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缺乏监督的权力与缺乏权力的监督（论文文献综述）
任建明,王璞[1]（2021）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对象、目标及其实现路径》文中研究说明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重要制度保障。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以公权力作为监督的对象,即实现对党和国家组织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监督目标应分解为两个层级,一是任何权力都能置于监督之下的基本目标,二是能够实现良好监督效果的高等目标。从我国监督实践来看,监督工作已取得重要进展,但从整体上看基本目标尚未完全实现。亟须破解"一把手"和同级监督难题,尤其是要解决顶层权力、监督者监督难题。同时,需要经由相应的路径建构与创新来实现权力监督的高等目标,用更加积极稳健的姿态推进民主和法治化建设进程,持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强化纪委、监委的监督效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权力制约和监督体系。
王东红[2]（2021）在《大学生宪法意识培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宪法是我国的根本法,“全面依法治国”目标的实现,需要我国公民具有良好的法治意识,特别是宪法意识。大学生作为我国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青年群体,是当代中国学习、遵守、普及和维护宪法的重要力量,更是中国未来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中坚力量。大学生宪法意识是大学生法律意识的统领,是最重要、最基础的法律意识,是大学生关于宪法的知识、观点、心理和思想的总和。它反映了大学生对现行宪法和宪法实施的基本看法和态度,具体包括大学生对宪法知识和基本原理的掌握程度、对宪法功能的认识、对宪法实施的评价、对基本权利保护和行使状况的感受、对宪法之治的渴望和践行的意志等。论文厘清宪法意识与法律意识、宪法意识与法治意识、宪法意识与公民意识、宪法意识与宪法思维、宪法意识与宪法信仰等相关概念的关系。揭示了宪法意识的横向结构,即包括宪法知识、宪法理想、宪法情感、宪法意志、宪法评价和宪法信仰六个方面内容。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提出我国公民宪法意识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宪法至上意识、党的全面领导意识、基本权利意识、权力监督意识和遵守规则意识。论文对大学生宪法意识及其培育的现状进行了调查。在对调查问卷进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发现大学生宪法意识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宪法至上意识尚未形成、基本权利意识有待加强、权力监督意识有待提高等。对大学生宪法意识存在问题的主客观原因进行分析,发现影响大学生宪法意识的客观原因主要包括:社会因素方面,受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传统文化中封建残余观念的影响和宪法未得到全面实施的影响等。学校因素方面,对宪法教育重要性认识不够、主导师资力量不足、没有形成培育合力等。家庭因素方面,家长受自身宪法法律知识和宪法意识的限制,缺乏对孩子进行宪法意识培育重要性的认识;家长培养目标的功利性,缺乏对孩子个性自由的尊重;家长教育方式或溺爱或体罚,缺乏对孩子进行规则意识和监督意识的培养等。发现影响大学生宪法意识的主观原因主要是:宪法社会实践体验不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尚未确立,认识能力分析能力较低,缺乏学习和思考的主观能动性等自身因素的影响。论文认为,大学生宪法意识培育,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指导思想,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推进大学生宪法意识提高为目标,遵循教育规律、思想政治工作规律、大学生成长规律,采用多种途径和方法进行培育的过程。论文明确了大学生宪法意识培育的目标和原则。强调通过优化社会环境、加强学校教育、重视家庭教育和强化自我教育四种途径加强大学生宪法意识培育。
李珊珊[3]（2021）在《参政党视角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文中提出政党制度是人类现代政治生活的基本形式之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共十九大以来,党和国家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全新概括,其中具有两大主体,一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二是作为参政党的八个民主党派。作为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政党概念,民主党派是与中共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与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亲密友党,而参政党的称谓则是一个具有集体含义的政治名词,彰显了民主党派在中国政治体制中的独特位置和作用。它突破了西方政治学对“政党”的一般定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之“特色”所在。新型政党制度是一个系统性构成,参政党是其中的一个子系统,其角色定位的规范化程度,及其与其他结构性要素的互动关系对这一制度具有重要的型塑作用。因而以参政党为视角对新型政党制度的研究需要从要素分析系统、从部分考察整体,这与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范式具有一定程度的契合性,可以借鉴其角色、结构与体系的分析模型,将参政党角色定位于组织、制度与治理三个层面,再以此为基础分析参政党与执政党在新型政党制度体系中的结构性互动,以及参政党的角色功能向新型政党制度运行效能的转化,从而形成从参政党视角出发考察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研究框架。参政党的三种角色之间具有紧密的内在逻辑关系:首先,参政党只有具备完善的组织体系,才能在此基础上建构规范化的制度,进而充分发挥治理功能;其次,合理有效的制度设计,也为参政党组织的良性发展,及其治理能力的提升提供了必要保障;再次,随着参政党参与国家治理的不断深化,又反过来对其组织建设和制度设置的规范化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执政党的领导下,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的角色定位在新型政党制度演进的过程中不断明确,同时其自身的规范化进程也深刻影响着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模式,使后者呈现出平稳渐进、合作共识的总体特征。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体系包括组织模式、制度模式与治理模式三重要素。在组织模式上,参政党与执政党的互动遵循民主集中的组织原则,形成了非竞争性的组织关系,具有非对称性的组织特征。在制度模式上,参政党与执政党在国家政权层面的互动形成了“执政—参政”的制度模式,在政党层面的互动形成了多党合作的制度模式,在社会层面的互动形成了政治协商的制度模式。作为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新型政党制度全方位嵌入到国家治理体系中,形成了“嵌入式”治理的模式,具有一主多元的权力配置格局,以及科学化与民主化的政策优化机制。从总体上看,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体系呈现出鲜明的合作型特征,其中执政党领导合作,参政党协同参与,有效提升了治理绩效。新型政党制度的运行效能包括体系效能、过程效能与政策效能三个维度。参政党自身具有政治录用、政治社会化、利益综合、社会服务与政策反馈等功能,它与执政党互动则形成了政治沟通、科学决策、民主协商以及民主监督等功能。这些功能维系着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体系,提升了该制度的效率与稳定性,充分展现了该制度治理科学化和民主化的政策效果。尽管新型政党制度具有显着的制度优势,但它在结构运作与能效发挥等方面仍有提升的空间,而参政党自身建设也有待进一步规范。鉴于外在的环境的复杂多变,新型政党制度尤需不断完善制度建设、提升运行效能、增强适应能力,从而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张玉玲[4]（2021）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历经百年而初心如始,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始终以自我革命的精神不断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不断提高全党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如何破解“历史周期律”,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和国家自我监督、拒腐防变的新路,一直是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就是中国共产党成功探索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实践总结和理论概括。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本源、传承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历史基因、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和显着优势的监督体系,是能够保持拥有90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推动拥有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始终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社会主义权力监督体系。在当前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的背景下,以宏观的历史视野,推进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整体性研究,仍是该领域研究的薄弱环节。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基本的理论基础,以逐一回答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什么”,中国“为什么”会形成独具特色的权力监督体系,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怎样形成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应该坚持和巩固的优势是什么,应该完善和发展的短板是什么等基本问题为逻辑主线,渐次展开本文的研究与论述。本文总体结构包括三部分:引言、正文、结语。引言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依据与研究价值、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研究思路与方法、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论文正文部分由六章内容构成,分别概述如下:第一章主要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构成要素和结构模式。分别从基本概念界定、十大要素的梳理整合和“多维立体协同”监督模式及其特点三个方面,从宏观上解读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什么”。第二章主要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内容逻辑。分别阐释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为谁监督”,厘清监督主体、强化问责——“谁来监督”,实现监督对象全覆盖——“监督谁”,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重点——“监督什么”,从内容逻辑视角解读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什么”。第三章主要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形成发展的思想探源。本文认为对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思想的理论本源的坚守、对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监督思想精神内核的继承创新、对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历史基因的秉承、对西方国家权力监督思想的域外借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四个重要的思想来源。分别从理论维度、实践维度、历史维度、世界维度,分析回答中国为什么会形成独具特色的权力监督体系。第四章主要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经验。首先,依据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形成发展脉络,分三个阶段梳理其发展历程:一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期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创立与撤销（1949-1978）;二是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全面恢复与发展（1978-2012）;三是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体系化创新（2012——）。