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批新法规今起实施（论文文献综述）
苏星月[1]（2021）在《《人民日报》与《新京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道框架对比研究 ——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报道为例》文中研究说明随着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影响越来越大,造成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不计其数。在抗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过程中,媒体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媒体是信息流动的桥梁,媒体及时报道,不仅可以让公众了解事件的严重性,掌握防控应对的策略,还可以稳定民心和社会治安。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媒体如何构建报道框架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笔者阅读有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道的文献资料,结合目前的研究和分析,将《人民日报》和《新京报》的电子报作为研究对象,认真收集两家报纸从2019年12月30日至2020年9月8日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报道,将2357篇报道作为研究样本,运用文本分析法和对比分析法,立足于框架理论,从《人民日报》和《新京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报道的主题框架、报道内容、消息来源、报道方式和报道基调五个角度对研究样本进行描述,比较《人民日报》和《新京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报道框架的相同点,分析二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报道框架的不同点,归纳二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报道框架的特点,反思《人民日报》和《新京报》在构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道框架中的不足,提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道框架的优化建议。本文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个部分是绪论,在本章中,首先对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的理论意义、实际意义进行描述,然后对框架理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报道进行文献综述,最后介绍研究对象,交代研究样本及样本采集时间,并对采用的研究方法进行阐述。第二个部分是对《人民日报》和《新京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报道进行样本描述,结合2357篇报道,统计分析二者主题框架、报道基调、报道内容、消息来源、报道体裁的分布情况和占比情况。第三个部分是结合数据分析,归纳《人民日报》和《新京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报道框架的相同点、不同点及特点。两家报纸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报道框架的相同点主要体现在主题框架、消息来源、报道体裁和报道基调四个方面,二者在报道主题框架的建构上以“政府形象框架”为主,侧重于将“政府官员”作为消息来源,将“消息”作为报道体裁,以正面报道为主。二者报道框架的不同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相较于《人民日报》,《新京报》更重视“人情趣味框架”,这与其都市报的定位息息相关;《新京报》的消息来源比《人民日报》更丰富,其报道的消息来源不仅有政府官员、抗疫一线人员、外国政府与国际组织、专家学者,还有出租车司机、大学生、公益人士、职员、教师、公务员、法律工作者、心理师、志愿者。虽然《人民日报》和《新京报》的负面报道占比都不大,但是在负面报道的内容上存在差别,《人民日报》的负面报道主要是关于国际疫情发展趋势,负面报道内容主要为国外疫情严重化、疫情对国际社会的消极影响、美国消极抗疫。而《新京报》不仅报道了国外的疫情情况,还对国内严峻的疫情趋势、牺牲的抗疫人员、抗疫不利的官员、不合理的防疫措施进行报道。《人民日报》的报道框架特点为以整合与引导为主,报道对全国各地的抗疫资讯进行整合报道,并针对不同的抗疫时期,对受众进行不同的引导。而《新京报》的报道框架特定体现为监督和市场并重,《新京报》的第二版多为媒体人及受众对抗疫相关措施、政策的评价,充分体现了媒体的监督功能,此外《新京报》的报道框架受市场影响,报道内容跟随当期热点进行调整,例如2020年7月是我国的高考,且当月我国遭遇洪涝灾害,在此期间,《新京报》的头版及其他版面面对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报道数量大幅度减少,新闻议题大多是关于高考和防汛救灾。第四个部分是对《人民日报》和《新京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道框架进行反思,并提出优化建议。
杨砚池[2]（2020）在《农村宅基地产权安排与农户权益保障研究 ——基于云南省大理市的实践》文中研究表明宅基地产权安排是农村宅基地制度的核心内容,直接涉及农民的切身利益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也是基层土地管理的重点和难点。对农村宅基地制度演变历程的纵向考察和制度运行绩效的评价发现,农户权益保障不充分主要是由宅基地产权设置不当、权利内涵不清、权能关系不顺等产权安排问题造成的。本文以农村宅基地产权“三权分置”为框架,通过界定和厘清“三权”的各项权能及其内涵,分析宅基地的各项产权安排与农户权益保障之间的关系。宅基地所有权的权利运行体现为所有权行使主体通过指标分配、有偿使用、规划引领等路径履行占有配置权、增值收益权、村庄规划建设管理权等权能;宅基地资格权界定为农户取得集体成员资格、获得建房指标和依法利用宅基地等权能;宅基地使用权“分置”为运用不动产权证进行抵押担保的间接使用权、宅基地及地上房产用于居住或经营的直接使用权和自愿退出闲置宅基地并获得相应补偿的有偿退出使用权等权能。在宅基地政策内涵解析的基础上,分析了基层政府、村民委员会、自然村、村民小组等不同基层组织主体在实现宅基地所有权中的职能定位,认为村庄规划是维护农民集体共同的宅基地权益的重要抓手。运用层次分析法的实证研究发现:村庄规划合理且严格执行“一户一宅”政策的村庄,能够公平高效地保障农户宅基地权益,科学集约的村庄规划是实现农户宅基地权益保障的“最大公约数”。优化村庄规划和加强建设管理,既能充分体现宅基地所有权,又能有效提高农户宅基地权益的整体保障效率。集体成员权是宅基地资格权的制度基础。现行宅基地政策未能明确界定基于集体成员权的“户”和“宅”概念,导致“一户一宅”政策在执行中出现了“一户大宅”“一户小宅”“一户多宅”“多户一宅”“有户无宅”“有宅无户”等农户宅基地权益“保障不足”或“保障过度”的偏差问题。基层实践按照“地方规范与村民自治”相结合的方式,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界定“户”的宅基地分配标准,并将‘宅’的标准内涵定位于能基本满足生产生活需求的宅基地,有利于公平高效保障农户的宅基地资格权。文章研究了大理市银桥镇宅基地的用途转变,采用成本法测算宅基地作为生活资料用于居住的资格权价值,运用指数模型测算宅基地作为生产资料发展商服业的资格权价值。结果显示:不同用途和不同区位的宅基地资格权价值存在差异,而价值差异影响着农户实现宅基地资格权的意愿。潜在的经济价值越大,农户实现宅基地资格权的意愿越大;反之,农户实现宅基地资格权的意愿减弱。通过对宅基地使用权能的分析,认为保障农户宅基地使用权权益的核心内涵是保障居住权和财产权。宅基地使用权退出则是农户宅基地使用权管理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实现农户宅基地财产权的一个重要途径。文章从产权视角分析了宅基地使用权退出不畅的原因,提出完善宅基地产权制度、建立约束宅基地违法者的惩处机制和鼓励依法退出闲置宅基地的激励机制,构建“疏堵结合”的宅基地使用权自愿有偿退出机制和具体实施方案。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对农户宅基地使用权退出权益研究的结果表明:家庭经济收入高,尤其是外出务工人数多和非农经济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较大的农户更愿意退出闲置宅基地,意味着农民非农化就业及收入增长有助于深化农村宅基地使用权退出制度改革。充分保障农户宅基地权益,首先要注重发挥村庄规划管理的基础性引领作用,促进村庄规模布局有序发展和村容村貌有效提升,确保村庄按照规划“建得起、建得好、建得美、建得规范、建出特色”;其次,构建“户有所居”的居住权益保障机制,围绕实现农村宅基地“依法公平取得、节约集约使用、自愿有偿退出”的目标,探索建立“保障取得、高效利用、合理流转、顺畅退出”的管理模式和有偿使用机制;再次,要多种方式保障农户宅基地的财产权益,推进宅基地确权登记颁证,拓展抵押担保等用益物权,构建农户自愿有偿退出闲置宅基地的财产权益实现机制;同时,要推动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结合乡村振兴战略探索放活宅基地使用权的路径,实现宅基地从生活资料功能向生产资料功能延伸,引导和支持农户参与发展非农经济,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进程中逐步构建城乡统一的住房保障体系,公平保障城乡居民的居住权益和土地权益。
