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企业家与金融意识（论文文献综述）
刘志永[1]（2020）在《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具有鲜明转型期特征的“企业家”发展史。肇始于“农民企业家”的改革开放历程,在证明“企业家”之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国王”的同时,其成长和发挥作用的复杂性也昭示了中国的特殊性——肯定“企业家”作用时并不能忽视政府及其官员作用。至少在地区层面上,单纯从企业家角度根本无法解释“中国奇迹”中地区发展不均衡突出的现象。地区间不均衡原因,站在现实而非理论的角度,与其说是企业家及其精神的禀赋差异,不如说是地方政府与企业家的“耦合”差异所致。更重要的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逐步迈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转型期所固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重转型叠加而来的矛盾日益凸显,如何处理理论上“政府与市场”及其表现在实践上“官员企业家与市场企业家”关系成为了中国在改革“深水区”时期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囿于研究范式,把市场经济看作是抽象的一般的西方经济学显然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同时,中国转型期的复杂性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研究素材。不同于西方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把市场经济置于特定社会历史中来进行分析。基于中国特色治理结构和社会主义初级历史阶段,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也由此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但在实践层面上特别在地区层面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实践上还不尽清晰,这不仅关系着地区间能否实现均衡发展,更关系着中国经济能否继续前行等重大问题。理论来自于实践又高于实践。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对地区改革实践的观察,本文采用演绎归纳、历史研究和实证分析等方法,在借鉴主流经济学优秀成果的同时,沿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对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企业家和政府及其官员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双主体”理论框架,分析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中的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博弈关系,以及“双主体”耦合机制与地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系,进而提出一些政策及建议。中国“企业家”发展中交织着无处不在的政府“烙印”。循着中国改革脉络,发现实践中政府与企业家关系绝不仅仅是经济关系使然,而是中国治理体系和初级阶段政治、经济和社会等交织关系在改革中的延展,其复杂关系主要在于渐进式改革进程中的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有了“准市场主体”的地位。在本文提出“社会网络人”假设下,地方官员如同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谋取利益一样,为了获取其政治利益和财务利益而具有了“企业家”的属性,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进而和市场企业家一起推动着地区市场化进程和经济增长。“双主体”机制是转型期间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必然选择。实践表明,在宏观层面上肯定企业家是中国经济增长“主体”的同时,政府及其官员在地区层面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不同于其他相关文献的地方官员“为了增长而竞争”逻辑,本文认为在政治治理体系、地区禀赋结构和“社会网络人”约束下的地方官员的“为了竞争而增长”是“双主体”机制的现实基石。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耦合”决定着地区经济增长。地区经济增长的路径、速度、绩效和可持续增长等取决于两者的“耦合度”,而且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不同致使着“双主体”耦合及其形式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以地方政府在“耦合”中行为迥异的温州政府和苏南政府为典型性样本和地区科技创新系统动态演化博弈模型,证实了“双主体”模式的有效性以及地方政府在其中的“能动性”作用。同时,本文从中央层面“把激励做对”来保证地方官员“做对的事情”的纵向机制和通过“中间组织”规制地方政府“做对的事情”和“防止做坏事”的横向机制上,提出了“双主体”稳定运行的激励约束机制。“双主体”耦合是一个动态演进过程。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文化禀赋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相容,政府与市场（官员与企业家）形成各自行为上的充分自觉,催生出遏制政府随意干涉市场或者“越界”的市场力量和克服市场失灵等的规制力量,该模式最终会朝着“政府公共服务性引导+企业家主导型经济”的耦合方式演进。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的不同会导致地区间在朝着最终模式演进的速度、路径等存在差异,但无论如何,政府的“主体”地位不会消失,转变的只是政府职能——“因时因势因地”与企业家耦合的“能动性”行为。“双主体”下“政府与市场”边界是多维性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意涵不完全在于政府的“大小”或者“强弱”,也不是空泛的“有为”“无为”,更不是僵化的“谁主谁次”“谁动谁从”,而是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因时因势因地”的动态耦合。因此,地区层面上的政府与市场“边界”是一个动态性多维度的意涵,包含着文化维度下“亲清”政商关系和制度维度下的“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即可为”政企关系等在内的边界。实现地区经济增长是地区层面“双主体”架构的目的。在“双主体”下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地区企业家两个维度入手,提出了通过“双主体”耦合实现地区可持续增长的政策及建议。一是政府直接介入地区经济活动的产业政策,认为以“中央定规划、部委出政策、地方来执行、事后看绩效”为特征的“多层级”产业政策体制在工业化起步和成长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进入创新引领阶段时其不适应性凸显,建议在发展重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从“多层级”向“两层级”体制转变;同时,从地方官员的视角提出了地区产业政策有效性的程序化、组织化和法治化等的边界。二是地方政府间接介入地区经济的企业家政策,在前述分析企业家发挥作用需要的“硬环境”和“软环境”的基础上,从宏观层面的产权保护、市场化进程、政府行为法治化、金融体制改革等制度,中观层面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微观层面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以及文化层面的“亲清”政商关系、“友好”社会环境和“有效”诚信体系等方面,提出一些具体的政策及建议,以期实现“双主体”下的良好契合关系,进而实现地区的可持续经济增长。
李自强[2]（2020）在《金融素养对家庭农场创业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 ——以福建省为例》文中研究指明家庭农场在实现产业兴旺,助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由需求型信贷配给所导致的融资难问题已成为制约家庭农场发展的关键因素。探究金融素养在缓解需求型信贷配给所导致的融资窘境、增强正规信贷资源获取能力、提升家庭农场创业绩效中的作用机理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研究依据福建省408份家庭农场调研数据,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和信贷配给理论基础,选取金融知识、金融能力、金融意识、正规信贷可得性、创业绩效和先验知识6个维度34个指标,构建了金融素养与家庭农场创业绩效内在关系机制的研究模型。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因果步骤法和层次回归分析法厘清金融素养对家庭农场创业绩效影响的内在机制,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和Bootstrap中介检验法对模型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在金融素养三个维度与家庭农场创业绩效的关系中,金融知识和金融能力均对家庭农场创业绩效具有促进作用,而金融意识对家庭农场创业绩效的影响不显着。（2）在金融素养三个维度与正规信贷可得性的关系中,金融知识和金融能力均能够显着提升家庭农场的正规信贷可得性,而金融意识对家庭农场正规信贷可得性的影响不显着。（3）正规信贷可得性对家庭农场创业绩效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4）正规信贷可得性在金融知识和金融能力对家庭农场创业绩效的影响中均具有完全中介作用,但在金融意识对家庭农场创业绩效影响中的中介作用不显着。（5）先验知识在正规信贷可得性对家庭农场创业绩效的影响中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6）在控制变量中,年龄、受教育程度、打工年限、农场成立年限、家庭农场经营规模均对家庭农场创业绩效具有显着影响。结合以上结论,从政府机构、金融机构、家庭农场自身三个角度提出具有针对性的金融素养和正规信贷可得性提升途径,以期为缓解家庭农场需求型信贷配给所导致的融资窘境,促进家庭农场创业绩效的提升,提供参考建议。
赵静[3]（2020）在《企业家群体形成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原因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企业家作为重要的市场微观主体,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开始日益受到社会关注。李克强总理早在2014年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就提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希望通过双创行为来激发民族的创业精神和创新基因,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与公平正义。现实经济运行中我们所观察到的事实也的确印证了这样一种观点: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或地区,在很大程度上依存于一批充满活力的企业及富有创造力的企业家群体。通过研究国内外企业家群体的时空分布,可以发现,从分布时间来看,企业家群体的出现是离散而非连续的;从分布空间来看,某一特定时期企业家群体在地域上的分布呈现出明显的非均匀性。企业家群体的分布缘何呈现出这种时间上的非连续性和空间上的非均匀性?企业家群体形成的背后存在怎样的深层次原因?是否可以归纳和总结出一些具有普适性的影响因素,以便对当代企业家群体的培育壮大提供有益参考?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也正是本文研究的意义所在。本文分析内容共八章。第一章交代了研究背景和意义,并对全文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结构安排和可能的创新之处进行了介绍。第二章梳理分析了企业家理论的相关文献。第三章、第四章基于国内外大量的文献研究和案例梳理,分析了企业家群体形成的时间非连续性和空间非均匀性特征及原因。并选取了不同时空背景下企业家群体崛起演进的典型阶段进行详细阐述,从宏观视角出发探讨了企业家群体形成的主要原因。第五章引入企业家行为理论,构建了个体企业家行为选择模型,分析了个体企业家创业决策过程及影响因素,考察了微观层面企业家形成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阐述了个体企业家到群体企业家的形成机理。第六章构建了企业家群体形成的影响因素模型,利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第七章从空间异质性视角出发,分别基于地理距离权重矩阵和经济距离权重矩阵构建了空间面板模型,深入考察了我国省域企业家群体分布的空间相关性、空间效应及影响因素。第八章对全文进行了总结,结合新形势下我国企业家发展面临的现实难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并对下一步的研究工作提出了展望。