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卫生防疫体系五十年回顾——纪念卫生防疫体系建立50周年（论文文献综述）
邢功伟[1]（2021）在《卫生署与全面抗战时期的医疗卫生动员》文中研究指明
肖雄[2]（2021）在《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的:研究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十七年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的针灸推广运动从开始实施到广泛普及的历史进程,勾勒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结合时代背景、政治动因、社会环境等进行历史分期研究,探讨不同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的阶段性特点;剖析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起伏的原因及国家力量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并对运动中的典型事例进行个案研究;全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相关卫生政策的制定和针灸（中医）工作进一步开展提供参考。方法:在掌握丰富史料和文献材料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综合运用历史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前在中国大陆地区开展的针灸推广运动全过程进行系统考察,力求再现“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历史面貌。同时,结合这一时期政治动因、政策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变迁,采用分析归纳法、比较研究法和数据统计法等,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的发生原因、主要内容和阶段性特色进行研究;并运用个案研究法、历史考据法对针灸推广运动中产生的技术革新和典型临床运用进行分析考察。成果: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置于宏大历史叙事角度下,分析领导组织力量、参与群体、学习内容、推广方式诸要素,全面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客观再现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史实。确定了针灸推广运动开始的时间与标志性事件;将推广运动分为四个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初期（1951年2月《人民日报》发出号召至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之前）、中期（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后至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前）、高潮期（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至1962年底）和后期（1963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并分别客观分析、总结了各时期的阶段性特色和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并普及使用的电针、水针、耳针、梅花针四种典型新针法和针灸治疗疟疾、针灸治疗血吸虫病、针刺治疗阑尾炎、针刺治疗聋哑四项典型临床运用进行个案研究和历史考证。重新梳理了电针在我国的发展历史与推广情况,水针发明过程、代表人物及推广情况,耳针被介绍至国内并被推广和经典化的过程,梅花针的发明、推广应用与更名争议等。从国家政策和卫生建设需要的角度分析研究针灸推广治疗疟疾和血吸虫病的史实;梳理了针刺治疗阑尾炎的历史进程;并对针刺治疗聋哑的发明情况、政治推动因素等进行了考察。同时,对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的“针灸休克”治疗精神病、首例针刺麻醉的学术争议以及“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对“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历史研究。从国家建设、政治领导、针灸特质等角度深度剖析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总结归纳了针灸推广运动的政治特点和组织特点;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对不同参与群体在思想意识、政治品格和医学认知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对当代针灸发展和国家卫生建设的影响;客观总结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结论:“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中医药参与卫生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典型事例,在不同历史条件和环境下呈现出阶段性特色和数次高潮起伏。其不仅是一项卫生工作,振兴并重塑了中国针灸学和当代针灸业;更被上升为国家行为和政治任务,产生了广泛、深远的社会影响。新中国卫生建设与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和针灸疗法“多、快、好、省”的特质是这场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重要原因。坚持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采用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以及大力开展群众性运动是针灸推广运动的主要特点。通过针灸推广运动,针灸医师接受了社会主义政治规训和现代医学知识,改变了传统从业与受业方式;西医接受了政治身份的重新塑造,培养了无产阶级政治品格,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待中医的态度;普通民众增强了对针灸的认知,基层、边远地区人民的卫生健康得以有更多医疗保障。针灸推广运动也影响了疗法自身的形塑,使针灸学走向科学化、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为当代针灸的传承发展和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参与构建了新中国中医药事业基本框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新中国的卫生面貌,有助于强化政治宣传,巩固国家治理。其历史经验在于: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其历史教训提示:医学技术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同时应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行政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研究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有助于深化考察中共领导下的中医工作和新中国卫生事业建设,可为当代针灸及医疗卫生技术的进一步普及、中医工作开展和促进中医药走向世界参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参考。
宋子昕[3]（2021）在《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文中研究表明所谓浴堂是指供人洁身沐浴之场所。浴堂的发展在古时与宗教仪式及庶民文化联系颇深。进入20世纪,北京的公共浴堂发生了重大变革,其社会功能、经营模式、行业组织、使用设备、顾客群体与以往相比截然相异。这一时期,北京代浴堂的发展沿革可以简单划分为五个阶段:1900——1911年,北京浴堂快速发展阶段;1912——1927,北京浴堂繁盛阶段;1927——1937,北京浴堂沉浮阶段;1937——1949,北京浴堂衰落阶段;1949——1952,北京浴堂回暖恢复阶段。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行业的演变与城市现代化进程推进、社会经济起伏、卫生观念普及、民众生活习惯变迁联系紧密,浴堂在这一时期可以被视为这样一个空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并存于其中,国家、政府、社会进步人士、浴堂从业者、浴堂消费者皆对其有着基于自身需求的建构。因此研究北京浴堂可以管窥20世纪上半叶北京城市中公共场所及小商业的发展模式及行业依托。对北京浴堂进行自下而上的微观考察能够从另一个维度上理解20世纪上半叶的北京社会,获知近代北京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及文化环境。以浴堂这一社会基层单位为切入点,分析其中不同群体的活动亦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微观层面的个体经验、实践与宏观社会进程的关系及相互作用。