其次,总结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党和国家体系建设的五个方面的基本经验: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必须紧扣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必须坚持党内监督、国家监督与社会监督的协同发展,必须坚持紧紧抓住“关键少数”,必须坚持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分别从发展历程和基本经验两个方面,阐释回答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怎样形成的。第五章主要凝炼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显着优势与现实贡献。首先,通过古今中外权力监督体系的比较,凝炼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四个显着优势: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优势,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优势,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优势,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优势。其次,基于显着优势分析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四个方面的现实贡献:理论维度——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发展,历史维度——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新超越,实践维度——党和国家自我革命的新阶段,世界维度——腐败治理的中国经验。从显着优势和现实贡献两个方面,回答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应该坚持和巩固的优势是什么。第六章主要剖析新时代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挑战和完善对策。本文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建设成果颇丰,但当前要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推进党和国家监督制度逐渐成熟定型,仍然面临三个方面的现实挑战:一是党内监督、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的协同性有待提升;二是党内监督的短板——“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有待加强;三是社会监督体制机制有待健全。基于对现实挑战的剖析,本文提出新时代应对现实挑战、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三条对策:一是完善协同监督机制,增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协同性;二是多管齐下,破解“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难题;三是固本强基,建立健全社会监督体制机制。分别从现实挑战和完善对策两个方面,回答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应该完善和发展的薄弱环节是什么。结语部分是对全文观点的宏观提炼与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的未来展望。本文基于以上六章内容的研究,得出如下三点结论:第一,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夺取反腐败斗争彻底胜利的必由之路。第二,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的“制度密码”。第三,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管住公权力”的“中国智慧”。笔者认为,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纵深推进,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研究,协同监督机制研究,权力配置、运行和制约机制研究,以及关于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理论阐释,将成为该领域研究的重点方向。
杨楠[5]（2021）在《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研究》文中提出权力监督作为权力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范畴和关键维度。中国共产党是当代中国长期执政的唯一执政党,是中国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强化党内权力监督必然成为当代中国政治权力监督机制构建与完善的关键举措与核心环节。巡视监督是党内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内监督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是党在传承中华传统政治文化与吸收外来优秀政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在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建设与改革发展的进程中逐渐探索完善的制度安排。因此,厘清巡视制度变迁的历史脉络,解析巡视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并在巡视制度的百年探索中把握变迁特征、挖掘变迁经验,从而探索符合中国政治实际且与中国政治基因相匹配的更具适用性、有效性和创新性的巡视制度发展路径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学人的重要使命。当前国内学术界对于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研究仍存在较多不足与研究空间,因而围绕此问题开展深入地探讨尤为必要。在明确相关概念和理论资源的基础上,遵循认识问题、解释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经典逻辑,重点回答巡视制度变迁“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如何办”等重点难点问题,从而揭示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历史事实与基本逻辑。概念界定是学术研究的起点,也是明晰话语内涵、厘定论述边界、展开学术论争的基本前提。只有在清晰厘定核心概念的基础上,才能够明确地划分巡视制度变迁的历史阶段,并对变迁动因、变迁特征以及路径选择进行分析。通过对制度、制度变迁、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等核心概念进行界定,从而明确本研究中所指涉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基本含义。此外,理论对于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本研究着重对权力制约与监督理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和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理论进行阐述,从而借鉴相关政治学理论开展研究。准确划分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阶段,清晰描述巡视制度变迁的基本历程是解析变迁动因、归纳变迁特征的重要前提。纵观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巡视制度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不同的制度面貌。具体来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主要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即1928年制度的生成,1931年制度的更新以及1934年以后制度的逐渐衰微。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巡视制度在1955年得到了初步探索,但在1957年以后便日渐停滞。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巡视制度经历了1996年的制度重建、2004年的制度完善与2009年的制度健全三个主要历程。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党内巡视制度也发生了历史性变迁,主要经历了2015年的制度创新和2017年的制度优化两个阶段。在对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历程进行阶段性划分以后,探究历次关键性变迁的动力因素尤为重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巡视制度的生成不仅深受俄共（布）和共产国际的特派员制度的影响,更与应对当时党组织困境密切相关。巡视制度的更新既与当时党组织的外部困境未能得到根本性解决有关,还与党内巡视实践过程中存在的较为严重的问题紧密相连。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可以被视为巡视制度逐渐衰微的关键节点。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高饶事件”的发生直接影响了巡视制度的变迁。而1957年进行的整风运动与反右派斗争,以及毛泽东的思想观念变化又成为巡视制度日渐停滞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后,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法制观念与监督观念为巡视制度的重新建立提供了观念支持,而1989年的政治风波则加速了党内巡视制度的重建进程。此外,重建巡视制度也是中共中央为切实解决党内中高级领导干部存在的严重腐败与作风问题而做出的理性选择。此后,巡视制度历经完善与健全,不仅与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与决策部署有关,也是中共中央为解决巡视实践困境并将有效的实践经验加以制度化的必然结果。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在巡视制度的创新发展中,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为其提供了重要的观念支撑,中共中央的决策部署则是关键因素。此外,与巡视制度相关的其他党内法规变革也要求巡视制度进行相应匹配衔接。党内监督条例的修订是巡视制度优化的直接因素,党内存在的政治纪律不强、政治意识薄弱等突出问题则是巡视制度优化的深层动因。在对巡视制度变迁主要历程与动力因素进行历史分析的基础上,从总体视角把握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特征,对审视巡视制度变迁全貌与探寻巡视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都具有重要价值。巡视制度变迁的结构科学性、功能聚焦性和方式多重性是百年来党内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特征。具体而言,从制度结构来看,主要表现为巡视主体日益专职化、巡视对象逐步全覆盖、巡视方法渐趋多元化、巡视程序不断规范化、巡视权责更加一致化;从制度功能来看,主要表现为由多元功能向监督功能聚焦、由多元监督向政治监督聚焦两方面特征;从变迁方式来看,主要呈现渐进性、外生性与合意性特征。如何从制度变迁中汲取智慧与力量,从而以史为鉴、趋利避害、启迪后人成为制度变迁研究的重要环节。政治权力主体的适应变革、现代政治观念的有效支撑、多元制度体系的匹配衔接以及关键时间要素的精准把控是未来巡视制度变迁的重要驱动路径,而积极推动巡视制度结构现代化、促进巡视制度功能政治化、增强巡视制度执行实效性则是巡视制度变迁的内容指向,从而推动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更加成熟完备、协同高效。
