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篇大序》的文化基础与成因

一、《诗大序》的文化基质及成因（论文文献综述）

梁尔涛^[1]（2011）在《唐代家族与文学研究》文中指出本文旨在以要件研究的方法对唐代家族与文学的关系进行结构性分析,发掘二者发生关系的内在动因,进而揭示唐代家族文学发展演进的某些基本特征。本文认为,唐代是一个门第观念极重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门阀世族逐渐走向衰歇的时代。家族门第的形成需要一些基本要件,比如着姓、郡望、仕宦、婚姻、家法、家学等,家族与文学的内在关系研究要着落在这些要件与文学之间的关系研究上,这就是本文强调的要件研究法的基本内涵。随着门阀世族逐渐式微,这些要件对家族文学的影响也渐渐消弱,同时,科举等新兴因素的影响却在逐渐增强。总体上看,唐代家族文学发展演进的历史进程与唐宋间文化转型的大趋势是一致的。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为唐代家族与文学概论,主要目的在于研究唐代家族文学发生、发展、演进的外部动因,概论地域、科举、迁徙、政治等外部因素与家族文学发展演进之关系,为内部要件研究提供一个宏观的研究背景。第二章为谱学与文学。唐代谱牒基本上都是大宗谱,本章主要研究大宗谱的两个基本要素姓氏与郡望——也是构成门第的基本要件——与文学之间的关系。以《姓氏录》为个案,研究唐代姓氏入谱对唐初文学家族兴盛的催化作用,以及对崇文风尚的导向和刺激作用。较为系统深入地探讨了唐代郡望及其与文学之关系,以及家学对郡望形成的支撑作用。第三章为家法与文学。首先研究家法的功能及其对文学的影响。其次,分祖德、训诫、友于、妇德四个主题,来系统探讨家法规范在文学作品中的呈现。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在家法观念作用之下,文行合一这一主流家族文学思想在盛唐的确立,揭示出盛中唐以降,家风尚文开始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尚。第四章为佳子弟与文学。本章重点探讨文学家族中人的因素在家族文学建设过程中的作用。佳子弟是家族门第建设的核心力量,也是家学传承的主要承担者。本章首先分析了唐代家族对佳子弟的教育培养,以及佳子弟在家学传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其次从宏观的视角,揭示尚名、尚才、尚文这样的社会风尚对佳子弟培养的导向作用,及其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最后从家集编撰、家族文讌、家族唱和三个方面重点分析了佳子弟在家族文学活动中的核心作用。第五章为婚姻与文学。本章主要探讨在门第婚盛行的时代,“婚姻何家”与文学之关系。“婚姻何家”最具决定性的因素之一就是婚姻观念,故本文首先研究唐代两种主流婚姻观念及其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其次,探讨姻娅互结这种家族现象与家族文学及时代文学之关系。最后从女性、母教、外家三个角度系统分析了婚姻活动对家族文学建设的作用。结语部分宏观地总结概述了唐代家族文学发展演进的四个基本特征。文章最后还有两个附录,主要是对唐代重要谱牒和重要文学家族郡望的考据。

许宏香^[2]（2009）在《文学媒介初探——兼论《毛诗序》的当代解读》文中指出文学媒介研究在审美文化嬗变、批评方式多元以及文艺思潮风起云涌的当代语境中是一个极富新意和潜力的课题。本文首先廓清"文学媒介"的内涵,围绕"文学媒介"构建文学作品—语言主媒介—语言外次媒介的复合系统;其次将这个复合系统用于《毛诗序》的相关阐释,对古典文论资源进行当代意义上的解读,尝试用"文学媒介"分析、统合诸种文学现象,构建一种新的文论视角。