浴堂行业的发展得益于城市的现代化进程,20世纪以来,自来水、电气设备、日化产品等现代产物在北京的浴堂中普及开来,现代技术改变了浴堂的生产方式,与此同时浴堂的资本组织形式、产权结构、经营手段也相应调整。在浴堂广泛使用现代设施的时候,其运营成本也会相应提高,因此各浴堂不得不开源节流,甚至无视政府颁布的诸项规定。浴堂与政府不断地协调互动又常发生冲突,这点在社会经济困难时期体现的尤为明显。二者产生矛盾的根源在于双方对浴堂不同功能的侧重:政府注重浴堂的卫生功能,浴堂则偏重于追求更多的利润。现代化带来了社会结构的调整,雇佣制度的变化、顾客消费核心需求的转移,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这些变化改变了浴堂业的生产体系,亦影响了浴堂伙计的生存实践。具体而言,社会结构的调整改变了浴堂的消费群体与消费需求,这直接导致浴堂经营模式的变化——服务质量成为决定浴堂收益的重要指征。为了保证服务质量,浴堂行业构建了工资制度,以行业内伙计的生存为条件,强迫他们提高服务水准。在此约束之下,伙计为了生存,不得不市侩殷勤以赚取更多小费,形成了浴堂业独有的服务方式、工作态度与营生技巧,他们的生存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反作用于浴堂的行业体制。浴堂经营者为了逐利,浴堂伙计为了生存,出于维护各自利益,浴堂同业公会与浴堂职业工会便应运而生。不同于传统的行会,北京浴堂同业公会是在行业资本化的趋势之下,以各店家共同的经济利益为基础而设立,其主体是各店铺的经营者,为了保障自身的经济收益,他们尽可能地降低伙计数量,延长其工作时间。因此同业公会的存在使得浴堂内部劳资双方的矛盾更加尖锐。在此情形下,浴堂伙计为了生存,便合力抵抗资方压迫,开始组建浴堂职业工会。职业工会的出现增强了工人店伙群体在浴堂行业中的地位,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待遇,平衡了资方与工人之间的矛盾。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开展,市民卫生意识的提高使得浴堂成为20世纪上半叶北京市重要的公共场所。与此同时,国家也试图凭借对城市的卫生改良将自己的权力传达到基层,浴堂既是政府施政的对象,又是政策实施的场所。但国家权力通过城市改良、卫生行政来介入城市基层事务的意图并非顺水推舟,政府虽然针对浴堂制定了一系列管理规定,着力建设平民及女性浴所,但效果均不尽如人意,这些政策及规定常受到来自浴堂经营者、从业者及顾客的巨大阻力。浴堂的卫生改良并不单纯是公共健康问题,浴堂并非像政府想象的那样,能够顺利成为既卫生廉价,又能“批量生产”干净整洁、遵纪守法市民的公共场所,其中还包含有浴堂经营状况、民众消费观念、行政机关经费等诸多变量。在推行现代化政策、改良城市面貌的过程中,城市移民人口大量增加,居民成分复杂,这使得城市肮脏、拥挤、贫困,充斥着犯罪、不良行为。暗娼、偷窃、赌博、毒品等问题同样在浴堂中滋生。对这些社会问题的治理力度不可谓不大,甚至还常会有矫枉过正的现象发生,但北京浴堂盗窃、嫖娼等案件依旧频频发生。社会问题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社会环境而非问题本身。现代社会意识、公共道德、现代劳动薪酬制度与时人传统惯习之间的矛盾是社会问题发生的主要原因,此外殖民者的文化介入等因素对其亦有影响。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之际,作为社会体制得以存续的介质,日常生活逐渐受到国家、政府及社会进步人士的关注,成为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场域,以及国家权力支配、组织的重要对象。对人们沐浴经验的改造是这一趋势的范例,改造方式是将沐浴行为与现代的社会价值观念关联,将浴堂、浴室及沐浴行为赋予平等、自由、健美、文明等现代意义,并通过重复单调的日常生活内化于人们的意识中,以为世人所接受。其实现途径是制造闲暇时间与构建消费观念,前者意图将沐浴规律化、惯习化、日常生活化,后者旨在通过引导人们对沐浴的需求来传递现代日常生活的价值观。但这种尝试在实施层面中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和分歧。浴堂中并非自由平等,其中阶级分明,闲暇会带来如“有闲阶级”、“不劳而获”等不被时人称道的世风,消费则培养起人们崇奢心理。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着很多非政府、社会进步人士本意与预期的情形,这些歧义自然也会体现在浴堂中。浴堂中充斥着政府与浴堂店家、资方与劳方、店伙与顾客、国家权力与个体实践之间的对抗,不过这些对抗并非总是发挥着消极作用,其也会改变执政者们的政策,调节社会资源的分配,形成人们对社会的认知。政府所制定的每一个政策,浴堂店家、伙计、顾客对政策的每一次回应,政府与社会进步人士对这些回应的反思与治理,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经环节。中国的现代化并非是单方面受西方经验的影响,其自身亦有腾挪的空间。
李全平[4]（2020）在《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医疗社会史是史学界的一个新型领域和分支学科,国内外已有不少成果。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我国集体化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目前医疗社会史对这一时期的医疗卫生给予的关注不够。事实上,集体化时代的医疗史既承续着几千年中国传统医疗史的积淀以及近代中国医疗多元型变的复杂头绪,又是新中国大规模开启医疗卫生整体改造工程的奠基段落,亦与当代健康中国建设的现实状况紧密相连。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入乡村社会内部从医疗卫生的方方面面实施了一系列变革,不仅迅速建立了县、乡、村三级卫生保健网和独具特色的集体保健医疗制度,同时有力地发动了遍布城乡的爱国卫生运动,使得乡村卫生面貌有了较大改观,民众整体健康水平大幅跃升。那么,医疗史应该对这一社会历史现象作出自己的阐释和理解。山西地区在整个集体化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熔铸了鲜明的时代表征。集体化时期的山西不仅有西沟和大寨这样的模范村,而且在医疗卫生方面也不乏全国典型。1955年成立的高平县“米山乡联合保健站”,以全国第一个农村卫生保健站的记录,成为我国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发祥地;稷山县董家庄乡太阳村是集体化时代爱国卫生运动闻名全国的红旗单位。由于这两个地方的医疗卫生经验当时在山西和全国多个地区推广,因而其医疗史价值和历史经验颇值得挖掘。山西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这种独特性又同山西在近代中国的独特历程紧密相连。本文选取山西在集体化时代医疗卫生方面的历史实践,尝试以医疗社会史的视野开展区域性专题研究,努力通过区域认识整体,通过医疗观察集体化时代的中国乡村社会。为克服当前大量相关研究成果惯于将集体化时代的医疗框定在卫生系统和制度史范畴内,以及由宏大叙事治史路径造成的空疏之弊,本研究尝试引入“场域”概念构建长时段、立体性和多元化的理论分析框架,依此把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相关问题回置到历史现场,突破过去研究偏重合作医疗的制度和卫生政策的梳理之单一维度,通过医疗场域的总体呈现,解读和阐发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生发与展开的具体机制,把握国家话语与乡村社会融入医疗场域的内在理路,挖掘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的历史语境和底层逻辑,弥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研究路径的分野,从而展示历史图景的丰富复杂性。传统农村医疗场域扎根于以家族、父系、亲属和熟人互惠规则为特征的乡村社会之中,与传统乡村社会有机糅合并镶嵌一体。近代以来,伴随着西医的传入,医学、教会与商品相结合很快挤占和打破了传统医疗的结构分布,传统医疗中固有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之维续迎来较大挑战。在医疗多元型变的时代,医场中的医学、技术和医者围绕不同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资本等竞相角逐。逮至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领导的军队进驻山西农村,大面积开辟抗战根据地,通过革命的底层深进直接触及乡村传统医疗,新政权努力对传统乡村医疗进行再塑,开了农村医疗集体化的先声。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推动了乡村整个社会场域的急骤变化,这既为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也使得医疗卫生的相当部分与传统医疗形成脱嵌后而被归纳到新的国家政治社会情势之中。场域更变使得医学技艺习得、行医方式和医药空间均被重新改塑,中西医关系的历史意涵在激烈变动时代不断被拉扯和重构。面对强大的传统医疗的惯性、特别是传统医疗所依附的传统社会结构以及无数个经过传统社会浸润过的医者与乡民,负载着新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医疗卫生改造充满艰辛,于是国家诉诸于社会运动力量来推动医疗卫生的变革。社会史视野使我们更清晰地关照到不同医者、干部、医务人员和普通乡民等面对医疗场域发生更变时的抉择和向背以及新旧观念的冲突,也展示了国家如何通过各种符号、话语、组织网络、资源动员等策略将广大民众组织参与到医疗卫生改造中的丰富实践面相。在集体化时代,广大民众以高涨的热情参与医疗卫生运动的同时,也参与了国家新的意识形态之内化学习和行为实践、参与了国家新的政策主张以及新的道德评价规则的认知和运用之中,并从中获得了新的身份和体验。传统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纽带被新的负载着国家话语、民族主义以及新型意识形态的社会运动反复动员、感召、冲击和改造,最终不仅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和卫生观念薄弱的落后状况,同时实现了国家新政权建设、意识形态重塑和整个医疗社会的改造,这是一个紧密交糅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传统乡村社会在变革中既有适应也有变迁。在国家努力重构医疗卫生与乡村社会的过程中,传统乡村社会发挥作用的机制由显性而变为隐性,但传统医疗场域的机制和惯习始终潜藏背后并在极为细腻的环节里隐现出来,而合作医疗最终的解体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新旧体制的交冲和妥协,折现出医疗演变的复杂性所在。