通过较为系统的分析,本文主要得到了如下结论:第一,通过对国内外历史上企业家群体崛起演进典型时期的分析,本文发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技术革命、市场变化、地理发现、政府政策和战争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对这种时间分布的非连续性特征进行诠释。同时,通过对特定时期不同国家或地区企业家群体崛起典型案例的分析,本文认为,不同区域企业家创业精神、地方政府政策、地区金融资源、区域地理位置和交通完善状况等因素可以对企业家群体空间分布的非均匀性特征作出解释。此外,通过案例分析还得出了几个具有启发性的观点:企业家群体的形成和发展具有路径依赖性;制度环境和企业家创业活动之间的良性耦合非常重要;较高的社会流动性有助于企业家群体的产生和发展。第二,本文认为,个体企业家创业决策过程可以分为企业家捕捉市场机会和企业家实现市场机会两个阶段,并进一步细化为企业家识别市场机会、评价市场机会、掌握市场机会和应对不确定性四个重要环节。这一创业决策过程中企业家创业活动将受到企业家个人创业能力、外部市场环境、政府政策变化、信息供给状况四个主要因素的影响。区域内群体企业家的形成更多是基于创新——模仿的的“扩散模型”,领头企业家通过成功的创新活动产生了示范带动效应,随之引起了潜在企业家的跟随模仿,进而在区域内产生了扩散效应。第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家群体形成与企业家创业能力、外部市场环境、信息供给状况以及政府政策扶持等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外部市场环境和信息供给状况对我国企业家群体形成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相比之下,政府政策支持力度的作用效果较弱。这一结论暗示了未来加大创业政策扶持力度,或将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我国企业家的创业活动状况。第四,基于空间异质性视角的实证研究发现,我国省域企业家群体分布的空间溢出效应十分显着,企业家活动活跃的地区对邻近地区的企业家形成具有明显的溢出和带动效应。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创新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企业家群体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均具有促进作用,但相对而言技术创新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力度较弱。第五,结合新形势下我国企业家发展面临的现实难题,本文提出了消除区域之间市场壁垒、加快技术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应用、提升金融资源服务实体经济的水平和效率、完善企业家创业扶持政策、加大欠发达地区互联网资源的投入、重视企业家接班人培养等几方面的政策建议,以期为国家或地区层面企业家群体的培养提供一些借鉴。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研究视角与立足点的创新。本文将企业家群体的时空分布特征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并首次提出了企业家群体时间分布的非连续性特征和空间分布的非均匀性特征。二是创新性地构建了个体企业家的行为选择模型,探讨了个体企业家及群体企业家的形成机理。本文引入不确定性,以个体企业家创业行为选择为切入点,构建了企业家行为选择模型,考察了微观层面企业家创业决策过程及影响因素,并拓展性分析了从个体企业家到群体企业家的传导机制。三是基于空间溢出视角分析了我国省域企业家群体的空间相关性和空间溢出效应。细化并分别构建了地理距离权重矩阵和经济距离权重矩阵,并探讨了这两类空间权重矩阵下我国企业家群体分布的空间效应大小。四是首次将以互联网发展为代表的信息供给指标引入实证分析中,探讨了互联网发展对企业家群体形成是否会产生某些影响。
姚梅洁[4]（2019）在《正式制度、替代机制与民营企业行为》文中指出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面临着这样一个特征化事实:与OECD成员国相比,中国似乎缺乏微观层面保障经济高速增长的制度基础设施,我们面临着落后国家启动工业化进程时市场缺失与市场高度不完美的状况。那么,一个逻辑性的问题链条是,究竟何种机制在维持市场主体的经济运转,这套机制与正式制度间又是怎样的关系,如何识别这套机制运行差异的原因与环境约束条件。基于上述问题,本文的工作可以分为以下三个层面:第一,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对替代机制进行了拓展,将“对正式制度的投机性、工具性使用”纳入替代机制,试图解释那些看上去运转符合规范的正式制度却未能达成制度设置目标的现象。第二,从这一拓展后的替代机制出发,根据我国的制度实践,构建了一个理论框架对正式制度治理与替代机制治理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归纳并阐释了二者间的四种拟合状态,即完全拟合、实质拟合、表面拟合与完全背离,这有助于我们以正式制度为尺度,对替代机制进行类型化处理,以作为对其进行价值判断的依据。第三,结合该理论框架的分析,实证考察了中国民营上市企业所使用的两种替代机制:引入国有股权与民营企业家参政,并对二者的运行效率以及相互关系进行了评估。理论上,本文以“社会关系演进——资源配置方式转变——企业应对”为线索,考察了在不同的阶段性制度环境下民营企业的行为特征。民营企业作为理性经济主体,在制度环境给定的约束条件下会根据其与环境间相互作用的经验设置不同的预期,以多期利润最大化为目标采取不同的行动策略,而这些行动可能使用正式制度,也可能是替代性机制。根据上述中国的制度实践与制度经验,分析了正式制度与替代机制间的四种关系,其中的核心在于,替代机制与正式制度的拟合程度。本文认为,对替代机制的实施者而言,使用与正式制度拟合程度越高的替代机制可能产生的制度红利越大,原因是替代机制与正式制度拟合程度越高,替代机制会显得更具“合规性”与“合理性”,因此其动用体制内政策工具的各种阻力会减小,边际成本就越低。随后,通过对我国文化及政治经济体制的分析,作者阐述了替代机制在中国产生的三个原因,其分别是,熟人社会与行政权力相结合的社会治理模式、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权益性策略、市场经济发育不完善。在实证阶段,本文通过对中国上市民营企业引入国有股权及民营企业家参政这两种替代机制的检验发现,在帮助企业获得银行融资、进入高壁垒行业方面,这两种替代机制均产生了明显的制度红利,并且引入国有股权对企业家参政存在取代效应。通过实证检验本文发现,对替代机制的实施者而言,制度化形式越强的显性替代机制所带来的制度红利越大,这也印证了本文得出的与正式制度拟合程度越好的替代机制效用越大。基于上述理论与实证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研究结论:第一,替代机制表现为规范社会事务的实际运作系统,其中既包括非正式制度,也包括对正式制度的工具性、投机性使用。经济转型的一个微观机制是市场治理模式从高嵌入性的替代机制向低嵌入性的正式制度与专业化市场过渡,两种治理模式间有复杂的互动关系。替代机制的运行“效率”与其同正式制度的拟合程度相关,与正式制度拟合程度越好的替代机制所发挥的作用越大,越能够为使用者带来制度红利,且两种替代机制之间也存在取代效应。第二,在替代机制中,个人权力所发挥的作用低于制度性权力所发挥的作用,制度性权力的作用是制度环境与市场发展阶段的函数。从本文的实证结果看,引入国有股权在帮助民营企业进入壁垒行业,获取金融资源方面都强于企业家参政所起的作用。这表明,在我国从关系型社会向规则型社会转变过程中,由经济体制所决定的制度性权力在市场中仍然发挥着重要影响,其可能会不断强化市场中既得利益者由于租值创设而产生的收益,妨碍要素合理流动。第三,民营企业会根据制度环境的特征与约束条件,策略性地使用替代机制。普遍而言,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民营企业会首先选择与权力联结更为紧密的替代机制,这类替代机制使其与政府产生较高的互联度,表现为民营企业能够“制度性”地与政府在多个领域中发生互动,由于这类替代机制在形式上与正式制度结合地更为紧密,因此,其可以较为容易地转化为稳定、持续、立即可用的政策工具。
罗兴,马九杰[5]（2019）在《不流于美好愿望:金融企业家与合作金融组织供给困境的破解》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从组织起源的角度出发,对国内外具有合作制属性或者被称作"合作金融"的金融组织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案例研究,结果发现:支付组织成本和投入专有性资源的金融企业家对金融组织的产生至关重要,而金融企业家类型决定了早期金融组织的属性,具有逐利倾向的金融企业家会导致金融组织的商业性,而社会企业家和政府因素是金融组织合作制属性实现的关键。目前中国合作金融组织供给困境的核心在于忽视了合作金融组织的特殊金融企业家要求。因此,未来发展合作金融必须在金融企业家的"道"即情怀、使命和价值观上下功夫,或者重视政府因素。
张金艳[6]（2019）在《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生要素,技术创新不仅是现代生产力的重要表现,更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引发产业革命的重要内核,在新技术革命时期,尤其如此。虽然技术创新的主要参与和推动力量是企业等市场主体,但创新的持续推进离不开必要的国家干预。历次工业革命无不彰显国家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干预色彩,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实则以科技创新为内核的核心竞争力之争。2018年备受关注的中美经贸摩擦不仅仅是单纯的国际经贸摩擦,更是两国之间创新能力的博弈;不仅是技术之战,更是法律之战。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亦表明,在创新驱动经济发展阶段,企业技术创新和政府作用都是构建一国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引领经济发展离不开相应的制度创新与有力保障。创新必需的良好法治、竞争、文化等营商环境的营造不仅是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重要目的,更是其干预的重要表现。经济法作为促进和保障经济健康、协调发展之法,对经济运行的介入和调节使命决定了其内含的国家干预本质。在众多法律制度领域,经济法在有效链接政府与市场、实现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中的重要规范与保障作用无可取代。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既是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谦抑性干预,又是以整体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适度干预。经济法既能对技术创新行必要的促进、激励与保障作用,又能以其特有的规制功能引领技术创新朝向合理化方向发展,通过激励与规制双重维度的作用发挥,彰显其在创新驱动发展时期经济发展促进法的本质。本文立足于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背景和我国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基于技术创新的生产力本质和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经济职能,在经济法视域下考察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意图在经济法国家干预理念与制度保障下,正确界定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最优体制保障、最佳界限厘定等,在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充分彰显经济法在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中的制度作为。这既是对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必然因应,亦是经济法自身制度创新的应有之义。本文共有五章,沿着基础理论——提出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基本研究与论证逻辑进行展开。具体如下:第一章为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理论与因应。该章试图建构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与视域勾连。第一节首先从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的基本内涵展开,界定了本文研究范畴下的主要概念。本文的技术创新是以企业为主体、涵盖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以及产业化运营全链条的完整经济行为,国家对其干预建立在弥补或修复市场失灵、防范技术风险等基础之上。文中的国家干预并非广泛意义的国家干预,而是以政府等经济管理主体为主的政府干预行为,与政府干预具有概念统一性。这里的概念解读与限定意在与经济法视域下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基本研究语境与范畴保持一致。