滕志朋^[3]（2006）在《画者：原天地人生之道 ——石涛《画语录》研究》文中提出本文在他人研究石涛《画语录》的基础上，主要从文化观照的层面来探讨、阐发和思考石涛画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以及它在今天的价值和意义。全文分三大部分，共九章。第一部分（分为三章），主要分析《画语录》的结构，探讨其中的关键范畴、术语的内涵意义，指出《画语录》的指归是把自然／艺术／人生统一起来。第二部分（分为四章）把《画语录》置入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将石涛在该着中的系列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联系起来，辨识出这二者的关系，指出，石涛画论在努力张扬个性的同时——所谓“我用我法”，《画语录》所表述出来的关于绘画艺术特别是传统文人画、山水画的这种观念意识，却又最终根出于传统中国文化思想，是儒道（佛）相混相融，而又以儒为主。石涛画学思想体现了“天人合一”、追求自然和谐的传统文化精神；《画语录》是对传统文化精神的张扬和承继。第三部分（共两章），则从我们今天的立场，再次检视、辨析石涛的“自然／艺术／人生”统一观，肯定其中追求与自然宇宙以及社会的充分融合，追求个体自由和整体和谐幸福，是传统文化思想的精髓，能为今天所用；在他对绘画艺术方面的见解方面，强调他关于对虚实、笔墨等的要求，尤其是他对“自我”对“个性”的追求，对于今天的中国画创作，仍然有非常巨大的指导价值和参考借鉴意义，符合当代艺术发展的需要。