吴盛杰[3]（2020）在《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文中研究指明本文采用“中观”的视角,以1949年以后南京地区城乡商业的变革为中心,尝试考察新中国建立初期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的详细情况及驱动要素。建政前,商业在南京的经济结构中占比很大,工业占比则较小。新政权建立后,提出了要将“消费的南京转向生产的南京”的总体目标。在这一基本方针的指导下,新政权逐步对南京城乡商业的结构和形态进行了重构。首先,新政权通过打击投机、稳定金融物价等措施逐步建立了新的经济秩序,与此同时,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南京的消费商业迅速衰落,新政权则乘势展开了对城乡商业的初步改造。急剧的变化使得私营商业一度陷入困境,经过政策调整以及广泛的开展城乡物资交流,城乡商业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朝鲜战争时期,由于加工订货的增多,私营商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然而随着“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这一进程被打断,且相比于私营工业,私营商业在运动中受到了更大的冲击。新政权则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展开对南京城乡商业系统的重构,南京市的经济结构自此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后,南京首先根据中央的政策淘汰了私营批发商,其次由于市场大环境的变化,从统购统销的几个行业开始,私营零售商也逐渐接受改造。及至1956年开始的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南京的社会商业走向全面的公有化,但过快改造打乱了商业系统的运行,给城乡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因此不得不再次回到市场机制。本文以南京地区的报刊、档案资料为主,结合其他相关文献资料,在关注国家政策的制定的同时,也详细考察了南京市新政权对政策的执行情况。通过这个过程,本文展示了地方社会经济变革中的复杂性,特别是在私营商业的改造之外,也注意到了公营商业的发展及其在地方社会经济变革中的重要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与过往学术界关于新中国初期政治经济变革研究中的一些观点展开对话,并提出政治考量是驱动地方经济变革的主要因素。全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绪论、正文和结语。其中正文部分共八章。第一章主要论述中共占领南京之后在南京建立新的社会经济秩序的过程,其中重点考察了中共接管大城市的经济政策的形成过程以及在南京的执行情况。第二章主要论述新政权对南京社会商业进行的初步改造,其中重点考察了针对南京市社会商业的具体情况,新政权在私营商业改造、城乡物资交流和工商关系的变革上所具体施行的办法。第三章主要论述第一次商业调整政策出台的背景、方案及其在南京推行过程中的实际情况。第四章主要论述朝鲜战争开始后,南京市新政权面对战时状况对社会商业方面的问题所作的处理。第五章主要论述南京的“三反”“五反”运动及其对社会商业变革产生的巨大影响。第六章主要考察南京地区地方国营商业推行经济核算制,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成果与问题。第七章主要论述在进入社会主义改造阶段后,南京市新政权对私营批发商、私营零售商的改造过程,以及在城乡推行粮食统购统销的过程及其一系列的影响。第八章主要考察在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到来后,中央政府、南京市新政权与南京私商、小商小贩之间的三方互动及其结果。
黄建华[4]（2019）在《京剧在台湾的传承与发展研究（1948-2018）》文中研究指明台湾京剧从1948年至2018年间的发展,历经多次转变,充满不同发展时期的时代印记。这相关发展现象及其动力机制,既有内在的需求,也有外在影响。总体而言,这七十年间台湾京剧的发展,尝试并经历了古今合流和中西合流,还有京崑合流,由此建构了台湾现代京剧发展的基本脉络。1948年前台湾的京剧,混杂了不少地方戏元素,发展并不显着。随着台湾政府意识形态的需求,以及很多来台军人需要休闲娱乐,军中京剧剧团一时便如雨後春笋,扩枝散叶,对台湾京剧的发展发挥了较大的推动作用。至1980年代中後期,这些军中京剧团发展逐渐脱离现代社会思潮,於是,台湾京剧究竟将何去何从的问题被强烈地提出来了,不久便孕育了台湾京剧的改革:传统京剧逐渐被现代京剧所取代。从1990年代中後期开始,台湾京剧不仅尝试古今合流、中西合流,还注意京崑合流。这些带有创新性和探索性的发展,迄今为止已有二十多年,构成了当代台湾京剧的基本格局及未来发展基础。全文除了绪论和结论,共有六章,分别梳理并研究探讨了如下基本内容:1948年後的台湾政社艺文环境;来台艺人与京剧团的发展,不仅有三大民间京剧团,更有以历史悠久四大军剧团为主体的公办专业京剧团;1980年代後,京剧在台湾传承发展与时代思潮、市场需要的互动,尤其是京剧广电传播反映市场机制对京剧曲艺变化的影响;台湾三军京剧教育、民间京剧教育和高等教育学院三大方面对京剧教育及人才培养的深刻影响;台湾京剧在艺术美学方面努力於古今合流、中西合流和京崑合流所带来的传承与发展效果。感於现代京剧在台湾普遍受到观众喜爱,全文在回顾其发展历史各阶段特色基础上,着眼於研究新京剧美学的传承与创新,并对未来展望提出了期盼与省思。
潘玉[5]（2019）在《沟通“不确定性”：转基因议题的知识建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00年以来,转基因议题逐渐转变为全球性的社会公共议题,引发广泛关注。转基因技术与应用迅速发展的同时,社会各方对转基因的争论从未终止,科学的“不确定性”特征突显。相对于其他公共议题的知识构建,科学议题有其特殊性:一方面,由于科学议题造成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媒介场域中的各利益相关者都可能会传达有效信息之外的信息,造成科学认知的混乱;另一方面,社会公众由于知识结构与个人经历的局限,很难直接对某一科学知识进行全面、深入地了解。因而,公众对于转基因议题的科学认知与理解往往更容易受到媒介场域的影响,媒体在转基因议题的知识建构中承担重要作用。由此,本研究通过对转基因这一科学争议中的“不确定性”进行综合而深入的考察,帮助社会各方更好地理解科学知识内涵,参与科学决策,从而缓解当前日趋矛盾的科学争议。媒体通过转基因议题的知识表征,可以更好地发挥其社会功用,为科学的“不确定性”沟通提供知识对话空间与传播平台,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与规避转基因所引发的科学风险,从而减缓社会公共危机。同时,转基因议题的知识建构过程反映出科学议题的知识表征特征、实践规律与协商机制的转向,研究试图从理论层面完善与扩展科学知识传播内涵与理论框架。本研究较全面地论述了媒介与科学知识建构的关联性研究,搭建了媒介建构科学知识、引导科学理性的阐释框架,体现了科学传播领域的现实关切与理论关照,赋予该研究领域一定的创新性。本研究基于知识社会学视角,围绕科学的“不确定性”这一核心话题,就转基因议题的“不确定”语境及其要素研究、“不确定性”呈现内容研究、“不确定性”沟通意义研究、“不确定性”管理研究逻辑,探究转基因议题的知识建构过程——转基因议题的知识表征、知识实践、知识争论与知识共享。研究分为四大部分:第一,转基因议题的“不确定性”语境考察。“不确定”语境有哪些要素?呈现出怎样的语境特征?第二,转基因议题的话语变迁与知识实践研究。基于“不确定性”语境特征,从历时性维度,研究选择中美媒体关于转基因议题的媒体报道为研究文本进行梳理与总结,进而探讨不同社会语境下转基因议题的媒体“注意周期”与空间互动特征;从共时性维度,研究就议题内容、消息来源、话语立场与知识属性四个方面考察转基因议题的媒体框架与知识实践过程。第三,转基因议题的知识争论研究。依据反思冲突、化解冲突、超越冲突的研究逻辑,探讨不同相关利益主体如何围绕科学争议的“不确定性”展开知识的协商与对话?媒体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采用哪些话语修辞策略?科学与社会之间如何达成知识对话与共识?第四,转基因议题的知识共享与“不确定性”管理探究。如何反思风险社会的转基因科学知识的生产与传播?怎样完善与提升社会公众对转基因科学知识的理解?进而对我们反思科学知识传播的理念与模式有何启示?研究试图通过对上述研究问题的探讨,考察转基因议题的话语实践,并基于更宏观地社会语境,思考科学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与影响。研究以转基因这一争议性科学议题为研究对象,选择2000-2018年期间的媒体报道本文进行话语分析、对比分析与个案探究。通过阐释转基因议题的话语建构特征反映科学议题的知识建构过程。转基因议题的知识实践最终目的是为了使社会各相关利益主体更好地理解科学知识,并在科学话语的互动协商中将专业的科学知识进行整合,形成日常化的、已被社会接受的“公共知识”,进而参与到科学知识的再生产与“不确定性”管理过程中。因此,在一个日益多元化社会中,不同文化、价值观之间的争议与冲突的释放与调试需要科学的对话与理解,完善与提升社会公众的科学素养以加强科学知识理解,搭建基于科学议题的“知识联盟”可实现转基因这一争议性科学议题传播的知识共享与理解,探索和推动多样化社会讨论与科学对话方式的形成,以消除知识间的差异与不对等,管理争议性知识建构过程中的科学“不确定性”,进而助力科学决策的制定与完善。
