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实施行政许可法 推进依法行政进程（论文文献综述）
蒋文韬[1]（2021）在《中国共产党百年行政法思想探索研究》文中认为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法治探索的第一百个年头。在过去一百年当中,中国共产党从不同的历史时期出发,开展了行政法治探索,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中国共产党作为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价值取向,作为坚持以人民利益为根本立场的政党,始终坚持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行政法是约束和制约行政机关行政权,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得以实现规范的集合。因此在百年法治探索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行政法治的探索和研究视为党法治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对中国共产党行政法法治建设和探索的成果,做一个系统性全面性的梳理,为法治中国的建设添砖加瓦。同时,将其作为建党一百周年的献礼,研究意义显得尤为重大。本文按照行政法治编年史的记述顺序,将中国共产党行政法治探索分为十三个时期,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依次为: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邓小平时期、江泽民时期、胡锦涛时期和习近平新时期,以中国共产党每个发展时期的行政法律制度、主张、政策以及党重要领导人讲话中涉及的行政法思想和内容为切入点,运用法理学和行政法学思维和研究方法,从该内容的历史背景、内容阐述与分析以及该内容的行政法治创新价值进行详尽的研究,并将不同时期的法治意义予以概括,深入剖析中国共产党行政法思想探索的历程,最后将中国共产党百年行政法治发展规律的探究作为论文的落脚点。
李建强[2]（2020）在《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研究》文中提出自1996年《行政处罚法》颁布实施以来,围绕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无论是法学理论研究,还是行政执法实践,均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和尝试。随着城市管理领域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改革试点工作的推开,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正式驶入“快车道”。综合执法的领域不断扩大、综合执法的部门不断增加,特别是城市管理、文化市场、交通运输、市场监管等领域的综合执法工作,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理论上对于综合行政执法的研究,大多是围绕综合行政执法的组织和职权建设的正当性和合法性研究展开的,对于具体体制运转规则、规律、实践效应等写实性记述和在此基础上的反思则相对较少。实践中,政府推动实施综合执法改革也呈现出改革定位和目标不甚明确,部门（领域）各自为战,地方各行其道,法治化、程序化和规范化程度差异明显等特征。就制度建设而言,时至今日,仍然没有出台关于全面规范综合行政执法的专门立法,没有形成科学而相对稳定的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模式。理论研究和制度实践的缺漏深刻影响着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稳健发展,因而有必要弥补理论研究和制度实践中的不足。随着法治政府建设、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愈发重要。本文立足实践,全面考察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历史变迁,分析改革实践模式的演变轨迹,明确综合执法改革坚持的基本进路,同时分析借鉴国外行政体制改革的经验,最后提出我国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思路和实施建议。本文第一部分主要是综合行政执法概述。通过阐述综合行政执法和综合行政执法体制的概念,厘清了两对基本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而后结合社会实际,重点分析了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背景,背景的分析从社会问题角度出发,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既着眼于政府职能的微观角度,也站在法治政府的宏观角度。最后,阐释了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所带来的重大意义。本文第二部分主要是梳理了综合行政执法体制的历程和主要模式,重点分析了综合行政执法体制存在的各种问题。其中,定位不清和法律缺位是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关键性问题,行政执法权力运行、执法权限配置和执法队伍建设等问题是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本身存在的问题。通过研究、分析、对比和归纳等多种方式,结合工作实践,分析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同时,本部分不仅仅着眼于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本身,还对改革涉及的配套制度建设进行了总结归纳。本文第三部分主要介绍了英国、美国、日本和德国的行政执法体制和行政执法人员资格管理以及行政执法监督等内容,总结出域外国家行政执法体制的突出特点,包括行政执法职能弱化、决策与执行统一、行政处罚设置运行不同等,为我国推进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提供了思路和启示。本文第四部分主要是在前三部分的基础之上提出改革的总体思路和遵循的基本原则,加强顶层设计,从全局的角度做好统筹与规划。继而提出改革路径,包括完善立法、加强统筹、明确权力范畴、规范执法程序与加强队伍建设等。
许海建[3]（2020）在《公物理论视角下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研究》文中提出公用事业对行政法体系来说并不陌生,它亦是传统行政法体系的构建要素之一“公物”,承载着增进社会福祉、保障基本人权的重要使命。公用事业自生的经济属性容易让特许经营的实施成为政府解决财政困境的金融工具,而忽视了其本质是为达成行政任务所必要的物质手段。在开展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研究时必须回归公用事业的本真,从公物理论视角重新审视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实施过程中各方主体基于公用事业所形成的法律关系。从公物视角下描述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活动就是公物管理者以特许的形式将公用事业经营权授予特许经营者,并以行政协议为载体明确各自权利义务,实现公用事业福利效果最大化的过程。公用事业特许、特许经营者、特许经营权以及特许经营协议就成为了分析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的法律特征、实施法律规制的基本出发点。公物是供公众使用的物,是行政主体达成行政目的、完成行政任务的物质基础。行政法上的“物”不具有财产意义,围绕公物所展开的行政活动也并非以实现其经济价值为目标。明确行政主体对物所实施的一系列管理行为性质及其依据是传统公物理论的核心内容。公物理论随着公私法理论的发展而不断获得新的内涵。从公所有权理论占据支配地位到概括性管理权等不问所有权归属理论学说的盛行,从公物利用者权益被认为是反射利益到有条件承认其权利属性,以及“公物”概念的实定法表述从“营造物”“公企业”“公共设施”的发展演变亦都表明,日本公物理论研究核心已经从对公物管理者权限的规制转向以确保利用者法律地位为目的的公共设施的设置与管理的规制。概念清晰是开展理论研究的前提,但我国公用事业概念外延并不明确。从其功能作用上来看,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属于面向公众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公共领域。此外还呈现出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和网络性等经济学上属性,具有企业性、收益性和等价交换的对待给付特征,更贴近于日本公企业概念。特许的法律属性也存在诸多争议。日本行政法学中的特许概念具有特定含义,专指将国家垄断性事业经营权授予私人的情形,称之为公企业特许。关于特许的法律性质虽然存有权利授予还是自由恢复的理论分歧,但都普遍承认公企业特许和警察许可在规制密度上存在差异。特许到底属于授权还是解禁,需要结合特定适用情景进行分析。换言之,公用事业特许性质的确定,必须结合特许作用的领域即“公用事业”的性质来进行判断。公用事业的本质是可以增进公共福祉的公物,并不因行政机关以特许的方式将公物管理、运营权能转让给私人,而使其公物的属性发生改变,当私人不能履行公共产品的供给责任时,行政机关承担最终的担保责任。对公物供给与管理的垄断与其说是一种权利不如说是一种义务更为准确。就此而言,公用事业特许经营中的特许是一种授权,授权的基础并不是国家享有公用事业垄断性经营权,而是国家负有为公众提供生存照顾的公共责任。公用事业特许经营者角色定位与法律地位的理解与民营化理论、国家任务变迁息息相关。特许经营是公用事业民营化的一种形式,类型上属于任务民营化或者实质民营化。以特许经营方式实现公用事业民营化反映出国家图像已经由“给付国家”转貌为“担保国家”,国家责任由直接履行生存照顾给付责任转化为担保责任。公私主体间法律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主要表现在特许经营实施过程中出现多元化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主体又形成了多边法律关系;国家与公用事业利用者国民之间关系由直接给付变为担保给付关系。特许经营者不再是行政机关行为对象,双方是以不同角色共同完成公共任务的合作伙伴。特许经营者的法律地位具有独立性,这种独立性源自于特许经营者并不是一般的民事主体,而是作为具有专业能力和强大资金募集能力的商主体,自愿参与到公用事业供给中来。依照市场竞争机制,根据市场需求和企业自身状况,从事公用事业筹划、运营等一系列经济活动,具有独立的盈利诉求、对外独立承担经营风险,而不是在国家或者行政机关的指挥下从事公共事务。特许经营者与政府部门之间关系具有平等性,以行政协议为载体确定双方权利义务关系是实现平等性的程序性保障。特许经营者与行政机关缔结特许经营协议过程中的沟通、谈判以及相互让步,使其私人意志不仅可以到影响行政机关而且还最终转化为行政协议的内容。行政机关与特许经营者的关系在行政协议当中具有“等值性”。私主体的商业优势是其可以与行政机关进行讨价还价的筹码,也是二者之间关系平等的事实基础。特许经营权是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的核心概念。特许经营利益必须经用“权利”的转化才能让特许经营者进入到法律保护状态之下。特许经营权从权利内容角度上可以概括为是民营机构通过特许程序获得公用事业的筹建、运营权利。