接着梳理了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回顾比较了不同阶段技术创新理论中相应国家干预元素的变迁,试图解构论文中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由来及演进。第二节重点梳理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不同理论分支,为论文研究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奠定直接理论基础。本节对相关理论的梳理与介绍主要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不同维度进行分类,首先从激励、引领、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视角,重点介绍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市场失灵理论和市场创造理论。根据传统的国家干预理论,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主要源于该领域市场失灵的存在。技术创新因其明显的知识外溢性、高风险性等特征使其具有不同于一般市场失灵的特点与表现,决定了不同的国家干预需求。在对技术创新领域传统市场失灵理论梳理与阐述的基础上,论文接着对近年来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关于技术创新领域的“市场创造理论”进行了介评与分析,意在拓宽本文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理论支撑。市场创造理论对于技术创新领域的国家干预解读超出了一般意义上国家干预的诱因与范畴,将国家在新技术革命时期技术创新领域的相应超强规划与干预解读为弥补或修复市场失灵之外的市场创造的内容。这也是近年来在非主流经济学领域备受关注的全新观点,其在技术创新领域“企业家型国家”的角色定位的确反映了现代国家在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无论该理论是否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国家干预的市场失灵理论,其对印证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不可或缺都有所裨益。其次从防范技术风险、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干预视角,重点介绍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风险社会理论和负责任创新理论,意在从规制与约束技术创新负面效应的角度,为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另一维度寻找理论支撑。现代社会充满了风险,其中技术创新尤其是新技术迅速发展带来的风险更加难以预估。技术创新作为一把双刃剑,其在具有促进经济发展典型正外部性的同时,亦会因技术成果的滥用带来诸如环境污染、经济秩序失范、危及经济安全等负外部性,甚至会挑战道德、伦理与法律等。国家必须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对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进行预防与消弭,敦促技术创新主体进行负责任创新。而无论是风险社会理论还是负责任创新理论,其实都暗含了必要的国家干预需求。而其中不当的国家干预与规制本身又可能成为新的风险源泉,因此必须将这种国家干预纳入法制的框架,以避免其干预在消弭市场失灵的同时,产生新的干预失败问题。这种需求就与经济法本身的国家干预本质具有天然的契合性,因此,论文最后介绍了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理论,为本文经济法语境下研究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建立自然的理论衔接。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本国经济运行之法,本身就具有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进行双重矫治与匡正的内在功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作为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必要组成部分,自然与经济法的国家干预理论具有天然契合性。论文分别从国内外经济法概念与代表性经济法国家干预理论的视角诠释该理论的主要内容。以上相关理论建立了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完整理论架构,也奠定了全文研究与论证的维度与基调。第三节针对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之间的因应重点着墨,亦是本文论证的重要铺垫,主要在于解决从经济法视域下审视与论证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必要性。技术创新会影响制度创新,推动其不断发展完善;而制度创新又进一步保障与规范技术创新。论文主要基于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协调互动关系,为接下来论证技术创新与经济法之间的因应奠定基础。技术创新尤其是新技术革命直接推动经济法的发展,同时经济法的基本特征、功能及回应性品格也决定其回应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的必然性。经济法不仅要在技术创新过程中不断回应与调适、完善自身,更应以其必要的创新与发展,保障技术创新在安全、有效的制度环境中运行。论文主要从经济法的经济性和现代性特征、经济法促进发展之法的使命以及经济法之风险防范与规制法功能等三个方面论证经济法与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之间的必然回应关系。以上对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之间关系的论证再次夯实本文研究的范畴与语境。第二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现状。该部分是论文研究的实证逻辑起点,目的在于通过对我国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现状的分析,探寻其中存在的问题及瓶颈。第一节主要论述了我国技术创新体制发展的不同时期、取得的主要成就及存在的问题。经过多年科技体制改革与发展,我国技术创新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正在逐步跨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但是仍然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机制体制尚需完善、自主核心技术依然缺乏、距离创新型国家标准还有差距等,这些均制约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同时也对相应国家干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二节重点论述了我国促进技术创新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第一个维度展开。本节首先论述了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促进技术创新几乎是所有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首要目的,也是国家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基本体现,主要在于通过克服技术创新过程各环节存在的市场失灵问题,更好激励和促进技术创新与发展。在技术创新的基础研究、共性技术研发、应用研究、技术开发与扩散以及市场进入等不同阶段,存在的市场失灵及相应国家干预需求是不同的,因此国家介入的程度与手段也应有所区别。经济法作为规范国家干预经济运行之法,理应通过其促进经济发展的相关规范在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过程中发挥其重要保障作用。论文接着阐述了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具体举措。主要梳理了我国不同时期的科技创新政策与产业政策。此处的国家干预政策主要表现为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等顶层制度设计,也属于广义上的经济法律规范范畴。在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主要举措方面,论文分别从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主的营商环境优化,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力度,优化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创新激励,主导或引导产学研协同创新等实践层面展开,意在说明及国家在技术创新领域的积极作为。最后重点论述了促进技术创新领域的具体经济法律制度的现状。首先梳理了激励技术创新及成果转化的专门法律制度安排与相关经济立法。在专门法律制度安排领域,本文主要列举了与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相关的具体法律,重点围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新修订部分的“市场导向”亮点进行了详细解读。在相关经济法律制度部分,本文重点围绕激励技术创新的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安排和维护技术创新市场竞争秩序的法律制度安排两个维度进行列举与介绍。前者主要体现为财政、税收、金融、政府采购、促进企业技术创新领域的相关法律规范,后者则主要是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市场规制法律规范,主要在于呈现经济法在促进技术创新领域的制度保障现状和基本样貌。第三节重点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技术风险防范维度呈现我国经济法在防范技术风险领域的立法及制度现状。首先是对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分析,论文从技术风险的定义出发,介绍了技术风险的不同成因、危害与不同分类。本文的技术风险主要是指技术应用过程中结合经济、政治等社会因素产生的外部风险或负外部性,并非指技术研发过程中因其不确定性产生的内部风险,该风险类型是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过程中着力规避的对象。接着再次重申经济法对其进行规制的正当性。第二部分重点介绍了目前技术风险防范领域国家干预的政策及立法体现。由于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政策在所有技术创新政策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技术风险防范的政策内容异常薄弱,因此本部分与相关经济立法一并阐述与呈现。第三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困境,亦是本文的问题提出部分。该部分共分为三节,每一节呈现一个较为突出的困境或问题,为下文的针对性对策解决提供论证的对应框架。第一节从目前科技创新体制角度论述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困境。重点围绕现行体制下的主体同构与政策协调问题展开。体制是否顺畅直接关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效果,现行体制下的干预主体众多之累、协调沟通之困及政策弥合之惑均是制约干预效果与成本的重要因素,也是文章着力研究、探讨与试图解决的重要问题,意在通过干预体制优化下主体的同构、政策的弥合等为解决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扫清主体不统一与干预效果掣肘之困。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不仅是创新驱动发展之基本要义,更是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进行勾连的重要背景。在科技经济深度融合过程中,科技、经济等不同干预主体之间的协调与配合甚至是深度融合必要且迫切。现有体制下,与技术创新相关的国家干预主体涵盖了科技、经济等众多管理部门,看似国家对技术创新支持与鼓励的全面覆盖,但也会呈现出干预主体繁多、机构烦冗的困扰。在国家一贯主张并力促科技与经济发展深度融合背景下,当前科技与经济管理平行体制下的干预主体沟通、协调之困无疑会阻碍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步伐,这也是导致我国长期以来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重要原因。文章从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提出及必要性入手,分析了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主体之间的协调与政策联动之困。第二节重点探讨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界限厘定之困。