张政[5]（2020）在《近代山西城市公共卫生研究（1909-1937）》文中提出公共卫生是居民日常生活中的一大需求,随着时代的发展,公共卫生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因此其相关事宜也逐渐由传统的民间自发应对转变为政府主导下的公共事业。近代以来,现代公共卫生行政体系在我国由上而下逐渐建立,这一过程中,作为华北重镇的山西也开启了公共卫生建设,而其省会太原,作为山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公共卫生建设成绩较之省内其他地区更为显着。近代山西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始于清末,发展于民国时期。在建立与发展的过程中,公共卫生行政从最初的包含于警政到后期逐渐与警政分离,其间虽然多有反复,但卫生行政独立的趋势已然较为明显。在山西近代公共卫生事业中,防疫是其重点。山西省政府在1918年晋北防疫工作中,建立了一套组织相对完备的防疫体系。疫后,山西政府在将中医引入防疫工作中的同时,也积极推动日常预防接种工作,结合中西医双方的力量推进山西防疫工作的发展,并在实践中发展出了较为有效的防疫处置措施。环境卫生与饮食卫生和防疫息息相关,因而受到山西政府的重视,在省会太原尤为明显。围绕与太原市环境、饮食卫生相关的各个问题,山西省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法规,在一定程度上对其进行了改良,同时也推动了居民生活方式和卫生观念的进步。然而由于政府行政能力欠缺,资金投入不足以及公众痼习难改等原因,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取得的效果颇为有限。尽管如此,近代太原公共卫生建设促进了太原由传统城市向现代化城市的变革,为之后的公共卫生建设奠定了基础,依旧有其价值。妇婴卫生作为公共卫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代山西也得到了发展。山西省政府大力推行了反缠足运动,并通过推广新式接产方式、改造旧式产婆等方法,加强了对妇婴安全的保障。虽然仍存在着诸多局限性,但这些活动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妇女的解放,并开启了太原乃至山西省的妇幼保健事业,体现了山西政府对女性身体卫生的关怀和保障女性权益的努力。总的来说,近代山西省的城市公共卫生建设,在官方的努力和社会各界的配合下,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由于各方因素的掣肘,在看似完善的外表下也存在着诸多不足和纰漏。而其在发展中遭遇的困难,又多是由于时代原因所造成的。因而山西的公共卫生发展情况也可以看作那个时代全国公共卫生建设的缩影。
蒋昌辉[6]（2020）在《战后湖北省卫生与防疫建设（1945-1949）》文中指出湖北省地处长江中游,是中国疫病高发的省份之一。抗日战争胜利后,湖北省正处于民国时期疫病的高发时段,落后的卫生医疗条件更加剧了防疫形势。战后卫生与防疫建设直接关系民众健康和社会稳定,更关乎湖北重建及民族前途。因此,湖北省公布历年防疫计划和卫生部门建设计划,绘制卫生与防疫建设蓝图,以期有条不紊地进行各项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湖北省政府不断调整卫生行政系统:卫生处直属省政府,统领下属各级卫生机关,包括直属机关和监督及指导机关;直属机关包括省级的省立医院、传染病院等,监督及指导机关包括县级的县卫生院、乡镇卫生所等。卫生处是全省卫生事宜的指导及监督者,各级机关是工作的实操者,为战后重建提供组织保证和人员基础。为有效防控疫情,湖北省政府发挥各级卫生机关基层作用,及时调查和上报各地疫情,以便迅速采取行动;开展夏令卫生运动,举办防疫宣传周,通过传单、漫画等方式以广防疫常识;在疫情发生之时,采取应急预防接种,有效控制传染源,及时救疗患者。防疫工作与卫生建设息息相关,除了应急性防疫措施外,经常性卫生建设更能够有效杜绝或减少疫情发生与传播的风险,是防疫治本之策:第一,发挥卫生行政的作用,改组和充实各地机关,加强复员卫生工作。第二,加强预防保健工作,通过卫生运动增强卫生意识,办理卫生工程和环境卫生业务以改良公共环境卫生,尤其注重厕所改造和饮水消毒,喷洒DDT以切断害虫传播疫病途径。第三,针对疫病易感人群,如孕妇、婴儿、儿童,此类人群的自身免疫力较成年人低,且幼儿的卫生习惯多未养成,卫生机关与有关机关密切协作,共同办理妇婴卫生及民族保育政策,推进学校卫生工作,借助儿童节举办时机开展儿童健康比赛,唤起社会各界对卫生健康的关注。第四,善后救济总署湖北分署通过配发药械及现金等物资给予援助,有力推动了湖北省卫生与防疫建设的进程。抗日战争胜利初期是湖北省卫生与防疫建设的恢复时期,1946-1948年是其大建设时期,而解放战争后期,各卫生机关被降级或取消,卫生业务难以为继,是时局在卫生防疫事业上的反映。总之,文章基于对湖北省档案馆所藏的相关卫生档案、地方志等材料的解读和分析,就战后湖北省卫生与防疫建设方面展开探讨,其趋势是向善的,但其中暴露的问题值得重视与研究,以期对解决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有所启发。
胡安娜[7]（2020）在《1935年“始政四十周年纪念”台湾博览会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1935年“始政四十周年纪念”台湾博览会为研究对象,分别从博览会举办缘起及基本概况、日本殖民下台湾“现代性”之呈现、日本帝国及其殖民性的呈现、“中国”的反响这四个方面叙述。首先,借助报刊、书籍、文献等对博览会的背景分析,并对日本在台举办的历次博览会及此次博览会的一般概况进行了简要梳理。在此基础上通过各种载体和事件分析日本帝国在此次博览会举办前后体现的殖民性。台湾社会对“帝国”“殖民”也存在不同反应。殖民性之外,博览会的展示和设施也透露了日本带来的“现代性”。但通过其它资料的共同佐证,日本的“现代性”并不单纯。此外,被暂时分割的台湾和“中国”仍保持密切联系,不同的“中国”民众——从政府到民间,对此次博览会反应不一,值得探讨。结语部分通过分析日本举办此次博览会的契机以及台湾、“中国”民众的观感可知,在恶意掠夺下、在民族情感下、在歧视和不公下,此次博览会的“现代性”需重新解读,综合看可谓作用有限。而日本仅仅以本国利益为唯一标准,殖民性是其最好解读。本次博览会举办了五十天,是日本在台湾举办的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的博览会。本次博览会共分为五个部分,台北为主会场,其它地方设有分会场。以总督府为核心成立了台湾博览会、台湾博览会协赞会和南方大稻埕助成会三个主要机构。各个组织分工合理,进行宣传和捐款动员、展品挑选和会场布置等工作。日本希望通过博览会展示其“帝国实力”,这在各个会场的展览中可窥知一二。但在此过程中日本对于“南进”的望穿秋水,对于“理蕃政策”不变更基调的适时调整、对台湾人记忆的操纵和控制等均是其殖民性的典型表现。小部分民众对于博览会感到新奇,抱着看热闹的心情去参观。更有一部分台湾民众对于日方的作为并不买账,青年群体策划反日活动,知识分子撰文表达不满。会场的各馆等通过殖民当局有意安排的“今昔对比图”,刻意凸显台湾在日本统治下的“现代化”。台湾产业的发展、会场外交通的完善、卫生防疫体系的提高、公共设施的进步、人们的休闲娱乐的健全等。从展示来看,台湾确实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这种“现代化”是牺牲诸多、付出惨重代价换取的。日本对台湾的资源疯狂掠夺,以期换取最大经济效益;教育上开办了更多的学校,资源分配上却向着在台日人严重倾斜。日人还在“国语”教授上大下功夫,希望借此抹除台湾人的国语记忆,进一步“日本化”。日本在台举办博览会时,“中国”也派代表团参观交流,以福建省为代表。福建省政府为振兴经济特派人赴台,此前还举办了特产竞赛会遴选产品,可谓是做足了准备。博览会上该省产品也获得好评。一些社会团体和相关人士也赴台,有参观游览者,有赴台谋生者。对于台湾的局势和特别人物,如辜显荣等人,“中国”未赴台的部分人士也表达了其观点。总之,此次博览会牵涉的面相较多。日本在博览会上,其殖民性并未展示,所想要展示的“现代性”满是污点,经不起推敲。除了台湾上下层的反应外,“中国”的反响对于研究此次博览会来说同样重要。