学者们对特许经营权性质研究,主要是围绕着我国《行政许可法》第12条第（2）项规定的“有限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公共资源配置、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特定行业的市场准入”三个领域中形成的特许权展开的讨论。特许经营权可以为特许经营者带来经济利益,所以是一项具有财产性质的权利,在一定期限和范围内具有垄断性和排他性,类似于我国财产权体系中的物权概念。又区别于典型物权,遂称之称之为准物权。通过这样的体系解释将特许经营权纳入到物权范畴也能得到实定法的支持,譬如同样被规定在《行政许可法》的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就被物权法明确规定为用益物权。然而特许经营权的实现过程也是在履行提供公共产品的公共任务,将其定位在准物权的同时,又需在其上添加诸多不同于民事规范的公法限制作为例外。强行将特许经营权纳入物权体系的后果就是让物权自身失去一致性,也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物权概念了。将所有社会活动纳入到一个既有法律体系内去研究其性质是概念思维的惯性结果。就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来说,公私法规范并不是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衔接和共存的,公私属性的混合是特许经营权的一个事实状态。与其得出一个含混不清的折中概念,不如采用一种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方式,跳出公私二元窠臼,以类型化思维来重新认识特许经营权。公私属性兼容的特许经营权需要一个更具包容性和开放性的概念进行表述,这就是财产权。采用类型化思维将特许经营权定位于财产权,首先借助于财产权概念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可将更多有助于特许经营者高效完成公共任务的权利纳入到特许经营权范畴中来进行保护。其次,不再纠结于一个财产性权利到底是公权还是私权,是归属于所有权还是他物权,而是将注意力放到如何界定一个权利内容,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是以什么样的形态呈现出来。第三,财产权体系中的各项权利都是平等的,并不因某项权利含有公共属性更多就一定比私权更优先受到保护。而是应当根据实定法或者双方约定的权利内容来确定。特许经营权具有基本权功能。特许经营权授予特许经营者之后就成为其营业自由的一部分。营业自由虽然没有在我国《宪法》中予以明确表述,但是承认和保护市场主体的地位及其经营自主性应当已经内含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当中。特许经营可以作为基本权进行保护,但并不意味着特许经营者享有缔约请求权。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实际上是在市场准入环节,通过招标的方式创造出一种竞争的环境,让具有雄厚资金实力、先进管理经验和良好社会信誉的市场主体进入公用事业领域,这属于对特许经营者择业自由主观要件限制。当竞争者认为行政机关在甄选特许经营者过程中存在差别对待,导致其无法与其他候选者处于相同的竞争环境时,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获得权利救济,而不考虑最终结果对其而言是否公平。由此可以从平等原则推导出协议缔结请求权,此时国家对应的义务是消极义务,即确保不剥夺其平等获得缔结协议的可能性,而不负有积极的保证每一个申请人都可以获得特许经营权,这应当属于基本权中的防卫请求权。公私部门双方经由特许程序产生的法律关系最终以特许经营协议的形式表现和确定下来。特许经营协议属于隶属契约下的双务契约,行政机关更容易利用其事实上的优势地位与相对人缔结具有加重相对人负担、减轻自己义务等不合理内容的协议,所以在双方对待给付义务约定上要受到“给付适当原则”的约束。特许经营协议内容具有不周延性,特许经营协议中条款未必会涵盖全部的特许经营事项。而行政机关的义务除约定义务外,亦要受到法律规范的约束和指引。在特许和特许经营协议的关系判断上,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都采用双阶理论,但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颁发,所有特许经营协议的争议都将被纳入到行政诉讼轨道上来解决,由此可以避免因对行为性质的公私属性判断标准不清而延误对相对人权利救济。特许经营协议争议被一刀切地纳入到行政诉讼当中后,仍然要分析一个具体争议标的和协议条款是体现了合意性和协商性,还是行政性和公共性,以确定具体法律适用规范和审查原则。行政协议是行政机关与相对人经意思表示一致而形成的行政法律关系,但就行政机关而言,行政协议仍然是为完成行政任务而为的一种行政行为,与典型行政行为一样都应当受到依法行政原则的约束,仍然需要在行政法框架内对其合法性作出判断。首先在判断依据上,民法规范适用是一种补充性适用,需要司法机关甄别检讨之上,对民事法律规范全盘适用、修正后适用还是不予适用进行判断。在判断标准上主要从缔约主体是否具有缔约能力、行政协议内容是否有瑕疵以及程序是否合法三个方面进行审查。行政协议的合意性和行政性给司法审查在审查规则、审查对象、审查价值标准以及审查能力等方面带来了变化。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周期长达数十年,因此不可能在特许经营协议中对千变万化的客观情况一一明定,需要行政机关与特许经营者在协议履行条件发生变化时及时进行协商沟通。但当法律规范不明确时,行政机关有可能因惧怕承担行政风险,不敢轻易变更经过严格程序缔结而成的特许经营协议;抑或可能动辄以公共利益为名滥用行政优益权随意采取临时接管等措施,影响到特许项目持久经营。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的规范设计在保证行政机关和特许经营者有足够的、弹性的行为空间之外,还是要发挥法律的规制、调控作用,在涉及到特许经营者重大权益、特许经营实施目的实现等核心事项上给与具体、明确的指引。我国目前的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缺乏统一高效力等级的法律规定。已有规范之间彼此存在冲突、不能衔接。在立法内容上框架性条款较多,无法发挥立法对行政机关执法的指引、规范作用。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属于行政机关裁量范畴,司法审查作用空间有限,但是行政机关的裁量自由不能逾越法律授权范围,亦受到民主法治原则、效能原则、法律保留原则、平等原则和均衡原则等行政法原则的约束。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法制构建首先应明确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属于《行政许可法》调整范围,在没有公用事业特许经营专门立法前,受其约束。其次,通过统一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立法、细化相关配套制度设计等方式实现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法律规范的体系化构建。第三,提高法律规范在政府监督、特许经营者甄选、情势变更、公众权利保护等主要条款的规范密度。第四,增加程序性规制设计,强化特许经营者与政府部门的交流沟通。
刘冰捷[4]（2020）在《警察执法中法律规范适用的制度逻辑》文中研究指明警察执法的体系化研究既是新时代法治建设背景下,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的必然要求,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运作的规律性总结。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上升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治理方略,是党的十九大以来一项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党的十九大强调提出“完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公安机关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全的行政机关,必须在“依法治国”上升为国家战略性顶层设计的背景下,建立有法可依、执法有据、稳定统一、正当权威的履职模式。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治理法治化模式的基础上,对治理效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强调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意味着政府执法效能的提升,并且该提升应当具有理性权威和正当性,这对公安领域警察法制的体系化水平与治安秩序治理能力的研究产生了现实推力,同时,警察执法实践的规律性分析也能为公安机关在社会秩序中的治理现状提供评估。伴随着社会现代化的进程,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快速转型,警察也不断展现出其职权履行的现代性变革。警察的现代性变革不仅仅表现在警察制度的现代化进程中,还存在于警察为维护国家与社会的秩序对社会成员进行限制和保护的平衡努力中。警察对公民权利的限制和保护实质上是通过基层一线执法警察的每一次个案执法进行表达的,通过对警察类法律法规与规范性文件的适用研究,能够对警察执法的体系有清晰的结构性认知,进而探索警察在维护治安秩序过程中的治理脉络。警察依据法律规范履行其职能时,常常会面对制度化的执法缺陷。在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急速转型的当下中国,我国警察类法律法规的现有规范无法适应转型时期出现的过多且新型的治安秩序矛盾,导致公安机关不得不通过规范性文件来细化警察类法律本文中不确定的法律概念。规范性文件在目前“文件治国”的大趋势下具有极高的适用频率,基层公安机关在日常执法和行政应诉中,规范性文件成为绝大多数案件的主要执法依据。但是,海量的规范性文件与警察类法律法规在具体警察职能的规范上,时常呈现出适用冲突的局面,导致警察在执法时往往处于“应依法履职”与“禁止干预”的两难境地。因此,规范性文件与警察类法律法规在执法中的适用冲突成为本文研究的切入点。通过对警察类法律法规与规范性文件的制度化分析,以及规范性文件所构造出的实际警察执法的样态与模式,试图在社会秩序治理中对警察执法的制度逻辑提出一种理论解释。本文在方法论多元主义的背景下,将警察法律法规、政治改革决策、政府治理文件和行政诉讼裁判的理论与实践贯通一体,打通立法维度、执法维度、司法维度的隔阂,尝试在法学规则与秩序研究的问题意识基础上,运用更多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从社会科学家的视角对秩序治理的实际运行机理作出观察,并从法学维度作出理论回应。借助社会科学家的研究视角,并将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作为法学论文证成内容的原因在于,法律所代表的规则与秩序是多维度的,只有把多种维度的规范分析放到动态的可变项中观察,才能对法律作出彻底的研究,提出可靠的规律性解释。尤其是在现代行政法“结构性理论变迁”背景下,愈来愈重视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交互式、协商式及多因素考量式的执法过程动态研究,因此,引入“社会控制概念论”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与视角的必要性也随之提升。