任真^[4]（2005）在《论中国当代的《毛诗·大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我国深远悠久的传统，决定了我们的文论乃至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不可能完全被西方的思维模式所取代或主导。不过，由于一百多年来我们逐步引入了西方的社会运行机制和大量的哲学、科学思想，使得我们的传统方式逐渐被现代化机制所掩盖，这在我们的当代文论中尤为明显。本文认为我们的当代文论之所以还未能真正走出西方模式的影响，并非是对传统的文论话语弃置不用的结果，而是没有恢复到传统的言说方式上去。这种传统的言说方式与当代西方所提倡的普遍表达形式的科学主义是大相径庭的，它不诉诸话语形式，也不追究话语含义的准确唯一解（真理或真相），而是强调“言”的动态生成过程与个体心灵之间的关系（因人而异）、强调的是由此而产生的个体心灵的道德提升与社会和谐之间的关系。本文并不认为一定要完全回到古代的社会环境，才能恢复这样的言说方式，恰恰相反，本文的研究所要表明的是，当代文论也正在以一定的传统方式进行着言说，只是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把它们混同于了西方文论的方式而已。不过，需要提出的另一方面是：当我们逐渐习惯于西方的思维模式，把诗歌当作艺术、把艺术作品当作艺术的全部时，诗歌的个体性就会逐渐消失在普遍的文论解释当中了。这种个体创造力逐渐湮灭在普遍理性的过程，对于西方来说也许并非是致命的；但对中国的传统来说，后果则全然不同，我们的传统因此而丧失掉了它最为宝贵的东西，即以个体性为依托的普遍性和看待世界的运动视角，这两点都是西方思想所不能很好接受的，尤其是个体性，在西方一直与感性、偶然性、自发性、原始性等词汇相连，他们无法理解人如何既是个体的、现实的、与众不同的，同时又是普遍的、与他人和谐的，而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所历来强调的工夫所在。为了看清楚我国当代文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坚持了传统的观念，又是以何种方式坚持的，本文选取了中国文论史上较有代表性的《毛诗·大序》，以当代文论对之的阐述作为研究对象，参照西方后结构主义的话语分析方法，力图分辨出在对具体问题的论述上，我们的文论与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以至造成了我们当代文论的独特现状。另一方面，为了更好地分别中西概念的混用情况，本文以西方美学的两个侧面为线索（即作为感性学的美学和作为意识形态的美学），将文章分为两个部分，分别考察我们的文论中所引用的西方理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不同于西方思想的出发点。为此，在每一部分的开端，都对西方美学的相应观念做了一个大致的梳理。本文开端为导论部分，主要介绍我国当代文论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以及本文借鉴话语分析方法的必要性。在对西方话语分析方法的借鉴中，我选取了阿尔都塞的“问题式”和福柯的话语分析，但在研究中国当代问题时，这两种方法毕竟还不能够全部照搬，必须有所取舍。也许在我舍掉了二人最关心的社会政治、社会公正的意识形态分析之后，话语分析会显得不那么像话语分析，但对言说方式的关注而不是对言说内容的关注，应该还是属于话语分析的范围。不过由此引起的问题是：既然不用去比较古代社会与当代社会之间的意识形态的差异，那么，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恢复到古代的言说方式，以及以何种方式在当代重新恢复中国的传统模式，则不是本文的研究范围。在第一部分，“作为感性学的美学”中，我选取了《毛诗·大序》的三个相关问题式（即围绕三个范畴所展开的讨论）：“情”、“志”和“兴”，分三章分别从一般的文论史、美学史，以及单篇论文、专着中的相关论述方面进行讨论。第二章主要讨论西方美学作为感性学产生时，实际上是采用了理性的方式来研究感性，是希望将资本主义的个体主体从封建的抽象道德中解放出来，所以，在西方美学中对感性的强调和期待，都是与主体自由相关的，但这个资本式的扩张主体（自由意志）却不同于我们传统的“谦卑”个体，前者为了获取世界而借助了理性，因而架空了自己的根基，成为理性之下空洞的感性，也脱离了具体的个体存在。而中国传统则不是用理性方式来解决个体的普遍性问题的，它是以个体直接体悟群体、体悟世界的普遍性等道德修养为途径的。而诗歌正是这些途径中的一种。在第三章“情”当中，问题主要集中在《毛诗·大序》中所提到的“情”是否是感性的情。是否是抒情诗歌理论在汉代的觉醒?这个抒情的特征又是什么，是否是一种普遍的群体之情?然而问题正在于，感性的情在西方人看来，并非直接是普遍的，而是必须要经过理性改造的，这也是美学之所以产生的原因。本文认为对情感与思想的同时强调，甚至在哲学中、文论中出现的“情本体”的说法，都反映出传统思维模式在当代的作用；不过，因为没有自觉到这种普遍性并非存在于普遍的表达形式（即以语言的方式呈现），所以我们的文论仍然以“价值理性”等概念方式加以界定，从而混同于西方的普遍理性。在第四章对“志”的讨论中，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即我们的文论在对“志”的思想性、理性特征的强调时，也同样强调了“志”当中的情感特征，这在西方人看来也许是含混不清的，但也正好说明了我们对普遍的追求并不是建立在理性意志、理想（及其表达）之上，而是以个体生存现实为基础的。由此，对于当代文论中用西方现代的诠释学来讨论“志”，做出了相应的分辨，即我们传统的“言志”追求的不是表达的普遍形式，而是对个体而言的“适当”，更多的是无法用语言来衡量的个人体悟、道德提升以及在实际生活中的实践行为，但当代文论却在西方思潮的影响，仅仅剩下了意义的还原。在第五章“兴”中，这种掩盖更加深入，由于受到西方人类学等影响，我们传统中独特的“兴”思维，要么被降格为单纯的艺术修辞手法，并且无法达至西方隐喻的宗教哲学背景所提供的深刻性；要么被当成原始思维，成为历史的遗迹。不过我们仍可以看到传统的潜流：在对“兴”的讨论中，许多学者一直坚持“兴”作为修辞手法，与其所兴起的社会、政治、人生等普遍内容是不可分割的。其实，“兴”不过又是我国传统中个体存在与普遍内容直接相连接的方式之一。第六章是一个总结。在第二部分“作为意识形态的美学”中，第七章先以康德、席勒、马克思、尼采为例，讨论了西方美学本身不可避免具有意识形态性质，即对理想的言说，以及以人的意志对世界的改造，在当代又主要演变为审美教育和审美批判两种形式。而这些正是我们当代文论对西方文论的借鉴之处，并以此来批评《毛诗·大序》中所表现出的汉代意识形态。所以，在第八、九、十章中，分别讨论了当代文论认为《毛诗·大序》中所提到的几个与意识形态相关问题：“风”、“美刺与正变”和“礼义”。在第八章中，对于“风”中所涉及的“上以风化下”的诗教问题，本文认为《大序》强调诗歌的教化功能，恰好是对诗歌实践运用的一个社会性的侧面，是诗歌成为具有生命力的诗歌而非文本性的艺术品的一个必要途径。而当代文论对此虽是承认了诗教，但也有学者将诗教从孔子儒学中割裂出来，看作汉儒的发明，加以批评。在第九章关于“下以风刺上”的“美刺与正变”的讨论中，我们的文论大多把它与诗歌艺术的批判作用联系起来，本文认为，问题在于它并不同于西方意义下的审美批判，它既不是主体感性冲动的表达形式，也不是主体的理性、理念的建构，而是直接发自批评者个体的、“断章取义”式的评判，这个评判尽管在形式上带有极大的主观性、任意性和偶然性，但却是以个体觉悟融入社会群体（人伦）、自然世界为前提的，因而在内容上仍然具有普遍性。在第十章的“礼义”中，指出了“礼义”并非像大多数文论指出的那样，是对个体感性的压抑，而是在汉代，儒家对个体情感进行引导的必要途径。而所谓的“礼”和“义”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规则，它们也是与人情直接相关的。最后，第十一章是一个总结，也是我所期待的，如果我们不用意识形态来看待审美，不用主观意志强加于自然之上的方式来看待世界，也许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传统，也能更好地与这个世界和谐相处。