雷秋瑾[8]（2019）在《建国初期基层卫生防疫体系的构建及其启示 ——以江西省余江县血吸虫病防治为例》文中提出自十八大以来,全民健康成为我国卫生事业的最重要目标,基层卫生防疫体系作为保障我国居民健康的重要防线,在我国卫生事业中的分量也越来越重。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卫生状况很差,人民不懂疾病防疫,各类疫情暴发,死亡率居高不下,基层卫生防疫形势严峻。新政权建立伊始,我国开始探索建立基层卫生防疫体系。肆虐南方12省的血吸虫病是建国初期基层卫生防疫工作的重要一环,江西省余江县在1958年率先消灭血吸虫病,人民日报对此连续报道,毛主席闻听此消息,夜不成寐,欣然做诗两首。江西省特别是余江县的血吸虫病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成就,与当地基层卫生防疫体系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迅速建立关系密切。本文通过广泛查阅学术论文、地方志、资料汇编、档案等相关资料,对建国初期和目前我国基层卫生防疫体系的构建情况进行了初步研究。认为目前我国基层卫生防疫体系相对成熟,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建国初期余江县血吸虫病防治的成功经验以及构建基层卫生防疫体系的经验,对我国目前基层卫生防疫体系的完善仍然具有借鉴意义。笔者通过搜集相关资料,并进行实地调研,与江西省余江县血防站的基层血防人员交谈,提取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完善基层卫生防疫体系的有效经验,以小见大,以期为我国基层卫生防疫体系建设的加快、加强和完善提供政策建议,使我国基层卫生防疫体系的建设进一步契合“健康中国”战略的需要。经初步研究,本文提出完善我国基层卫生防疫体系七项措施:（1）加强对基层防疫工作的领导,为基层防疫提供坚强后盾;（2）加强基层防疫工作宣传力度,提升基层群众防疫意识;（3）加强基层防疫机构和队伍建设,合理提高基层防疫人员的福利待遇;（4）重视全科医生的培养,不断提升其综合素质;（5）加强对基层防疫研究的科学引导,建立专项科研基金;（6）中西医并重,充分发挥中医药在基层卫生防疫方面的作用;（7）拓展基层卫生防疫的工作领域,建立基层防疫与生态环境治理、发展生态农业相结合的防疫工作机制。
李春亭[9]（2018）在《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研究》文中提出抗日战争加快了云南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步伐。抗战期间,云南医疗卫生机构不断扩充,并逐渐覆盖到边远和民族地区,现代医学教育的发展,公共卫生人才的培养,加之医学院校和卫生人才内迁,医疗卫生人才队伍结构得到一定程度的优化,卫生法规的颁布和实施,不同等级的卫生院有了固定的经费投入,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得到一定保障。防疫是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的首要任务,制度建设和环境卫生则是其主要内容。通过构建省县两级卫生组织体系,提高传染病防治水平,宣传卫生知识,开展空袭救护医疗,为抗战提供医疗卫生方面的支持。国际组织发扬人道主义精神、社会各界捐款捐药、民众积极参与,在战争时期形成保护人民生命安全的合力。妇幼卫生和学校卫生,取得了难能可贵的进步。卫生政策和法规在实施中,充满了问题和矛盾,经济发展水平低、经费短缺、卫生人才紧缺、政策协调性差、贪污腐化使很多想法无法落到实处,公共卫生建设成效与预期目标相差甚远。当时,国家权力意图借助卫生,规范人们的日常生活,效果并不理想。新式的报纸和期刊,在互动中传播了卫生观念。即使西医借助知识和权力,占据了卫生行政与医疗技术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却无法改变中医在医疗市场中的主体地位。社会上层和知识精英的医疗选择日趋多元,底层民众的健康状况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14年抗日战争期间,云南公共卫生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绝不是让人满意的。当前边疆民族地区的卫生健康事业,要坚持健康优先原则,改善医疗卫生设施,培养卫生人才,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平,优化健康教育,重视调查研究。要在健康扶贫中深化“健康中国”建设,不断提高健康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
田孟[10]（2018）在《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文中研究说明目前,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主要表现为大量的公共财政投入和密集的制度建设,然而这些举措却并未实现预期目标,出现了明显的政策偏差,并且最终造成了一种政府、患者（社会）和医院（医生）都不满意的意外结果。这种政策的意外结果构成了笔者的问题意识来源。全面考察农村新医改各项政策的具体实践过程,进而分析和解释其中的政策偏差现象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构成了本文的主要目标。本文主要基于富县这个中西部普通农业县的田野调查,采用将纵向的历史变迁梳理和横向的制度实践分析两个维度相结合的研究路径,探讨了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试图提出相应的破解之策。由于农村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深度“嵌入”于国家自上而下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农村自下而上的经济社会变迁的背景之中,因此,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供给过程便不仅可以看作是一个考察“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经济学或卫生经济学问题,而且也可以看作是一个透视“国家与社会关系”（或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社会学问题。由于当前农村新医改所面临的问题已远远超出“政府-市场”框架的解释能力和认识范围,通过引入“国家-社会”框架,将能有助于深化认识,并对接下来的农村新医改具体实践提供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的指导和建议。社会学意义上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主要关注的是在以国家力量为主要依托的、包括了现代市场和现代政府等在内的现代性因素进入尚具有传统性特征的乡村社会的过程中,那些包括了既有社会结构和文化、规范等要素在内的传统社会因素的反应、作用及其应对方式。其中,特别强调传统社会性因素和机制在这一现代化过程中的所具有的作用和价值等。具体就农村新医改这一研究主题而言,政府主导的卫生体制必须要在政府、市场和农民（社会）之间达成某种均衡,尤其是要注意调动农民及村社自身的主体性和积极性。笔者认为,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和基于村社的农民合作共同构成了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的主要机制。在“国家-社会”框架下,本文主要从纵向的农村卫生事业发展历程和横向的农村新医改的制度实践两个维度具体展开:首先是考察了新医改前的两个阶段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建设的历程和模式,其次是分别考察了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阶段最主要的三项制度的实践过程及其面临的困境。首先是对于第一阶段即改革开放以前的考察。国民政府在建设现代卫生事业的过程中,不仅未能较好地体现政府主导作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也没有以农民为本位,积极发动农民,促成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和主体性,这是国民政府时期现代卫生事业不彰的根本原因;而集体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事业,主要是采取了将行政主导的体制和农民及村社本位的机制相结合的办法,最终快速、有效地推动了现代医疗卫生事业深入到农村社会之中,并取得了巨大成绩。其次是对于第二阶段即改革开放以后至新世纪以前的旧医改的考察。通过引入市场机制,从整体上看,卫生事业活力确实有所增强,卫生机构和卫生人员有所增加,卫生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也都有了明显的提高;然而,由于市场失灵的出现和普遍存在,不同区域之间,以及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组织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越来越明显,从而严重影响了农村卫生事业的协调发展,“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日益突出并成为民众的不可承受之重。最后是对于第三阶段即新世纪以来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的考察。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中的三项主要制度都没有能够很好地实现预期目标,也即出现了政策偏差的现象。其中的关键原因就是在贯彻落实政府主导的原则的同时,没有能够考虑到农村的客观实际并调动农民的内在积极性。不过,笔者并非笼统地进行阐述和演绎,而是对新医改中的三项制度分别进行探讨:第一,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卫生人才问题上,笔者认为,现行城乡同一的执业医师制度脱离了农村的客观实际,是导致农村卫生人才事业陷入短缺困境的关键原因。第二,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医疗费用负担问题上,笔者发现,新农合筹资量的剧增并没有减轻农民的疾病负担,而是让农民的疾病负担持续性地保持在了一个并不能够保障其避免陷入贫困之中的支出水平之上。