张格[6]（2019）在《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研究（1937-1945）》文中提出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遂成为抗战大后方政治、经济中心。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被日军接管之后,重庆成为抗战大后方的金融中心。以此为基础,重庆金融市场成长为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的核心,对抗战大后方的经济与金融影响极大,为国民政府坚持抗战以及抗战的最终胜利做出了贡献。目前学界对于战时重庆金融的研究成果很多,但对于战时重庆金融市场则仍缺乏系统的研究成果。因此本篇论文以重庆市档案馆未刊档案、已经出版的档案资料汇编、民国时期期刊与报纸、各地方志与文史资料为主要史料,以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础,并结合经济学与金融学的研究方法,对战时重庆金融市场进行全面细致的研究,以求还原战时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原貌,探索重庆金融市场的作用与特点,分析重庆金融市场与战时财政、经济与社会的关系。本篇论文的主要内容共分为五个章节进行论述,主要写作思路如下:文章首先解决1937-1945年重庆金融市场中各金融子市场的发展过程、发展原因以及发展结果等方面的问题。重庆开埠之后,随着商业贸易的繁荣、金融人才的涌现以及金融机构的增加,促使重庆金融市场开始发展。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重庆金融市场呈现出明显的市场不完善、发展不健全且部分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的特点,货币市场、内汇市场、证券市场发展迅速,而黄金、保险与外汇市场相对滞后。全面抗战爆发之后,重庆金融市场在普遍的公债投机、公债价格骤跌以及全国金融市场动荡的影响下,最终爆发了公债风潮,而公债风潮又进一步引发重庆证券市场与利率市场的动荡。为平息公债风潮,国民政府遂开始在重庆金融市场中实施金融统制政策,受此影响,重庆货币市场、内汇市场、票据市场、证券市场与利率市场均完成了变革。而原来发展相对滞后的黄金、保险与外汇市场则因为战时需求的增多以及金融投机的刺激而得到极大发展。重庆金融市场通过国民政府的政策干预也逐渐适应了战时状态,该金融市场的相关业务进一步扩大,服务内容不断增多,金融市场体系更加完善和成熟。然后,文章通过论述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解决重庆金融市场在1937-1945年的地位变化问题。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十分迅速,地位空前提高,为近代以来之顶峰。全面抗战爆发之前,重庆金融市场的地位仅为区域性质的金融市场中心,其影响范围主要集中在我国西南地区,规模有限,影响范围较窄,与西南各地金融市场的联系也十分有限。全面抗战爆发之后,重庆金融市场开始快速发展,金融机构增加,资本额不断增长,金融市场规模继续扩大,与抗战大后方各地金融市场的联系显着提高。在此基础之上,重庆金融市场的影响范围突破了西南地区的限制,逐渐覆盖整个抗战大后方。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逐渐形成,而重庆金融市场则成为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的核心。再者,文章通过论述重庆金融市场在战时发展的过程与地位,分析该时期重庆金融市场与战时经济、战时财政与战时社会的相互关系,并指出1937-1945年重庆金融市场的重要作用。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对于战时经济与金融的影响具有双重属性。重庆金融市场在不断发展和完善过程中,将自身的各种业务向抗战大后方各地金融市场中传播,推动各地金融市场的发展。同时,重庆金融市场为抗战大后方工、农、商业提供了重要的融资渠道,为战时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另一方面,重庆金融市场也对战时经济与金融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从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开始,重庆金融市场就一直出现层出不穷的金融风潮。而导致金融风潮频发的原因是金融市场中普遍存在的金融投机等违法行为,大量的金融投机不仅破坏了以重庆为核心的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的秩序,同时也刺激了社会生产资本逐渐脱离实体经济,社会游资增多,导致重庆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日益严重,难以控制。另外,重庆金融市场在全面抗战时期的发展,与战时政府财政、社会均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而这些联系也影响着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轨迹,并进一步反映出重庆金融市场的重要作用。最后,文章以论述完毕的内容为基础,总结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时代特点。重庆金融市场因处在特殊的时代环境中,具有其自身的时代特点。在重庆金融市场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始终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尤其在全面抗战后期,金融黑市与金融投机在重庆金融市场中频频出现,金融市场的风险分散功能与宏观调控功能逐渐失灵,而金融市场的积累功能与配置功能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而难以发挥作用,社会财富在此过程中逐渐集中于社会上层的特权阶级之手,一般民众生活越发艰难,而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也越发严重。为维护金融市场的秩序,国民政府也做出了及时的反应,努力整顿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其采取的方法主要为联合地方政府与重庆民间金融组织进行政策监管、机构监管与行业自律等。但是由于国民政府本身的政策失误,政府内部的腐败以及民间组织自律能力的低下,多种形式的监管与自律均不能起到稳定金融市场的效果,最终使得重庆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一直延续至全面抗战结束。同时,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金融机构与金融业务均获得发展,并呈现出现代化的特点,而这对于重庆金融市场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陆露琳[7]（2018）在《政务微博语篇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政务微博语篇是政府机构用于实现政务公开、官民互动的一系列连续句子或语段所构成的语言整体。政务微博语篇研究应该是政务微博语言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而目前学界对政务微博语篇的研究成果较少。本文以政务微博语篇为研究对象,运用了比较法、定量分析法和跨学科研究法对其特征与类型、衔接与连贯、言语行为加以分析。全文包括绪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简要概述了政务微博语篇相关研究现状,指明了本文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创新之处和语料来源。正文部分是对政务微博语篇的研究过程,一共分为三章。第一章在界定政务微博语篇相关概念的基础上,通过政务微博语篇与其他微博语篇的对比,探析其语言使用规范、语篇结构类型复杂多样、语篇内容政治化的特点;通过政务微博语篇与公文语篇的对比,探析其语篇口语化、语篇篇幅较短以及语篇交互性强的特点。最后我们从语篇模式类型和语篇功能两个角度对政务微博语篇进行分类。第二章综合分析了政务微博语篇的衔接与连贯,用主位推进理论分析了政务微博语篇中的结构性衔接,从语篇语法学的角度归纳了政务微博语篇的非结构性衔接,而后探析了政务微博语篇的篇际衔接,最后从语篇语义学的角度总结了影响政务微博语篇连贯的因素。第三章从语篇语用学的角度对政务微博言语行为进行分析,运用言语行为理论探究了政务微博言语行为的构成性规则、政务微博言语行为的主体以及政务微博言语行为类型特征,分析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结语部分对本文探讨的内容进行总结,说明本文的研究结论以及不足之处。
宗和[8]（2018）在《2018年1月1日起,一批新的法律法规正式实施》文中认为2018年国家实施一批新的法律法规,对导游管理、刷单炒信、外卖、驾考、买车等制度都有了新规定,方方面面影响我们的生活。2018年1月1日,一批新的法律法规正式实施。其中一些新规跟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1.强迫购物将被吊销导游资格证《导游管理办法》于2018
