5.2.2 普通民众社会思想意识的“左”转 |
| 5.2.3 左翼政党迎合民意变化的必然选择 |
| 5.3 对右翼力量保守倾向的抗争与突围 |
| 5.3.1 南欧极右翼政党的迅速崛起 |
| 5.3.2 来自右翼保守力量的强势攻击 |
| 5.3.3 左翼政党对右翼的抗争与突围 |
| 第6章 金融危机后南欧左翼政党激进转向的未来前景展望与启示 |
| 6.1 南欧左翼政党的“自我”和“他者”之鉴 |
| 6.1.1 新兴激进左翼政党对传统左翼政党陷入困境的分析与应对 |
| 6.1.2 传统主流左翼政党对新兴激进左翼政党崛起的分析与应对 |
| 6.1.3 共产主义政党对新兴激进左翼政党崛起的分析与应对 |
| 6.2 南欧左翼政党激进转向的未来前景 |
| 6.2.1 传统主流左翼政党发展遇阻,经历调整还有复兴可能 |
| 6.2.2 新兴激进左翼政党存在不足,持续勃兴面临现实挑战 |
| 6.2.3 共产主义政党内部分歧严重,坚持革新仍可把握机遇 |
| 6.3 南欧左翼政党激进转向对中国共产党的启示 |
| 6.3.1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夯实党的思想根基 |
| 6.3.2 把牢全媒体时代话语领导权,警惕错误思潮诱导 |
| 6.3.3 拓宽公民政治参与的主渠道,及时回应民意变化 |
| 6.3.4 增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营造和谐稳定环境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金融危机后南欧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数据统计表 |
| 附录二 :金融危机后南欧国家历次大选选举结果统计表 |
| 附录三 :常用党团名称缩略语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论”评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2.3 .研究评述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难点与创新点 |
| 1.4.1 .研究的难点 |
| 1.4.2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2章 “美国优先论”提出的背景和实质 |
| 2.1 .“美国优先论”提出的背景 |
| 2.1.1 .经济发展长期乏力 |
| 2.1.2 .内部社会问题积累发酵 |
| 2.1.3 .共和党与民主党斗争加剧 |
| 2.1.4 .战略压力上升与美国霸权相对衰落 |
| 2.2 .“美国优先论”的实质 |
| 2.2.1 .美国利益至上 |
| 2.2.2 .追求经济繁荣 |
| 2.2.3 .减少国际义务 |
| 2.2.4 .扭转霸权实力衰落 |
| 第3章 特朗普政府实现“美国优先论”的措施 |
| 3.1 .保卫美国人民、国土和生活方式 |
| 3.1.1 .确保国土的绝对安全,预防恐怖主义威胁 |
| 3.1.2 .打击非法移民,提高移民门槛 |
| 3.1.3 .确保美国网络安全 |
| 3.2 .繁荣美国经济 |
| 3.2.1 .继续推动再工业化 |
| 3.2.2 .建立“公平”贸易关系 |
| 3.2.3 .保持科技领域优势地位 |
| 3.2.4 .扩大能源优势,忽视全球气候变化 |
| 3.3 .以实力求和平 |
| 3.3.1 .重回大国竞争的安全框架 |
| 3.3.2 .重建美军 |
| 3.3.3 .出台“印太战略”,谋求地区力量优势 |
| 第4章 “美国优先论”对美国外交和国际社会的影响分析 |
| 4.1 .特朗普推动美国“外交革命” |
| 4.1.1 .重塑美国的身份和利益,追求实际获利 |
| 4.1.2 .科技竞争加剧 |
| 4.1.3 .美国利益优先导致国际摩擦增加 |
| 4.1.4 .“退出主义”与逆全球化活动增加 |
| 4.2 .国际社会失序和矛盾激增 |
| 4.2.1 .频繁使用贸易制裁,增加国际贸易摩擦 |
| 4.2.2 .退出《中导条约》,破坏全球战略安全 |
| 4.2.3 .国际社会的失序和全球治理面临危机 |
| 第5章 “美国优先论”面临的困境和未来走向 |
| 5.1 .“美国优先论”面临的国内困境 |
| 5.1.1 .决策班底不稳定,政策执行缺乏稳定团队支撑 |
| 5.1.2 .制度制约政策推行 |
| 5.1.3 .基础设施建设面临困难 |
| 5.2 .美国优先论面临的国际困境 |
| 5.2.1 .美国政治领导力衰落 |
| 5.2.2 .美国单边主义对于国际体系的影响 |
| 5.3 .美国霸权面临的困境 |
| 5.3.1 .美国全球霸权面临解体 |
| 5.3.2 .霸权实力衰落和国际秩序重塑之间的互构 |
| 5.3.3 .外部战略竞争压力上升,削弱美国霸权能力 |
| 5.3.4 .美国的衰败 |
| 5.4 .“美国优先论”的未来趋势分析 |
| 5.4.1 .“美国优先论”的国内趋势分析 |
| 5.4.2 .“美国优先论”的国外趋势分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4）融媒时代电视综艺的媒介生态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
| (一)媒介融合的相关研究 |
| (二)融媒时代电视的发展相关研究 |
| (三)媒介生态的相关研究 |
| (四)综艺节目的发展相关研究 |
| 三、研究目标、方法及创新点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方法 |
| (三)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 一、融媒 |
| 二、电视综艺 |
| 三、媒介生态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媒介融合理论 |
| 二、媒介生态理论 |
| 三、媒介平台理论 |
| 第二章 融媒时代电视生态的变革 |
| 第一节 融媒时代电视媒体面临的困境 |
| 一、电视媒体地位与电视传播功能削弱 |
| 二、电视受众流失严重 |
| 三、电视专业人才外流 |