艾野[6]（2021）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全面依法治国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依法治国是人文社科领域研究的焦点内容和重要命题,是我国法治建设的新方向,关系着国家的兴衰和社会的长治久安。随着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到来,新时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光辉成果,极大地改变了社会及人们的对法治的意识和认知,推动了世界领域的法治文化交流,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建设法治中国的重要战略部署。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思想的研究,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的整体把握、法治体系的完善和我国未来的法治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标志着依法治国被赋予了时代的内涵,对我国法治发展有重大意义。党的十九大指出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代。强调要继续坚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申和明确了全面依法治国是一场治国理政的深刻革命。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党和人民在社会的不断发展中探索出一条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制度体系,并将《决定》定为我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法治是人类社会发展进化的永恒追求,也是总结前人经验后作出的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坚持依法治国就是将其动态的治理理念和方式融入社会主义发展的进程之中,将其时代内涵淋漓尽致地发挥到我国建设的每一个阶段中。依法治国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建设中的地位和治国理政的作用。本文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的发展与实践研究为目标,深入地研究了依法治国的发展历程。牢牢把握习近平提出的“十一个坚持”对我国法治发展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的依法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人类社会法治文明发展规律。这是对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理论研究的重要推动,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和法治中国建设指明方向。本文多学科交叉研究法、历史分析法和理论和实际相统一法,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视角高度概述了全面依法治国的发展与实践,对依法治国的理论渊源进行系统整理,并对新时代依法治国理论的主要内容、成就、特征、经验、优势、挑战和完善路径进行了全面研究,努力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理论的发展与实践研究提供理论素材。本文主要分为七个部分组成,具体来讲:第一部分,绪论。重点分析论文的研究基础及研究效用,通过剖析与本研究相关的理论成果,形成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整体认识,并总结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为研究提供理论参考。理清研究的思路,阐述研究方法,从而搭建本研究的基本架构,总结研究成果,分析研究创新点及存在的不足之处。第二部分,是依法治国的基本理论概述。本章节首先从法治相关的概念进行概述,分别对法治、法制、人治、德治以及它们之间的区别进行系统分析。其次从依法治国的内涵入手,对依法治国进行了整体概述,对其理论、核心和本质特征分别进行了论述。从整体的机构上为后续的研究做了理论铺垫。第三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理论的思想基础与理论渊源。这一部分首先,深入了解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法治思想,阐述马克思恩格斯法治思想为依法治国提供了理论依据,并提出了马克思恩格斯法治思想的时代价值。有利于我们准确的认识法治思想来源。其次,研究列宁斯大林对法制的探索和教训,研究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法治的形成与失败的教训,这部分能有效地为我国法治实践提供依据。之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法治思想进行研究,对我国法治从无到有进行整体分析。最后从我国的传统法治入手,分别对古代法制思想、近代社会法制思想展开论述。阐述了我国古代、近代法治的弊端与发展,从而对新时代依法治国产生启示作用。第四部分,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入新时代。本章是该论文的核心部分。首先深入地对新时代依法治国理论地进行了概述,从新时代依法治国理论的形成、主要内容两个方面进行论述。其次,对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成就进行论述,这部分以法治过程中的实质转变为主要成就的依据,通过向更好的方式转变、更具体的实践操作、更先进的治理模式和更高的目标作为成就的主要表现。最后,从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特征展开论述,明确依法治国在新时代的主要特征、深化时代赋予的内涵。第五部分,阐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理论的历史地位与实践价值。本章首先阐述了新时代依法治国的历史地位,它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发扬,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补充和丰富。其次阐述了新时代依法治国理论的实践价值,分别从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以及人类的法治文化的角度对新时代依法治国进行了有效的定位和评价,从而体现出其在我国社会发展全过程中的价值。第六部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的基本经验和优势。在基本经验上,以法为主要研究目标,分别对其与党、权、民主、依规治党的关系进行研究。在现实生活中,党的领导、权力、民主自由、法规制度都与法无法分割,其之间的关系也是相互监督、促进和相统一的。国外法治实践的经验对中国而言是宝贵的,但对经验的学习依然要建立在我国的发展实际上,没有国情为基础的借鉴学习所得到的结果可能与所想背道而驰。在优势上,依法治国发挥出了我国的制度优势。党的领导是我国制度优势的最大体现,人民主体、以德治国、人人平等和中国实际出发都是依法治国的在新时代的优势,依法治国确保人民的主体地位和公平正义,德治与法治相结合是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的最优结合,保持中国实际为基本准则才能把握依住依法治国的优势和未来法治发展的前景。第七部分,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理性思考。理性的分析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所要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正视存在的问题,是促进依法治国再进步的最佳途径。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给依法治国带来了一定的影响,这是机遇也是挑战,更是对依法治国潜力深层挖掘的契机。通过理性思考,从八个方面完善新时代依法治国的路径,集中地将“十一个坚持”主要内涵融入新时代依法治国的实践当中,从而将问题和挑战转化为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强大动力。总之,通过系统地研究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全面依法治国,论文主要提出以下创新观点:一是提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理论时代内涵,从社会发展中蕴含的古今的哲学智慧体现出中国特色、中国经验和中国实践。二是提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理论面临的问题和对策,从社会主要矛盾、法治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和新时代依法治国完善路径,深入研究我国依法治国理论的发展与实践。三是从新时代依法治国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和实践逻辑的阐释,为国家的发展建设提出科学的指南和正确的价值引领,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张泰[7]（2021）在《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基本实践与理论思考》文中提出之于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而言,党内民主理论是政党政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内民主实践是推进政党现代化发展的基本实践,党内民主建设是一项事关政党自身发展与价值实现的基础性、战略性工程。党内民主包括党员权利主导安排党内制度并使党内权力在其范围内运行的应然民主形式和政党资源支配权在党员权利和党内权力之间再分配的实然民主程序,而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差距使党内民主建设成为每个政党都要面对的必然课题。政党政治资源的稀缺性和政党主体对稀缺资源追逐欲望的无限性使现实中党内权力的膨胀与党员权利的扩张同样不可避免。党内民主建设则是经由党内法治,使党员权利与党内权力在合法有序的博弈互动中有效实现民主价值。党内民主建设根本目的在于保障政党成员在党内政治生活中的主体性地位。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代表无产阶级根本利益,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奋斗目标。这种先进性与科学性、阶级性与社会性的有机统一使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不仅遵循党内民主建设的一般规律,而且在协调党内关系与执掌国家权力的过程中体现出基于内在规定性之上的特殊要求。本文是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一项整体性理论研究。文章以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理论为指导,在较为全面地把握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要素构成、运行机理、思想资源和实践探索的基础上,总结了各党党内民主建设的逻辑特点,分析了各党的历史传统、政党生态、政治主题和现实条件等具体差异,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理论认识和实践把握。本文主体除导论外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界定党内民主的基本概念与要素构成,厘清党内民主建设与政党本身的内在关联,概括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科学内涵与基本遵循,阐释党内民主建设的认知体系与实践机制;第二章研究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理论基础与思想资源,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党内民主建设原理并挖掘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党内民主建设主张及西方学者对党内民主建设的见解,追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思想源头与理论借鉴;第三章对马克思主义政党自1917年执政以来的党内民主建设实践进行回顾和考察,展示其主要脉络;第四章分析了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理论逻辑和差异成因,总结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具体特征;第五章总结党内民主建设的发展规律,从政党意识及其价值意蕴、政党职能及其有效履行、党员权利及其实现保障、党内权力及其监督制约、党内制度及其运行支撑以及政党文化及其培育滋养等主要内容和实现机制,探索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应当形成的理论自觉。本文着重阐释与论述了以下观点:1.党员权利指的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成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享有党内政治资源的资格,可大致分为党员参与党内事务管理的权利、党员决定党内权力授予的权利及党员言论自由的权利三大类。党员权利享有的前提是遵守党章等党内法规,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形态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与民主协商。2.党内权力是为了实现党员权利的需要,通过党员权利的合法让渡和授予,由党内部分成员和组织获取的、超出于其他党员和党组织之上的强制性力量。党内权力主要表现为对政党政治资源的支配力、对政党组织的统御力、对政党行为的干预力及对政党成员的影响力。党内权力的运行是一个有序过程,以授予为起点、以决策为核心、以执行为关键,以被监督制衡为保障。3.党内制度是对政党意识形态、政治纲领、组织结构、活动方式的明确,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在党内政治生活中都必须共同遵守的活动原则和行为规范。党内制度是维系党员权利与党内权力良性互动的引导和保障,党内民主建设经由党内制度对党员、干部、组织等构成党的生机与活力的各个要素产生作用。制度化水平的高低以及制度运行的成效,关系党内民主建设的实际水平,同时也关系到整个政党组织的质量与活力。4.党内成员通过履行党内义务而享有党员权利,通过党员权利实现而主导党内制度安排,使党内权力在制度规范下运行。党员权利实现离不开党内权力的工具价值,使其维护并服务于党员在党内生活中的主体性地位,又要控制党内权力,避免其因自我增殖、异化而成为党员权利的对立物。这既是党员权利实现的整个过程,也是党内民主的主要内容,因而是党内民主建设的一般属性。5.党内民主是政党现代化的生命性表征,而对党员权利保障的理论认识则是党内民主建设的首要前提。可以认为,以党员权利主导为基本理念开展党内政治生活,是实现党内价值结构由党内权力本位向党员权利本位转变的基础。以党员权利保障为起点建立党内制度体系,是实现党内治理方式由传统人治向现代法治转变的支撑。以党员权利效能为目标运作党内资源,是实现党内民主机制由外在协调手段向内在规定属性转变的关键。以党员权利追求为动力加强党的建设,是实现党内政治局面由外在一致向内在和谐转变的法宝。6.