完颜邓邓[9]（2017）在《基本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均等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目标。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又明确提出要“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基本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是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组成部分,是传统公共文化服务的新形态。当今数字化网络化环境下,实现传统公共文化服务的数字化转变,能够扩展公共文化资源的传播范围,增强公共文化服务的可及性,是借助新技术构建覆盖全社会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理性选择。由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过程中对数字化设施设备的建设、公民数字素养的教育培训以及文化本身所具有的教化作用,基本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均等化进程不仅保障了公民的基本文化权益,而且有助于消除数字鸿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构建和谐社会。基于上述认识,本文沿着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思路展开。界定相关概念,阐释基本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均等化的理论基础,分析在当前社会经济环境下促进基本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均等化的意义及相关制度建设,调查我国基本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均等化的现状,分析造成不均等的现实原因,借鉴国外经验,构建我国基本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均等化保障体系并提出其运行策略。论文的主要观点如下:（1）基本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均等化应该是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活动。文化权益理论要求政府为基本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均等化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服务过程应重视公众参与,以公众需求为导向,对公众开展教育培训活动以提高服务的利用率。依据公平正义理论,实现基本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均等化需要首先建立制度,提高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发展水平,服务中应将那些获取服务困难的群体作为重点,均等化是动态变化的、是相对的。新公共服务理论要求强化政府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职能,满足所有公民的数字文化需求,建立公民需求表达机制和社会参与机制。（2）在国家级公共数字文化工程及若干地方性数字文化项目的推动下,我国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水平与数字服务供给能力进一步提高,区域、城乡与群体差距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本文运用所构建的基本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均等化评价指标体系,实施不同地域、城乡、群体间的评价,发现我国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基层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给能力薄弱,这些地区为特殊群体提供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明显不足,整体上与东部发达地区、城市存在显着差距。造成非均等问题的关键因素是制度安排的非均等或相关制度的缺失,包括国家长期区域有别的经济发展战略、不同地区当地政府财政能力的差异、公共文化行业缺乏专门的法律支持、电信普遍服务与信息无障碍发展缓慢等。由于均等化的实现依靠公众的需求与利用,公民自身的经济条件差距、数字素养与文化素养的差距等微观因素对非均等造成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为此,实现基本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均等化必须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3）通过对国外实践的调查分析,表明国外经验对于我国推进基本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均等化具有借鉴意义。主要有:完善制度体系是实现均等化的根本保障、普及信息基础设施与提高公民数字素养是均等化的基本前提、应用信息无障碍技术是促进均等化的重要手段、均衡服务对象是实现均等化的必然路径、发展社会合作是实现均等化的必要助力。（4）按照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统筹兼顾与重点保障、动态发展原则,构建由目标、对象、责任主体、方式四要素构成的基本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均等化保障体系,为我国基本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责任主体与供给者推进均等化提供一种模式。根据我国基本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非均等的现实问题,将偏远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基层与特殊群体作为重点对象,将提高对这些地区与群体的基本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给作为目标,政府部门、公共文化机构、社会力量都是基本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参与主体,负有不同的责任,确立标准、实施评价是促进均等化的有效方式。（5）基本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均等化保障体系的运行需要从制度环境、服务供给、技术应用、人文与素养四个层面加以推进。制度环境层面,构建以均等化为导向的法律政策体系;细化服务标准,评估实施效果;确立服务均等化评价标准,评估均等化程度。服务供给层面,改变服务的单一供给方式,发展多元供给主体;明确不同群体的差异化需求,实施分众化供给。技术应用层面,改造数字服务网站,实现无障碍化;推动辅助技术产品的开发与应用。人文与素养层面,构建均等化组织文化,培育服务人员的人文精神;加强对公众素养的教育培训,提高服务的利用率。
刘杰[10]（2015）在《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公债经营与制度变迁（1897-1937）》文中研究说明公债作为一种新的财政收入形式为中国近代政府所长期使用。晚清政府以“息借商款”形式为财政筹募资金开创了中国近代政府发行公债的滥觞。此后北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更是多次以公债作为调节财政收支的重要手段。与此同时,近代政府公债的运行离不开金融市场的支撑。由于近代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不完善,特别是完备的金融债券市场的发展相对迟滞,政府大多数时候摒弃“公募法”,采取间接募集法由金融机构特别是华资银行业来负责公债的发行、承募及偿还。以近代金融史长时段演变轨迹来管窥近代公债的发行历程,银行业与公债演进构成了复杂多样的关系。近代政府公债无论是对于政府财政本身功能的拓展还是对银行的经营与制度变迁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关注的是“公债”本身所呈现的问题,“就债论债”居多且多以政府层面和财政角度出发去阐释,对于“公债与金融”这一主题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关注。因此,本文更加关注于近代公债“观念”——“行为实践”——“制度变迁”的演进轨迹,力图通过“经营公债”的视角窥视近代银行业在公债发行、整理、政策调整之中的具体行为以及引起的制度变迁。具体则是通过银行业经营公债分析,从银行业视角,来进一步观察公债政策乃至制度的建立与调适的过程。通过银行业经营公债角度继而审视近代银政关系以及近代国家信用构建的历史镜像。从“公债”知识传播与观念源流来看,现代意义上的公债及其制度内涵自清末西学传播热潮之中传入中国。“公债”知识经历了古今词义转换与中外对接历史过程。公债知识在中国的引介、传播对晚清政商界人士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近代公债与金融演变轨迹上看,外债与外资银行的产生与发展均早于内债与华资银行。在这一独特背景下,清末政府举借外债进一步刺激了外资银行在华的发展。随着晚清政府公债的实践与新式华资银行的成立,早期华资银行正式启动了对政府公债的经营。近代华资银行业经营公债的具体实践受到了国家公债政策、银政制度安排以及近代证券交易市场发展等环境因素的影响。随着国家公债制度以及金融环境的改善,华资银行业在民国时期政府公债承销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公债对银行业的影响可以从其对银行业的发展作用角度进行考察。实证分析证明公债对近代银行业资力以及盈利有着直接的影响,但对银行数量的变动并不构成直接影响。在具体经营过程之中,华资银行在政治、市场与行业利益之上与政府展开了复合型博弈。同时经营公债对其本身业务制度形成起到了促进作用。与近代商业性质银行相对应的是,近代中央银行的建立、发展与政府公债亦存在密切的关联。公债成为了国家创立中央银行重要的原始资本来源。中央银行亦获得政府授权经理公债、公开买卖公债以及参与对公债的保管等具体事务。受限于近代中国特殊的金融发展环境,从效应上看,近代中央银行以公债调控金融市场的具体实效较为有限。公债风险是近代华资银行经营公债需要面对的另一个重要问题。计量实证进一步表明近代银行业经营公债面临着市场与政治的双重风险。银行业对公债经营的风险应对主要是从投资的选择以及内控制度的构建着手。为合理规避公债风险,银行业在调整自身经营、对政府债务政策发声、谋求信用保障之余,其自身亦进行了多层组织搭建与制度设计。近代华资银行业在经营公债之中还积极参与了政府三次公债整理。其中银行公会是公债整理的重要力量,银行公会积极协助银行业与政府进行交涉、同时联络商人团体共同参与公债整理并谋划公债基金的稳固,在公债整理之中发挥着联动作用。从制度变迁角度看,近代华资银行在经营公债过程中直接促进了近代公债法制建设以及国家公债基金制度的建立与演进。银行与政府协商博弈建立了新的公债管理组织,在制度创新上集中体现在银政“债权共同体”的构建。从债权信用角度上看,银行经营公债与近代国家财政、金融信用存在紧密关系,对推进近代国家财政、金融信用的构建起到了一定作用。中国近代银行业经营公债自始终在于对信用秩序的追求。而在其具体经营公债过程之中推进了中国近代国家信用的构建与金融制度的变迁。