| 四、电视广告收入下滑 |
| 五、融合发展停留表面,缺乏具体路径 |
| 第二节 融媒时代电视生态的现状 |
| 一、移动、社交、智媒——电视发展的三度空间 |
| 二、竞合共生——传统媒介与新媒介交织下的电视生态 |
| 三、形态与价值迭变——成为电视生态的常态 |
| 第三节 融媒时代电视生态变革的动因 |
| 一、技术赋能媒体 |
| 二、制度政策支持 |
| 三、市场环境推动 |
| 四、文化相融共生 |
| 五、受众需求变化 |
| 第三章 电视综艺的发展与衍变 |
| 第一节 从晚会表演到真人秀 |
| 一、萌芽期(1980 年—1995 年) |
| 二、发展期(1996 年—2002 年) |
| 三、成长期(2003 年—2009 年) |
| 四、高速发展期(2010 年至今) |
| 第二节 从电视综艺到网络综艺 |
| 一、起步期(2007 年—2013 年) |
| 二、成长期(2014 年—2015 年) |
| 三、黄金期(2016 年至今) |
| 第三节 从科组长制到工作室制 |
| 一、科组长制度 |
| 二、制片人制度 |
| 三、独立制片人制度 |
| 四、产品经理人制度 |
| 五、工作室制度 |
| 第四节 从节目综艺到产品综艺 |
| 一、节目综艺:娱乐为主,电视综艺商业模式探索 |
| 二、产品综艺:网综爆发,综艺节目产品属性深化 |
| 第四章 电视综艺的媒介生态现状与问题分析 |
| 第一节 电视综艺的外部生态环境 |
| 一、政治生态环境:政策调控不断,引导电视综艺发展的走向 |
| 二、经济生态环境:经济稳中有增,推动电视综艺市场化转型 |
| 三、文化生态环境:消费文化兴起,创造电视综艺节目新形态 |
| 四、技术生态环境:数字化网络化环境,促进电视综艺融合创新 |
| 第二节 电视综艺的生态位及生态关系 |
| 一、基本生态位:媒介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物种” |
| 二、现实生态位:电视综艺节目自身的进化改良 |
| 三、种间关系:竞争排斥和互利共生 |
| 四、种内关系:掠夺性竞争促进多样化探索 |
| 第三节 电视综艺面临的媒介生态危机 |
| 一、外部生态下向市场妥协,“重娱乐化”变异 |
| 二、内容原创力缺乏,导致产能过剩与市场萎缩 |
| 三、媒介“生态位”高度重叠,节目同质化加剧 |
| 四、节目明星的天价成本,导致产值结构不合理 |
| 五、品牌意识薄弱,生态关系下生存竞争力较差 |
| 第五章 融媒时代电视综艺的媒介生态建构策略 |
| 第一节 媒介生态的建构基础——互联网思维 |
| 一、互联网思维 |
| 二、互联网思维影响下电视媒体的典型特征 |
| 三、“互联网+电视综艺”的化学反应 |
| 第二节 组织机构变革驱动电视综艺“原生态”建构 |
| 一、媒介常规——建立扁平化架构和一体化运作机制 |
| 二、媒介生态位——建立市场区隔,实现错位竞争 |
| 三、价值导向——传播变现与商业变现的选择 |
| 第三节 内容为中心的产制理念推动电视综艺“内生态”建构 |
| 一、基于需求、功能、价值的产制行为 |
| 二、以互动为核心的产制形态变革 |
| 三、“用户为王”的节目形式创新 |
| 第四节 以合作共赢的产业链模式为基础的“外生态”建构 |
| 一、传播渠道再转型——传播渠道立体化与传播模式融合化 |
| 二、台网联动新格局——合作、动态、非零和的媒体博弈 |
| 三、产业流程再塑造——垂直产业结构,打通全媒体产业链条 |
| 四、商业模式再创新——整合营销延伸价值链,重构综艺生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5）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创新与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基本概念解析 |
| (一)改革 |
| (二)社会主义改革 |
| (三)中国社会主义改革 |
| (四)创新与启示 |
| 二、选题背景和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现状及有待提升之处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既有成果有待提升之处 |
| 四、研究的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 (一)研究重点 |
| (二)研究难点 |
| (三)创新之处 |
| 五、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为改革提供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确保了社会主义改革的正当性 |
| 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确保了社会主义改革行稳致远 |
| 第二节 列宁对社会主义改革的探索 |
| 一、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有益探索 |
| 二、形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认识 |
| 第三节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改革的认识 |
| 一、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方针 |
| 二、构建社会主义矛盾学说 |
| 第二章 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进程 |
| 第一节 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背景 |
| 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遭遇重大挫折 |
| 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进入“黄金期” |
| 三、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变质转向 |