国家干预界限或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经济学和经济法学研究中历久弥新的话题,由于二者之间的界限始终难以准确界定,因此在技术创新领域依然具有探讨与研究的必要。在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方面,依然因干预越位、缺位并存对干预适度的把握造成困扰。在防范技术风险的相关干预领域,也存在监管与创新之间的平衡难题。技术创新过程中的国家干预越位或缺位其实就是干预失灵的问题,对其进行充分预警有利于尽可能减少干预失败造成的损失或成本,尤其在促进技术创新的举国体制下,过度的产业政策激励未必产生应有的效果。本节最后一部分以光伏和新能源领域的产业政策实施为例,探讨了目前对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败的预警不足之困,为下文进一步思考相应的经济法矫治对策进行铺垫。第三节为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不足之困。本节是在第二章经济法制度现状基础上,进一步从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探讨经济法律制度的不足之处。目前虽然有关于促进和规制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但是相关制度还很不完善,防范技术风险、新兴产业规制等领域亟需补缺。第四章为美国、日本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借鉴。本文重点选择美国和日本两个典型创新型国家作为蓝本,通过对两国不同科技经济发展和国家干预传统下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及其立法的介绍评价,为我国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体制保障、界限厘定及经济法律制度完善提供启示与借鉴。论文前两节分别围绕美国和日本的技术创新及国家干预进行介评,分别梳理了两国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不同时期的国家干预及立法。美国虽然历来具有市场自由主义的悠久传统,对国家干预具有天然的排斥和反感,但是美国崛起与创新之路却始终伴随国家干预的影子,其在新技术革命时期的“企业家型国家”角色更为彰显,不同时期的科技政策与立法一直是其国家干预的体现和保障。美国自工业革命以来就是在政府与市场协同共进下依靠技术创新的力量逐步实现其经济的迅速崛起。日本虽然也属于资本主义创新型国家,并且和美国一样经历了早期经济复苏与发展过程中市场换技术的阶段,但是日本的引进、消化、吸收到自主创新之路却与较强的国家干预紧密相随,其一路发展过来的经济社会环境和国家干预传统与我国比较相似。日本这种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广泛存在的产业政策对我国的创新型国家建设与经济改革与发展更加具有启示与借鉴意义。第三节重点总结美国、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对我国的启示。首先,无论是倾向于市场自由的美国还是重产业政策的日本,在以技术创新为内核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均离不开不同程度的国家干预,而科学完善的科技创新体制是其创新成功的重要保证。其次,美国和日本在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国家干预是以充分尊重市场为前提的适度干预,国家干预与市场自由相得益彰、游刃有余,所有相关干预手段和措施均是基于市场失灵修复或必要领域的市场塑造和引领。美国和日本均重视对政府干预失败的预警,为尽量减少政府失灵,美国一直秉承市场优先、经济自由的悠久传统,对国家干预保持一定的忌惮和谨慎;日本为汲取创新领域相关产业政策的失败,也在不断调整干预力度与模式。再次,完善的法律制度是两国实现技术腾飞与经济跨越的重要保障。两国不仅高度重视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还注重对技术创新与发展过程中相应经济风险防范的立法规制,以保障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尽量降低野蛮技术创新带来的经济、道德、伦理风险与秩序失范。这些均对我国相应国家干预提供了有益启示与借鉴。第五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完善。本章为论文的对策篇,亦是论文着力追求的创新之处,论文针对前文提及的问题,在进行域外借鉴的基础上逐一进行完善。第一节为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干预体制优化,与前文提及的第一个突出问题相对应。论文认为,解决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体制之困的关键是应积极探索科技与经济管理体制的大部制改革,通过进一步优化、整合科技与经济管理部门,使其具备从技术研发到投入市场、转化为产业的全链条技术创新管理与干预能力,避免因现行科技、经济管理体制相对分立下出现的干预低效问题。论文首先提出了科技与经济管理体制的大部制改革探索,介绍了大部制改革的含义及我国历次改革的概况,指出了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现实需求和地方科技与经济管理大部制改革的探索等改革的内在动力和改革的基础,同时分析了改革面临的困境,进而提出了深度推进的具体措施等。由于大部制改革的推进并非一蹴而就,在现行体制下关键是解决好现有干预主体以及相关干预政策之间的协调与联动问题,论文针对以上问题亦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在现行体制下,尽量加强相关干预主体之间的沟通与协调,通过建立相应的沟通协调机制,降低干预的沟通成本问题;加强政策实施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减少政策实施中的掣肘与低效问题。第二节为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边界的正确厘定。分别从应客观审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预警及矫治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灵等三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部分内容为对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的客观审视。文章主要从坚守市场失灵弥补之边界,正视引领、塑造市场的超强干预之边界和探索技术风险防范之边界三方面展开。首先,技术创新是以企业等市场主体为主的自发行为,动力主要源于自身利益最大化实现的需要,放松管制、减少干预是技术创新所需的最佳外部环境。产业革命与转型是技术创新的最终归宿,只有尊重市场规律的谦抑干预、适度干预,才能真正突出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其次,国家在基础研究和重大技术、关键技术创新领域的超强引领与干预必不可少,意在发挥其“企业家型国家”角色,这也和我国建构型、过渡型的市场经济体制相契合。再次,在抑制、消弭、防范技术创新风险和保障经济安全领域,国家亦负有重要的干预责任,文章强调了对技术风险防范领域国家干预的强化与重视,不仅与前文的风险社会及负责任创新理论因应,又与文章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经济法律制度设计进行呼应。第二部分为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首先论述了技术创新领域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基本互动规则,接着阐述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适度原则,该部分主要结合经济法国家适度干预原则进行论证。适度干预或需要干预其实是对国家干预界限的一种笼统却又相对灵活的表达,适度其实就是为了避免干预的越位或缺位问题。政府失灵的存在更需要国家在干预经济运行中始终保持谦抑的品格,以需要国家干预作为介入经济运行的边界标准。引领、主导型超强干预抑或以尊重市场为前提的谦抑、必要干预均以正确发挥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为己任。本部分对适度干预的必要性、判定原则、判定标准及适度把握等进行了阐述。国家干预的界限与限度掌握不好,极易产生国家干预失败。第三部分重点论述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败的预警及矫治。首先论述了国家干预失败的含义、原因及表现。在对一般意义上国家干预失灵进行界定与论述的基础上结合技术创新领域对其表现进行阐述。国家干预失灵或政府失灵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不可回避但却难以有效解决与矫治的问题,技术创新领域亦是如此。本节最后一部分提出了相应的矫治方案。首先论述了公共选择学派关于政府失灵的一般矫治手段。但是无论是改革宪政、财政立宪还是引入公共部门的竞争与激励机制均非经济法视域下能够解决的问题。文章接着从立法、执法、司法及社会监督等方面简要论述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失败的综合矫治对策。经济法视域下的矫治与匡正主要借助于经济法律制度的建构与完善,将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行为纳入经济法律制度框架本身即是一种矫治,也是经济法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双重矫治功能的重要体现。因此,文中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灵的经济法矫治其实就是通过相应的经济法律制度设计将其干预行为纳入法制的框架,也为文章最后一节经济法律制度完善埋下伏笔。第三节为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呼应论文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主要解决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制度完善问题。本节共有三部分内容,首先结合目前技术创新国家干预领域的政策与法律现状、困境,进一步强调了加强经济法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其实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既是广义的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对其干预行为的一种规范与保障。接着呼应全文关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基本维度,分别从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展开对经济法律制度完善与创新的论述。前者主要论述了财政、税收、金融、政府采购、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等领域相关法律制度和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竞争法律制度的完善,更好发挥经济法在弥补市场失灵,促进、激励创新方面的作用;后者则从防范新技术发展下共享经济、金融科技、人工智能产业、基因技术应用等新业态、新经济相应风险维度,通过相应市场监管或规制法律制度的创新或完善,发挥经济法通过必要的国家干预以防范相应经济风险、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作用。其中贯穿了国家干预过程中对鼓励创新与必要监管、创新主体私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兼顾、创新自由与国家安全等兼顾的综合平衡与考量,亦对新技术革命时期政府、市场与社会等多元共治下的国家干预定位进行思考。结论部分再次重申关注与研究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重要性,并对未尽研究进行展望。要充分发挥经济法在促进、鼓励技术创新与有效防范、规制相应技术风险中的重要作用,就必须合理厘定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界限,正确把握干预的限度,对干预失灵进行充分预警并进行相应的矫治,同时还应关注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干预体制优化与主体同构问题。只有遵循制度创新保障和决定技术创新的规律,对经济法进行相应的制度创新与完善,才能在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和创新驱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不负经济法促进发展之法的使命。