本文在方法论多元主义的指导下,有关警察执法的研究创新点呈现出三重构造:第一,通过对警察执法中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适用分析,提供现有警察类法律规范实施现状的客观评估;第二,分析总结警察实际执法的经验性事实,试图解释适用规范性文件导致警察职权履行困境的内在逻辑;第三,基于当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顶层设计战略部署,提出公安领域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的理论回应。第一章通过对本土警察权产生、发展及革新的多维度分析,实现警察行政法学最重要的基本范畴概念——警察权的本土化阐释,并且对后四章警察执法的体系化讨论形成基础性理论支撑。从本土警察权的嬗变过程可以看出,通过国家决策的长期选择所形成的特定轨迹——社会秩序与政治稳定的双向融合,以及根据社会情势的不断变化,灵活地调整不同时期警察职权的重心,成为中国社会治安呈现出“稳定奇迹”的关键。从本土警察权产生开始,我国警察制度便以治安型警察权概念为主体,通过建立国家化、职业化的警察,以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并提升国家强制控制力,我国以治安型警察权为主体概念的类型选择延续至今,这区别于概括性内务行政警察权概念。基于治安型警察权概念,本土警察权的嬗变过程展现出的第一种特征便是填补型警察权,即通过警察这一组织机构,在以维护社会治安为主线的同时,根据警察工作模式及警务运作机制的特点,赋予警察其他的行政职权或国家权力。政治统合性是本土警察权展现出的第二种特征,也是我国当下社会治安“稳定奇迹”的根本保障。将政治决策、政治职能及政治保障三方面进行有机统合,使社会治安与政治稳定的融合成为国家顶层设计的战略性偏好,并以高配领导、物资倾斜等政策之间的相互支撑与协作,促使政治统合性警察权在中国本土获得成功。但是,政治职能在一定时期内,与填补型警察权概念中的填补性职权有一定程度的重合,这需要本土警察权在未来的发展中,完成政治职能与法定职权的区分。在警察权属于行政权还是司法权的争论中,应当对两种职能属性进行分层。涉及侦查职能时,警察的刑事司法权归为“事权”维度,进行具有司法独立性质的侦查活动,公安机关行政体制下的行政权则归为“组织权”维度,在行政内部对资源调配、权力授权及保障控制等问题行使行政权。本章通过对本土警察权嬗变的逻辑分析,以及本土警察权属性的分层定性,可以确立我国目前警察权调整范围的基本前提为“既限缩,也扩增”。在权力限缩方面,学界普遍认为通过“两个标准”,以不断转移、限缩警察目前的权力范围:一是执行上是否具有不可迟延性,或者危害是否具有急迫性;二是是否经常使用警察手段,或者警察强制作用,对于不符合“两个标准”的警察职权应当进行限缩,但是要考虑到治安型警察职能所需保障的因果链。对于维持社会治安及社会情势变化所需要的新型警察权,应当进行扩增,这也符合我国本土填补型警察权概念的逻辑轨迹。第二章对警察类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进行了制度化分析,总结出我国警察法制体系运行的基本构造是通过规范性文件作为具体案件的适用依据,以填补警察类法律法规中因过多概括性条款而引起的法律概念之不确定性。警察类法律文本所展现出的立法模式,以原则性立法为导向,使得概括性条款成为法律法规适用的最大特点。概括性条款的概念运用不仅出现在《人民警察法》这类作为警察部门总则性法律之中,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等规范警察具体职权的行为法也利用概括性条款来包容社会生活所出现的种种立法者无法预料的治安挑战,这从司法审查的视角中可以得出。除公安机关本身具有的职能规范外,行政协助也是警察工作的重要部分,由于我国没有制定有关警察行政协助的法律法规,协助职能仅散落在其他行政机关的部门立法当中,这使得警察发动行政协助时同样也是援引警察法中的概括性条款作为法律依据。尽管第一章提到,公安机关具有的政治统合性促使社会秩序与政治稳定高度融合,我国警察类概括性条款发挥政治功能的意义相比于其他国家和地区显得更加突出。但是,概括性条款的普遍适用呈现出巨大的不确定性,随着法治政府战略部署的推进,通过原则性立法使用概括性条款的立法选择只能是暂时性的,必须建立长效、精确的权责统一机制,现代警察立法理论应当基于警察职权“具体化”规制的解释框架。警察的每一项职权授予应当充分而具体。概括性条款所呈现出的不确定性之问题,在我国公安机关的执法运作中有着自身的一套具体化路径——通过行政规范性文件的细节化填补来应对警察类法律法规中具体警察职权规范的疏漏。因此规范性文件在我国本土环境下有着充分的实践与理论基础,成为运用最多的权力规范形式。通过对税务行政机关、监察机关等不同权力机关运用规范性文件的观察,既证明了规范性文件在我国运用范围、方式及类型上的广泛性,也为警察类规范性文件的运用提供了参照系。在公安领域,规范性文件的运用可以说最为广泛,形成对警察类法律法规的三重填补机制:一是非赋权性基础填补,基于规范性文件严格意义上的裁量基准与解释基准,对警察类法律法规中具体警察职权的规范进行细化。二是赋权性对内职权填补,是指规范性文件授予公安机关新的职权,这类职权对于公安部门内部的事务推进和工作方式进行补充。三是赋权性对外职权填补,通过创设新的警察职权对社会公众权利义务产生制约。赋权性对外职权填补在本土警察权政治统合性的特征下确有一定的包容空间,但是,突破现行法律体系、违反上位法规定的警察类规范性文件,其职权的创设应当引起警惕。我国警察类规范性文件的填补功能,自身具有内在的合理性,其法理逻辑在于警察执法的特质与依法行政存在天然的冲突。警察执法是面对公共秩序、社会治安问题,法律不可能在规范学意义上对每一种治安情形作出调整,只能通过规范性文件对特定情况、特定范围的事务进行细致化的规定以补充治安管控上的漏洞。警察执法的过程具有即时判断性的特点,法律无法对警察的即时判断作出规定,只能对不同治安对象和治安频密事件通过规范性文件制定出特定的判断导向。警察执法在作出即时判断后时常伴随着应急措施,而应激措施同样难以用法律进行规范。就我国现行警察法制而言,例如对于自杀的治安管控仅存在于有关“犯罪嫌疑人自杀行为”的调整上,但是警察在实践中面临的最常见情形——“救济型”自杀类治安案件却没有法律规定。无论是应急强制措施还是应急非强制措施,都有超出法律在制度层面调控的范围,这就是规范性文件在警察领域作出填补功能的逻辑基础。第三章阐释了公安机关在具体执法实践中因过度依赖规范性文件的适用现状。警察类规范性文件在实践中的适用,不仅有着创设具体警察职权侵害“法律保留原则”的嫌疑,而且通过海量规范性文件中的量化指标条款,来实现对地方权力的控制和监督。规范性文件所制定的指标考核体系在中国政府各层级的全面应用,既是当下社会转型时期面对改革深水区的一个治理“良策”,也是现代政府试图通过法律规则进行全面法治化治理路径上的一个阻碍。指标考核体系所带来的问题在于,过度依赖指标考核来实现警察权力的监督与控制,会促使公安机关以任务指标的完成为终点,忽略行政过程中的程序正义与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指标考核体系在形式上虽然与法治政府、依法行政的治理路径并行,但是实质上其所具有的自身强化性与激励、约束相融机制,导致公安机关在履行行政权甚至是刑事侦查权时,更倾向于以完成指标考核为职能目的。指标考核体系的运作方式分为三种:一是在执法方式上的行政裁量基准量化,表现在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限制上,通过规范性文件的具体规范,以行政裁量基准对自由裁量权作出分层。裁量基准的“高强度”适用导致执法裁量的过度僵化,而以裁量基准为规范路径又限于过于简单化的技术误用,裁量基准本身的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有效性饱受质疑。二是行政任务的量化。通过行政任务的排序、行政任务的分解以及具体量化指标成为工作目的等方面,直接影响行政任务的设定与完成路径。三是通过运动化执法实现的指标量化。实际上,警察运动式执法在具体内容上仍然属于行政任务量化的范畴,仍然是将具体的指标考核纳入到具体任务执行的全过程中,形成“完成具体指标”等于“完成行政任务”的目的。将运动式执法单列为一种运作方式进行说明的目的在于,警察运动式执法不仅具备了行政任务量化的内涵表达,还具备政治导向明确、警力实施集中、处罚裁量上浮、违法行政易发、部门联合紧密等特点。运动式执法所具有的特定政治因素,其执法指标的转化以及对裁量基准的替代性,使其成为指标考核体系运作的特殊情形。相比于其他两种运作方式,运动式执法所展现出的量化指标运作模式对于依法行政、法治政府治理的权力运行框架冲击更大。运动式执法中政策因素的渗透性不仅仅作为公安机关执法的考量因素,甚至在特殊时间段、特定治安保护事项上,成为代替法规范的一种执法依据。指标考核体系通过行政裁量基准、行政任务量化及运动式执法的方式,使得行政内部监督的方式不断趋向指标数值评判的单一化模式,指标考核成为政府工作水平及行政官员晋升的主要标准。并且,量化指标体系的运作在不断地消解着行政自由裁量权,我们从多个公安部文件及地方公安机关文件中的表述中可以看出,裁量基准甚至有着将基层执法警察变为法律“自动贩卖机”的倾向。显然,指标考核体系对于实现警察权设立的立法价值有着一定的偏离,结果导向型的指标考核体系,导致警察难以通过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通过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完成警察权所要求的危害防止职能,同时量化的具体指标数值也使得警察所特有的执法即时判断能力不断弱化。第四章对现有司法审判经验的分析,表明行政诉讼对规范性文件所造成的创设性警察职权及警察行政裁量权行使的既有制度缺陷起到了良好的矫正功能,过往的有益经验对规范警察类规范性文件提供了一个可靠的路径,但是这样的矫正功能在“行政主导型”的政府权力运行背景下仍然有限。在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创设性警察职权问题上,司法审查更多的是选择在审判理由和审判依据中忽略违法或错误的规范性文件,以被告公安机关的败诉结果来否定规范性文件中违法的创设性警察职权。行政诉讼中法官对于公安机关在治安案件中依据不合法或有瑕疵的规范性文件而作出的行政行为,并不直接否定案件的适用依据,而是通过引用警察类法律法规并解释该法律规范的方式,来纠正警察执法中不适当规范性文件之适用。通过行政诉讼的实证研究,对规范性文件中行政裁量的司法审查我们可以得到四点认识:第一,尽管立法对于《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六）款明显不当情形的合理性审查路径没有具体规定,但是司法实践中法院通过援引行政法总论中的比例原则理论,作为合理性审查的依据。第二,法院通过能动裁判,确认了警察在社会治安管控中的治安“兜底职能”,警察通过概括性条款作出的职权裁量得到法院认可。第三,在审查单一的行政裁量行为时,合理性审查具有排他性,不应当与合法性审查的其他情形混用。第四,作为合理性审查的两种情形,滥用职权与明显不当应当进行区分,滥用职权不仅具有主观过错构成要件,而且在审查范围上要大于合理性审查。相比于规范性文件中的创设性警察职权,法院在裁判有关警察执法裁量规范的行政案件时,更倾向于通过具体的解释性说理对警察执法的明显不当情形进行矫正。但是,无论是引导性矫正还是解释性矫正,都只能运用于行政诉讼的个案正义表达,法院的权力弱势地位与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占据强势主导地位的悖论,以及行政案件多中心问题引发的选择性,使得司法审查的矫正功能相当有限。更重要的是,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异体”监督难以触碰到由规范性文件建立起的以量化指标体系作为行政内部考核的强激励式政府治理模式,还是应当从面向行政的行政法进行解析,以重塑警察依法行政的体系,将警察类法律法规的制定与警察实践执法的运作在规范性文件上集中展现出的问题作出消解。第五章基于面向行政的行政法维度,通过分析警察类法律法规立法价值的基本立场、法律制度的技术治理以及以听证为核心的行政程序等三个方面来重新构造警察执法的框架体系,建立权威正当的警察法律法规适用规范以代替现有规范性文件主导的适用模式。