| 第二节 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发展历程 |
| 一、社会主义改革探索和试验期(1978.12—1992.2) |
| 二、社会主义改革推进和完善时期(1992.2—2013.11) |
| 三、社会主义改革深化和拓展期(2013.11—) |
| 第三章 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创新 |
| 第一节 改革的方向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 |
| 一、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社会的夙愿 |
| 二、社会主义制度在实践中需要进一步完善 |
| 三、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完善与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
| 第二节 改革的实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
| 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 |
| 二、只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提高人民的幸福感 |
| 三、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伟大创举 |
| 第三节 改革的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 |
| 一、共同富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追寻 |
| 二、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 |
| 第四节 改革的策略是科学把握变与稳的关系 |
| 一、变中求稳 |
| 二、稳中有变 |
| 第四章 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践创新 |
| 第一节 坚持党的领导与全面从严治党相结合 |
| 一、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改革的核心力量 |
| 二、只有全面从严治党才能确保党堪当改革历史重任 |
| 第二节 解放思想与统一思想相结合 |
| 一、反思落后社会现实启动改革 |
| 二、再认识社会主义本质推进改革 |
| 三、直面发展中的问题深化改革 |
| 第三节 改革、发展与稳定相结合 |
| 一、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确保稳定 |
| 二、采取渐进增量式改革实现稳中求变 |
| 三、制定正确改革标准保证改革顺利前行 |
| 第四节 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相结合 |
| 一、基层群众创新推动改革开放 |
| 二、战略布局的顶层设计优化改革开放格局 |
| 三、战略目标的顶层设计推动改革开放进程 |
| 四、战略举措的顶层设计保障改革开放质量 |
| 第五节 重点推进与全面改革相结合 |
| 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
| 二、以经济体制改革带动全面改革 |
| 第五章 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启示 |
| 第一节 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在理论上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 |
| 一、本土化发展适应民族特色 |
| 二、时代化发展回应时代之问 |
| 三、大众化发展满足人民需要 |
| 第二节 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在实践上不断实现多种结合 |
| 一、社会主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 |
| 二、社会主义与世界发展相结合 |
| 三、社会主义与市场、民主和法治相结合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改革必须在政治上坚持党的领导 |
| 一、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确保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 |
| 二、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确保改革顺利推进 |
| 第四节 社会主义改革必须在内涵上彰显人的价值 |
| 一、人的价值具有多维性特征 |
| 二、社会主义是人的价值最佳体现 |
| 三、社会主义实现人价值的优势所在 |
| 结语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
| 一、改革是否导致中国走“中国特色的实用主义”道路 |
| 二、改革是否导致中国走“中国特色的后社会主义”道路 |
| 三、改革是否导致中国走“新全球主义意识形态”道路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改革如何开启新窗口 |
| 五、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强调的是“中国特色”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中国季刊》视域下的中国改革与发展（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起与选题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与选题界定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二)选题界定 |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四、研究难点与创新点 |