二、一批新法规今起实施（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一批新法规今起实施（论文提纲范文）
（1）《人民日报》与《新京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道框架对比研究 ——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报道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及文献综述 |
| 一、框架理论研究综述 |
| 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研究样本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人民日报》与《新京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报道的样本描述 |
| 第一节 研究类目构建 |
| 一、报道主题框架 |
| 二、报道基调 |
| 三、报道内容 |
| 四、消息来源 |
| 五、报道体裁 |
| 第二节 《人民日报》与《新京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报道框架 |
| 一、《人民日报》与《新京报》主题框架分布情况 |
| 二、《人民日报》与《新京报》报道基调分布情况 |
| 三、《人民日报》与《新京报》报道内容分布情况 |
| 四、《人民日报》与《新京报》消息来源分布情况 |
| 五、《人民日报》与《新京报》报道体裁分布情况 |
| 第二章 《人民日报》与《新京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报道框架的异同及特点 |
| 第一节 《人民日报》与《新京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报道框架相同点 |
| 一、主题框架以“政府形象框架”为主 |
| 二、消息来源偏向使用“政府官员” |
| 三、偏用消息体裁 |
| 四、报道基调以正面为主 |
| 第二节 《人民日报》与《新京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报道框架不同点 |
| 一、《新京报》比《人民日报》更加注重“人情趣味”框架 |
| 二、《新京报》消息来源比《人民日报》丰富 |
| 三、《人民日报》与《新京报》的报道基调和而不同 |
| 第三节 《人民日报》与《新京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报道框架特点 |
| 一、 《人民日报》整合与引导为主的新闻框架 |
| 二、《新京报》市场与监督并重的新闻框架 |
| 第三章 《人民日报》与《新京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道框架的反思及建议 |
| 第一节 《人民日报》与《新京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道框架的反思 |
| 一、疫情潜伏期,媒体“失语” |
| 二、消息来源固定化,缺少民众的声音 |
| 三、正面报道与负面报道失衡 |
| 第二节 突发公共安全事件报道框架的提升路径 |
| 一、把握关键节点,统筹报道工作 |
| 二、建立健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报道机制 |
| 三、倾听民众的声音 |
| 四、平衡正面报道和负面报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表A:《人民日报》研究样本汇总 |
| 附表B:《新京报》研究样本汇总 |
| 致谢 |
（2）农村宅基地产权安排与农户权益保障研究 ——基于云南省大理市的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内容及背景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主要内容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对象及方法路线 |
| 1.2.1 研究对象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技术路线 |
| 1.3 主要创新点与不足 |
| 1.3.1 主要创新点 |
| 1.3.2 主要不足 |
| 1.4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1.4.1 理论基础 |
| 1.4.2 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
| 1.4.3 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
| 1.4.4 研究成果比较与评述 |
| 第2章 宅基地所有权与农户权益保障 |
| 2.1 宅基地所有权的主体与权能 |
| 2.1.1 宅基地所有权的行使主体 |
| 2.1.2 宅基地所有权的权能界定 |
| 2.2 宅基地所有权的实现路径 |
| 2.2.1 分配建房指标 |
| 2.2.2 收取相关费用 |
| 2.2.3 村庄规划与建设管制 |
| 2.3 村庄规划与农户宅基地权益保障实证研究 |
| 2.3.1 村庄规划与农户宅基地权益 |
| 2.3.2 村庄规划与农户宅基地权益保障模型:AHP |
| 2.3.3 村庄规划与农户宅基地权益保障效率评价 |
| 2.3.4 村庄规划与农户宅基地权益保障的再思考 |
| 第3章 宅基地资格权与农户权益保障 |
| 3.1 宅基地资格权的制度基础与权能界定 |
| 3.1.1 宅基地资格权的制度基础:集体成员权 |
| 3.1.2 宅基地资格权的权能界定 |
| 3.2 宅基地资格权的实现 |
| 3.2.1 宅基地特征的辩证解析 |
| 3.2.2 农户取得宅基地的条件与程序 |
| 3.2.3 现行农户宅基地取得制度的缺陷 |
| 3.2.4 完善农户宅基地资格权实现机制 |
| 3.3 农户宅基地资格权价值实证研究 |
| 3.3.1 土地等级与宅基地资格权价值 |
| 3.3.2 作为生活资料的宅基地资格权价值 |
| 3.3.3 转变为生产资料的宅基地资格权价值 |
| 第4章 宅基地使用权与农户权益保障 |
| 4.1 宅基地使用权的权能与分置 |
| 4.1.1 宅基地使用权的权能界定 |
| 4.1.2 宅基地使用权的分置 |
| 4.2 宅基地使用权确权颁证与抵押担保 |
| 4.2.1 宅基地使用权确权颁证 |
| 4.2.2 宅基地使用权抵押担保 |
| 4.3 农户宅基地使用权退出权益与保障机制 |
| 4.3.1 农户宅基地使用权退出政策 |
| 4.3.2 农户宅基地使用权退出机制 |
| 4.3.3 保障农户宅基地使用权退出权益实证研究 |
| 第5章 结论与建议 |
| 5.1 结论 |
| 5.2 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件2 |
| 附录3 |
| 读博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资料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 四、几个概念的界定 |
| 第一章 建立南京城市经济的新秩序 |
| 第一节 中共接管城市的经济政策 |
| 第二节 南京市新政权的建立 |
| 第三节 建立市场和金融的新秩序 |
| 第四节 增加财政收入的措施 |
| 第二章 城乡商业的初步改造 |
| 第一节 中共中央的商业政策 |
| 第二节 南京公营商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第三节 私营商业的初步改造 |
| 第四节 城乡交流与商业转型 |
| 第五节 重塑工商关系 |
| 第三章 南京的第一次商业调整 |
| 第一节 第一次商业调整的背景 |
| 第二节 中共中央调整商业的政策 |
| 第三节 南京调整商业的过程 |
| 第四节 南京调整商业后的情况 |
| 第四章 抗美援朝时期的商业与政治 |
| 第一节 战时经济政策及其在南京的执行 |
| 第二节 公营贸易体系的发展 |
| 第三节 战争动员对社会商业的影响 |
| 第五章 “三反”“五反”运动与商业的转型 |
| 第一节 “三反”运动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
| 第二节 工商界的“五反”运动 |
| 第三节 “五反”运动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
| 第四节 第二次商业调整 |
| 第六章 国营商业走向计划经济模式 |
| 第一节 国营商业推行经济核算制 |
| 第二节 全面推行经济核算制的难点与问题 |
| 第三节 国营商业向计划经济的过渡 |
| 第四节 国营商业体制的继续变革 |
| 第七章 私营商业与自由市场的改造 |
| 第一节 改造私营批发商 |
| 第二节 粮食的统购统销与市场的剧变 |
| 第三节 国家资本主义与私营零售商的改造 |
| 第八章 走向全面公私合营 |
| 第一节 突如其来的全面公私合营 |
| 第二节 对私营工商业者的改造 |
| 第三节 对小商小贩的改造 |
| 第四节 “反冒进”与市场的回归 |
| 结语 |
| 一、“中观”视角下地方社会经济变革的复杂性 |
| 二、政治驱动:商业改造中的决定性要素 |
| 三、南京社会经济变革中的一般性与特殊性 |
| 参考资料 |
| 后记 |
（4）京剧在台湾的传承与发展研究（194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动机与问题意识 |