从应然立法价值到实然法律制度,警察一般性立法的本土化诠释必须基于当代中国的顶层政治决策、地方行政机制、基层执法实践,作出具有本土立法价值、立法技术、立法内容的解释,以此成为重塑警察依法行政体系所依仗的“法”依据,以解决规范性文件在既有执法实践中所具有的制度性缺陷。尽管量化指标所形成的考核体系在行政权力运行内部一直以来作为主导性的政府治理路径,但是,随着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战略部署逐渐走向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最前沿,“法”依据的基本功能立场不可否认的一直在提升。指标考核体系与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治理模式,在形式上形成中国政府对地方权力实行控制与监督的“双轨制”治理格局,而实质上指标考核体系的自我强化功能与依法行政标准认定的模糊性却使得前者在权力运行中不断强化,后者则不断弱化。依法治国所代表的法律制度刚性约束、稳定的制约机制,是现代理性化科层政府的必经之路。警察类法律法规在立法价值上的基本立场,不仅要明确本土警察权政治统合性的价值导向,还应当结合警察法治共有的理论解释,在二者之间找到平衡点并促使二者协同互动、同向发力。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提出,在制度上强化制度意识、维护制度权威,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水平,这便是要求既有的“双轨制”并行治理模式应当完成向治理法治化主导模式的转型,以适应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下公安机关全面依法履行社会治安职责的政治要求。从根本上解决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就必须在制度上作出转型,通过制度化的规范路径将权力与利益作出区分治理。政治特征与法治建设双向融合的制度设计,将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实质上就是将警察法治的价值内涵融入到国家顶层战略部署中,以政治的表达方式实现法治的现实转型。现有警察类法律法规中对概括性条款的过度依赖导致依法行政中的“法”依据难以在个案中得到解释和适用,当然只能通过规范性文件进行解释和细化,甚至是创造实践中需要而制度中没有的警察职权。因此,概括性条款向具体警察职权的转换过程成为推进警察依法行政、国家治理法治化的制度性改革关键,也是提升公安机关在社会治安秩序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保障。具体化转向应当确立概括性条款之于警察法制体系三层“金字塔”的结构,以当下最紧迫、现实最需要的警察职权类法律法规的完善作为具体化转向的中心着力点。听证是一国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制度,其在警察执法中的适用是保障警察依法行政的基础和关键,但是现有的听证制度在警察执法的听证事项与听证程序的法律规范制定上过于粗疏,导致警察执法的听证实践在现实运作中难以发挥非正式听证应当具备的程序正当之作用。应当在听证书面结果的法律效力、坚持听证主持人的相对独立地位以及增加人身权限制的听证事项等三个方面对听证制度进行完善。尤其是在涉及人身权限制的治安处罚领域,通过听证程序保障处罚决定作出前的行政理性与权威正当性是现代治理法治化的必要条件。本文通过对警察类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范分析,发现既有的警察执法体系在适用依据上的执法运作机制,结合政府治理在社会科学视角下的经验事实,总结出警察执法在法律规范适用中的基本制度逻辑是,由于警察类法律法规在具体条文的制定上存在普遍的原则性立法现象,导致警察执法不得不适用数量庞大的规范性文件以弥补法律法规中概括性条款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整个警察执法体系在法律规范的适用依据上过度地依赖规范性文件,因此呈现出两大制度性缺陷:一是没有经过正式立法程序产生的规范性文件,在法律保留原则下仍然会出现创设性警察职能以弥补现有警察法制体系概括性条款的粗疏,但是对现有行政法体系造成了显而易见的冲击;二是由于规范性文件中规定的量化指标考核规范具有强激励、约束机制,形成的指标考核体系成为政府控制、监督权力运行的主要治理模式,使依“法”行政在实践执法中演化为依“指标考核”行政。尽管司法审查在充分发挥能动司法判决情况下对上述两大弊病有着显着的矫正功能,但是行政诉讼在“行政主导型”的本土基本权力结构中,只能在个案正义中进行表达,法院的权力弱势地位与行政诉讼强势主导的悖论,以及行政案件多中心问题引发的选择性司法都使得司法审查的矫正功能相当有限。新时代下应当对警察依照法律执法进行体系化的改造,确定政治特征与法治建设的双向融合,为警察法制体系立法价值的基本立场提供框架解释,结合立法的技术治理使国家治理模式从指标考核体系与依法行政体系的形式“双轨制”转向良法善治的法治主导模式。我国警察执法的规律性分析,既是我国政府治理模式变迁的一个缩影,也是社会治理逻辑中稳定政治内核的一种表达,更是公安机关作为部门行政机构展现出自身履职特征的一次呈现。警察执法体系的治理效能本文仅从警察类法律法规与规范性文件的规律性分析整合中提出了初步的解释框架,为适应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警察行政法学下一步还应当作出更加精细化的研究,并且注意与其他部门行政法学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学科互动。
许春晖[5]（2020）在《正当程序在司法审查中的功能》文中研究说明我国行政诉讼中对正当程序的适用可追溯到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田永案、刘燕文案和张成银案等,且后经最高法院的二审、再审、公报或指导案例等体现了最高法院的倡导性态度。正当程序在我国并没有直接的法律依据。法院为了实现依法审判,在案件审理中都将正当程序与《行政诉讼法》相关违法行政行为的条款予以对接,把正当程序作为判断相关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标准。这样,正当程序在司法审查中的功能也就是合法性审查标准,而并非法律依据。有关正当程序的案例较多,所体现的法院态度成碎片化状态。正当程序与《行政诉讼法》相关违法行政行为条款的对接,具有必备性和唯一性。以此为标准是进行类型化的科学态度。从类型化观察发现,正当程序在司法审查中分别发挥着“违反法定程序”和“滥用职权”的审查标准功能。其中,正当程序作为“违反法定程序”的审查标准,适用于缺乏程序法规范的情形,要求行政机关为当事人提供最低限度的程序保障。正当程序作为“滥用职权”的审查标准,适用于行政裁量。与正当程序有关的行政裁量有两类:一是基于程序法规范缺失的程序裁量,二是基于不确定法律概念解释的实体裁量。正当程序作为程序裁量的审查标准,适用情形和要求与“违反法定程序”审查标准的适用情形和要求相同。正当程序作为实体裁量即不确定法律概念解释裁量的标准,却有着很大的发展,从听取相对人意见到相对人同意,到反对偏私,以及到公众是否可忍受,已接近美国的“剥夺甲而授予乙”实体正当程序范式。司法实践表明,正当程序经历了从对国外知识的学说借鉴,到政策回应、司法实践和法律确认的发展过程。这一制度生成路径也许具有普遍性意义。
刘刚[6]（2019）在《行业法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前,我国提出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思想。到2035年,我国还要实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基本建成”的目标。如何判断法治社会基本建成,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迫切的实践问题。社会是由行业组成的,法治社会的建成可以走一条行业法治之路。法治社会是社会领域实现法治化的治理状态,而行业法治可以理解为是指行业领域的法治化的治理过程。先有法而后才有法治,先有行业法而后才有行业法治。因此,要研究行业法治,需要先研究行业法;而要研究行业法,则需要先研究“行业”。改革开放后,我国立法实践中出现了大量“行业”入法现象,汇聚成“法律中的行业”这个独特命题。对“行业”入法现象的实证分析表明,“行业”已经从一个古老的经济概念变成一个新生的法律概念。“行业”入法现象在所有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中总体上占到了三成,席卷了除诉讼法及非诉讼程序法之外的所有部门法,甚至现行宪法也对“行业”做出了明确规定,宣示了“行业”的宪法地位。“行业”在法律条文中的形式样态,包括行业规划、行业标准、行业自律、行业诚信、行业垄断、行业主体、行业协会和从业人员等。“行业”入法现象有力的支撑了行业法的存在,宣告了行业法治的潜在可能。“行业”入法现象是对行业在社会结构中的变迁的法律响应,行业法是法律社会化发展的最新表现。系统梳理行业法的历史研究成果,可以发现,虽然学界还存在分歧,但也形成了一些理论共识,即行业法是兼顾“硬法”和“软法”在内的体系。新兴的行业法有助于一并解决传统部门法体系的学科壁垒问题、稳定性不足的问题以及部门法的局限性问题。行业法应该继部门法之后,成为我国法律体系和法学体系中的新成员。行业法与部门法之间存在着两种关系:一是交叉与重叠关系,二是包含与被包含关系。提出行业法治的逻辑,建基于法治概念的宽泛性和灵活性。行业法治是一种“混合”法治,其内涵表现为“硬法”之治和“软法”之治的结合、依法监管与依法自治的结合、横向体系（各行各业的法治）和纵向体系（包括行业立法、行业监管、行业纠纷化解和行业自治在内）的结合。行业法治是一种“复杂”法治,其特性包括法治主体的多元性、法律规范的复合性、行业治理的差异性、运行机制的共治性和调整范围的全面性。行业法治是一种真法治,而不是假法治,其理念包括权利保护理念、公平正义理念、科学发展理念和自治理念。行业法治是一种有意义的法治。从法治发展维度看,行业法治既有助于拓展法治的理论空间,也有助于填补传统法治的短板,还有助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从行业发展维度看,行业法治既有助于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促进行业发展,也有助于确立行业治理的标准、规范行业发展,还有助于为新兴行业保驾护航。行业法治体现了行业与法治的互动关系,促进了法治发展和行业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行业法治的产生基础包括经济基础、政治基础、社会基础、法律基础四个方面。其中,经济基础是指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政治基础是指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体制逐步建立;社会基础是指行业组织的大量出现;法律基础是指行业法律体系的逐步完善。与法治社会一样,行业法治也包括主体要素、制度要素与实践要素。这三种要素共同促进行业法治的发展。与“行业”在法律条文中的主要形式样态基本一致,行业标准、行业协会和行业自治构成了行业法治的基本要素。行业法治中的行业标准是广义的行业标准,行业标准是一种“软法”,可以进一步促进行业法治的社会化、柔性化和可操作性。行业协会是行业法治的重要主体,行业协会通过参与行业立法、行业纠纷化解、行业监管和行业管理等来促进行业法治的发展。行业法治中的行业自治既是权利,也是权力。行业自治首先通过行业自治规范促进行业法治的发展,但是,在行业法治的运行中,行业监管与行业自治始终需要处于动态平衡的态势中,只有这样,行业自治才能最大限度的促进行业法治的发展。