| (一)研究的难点 |
| (二)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中国季刊》概论 |
| 第一节 《中国季刊》的创办及运营 |
| 第二节 《中国季刊》(1978——2018)的历任主编及其指导下的特刊 |
| 第三节 《中国季刊》(1978——2018)的作者队伍 |
| 第四节 《中国季刊》(1978——2018)的研究概况及主题梳理 |
| 第二章 《中国季刊》视域下中国政治领域的改革与发展 |
| 第一节 改革中的中国共产党 |
| 一、中国共产党执政面临的挑战 |
| 二、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流变 |
| 三、中国共产党的党政干部队伍建设 |
| 第二节 转型时期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
| 一、从“橡皮图章”到“钢铁图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 |
| 二、从指定到民选:基层民主制度的发展 |
| 三、从人治到法治:民主法治建设的发展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的未来走向与中国政治发展的前景预判 |
| 一、“消极悲观论” |
| 二、“民主转型论” |
| 三、“柔韧有余论” |
| 第三章 《中国季刊》视域下中国经济领域的改革与发展 |
| 第一节 中国农村经济的改革与发展 |
| 一、农村经济改革的成就及原因探析 |
| 二、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
| 三、农业改革与农村巨变 |
| 第二节 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 |
| 一、对外贸易的发展 |
| 二、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的情况 |
| 三、对中国“入世”的观察和评价 |
| 第三节 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总体性评价 |
| 一、经济改革的成就及原因探究 |
| 二、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
| 三、经济发展的前景分析及评价 |
| 第四章 《中国季刊》视域下中国社会领域的改革与发展 |
| 第一节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 |
| 一、不断发展壮大的社会力量 |
| 二、宏观结构论争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
| 三、微观多元化视角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
| 第二节 转型时期的社会抗争 |
| 一、转型时期中国的社会矛盾和问题 |
| 二、社会抗争的动力源泉和政治机遇 |
| 三、社会抗争的行动主体和动员策略 |
| 四、社会抗争的影响以及国家的应对之策 |
| 第三节 民生问题与社会治理 |
| 一、环境污染与治理 |
| 二、社会保障制度的转型与变革 |
| 三、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的问题 |
| 结语 |
| 一、《中国季刊》关于中国改革与发展四十年的研究变迁 |
| (一)《中国季刊》不同时期关注重点的变化 |
| (二)《中国季刊》中“中国形象”的变迁 |
| 二、《中国季刊》的研究特点及启示 |
| (一)《中国季刊》的研究特点 |
| (二)《中国季刊》的研究启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博士期间学术成果 |
（7）生态文明建设与人地系统优化的协同机理及实现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 |
| 1.4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创新点 |
| 2 国内外研究进展与述评 |
| 2.1 国外研究进展 |
| 2.1.1 生态文明研究 |
| 2.1.2 人地关系研究 |
| 2.1.3 生态文明与人地系统研究 |
| 2.2 国内研究进展 |
| 2.2.1 生态文明研究 |
| 2.2.2 人地关系研究 |
| 2.2.3 生态文明与人地系统研究 |
| 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3 基本概念与理论基础 |
| 3.1 基本概念 |
| 3.1.1 人地关系 |
| 3.1.2 人地系统优化 |
| 3.1.3 生态文明 |
| 3.1.4 生态文明建设 |
| 3.2 理论基础 |
| 3.2.1 区域可持续发展理论 |
| 3.2.2 系统工程理论 |
| 3.2.3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协调发展理论 |
| 3.2.4 生态伦理理论 |
| 3.2.5 自然资本理论 |
| 4 生态文明建设与人地系统优化的协同机理 |
| 4.1 生态文明与人地系统的协同演变 |
| 4.1.1 采猎阶段人地互为作用形成敬畏自然的生存文化观 |
| 4.1.2 农业文明阶段人地互为作用形成的顺应自然的文明观 |
| 4.1.3 工业文明阶段人地互为作用形成的主宰自然的文明观 |
| 4.1.4 生态文明阶段人地互为作用形成的协调自然的生态文明观 |
| 4.2 生态文明建设与人地系统优化的空间协同 |
| 4.2.1 生态文明建设与人地关系协同的资源环境基础 |
| 4.2.2 不同类型人地系统孕育不同的生态文明 |
| 4.3 生态文明建设与人地系统优化协同的影响因素 |