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不仅具有一般政党的功能,还承载着领导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使命。因此,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本质上是党内关系科学性、民主性、法治性的实践形态,包括由指导思想、着力之点、发生逻辑及评价标准等构成的认知体系和由价值指向、主要内容、实践载体及贯彻保障等构成的实践机制。由此展开的理论建设和实践推进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对党内民主建设的深化发展和价值跃升。7.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是政党党内民主一般规律与马克思主义政党鲜明政党意识在特定历史文化条件下相结合的产物。特定的政治主题指引着党内民主建设的价值导向,具体的政党生态孕育着党内民主建设的逻辑特征,党内制度的科学有效性、实践针对性及法治功能性主导着党内民主建设的运行机制,党员在党内政治生活中的主体性地位及其民主能力直接关系到党内民主建设的质量与水平。8.在封建文化传统深刻影响和执政初期恶劣生态中,苏联共产党党内民主建设的基本取向是以党内权力为既定,党员权利服从于党内权力,党内制度体现党内权力意志;在世界多极化格局和党内多元化需求的压力下,苏联共产党党内民主建设又从权力过度集中的极端走向了权利失去限制的另一个极端。受议会民主文化和政党合并历史的影响,东欧共产党在内外合力下对党内民主建设逻辑进行调整,以党员权利为核心,辅以党内权力和党内制度为之服务保障。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建设以完善党内制度体系为关键,党内权力来源于并代表党员权利,以党内制度规范党内权力并保障党员权利,用党内制度体系的现代化来牵引党内民主建设的现代化发展。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在吸取苏东剧变教训、借鉴中共改革经验中发展党内民主建设逻辑,以党员权利为原点,党内权力服务于党员权利,党内制度是党内民主建设的制度化成果,并尝试多种制度形式和民主形态。9.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基本实践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建设提供了弥足可贵的历史经验和思想启迪。具体来说,首先党要强化先进政党意识的价值引领作用。以标识政党由来、维系政党生存、引领政党发展的政党本质属性为党内民主建设提供方向遵循。其次,党要牢记崇高的使命担当。履行政党职能,在治国理政过程中将党内民主追求升华为国家民主理念和社会民主共识,是党内民主建设的价值所在。再次,党要坚持党员主体地位。以保障党员权利为党内民主建设的先决条件,将党内民主潜在优势转换为政党治理显性效能,为党内政治生活注入生机与活力。第四,党要树立明确的责任意识。以法规支撑党内民主建设的过程,用法治保障党内民主发展的成果,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建立健全权力合理制约权力、权利有效监督权力的法规体系和法治模式。第五,党要建立健全制度体系。坚持民主集中制这一根本制度原则,丰富完善基本民主制度,贯彻落实具体民主制度,为党内民主成长提供根本保障。第六,党要锤炼优秀的政治品格。通过科学理论思想、先进价值理念、纯洁党性党德等政党文化建设,为提升党内民主品质厚植信仰给养、精神涵养和组织滋养。
余宁霞[8]（2021）在《精准扶贫领域村干部腐败问题研究 ——基于国务院扶贫办公布的840起腐败典型案例的样本分析（2017-2020年）》文中研究指明腐败就像一颗社会毒瘤长期存在着,而反腐败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难题。目前,我国已经完成了持续8年的脱贫攻坚战任务,实现了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然而不得不注意到,伴随着精准扶贫出现在基层的腐败余毒并未完全根除,滋生腐败的病毒随时都有可能潜入,因此一刻也不能放松警惕。尤其是位于精准扶贫这一神经末梢的村干部,在扶贫项目款项和物资上“动手脚”的腐败问题易发频发,这不仅损害了贫困群众的切身利益,更是增加了国家反腐败工作的负担。基于此,深入探究和回顾精准扶贫领域村干部腐败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主要以国务院扶贫办（现更名为国家乡村振兴局）网站上公布的2017年到2020年精准扶贫领域村干部腐败案例为研究样本,搜集整理出840起村干部腐败典型案例建立样本库,通过介绍样本案例基本情况,对样本案例的数据展开描述性统计分析,主要围绕腐败主体基本信息、腐败案件事实信息、腐败行为发生信息和腐败案件处置信息这四个维度进行具体分析,归纳出精准扶贫领域村干部腐败的类型主要表现为:精准扶贫中优亲厚友、私自挪用扶贫专项资金、贪污受贿违规收费、侵占骗取扶贫款项物资以及扶贫工作中失职失责等五种。结合数据图表呈现得出精准扶贫领域村干部腐败普遍具有以下特征:涉案主体以村两委“一把手”为主;涉案地区分布广泛且西部更为严重;涉案领域多样且以“低保兜底”和“危房改造”为主;涉案金额差距悬殊且以“微腐败”为显着特征。进而运用制度预防腐败理论和权力制约监督理论,考虑从腐败动机角度分析村干部个人思想主观方面原因,包括村干部个人文化素养和法纪意识不足、“官本位”思想以及社会心态不平衡等因素。从腐败机会角度考虑有内外权力监督体系的不健全以及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存在漏洞等客观原因,内外权力监督体系的不健全包括上级党政部门以及纪检监察机关监督的失灵、村务监督机构等同级监督的缺位以及人民群众、舆论媒体和社会团体等社会监督的不足;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存在漏洞包括贫困信息识别不精准、扶贫信息公开不透明以及扶贫资金管理不规范等因素。因此防止腐败行为的发生,要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不想腐、不敢腐和不能腐的“三不”反腐机制建设为核心主线,有针对性地提出深化思想教育防范机制、健全权力制约监督机制以及整治扶贫工作机制漏洞等对策来有效遏制村干部腐败问题,从而为加强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形成良好的政治生态提供参考。
马琳[9]（2021）在《县级巡察监督运行和实践研究 ——基于三县案例的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巡察监督作为党内巡视制度向基层延伸和拓展的有效路径,成为基层党内监督的有效手段之一。本研究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建构的大背景下,深入我国东南部、中部和华东地区3个县区,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县级巡察监督运行这一政治现象进行田野调查。本文主要以李景鹏教授的“权力主体、目的性、权力资源、权力客体、权力主体对客体的一定作用方式、权力格局、权力关系的稳定度”政治权力七个要素为分析框架,描述和探讨了一个政治现象——县级巡察监督的运行。运用案例研究法、深度访谈法、参与观察法和程序化扎根理论的编码程序,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巡察监督的运行和实践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考察和探究。整体而言,巡察监督主体对客体的巡察监督和整改督查,发现问题,并在巡察监督的移交阶段和整改阶段致力于解决问题,进一步形成了巡察监督主体与客体之间权力关系间博弈局面,及较为稳定的权力格局。负有监管职责的部门为巡察提供的资源及开展监督的制度保障,巡察监督主体、客体及负有监管职责的部门,三方之间的交互作用使得县委巡察在县域社会下开展呈现出平衡的局面。县委巡察机构为了使巡察监督稳定开展,制定了多项巡察配套制度和工作机制,以及县级巡察监督呈现出来的成效,使巡察监督呈现出程序性、高度集中性、全面性、协同性和预测性的运行特征。县级巡察监督工作程序、配套制度和运行特征等,赋予了县级巡察监督的运行呈现出规律性、可操作性、可重复性的6大运行机制。巡察监督具有动力、决策、保障、约束、协同、成果运用6个方面的运行机制。从巡察监督的动力机制和决策机制来看,县级巡察监督是党内巡视制度在基层党内监督的补充和延伸,政策目标是通过巡察监督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目前,三个田野点的县委巡察机构制定了巡察配套制度,为巡察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从巡察监督的保障机制和约束机制来看,巡察监督的工作程序为巡察监督提供了制度化的工作流程,制定了巡察监督涉及各个主体之间相互协作的机制,为巡察监督提供了程序化的规范,从而使得县级巡察监督的开展,自带反映问题的渠道、拓宽监督范围、解决群众诉求、促使基层党组织加强党的建设的效应。同时,巡察监督工作通过巡察整改和成果运用,规范了基层工作的各类流程,起到了程序规范的效应,赋予了县委巡察监督程序性监督的特性。从巡察监督的协同机制和成果运用机制来看,巡察整改及巡察成果运用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在巡察整改阶段依然存在整改不到位的问题,具体可分为态度型、动机型、防守型和体制机制型4个类型,在防守型和体制机制型整改不到位的情境下,需要发挥县域社会下其他监督的协同的力量共同进行整改,巡察机构与其他部门在巡察监督与协同监督中能做到资源共享,涉及到超越了党委权限的体制机制型问题,往往需要巡察整改联动协作,甚至是寻求更高一级或者二级党委和政府,以及其他部门的协作支持。但在县域社会下,约束机制、保障机制、协同机制和成果运用机制都存在实际困难,因此,真正意义上的协同监督机制尚未成立。
张国坤[10]（2020）在《新时代中国特色金融监管法治化研究》文中提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步伐加快,金融科技广泛应用,金融的风险形态呈现复杂化。本文研究的新时代中国特色金融监管法治化问题,是以马克思主义金融监管理论和法治理论为指导,以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金融监管改革发展和金融监管法治建设为对象,聚焦当前金融监管改革及其法治化中的问题,对深入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金融监管法治化,进而加快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和监管能力现代化进程进行探讨。金融的功能犹如硬币的两面,一方面,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风险始终与金融相生相伴,正如马克思所言,生息资本也就是金融是“一切颠倒错乱形式之母”。回顾过往,一部人类金融史,实质上也是一部金融危机治乱循环史。严重的金融危机足以威胁政权稳定,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就曾引发多国治理危机甚至政府垮台。由此可见,金融自带风险基因以及金融危机引发的巨大冲击,都凸显了金融安全的重要性和金融监管的必要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推进构建现代金融监管框架,健全金融法治;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在国家治理现代化逻辑中,法治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同理,在实现金融监管体系和监管能力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上,法治化也应当是必由之路。金融监管是政府矫正金融市场失灵的一种公权力,如何对待政府公权力是法治的基本问题,因此,金融监管的法治化研究也必须围绕如何对待金融监管权力展开。对现代国家来说,法治化是权力合理配置和运行的基本方式,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性保障。本文所述的金融监管法治化是围绕监管权主体地位、监管权配置、监管权行使、监管权监督等开展的一种微观层面权力变革现象,旨在建构新时代金融监管权力的生存方式。金融监管法治化的核心要义就是对金融监管权力进行制衡。通过对金融监管权力的制衡,规范监管权力运行,促进监管权力行使的理性化,实现金融市场多元主体利益的平衡。金融监管法治化的基本框架就是对金融监管权力运行进行法治化设计,实现从监管机构的设立、组织架构和职责分工,到监管模式、监管手段、监管程序的确立,再到对监管权力的监督控制,都依赖于法治的指引和保障。首先,金融监管机构依法而产生,这保证了权力本身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其次,金融监管权力配置法治化,要求金融监管权力由法律根据制衡与协调的原则在不同领域进行分配,并由法律明确界定不同权力的边界,以此实现权力和职责的法治化配置。再次,金融监管主体应依法行使监管职权。权力行使包括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既要应当制定完整、统一、协调的金融监管法律法规和规则体系,实现监管全覆盖。又要求金融监管机构必须按照法定的程序进行监管。最后,加强对金融监管权力运行的监督,将监管行为完全纳入法律规范的调控之下。一切社会科学都是研究人的科学,都是研究人类不同的社会实践。任何一门社会科学的发展,都是在以往知识积累的基础上而发展的。这方面,马克思主义为人们认识和研究社会问题开辟了科学道路,提供了科学的研究方法。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破解改革发展难题,化解各种风险挑战,必须不断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就要求研究新时代中国特色金融监管法治化问题,必须以马克思主义金融监管理论和法治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监管理论和法治理论,特别是十八大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监管最新理论和法治最新理论为指导。在研究方法上,研究金融监管法治化必须在历史和现实对照中探求得失,在国内和国外对比中寻求共鸣。“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从金融监管法治化进程来看,每一次金融监管机构改革和权力调整,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一定的历史必然性,符合某一特定时代的基本特征与要求。因此,必须首先从历史的角度论证我国金融监管及其法治化的变迁,揭示其内在的发展演变规律,以此为新时代金融监管法治化研究提供思想资源。马克思指出,某个特定的历史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完全取决于“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因此,我们必须将金融监管法治化问题放在新时代的政治、经济、金融多重背景下进行考量,寻找金融监管法治化的内在动因,挖掘当前面临的困境和问题,进而彰显金融监管法治化的时代性。同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文从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入手,探讨金融监管法治化国际趋势,对完善新时代中国特色金融监管法治建设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习近平强调,必须深化对金融本质和规律的认识,“立足中国实际,走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在总结我国金融监管法治化历史经验、分析当前金融监管法治化存在的问题和困境、借鉴域外金融监管改革及其法治启示基础上,本文最后立足新时代金融发展实际和金融监管要求,探索新时代中国特色金融监管的法治化目标、原则和路径。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监管法治建设,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走新时代中国特色金融监管法治之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让人民群众共享金融改革发展成果;坚持新发展理念,让金融监管适应金融供给侧改革需要;坚持权力公开透明,让所有金融监管活动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具体路径包括发挥立法在金融监管的牵引作用,尽快明确监管主体的法律地位,优化金融监管组织架构,增强监管权配置的合法性,堵塞金融监管规则漏洞,强化金融监管权行使的程序控制,构建全方位金融监管权监督网络等。