理想的行业法治是完美的,但是行业法治的现实运行,包括行业立法、行业监管、行业纠纷化解和行业自治等,还存在若干缺陷,因而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完善措施。其中,行业立法存在着行业分类难以精确、狭隘的部门本位主义、行业法律滞后、行业协会立法不完备、缺失跨行业的标准化协调机制等缺陷。对此,一是可建立专业工作委员会提出立法草案的体制,取代现有的行业主管部门主导立法的立法体制,并建立第三方如行业协会等接受立法机关委托起草行业立法的立法体制;二是应将行业标准的制定权赋予行业协会,取代现有的行政机关制定行业标准的体制,并建立跨行业的标准协调制度,加大推广综合标准制度;三是应及时修订行业立法。行业监管存在的问题包括重审批轻监管、事中事后监管体系不健全,信用监管存在体制机制缺陷,综合监管仍有待完善等。对此,一是需要将监管理念从“重审批轻监管”转变为“轻审批重监管”,同时强化事中事后监管;二是政府应建立包括企业、非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在内的全国统一信息共享平台,并进一步发挥行业协会在信用监管中的作用;三是应当从监管主体、监管模式、监管手段和监管过程等四个方面完善综合监管体制;四是对新兴行业应遵循政府适度监管的原则。行业纠纷化解存在行业调解制度公信力有待加强、认同度和成功率都不高、行业调解程序和行业仲裁等相关法律制度缺失等问题。对此,一是应进一步增强行业协会的代表性,提升行业调解的公信力;二是应积极推动行业协会设立专业性调解组织,提高行业调解人员的准入资格条件,以提升行业调解制度的利用率和成功率;三是应当建立专门的行业调解程序;四是健全行业仲裁制度,可考虑由行业协会组建行业仲裁委员会,并修订《仲裁法》,赋予行业仲裁应有的法律地位;五是鼓励行业组织制定标准化法律文本,尽可能减少行业纠纷的产生。行业自治方面,存在着立法上重“行业自律”轻“行业自治”、行业协会自治权力不够、不利于行业自治的固有缺陷难以消除等不足。对此,一是应该突出“行业自治”的理念,将法律条文中的“行业自律”修改为“行业自治”;二是政府彻底退出行业协会的运作,不再干预行业协会的内部事务;三是赋予行业协会完整的自治权力,只要不违反法律,行业运行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皆由行业协会自行解决。同时,国家需保留对行业协会的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综上,通过对“行业”入法现象进行实证分析,对行业法和行业法治的研究成果进行历史分析,对行业法治的内涵、特性、理念、实践意义等问题进行概念分析、对行业法治的产生基础和基本要素等问题进行综合分析,行业法治的理论框架体系得以初步建立。只要有效解决行业法治在现实运行中的不足,作为法治社会的建设途径,行业法治一定会拥有美好的未来。期待有朝一日,行业法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行业法治理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罗鹏飞[7]（2019）在《行政证明的法定化问题研究》文中认为行政证明是行政管理服务的重要手段之一,广泛地存在于法律法规和现实社会生活之中。多年来,行政证明出现了泛化倾向,行政机关、经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在办理行政许可、行政确认、行政给付等事项时,越来越普遍地要求相对人提供用以描述客观事实或表明符合特定条件的行政证明,甚至要求开具“我妈是我妈”的“奇葩”证明,给企业群众办事创业造成了很大的困扰,无端消耗了大量的时间、人力和财力成本。十八大以来,我国大力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实施和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要求强化法治意识,运用法治思维,通过法治手段进一步减轻企业群众负担,释放全社会的创新动能和发展活力,其中行政证明的法定化应是法治建设和“放管服”改革的应有之义。但令人遗憾的是,目前国务院各部委、各地方从行政管理角度出发“减证便民”探索得多,从法治视角规范行政证明研究得少。因此,加强行政证明的法定化研究,通过法治方式规制行政主体“爱要”但企业群众“厌烦”的行政证明,对于助力“放管服”改革和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行政证明为研究对象,结合多年来从国家层面到各地“减证便民”的丰富实践经验,对行政证明法定化的现实障碍进行了分析,对法定化的实现路径作了尝试性探索,主要包括三个部分的内容:引言部分,介绍了行政证明法定化的研究现状、意义,研究思路、方法,对本文的研究缘起和总体思路进行了概略阐述。正文部分,分为四章:第一章,首先限缩性明确行政证明的概念,梳理出行政证明的历史发展脉络,分析其主要内容和特征,并与相关法律概念进行了辨析,对行政证明的基本内涵进行了总体呈现。第二章,通过阐释行政证明的依据来源、实际影响、与相关行政行为的程序性衔接属性,剖析了行政证明的法律属性,着重从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的角度对行政证明进行了类型化研究。第三章,分析了行政证明法定化的内涵,法定化过程中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设定主体混乱、性质复杂、标准不清、程序不明、救济不足等主要障碍和形成缘由,力争找出目前行政证明存在问题的“病灶”,为法定化“对症下药”提供依据。第四章,结合行政证明法定化面临的迫切现实要求,以及法定化应遵循的原则,提出法定化的实现路径,主要包括设定依据法定化、设定主体和实施主体法定化、内容法定化、程序法定化、救济法定化五个方面内容,力图从法治视角为深化“放管服”改革,规制行政主体行为,维护企业群众合法权益探索出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结论部分,对本文的主旨思想进行了总结性概括,并着重阐述了行政证明法定化的制度构建设想,以期发挥出建言献策和抛砖引玉的作用,为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
冯兴涛[8]（2019）在《依法行政视域下审批权行政自制研究》文中认为审批权行政自制是立足行政法治理论,探索实现审批合法性与有效性相互平衡的重要途径。行政机关的权力自我规制,凭借其内发性、专业性、同步性优势,弥合了立法、司法和社会公众等外部主体对审批权控制的缺陷,成为强化审批权制约监督的必然选择;立足中国行政控权实际,综合运用国内外行政权制约监督理论与思想资源,合理控制审批自由裁量权,确保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是审批权行政自制的重要出发点与落脚点。为此,在法律框架内,行政机关依据法律的授权构建起了审批权行政自制的规范体系,形成了相应的实践体制与机制;在深化审批制度改革中,行政机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审批权自我规制理念,探索出了以“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互联网+行政审批”“行政审批标准化”建设为基本内容的审批权行政自制实现路径;行政机关主导下的权力依法自我规制,使得审批权运行法治化水平得到提升。本文以审批权的行政机关自我规制为主题,通过对审批权行政自制理论基础、发展脉络、体制机制、法律规范依据、制度构成、主要对象、及其改革中实现路径的系统考察与分析,试图全面展现审批权行政自制的理论与实践面貌,以揭示其制度演进的内在逻辑与核心优势,归纳总结其制度运行的一般经验与挑战,从而为审批权行政自制的优化提出展望。研究内容主要分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审批权行政自制的研究背景、意义、分析框架等;第二部分主要分析审批权行政自制的理论基础;第三部分考察审批权行政自制的发展脉络,并分析其制度优势;第四部分主要分析审批权行政自制的体制机制、法律规范体系构建及规制的对象;第五部分系统考察改革背景下的审批权行政自制相关实践,以提炼制度的实现路径及经验,分析实践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第六部分对审批权行政自制的优化提出展望。研究发现,审批权行政自制是对传统行政权制约监督模式的拓展与创新;在审批权运行法治化进程中,审批权行政自制是必然选择,也是制度建设的重要方向;尊重行政机关在审批权制约监督中的能动性,构建审批权行政自制的法律规范体系,理顺审批权行政自制的体制机制,是合理控制审批自由裁量权实现权力自制的关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互联网+行政审批”“行政审批标准体系”建设是实现审批权行政自制的重要途径;提升审批权力结构的合理性、克服改革中的“法治悖论”、建立与“他制”的有效衔接机制,是优化审批权行政自制的重点。当然,与相关实践的迅速推进及伴随而来的众多挑战而言,本研究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对现实的反映上都存在着诸多不足。至于如何在依法行政的要求下进一步实现及优化审批权行政自制,则需要在实践中渐进的给出答案,本研究也需要结合实践持续深化。
王瑞军[9]（2019）在《政府治理视域下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研究》文中指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政府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已成为当前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转变政府职能、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抓手。行政审批设定不规范、审批范围过大,多头审批、重复审批现象依然存在,行政审批程序不规范、不透明,部分被取消或调整的审批事项缺乏有效的衔接主体,重审批、轻监管等问题,造成了损害政府公信力、增加行政成本、偏离服务型政府宗旨等负面影响。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现实所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研究都具有紧迫性和重要性。基于此,本文从政府治理与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相结合的角度,研究政府治理视域下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基本路径。文章通过系统梳理政府治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内涵及理论依据,探讨了政府治理与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内在逻辑关系,认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政府治理变革的重要工具,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有助于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政府治理现代化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目标和方向,政府治理理论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供了理论框架。两者的价值取向和理论依据是相互融合的,均强调服务和政府公信力、追求高效政府、突出政府责任、提倡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正是两者这种契合的关系,从政府治理视域下研究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必要的和可行的。