王定星[7]（2019）在《基于土地制度变革视角的法治演进及其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文中认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取得了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与经济建设同步,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也取得了巨大成就。特别是在1997年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发展战略目标后,我国的法治建设处在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也越发重要。然而传统研究认为我国是在法律体系质量处于低水平情况下取得的高速增长,对法治在我国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没有足够重视。为讨论法治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本文梳理文献中对我国法治影响问题的研究,并综述我国法治发展的特征事实,发现我国法治建设发展迅速,区域之间差异明显,且文献中关于我国法治快速发展的原因以及法治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研究还偏少。基于此本文从地方政府土地供应的角度出发分析了我国法治发展的可能原因,并用微观数据验证了影响法治发展的主要机制以及土地改革的长期影响,还用普查数据讨论了法治如何影响企业家精神。本文的研究有以下发现:一是土地市场化改革引致的地方政府土地供应行为是我国法治发展的原因之一。机理分析发现,当地方政府土地供应越多,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对土地依赖越大,法治对地方政府作用就越大,地方政府有很大的激励去进行法治建设以提高法律能力。地方政府的土地供应行为也提升了居民对法院的信任度。利用收集的城市层面法治发展数据,运用连续倍差模型估计发现,土地市场化改革引致的地方政府土地供应行为显着提高了法治水平。用城市竞争力数据发现法治水平提高体现为履约状况更加完善、政策法规普及和透明度加强、法规条例越来越健全。考虑遗漏变量和互为因果、固定效应和工具变量估计等稳健性检验都得出一致结论。最后还发现土地供应影响法治的主要机制是提高了地方政府的司法投入,另一方面用公民意识调查数据发现土地市场化改革使民众对法院信任水平提高。二是土地革命区域居民对政府更信任且更加支持政府的再分配政策。土地市场化改革影响了居民的社会信任,而关于土地再分配的改革对居民再分配偏好形成有长期影响,居民的再分配偏好最终会影响社会经济产出。用公民意识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土地革命对居民的再分配政策偏好有长期影响,在考虑多维固定效应、居民党员身份、家庭背景、利他倾向、宗教信仰等因素后影响仍然存在。进一步分析发现土地革命主要增强了农村居民的再分配偏好,流动人口没有对结论造成影响。为避免遗漏变量偏误,选取地形等影响土地革命选址的因素,并用主成分分析法构造工具变量,工具变量估计再次验证了土地革命对居民再分配偏好的长期影响。最后还发现土地革命是通过影响居民对党中央和中央政府、公检法机构的信任、增加居民前期再分配收益、减少前期再分配损失以及通过父辈受教育程度来影响其再分配偏好的。较高的党和政府、公检法机构信任度意味着居民会对我国的法治体系更加信任,这有利于我国的法治演进。三是法治环境对企业家精神有正影响。利用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考虑社会资本和金融约束因素后法治环境改善有助于提升家庭创业的概率,当家庭户主为男性、家庭只有男孩时法治环境提升家庭创业的概率更大,且法治环境改善使得城市家庭更有可能创业。用工具变量对基本结果进行估计得到一致结论。城市面板数据分析发现法治环境对城市创新指数有显着正效应。从影响机制来看,法治环境改善使个人更具冒险精神,表现为参与金融市场活动的概率上升。法治环境改善也提高了人们职业转换的概率,从雇员身份转向雇主创业的概率上升。法治环境提升还促使家庭雇佣更多家庭外人员,使家庭成员外出就业,并提高了家庭成功向银行贷款的概率。本文的研究表明了我国法治发展的原因,以及法治发展带来的影响。随着我国经济经济进入新常态,地方经济发展方式向高质量发展转型,过去依赖土地的发展模式逐渐调整,本文的分析意味着地方政府法治建设的激励会降低,因此需要对司法系统的经费保障体制进行改革,只有彻底改变司法系统经费依赖地方政府的状况,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才能持续发展。法治水平提高后,家庭融资会更加便利,创新创业的可能性也显着上升,有利于我国的长远健康发展。
贾敬远[8]（2018）在《新生代企业家创新行为影响因素及引导策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的创一代企业家已陆续到了代际传承的关键时期,新生代企业家能否担负起“创新一代”的历史使命,成长为推动创新发展、经济转型升级的生力军,是推动创新发展的重中之重。新生代企业家思维活跃、创新意识强,国际视野广,与老一代企业家相比,最大的特质是创新,因而,在新一轮的创新发展中,新生代企业被寄予了极高的期望;然而,新生代企业家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更加严峻、市场环境更加复杂、竞争更加激烈,其创新行为需要承担更大的压力和更高的风险,也必然需要面对更大的阻力和更多的约束与挑战。如何培养新生代企业家坚韧不拔的创新精神,提升其创新能力和创新意识,营造有利于创新的内外部环境,有效规避传统的路径依赖与锁定效应,带领企业走创新发展之路,对于我国“新常态”下激发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实现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鉴于此,本文针对新生代企业家群体的特殊性及创新环境的复杂性,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深度访谈、结构方程模型、社会科学计算实验等方法,从现状分析和演化模拟两个方面开展研究,深刻剖析内外部因素对新生代企业家创新行为影响的作用机理与路径,揭示不同情景下新生代企业家创新行为的演化规律,提出推动新生代企业家创新发展的对策建议。具体研究工作如下:（1）基于企业家创新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和经济租金理论,结合对样本地区新生代企业家的深度访谈,采用扎根理论的质性研究方法,经过录音资料整理、编码分析和理论饱和度检验等阶段,得到了新生代企业家创新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构建了新生代企业家创新行为的理论模型。（2）在新生代企业家创新行为理论模型的基础上,结合文献分析提出了相关假设,开发了新生代企业家创新行为影响因素的测量量表,并对开发的测量量表进行了结构分析;通过预调研及信度和效度分析对初始问卷进行了完善。（3）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对正式调研问卷进行了统计分析、假设检验及路径分析,探索了新生代企业家创新行为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及作用路径,并通过苏商与浙商新生代企业家个性特质与创新行为的对比,分析了新生代企业家创新行为及个性特质的地域差异。（4）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采用社会科学计算实验方法,从新生代企业家创新行为的微观动因及企业创新绩效实现的动态过程出发,构建了多智能体演化模型,模拟了不同情景下不同类型新生代企业家创新行为的演化过程,揭示了新生代企业家创新行为的演化规律。（5）综合理论分析、实证研究及计算实验研究结果,从影响新生代企业家创新行为的内外部因素出发,探索了激发新生代企业家创新精神,营造创新氛围,突破创新瓶颈,实现创新构想的具体策略。通过以上工作,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1）新生代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和认知社会资本等内部因素是影响其创新行为的最直接原因,对于创新行为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企业家是否拥有充分的决策权,对于企业家创新能力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企业家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可以通过创新行为影响企业的创新绩效;而认知社会资本虽然能够显着影响企业家创新行为,但其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没有直接的关联关系。因此,提升新生代企业家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是推动新生代企业家创新行为的根本。（2）影响新生代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关键因素包括从事管理工作的年限、风险偏好和善于学习以及开拓精神等个性特质,因此,提高新生代企业家的管理工作经验、建立更好的创新风险保障机制、通过教育培训及社会网络开拓新生代企业家视野、接受新知识等,有利于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培养。（3）影响新生代企业家创新能力的关键因素包括企业家受教育程度、从事管理工作的年限、风险偏好、善于学习、开拓精神等,因此,应从提高新生代企业家文化素养及管理经验,正确认识创新风险,构建更加健全的创新风险保障制度,拓宽企业家知识面和知识获取来源等方面提高新生代企业家创新能力。（4）结构社会资本和制度环境等外部因素通过企业创新绩效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企业家的创新行为;同时,创新行为的实施也依赖于结构社会资本和制度环境等提供的资金、技术和人才条件等。由于企业创新绩效反过来也会影响企业家创新精神,因此,新生代企业家应客观评价与对待创新风险,避免创新风险对持续创新造成的负面影响,并通过提升社会网络的结构,为创新实施及成功提供条件。
刘伟[9]（2018）在《创新型企业成长要素协同与成长绩效研究 ——以创新型化工企业为例》文中指出实现十九大提出的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就必须大力推进创新型企业建设。目前,我国创新型企业群体成长整体势头良好,但部分企业存在着孤立地注重技术创新问题,忽视技术要素其与他要素的协同作用,成长持续性较差,难以做到基业长青。因此,研究创新型企业成长机理,分析要素协同与成长绩效关系,对于建立完善创新型企业成长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以创新型企业成长要素协同与成长绩效关系为研究内容,以创新型化工企业为案例企业,以协同学理论、创新型企业理论和企业成长理论为指导,综合运用数理统计、社会调查和案例分析等方法,围绕甄别成长要素、分析协同机理、实证协同关系、应用协同理论等展开研究。一是,甄别了创新型企业成长要素并分析构建了成长要素模型。从内外两个角度提取了技术、制度、组织、市场、文化、战略、社会服务等7个成长要素,通过152家企业的278份创新型企业问卷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对提出的7个成长要素进行甄别,获得技术、制度、战略、市场4个成长要素;进而提出了一个包含上述4要素的三维空间模型,技术、制度、市场共同构成创新型企业成长的“支撑三角”,而战略要素通过对企业资源和能力的配置起作用,决定了这三要素之间的协调互动关系,并从平面、立体、演化角度,分析了4要素之间相互关系,以及在技术主导、市场主导和制度主导三种模式下企业成长路径的演进逻辑。二是,探索了创新型企业成长要素协同的基本原理与测度方法。基于协同学理论与企业成长理论,分析了成长要素协同的内涵、目标、动力、层次;构建了创新型企业成长要素全面协同概念模型,该模型包含了战略、技术、组织、管理、市场、文化等6个成长要素,以技术要素为核心要素,技术和其它5个要素之间构成单独协同以及所有要素之间构成全面协同关系,进一步分析了成长要素全面协同过程和每一阶段协同的内容和典型的行为特征;借鉴综合协同度模型,构建了创新型企业成长要素全面协同度模型（DTS）,提出了全面协同度测度指标体系和各子系统序参量及二级指标权重的计算方法。三是,研究了创新型企业成长要素协同的影响因素。构建成长要素协同、企业家和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构方程模型,实证研究发现:企业组织结构要素和管理要素直接作用于成长要素协同程度,其中又以企业管理的影响更大;企业组织与管理直接受企业家影响,体现为企业家偏好及决策行为;外部环境,无论是经济环境还是制度环境,虽然对企业成长要素协同有显着影响,但这种影响是通过企业家间发挥作用;环境因素的不同造成了企业家偏好的差异,进而影响了企业内部组织、管理,以及成长要素协同;相比制度环境,经济环境对企业家的影响更大。四是,实证了创新型企业成长要素协同与成长绩效的相关性。在前述理论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技术要素与其他非技术要素单独协同和全面协同关系,提出了成长要素协同与成长绩效关系的研究假设和测度指标,运用因子分析、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对问卷数据展开研究。通过因子分析提炼了5个协同因子和2个绩效因子;通过方差分析揭示了基于异质性特征下企业成长绩效和要素协同所表现出来的差异和规律;通过相关分析证实了“技术与非技术要素单独协同-成长要素全面协同-成长绩效”三者之间存在显着的相关性;在控制了股权性质、成立年限、公司规模、产业类型等企业特征变量后,通过回归分析证实了三者之间存在稳健的正向回归关系,其中技术-文化协同、技术-管理协同、技术-战略协同对全面协同影响最大从而对成长绩效影响最大。最后,对创新型化工企业成长要素协同与成长绩效关系进行了案例研究。应用全面协同度测度模型（DTS）及指标体系,运用创新型化工企业数据,设定了各子系统序参量及二级指标权重,以万华化学为例,具体测算了2006-2015年企业成长要素全面协同度,分析了企业成长要素协同与成长绩效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优化协同的相关对策。