新农合制度以大病统筹作为基本的制度定位和将新农合视为社会医疗保险的倾向,不仅违背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而且也不符合疾病治疗的基本规律。第三,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问题上,笔者发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各项服务主要采取了项目制的方式进行供给,从而非常明显地强化了政府内部“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导致农民参与决策的空间和主体性严重不足。对于当前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所遭遇到的困境,必须超越“政府-市场”视角,引入强调社会机制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在后者看来,现代社会的建立过程本质上是现代性因素在整个社会弥散和建立的过程。然而,在此过程中,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都并不能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新的社会秩序。这是因为,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都缺乏自律性,故而它们都有可能发生对于社会领域的过度扩展和僭越,也即进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领域,从而造成社会秩序的进一步混乱。因此,在一个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人们面对的可能不只是市场失灵的问题,也不单是政府失灵的问题,而往往是市场和政府同时出现失灵的问题。对此,“国家-社会”范式强调要超越市场与政府,站在社会的角度来反思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从而为社会秩序的最终达成提供创造性的思路。由此观之,农村新医改的各种制度之所以会在实践过程中遭遇到各种各样的困境和问题,其主要原因是没有能够体现农民的本位原则,农民的参与性和主体性严重不足,农村社会的差异性在决策中没有得到基本的重视和充分的体现,农民的需求偏好得不到有效地地表达和回应。笔者提出,在通过适度下放决策权力的方式以完善政府主导的基本原则的同时,还应着力强调农民及村社在医疗卫生领域中的重要地位,农村医疗卫生政策要以农民为本位,通过将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形成与自上而下的国家各项医疗卫生政策及资源相对接的平台和能力。总之,一方面要继续坚持政府主导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要特别强调以农民为本位的基本方略,即以农村的客观状况和实际需要作为卫生制度改革的基准,并特别注意在村社共同体的基础之上调动农民的内在积极性和主动性,把建立“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参与模式”作为接下来农村新医改实践的主要方向,这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医疗卫生事业”总体目标中的“中国特色”之所在。
二、中国卫生防疫体系五十年回顾——纪念卫生防疫体系建立50周年（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卫生防疫体系五十年回顾——纪念卫生防疫体系建立50周年（论文提纲范文）
（2）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缘起 |
| (一) 选题依据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新中国“十七年” |
| (二) 针灸与针灸推广 |
| (三) 运动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 研究对象与内容 |
| (二) 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材料 |
| (一) 材料来源 |
| (二) 材料的甄选 |
| 五、国内外研究进展述评 |
| (一) 当代针灸史研究现状 |
| (二) 当代中医史研究现状 |
| (三) 当代医疗社会史(医学发展与政治方向)研究现状 |
| (四) 简要评议 |
| 第一章 楔子:近代针灸境遇的不同面向 |
| 第一节 针灸生存危机与业者自强举措 |
| 一、民国政府统治下针灸生存危机频现 |
| 二、针灸业者尝试“科学化”革新 |
| 第二节 中共领导下普及针灸的尝试 |
| 一、毛泽东重视发挥中医力量 |
| 二、中共领导下根据地及军队普及针灸的情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曲折行进:针灸推广运动的初期 |
| 第一节 新中国“针灸推广”的提出 |
| 一、卫生部确立“团结中西医”方针 |
| 二、《人民日报》揭开针灸推广帷幕 |
| 第二节 针灸疗法实验所探索推广针灸 |
| 一、在北京先行培训针灸师资 |
| 二、在多地推广针灸培训模式 |
| 三、针灸疗法实验所推广针灸的成效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在国内的初步实践 |
| 一、针灸教学开始普及 |
| 二、组织针灸医师开展临床工作 |
| 第四节 新针灸学:推广初期的核心内容 |
| 一、“新针灸学”的学术特点 |
| 二、“新针灸学”的推广情况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初期的成效与困难 |
| 一、针灸推广初期取得的成绩 |
| 二、针灸推广初期存在的困难与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步入正轨:针灸推广运动的中期 |
| 第一节 中医政策调整,针灸推广迎来新阶段 |
| 第二节 推广针灸的四大主要途径 |
| 一、西医学习针灸 |
| 二、改进中医针灸教育 |
| 三、培训基层卫生人员掌握针灸技术 |
| 四、“中医带徒弟”助力培养针灸人才 |
| 第三节 典型事例:江苏省针灸推广与教学革新 |
| 一、分设中、西医班级培养针灸师资 |
| 二、开展短期针灸巡回教学,培养校外医务人员 |
| 三、承担委托教学任务,培养更多针灸人才 |
| 四、编写《针灸学》,为统编针灸教材确立范式 |
| 第四节 推广中期的主要成效:临床应用取得进展 |
| 一、应用范围扩大,治疗病种增加 |
| 二、推动献方工作,发掘民间针灸 |
| 第五节 推广中期潜在的问题与新的趋势 |
| 一、中、西医间的龃龉与“整风运动” |
| 二、“技术革命”催生针灸新方向,“跃进”苗头初现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跃进”与“革命”:针灸推广运动的高潮 |
| 第一节 “大跃进”历史背景下的针灸推广 |
| 一、“大跃进”正式发动,《健康报》呼吁进一步推广针灸 |
| 二、河北省开展“普及针灸”群众运动 |
| 三、保定会议组织中医药界“大跃进” |
| 第二节 “人人学会针灸” |
| 一、学习主体:干部带头,医务人员广泛参与 |
| 二、学习形式及主要内容 |
| 三、针灸出版物大量涌现 |
| 第三节 掀起针灸“技术革命” |
| 一、以“土”为主的医药卫生技术革命 |
| 二、积极开展针灸经络科学研究 |
| 三、新式针法与器具大量涌现 |
| 第四节 针灸“跃进”的高潮与后续 |
| 一、针灸“跃进”达到高潮 |
| 二、形势发生变化,针灸工作转入调整阶段 |
| 第五节 “大跃进”时期针灸推广的特点 |
| 一、强调党的领导,政治挂帅 |
| 二、提倡短期速成,大放“卫星” |
| 三、开展群众运动,影响广泛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面向农村:针灸推广运动的后期 |
| 第一节 “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 |
| 一、卫生工作新方向 |
| 二、毛泽东发布“六·二六”指示 |
| 第二节 农村成为针灸推广重点场域 |
| 一、鲁之俊重提针灸推广 |
| 二、山西省在农村推广针灸的经验 |
| 第三节 农村地区针灸推广的具体情况 |
| 一、针灸推广的培养对象与师资力量 |
| 二、针灸推广的主要传授形式 |
| 三、针灸推广的主要学习内容 |
| 四、在农村推广针灸的成效与影响 |
| 第四节 城镇针灸教育与科学研究趋于规范 |
| 一、针灸教育进一步普及与规范 |
| 二、针灸在科技领域的发展 |
| 三、针灸学术交流活跃,政府加强统一领导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 |
| 一、赤脚医生与针灸术在农村的继续传播 |
| 二、新针疗法的出现与普及 |
| 三、针刺麻醉热潮出现及后续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创新针术 |
| 第一节 电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二节 水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三节 耳针在国内的推广与经典化 |
| 一、临床普及耳针运用 |
| 二、围绕耳针的技术革新 |
| 三、耳针的经典化过程 |
| 第四节 梅花针的发明与推广 |
| 一、孙惠卿与“刺激神经疗法” |
| 二、在各地的推广: 以上海市和江西省为例 |
| 三、推广中的争议——“梅花针”之名 |
| 第七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典型应用 |
| 第一节 针灸治疗疟疾 |
| 一、1956年前针灸治疟的使用情况 |
| 二、1956年后针灸治疟在各地推广 |