| 4.3.1 自然地理条件 |
| 4.3.2 人的需求结构 |
| 4.3.3 文化价值取向 |
| 4.3.4 人的生产活动 |
| 4.4 生态文明建设和人地系统优化的不协同因素识别 |
| 4.4.1 人的“三观”的失衡 |
| 4.4.2 经济发展的利益分配 |
| 4.4.3 生态文明制度的缺失 |
| 4.4.4 人性根源的双重属性 |
| 5 人地系统“三元”结构认知和优化路径 |
| 5.1 人地系统“三元”结构的划分 |
| 5.1.1 经济(产业)子系统 |
| 5.1.2 生态环境子系统 |
| 5.1.3 社会文化子系统 |
| 5.2 “三元”结构的相互关系和优化路径 |
| 5.2.1 经济(产业)和生态环境子系统 |
| 5.2.2 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子系统 |
| 5.2.3 经济(产业)和社会文化子系统 |
| 5.3 投入产出视角下人地系统优化分析 |
| 5.3.1 系统与投入产出的关系 |
| 5.3.2 人地系统的投入产出 |
| 6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与人地系统优化协同的实证分析 |
| 6.1 中国人地系统演变阶段与现状特征 |
| 6.1.1 中国不同时期人地系统的演变阶段 |
| 6.1.2 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下人地系统现状 |
| 6.2 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评价与不同类型的人地系统特征分析 |
| 6.2.1 省域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评价与分析 |
| 6.2.2 不同类型区域的人地系统特征分析 |
| 6.3 中国省域人地系统优化状态评价与分析 |
| 6.3.1 基于投入产出视角的人地系统优化评价 |
| 6.3.2 人地系统优化状态的评价结果分析 |
| 6.4 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与人地系统优化的协同发展度分析 |
| 6.4.1 研究方法 |
| 6.4.2 省域生态文明建设和人地系统优化的协同发展分析 |
| 7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人地系统优化的协同实现路径 |
| 7.1 整体框架 |
| 7.1.1 原则与依据 |
| 7.1.2 架构思路 |
| 7.2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人地系统优化协同的具体路径 |
| 7.2.1 生态伦理视角下的生态文化建设 |
| 7.2.2 “三元”结构下的产业体系优化 |
| 7.2.3 地域分工视角下的生态文明重点建设 |
| 7.2.4 以人为主导的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观点与结论 |
| 8.1.1 主要观点 |
| 8.1.2 主要结论 |
| 8.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8）保险业系统性风险：根源、传染与监管（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0.绪论 |
| 0.1 研究背景 |
| 0.2 研究意义 |
| 0.3 研究内容 |
| 0.3.1 研究内容 |
| 0.3.2 研究方法 |
| 0.3.3 研究范畴 |
| 0.3.4 研究框架 |
| 0.4 创新点与不足 |
| 0.4.1 创新点 |
| 0.4.2 不足点 |
| 1.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研究文献综述 |
| 1.1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认识 |
| 1.1.1 保险业是系统性风险的受害者还是主导者 |
| 1.1.2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存在性争议 |
| 1.2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成因 |
| 1.2.1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主导因素(primary indicators) |
| 1.2.2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贡献因素(contributing indicators) |
| 1.2.3 金融市场参与度 |
| 1.2.4 自然与人为灾难 |
| 1.3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传染机制 |
| 1.3.1 保险业与再保险的风险传染 |
| 1.3.2 保险业与银行业的风险传染 |
| 1.4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评估 |
| 1.4.1 系统性风险评估方法 |
| 1.4.2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评估应用 |
| 1.5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 |
| 1.5.1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制度演变 |
| 1.5.2 系统重要性保险公司颁布 |
| 1.5.3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的发展与争议 |
| 1.6 中国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研究综述 |
| 1.7 文献总结及述评 |