| 一、台海两岸京剧艺术与教育推广 |
| 二、检视当代京剧艺术发展的传承与创新 |
| 三、再探台湾跨文化剧场的流动与现象 |
| 第二节 前人研究成果 |
| 一、台湾演剧生态与京剧发展现状 |
| 二、台湾京剧表演与舞台实践 |
| 三、台湾京剧教育传承与创新 |
| 四、跨文化台湾戏曲的发展现况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
| 一、研究方法 |
| 二、资料来源 |
| 第四节 章节大纲 |
| 第二章 1948年後的台湾政社艺文环境 |
| 第一节 相对紧张的文化氛围 |
| 一、政局环境 |
| 二、政策与奖励制度 |
| 第二节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
| 一、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 |
| 二、剧本审查,少年国剧欣赏 |
| 第三节 地方意识抬头 |
| 一、政治社会环境 |
| 二、文化建设政策 |
| 第四节 两岸开放与台湾文化发展 |
| 一、开放交流的推动 |
| 二、地方的积极坚持 |
| 第三章 1948年後台湾京剧的传承起步 |
| 第一节 初期来台艺人与剧团 |
| 一、初期来台的京剧艺人 |
| 二、1948年後京剧活动 |
| 第二节 三大民间京剧团 |
| 一、剧团的脉络 |
| 二、活动情况 |
| 第三节 顾剧团结束後的京剧活动 |
| 一、演艺活动与整编 |
| 二、海派京剧——麒麟厅 |
| 小结 |
| 第四章 公办专业京剧团的传承与发展 |
| 第一节 四大历史悠久军剧团 |
| 一、大鹏国剧队 |
| 二、海光国剧队 |
| 三、陆光国剧队 |
| 四、明驼国剧队 |
| 第二节 历时较短的军剧团 |
| 一、大宛国剧队 |
| 二、龙吟国剧队 |
| 三、干城国剧队 |
| 第三节 军剧团主要目的任务 |
| 一、劳军戏演出 |
| 二、藉由竞赛传递政治讯息 |
| 第四节 学校附属的京剧团 |
| 一、国光剧团 |
| 二、台湾京崑剧团 |
| 小结 |
| 第五章 1980年代後京剧在台湾的传承与发展 |
| 第一节 时代思潮与市场需要 |
| 一、新剧团与京剧现代化 |
| 二、「京剧改革」论争 |
| 三、京剧演出活动 |
| 第二节 广电传播与市场机制 |
| 一、京剧与广播电台 |
| 二、戏曲现代传播之再发挥 |
| 第三节 面对时代改变的京剧之变化 |
| 一、剧本内容之变化 |
| 二、演出制作层次之提昇 |
| 三、演出风格之多样化 |
| 小结 |
| 第六章 京剧教育及人才培养发展与变迁 |
| 第一节 三军京剧教育学校 |
| 一、(空军)大鹏戏剧实验学校 |
| 二、(陆军)陆光戏剧实验学校 |
| 三、(海军)海光戏剧实验学校 |
| 第二节 军团及艺工总队京剧教育机构 |
| 一、大宛国剧训练班 |
| 二、国光艺术戏剧学校 |
| 第三节 民间京剧教育机构 |
| 一、少年国剧欣赏会 |
| 二、大专青年国剧研习会 |
| 三、剧本五年计画暨教育课程制定标准 |
| 四、复兴国剧特刊 |
| 五、创办「金龙奖」竞赛 |
| 六、首度引进大陆师资交流 |
| 七、两岸六校京剧联演 |
| 第四节 高等教育学院 |
| 一、中国文化大学 |
| 二、台湾戏曲学院 |
| 三、台湾艺术大学 |
| 小结 |
| 第七章 京剧新美学的传承与发展 |
| 第一节 政策解禁下的交流与发展 |
| 一、两岸开放交流带来的发展动力 |
| 二、台湾京剧面向大陆和世界的新变化 |
| 第二节 京崑合流——多元融合 |
| 一、京崑腔体融合——李宝春 |
| 二、崑生改行京剧——温宇航 |
| 三、蓬瀛五弄——曾永义、周秦 |
| 第三节 中西合流——走向国际 |
| 一、与西方经典对话——吴兴国 |
| 二、听觉演员邂逅视觉导演——魏海敏、罗伯·威尔森 |
| 三、全能剧场——高行健 |
| 四、小结: 兼谈环境剧场 |
| 第四节 古今合流——继往开来 |
| 小结 |
| 第八章 结语 |
| 一、台湾演剧生态与京剧发展现象 |
| 二、台湾京剧艺术与教育推广 |
| 三、台湾京剧表演与舞台实践 |
| 四、当代台湾戏曲发展的跨界与创新 |
| 参考书目(按年份排序) |
| 附录一: 国军文艺金像奖历届京剧竞赛表 |
| 附录二: 台湾京剧发展年表 |
| 附录三: 台湾出版之京剧论述书籍 |
| 附录四: 1982年～2018年台湾京剧硕博士论文 |
（5）沟通“不确定性”：转基因议题的知识建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转基因议题的发展与影响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作为社会公共议题的科学知识传播 |
| 一、科学知识传播的演变与实践 |
| 二、“科学媒体化”：转基因议题的媒体呈现 |
| 三、转基因议题带来的“不确定性”沟通与知识争论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转基因议题、沟通“不确定性”与知识传播 |
| 一、科学知识传播中的转基因议题研究 |
| 二、媒体与转基因议题的“不确定性”沟通研究 |
| 三、媒体与科学家、社会公众的关系探讨 |
| 四、转基因议题的知识建构研究 |
| 第三节 理论工具：理解科学的知识社会学取向 |
| 一、作为知识的转基因议题 |
| 二、科学知识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
| 三、语境成为科学知识传播的重要变量 |
| 第四节 研究意义与研究目的 |
| 一、研究意义与价值 |
| 二、研究目的与内容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与设计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文本选择与说明 |
| 第二章 转基因议题的知识表征与“不确定性”语境 |
| 第一节 转基因议题的演变逻辑与知识特征 |
| 一、转基因议题的演变逻辑 |
| 二、转基因议题的知识构成要素及特征 |
| 第二节 转基因议题的多元知识争论 |
| 一、转基因技术与产品的安全性问题 |
| 二、转基因的引进与商业化推广问题 |
| 三、转基因技术与产品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影响问题 |
| 第三节 转基因议题的“不确定性”语境特征 |
| 一、科学技术自身的“不确定性” |
| 二、被媒体建构的科学“不确定性” |
| 三、被各相关利益主体认知的科学“不确定性” |
| 第三章 转基因议题的知识实践与“不确定性”呈现 |
| 第一节 中美转基因议题的媒体报道趋势变化 |
| 一、我国转基因议题的“注意周期” |
| 二、美国转基因议题的“注意周期” |
| 三、中美转基因议题的空间互动 |
| 第二节 我国转基因议题的媒体框架与知识实践 |
| 一、议题内容与分布：经济与全球化议题占据主导 |
| 二、消息来源：科学专家成为重要信源 |
| 三、话语立场：先“挺”后“反”的话语实践 |
| 四、知识属性：陈述性知识与程序性知识生产呈现不对等特征 |
| 第三节 转基因议题的科学“不确定性”呈现 |
| 第四章 转基因议题的知识争论与“不确定性”沟通 |
| 第一节 反思冲突：转基因议题的知识生产困境 |
| 一、“挺转”、“反转”之争背后的冲突性科学话语 |
| 二、转基因议题的理性冲突与多元对话 |
| 三、冲突性科学话语开启“不确定性”沟通的可能性 |
| 第二节 化解冲突：转基因议题传播的修辞策略 |
| 一、修辞资源：运用科学理论与论证依据 |
| 二、修辞工具：引入专业身份与知识背景 |
| 三、修辞技巧：使用数据/实例 |
| 四、修辞手段：诉诸于权威声誉 |
| 第三节 超越冲突：科学与媒体的冲突与合作 |
| 一、媒体在转基因议题传播中的角色功能 |
| 二、科学家与媒体的互动关系 |
| 三、科学家与媒体的知识对话与沟通 |
| 第四节 转基因议题的科学“不确定性”沟通 |
| 第五章 转基因议题的知识共享与“不确定性”管理 |
| 第一节 由“专业知识”到“公共知识”：转基因议题的知识共享 |
| 一、新的科学概念与转基因议题的勾连关系 |
| 二、由“科学问题”向“社会公共议题”的构建 |
| 三、转基因议题的知识协商与共享 |
| 第二节 由“知晓”到“理解”：公众科学素养的完善与提升 |
| 一、跨越公众与科学之间的知识鸿沟 |
| 二、打破公众与专家之间的专业壁垒 |
| 三、建立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对话关系 |
| 第三节 “知识联盟”：转基因议题的“不确定性”管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6）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研究（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相关概念的辨析 |
| (一)金融市场与近代重庆金融市场的概念辨析 |
| (二)研究时间的概念辨析 |
| 二、研究现状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资料与方法 |
| (一)研究资料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内容与创新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创新点 |
| 第一章 全面抗战爆发后重庆金融市场的动荡 |
| 第一节 1937 年之前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 |
| 一、货币市场从混乱向统一与规范发展 |
| 二、以申汇交易为主的重庆内汇市场 |
| 三、重庆证券市场的建立与发展 |
| 四、全面抗战之前尚未充分发展的市场 |
| 第二节 公债风潮与重庆证券市场的动荡 |
| 一、重庆公债风潮的爆发 |
| 二、公债风潮的最终解决 |
| 第三节 全面抗战爆发后的重庆比期风潮与利率市场的动荡 |
| 一、全面抗战前期重庆利率市场的动荡 |
| 二、1938 年-1940 年利率市场的平稳发展 |
| 三、1941 年重庆利率风潮与比期的废除 |
| 四、日拆制度时期的重庆利率市场 |
| 第四节 重建后方证券交易所的筹备与争论 |
| 一、重建后方证券交易所的必要性 |