李婷[10]（2017）在《基于创业极的技术经济网络模型的改进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熊彼特将创新定义为是建立一个新的生产函数,是一个过程的概念。经济增长是创新引起的,而非生产要素的增加所带来的。创新研究的基本问题就是解释创新方案如何提出并实施,而创新过程公认的复杂性使得其很难被管理、阐述和研究。许多学者遵循熊彼特对创新的定义,从不同角度分析创新的过程机理和内在规律,并开发创新模型进行分析。传统的创新研究最初用线性创新模型描述创新过程,后续的研究突破了线性思想的局限性,开发出创新的交互模型、一体化模型、网络模型等对创新进行更完善的描述。但在创新模型发展的过程中,许多创新的必然要素被提出,而研究忽略了企业家在创新中的作用,企业家角色与创业活动鲜少被捕捉进创新模型进行分析。在熊彼特的定义和创新的早期研究中,企业家的重要性是被强调和指出的,企业家被认为是创新的主体,是推动创新实现的关键角色。对创新的过程机理的研究需要强调并分析企业家创业活动在其中发挥的作用。Callon等提出了技术经济网络的概念,通过对科学、技术、市场和金融的角色和关系的探讨,为理解创新复杂的交互过程提供了一个基本、灵活的分析框架。Berkhout等构建环形创新模型理解创新的过程,并将企业家创业活动置于模型的中心位置,在模型中分析了企业家在创新过程中所起到的协调和统领作用。本研究认为需要肯定和强调企业家创业活动在创新过程中的作用,将企业家的创业行为纳入对创新过程内在机理的分析当中。基于此,本研究借鉴环形创新模型将企业家置于中心位置的思想,将企业家创业活动引入技术经济网络,构建一个改进的技术经济网络模型,并结合共词分析与引文分析法对理论文献进行深入挖掘与分析,辅助对改进的技术经济网络模型进行分析与解释。通过引入创业极、建立与引入的创业极相关的角色联系,并强化技术与金融之间的联系,最终构建得到改进的技术经济网络模型,阐释了企业家创业活动在创新系统中与科学、技术、市场和金融之间的作用关系。通过改进的技术经济网络模型的分析,得到结论:企业家角色在创新的复杂交互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企业家创业活动在创新系统中与科学、技术、市场和金融活动均有重要的联系,对创新过程起到了重要的催化作用;在技术创新中,科技与金融之间能够通过科技成果资产证券化等融资模式建立直接的关系。
二、企业家与金融意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企业家与金融意识（论文提纲范文）
（1）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4 论文的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5 可能的创新 |
| 第2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政府、企业家与中国改革进程:基于历史演进的分析 |
| 3.1 改革的启动期和企业家萌芽(1978年12 月-1992年10 月) |
| 3.2 改革的推进期和企业家成长(1992年10 月-2002年10 月) |
| 3.3 改革的深化期和企业家发展(2002年10 月-2013年11 月) |
| 3.4 改革的攻坚期和企业家“主体”确立(2012年11 月..至今)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企业家与中国经济增长: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
| 4.1 宏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三期滞后动态模型的SYS-GMM分析 |
| 4.2 微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知识扩散维度的SEM分析 |
| 4.3 政府的作用:实证模型隐含的启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地方政府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企业家理论的视角 |
| 5.1 渐进式改革下政府的“有形之手” |
| 5.2 “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治理体系下的地方政府 |
| 5.3 转型期地方政府的“人格化”:官员企业家 |
| 5.4 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与经济增长困境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地区经济增长中“双主体”: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
| 6.1 “双主体”的时空辐辏:中国改革实践与理论困境 |
| 6.2 “双主体”耦合:经济增长中的合意行动 |
| 6.3 “双主体”的演化博弈:基于创新的视角 |
| 6.4 “双主体”的稳定均衡:激励约束机制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双主体”模式检验:以苏南和温州地方政府为样本 |
| 7.1 市场化准备阶段(1978-1992):政府“控制人”+企业家“萌芽” |
| 7.2 市场化初级阶段(1992-2002):政府“经济人”+企业家“侍从” |
| 7.3 市场化发展阶段(2002-2013):政府“协调人”+企业家“主角” |
| 7.4 市场化深化阶段(2013- ):政府“公共人”+企业家“主导”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双主体”模式与地区经济增长 |
| 8.1 中央-地方产业体制:战略性产业的“多层级”向“两层级”转变 |
| 8.2 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 |
| 8.3 地方政府的“企业家”政策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9.1 主要内容及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布的论文和其他科研情况 |
（2）金融素养对家庭农场创业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 ——以福建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图 |
| 1.5 可能的创新点 |
| 2 概念界定与文献综述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家庭农场概念 |
| 2.1.2 创业绩效概念 |
| 2.1.3 金融素养概念 |
| 2.1.4 正规信贷可得性概念 |
| 2.1.5 先验知识概念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创业绩效研究回顾 |
| 2.2.2 金融素养研究回顾 |
| 2.2.3 文献评述 |
| 3 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
| 3.1 研究假设 |
| 3.1.1 金融素养与家庭农场创业绩效研究假设 |
| 3.1.2 金融素养与正规信贷可得性研究假设 |
| 3.1.3 正规信贷可得性与家庭农场创业绩效研究假设 |
| 3.1.4 正规信贷可得性的中介作用研究假设 |
| 3.1.5 先验知识的调节作用研究假设 |
| 3.2 理论模型 |
| 4 问卷设计与分析方法 |
| 4.1 问卷设计 |
| 4.2 变量选取与测量 |
| 4.3 数据来源 |
| 4.4 分析方法选择 |
| 5 数据处理与结果分析 |
| 5.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2 标准化因子载荷与信效度检验 |
| 5.2.1 标准化因子载荷检验 |
| 5.2.2 信度与效度检验 |
| 5.3 同源性偏差检验 |
| 5.4 模型假设检验 |
| 5.4.1 金融素养与家庭农场创业绩效的关系检验 |
| 5.4.2 金融素养与正规信贷可得性的关系检验 |
| 5.4.3 正规信贷可得性与家庭农场创业绩效的关系检验 |
| 5.4.4 正规信贷可得性的中介效应检验 |
| 5.4.5 先验知识的调节效应检验 |
| 5.5 模型稳健性检验 |
| 6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启示 |
| 6.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金融素养与家庭农场创业绩效问卷调查 |
| 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致谢 |
（3）企业家群体形成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原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1.2.1 研究方法 |
| 1.2.2 研究思路 |
| 1.2.3 结构安排 |
| 1.3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关于企业家理论的文献综述 |
| 2.1 企业家的内涵、素质、职能 |
| 2.2 企业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
| 2.3 企业家产生的影响因素 |
| 2.3.1 与企业家自身特质相关的影响因素 |
| 2.3.2 与企业家外部环境相关的影响因素 |
| 2.4 研究述评 |
| 第3章 企业家群体的时间分布特征研究 |
| 3.1 国外历史上的企业家群体 |
| 3.1.1 工业革命时期的企业家群体 |
| 3.1.2 “一战”前的企业家群体 |
| 3.1.3 “二战”后的企业家群体 |
| 3.2 中国历史上的企业家群体 |
| 3.2.1 明清时期的企业家群体 |
| 3.2.2 辛亥革命后的企业家群体 |
| 3.2.3 改革开放后的企业家群体 |
| 3.3 企业家群体形成的时间非连续性及原因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企业家群体的空间分布特征研究 |
| 4.1 第二次工业技术革命时期的德国、日本与中国 |
| 4.2 改革开放以来的温州、台州与芜湖 |
| 4.3 企业家群体空间分布的非均匀性及原因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基于行为选择模型的企业家个体及群体形成机理 |
| 5.1 企业家行为理论 |
| 5.1.1 企业家行为选择相关文献 |
| 5.1.2 不确定性与企业家行为 |
| 5.1.3 互联网、信息供给与企业家行为 |
| 5.2 个体企业家创业行为选择模型 |
| 5.2.1 企业家捕捉市场机会过程 |
| 5.2.2 企业家实现市场机会过程 |
| 5.2.3 验证企业家创业行为选择模型的案例分析 |
| 5.3 企业家群体形成的路径分析:创新——模仿过程 |
| 5.3.1 领头企业家的创新及示范效应 |
| 5.3.2 潜在企业家的模仿及扩散效应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企业家群体形成原因的实证检验 |
| 6.1 理论分析和模型构建 |
| 6.1.1 理论分析 |
| 6.1.2 模型构建 |
| 6.2 指标选取和变量描述 |
| 6.2.1 指标选取 |
| 6.2.2 变量描述 |
| 6.3 实证检验和结果分析 |
| 6.3.1 模型设定 |
| 6.3.2 平稳性单位根检验 |
| 6.3.3 协整检验 |
| 6.3.4 误差修正模型VECM检验 |
| 6.4 结论与政策含义 |
| 第7章 中国企业家群体形成原因的空间计量分析——基于区域市场环境的视角 |
| 7.1 空间计量方法简述 |
| 7.1.1 空间相关性与异质性 |
| 7.1.2 空间权重矩阵的设定 |
| 7.1.3 空间相关性的测度 |
| 7.1.4 空间计量模型的种类 |
| 7.2 我国企业家群体分布的空间相关性 |
| 7.2.1 我国企业家群体分布的总体特征 |
| 7.2.2 我国企业家群体分布的空间格局 |
| 7.2.3 我国企业家群体分布的空间相关性 |
| 7.3 我国企业家群体分布的空间效应计量 |
| 7.3.1 空间计量模型的设定 |
| 7.3.2 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 |
| 7.3.3 计量结果分析 |
| 7.4 结论和政策意义 |
| 第8章 结论、建议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4）正式制度、替代机制与民营企业行为（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及框架 |
| 1.4 研究主要创新点 |
| 2 相关文献综述 |
| 2.1 替代机制中的关系型契约 |
| 2.1.1 正式契约治理的一种重要替代——关系型契约 |
| 2.1.2 替代机制维持的重要基础:关系与资产专用性 |
| 2.1.3 关系型契约的隐含假设与局限性 |
| 2.2 替代机制中的非正式制度与路径依赖 |
| 2.2.1 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与交易费用 |
| 2.2.2 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与市场发展:基于社会资本的文献评述 |
| 2.3 替代机制产生的前置性条件:社会嵌入性 |
| 2.3.1 替代机制与企业属性 |
| 2.3.2 嵌入交易关系的企业:资源的社会关系特征 |
| 2.4 制度设置目标与实施效果相违的原因——替代机制可能产生的情形 |
| 2.4.1 内生性原因 |
| 2.4.2 外生性原因 |
| 2.5 文献简要评述 |
| 3 政府权力、制度环境特征与民营企业行为 |
| 3.1 转型时期的社会关系动态演进与资源配置 |
| 3.1.1 计划经济对传统社会关系的解构与新型社会关系的形成 |
| 3.1.2 市场化改革时期的资源配置方式转变与制度演进 |
| 3.2 分权化改革、地方政府行为特征与当地企业发展 |
| 3.2.1 中国政府财政分权化改革进程 |
| 3.2.2 地方政府行为与企业发展环境 |
| 3.3 制度环境阶段性特征与民营企业行为 |
| 3.3.1 地区市场化发育程度与民营企业行为 |
| 3.3.2 地区法治水平与民营企业行为 |