| 2.研究术语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研究术语界定 |
| 2.1.1 系统性风险 |
| 2.1.2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 |
| 2.1.3 保险公司系统重要性 |
| 2.1.4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金融脆弱性 |
| 2.2.2 信息不对称 |
| 2.2.3 委托代理理论 |
| 2.2.4 金融危机传染理论 |
| 2.2.5 金融监管理论 |
| 2.3 小结 |
| 3.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存在性 |
| 3.1 实践中的存在性——历史的透视 |
| 3.1.1 国际保险业的金融危机表现 |
| 3.1.2 中国保险业的金融危机表征 |
| 3.1.3 保险公司破产危机典型案例 |
| 3.1.4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存在性深剖 |
| 3.2 理论上的存在性——脆弱性视角 |
| 3.2.1 信息不对称与保险脆弱性 |
| 3.2.2 委托代理与保险脆弱性 |
| 3.2.3 税收不对称与保险脆弱性 |
| 3.2.4 合约的不完全性与保险脆弱性 |
| 3.2.5 宏观金融冲击与保险脆弱性 |
| 3.3 小结 |
| 4.保险业系统性风险根源 |
| 4.1 保险业内生的金融不稳定 |
| 4.1.1 保险业务本质与系统性风险根源 |
| 4.1.2 保险不良资产与系统性风险根源 |
| 4.2 保险危机的外生环境冲击 |
| 4.2.1 共谋与保险危机 |
| 4.2.2 利率与保险危机 |
| 4.2.3 侵权与保险危机 |
| 4.3 小结 |
| 5.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传染机制 |
| 5.1 银保关联传染渠道 |
| 5.1.1 银行业与保险业的传染机制——理论推演 |
| 5.1.2 银保关联性及影响机制——实证测算 |
| 5.1.3 银保溢出效应度量 |
| 5.2 再保险关联传染渠道 |
| 5.2.1 再保险与保险业的传染机制 |
| 5.2.2 保险公司对再保险公司的依赖度测算 |
| 5.2.3 “影子保险”与保险业的传染机制 |
| 5.3 金融市场关联传染渠道 |
| 5.3.1 保险公司购买模式导致金融市场扭曲 |
| 5.3.2 保险公司出售模式导致金融市场扭曲 |
| 5.4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非接触传染渠道 |
| 5.4.1 保险证券传染 |
| 5.4.2 金融服务集团内的保险公司传染 |
| 5.4.3 保险机构重组与并购传染 |
| 5.4.4 金融恐慌传染 |
| 5.5 小结 |
| 6.保险业系统性风险评估 |
| 6.1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模型设定 |
| 6.1.1 MES模型 |
| 6.1.2 SRISK模型 |
| 6.1.3 GARCH-CoVa R模型 |
| 6.1.4 面板模型 |
| 6.1.5 BP神经网络 |
| 6.2 上市保险公司系统性风险测算 |
| 6.2.1 保险公司系统性风险敞口测算 |
| 6.2.2 保险公司系统性风险贡献度测算 |
| 6.3 保险公司系统性风险影响因素 |
| 6.4 非上市保险公司的系统性风险测算 |
| 6.5 小结 |
| 7.保险业系统性风险金融监管改革与实践 |
| 7.1 系统性风险金融监管改革 |
| 7.1.1 系统性风险金融监管改革挑战 |
| 7.1.2 系统性风险金融监管改革实例 |
| 7.1.3 系统性风险金融监管改革评估 |
| 7.1.4 系统性风险金融监管改革启示 |
| 7.2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实践 |
| 7.2.1 全球金融监管框架 |
| 7.2.2 20 国集团(G20)的系统性风险监管 |
| 7.2.3 金融稳定委员会(FSB)的系统性风险监管 |
| 7.2.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系统性风险监管 |
| 7.2.5 国际保险监督管理协会(IAIS)的系统性风险监管 |
| 7.3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新方向 |
| 7.3.1 宏观审慎监管理念 |
| 7.3.2 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的区别 |
| 7.3.3 宏观审慎监管工具的选择 |
| 7.3.4 宏观审慎政策挑战 |
| 7.4 小结 |
| 8.中国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的对策思路 |
| 8.1 中国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的必要性 |
| 8.1.1 保险危机防范与控制的理论必要性 |
| 8.1.2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的实践必要性 |
| 8.2 宏观审慎视角下的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思路 |
| 8.2.1 中国保险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构想 |
| 8.2.2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的具体实施 |
| 8.2.3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机构构想 |
| 8.3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制度安排 |
| 8.3.1 “双管齐下”的监管思路 |
| 8.3.2 筑牢银保混业监管“防火墙”体系 |