二、缺乏监督的权力与缺乏权力的监督（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缺乏监督的权力与缺乏权力的监督（论文提纲范文）
（1）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对象、目标及其实现路径（论文提纲范文）
| 一、监督体系的组成要素及其监督对象 |
| (一)总体层面的监督对象 |
| (二)监督体系的具体要素和监督对象 |
| 1.监督要素组成 |
| 2.具体的监督对象 |
| (1)党内监督的对象 |
| (2)人大监督的对象 |
| (3)国家监察的对象 |
| (4)司法监督的对象 |
| (5)审计监督的对象 |
| (三)特殊视角下的监督对象 |
| 二、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监督目标 |
| (一)监督体系构建的基本目标 |
| (二)监督体系构建的高等目标 |
| 三、监督实践析论 |
| (一)在实现监督目标上的进展 |
| 1.党内监督改革进展 |
| 2.国家监察改革析论 |
| 3.对监督者的监督进展 |
| (二)监督实践中存在的不足 |
| (三)实现监督目标的难点 |
| 1.重视单向监督，缺乏双向制约理念 |
| 2.强调组织监督，忽视民主监督 |
| 3.重视自身监督，忽视外部监督 |
| 4.重视对被监督者的监督，忽视对监督者的监督 |
| 四、创新监督体系的路径思考 |
| (一)尽快补齐短板以实现基本目标 |
| 1.破解“一把手”监督难题 |
| 2.克服监督“盲点”以有效监督顶层权力 |
| 3.加强对监督者的监督 |
| (二)融合创新以实现高等目标 |
（2）大学生宪法意识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理论基础 |
| 1.3.1 马克思主义法律观 |
| 1.3.2 习近平法治思想 |
| 1.3.3 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理论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研究的创新点 |
| 2 宪法意识概述 |
| 2.1 宪法意识的概念 |
| 2.1.1 宪法意识的内涵 |
| 2.1.2 宪法意识与相关概念 |
| 2.2 宪法意识的结构 |
| 2.2.1 宪法知识 |
| 2.2.2 宪法理想 |
| 2.2.3 宪法情感 |
| 2.2.4 宪法意志 |
| 2.2.5 宪法评价 |
| 2.2.6 宪法信仰 |
| 2.3 宪法意识的功能 |
| 2.3.1 指导科学立法功能 |
| 2.3.2 促进严格执法功能 |
| 2.3.3 保证公正司法功能 |
| 2.3.4 引导全民守法功能 |
| 2.4 我国公民宪法意识的基本内容 |
| 2.4.1 宪法至上意识 |
| 2.4.2 党的全面领导意识 |
| 2.4.3 基本权利意识 |
| 2.4.4 权力监督意识 |
| 2.4.5 遵守规则意识 |
| 3 大学生宪法意识现状调查与分析 |
| 3.1 调查问卷的设计、实施与回收 |
| 3.1.1 问卷设计思路 |
| 3.1.2 抽样方案设计 |
| 3.1.3 问卷回收 |
| 3.2 大学生宪法意识现状的整体特征 |
| 3.2.1 对宪法重要性的认识有所提升 |
| 3.2.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理念认同度高 |
| 3.2.3 对宪法基本知识有较好了解 |
| 3.2.4 主动维权意识较好 |
| 3.2.5 对宪法实施效果持肯定性评价 |
| 3.3 大学生宪法意识差异性分析 |
| 3.3.1 基于自然因素的差异分析 |
| 3.3.2 基于成长背景因素的差异分析 |
| 3.3.3 基于教育因素的差异分析 |
| 3.3.4 基于海外生活经历、校外兼职的差异分析 |
| 4 大学生宪法意识存在的问题及影响因素 |
| 4.1 大学生宪法意识存在的主要问题 |
| 4.1.1 宪法至上意识尚未形成 |
| 4.1.2 基本权利意识有待加强 |
| 4.1.3 权力监督意识有待提高 |
| 4.2 大学生宪法意识生成的影响因素 |
| 4.2.1 社会因素 |
| 4.2.2 学校因素 |
| 4.2.3 家庭因素 |
| 4.2.4 自身因素 |
| 5 加强大学生宪法意识培育的目标与原则 |
| 5.1 大学生宪法意识培育的目标 |
| 5.1.1 认知目标 |
| 5.1.2 情感目标 |
| 5.1.3 行为目标 |
| 5.1.4 发展目标 |
| 5.2 大学生宪法意识培育的原则 |
| 5.2.1 方向性原则 |
| 5.2.2 求实性原则 |
| 5.2.3 渗透性原则 |
| 5.2.4 主体性原则 |
| 6 加强大学生宪法意识培育的途径与方法 |
| 6.1 优化社会环境 |
| 6.1.1 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 |
| 6.1.2 优化全面实施宪法的政治环境 |
| 6.1.3 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文化环境 |
| 6.1.4 优化媒体融合传播的网络环境 |
| 6.2 加强学校教育 |
| 6.2.1 发挥“基础”课的主渠道关键课程作用 |
| 6.2.2 开设“中国宪法”课程为通识必修课 |
| 6.2.3 挖掘其他课程蕴含的宪法教育资源 |
| 6.2.4 践行依宪治校引领校园文化建设 |
| 6.3 重视家庭教育 |
| 6.3.1 发挥家长的榜样作用 |
| 6.3.2 培养遵守规则意识 |
| 6.3.3 营造民主家风 |
| 6.4 强化自我教育 |
| 6.4.1 增强对宪法重要性认识 |
| 6.4.2 积极参与宪法法治类实践 |
| 6.4.3 发挥朋辈教育作用 |
| 7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大学生宪法意识调查问卷 |
| 附录B 问卷赋值题评分 |
| 附录C 访谈提纲及访谈对象基本情况 |
| 作者简历及在学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3）参政党视角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一、国内对中国新型(特色)政党制度的研究状况 |
| 二、国外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研究状况 |
| 三、对已有研究的分析和评价 |
| 第三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何谓参政党 |
| 二、何谓新型政党制度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困难与不足 |
| 第一章 参政党视角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建构 |
| 第一节 参政党视角的形成 |
| 一、政党制度研究的西方路径 |
| 二、中国政党制度的既有解释 |
| 三、参政党: 中国政党制度研究的新角度 |
| 第二节 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功能分析 |
| 一、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缘起与发展 |
| 二、本文对结构-功能主义的借鉴 |
| 三、角色定位、角色互动与功能转化:参政党视角下新型政党制度的分析框架 |
| 第二章 参政党角色定位与新型政党制度的变迁 |
| 第一节 参政党的角色定位及其规范化发展 |
| 一、作为组织的参政党 |
| 二、作为制度的参政党 |
| 三、治理中的参政党 |
| 四、参政党三种角色间的逻辑关系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变迁 |
| 一、20世纪40年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 |
| 二、改革开放前中国政党制度的曲折发展 |
| 三、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党制度的健全与制度化 |
| 四、新时代以来“新型政党制度”概念的提出 |
| 第三节 参政党角色规范化对新型政党制度变迁的积极作用 |
| 一、新型政党制度变迁的总体特征 |
| 二、新型政党制度变迁中执政党与参政党的角色定位 |
| 三、参政党角色规范化与新型政党制度变迁关键节点的契合 |
| 四、参政党文化建设对新型政党制度的意义 |
| 第三章 参政党和执政党的互动与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体系 |
| 第一节 组织角色的互动与新型政党制度的组织模式 |
| 一、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 |
| 二、组织关系——非竞争性 |
| 三、组织特征——非对称性 |
| 第二节 制度角色的互动与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模式 |
| 一、政党与政权关系——执政-参政 |
| 二、政党与政党关系——多党合作 |
| 三、政党与社会关系——政治协商 |
| 第三节治理角色的互动与新型政党制度的治理机制 |
| 一、嵌入式治理——新型政党制度的治理机制 |
| 二、一主多元: 治理主体的权力分配机制 |
| 三、协商整合: 治理过程的协同互动机制 |
| 四、科学民主: 治理绩效的提升机制 |
| 第四节 参政党与执政党互动下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 |
| 一、合作型: 新型政党制度结构的整体特征 |
| 二、参与型: 参政党在新型政党制度结构中的定位 |
| 三、参政党政治参与对新型政党制度合作型结构的塑造 |
| 第四章 参政党功能与新型政党制度的运行效能 |
| 第一节 体系维持: 参政党与新型政党制度的体系效能 |
| 一、政治录用: 参政党的人才吸纳效应 |
| 二、政治沟通: 参政党与执政党的党际交流 |
| 三、政治社会化: 参政党的文化传播 |
| 第二节 治理优化: 参政党与新型政党制度的过程及政策效能 |
| 一、利益表达与聚合: 参政党的利益整合作用 |
| 二、政策制定与实施: 参政党对决策科学化的推动 |
| 三、职权行使、社会服务与政策监督: 参政党的政策输出与反馈功能 |
| 第三节 参政党功能转化对新型政党制度效能的积极作用 |
| 一、新型政党制度的运行特点 |
| 二、参政党对新型政党制度体系的巩固效应 |
| 三、参政党对新型政党制度过程与政策效能的优化作用 |
| 第五章 参政党视角下新型政党制度面临的挑战及应对 |
| 第一节 参政党角色缺位及其对新型政党制度的影响 |
| 一、参政党角色规范化的不足 |
| 二、参政党自身的结构性瓶颈 |
| 三、参政党的功能局限 |
| 第二节 新型政党制度面临的压力与挑战 |
| 一、国内社会环境的压力 |
| 二、国际局势的影响 |
| 第三节 参政党视角下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化路径 |
| 一、在执政党领导下完善参政党建设 |
| 二、完善政党协商机制与新型政党制度合作型制度结构 |
| 三、提升参政党治理能力与新型政党制度运行效能 |
| 四、增强参政党与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适应性 |
| 结语 |
| 一、理论价值 |
| 二、治理价值 |
| 三、民主价值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依据和研究价值 |
| (一)选题依据 |
| (二)研究价值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一)国内外文献研究现状 |
| (二)主要研究领域及代表性观点简介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构成要素与结构模式 |
| 一、基本概念阐释 |
| (一)权力、政治权力、国家权力、公权力与腐败 |
| (二)监督、监督制度、监督体系和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 |
|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构成要素 |
| (一)中国共产党对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构成要素认识的不断深化 |
| (二)学界对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构成要素的探讨 |