文章围绕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功能定位、价值取向、目标设定以及改革基本原则等四个维度,构建了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治理理念的“GC模型”（Governance concept model）,有效阐释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核心价值。该模型认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与政府治理能力创新是一个内在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一个滚动更新、持续完善的探索过程,是一个理念导向与治理手段相互促进的概念、制度、方法、实践的动态集合。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目标设定、功能定位、基本原则均是围绕其改革的核心价值在动态演进的多维概念集合,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核心价值导向下,该集合包含的维度、概念、举措均有所变化。文章对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发展历史进程、取得的成效、现状和问题作了总结归纳,剖析了制约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原因,认为当前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现实背景和迫切需求包括:“公开+精简”行政体制改革中阳光政务与审批服务良性互动,“公平+效率”市场经济框架下效能政务与审批服务有机结合、“互联网+政务”社会背景下智慧型政务与审批服务有机结合。并选取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3个有代表性的域外国家和浙江、江苏、天津滨海新区等3个有典型示范意义的国内地区,对其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做法进行深度探究,进一步明确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应该围绕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核心价值:以法律为基础,放松经济性管制、加强社会性管制,以渐进式的方式来推进改革。文章基于上述理论构造和实证研究,提出了政府治理视域下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四个方面具体对策,即:科学设定和调整行政审批事项、加快行政审批标准化建设、推进“互联网+”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实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绩效评估。其中,实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绩效评估是文章的重点也是难点之一。在“GC模型”的分析框架下,运用扎根理论方法构建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绩效评估体系,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绩效评估主体机制、评估指标设计原则、评估指标设计、绩效管理动态流程和绩效结果使用与管理体系五个方面进行研究,较为系统的提出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绩效管理方面的完善对策,通过大量的收集、占有、分析有关政策文件、网络和出版资料、访谈资料,进行初始编码、聚焦编码和轴心编码,确立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绩效评价体系包括效率、效益、公平、服务、制度保障5个一级指标、23个二级指标、88个三级指标,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这一抽象行为运用扎根理论进行质性分析和指标量化。文章研究创新点主要体现在:在方法上合理的应用了文献计量法、扎根理论、案例比较等研究方法;在研究视角上,将政府治理作为研究导向和理论框架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核心价值深入探究;在研究过程中,注重调研与实证研究,将国际经验做法与国内案例实证相结合。理论贡献主要有:在政府治理理念下,重新定义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一个持续的动态过程集合;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持续、可控的研究构建了一个治理概念模型,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在新的模型分析框架下,有效的应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在今后改革导向、改革需求等外部环境发生动态变化的情况下,提出了一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研究的路径。论文的研究对当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实践具有理论和方法层面的指导意义,在研究路径和研究视野方面对将来其他学者研究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具有一定的理论借鉴价值。
施彦军[10]（2019）在《当代中国法治政府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提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意味着我国法治建设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不仅要关注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而且要关注公民义务的切实履行;不仅要关注对权力的控制,而且要关注权力使命的完成;不仅要看到法治与政治的紧密关系,而且要将法治放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的大格局中给予定位等。而在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大格局中,法治政府实践显得尤其重要,这是因为政府在我国现阶段的国家治理中具有独特而无法替代的作用,其主要表现为:一是政府在国家治理中扮演着发动机和推动器的角色;二是政府能够更好地履行宏观调控的职能;三是政府是国家法律的直接执行者;四是政府有能力培育、完善和规范各类社会组织,推动他们参与社会治理等。因此,对于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只有实行政府主导型的国家治理,才能切实有效的推进法治国家建设。这一论断的提出,无疑对政府的有效治理尤其是法治政府的实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法治政府实践成败不仅关系着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成败,还关系着法治国家建设的成败,更关系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成败,由此可见,法治政府理论及其实践在国家治理体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稍有不慎,则满盘皆输。在当前,我们看到法治政府实践取得较大成绩的同时,更应该看到由于我国具有特殊的历史传统,客观上,不论是依法行政还是法治政府的推进,都是自上而下进行的,既然是自上而下的推动,那么在实践中也就势必会存在执行力逐级衰减、大打折扣的不良现象,当然,这种执行力衰减也是造成行政管理中政令不通、执行不畅的最重要原因之一。这些不良现象的存在,严重侵害了政府多年积累起来的良好信誉和形象,阻碍了法治政府实践的进程,同时也损害了公民的合法权益,使得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近年来与依法行政、法治政府理论及其实践相关联的一系列理论与现实问题。本论文紧紧围绕“当代中国法治政府理论与实践”这一重要课题而展开充分研究,初步解决四个基本问题:一是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阻力及其影响因素;二是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指导原则;三是在一个具有特殊历史传统的语境中,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可行性及其模式选择;四是国外法治政府理论及其实践对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可借鉴价值。本论文充分运用文献研究法、定性研究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多学科综合研究法等研究方法,立足于国内外法治政府理论与实践,首先从法治内涵及其与人治的关系、政府内涵及其与国家的区别、法治政府的内涵与特征、法治政府的基本规则、法治政府的实践标准等方面,多维度地阐述了法治与法治政府的概念。紧接着,从西方法治政府理论、马克思主义法治政府理论以及中国传统的优秀法治政府理论等方面,认真梳理了法治政府理论的源流,为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提供思想理论上的借鉴。在此基础上,系统挖掘和梳理了当代中国法治政府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历程,进而分析了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现状即取得的基本成就、面临的阻力以及归因,然后,基于法治政府实践的模式选择、内容、需理顺的外部关系等方面,从宏观上勾勒了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框架。在客观分析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所取得的成就与面临的阻力的基础上,并结合已设计的宏观框架,着重分析了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可行性（基础理论、多维制度、时代发展）、指导原则以及基本路径选择,侧重从清除思想障碍、革新行政体制、筑牢民主根基、强化制度支撑、控制行政权力、畅通救济渠道、增强外在动力七个层面促进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进程。通过认真分析与研究,本论文得出如下结论: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法律制度不断向法治的原则、精神靠拢,其现代性因素不断积累,最终使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型统治体系逐步成为现实;并展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若干代人的不断努力,我国所实践的法治政府必将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是一个法律至上的政府,是一个政府行政权力得到很好的制约的政府,是一个能代表人民意志为人民谋幸福的政府。