| 8.3.3 重视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评估 |
| 8.3.4 加强保险公司的信息披露 |
| 8.3.5 推进金融改革,维护金融稳定 |
| 8.4 小结 |
| 9.结论及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9）新时期中国国家形象研究 ——以中国和德国两国互相认知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概念与研究综述 |
| 一、有关中德关系的概念界定和研究现状 |
| 二、有关国家形象的概念界定和研究现状 |
| 三、媒体视域下的国家形象研究现状 |
| 四、国家形象比较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路径 |
| 一、研究思路和框架 |
| 二、新概念引入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和难点 |
| 第一章 中德关系与两国互视溯源 |
| 第一节 新中国建立前的中德关系 |
| 一、鸦片战争后的中德关系 |
| 二、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德关系 |
|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德关系 |
| 四、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德经济关系 |
| 五、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德文化交流 |
| 六、中德国家形象的民间互视历史 |
| 第二节 1949年至1990年的中德关系与两国互视 |
| 一、新中国建立之初的国际环境和外交方针 |
| 二、中国与民主德国关系回溯 |
| 三、中国与联邦德国的关系回溯 |
| 第二章 中国主流媒体视域下的德国形象 |
| 第一节 中国主流媒体涉德报道的量化分析 |
| 一、研究对象的选择 |
| 二、涉德报道的数量变化 |
| 三、涉德报道的议题分布 |
| 四、涉德报道的态度倾向性 |
| 第二节 中国主流媒体中涉德报道的内容分析 |
| 一、德国的政治形象 |
| 二、德国的经济形象 |
| 三、德国的社会形象 |
| 四、德国的文化形象 |
| 第三节 中国主流媒体镜像中的德国国家形象 |
| 一、中国的德国形象构建方式 |
| 二、中国主流媒体构建德国形象时存在的问题 |
| 第三章 德国主流媒体视域下的中国国家形象 |
| 第一节 《南德意志报》中的中国国家形象数据分析 |
| 一、材料选择 |
| 二、《南德意志报》中国报道总量分析 |
| 三、《南德意志报》中国报道的倾向性分析 |
| 第二节 德国主流媒体视阈下的中国政治形象 |
| 一、德国的中国共产党形象 |
| 二、德国的中国大国关系形象 |
| 三、德国眼中的台湾问题 |
| 第三节 德国主流媒体视阈下中国经济形象 |
| 一、德国的中国经济发展现状 |
| 二、德国眼中的“一带一路” |
| 三、德国眼中的中国海外投资 |
| 四、德国眼中的中国环境问题 |
| 第四节 德国主流媒体视阈下的中国人权形象 |
| 一、德国眼中的中国新闻及言论自由 |
| 二、德国眼中的西藏问题 |
| 三、令德国不解的其他中国人权问题 |
| 第四章 中德两国国家形象的互视比较 |
| 第一节 德国民众视角下的中国形象 |
| 一、德国民众的中国形象调查 |
| 二、基于调查结果的中国形象分析 |
| 第二节 中德形象的比较 |
| 一、跨文化沉默的螺旋 |
| 二、中德两国互视应有的变化 |
| 第三节 中德国家形象认知的不平衡 |
| 一、德国对中国形象的负面认知 |
| 二、德国对中国产生负面认知的原因 |
| 三、构建平衡国家互视形象的必要性 |
| 四、塑造与构建平衡国家互视形象的法则与方法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10）“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机理与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文献研究与评述 |
| 一、“互联网+”与制造业升级相关研究 |
| 二、“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相关研究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评价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框架 |
| 三、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基本概念界定 |
| 一、“互联网+”相关概念界定 |
| 二、制造业升级相关概念界定 |
| 第二节 相关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创新理论与产业升级理论 |
| 二、西方创新理论与产业升级理论 |
| 第二章 历史维度下互联网+制造业发展规律归纳研究 |
| 第一节 工业革命与制造业发展历史经验 |
| 一、工业革命演进与争论 |
| 二、制造业结构升级一般规律 |
| 三、制造业价值链升级一般规律 |
| 四、制造业竞争力演进一般规律 |
| 第二节 历史维度下制造业发展影响因素 |
| 一、因素一：需求面驱动 |
| 二、因素二：技术面驱动 |
| 三、因素三：人力资本面驱动 |
| 四、因素四：能源机制面驱动 |
| 五、因素五：制度面驱动 |
| 第三节 新工业革命与制造业范式选择 |
| 一、新工业革命浪潮：“互联网+” |
| 二、制造业范式演化与选择 |
| 三、历史维度下中国互联网+制造业升级历史机遇 |
| 四、历史维度下中国互联网+制造业升级面临挑战 |
| 第三章 空间维度下互联网+制造业发展战略比较研究 |
| 第一节 外国互联网+制造业战略梳理 |
| 一、各国先进制造业战略 |
| 二、各国先进制造业战略关键：“互联网+” |
| 第二节 《中国制造2025》战略选择 |
| 一、《中国制造2025》战略背景 |