| 三、针灸治疟的后续发展 |
| 第二节 针灸治疗血吸虫病 |
| 一、严峻疫情要求中西医合作治疗 |
| 二、推广针灸用于血吸虫病防治 |
| 三、“血防大跃进”中针灸推广的高潮及后续 |
| 第三节 针灸治疗阑尾炎 |
| 一、针灸治疗阑尾炎的缘起与演进 |
| 二、推广中关于针刺治疗机理的研究与讨论 |
| 三、推动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研究 |
| 第四节 针刺治疗聋哑 |
| 一、吴芝升等人初试针治聋哑 |
| 二、“大跃进”时期针治聋哑迎来高潮 |
| 三、推广针治聋哑高潮下的问题 |
| 第八章 分析与讨论 |
| 第一节 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 |
| 一、新中国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 |
| 二、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 |
| 三、针灸疗法具备大范围推广的特质 |
| 第二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特点 |
| 一、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 |
| 二、采用自上而下、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 |
| 三、广泛开展群众性运动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影响 |
| 一、对参与群体的影响 |
| 二、对当代针灸学形塑的影响 |
| 三、对针灸普及和中医工作的影响 |
| 四、对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影响 |
| 第四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
| 一、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 |
| 二、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 |
| 三、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 |
| 四、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
| 结语 |
| 一、本研究创新之处与主要成果 |
| 二、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与后续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群众迫切要求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2: 《有组织地研究与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3: 《认真地学习和推行针灸疗法》 |
| 附录4: 《进一步学习推广针灸》 |
| 附录5: 《广东省卫生厅召开的农村中医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参与课题与获奖情况 |
| 致谢 |
| 附件 |
（3）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和旨趣 |
| 二、学术回顾 |
| 三、概念界定与文献来源 |
| 四、研究方法与文章框架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城市空间与浴堂生态 |
| 第一节 北京浴堂的发展概述 |
| 一、元明清时期的北京浴堂 |
| 二、新式浴堂的发展及繁荣(1900——1926) |
| 三、北京浴堂行业的由盛及衰(1926——1952) |
| 第二节 20 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行业兴起的社会条件 |
| 一、沐浴的文明化 |
| 二、沐浴的知识化 |
| 第三节 浴堂与北京城区商业格局 |
| 小结 |
| 第二章 浴堂的经营与管理 |
| 第一节 浴堂的资本与流水 |
| 一、浴堂的资本模式 |
| 二、浴堂的产权结构 |
| 三、浴堂的营业流水 |
| 第二节 浴堂的日常开支 |
| 一、电力与通讯 |
| 二、毛巾与肥皂 |
| 三、燃料 |
| 四、自来水 |
| 五、铺底与房租 |
| 六、纳税与认捐 |
| 第三节 收费标准与价格起伏 |
| 一、价格的分化与浮动 |
| 二、影响价格的因素 |
| 三、恶性通胀时代的澡价调控 |
| 第四节 浴堂经营与管理策略 |
| 一、浴堂的管理体制 |
| 二、浴堂的营业方式 |
| 三、浴堂的经营之道 |
| 小结 |
| 第三章 浴堂的从业者及社会团体 |
| 第一节 浴堂从业者的工作与生活 |
| 一、浴堂从业者的工作职责 |
| 二、浴堂从业者的身份与社会来源 |
| 三、北京浴堂伙计的工作日常 |
| 四、北京浴堂伙计的收入与生活状况 |
| 第二节 北京浴堂伙计的价值观念及社会形象 |
| 第三节 北京浴堂同业公会 |
| 一、北京浴堂同业公会的成立始末及历史沿革 |
| 二、北京浴堂同业公会的组织情况 |
| 三、浴堂同业公会的功能 |
| 四、政府在浴堂同业公会中的权力渗透 |
| 第四节 北京浴堂职业工会 |
| 一、浴堂职业工会产生的社会要素 |
| 二、浴堂职业工会成立风波 |
| 三、浴堂职业工会成立后的劳资纠纷 |
| 第五节 浴堂中的地下活动 |
| 一、浴堂中开展地下工作的优势 |
| 二、北平市和平解放之际浴堂业的地下工作 |
| 小结 |
| 第四章 公共卫生、卫生行政与北京浴堂业 |
| 第一节 公共卫生与城市改良 |
| 一、北京的卫生环境与市民沐浴观念 |
| 二、浴堂卫生规章的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国民政府对北平浴堂业的管理 |
| 一、北平市政府对浴堂卫生的监督与稽查 |
| 二、北平市政府对违章浴堂的惩处 |
| 三、政府对浴堂卫生管理不力的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市政体系中的浴堂 |
| 一、浴堂与城市沟渠排水系统 |
| 二、防疫、公共卫生与浴堂 |
| 第四节 女性及平民浴堂 |
| 一、女性浴所的设立 |
| 二、平民浴堂的创办 |
| 小结 |
| 第五章 浴堂中的社会问题 |
| 第一节 浴堂的公共安全 |
| 一、晕堂 |
| 二、火灾与触电 |
| 三、建筑安全 |
| 第二节 浴堂中的盗窃犯罪 |
| 一、盗窃案件频发的社会背景 |
| 二、浴堂中偷窃案件的地缘因素 |
| 三、浴堂中偷窃案件的犯罪方式与窃贼身份 |
| 四、浴堂中偷窃犯罪的治理 |
| 第三节 浴堂中的风化问题 |
| 一、浴堂中的混浴现象 |
| 二、女浴堂中的男性工役 |
| 三、政府对浴堂社会风化问题的治理 |
| 小结 |
| 第六章 浴堂与日常生活 |
| 第一节 沐浴社会价值的重塑 |
| 一、沐浴内涵的转释 |
| 二、沐浴的日常生活化过程 |
| 第二节 沐浴的日常生活化建构 |
| 一、作为惠工设施的职工浴堂 |
| 二、作为规训手段的学生浴间 |
| 三、作为现代日常生活基本单元的家庭浴室 |
| 四、以消费构建现代生活的公共浴堂 |
| 第三节 公共浴堂与沐浴之现代释义的争论 |
| 一、浴堂消费模式与平等观念的矛盾 |
| 二、日常生活构建过程中的分歧 |
| 三、闲暇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抵牾 |
| 小结 |
| 结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相关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对象及理论方法 |
| 第一章 传统医疗与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医疗场域诸题 |
| 第二节 山西医疗场域的近代因素 |
| 第三节 卫生防疫与近代山西医疗 |
| 第二章 革命深进与医疗型变 |
| 第一节 空间融入:医政机构直接驻地乡村 |
| 第二节 资源登册:在地资源的调鉴与整合 |
| 第三节 关注苦痛:疾疫、伤亡与情感政治 |
| 第三章 集体生产与集体保健 |
| 第一节 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 |
| 第二节 全国首家联合保健站成立 |
| 第三节 集体医疗体系的全面构建 |
| 第四章 医疗系统的全面改造 |
| 第一节 医学技艺的习得 |
| 第二节 行医方式的改变 |
| 第三节 医药空间的改塑 |
| 第五章 医学转型与政治建构 |
| 第一节 结合与冲突:中西医学 |
| 第二节 “祖国医学”的历史意涵 |
| 第三节 “新医学”与后殖民抵抗 |
| 第六章 医疗卫生与国家想象 |
| 第一节 卫生动员的策略与机制 |
| 第二节 米山医疗的典型化之路 |
| 第三节 新中国典型治理的机制特征 |
| 第七章 透过医疗场域看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医疗场变的多面效应 |
| 第二节 场域更变与合作医疗的终结 |
| 第三节 乡村社会的适应与变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5）近代山西城市公共卫生研究（1909-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近代公共卫生研究 |
| (二)城市公共卫生研究 |
| (三)近代疫病问题研究 |
| (四)山西公共卫生研究 |
| 三、研究方法与基本内容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近代山西公共卫生体制的建立 |
| 一、时代背景与卫生体制的建立 |