二、实施行政许可法 推进依法行政进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实施行政许可法 推进依法行政进程（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共产党百年行政法思想探索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及研究重点 |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共产党的创立及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法思想(1921 年-1937 年) |
| 第一节 历史背景 |
| 第二节 公民权利及其保障基本思想的提出 |
| 第三节 行政组织制度的初创 |
| 一、代议制度中代表的产生与撤换 |
| 二、保障人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
| 三、实行直接选举的原则 |
| 四、建立行政法思想监督制度 |
| 第四节 党员干部选任的制度化 |
| 第五节 行政法的价值与意义 |
| 第三章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法思想探索(1927 年-1937 年) |
| 第一节 行政组织制度之新 |
| 一、议行合一思想应用 |
| 二、条线结合的行政组织体系 |
| 第二节 行政职能法定化 |
| 一、细化了行政机关的管辖区划 |
| 二、明确了行政机关的职权 |
| 第三节 行政法制化思想 |
| 一、行政管理科学化 |
| 二、行政监督的法制化 |
| 第四节 人权保障之新 |
| 一、从理论向实践的转化 |
| 二、人权保障内容的多样性 |
| 第五节 党与政府关系的初探索 |
| 第六节 行政法的价值与意义 |
| 第四章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法思想探索(1937 年-1945 年) |
| 第一节 党的主要领导人行政法思想的主要理念 |
| 一、尊重和保障人权思想的体现 |
| 二、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思想 |
| 三、行政机关职权法定的思想 |
| 第二节 陕甘宁边区法律制度中的行政法治思想 |
| 一、党对政府的领导地位 |
| 二、人事行政管理思想 |
| 三、廉洁政府建设 |
| 四、行政程序化思想 |
| 第三节 行政法治的价值与意义 |
| 第五章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法思想探索(1945 年-1949 年) |
| 第一节 《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中行政法思想之新 |
| 一、人民权利保障和实现 |
| 二、司法权独立于行政权 |
| 第二节 党的重要领导人新行政法思想的创新 |
| 一、加强行政法思想监督 |
| 二、加强行政立法 |
| 第三节 行政法的价值与意义 |
| 第六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行政法思想(1949 年-1956 年) |
| 第一节 “五四”宪法中行政法思想的创新 |
| 一、行政机关管理权威性的法制化 |
| 二、公民宪法权利实现行政约束 |
| 三、行政法治的统一 |
| 第二节 部门行政管理的创新 |
| 一、以实在法规范部门行政管理 |
| 二、以行政执法责任制作为部门管理的制度保障 |
| 第七章 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和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时期的行政法思想探索(1956 年-1966 年) |
| 第一节 关于央地关系的探索 |
| 第二节 完善行政立法、坚持依法行政 |
| 第三节 行政法制建设遭到破坏 |
| 第八章 改革开放起步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时期的行政法思想探索(1978 年-1989 年) |
| 第一节 邓小平思想中的新型行政法思想 |
| 一、完善行政立法 |
| 二、推进合法行政 |
| 三、实现党政关系法制化 |
| 第二节 “八二”宪法中的新型行政法思想 |
| 一、行政责任制 |
| 二、权利与义务的一致性 |
| 第三节 行政法意义 |
| 一、邓小平行政法思想的意义 |
| 二、八二宪法的时代价值 |
| 第九章 深化改革开放时期的行政法思想探索(1989 年-2003 年) |
| 第一节 行政管理法理念的创新与转变 |
| 第二节 江泽民行政法思想 |
| 一、行政决策法治化 |
| 二、行政权力监督制度化 |
| 三、干部人事制度法治化 |
| 四、行政管理法治化 |
| 五、转变政府职能 |
| 第三节 重要行政法律制度中的行政法思想之新 |
| 一、行政诉讼制度中的行政法思想之新 |
| 二、《国家赔偿法》之新 |
| 三、《行政处罚法》之新 |
| 第四节 行政法制建设成就 |
| 第五节 行政法意义 |
| 第十章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行政法思想探索(2003 年-2013 年) |
| 第一节 胡锦涛依法治国方略中的行政法思想 |
| 一、行政组织法治化思想 |
| 二、坚持权责一致原则,完善行政法思想监督机制 |
| 三、关于行政法制监督 |
| 四、加强行政立法,提高行政立法质量 |
| 第二节 重要行政法律制度中的创新—《行政许可法》之新 |
| 一、关于许可设定权 |
| 二、许可的程序 |
| 第三节 行政法意义 |
| 第十一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期的行政法思想探索(2013 年-) |
| 第一节 党政关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 |
| 第二节 严格执法,建设法治政府 |
| 一、严格执法 |
| 二、完善监督问责机制 |
| 三、全面贯彻严格、规范、文明、公正执法 |
| 第三节 行政法意义 |
| 第十二章 中国共产党百年行政法思想发展的规律性认识 |
| 第一节 从“人治”到“法治”的发展规律 |
| 第二节 从管制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的发展 |
| 第三节 行政权被严格限制之趋势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综合行政执法概述 |
| 一、综合行政执法与综合行政执法体制 |
| (一) 综合行政执法 |
| (二) 综合行政执法体制 |
| 二、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背景 |
| (一) 当前行政执法问题依然突出 |
| (二) 深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支撑 |
| (三) 法治政府建设的内在需要 |
| (四) 进一步优化完善行政体制的客观要求 |
| 三、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意义 |
| (一) 解决传统行政执法机构和队伍臃肿问题 |
| (二) 进一步深化和推动行政体制改革 |
| (三) 加快法治政府建设进程 |
| 第二章 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实践考察 |
| 一、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历程 |
| (一)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阶段 |
| 1. 初步试点阶段 |
| 2. 扩大试点阶段 |
| 3. 全面推开阶段 |
| (二) 推行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阶段 |
| (三) 深入推进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阶段 |
| (四) 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的发展 |
| 二、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主要模式 |
| (一) “X In One”综合行政执法模式 |
| (二) “1+X”综合行政执法模式 |
| (三) “1+1+X”综合行政执法模式 |
| 三、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配套建设 |
| (一) 行政执法队伍建设 |
| (二) 行政执法队伍内部分工 |
| (三) 行政执法监督制度建设 |
| 四、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实践成效 |
| (一) 精简行政执法机构和队伍 |
| (二) 行政执法责任明确 |
| (三) 实现行政执法权力下沉 |
| (四) 推动行政体制改革 |
| 五、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存在的问题 |
| (一) 改革目标定位不够清晰 |
| (二) 改革缺乏法律依据 |
| (三) 行政执法权力运行问题突出 |
| (四) 行政执法权限配置不甚合理 |
| (五) 行政执法队伍建设滞后 |
| 第三章 域外行政执法体制综述和启示 |
| 一、域外行政执法体制简介 |
| (一) 国外行政机构概述 |
| 1. 英国政府机构设置 |
| 2. 美国政府机构设置 |
| 3. 日本政府机构设置 |
| 4. 德国政府机构设置 |
| (二) 国外行政执法队伍与行政执法监督 |
| 1. 行政人员资格管理 |
| 2. 行政执法监督 |
| 二、域外行政执法体制特点与启示 |
| (一) 行政执法职能弱化 |
| (二) 决策与执行统一 |
| (三) 行政处罚设置运行不同 |
| (四) 对我国改革的启示 |
| 第四章 我国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思路与建议 |
| 一、改革总体思路 |
| 二、改革基本原则 |
| (一) 推进改革必须遵循法治原则 |
| (二) 执法权分开与集中科学调整原则 |
| (三) 专业执法与一般执法区分原则 |
| (四) 精简高效原则 |
| (五) 差异化原则 |
| 三、改革具体路径 |
| (一) 完善立法 |
| (二) 加强统筹 |
| (三) 明确综合行政执法权力的范畴 |
| 1. 明确不宜相对集中的权力事项 |
| 2. 明确以社会治理为视角的相对集中行政处罚 |
| 3. 明确以市场需求为视角的相对集中行政许可 |
| 4. 明确相对集中行政许可与行政处罚的协同 |
| (四) 优化行政执法程序和队伍建设 |
| 1. 统一行政执法程序 |
| 2. 提升行政执法程序科学化水平 |
| 3. 整合行政许可资源 |
| 4. 行政审批与技术审查相分离 |
| 5. 行政执法队伍建设与行政执法监督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公物理论视角下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和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主要创新和不足 |
| 第一章 公物理论基本要点 |
| 第一节 公物的概念 |
| 一、“物”在行政法体系中两种体现 |
| 二、公物的概念及其特征 |
| 三、公物制度的基本内容 |
| 第二节 公物的基础理论学说 |
| 一、法国公所有权理论的演化 |