| 二、筹备重建后方证券交易所及其引发的论争 |
| 小结 |
| 第二章 重庆传统金融市场在战时的变革 |
| 第一节 重庆向法币发行中心的转型 |
| 一、1937-1938 年国民政府法币发行中心的内迁 |
| 二、1939-1942 年重庆法币发行中心的建立与巩固 |
| 三、1942 年之后的重庆法币发行中心 |
| 第二节 全面抗战时期的重庆票据市场 |
| 一、重庆票据交换的曲折发展 |
| 二、重庆票据承兑贴现的快速发展 |
| 第三节 全面抗战时期重庆内汇市场变迁 |
| 一、1937-1941 年的重庆内汇市场 |
| 二、1942-1945 年的重庆内汇市场 |
| 小结 |
| 第三章 战时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 |
| 第一节 战时重庆外汇市场的崛起 |
| 一、追随上海时期的重庆外汇市场 |
| 二、独立发展时期的重庆外汇市场 |
| 第二节 战时重庆黄金市场与黄金风潮 |
| 一、黄金统制初期的重庆黄金市场 |
| 二、黄金统制成熟期的重庆黄金市场 |
| 三、开放黄金自由交易时期的重庆黄金市场 |
| 第三节 战时重庆的保险业与保险市场 |
| 一、全面抗战爆发与重庆保险市场兴起(1937-1941) |
| 二、战时重庆保险市场的发展与兴盛(1942-1945) |
| 三、战时重庆保险市场的主要保险业务 |
| 小结 |
| 第四章 战时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 第一节 国民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 一、国民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政策与法令监管 |
| 二、国民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监管的主要机构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 一、地方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监管的开端 |
| 二、四川省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 三、重庆市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 第三节 重庆金融业对重庆金融市场的自律监管 |
| 一、重庆市银钱业同业公会对金融市场的自律监管 |
| 二、重庆市保险业同业公会对保险市场的自律监管 |
| 三、重庆市银楼业同业公会对黄金市场的自律监管 |
| 小结 |
| 第五章 重庆金融市场在抗战大后方的中心地位 |
| 第一节 重庆货币市场在大后方的网络辐射 |
| 一、法币在抗战大后方各主要金融市场的推广 |
| 二、重庆票据市场在大后方的延伸 |
| 三、重庆利率市场对于大后方的影响 |
| 第二节 重庆黄金与外汇市场在大后方的网络辐射 |
| 一、重庆黄金市场在大后方各地的拓展 |
| 二、以重庆为核心的抗战大后方外汇市场网络的构建 |
| 第三节 重庆保险市场在大后方的网络辐射 |
| 一、战时保险市场在西南的网络构建 |
| 二、战时保险市场在西北的网络构建 |
| 小结 |
| 结语 |
| 一、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双重性 |
| 二、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作用分析 |
| 三、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特点分析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阶段发表文章 |
（7）政务微博语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依据和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的依据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语篇研究现状 |
| (二)政务微博研究现状 |
| (三)政务微博语篇研究现状 |
| 三、创新之处 |
| (一)研究语料新 |
| (二)研究角度新 |
| 四、研究方法 |
| (一)比较法 |
| (二)定量分析法 |
| (三)跨学科研究法 |
| 五、研究语料及来源 |
| (一)语料的界定 |
| (二)语料的来源 |
| 第一章 政务微博语篇的特征与类型 |
| 一、政务微博语篇相关概念界定 |
| (一)语篇 |
| (二)政务微博 |
| (三)政务微博语篇 |
| 二、政务微博语篇的特征 |
| (一)政务微博语篇与其他微博语篇的区别 |
| (二)政务微博语篇与公文语篇的区别 |
| 三、政务微博语篇的类型 |
| (一)按语篇模式类型分 |
| (二)按语篇功能类型分 |
| 小结 |
| 第二章 政务微博语篇的衔接与连贯 |
| 一、政务微博语篇的衔接 |
| (一)政务微博语篇的篇内衔接 |
| (二)政务微博语篇的篇际衔接 |
| 二、政务微博语篇的连贯 |
| (一)政务微博语篇连贯的外部条件 |
| (二)政务微博语篇衔接保证语篇的连贯 |
| 小结 |
| 第三章 政务微博语篇的言语行为分析 |
| 一、政务微博言语行为的构成性规则 |
| (一)言语行为的构成性规则 |
| (二)政务微博言语行为的构成性规则 |
| (三)存在的问题 |
| 二、政务微博言语行为主体 |
| (一)政务微博的说话者 |
| (二)政务微博的听话者 |
| (三)政务微博的核查者 |
| (四)政务微博的驱动者 |
| 三、政务微博言语行为类型 |
| (一)政务微博言语行为类型概述 |
| (二)政务微博言语行为类型分布特点及其原因 |
| (三)政务微博言语行为类型对比分析 |
| 小结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8）2018年1月1日起,一批新的法律法规正式实施（论文提纲范文）
| 1. 强迫购物将被吊销导游资格证 |
| 2. 外卖商户必须有实体店 |
| 3.“刷单炒信”可吊销营业执照 |
| 4. 公共图书馆四类服务全免费 |
| 5. 四个“严”保障我国核安全 |
| 6. 环保税为企业排污戴上“紧箍咒” |
| 7. 惩罚污水排放行为的力度加大 |
| 8. 部分城市驾考科目二增加停车取卡 |
| 9. 新出厂汽车内都应有反光背心 |
| 1 0. 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 |
| 1 1. 小排量汽车购置税恢复到10% |
| 1 2. 贷款买新能源汽车自用, 首付仅需15% |
| 1 3. 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实施 |
| 1 4. 部分小微企业继续免征增值税 |
| 1 5. 增值税发票代码将增至12位 |
| 16.法官法、公务员法等八部法律进行修改 |
| 17.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 |
| 18.实行地图审核制度杜绝错误信息 |
| 19.取消钢材、绿泥石等产品出口关税 |
| 20.BIM领域首份细则性国标实施 |
（9）基本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均等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创新点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综述 |
| 1.2.2 国内综述 |
| 1.2.3 国内外研究评析 |
| 1.3 研究内容与思路 |
| 1.4 研究方法 |
| 1.5 主要创新 |
| 2 基本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均等化的理论分析 |
| 2.1 相关概念与内涵 |
| 2.1.1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 |
| 2.1.2 基本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均等化 |
| 2.2 理论依据 |
| 2.2.1 文化权益理论 |
| 2.2.2 公平正义理论 |
| 2.2.3 新公共服务理论 |
| 2.3 制度背景 |
| 2.3.1 信息公平获取制度 |
| 2.3.2 公民文化权益保障制度 |
| 2.3.3 数字包容制度 |
| 2.4 现实意义 |
| 2.4.1 保障公民的基本文化权益 |
| 2.4.2 消弭数字鸿沟 |
| 2.4.3 有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构建和谐社会 |
| 3 我国基本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均等化现状 |
| 3.1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发展概况 |
| 3.2 推进基本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均等化的举措与成效 |
| 3.2.1 出台相关政策、法规与标准 |
| 3.2.2 财政投入向欠发达地区倾斜 |
| 3.2.3 服务覆盖面向农村基层、偏远地区延伸 |
| 3.2.4 针对特殊群体需求整合资源 |
| 3.3 基本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均等化现状调查——以文化共享工程为例 |
| 3.3.1 调查设计 |
| 3.3.2 不同地区基本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现状 |
| 3.3.3 基层基本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现状 |
| 3.3.4 特殊群体基本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现状 |