| 3.3.3 地区信任程度与民营企业行为 |
| 3.4 本章小结 |
| 4 替代机制与正式制度的关系——理论框架的提出 |
| 4.1 替代机制与正式制度治理间的关系 |
| 4.2 替代机制的产生背景 |
| 4.2.1 熟人社会与行政权力相结合的社会治理模式 |
| 4.2.2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权益性策略 |
| 4.2.3 市场经济发育不完善 |
| 4.3 替代机制在中国民营企业中两种主要实现路径:引入国有股权与企业家参政 |
| 4.3.1 引入国有股权 |
| 4.3.2 民营企业家参政 |
| 4.4 本章小结 |
| 5 民营企业替代机制的实证检验——引入国有股权 |
| 5.1 研究假设 |
| 5.1.1 表面拟合状态下引入国有股权的替代机制红利效应——融资便利 |
| 5.1.2 表面拟合状态下引入国有股权的替代机制红利效应——突破壁垒 |
| 5.2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3 计量模型与变量说明 |
| 5.4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5.4.1 描述性统计 |
| 5.4.2 回归结果分析 |
| 5.4.3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6 民营企业替代机制的实证检验——民营企业家参政 |
| 6.1 民营企业家参政动机分析——获取制度红利 |
| 6.1.1 消解可能出现或已经出现的不利政策与规章制度的影响 |
| 6.1.2 获取显性或隐性的资源支持 |
| 6.2 研究假设 |
| 6.2.1 表面拟合状态下民营企业家参政的替代制度红利效应——融资便利 |
| 6.2.2 表面拟合状态中民营企业家参政的替代制度效应——进入壁垒行业 |
| 6.2.3 表面拟合状态下,国有股权对民营企业家参政的替代效应 |
| 6.3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6.4 计量模型与变量说明 |
| 6.5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6.5.1 描述性统计 |
| 6.5.2 回归结果分析 |
| 6.5.3 稳健性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7 结论、政策建议及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
| 7.1 基本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进一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A.作者在研究生期间工作论文、已发表和录用的论文 |
| B.学位论文数据集 |
| 致谢 |
（5）不流于美好愿望:金融企业家与合作金融组织供给困境的破解（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理论框架 |
| (一)合作金融组织产生的传统解释——基于金融功能的视角 |
| (二)合作金融组织产生的历史起点及逻辑起点:金融企业家与合作制属性 |
| 三、金融企业家类型与合作金融组织供给——国内外合作金融发展的历史事实 |
| (一)研究方法 |
| (二)逐利乡村精英主导的小农被组织与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异化:合作金融组织的供给困境 |
| (三)社会企业家与自下而上的合作金融运动:欧美、中国台湾地区及孟加拉国的实践 |
| (四)政府主导的合作金融运动——日韩的选择及中国的历史经验 |
| 四、结论与启示 |
（6）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理论与因应 |
| 第一节 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及其中国家干预的变迁 |
| 一、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概述 |
| 二、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 |
| 三、技术创新理论中国家干预的变迁 |
| 第二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主要理论 |
| 一、市场失灵理论与市场创造理论 |
| 二、风险社会理论与负责任创新理论 |
| 三、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理论 |
| 第三节 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因应 |
| 一、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影响及协同 |
| 二、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呼应 |
| 第二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现状 |
| 第一节 我国科技创新体制及发展现状 |
| 一、我国科技创新的体制演变 |
| 二、我国技术创新取得的主要成就 |
| 三、我国技术创新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
| 第二节 我国促进技术创新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 |
| 一、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 |
| 二、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具体举措 |
| 三、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经济立法 |
| 第三节 我国防范技术风险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 |
| 一、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分析 |
| 二、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经济立法 |
| 第三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困境 |
| 第一节 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现行干预体制之困 |
| 一、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含义及意义 |
| 二、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干预主体协调之困 |
| 三、技术创新国家干预政策联动之困 |
| 第二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边界厘定之困 |
| 一、促进技术创新中的干预适度之困 |
| 二、防范技术风险中的监管平衡之困 |
| 三、对干预失败预警不足之困——以部分产业政策为例 |
| 第三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不足之困 |
| 一、促进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尚需完善 |
| 二、防范技术风险的经济法律制度明显不足 |
| 第四章 美国、日本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借鉴 |
| 第一节 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介评 |
| 一、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概况 |
| 二、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小结 |
| 第二节 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介评 |
| 一、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概况 |
| 二、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小结 |
| 第三节 美、日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立法的启示 |
| 一、技术创新与发展得益于良好的体制保障 |
| 二、技术创新中的政府与市场灵活互动、并行不悖 |
| 三、充分重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中的立法保障 |
| 第五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完善 |
| 第一节 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体制优化 |
| 一、探索科技、经济管理的大部制改革 |
| 二、实现不同干预主体间的有效互动与协调 |
| 三、加强现有体制下相关干预政策的协调与联动 |
| 第二节 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边界的正确厘定 |
| 一、客观审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 |
| 二、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 |
| 三、预警及矫治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失灵 |
| 第三节 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 一、强化经济法律制度完善的必要性 |
| 二、促进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 三、防范技术风险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7）基于土地制度变革视角的法治演进及其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目标内容与方法 |
| 1.3 框架安排 |
| 1.4 本文的研究创新 |
| 2 法治环境与中国经济增长:一个文献综述 |
| 2.1 引言 |
| 2.2 法治环境和经济增长:微观企业层面 |
| 2.2.1 企业融资视角 |
| 2.2.2 企业创新视角 |
| 2.2.3 企业投资和绩效 |
| 2.3 法治环境和经济增长:企业家精神 |
| 2.4 法治、金融与经济增长:宏观层面 |
| 2.5 法治环境演进的决定因素 |
| 2.6 本章小结 |
| 3 中国的法治现状 |
| 3.1 立法情况 |
| 3.2 法院案件受理 |
| 3.3 司法供给 |
| 4 法律能力演进:土地市场改革的证据 |
| 4.1 引言 |
| 4.2 文献评述 |
| 4.3 机理分析 |
| 4.4 数据介绍与估计策略 |
| 4.4.1 数据介绍 |
| 4.4.2 估计策略 |
| 4.5 估计结果 |
| 4.6 稳健性检验 |
| 4.6.1 其他影响变量 |
| 4.6.2 其他替代变量验证 |
| 4.7 机制讨论 |
| 4.8 本章小结 |
| 5 土地革命、政府信任与再分配政策偏好 |
| 5.1 引言 |
| 5.2 历史背景 |
| 5.2.1 土地革命根据地建立 |
| 5.2.2 根据地的土地革命 |
| 5.3 理论分析 |
| 5.4 数据介绍与估计策略 |
| 5.4.1 数据介绍 |
| 5.4.2 估计策略 |
| 5.5 实证分析 |
| 5.5.1 土地革命与再分配偏好 |
| 5.5.2 其他影响因素验证 |
| 5.6 其他稳健性检验 |
| 5.6.1 安慰剂检验与其它验证 |
| 5.6.2 CGSS2010数据估计 |
| 5.7 土地革命的影响机制 |
| 5.8 本章小结 |
| 6 法治环境、企业家精神与民营经济发展 |
| 6.1 引言 |
| 6.2 文献评述 |
| 6.3 理论分析 |
| 6.4 数据介绍与估计策略 |
| 6.4.1 数据介绍 |
| 6.4.2 估计策略 |
| 6.5 估计结果 |
| 6.5.1 基本估计结果与稳健性检验 |
| 6.5.2 异质性分析 |
| 6.6 机制讨论 |
| 6.6.1 法治环境与风险承受力 |
| 6.6.2 法治环境与借贷行为 |
| 6.6.3 法治环境与家庭外就业和雇佣 |
| 6.6.4 法治环境和职业转换 |
| 6.7 面板数据估计 |
| 6.8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本文不足之处与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8）新生代企业家创新行为影响因素及引导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新生代企业家的概念内涵及特质 |
| 1.3.2 企业家创新行为研究 |
| 1.3.2.1 企业家创新行为理论 |
| 1.3.2.2 新生代企业家创新行为的特点 |
| 1.3.3 企业家创新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
| 1.3.3.1 企业家创新精神 |
| 1.3.3.2 企业家创新能力 |
| 1.3.3.3 经营业绩与创新期望 |
| 1.3.3.4 社会资本与制度环境 |
| 1.3.4 企业家创新行为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 |