| (三)梳理与整合:党和国监督体系的“十大要素”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结构模式 |
| (一)“多维立体协同”监督结构模式及其结构分析 |
| (二)“多维立体协同”结构模式的特点 |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内容逻辑 |
| 一、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为谁监督” |
| (一)党内监督坚守“人民至上”的初心使命,不断推进自我革命 |
| (二)国家监督践行“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打造廉政为民政府 |
| (三)社会监督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构筑人民监督网 |
| 二、厘清监督主体——“谁来监督” |
| (一)厘清党内监督多元主体 |
| (二)厘清国家监督多元主体 |
| (三)厘清社会监督主体 |
| 三、实现监督对象全覆盖——“监督谁” |
| (一)党内监督对象始终坚持全覆盖和抓“关键少数”相结合 |
| (二)国家监督逐步实现监督对象全覆盖 |
| (三)社会监督对象的统一性和全覆盖 |
| 四、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重点——“监督什么” |
| (一)压实责任,党内监督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
| (二)强化责任担当,国家监督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
| (三)依法有序监督,社会监督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
| 第三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形成发展的思想探源 |
| 一、始终坚守马列主义权力监督思想的理论本源 |
| (一)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监督思想内核的坚守 |
| (二)对列宁社会主义监督思想的继承 |
| 二、始终继承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监督思想的精神内核 |
| (一)学习借鉴苏联的党政监督模式 |
| (二)党政监督始终围绕党的中心工作 |
| (三)重视党政监督法规建设 |
| (四)建立局部政权条件下的行政监察制度体系 |
| 三、始终秉承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历史基因 |
| (一)对我国传统法治监察思想的传承 |
| (二)对我国传统监察制度体系建设思想的借鉴 |
| (三)对我国传统廉政文化教育的扬弃 |
| 四、对西方国家权力监督制约思想的借鉴 |
| (一)各国应在共同反腐中交流互鉴 |
| (二)对资产阶级权力监督思想的批判吸收 |
| 第四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经验 |
|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发展历程 |
| (一)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制度框架的创立与撤销(1949-1978) |
| (二)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恢复发展(1978-2012) |
| (三)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体系化创新发展(2012——) |
|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建设的基本经验 |
| (一)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
| (二)必须坚持紧扣党和国家发展大局和中心任务 |
| (三)必须坚持党内监督、国家监督与社会监督的协同发展 |
| (四)必须坚持紧紧抓住“关键少数” |
| (五)必须坚持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
| 第五章 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显着优势和现实贡献 |
| 一、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显着优势 |
|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优势 |
| (二)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优势 |
| (三)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优势 |
| (四)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优势 |
| 二、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贡献 |
| (一)理论维度——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发展 |
| (二)历史维度——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新超越 |
| (三)实践维度——党和国家自我革命的新阶段 |
| (四)世界维度——腐败治理的中国经验 |
| 第六章 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挑战与完善对策 |
| 一、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挑战 |
| (一)党内监督、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的协同性有待提升 |
| (二) “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仍是党内监督的短板 |
| (三)社会监督体制机制有待健全 |
| 二、健全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完善对策 |
| (一)坚持党的领导,完善协同监督机制 |
| (二)多管齐下,破解“一把手”监督、同级监督难题 |
| (三)固本强基,建立健全社会监督体制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5）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理论阐释研究 |
| (二)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历史考察研究 |
| (三)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实践探索研究 |
| (四)已有研究评析 |
| 三、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与内容结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三)内容结构 |
| 四、研究创新与研究不足 |
| (一)研究创新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基本概念界定与相关理论阐述 |
| 一、基本概念界定 |
| (一)制度概念的界定 |
| (二)制度变迁概念的界定 |
| (三)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概念的界定 |
| 二、相关理论阐述 |
| (一)权力制约与监督理论 |
| (二)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 |
| (三)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理论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历程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历程 |
| (一)制度生成:1928 年《巡视条例》的颁布 |
| (二)制度更新:1931 年《中央巡视条例》的颁布 |
| (三)制度衰微:1934 年后《中央巡视条例》逐渐衰微 |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历程 |
| (一)制度探索:1955 年关于建立巡视制度决定的提出 |
| (二)制度停滞:1957 年后巡视制度日渐停滞 |
|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历程 |
| (一)制度重建:1996 年关于建立巡视制度试行办法的颁布 |
| (二)制度完善:2004 年关于巡视工作暂行规定的颁布 |
| (三)制度健全:2009 年《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的颁布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历程 |
| (一)制度创新:2015 年《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的颁布 |
| (二)制度优化:2017 年《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的修订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巡视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 |
| (一)巡视制度生成的动力因素 |
| (二)巡视制度更新的动力因素 |
| (三)巡视制度衰微的动力因素 |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巡视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 |
| (一)巡视制度探索的动力因素 |
| (二)巡视制度停滞的动力因素 |
|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巡视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 |
| (一)巡视制度重建的动力因素 |
| (二)巡视制度完善的动力因素 |
| (三)巡视制度健全的动力因素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巡视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 |
| (一)巡视制度创新的动力因素 |
| (二)巡视制度优化的动力因素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总体特征 |
| 一、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结构科学性 |
| (一)巡视主体日益专职化 |
| (二)巡视对象逐步全覆盖 |
| (三)巡视方法渐趋多元化 |
| (四)巡视程序不断规范化 |
| (五)巡视权责更加一致化 |
| 二、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功能聚焦性 |
| (一)由多元功能向监督功能聚焦 |
| (二)由多元监督向政治监督聚焦 |
| 三、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方式多重性 |
| (一)巡视制度变迁方式的渐进性 |
| (二)巡视制度变迁方式的外生性 |
| (三)巡视制度变迁方式的合意性 |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 |
| 一、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驱动路径 |
| (一)政治权力主体的适应变革 |
| (二)现代政治观念的有效支撑 |
| (三)多元制度体系的匹配衔接 |
| (四)关键时间要素的精准把控 |
| 二、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内容指向 |
| (一)推动巡视制度结构现代化 |
| (二)促进巡视制度功能政治化 |
| (三)增强巡视制度执行实效性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6）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全面依法治国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意义 |
| 1.1.1 理论意义 |
| 1.1.2 现实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与难点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论文难点 |
| 第2章 依法治国的相关概念 |
| 2.1 系列概念 |
| 2.1.1 法治 |
| 2.1.2 法治与人治 |
| 2.1.3 法治与德治 |
| 2.1.4 法治与法制 |
| 2.2 依法治国的内涵 |
| 2.2.1 依法治国的概述 |
| 2.2.2 依法治国的理论基础 |
| 2.2.3 依法治国理论的本质特征 |
| 2.3 依法治国的核心 |
| 2.3.1 依宪治国 |
| 2.3.2 依法执政 |
| 第3章 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理论的思想基础与理论渊源 |
| 3.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法治思想 |
| 3.1.1 马克思恩格斯的法治思想 |
| 3.1.2 列宁斯大林对法制的探索和教训 |
| 3.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依法治国理论 |
| 3.2.1 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开端 |
| 3.2.2 从法制到法治建设 |
| 3.2.3 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提出 |
| 3.2.4 依法治国理论体系的建立 |