| 3.3.5 调查总结 |
| 4 影响我国基本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均等化的现实因素 |
| 4.1 制度因素 |
| 4.1.1 国家现行法律政策 |
| 4.1.2 公共文化服务行业的制度 |
| 4.2 经济因素 |
| 4.2.1 地区经济发展与财政投入差距 |
| 4.2.2 不同群体自身的经济条件差异 |
| 4.3 文化因素 |
| 4.3.1 公共数字文化的发展水平 |
| 4.3.2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提供单位的均等化组织文化 |
| 4.4 技术因素 |
| 4.4.1 信息及通信技术 |
| 4.4.2 信息无障碍技术 |
| 4.5 素质因素 |
| 4.5.1 公众文化素养 |
| 4.5.2 公众数字素养 |
| 5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国外借鉴 |
| 5.1 法律政策与标准规范 |
| 5.1.1 政府的法律政策与标准规范 |
| 5.1.2 行业的法律政策与标准规范 |
| 5.1.3 公共文化机构的政策规划 |
| 5.2 信息基础设施与设备 |
| 5.2.1 农村与偏远地区的服务网点和宽带网络建设 |
| 5.2.2 无障碍网站建设 |
| 5.2.3 辅助技术产品开发 |
| 5.2.4 辅助技术产品应用 |
| 5.3 数字资源建设 |
| 5.3.1 多样性资源建设 |
| 5.3.2 专题资源建设 |
| 5.4 数字服务 |
| 5.4.0 公民数字素养教育服务 |
| 5.4.1 面向农村、偏远地区的宣传推广与服务推送 |
| 5.4.2 为特殊群体推出个性化服务项目 |
| 5.5 国外提供的借鉴 |
| 5.5.1 完善制度体系是实现均等化的根本保障 |
| 5.5.2 普及信息基础设施与提高公民数字素养是均等化的基本前提 |
| 5.5.3 应用信息无障碍技术是促进均等化的重要手段 |
| 5.5.4 均衡服务对象是实现均等化的必然路径 |
| 5.5.5 发展社会合作是实现均等化的必要助力 |
| 6 我国基本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均等化保障体系构建 |
| 6.1 保障体系的构建原则 |
| 6.1.1 政府主导,多元参与原则 |
| 6.1.2 统筹兼顾与重点保障原则 |
| 6.1.3 动态发展原则 |
| 6.2 保障体系的构成要素 |
| 6.2.1 目标与对象 |
| 6.2.2 责任主体 |
| 6.2.3 保障方式 |
| 6.3 保障体系模型 |
| 6.4 保障体系的实例分析 |
| 6.4.1 广东省保障体系的构建举措 |
| 6.4.2 广东省保障体系的不足与优化方案 |
| 7 基本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均等化保障体系的运行 |
| 7.1 制度环境层面 |
| 7.1.1 构建以均等化为导向的法律政策体系 |
| 7.1.2 细化服务标准,评估实施效果 |
| 7.1.3 确立均等化评价标准,评估均等化程度 |
| 7.2 服务供给层面 |
| 7.2.1 发展服务的多元供给主体 |
| 7.2.2 明确群体差异化需求,实施分众化供给 |
| 7.3 技术应用层面 |
| 7.3.1 改造数字服务网站,实现无障碍化 |
| 7.3.2 推动辅助技术产品的开发与应用 |
| 7.4 人文与素养层面 |
| 7.4.1 构建均等化组织文化,培育人文精神 |
| 7.4.2 加强数字素养教育培训,提高服务利用率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基本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半结构化访谈提纲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的科研成果及奖励 |
| 致谢 |
（10）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公债经营与制度变迁（1897-1937）（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问题的提出 |
| 二、国内外研究状况评述 |
| 三、本文思路、研究方法及主要内容 |
| 第一章 近代公债知识的引介、传播与华资银行早期公债经营 |
| 一、“公债”新知的引介与传播 |
| (一) 近代以前“公债”涵义及其存在形态 |
| (二) 清末西学中“公债”概念的输入与对接 |
| 二、清末民国政商界对公债与金融关系的认知与实践 |
| (一) 早期洋务派倡导“国际金融市场举债观” |
| (二) 盛宣怀等谋划建立国内公债经理机构 |
| (三) 民国时期新式银行家公债经营理念 |
| 三、晚清国内公债的肇始与华资银行早期公债经营 |
| (一) 晚清政府外债与外资银行业在华的发展 |
| (二) 清末民初华资银行的建立与公债经营的初步展开 |
| 第二章 近代银行业经营政府公债的实践 |
| 一、近代银行经营政府公债的环境 |
| (一) 国家公债制度安排以及政策环境 |
| (二) 近代公债市场的发展及交易网络的构建 |
| 二、民国前期政府公债发行及银行业承购(1912-1937) |
| (一) 北京政府公债发行与银行业承购 |
| (二) 南京国民政府公债发行与银行业承购 |
| 三、近代华资银行业经营公债对国家财政、金融的影响 |
| (一) 扩大了国家财政募债方式及其募债范围 |
| (二) 促进近代国家财政信用的构建与演进 |
| (三) 推进华商证券市场发展及其制度演进 |
| 第三章 近代银行业经营公债的效应与业务制度的扩展 |
| 一、近代政府公债与银行业发展效应的计量实证分析 |
| (一) 近代华资银行业数量与资力概况 |
| (二) 基于公债与银行关系的回归分析及历史解释 |
| 二、政治、市场与行业利益复合型博弈：近代银行业经营公债的效应分析 |
| (一) 丰富银行业务范围与扩大获利渠道 |
| (二) 行业利益与政治的互动与博弈：以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公债运行为中心 |
| 三、经营公债与近代银行业务制度的扩展 |
| (一) 公债与近代银行发钞、领券制度 |
| (二) 公债与近代商业银行抵押放款制度 |
| (三) 公债与近代商业银行储蓄、公债贴现制度 |
| 第四章 近代中央银行与政府公债经营及其影响 |
| 一、近代中央银行的建立与政府公债的关系 |
| 二、近代中央银行与政府公债的经营 |
| (一) 中央银行获得授权经理政府公债 |
| (二) 中央银行参与买卖政府公债 |
| (三) 中央银行参与公债的保管、调换以及还本付息 |
| 三、近代中央银行经营公债的影响分析 |
| 第五章 近代银行业对公债风险的规避与内控制度初步构建 |
| 一、近代银行业对经营公债风险的认识 |
| (一) 近代银行业经营公债风险的计量分析 |
| (二) 对公债风险认识与研究的不断深入 |
| 二、近代银行业对经营公债风险的规避 |
| (一) 调整投资方向,分散公债风险 |
| (二) 反对借新债还旧债,协商公债承销 |
| (三) 谋求政府信用承诺与保证,筹划公债基金的建立及稳固 |
| 三、多层组织网络的搭建与风险控制制度设计 |
| (一) 银行同业协同经营公债,组织规避风险的联合 |
| (二) 搭建银政共管公债基金管理制度 |
| 第六章 近代银行业与政府公债整理及制度演进 |
| 一、近代政府三次公债整理与银行业的互动 |
| (一) 近代华资银行业与北京政府公债整理 |
| (二) 银行业与南京国民政府两次公债整理 |
| 二、近代银行业同业组织与政府公债整理：以上海银行公会为中心 |
| (一) 积极谋划、参与三次公债整理 |
| (二) 多方谋求整理公债基金稳固 |
| (三) 搭建各界与行业公债整理互信渠道 |
| 三、经营公债与近代国家财政、金融信用制度的演进 |
| (一) 银行业与近代政府公债法制建设 |
| (二) 银行业与近代政府公债基金管理制度的演进 |
| (三) 近代国家与民间债权共同体的构建 |
| 结语 |
| 一、近代政府公债与银行业变迁的历史性审视 |
| 二、国家信用、债信秩序与制度变迁 |
| 附表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一批新法规今起实施（论文参考文献）
- [1]《人民日报》与《新京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道框架对比研究 ——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报道为例[D]. 苏星月. 云南财经大学, 2021(09)
- [2]农村宅基地产权安排与农户权益保障研究 ——基于云南省大理市的实践[D]. 杨砚池.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3]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D]. 吴盛杰. 南京大学, 2020(12)
- [4]京剧在台湾的传承与发展研究（1948-2018）[D]. 黄建华. 苏州大学, 2019(08)
- [5]沟通“不确定性”：转基因议题的知识建构研究[D]. 潘玉.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9)
- [6]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研究（1937-1945）[D]. 张格. 西南大学, 2019(01)
- [7]政务微博语篇研究[D]. 陆露琳. 江苏师范大学, 2018(12)
- [8]2018年1月1日起,一批新的法律法规正式实施[J]. 宗和. 公民与法(综合版), 2018(01)
- [9]基本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均等化研究[D]. 完颜邓邓. 武汉大学, 2017(07)
- [10]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公债经营与制度变迁（1897-1937）[D]. 刘杰. 华中师范大学, 201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