肖元初^[5]（2004）在《《宋书·谢灵运传论》的文学史论》文中提出传论是“重论传内人物之善恶”。《宋书·谢灵运传论》颇有“乖越”之嫌,写成了文学史论文,体现了当时人们文学史意识的自觉。我们从文艺美学和文化诗学的角度解读这篇《传论》时,追问了文学史意识的自觉情况,认为六朝是文学史意识的初级阶段,传统文学史观的审美意义生成对文学史的重新勾画有借鉴作用。沈约生活的时代不仅是文学独立发展,文学理论批评自觉的时代,而且是文学史意识逐渐走向自觉的时代。沈约有文学史意识而不能贯穿传论全文,有个人、时代、体裁诸因素之局限。但他终就站在历史学家的高度,把史学与文学的话语栅栏作暂时的打通,表现出非凡的概括想象力和学术前瞻性,写出了中国第一部文学史论文,其理论价值和贡献值得他骄傲。我们比较了沈约与刘勰、钟嵘、萧子显、魏收诸人的文学史观,检讨了齐梁文学史意识,认为沈约的写作方法是吸收刘向刘歆父子“考镜源流,辨章学术”,用沿波讨源的历史眼光考察各时期作家作品,以史学家之诉求和价值评析,将其放回历史情境进行品评衡量,彰显自己的观点。“文以情变”揭示了文学发展的本质规律,“直举胸情,非傍诗史”表现出普遍的抒情理论和写作态度,“以情纬文,以文披质”的文质观要求文质彬彬、儒雅风范、英辞高义,“文体三变"的文学史样式是作为史与论结合的时序体影响深远。沈约文学史的观点及其评判作家作品之准确,后世论者大多未出其窠臼。兼备文才和史才的沈约作为“一代辞宗"是时代的学科带头入。

兰保民,孙争春^[6]（2000）在《《诗大序》的文化基质及成因》文中认为

杨星映,卢开运^[7]（1994）在《试论中国古代文论的形态特征》文中指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卷帙浩繁,汗牛充栋,既有理论专着,又有诗话、词话、评点、笔记之类评论着作,更多的是散见于经史子书、各种文集中的随笔式点评.不仅内容丰富多采,引人入胜,而且表述灵活,形式多样化,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是内容的形式,“和内容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形式”.

二、《诗大序》的文化基质及成因（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诗大序》的文化基质及成因（论文提纲范文）

（1）唐代家族与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画者：原天地人生之道 ——石涛《画语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论中国当代的《毛诗·大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宋书·谢灵运传论》的文学史论（论文提纲范文）

（7）试论中国古代文论的形态特征（论文提纲范文）

四、《诗大序》的文化基质及成因（论文参考文献）

• [1]唐代家族与文学研究[D]. 梁尔涛. 苏州大学, 2011(06)
• [2]文学媒介初探——兼论《毛诗序》的当代解读[J]. 许宏香. 电影文学, 2009(08)
• [3]画者：原天地人生之道 ——石涛《画语录》研究[D]. 滕志朋. 暨南大学, 2006(06)
• [4]论中国当代的《毛诗·大序》研究[D]. 任真. 四川大学, 2005(07)
• [5]《宋书·谢灵运传论》的文学史论[D]. 肖元初. 湘潭大学, 2004(01)
• [6]《诗大序》的文化基质及成因[J]. 兰保民,孙争春. 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 2000(04)
• [7]试论中国古代文论的形态特征[J]. 杨星映,卢开运. 文艺理论研究, 199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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