| 3.3 中国传统法制思想 |
| 3.3.1 中国古代法制思想 |
| 3.3.2 中国近代法制思想 |
| 第4章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入新时代 |
| 4.1 新时代依法治国理论的概述 |
| 4.1.1 新时代依法治国理论的形成 |
| 4.1.2 新时代依法治国理论的主要内容 |
| 4.2 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成就 |
| 4.2.1 从治国基本方略转变为全面推进 |
| 4.2.2 从形式法治到实质法治 |
| 4.2.3 从依法管理向治理现代化 |
| 4.2.4 从依法治国到法治中国建设 |
| 4.3 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特点 |
| 4.3.1 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全面性 |
| 4.3.2 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创新性 |
| 4.3.3 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性 |
| 4.3.4 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科学性 |
| 第5章 新时代依法治国理论的历史地位与实践价值 |
| 5.1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理论的历史地位 |
| 5.1.1 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 |
| 5.1.2 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
| 5.1.3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理论的理论地位 |
| 5.1.4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理论的现实意义 |
| 5.2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理论的实践价值 |
| 5.2.1 新时代依法治国为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有力保障 |
| 5.2.2 新时代依法治国是民主政治建设的最集中体现 |
| 5.2.3 新时代依法治国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前提 |
| 5.2.4 新时代依法治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
| 5.2.5 新时代依法治国为人类法治文化贡献了中国智慧 |
| 第6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的基本经验和优势 |
| 6.1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的基本经验 |
| 6.1.1 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党与法的关系 |
| 6.1.2 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法与权的关系 |
| 6.1.3 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民主与法治的关系 |
| 6.1.4 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关系 |
| 6.1.5 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立足国情与借鉴中外法治经验的关系 |
| 6.2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的优势 |
| 6.2.1 以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最大特色和优势 |
| 6.2.2 以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为力量源泉和重要保障 |
| 6.2.3 以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客观要求 |
| 6.2.4 以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为实现路径 |
| 6.2.5 以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为重要原则 |
| 第7章 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理性思考 |
| 7.1 新时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
| 7.1.1 法治发展不平衡制约了整体法治水平的提升 |
| 7.1.2 法治发展不充分难以发挥法治的功能 |
| 7.1.3 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对依法治国的影响 |
| 7.2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的完善路径 |
| 7.2.1 科学立法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关键 |
| 7.2.2 严格执法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关键 |
| 7.2.3 公正司法是现代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防线 |
| 7.2.4 全民守法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基础 |
| 7.2.5 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 |
| 7.2.6 依法治国、依法治党、依法治军全盘考虑 |
| 7.2.7 全面贯彻改革、发展、稳定相统一 |
| 7.2.8 国家、地方、个人协调一致共同发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攻读成果 |
| 致谢 |
（7）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基本实践与理论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评析 |
| 三、研究方法与内容结构 |
| 四、创新之处与主要不足 |
| 第一章 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相关概念与基本理论 |
| 第一节 党内民主 |
| 一、党内民主的支撑要素 |
| 二、党内民主的价值 |
| 三、党内民主的一般性特征 |
| 第二节 党内民主建设 |
| 一、党内民主价值厚植于政党目标 |
| 二、党内民主原则取决于政党类型 |
| 三、党内民主形态孕育于政党生态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 |
| 一、基于政党基本性质的内容体系 |
| 二、基于政党价值指向的主要特征 |
| 三、基于政党发展目标的建设逻辑 |
| 第二章 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理论基础与思想资源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党内民主建设思想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党内民主建设思想 |
| 二、列宁党内民主建设思想 |
| 第二节 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党内民主建设主张 |
| 一、李卜克内西与倍倍尔强调党内民主价值 |
| 二、普列汉诺夫追求党内广泛民主 |
| 三、卢森堡主张制约党内权力以保障党员权利 |
| 第三节 西方学者关于党内民主的主要见解 |
| 一、关于党内民主的属性 |
| 二、关于党内民主的功能 |
| 三、关于党内民主的价值 |
| 第三章 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主要脉络 |
| 第一节 苏联共产党首开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先河 |
| 一、“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确立与运用 |
| 二、党员权利资格的设置与实践 |
| 三、党内权力的结构及其运行 |
| 四、党内民主建设停滞、倒退后陷于无序状态 |
| 第二节 原东欧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道路探索 |
| 一、“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沿袭与调整 |
| 二、党员权利内容的规定与延伸 |
| 三、党内权力运行的机制建设 |
| 四、党内民主建设迷失方向直至改旗易帜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曲折创新党内民主发展机制 |
| 一、“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阐释与创新 |
| 二、党员权利范围的明晰与扩展 |
| 三、党内权力运行机制的发展完善 |
| 四、党内民主建设的持续推进 |
| 第四节 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多样性探索 |
| 一、“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坚持与发展 |
| 二、党员权利保障的细化与救济 |
| 三、党内权力的适应性集中与制约 |
| 四、党内民主建设的形式多样性 |
| 第四章 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分析比较 |
| 第一节 苏联共产党党内民主建设分析 |
| 一、党内民主建设的运行逻辑 |
| 二、党员权利匮乏的历史根源 |
| 三、党内权力集中的政治生态 |
| 四、建立党内制度的现实局限 |
| 五、党内政治生活陷入极端民主化的背景性分析 |
| 第二节 原东欧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分析 |
| 一、党内民主建设的逻辑调整 |
| 二、党内民主理念的文化基础 |
| 三、党员权利扩展的客观环境 |
| 四、党内生活制度化的现实困境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建设分析 |
| 一、党内民主建设的逻辑创新 |
| 二、党内民主价值的历史形成 |
| 三、“民主”与“集中”有机统一的执政生态 |
| 四、构建党内制度体系的现实支撑 |
| 第四节 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分析 |
| 一、党内民主建设的逻辑发展 |
| 二、党内权力集中的历史渊源 |
| 三、党员权利保障的时代背景 |
| 四、探索党内制度形态的现实条件 |
| 第五章 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几点启示 |
| 一、强化政党意识是党内民主建设的首要前提 |
| 二、履行政党职能是党内民主建设的价值指向 |
| 三、保障党员权利是党内民主建设的先决条件 |
| 四、规制党内权力是党内民主建设的内在要求 |
| 五、完善党内制度是党内民主建设的根本保障 |
| 六、培育政党文化是党内民主建设的长效滋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精准扶贫领域村干部腐败问题研究 ——基于国务院扶贫办公布的840起腐败典型案例的样本分析（2017-2020年）（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研究背景 |
| 2.研究意义 |
| (二)核心概念与相关理论 |
| 1.核心概念 |
| 2.相关理论 |
| (三)研究现状与研究述评 |
| 1.国内研究现状 |
| 2.国外研究现状 |
| 3.研究述评 |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研究思路 |
| 2.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创新点与不足 |
| 1.可能的创新点 |
| 2.研究不足之处 |
| 一、对840 起精准扶贫领域村干部腐败典型样本案例的分析归纳 |
| (一)样本案例基本情况分析 |
| 1.案例选取情况描述 |
| 2.样本案例库信息描述 |
| (二)样本案例数据分析 |
| 1.腐败主体基本信息维度分析 |
| 2.腐败案件事实信息维度分析 |
| 3.腐败行为发生信息维度分析 |
| 4.腐败案件处置信息维度分析 |
| (三)样本案例的主要类型分析 |
| 1.优亲厚友,谋取私利显失帮扶公平 |
| 2.雁过拔毛,截留挪用私分扶贫资金 |
| 3.吃拿卡要,行贿受贿盘剥群众钱财 |
| 4.虚报冒领,侵占骗取扶贫款项物资 |
| 5.失职失责,履职不力违反群众纪律 |
| (四)样本案例的普遍特征归纳 |
| 1.从涉案主体来看,村两委中“一把手”成为腐败高发人群 |
| 2.从涉案地区来看,地区分布广泛且西部情况更为严重 |
| 3.从涉案领域来看,涉及面广且主要集中在危房改造和低保领域 |
| 4.从涉案金额来看,腐败金额悬殊且呈现出“微腐败”特征 |
| 二、从样本案例分析精准扶贫领域村干部腐败的成因 |
| (一)村干部作为扶贫政策执行主体的缺陷 |
| 1.村干部文化素养不高,法纪意识淡薄 |
| 2.村干部生活待遇偏低,社会心态失衡 |
| 3.村干部“官本位”思想重,权力观念扭曲 |
| (二)内外权力监督体系不健全 |
| 1.上级监督失灵 |
| 2.同级监督空缺 |
| 3.社会监督不足 |
| (三)精准扶贫领域工作机制存在漏洞 |
| 1.贫困信息识别不精准 |
| 2.扶贫信息公开不透明 |
| 3.扶贫资金管理不规范 |
| 三、治理精准扶贫领域村干部腐败的对策 |
| (一)深化思想教育防范机制,营造“不想腐”氛围 |
| 1.加强村干部文化素养和法纪教育,自觉践行“两个维护” |
| 2.建立村干部激励保障机制,充分激发工作热情 |