| 二、《中国制造2025》战略核心与内涵 |
| 三、空间维度下中国互联网+制造业发展战略机遇 |
| 四、空间维度下中国互联网+制造业升级面临挑战 |
| 第四章 “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机理研究 |
| 第一节 “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机理分析 |
| 一、三模型拓展与“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动因理论 |
| 二、社会总生产模型拓展与“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作用机理理论 |
| 第二节 “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动力因素分析 |
| 一、动力一：“互联网+”技术基础与技术融合驱动力 |
| 二、动力二：“互联网+”市场多层次拉动力 |
| 三、动力三：“互联网+”政策支撑力 |
| 第三节 “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作用机理一：基于产业结构视角 |
| 一、“互联网+”促进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升级作用机理 |
| 二、“互联网+”促进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升级作用机理 |
| 三、“互联网+”促进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升级作用机理 |
| 第四节 “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作用机理二：基于价值链视角 |
| 一、“互联网+”促进制造业价值链横向扩张升级作用机理 |
| 二、“互联网+”促进制造业价值链纵向渗透升级作用机理 |
| 三、“互联网+”促进制造业价值链跃迁升级作用机理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互联网+”综合发展水平评价 |
| 一、“互联网+”综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二、“互联网+”综合发展水平评价 |
| 第二节 “互联网+”对制造业升级影响实证分析 |
| 一、变量定义与数据选取 |
| 二、模型设定与检验 |
| 三、结果与分析 |
| 第六章 “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路径选择研究 |
| 第一节 构建“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技术驱动链 |
| 一、“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开放创新驱动路径 |
| 二、“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多层次可持续创新驱动路径 |
| 三、“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协调创新驱动路径 |
| 第二节 构建“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市场驱动链 |
| 一、制造业服务化驱动路径 |
| 二、“中国质造”和“中国智造”耦合驱动路径 |
| 三、国家价值链协同发展路径 |
| 四、链条式一体化管理发展路径 |
| 第三节 构建“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政策驱动链 |
| 一、国家层面的政策优化路径 |
| 二、社会层面的政策优化路径 |
| 三、企业层面的政策优化路径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研究生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走向繁荣的长征——为什么中国能够保持其爆炸性增长率（论文参考文献）
- [1]外资安全审查机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 ——以《欧盟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框架条例》为例[D]. 曹文. 北京大学, 2021(09)
- [2]金融危机后南欧左翼政党的激进转向研究[D]. 程晓辰. 吉林大学, 2020(08)
- [3]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论”评析[D]. 王泽英. 新疆大学, 2020(07)
- [4]融媒时代电视综艺的媒介生态建构[D]. 王晓宇. 山东师范大学, 2020(10)
- [5]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创新与启示[D]. 戴佳朋.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4)
- [6]《中国季刊》视域下的中国改革与发展（1978—2018）[D]. 付正.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7]生态文明建设与人地系统优化的协同机理及实现路径研究[D]. 王亚平. 山东师范大学, 2019(09)
- [8]保险业系统性风险：根源、传染与监管[D]. 朱衡. 西南财经大学, 2019(12)
- [9]新时期中国国家形象研究 ——以中国和德国两国互相认知为例[D]. 原婕菲.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10]“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机理与路径研究[D]. 刘淑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