| 二、山西的卫生行政与警政 |
| 小结 |
| 第二章 卫生与防疫 |
| 一、晋北鼠疫与山西防疫体制的建立 |
| (一)省防疫总局的设置 |
| (二)预防工作的施行 |
| (三)临时救治机构的设立 |
| 二、中医与防疫 |
| (一)近代中医在山西的发展 |
| (二)中医与山西的防疫工作 |
| (三)中医与山西的防疫宣传 |
| 三、日常防疫工作 |
| (一)常规接种 |
| (二)防疫宣传与预防接种 |
| 小结 |
| 第三章 卫生与城市生活 |
| 一、街道的清理 |
| (一)街道卫生状况 |
| (二)政府对清道问题的介入 |
| (三)污水问题的处理 |
| (四)实施效果 |
| 二、公共厕所的改良 |
| (一)政府对粪厕问题的管理 |
| (二)政府管理成效 |
| 三、饮水卫生的改进 |
| (一)近代太原饮水状况 |
| (二)饮水问题的改善 |
| 四、食品卫生的监管 |
| (一)太原饮食卫生状况 |
| (二)卫生部门对食品卫生的管理 |
| (三)成效和局限 |
| 五、居民旧习的规范 |
| (一)停柩问题 |
| (二)弃死婴问题 |
| (三)吸烟问题 |
| (四)养犬问题 |
| 小结 |
| 第四章 卫生与城市空间 |
| 一、娱乐场所的改良 |
| (一)旧式娱乐场所的改良 |
| (二)新式娱乐场所的出现 |
| (三)公共场所的行为规范 |
| 二、服务行业的整顿 |
| (一)政府对服务业的监管 |
| (二)成果与评价 |
| 三、医疗空间的变化 |
| (一)医院的发展 |
| (二)医疗监管的进步 |
| 小结 |
| 第五章 卫生与女性身体 |
| 一、卫生对女性身体的解放 |
| (一)清末民初妇女身体的解放 |
| (二)民国中期妇女身体的解放 |
| 二、卫生对女性身体的保护 |
| (一)对产婆行业的规范 |
| (二)新式接生方法的推行 |
| (三)旧式产婆的改造 |
| 小结 |
| 结语 |
| 一、卫生行政的办理内容 |
| 二、公共卫生建设的不足及原因 |
| 三、山西城市公共卫生建设的总体评价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6）战后湖北省卫生与防疫建设（1945-194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基本史料与研究重难点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战后湖北省防疫形势 |
| 第一节 历史上湖北的疫灾概说 |
| 一、民国以前湖北的疫情 |
| 二、民国时期湖北的疫情 |
| 第二节 战后湖北省疫情 |
| 第三节 战后湖北省卫生医疗条件 |
| 一、卫生机关情形 |
| 二、开业卫生人员与私立医疗机构情形 |
| 第二章 战后湖北省卫生建设 |
| 第一节 卫生部门五年建设计划 |
| 一、医政建设 |
| 二、防疫建设 |
| 三、保健建设 |
| 第二节 卫生行政系统的调整 |
| 一、卫生行政管理机构 |
| 二、省级各卫生机关 |
| 三、县级各卫生机关 |
| 第三节 复员卫生工作的办理 |
| 第四节 环境卫生的改良 |
| 一、举办卫生运动 |
| 二、办理卫生工程与环境卫生 |
| 第五节 特定人群健康卫生的促进 |
| 一、办理妇婴卫生 |
| 二、推进学校卫生 |
| 三、举办儿童节纪念活动 |
| 第六节 善后救济总署湖北分署的援助 |
| 一、设立湖北分署 |
| 二、开展卫生业务 |
| 第三章 战后湖北省防疫机制的重构 |
| 第一节 提前部署,有效防范 |
| 第二节 颁布规定,宣传常识 |
| 一、颁行防疫法规 |
| 二、宣传防疫常识 |
| 第三节 实施灭虫,抑制传播 |
| 第四节 预防接种,加强免疫 |
| 第四章 战后湖北省卫生与防疫建设的评析 |
| 第一节 绩效评估 |
| 一、工作成效 |
| 二、存在问题 |
| 第二节 制约因素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7）1935年“始政四十周年纪念”台湾博览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由 |
| 二、学术前史 |
| (一) 日据时期台湾博览会研究概况 |
| (二) 1935年台湾博览会具体角度研究概述 |
| 三、研究方法 |
| (一) 分析与叙事相结合的方法 |
| (二) 多领域交叉研究法 |
| (三) 微观与宏观视角结合研究法 |
| 四、研究思路 |
| 五、论文创新点及不足之处 |
| (一) 论文创新点 |
| (二) 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博览会举办缘起及基本概况 |
| 一、日殖下台湾博览会事业之沿革 |
| 二、博览会之缘起 |
| 三、博览会之组织动员 |
| (一) 以台湾总督府为中心筹划动员 |
| (二) 捐款动员 |
| (三) 自发动员 |
| 四、博览会的经济效益分析 |
| 第二章 日本殖民下台湾“现代性”之呈现 |
| 一、会场布置及活动所呈现的台湾社会之发展进步 |
| (一) 博览会会场布置 |
| (二) 会场上展开的系列活动 |
| 二、博览会促进台湾社会发展进步的实际效用 |
| (一) 交通运输网更为完备 |
| (二) 公共卫生防疫的完善 |
| (三) 公共设施的进步 |
| (四) 民众休闲生活方式发生变化 |
| (五) 繁荣市面 |
| 第三章 日本帝国及其殖民性的呈现 |
| 一、“日本帝国”之呈现 |
| (一) 日本元素的渗透 |
| (二) 军国主义的彰显 |
| 二、日本殖民台湾的表现 |
| (一) 南进政策的发展 |
| (二) 理蕃政策的前后调整 |
| (三) 日本对台湾产业的疯狂掠夺 |
| 三、“去中国”的教育殖民化 |
| (一) 内台之间的差别对待 |
| (二) 教授日语,传输日本文化观 |
| 四、台湾社会对“帝国”“殖民”的反应 |
| 第四章 “中国”的反响 |
| 一、“中国”对“日殖台湾”的复杂心态 |
| 二、福建省积极参与博览会 |
| (一) 政府举办福建省特产竞赛会 |
| (二) 政治观摩:陈仪、厦门市长王固磐等赴台参观 |
| 三、社会人士参观考察博览会 |
| 四、“辜显荣君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建国初期基层卫生防疫体系的构建及其启示 ——以江西省余江县血吸虫病防治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方法与主要内容 |
| 1.2.1 研究方法 |
| 1.2.2 研究思路 |
| 1.2.3 研究内容 |
| 1.3 创新点 |
| 1.3.1 研究视角的创新 |
| 1.3.2 研究内容的创新 |
| 1.4 文献综述 |
| 1.4.1 卫生防疫研究 |
| 1.4.2 我国血吸虫病研究现状 |
| 1.4.3 研究的缺陷与不足 |
| 1.4.4 本选题研究资料来源 |
| 2 新中国基层卫生防疫体系初创时期血吸虫病的疯狂肆虐(1949—1952) |
| 2.1 全国基层卫生防疫状况 |
| 2.2 全国血吸虫病肆虐状况 |
| 2.3 江西省血吸虫病肆虐状况 |
| 2.3.1 血吸虫病分布及疫情情况 |
| 2.3.2 钉螺分布情况 |
| 2.3.3 血吸虫病带来的灾难 |
| 2.4 余江县血吸虫病肆虐状况 |
| 3 建国初期江西省血吸虫病防治及基层防疫体系的构建历程 |
| 3.1 第一阶段:初步构建阶段(1949-1954 年) |
| 3.2 第二阶段:完善阶段(1955-1958 年) |
| 3.2.1 制定卫生防疫法规 |
| 3.2.2 广泛建立基层卫生防疫机构 |
| 3.2.3 多渠道充实卫生防疫队伍 |
| 3.2.4 配备专门的经费与编制 |
| 3.2.5 多部门群防联治 |
| 3.3 第三阶段:进一步巩固阶段(1959-1966 年) |
| 3.4 血吸虫病防治及基层防疫体系建设取得的成就 |
| 4 余江县血吸虫病防治及基层防疫体系建设的经验 |
| 4.1 余江县血吸虫病防治及基层卫生防疫体系的建设 |
| 4.1.1 血吸虫病防治领导机构的建立 |
| 4.1.2 血防队伍的建设 |
| 4.1.3 全民血防运动 |
| 4.2 余江县血吸虫病防治的经验 |
| 4.2.1 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各级领导关心支持血防工作 |
| 4.2.2 血防机构不撤,并保持拥有一支稳固的血防专业队伍 |
| 4.2.3 多部门联防联治,血防工作与生态环境建设结合 |
| 4.2.4 解放思想,依靠科学,坚持监测 |
| 5 基于余江县的经验对加强基层卫生防疫体系建设的对策与建议 |
| 5.1 全国目前基层卫生防疫体系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
| 5.1.1 基层卫生防疫人员数量少、待遇低 |
| 5.1.2 基层卫生防疫人员专业素质偏低、重视数量忽视质量 |
| 5.1.3 基层卫生防疫经费不足、基础设施不完善 |
| 5.1.4 基层群众卫生防疫意识薄弱 |
| 5.2 加强基层卫生防疫体系建设的对策与建议 |
| 5.2.1 加强对基层防疫工作的领导,为基层防疫提供坚强后盾 |
| 5.2.2 加强基层防疫工作宣传力度,提升基层群众防疫意识 |
| 5.2.3 加强基层防疫机构和队伍建设,合理提高基层防疫人员的福利待遇 |
| 5.2.4 重视全科医生的培养,不断提升其综合素质 |
| 5.2.5 加强对基层防疫研究的科学引导,建立专项科研基金 |
| 5.2.6 中西医并重,充分发挥中医药在基层卫生防疫方面的作用 |
| 5.2.7 拓展基层卫生防疫的工作领域,建立基层防疫与生态环境治理、发展生态农业相结合的防疫工作机制 |
| 6 研究总结 |
| 6.1 本文研究特点 |
| 6.2 局限性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答辩委员会名单 |
| 个人简介 |
（9）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学术与现实价值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 国外医疗史研究概况 |
| (二) 国内医疗史研究概况 |