| 3.强化村干部正确权力观和服务意识,大力推进清廉建设 |
| (二)健全权力制约监督机制,强化“不敢腐”震慑 |
| 1.明确职能部门监督责任,突出政治监督 |
| 2.发挥村务监督机构作用,落实民主监督 |
| 3.加强社会监督制约力量,强化党外监督 |
| (三)整治扶贫工作管理机制,扎紧“不能腐”笼子 |
| 1.优化贫困信息识别方法,实施动态管理机制 |
| 2.严格执行村务公开制度,确保信息公开透明 |
| 3.规范扶贫资金管理制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县级巡察监督运行和实践研究 ——基于三县案例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问题提出 |
| (三)研究意义 |
| 二、核心概念 |
| (一)党内巡视制度 |
| (二)巡察监督 |
| (三)运行机制 |
| 三、研究现状 |
| (一)党内巡视制度的研究 |
| (二)巡察监督的研究 |
| 四、创新性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研究方法及思路 |
| 一、研究对象及观察对象 |
| (一)研究对象 |
| (二)观察对象 |
| (三)访谈对象 |
| 二、田野点的选择及基本情况 |
| (一)田野点的抽样与代表性 |
| (二)田野点特点与进入 |
| (三)田野点的基本情况 |
| 三、研究方法 |
| (一)案例研究法 |
| (二)参与观察法 |
| (三)深度访谈法 |
| (四)程序化扎根理论 |
| 四、编码技术操作化 |
| 第二章 巡察监督的分析框架 |
| 一、目的性:巡察监督的政策目标 |
| (一)微观层面的政策目标 |
| (二)宏观层面的政策目标 |
| 二、巡察监督的主体 |
| 三、巡察监督的客体与权力资源 |
| 四、作用方式与权力格局 |
| 五、巡察监督的稳定度 |
| 小结 |
| 第三章 巡察监督的实践逻辑 |
| 一、巡察监督的工作程序 |
| (一)巡察监督的工作流程 |
| (二)巡察监督的配套制度 |
| 二、巡察监督的基本特征 |
| (一)程序监督是基本属性 |
| (二)决策机制上的高度集中性 |
| (三)空间范围内的全面性 |
| (四)工作程序上的协同性 |
| (五)成果运用上的预测性 |
| 三、巡察监督的工作成效 |
| (一)巡察政策推行的效应 |
| (二)巡察整改后的效应 |
| (三)形成协同监督体系 |
| 小结 |
| 第四章 巡察监督的运行机制 |
| 一、巡察监督的动力机制 |
| 二、巡察监督的决策机制 |
| (一)县委巡察运行的权力关系 |
| (二)县委巡察机构内部的权力关系 |
| 三、巡察监督的保障机制 |
| 四、巡察监督的约束机制 |
| 五、巡察监督的协同机制 |
| (一)配合巡察机制 |
| (二)上下联动机制 |
| (三)协同监督机制 |
| 六、巡察监督的成果运用机制 |
| 小结 |
| 第五章 巡察监督运行存在的问题及悖论 |
| 一、巡察监督整改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
| (一)态度型整改不到位 |
| (二)动机型整改不到位 |
| (三)防守型整改不到位 |
| (四)体制机制型整改不到位 |
| 二、巡察监督成果运用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
| (一)配合巡察型不到位 |
| (二)上下联动不到位 |
| (三)协同监督机制未形成 |
| 三、巡察实践的两个悖论 |
| (一)第一个悖论:巡察效果与巡察问题、线索数量成正比 |
| (二)第二个悖论:巡察制度落实靠领导人重视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3个田野点访谈对象来源列表 |
| 附录2 县委巡察访谈提纲 |
| 附录3 党的十八大以来巡视监督和巡察监督的对比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目录 |
（10）新时代中国特色金融监管法治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 (一)重点难点 |
| (二)创新点 |
| 五、新时代中国特色金融监管法治化的核心概念 |
| (一)金融监管的基本界定 |
| (二)新时代的金融监管 |
| (三)金融监管中的法治化 |
| 第一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金融监管法治化的理论基础 |
|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金融监管法治化的机理 |
| (一)金融监管法治化的考量 |
| (二)金融监管权制衡是法治化的核心 |
| (三)金融监管法治化的基本框架 |
|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金融监管理论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金融监管思想 |
| (二)列宁的金融监管思想 |
| 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金融监管理论 |
| (一)毛泽东的金融监管思想 |
| (二)邓小平的金融监管思想 |
| (三)江泽民的金融监管思想 |
| (四)胡锦涛的金融监管思想 |
| 四、十八大以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金融监管理论新发展 |
| (一)党对金融的集中统一领导理论 |
| (二)国家安全观下的金融安全理论 |
| (三)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本源理论 |
| (四)金融体制改革的市场导向理论 |
| (五)全球金融治理和国际监管合作理论 |
| (六)构建现代金融监管框架理论 |
| (七)加快金融监管法治建设理论 |
| 五、新时代中国特色金融监管的法治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法治思想 |
| (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 |
| (三)十八大以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治新思想 |
| 第二章 中国特色金融监管法治化的实践发展和基本经验 |
| 一、中国特色金融监管法治化的历史演进 |
| (一)金融大一统时期(1949-1978) |
| (二)金融改革起步时期(1979-1983) |
| (三)金融统一监管时期(1984-1991) |
| (四)分业监管形成时期(1992-2004) |
| (五)分业监管完善时期(2005-2011) |
| (六)分业监管调整时期(2012-至今) |
| 二、中国特色金融监管法治化的历史成就 |
| (一)健全了相对完备的中国特色金融监管法律体系 |
| (二)建立了与金融发展基本适应的中国特色监管机制 |
| (三)进一步强化了中国特色金融市场主体的权利意识 |
| (四)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金融市场主体利益平衡机制 |
| 三、中国特色金融监管法治化的基本经验 |
| (一)坚持党的领导,在国家治理变革框架内进行 |
| (二)坚持循序渐进,以金融改革发展实际为遵循 |
| (三)坚持因时而变,以中央银行权力调整为主线 |
| (四)坚持立法保障,为金融监管改革保驾护航 |
| 第三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金融监管法治化的时代背景和内在动因 |
| 一、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金融监管改革及其法治化成就 |
| (一)中国特色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入 |
| (二)中国特色金融监管体制不断完善 |
| (三)中国特色金融监管法治取得新进展 |
| 二、新时代加快中国特色金融监管法治化的时代背景 |
| (一)金融全球化和监管国际化步伐加快 |
| (二)经济“新常态”倒逼金融改革提速 |
| (三)全面依法治国要求金融监管法治化 |
| (四)金融监管改革是全面改革应有之义 |
| 三、新时代加快中国特色金融监管法治化的内在动因 |
| (一)金融开放要求监管规则内外统一 |
| (二)金融结构变革深刻影响金融监管 |
| (三)金融创新涌现凸显监管法治滞后 |
| (四)金融风险和金融乱象累积叠加 |
| (五)腐败高发暴露监管权力制约缺位 |
| 第四章 当前我国金融监管法治化中的主要问题 |
| 一、金融监管机构设置有待优化 |
| (一)金融监管机构法律地位不明确 |
| (二)金融监管机构的独立性不足 |
| (三)金融监管组织模式有优化空间 |
| (四)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建设仍需加力 |
| 二、金融监管机构职责配置法定化程度不高 |
| (一)监管职责配置方式非制度化 |
| (二)监管职责配置存在交叉冲突 |
| (三)对金融市场创新干预不到位 |
| (四)央地金融监管职责配置模糊 |
| 三、金融监管法律和规则不够健全 |
| (一)金融监管法律体系不完备 |
| (二)金融监管工具和手段单一 |
| (三)金融机构市场退出制度缺位 |
| (四)缺乏金融综合经营及消费者保护制度 |
| 四、金融监管执法效能有待提升 |
| (一)监管检查执法缺乏程序控制 |
| (二)金融监管执法公开透明性不足 |
| (三)监管自由裁量权缺乏有效制约 |
| 五、金融监管权监督缺乏有效性 |
| (一)监督法律规定分散笼统 |
| (二)全程监督存在薄弱环节 |
| 第五章 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金融监管改革和法治启示 |
| 一、金融危机折射出的西方监管法治弊端 |
| (一)金融资本天生逐利性弊端暴露 |
| (二)多头共管体制导致职责不清 |
| (三)金融盲目创新缺乏有效监管 |
| 二、金融危机应对中的国际金融监管改革 |
| (一)美国金融监管改革 |
| (二)欧盟金融监管改革 |
| (三)英国金融监管改革 |
| 三、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法治经验和启示 |
| (一)纠正新自由主义监管法治理念 |
| (二)强化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监管权力 |
| (三)强调对所有金融活动监管全覆盖 |
| (四)加强国际金融监管法制协调与合作 |
| (五)通过立法引领改革和确认改革成效 |
| 第六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金融监管法治化的目标和路径 |
|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金融监管法治化的价值目标 |
| (一)金融安全: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
| (二)金融效率:发挥市场对金融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
| (三)金融公平:金融市场参与者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 |
| (四)金融公平与金融效率、金融安全的协调平衡 |
|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金融监管法治化的基本原则 |
| (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走新时代中国特色金融监管法治之路 |
|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让人民群众共享金融改革发展成果 |
| (三)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让金融监管适应金融供给侧改革需要 |
| (四)坚持权力公开透明,让所有金融监管活动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
|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金融监管法治化的路径 |
| (一)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发挥立法对金融监管改革的牵引作用 |
| (二)立足实际,放眼未来,构建中国特色金融监管机构组织框架 |
| (三)职能法定,协调高效,增强监管权配置的法定性和科学性 |
| (四)补齐短板,全面监管,完善中国特色金融监管规则制度体系 |
| (五)公正公开,严明执法,强化金融监管权行使的程序规制 |
| (六)严格问责,增强合力,构建全方位金融监管权力监督网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四、缺乏监督的权力与缺乏权力的监督（论文参考文献）
- [1]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对象、目标及其实现路径[J]. 任建明,王璞. 学术界, 2021(07)
- [2]大学生宪法意识培育研究[D]. 王东红. 北京科技大学, 2021(08)
- [3]参政党视角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D]. 李珊珊. 山东大学, 2021(02)
- [4]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D]. 张玉玲.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5]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研究[D]. 杨楠. 吉林大学, 2021(01)
- [6]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全面依法治国理论与实践研究[D]. 艾野. 吉林大学, 2021(01)
- [7]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基本实践与理论思考[D]. 张泰. 山东大学, 2021(10)
- [8]精准扶贫领域村干部腐败问题研究 ——基于国务院扶贫办公布的840起腐败典型案例的样本分析（2017-2020年）[D]. 余宁霞. 吉林大学, 2021(01)
- [9]县级巡察监督运行和实践研究 ——基于三县案例的考察[D]. 马琳. 中国政法大学, 2021(08)
- [10]新时代中国特色金融监管法治化研究[D]. 张国坤. 河北师范大学,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