| 1.3.5 研究述评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1.5 本文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企业家创新行为的理论基础 |
| 2.1 企业家创新理论 |
| 2.1.1 企业家精神 |
| 2.1.2 企业家风险偏好 |
| 2.1.3 企业家创新动机 |
| 2.1.4 企业家创新网络 |
| 2.2 社会资本理论 |
| 2.3 经济租金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新生代企业家创新行为影响因素探索 |
| 3.1 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设计 |
| 3.1.1 扎根理论研究流程及分析工具 |
| 3.1.2 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
| 3.1.3 资料准备 |
| 3.2 访谈资料编码与模型构建 |
| 3.2.1 开放式编码 |
| 3.2.2 主轴编码及主范畴 |
| 3.2.3 选择性编码与理论模型构建 |
| 3.3 模型要素解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新生代企业家创新行为量表开发与结构分析 |
| 4.1 模型构建与相关假设 |
| 4.1.1 影响创新行为的内部因素 |
| 4.1.2 影响创新行为的外部因素 |
| 4.1.3 新生代企业家的创新行为与企业创新绩效 |
| 4.2 量表设计 |
| 4.2.1 量表设计的基本原则 |
| 4.2.2 变量测量与题项设计 |
| 4.2.3 预调研与量表提纯 |
| 4.3 新生代企业家创新行为影响因素的结构分析 |
| 4.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
| 4.3.2 验证性因子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生代企业家创新行为影响因素的路径分析 |
| 5.1 调查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2 内部因素与创新行为的假设检验 |
| 5.2.1 传记性特征的方差分析 |
| 5.2.2 传记性特征与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
| 5.2.3 内部因素与创新行为和组织创新绩效 |
| 5.2.3.1 关系模型 |
| 5.2.3.2 主效应分析 |
| 5.2.3.3 中介效应分析 |
| 5.2.3.4 调节效应分析 |
| 5.3 外部因素与创新行为和组织创新绩效的假设检验 |
| 5.3.1 外部因素与创新行为和组织创新绩效的结构方程分析 |
| 5.3.2 外部因素对创新行为的中介效应分析 |
| 5.4 苏商与浙商个性特质与创新行为的对比分析 |
| 5.4.1 苏商与浙商个性特质对比分析 |
| 5.4.2 苏商与浙商创新行为对比分析 |
| 5.5 实证研究结论与讨论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基于情景的新生代企业家创新行为演化研究 |
| 6.1 情景描述与相关假设 |
| 6.2 模型设计 |
| 6.2.1 主体属性及工作流程 |
| 6.2.2 主体决策规则 |
| 6.2.3 主体进化规则 |
| 6.3 参数设置与讨论 |
| 6.3.1 参数设置 |
| 6.3.2 属性参数讨论 |
| 6.4 新生代企业家自发创新行为演化分析 |
| 6.5 结构社会资本情景下新生代企业家创新行为演化分析 |
| 6.6 创新政策情景下新生代企业家创新行为演化分析 |
| 6.6.1 低结构社会资本情景下的演化分析 |
| 6.6.2 高结构社会资本情景下的演化分析 |
| 6.7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新生代企业家创新行为引导策略 |
| 7.1 基于认知社会资本的创新精神培养策略 |
| 7.1.1 将传统商业文化传统融入现代创新精神 |
| 7.1.2 营造有利于弘扬创新精神的社会文化环境 |
| 7.1.3 塑造企业创新文化 |
| 7.1.4 通过青年商会组织提高创新共识 |
| 7.2 提升新生代企业家结构社会资本的策略 |
| 7.2.1 社会网络联系的紧密化策略 |
| 7.2.2 社会网络联系的差异化策略 |
| 7.3 突破新生代企业家风险规避偏好的应对策略 |
| 7.3.1 创新过程不确定性的应对策略 |
| 7.3.2 创新产品市场不确定性的应对策略 |
| 7.3.3 定向制定激励措施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的主要结论 |
| 8.2 研究局限与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新生代企业家创新行为访谈纲要 |
| 附录B 新生代企业家创新行为调查问卷 |
| 附录C 在学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参与的项目 |
（9）创新型企业成长要素协同与成长绩效研究 ——以创新型化工企业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提出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对创新型企业的研究 |
| 1.2.2 企业成长要素 |
| 1.2.3 企业成长绩效 |
| 1.2.4 成长要素协同与成长绩效关系 |
| 1.2.5 成长要素协同度测度 |
| 1.2.6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2 理论基础 |
| 2.1 创新型企业理论 |
| 2.1.1 创新型企业 |
| 2.1.2 创新型企业成长 |
| 2.2 企业成长理论 |
| 2.2.1 企业成长经济理论 |
| 2.2.2 企业成长战略理论 |
| 2.3 协同学理论 |
| 2.3.1 协同学概念 |
| 2.3.2 管理协同的基本原理 |
| 2.4 对本研究的启示 |
| 3 创新型企业成长要素甄别及成长要素模型构建 |
| 3.1 企业成长要素 |
| 3.1.1 一般企业成长要素 |
| 3.1.2 创新型企业成长要素 |
| 3.2 创新型企业成长系统动力学模型与成长要素作用机理假设 |
| 3.2.1 创新型企业成长系统动力学基本模型 |
| 3.2.2 创新型企业成长系统动力学分析与要素作用机理假设 |
| 3.3 创新型企业成长要素实证分析 |
| 3.3.1 指标选择和变量设计 |
| 3.3.2 问卷设计与数据获取 |
| 3.3.3 实证过程与结果 |
| 3.4 创新型企业成长要素模型构建 |
| 3.4.1 三维空间模型的内涵及其构成要素 |
| 3.4.2 三维空间模型的平面关系分析 |
| 3.4.3 三维空间模型的立体关系分析 |
| 3.4.4 三维空间模型的空间演进轨迹——成长路径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4 创新型企业成长要素协同理论分析与测度方法研究 |
| 4.1 成长要素协同的内涵与分析框架 |
| 4.1.1 成长要素协同的含义 |
| 4.1.2 成长要素协同的目标和动力 |
| 4.1.3 成长要素协同的层次 |
| 4.2 创新型企业成长要素全面协同模型构建 |
| 4.3 创新型企业成长要素全面协同的过程 |
| 4.4 创新型企业成长要素全面协同度测度方法 |
| 4.4.1 成长要素全面协同度测度模型 |
| 4.4.2 成长要素全面协同度测度指标体系 |
| 4.5 本章小结 |
| 5 创新型企业成长要素协同影响因素研究 |
| 5.1 理论与假设 |
| 5.1.1 企业家与内部控制 |
| 5.1.2 外部环境与企业家 |
| 5.2 数据与变量 |
| 5.2.1 数据来源 |
| 5.2.2 变量与测度指标 |
| 5.3 信度和效度分析 |
| 5.3.1 信度分析 |
| 5.3.2 效度分析 |
| 5.4 模型修正和检验结果 |
| 5.5 本章小结 |
| 6 创新型企业成长要素协同与成长绩效关系实证 |
| 6.1 创新型企业成长要素协同与成长绩效关系假设与测度指标 |
| 6.1.1 技术与战略要素协同 |
| 6.1.2 技术与组织要素协同 |
| 6.1.3 技术与管理要素协同 |
| 6.1.4 技术与市场要素协同 |
| 6.1.5 技术与文化要素协同 |
| 6.1.6 成长要素全面协同与成长绩效 |
| 6.2 实证分析 |
| 6.2.1 数据收集 |
| 6.2.2 因子分析 |
| 6.2.3 方差分析 |
| 6.2.4 相关性分析 |
| 6.2.5 回归分析 |
| 6.3 创新型企业成长要素协同对成长绩效的影响模型 |
| 6.3.1 成长要素协同与成长绩效的相关性分析模型 |
| 6.3.2 成长要素协同与成长绩效的回归分析模型 |
| 6.4 本章小结 |
| 7 创新型化工企业成长要素协同与成长绩效案例研究 |
| 7.1 案例公司简介 |
| 7.2 案例公司成长要素全面协同度测度 |
| 7.2.1 指标体系设定与权重计算 |
| 7.2.2 成长要素协同测度数据来源与处理 |
| 7.2.3 子系统序参量有序度计算与要素协同状况分析 |
| 7.3 优化创新型化工企业成长要素协同的对策 |
| 7.3.1 明确技术战略 |
| 7.3.2 变革组织流程 |
| 7.3.3 加强协同管理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创新之处 |
| 8.2 管理启示 |
| 8.3 研究不足和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10）基于创业极的技术经济网络模型的改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主题与内容 |
| 1.3 研究意义 |
| 1.4 创新之处 |
| 2 理论分析与研究综述 |
| 2.1 创新与创新的过程机理 |
| 2.1.1 创新的理论与内涵 |
| 2.1.2 创新的过程机理与创新模型 |
| 2.1.3 技术经济网络的内容与意义 |
| 2.2 企业家与创业 |
| 2.2.1 企业家的概念与内涵 |
| 2.2.2 创业的概念与内涵 |
| 2.3 创新中的企业家创业活动 |
| 2.3.1 企业家创业活动在创新中的作用 |
| 2.3.2 企业家创业活动在创新模型中的体现 |
| 2.3.3 环形创新模型的内容与意义 |
| 3 改进的技术经济网络模型构建——创业极的引入 |
| 3.1 改进的技术经济网络模型中企业家创业活动的引入 |
| 3.2 结合共词分析法的创新与企业家研究分析 |
| 3.2.1 分析方法与数据来源 |
| 3.2.2 基于关键词共现网络的国际研究分析 |
| 3.2.3 基于关键词共现网络的国内研究分析 |
| 3.3 改进的技术经济网络模型中创业极的定义与阐释 |
| 4 改进的技术经济网络模型构建——角色联系的建立 |
| 4.1 改进的技术经济网络模型中角色联系建立的研究思路 |
| 4.2 结合文献共被引分析法的创新与企业家研究分析 |
| 4.2.1 分析方法与数据来源 |
| 4.2.2 基于文献共被引网络的国际研究分析 |
| 4.2.3 基于文献共被引网络的国内研究分析 |
| 4.2.4 基于文献共被引聚类的国内外研究分析 |
| 4.3 改进的技术经济网络模型中角色联系的建立与阐释 |
| 4.3.1 改进的技术经济网络模型中角色联系的建立 |
| 4.3.2 创业极与技术极之间的联系阐释 |
| 4.3.3 创业极与金融极之间的联系阐释 |
| 4.3.4 创业极与市场极之间的联系阐释 |
| 4.3.5 创业极与科学极之间的联系阐释 |
| 5 改进的技术经济网络模型的整体阐释 |
| 5.1 技术与金融角色联系的强化 |
| 5.1.1 结合共词分析法的科技与金融研究分析 |
| 5.1.2 技术极与金融极直接联系的建立与阐释 |
| 5.2 技术经济网络模型的改进过程与阶段对比分析 |
| 5.3 改进的技术经济网络模型的完整阐释 |
| 5.4 改进的技术经济网络模型的联动过程阐述 |
| 6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A. 作者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学术论文的发表情况 |
| B. 作者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科研项目的参与情况 |
四、企业家与金融意识（论文参考文献）
- [1]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D]. 刘志永. 山西财经大学, 2020(12)
- [2]金融素养对家庭农场创业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 ——以福建省为例[D]. 李自强. 福建农林大学, 2020(02)
- [3]企业家群体形成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原因研究[D]. 赵静. 浙江工商大学, 2020(02)
- [4]正式制度、替代机制与民营企业行为[D]. 姚梅洁. 重庆大学, 2019(05)
- [5]不流于美好愿望:金融企业家与合作金融组织供给困境的破解[J]. 罗兴,马九杰. 中国农村经济, 2019(08)
- [6]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D]. 张金艳.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7]基于土地制度变革视角的法治演进及其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D]. 王定星. 厦门大学, 2019(07)
- [8]新生代企业家创新行为影响因素及引导策略研究[D]. 贾敬远. 江苏大学, 2018(02)
- [9]创新型企业成长要素协同与成长绩效研究 ——以创新型化工企业为例[D]. 刘伟. 青岛科技大学, 2018(09)
- [10]基于创业极的技术经济网络模型的改进研究[D]. 李婷. 重庆大学, 201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