| (三) 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研究概况 |
| 三、概念与论域界定 |
| (一) 公共卫生 |
| (二) 研究的时空断限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资料概况 |
| (二) 研究思路 |
| (三) 研究框架 |
| 第一章 因势而动: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的因应 |
| 第一节 近代公共卫生建设的时代背景 |
| 一、自知者“明”:中国人眼里的“不卫生”状况 |
| 二、旁观者“清”:西方人记述的“不卫生”形象 |
| 三、医疗与救国的想象 |
| 第二节 20世纪初至抗战前云南卫生概观 |
| 一、“积弱”的边疆云南 |
| 二、“瘴气”的区域影响 |
| 三、疫病的传统应对 |
| 第三节 近代云南公共卫生事业的开端 |
| 一、清末民初云南医疗卫生的革新 |
| 二、民初至抗战前云南公共卫生的发展 |
| 三、民初至抗战前云南公共卫生的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规模粗具:现代公共卫生体系的构建 |
| 第一节 公共卫生组织体系的形成 |
| 一、卫生行政体系的变革 |
| 二、公共卫生人才的培训 |
| 三、现代医学教育体系的构建 |
| 第二节 地方公共卫生的运作 |
| 一、经费保障 |
| 二、业务开展 |
| 第三节 卫生法规的制定与实施 |
| 一、卫生法规的制定 |
| 二、卫生法规的实施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救死扶伤:疫病防控与空袭救护 |
| 第一节 疫病防控 |
| 一、疫病的流行:抗战时期云南传染病的流布 |
| 二、官方的措施:构建防疫体系 |
| 三、民间的应对:以1942年呈贡县霍乱防治为例 |
| 第二节 空袭救护与毒气防御 |
| 一、空袭救护 |
| 二、毒气防御 |
| 第三节 战时卫生资源的整合 |
| 一、由外而内:国家卫生的在场 |
| 二、人道主义:国际力量的援助 |
| 三、无问西东:社会资源的整合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日新月异:公共卫生服务的深入 |
| 第一节 清洁:公共空间的卫生治理 |
| 一、城市公共空间的更新 |
| 二、基层环境卫生的改善 |
| 第二节 保健:妇婴卫生 |
| 一、新法接生 |
| 二、儿童保健 |
| 第三节 教养:学校卫生 |
| 一、卫生教育 |
| 二、环境卫生 |
| 三、预防传染 |
| 四、健康检查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阐释转化:卫生知识、医疗行为与卫生治理 |
| 第一节 卫生知识的大众化 |
| 一、卫生的动员 |
| 二、卫生知识的灌输 |
| 三、卫生知识的互动 |
| 四、卫生的消费——以报刊医药卫生广告为中心 |
| 第二节 日常疾病及其医疗 |
| 一、昆明及其周边地区的疾病与医疗 |
| 二、边区的疾病与医疗 |
| 三、中西医之争下的医疗选择 |
| 第三节 边疆卫生治理模式的探索:以边疆开发方案为中心 |
| 一、扑灭“瘴疠” |
| 二、改良环境卫生 |
| 三、发展医疗卫生设施 |
| 四、发展社会生产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回顾展望: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的成效与启发 |
| 第一节 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的面临的困难 |
| 一、经济发展滞后 |
| 二、局势动荡 |
| 三、工作经费匮乏 |
| 四、贪污腐化严重 |
| 五、卫生观念滞后 |
| 第二节 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的成绩 |
| 一、为抗战提供医疗卫生支持 |
| 二、加快了云南公共卫生建设 |
| 三、奠定战后云南医疗卫生发展的基础 |
| 四、促进云南边疆开发建设 |
| 第三节 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的局限 |
| 一、政策协调性差 |
| 二、制度难以落实 |
| 三、公共卫生事业发展不充分 |
| 四、公共卫生事业发展不平衡 |
| 第四节 边疆民族地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启示 |
| 一、坚持健康优先原则 |
| 二、发展医疗卫生事业 |
| 三、注重政策衔接 |
| 四、培养卫生人才 |
| 五、优化健康教育 |
| 六、深化研究与评估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附录 1 |
| 附录2 |
| 附录3 |
| 附录4 |
| 附录5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
| 1.2 文献综述：政策的社会学研究 |
| 1.3 理论资源与分析框架 |
| 1.4 研究方法和田野工作 |
| 1.5 章节安排及主要内容 |
| 2 改革开放前的富县现代卫生事业：从1949年到1984年 |
| 2.1 现代卫生事业在民国时期从无到有 |
| 2.2 现代卫生的全面建立：三级卫生网 |
| 2.3 现代卫生事业全面建立的基本思路 |
| 2.4 现代卫生事业全面建立的重要创新 |
| 2.5 本章小结：集体时代的成就与经验 |
| 3 市场化思路下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从1985年到2000年 |
| 3.1 分田到户以后“落单”的村医 |
| 3.2 以“放权让利”为核心的医改 |
| 3.3 医改后卫生事业中的政府行动 |
| 3.4 市场主导下的资源动员及困境 |
| 3.5 本章小结：成就、问题和经验 |
| 4 农村新医改的卫生人才困境：政府主导下的医师资格制度 |
| 4.1 医学毕业生过剩与农村医生短缺的悖论 |
| 4.2 卫生人才“过剩-短缺”困境的既有研究 |
| 4.3 医师制度的变迁与农村卫生人才的困境 |
| 4.4 本章小结 |
| 5 农村新医改的医疗费用困境：政府主导下的合作医疗制度 |
| 5.1 新农合制度的现状及其问题 |
| 5.2 新农合制度困境的既有研究 |
| 5.3 新农合制度困境的制度原因 |
| 5.4 本章小结 |
| 6 农村新医改的农民参与困境：政府主导下的基本公卫制度 |
| 6.1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的概况及其困境 |
| 6.2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既有研究 |
| 6.3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理论分析 |
| 6.4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实践分析 |
| 6.5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破解之道 |
| 6.6 本章小结 |
| 7 总结：农村新医改研究的范式转换及其困境的破解之道 |
| 7.1 从“政府-市场”到“国家-社会”：卫生政策研究范式转换 |
| 7.2 农村“新医改”困境的破解之道：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参与 |
| 7.3 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参与：一些具体的农村新医改政策建议.. |
| 7.4 本研究的可能创新、不足、以及接下来的研究方向和打算..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四、中国卫生防疫体系五十年回顾——纪念卫生防疫体系建立50周年（论文参考文献）
- [1]卫生署与全面抗战时期的医疗卫生动员[D]. 邢功伟.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2]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D]. 肖雄.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21(02)
- [3]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D]. 宋子昕. 河北师范大学, 2021(09)
- [4]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D]. 李全平. 山西大学, 2020(03)
- [5]近代山西城市公共卫生研究（1909-1937）[D]. 张政.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7)
- [6]战后湖北省卫生与防疫建设（1945-1949）[D]. 蒋昌辉. 武汉大学, 2020(04)
- [7]1935年“始政四十周年纪念”台湾博览会研究[D]. 胡安娜.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8]建国初期基层卫生防疫体系的构建及其启示 ——以江西省余江县血吸虫病防治为例[D]. 雷秋瑾. 江西中医药大学, 2019(02)
- [9]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研究[D]. 李春亭. 云南大学, 2018(09)
- [10]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D]. 田孟. 华中科技大学, 201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