| 二、德国修正的私所有权学说形成 |
| 三、日本公物理论承继与扬弃 |
| 第三节 公物理论研究核心由“管理”向“利用”的迁转 |
| 一、基于日本实定法中“公物”表述嬗变的观察 |
| 二、公物利用法律属性认识的革新 |
| 三、公物理论核心的再定位 |
| 第二章 给付国家图像下公物的主要形态-公用事业 |
| 第一节 公用事业概念 |
| 一、公用事业概念的规范考察 |
| 二、公用事业的特征 |
| 三、本文语境下公用事业概念界定 |
| 第二节 公物事业特许性质的学理阐释 |
| 一、关于行政特许性质争议的日本理论考察 |
| 二、行政特许属性分析的双重维度 |
| 三、公用事业特许授权性质的提出 |
| 四、公用事业特许的容许性 |
| 第三节 公私合作脉络下的公用事业特许经营 |
| 一、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是公私合作的一种方式 |
| 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的独特性 |
| 第三章 公用事业特许经营者的角色定位 |
| 第一节 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对传统行政法体系的冲击 |
| 一、国家图像的转变:给付国家到担保国家 |
| 二、公用事业中公私主体间关系的变化 |
| 三、研究范式转变 |
| 第二节 作为合作伙伴的特许经营者 |
| 一、我国语境下“公私合作”概念的特定含义 |
| 二、法律关系中的独立性 |
| 三、法律关系间的平等性 |
| 第三节 特许经营权的属性 |
| 一、特许经营权权利形态的学理讨论 |
| 二、对特许经营权学术理论的反思 |
| 三、分析思路的转变:从概念分析到类推思维 |
| 四、定位于财产权:超越公私二分的法律思维模式 |
| 五、特许经营权公法保护 |
| 第四章 公用事业特许经营运行依托—特许经营协议 |
| 第一节 特许经营协议的特征 |
| 一、特许经营协议的主要内容 |
| 二、特许经营协议的特征 |
| 第二节 特许与特许经营协议关系 |
| 一、双阶理论的争议 |
| 二、双阶理论在我国立法及司法中的体现 |
| 三、司法实践采用修正的双阶理论的利与弊 |
| 第三节 特许经营协议的合法性判断 |
| 一、特许经营协议合法性判断的法律依据 |
| 二、缔约主体资格瑕疵对协议效力的影响 |
| 三、行政协议内容瑕疵对协议效力的影响 |
| 四、程序瑕疵对协议效力的影响 |
| 第四节 特许经营协议司法审查的变化 |
| 一、司法审查规则的变化 |
| 二、司法审查对象的变化 |
| 三、司法审查价值标准的变化 |
| 四、司法审查密度的变化 |
| 第五章 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立法规制完善 |
| 第一节 我国公用事业特许经营规范现状 |
| 一、公用事业特许经营规范发展历程 |
| 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规范的形式渊源 |
| 三、公用事业特许经营规范体系特征 |
| 第二节 公用事业特许经营规范实施存在的问题 |
| 一、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的法律依据不清晰 |
| 二、明确特许经营相关主体法律地位的规范缺位 |
| 三、现有法规范中核心条款缺失 |
| 四、法规范之间缺乏衔接彼此冲突 |
| 第三节 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立法规制原则 |
| 一、民主法治原则的控制 |
| 二、效能原则的引入 |
| 三、法律保留原则的坚守 |
| 四、平等原则 |
| 五、均衡原则 |
| 第四节 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法律规范体系构建之设想 |
| 一、明确《行政许可法》的法律渊源地位 |
| 二、完善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的法律体系 |
| 三、提高法律规范密度 |
| 四、增加程序性规制设计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4）警察执法中法律规范适用的制度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研究思路及创新 |
| 第一章 我国警察权嬗变的内在逻辑 |
| 第一节 主流警察权体系的选择与移植 |
| 一、两种主流警察制度的区分 |
| 二、治安型警察权概念的近代移植 |
| 第二节 变迁中的填补型警察权概念 |
| 一、治安型警察权概念的延续 |
| 二、填补型警察权概念的产生与扩张 |
| 第三节 我国本土警察权的政治统合性 |
| 一、政治统合性的形成:公安行政首长参与政治决策 |
| 二、政治统合性的内容:警察权中的政治职能 |
| 三、政治统合性的保障:人员编制与财政支出的倾斜 |
| 第四节 警察权属性中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分层 |
| 一、警察危害防止任务具有行政权性质 |
| 二、侦查权法律属性之辨析 |
| 三、行政权与司法权在职能维度上的分层 |
| 第五节 现有警察权范围的调整与反思 |
| 一、警察权限缩的有限性 |
| 二、治安类警察权的理性扩增 |
| 第六节 小结 |
| 第二章 规范性文件适用的有限填补功能 |
| 第一节 警察类法律文本与警察立法理论的差距 |
| 一、警察类法律文本中概括性条款的适用 |
| 二、警察行政协助的立法问题 |
| 三、现代警察立法理论:警察权限授予的具体化 |
| 第二节 规范性文件对警察类法律文本的填补功能 |
| 一、规范性文件填补功能的制度基础 |
| 二、规范性文件填补功能适用的普遍性 |
| 三、规范性文件的三重填补机制 |
| 第三节 警察执法适用规范性文件的合理性 |
| 一、警务特性对法律文本的超越 |
| 二、警察执法的即时判断性 |
| 三、警察执法的措施应急性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三章 指标考核体系对警察执法的影响 |
| 第一节 规范性文件填补功能的风险构成 |
| 一、法律位阶的越权风险 |
| 二、地方性规范性文件同案异罚的风险 |
| 三、行政事实行为的“隐性强制”风险 |
| 四、风险源头——指标考核体系的过度依赖 |
| 第二节 指标考核体系的表达与运作 |
| 一、指标考核体系的表达方式 |
| 二、运作方式之一:行政裁量基准量化 |
| 三、运作方式之二:行政任务量化 |
| 四、运作方式之三:警察运动式执法的说明 |
| 第三节 指标考核体系过度依赖的结果 |
| 一、行政内部监督的路径单一化 |
| 二、警察执法中行政裁量权的消解 |
| 第四节 指标考核体系与警察权力运行的悖论 |
| 一、结果导向的量化指标侵蚀依法行政原则 |
| 二、警察权的预防性与指标考核的矛盾 |
| 三、指标考核体系中考核路径的缺陷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四章 司法审查对警察执法的矫正功能 |
| 第一节 司法审查下的创设性警察职能 |
| 一、履职困境:创设性职能的立法冲突 |
| 二、执法实务中生成的履职基准 |
| 三、职能规范冲突导致的行政不作为 |
| 第二节 司法审查下的行政裁量规范 |
| 一、公安类行政案件中比例原则的适用 |
| 二、明显不当情形的认定 |
| 三、明显不当情形在判决中的不当适用 |
| 四、滥用职权与明显不当情形的适用辨析 |
| 第三节 司法审查的矫正路径 |
| 一、以判决结果作出的个案矫正 |
| 二、以裁判理由作出的解释性矫正 |
| 第四节 司法审查矫正功能的局限性 |
| 一、合理性审查的局限性 |
| 二、创设性警察职权司法审查的审慎立场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五章 治理法治化视野下警察执法规范体系的重构 |
| 第一节 制定警察类法律文本的价值立场 |
| 一、政治统合性的价值导向 |
| 二、法治立场的基本解释 |
| 三、政治导向与法治立场的双向融合 |
| 第二节 技术治理在警察立法中的运用 |
| 一、概括性条款具体化的法治内涵 |
| 二、概括性条款与列举性条款的关系 |
| 三、警察职权类法律规范的具体化转向——以行政管束为例 |
| 第三节 警察执法程序中听证制度的完善 |
| 一、我国警察听证制度的基本构造 |
| 二、听证制度在警察执法中的实施困境 |
| 三、听证制度完善的具体路径 |
| 第四节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5）正当程序在司法审查中的功能（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方法、结构和意义 |
| 一、本研究的问题意识 |
| 二、本文的研究方法 |
| 三、本文的结构安排 |
| 四、本文的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有关正当程序的研究状况 |
| 一、我国对正当程序的研究 |
| 二、英、美的正当程序研究 |
| 第二章 作为最低限度程序要求的正当程序 |
| 第一节 裁判背后的价值 |
| 一、程序的独立性 |
| 二、程序的正义性 |
| 三、正义兼顾效率 |
| 第二节 程序价值的选择 |
| 一、程序价值选择的前提 |
| 二、程序正义的最高标准 |
| 三、程序正义的最低限度 |
| 第三节 正当程序的证成和释明 |
| 一、我国正当程序的证成 |
| 二、正当程序的规则释明 |
| 第三章 作为滥用职权判断标准的正当程序 |
| 第一节 实体裁量和程序裁量 |
| 一、行政裁量的发展 |
| 二、实体裁量的内涵 |
| 三、程序裁量的提出 |
| 第二节 滥用程序裁量权的判断标准 |
| 一、 “没有法律依据”下的程序裁量 |
| 二、应当以正当程序作为判断标准 |
| 第三节 判断标准的矛盾和弥合 |
| 一、正当程序与法定程序 |
| 二、正当程序和实体合理性 |
| 三、正当程序与比例原则 |
| 第四章 作为不确定法律概念解释标准的正当程序 |
| 第一节 基于不确定法律概念的解释和裁量 |
| 一、不确定法律概念 |
| 二、不确定法律概念的解释 |
| 三、依不确定法律概念的裁量 |
| 第二节 正当程序作为判断解释的程序标准 |
| 一、说明理由 |
| 二、听取意见 |
| 第三节 正当程序作为判断解释的实体标准 |
| 一、剥夺甲授予乙 |
| 二、公平行政原则 |
| 结语 |
| 案例索引 |
| 一、最高法院指导案例 |
| 二、最高法院公报案例 |
| 三、最高法院参考案例 |
| 四、人民法院案例选 |
| 五、最高法院终审案例 |
| 六、地方法院案例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6）行业法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法律中的“行业”与行业法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的比较 |
| 一、行业与事业 |
| 二、行业与产业 |
| 第二节 “行业”入法的实证分析 |
| 一、法律文本的选择 |
| 二、“行业”的检索结果 |
| 三、“行业”入法的主要领域 |
| 四、部门法中的“行业” |
| (一)宪法中的“行业” |
| (二)经济法中的“行业” |
| (三)行政法中的“行业” |
| (四)社会法中的“行业” |
| (五)民商法中的“行业” |
| (六)刑法中的“行业” |
| 五、“行业”在法律条文中的形式样态 |
| (一)行业规划 |
| (二)行业标准 |
| (三)行业主体 |
| (四)行业协会 |
| (五)行业垄断 |
| (六)行业自律 |
| (七)行业诚信 |
| (八)从业人员 |
| 第三节 行业法的提出 |
| 一、行业法研究的历史沿革 |
| (一)从部门法的角度来理解行业法 |
| (二)从非正式制度的角度理解行业法 |
| (三)对行业法的深入研究 |
| (四)行业法与领域法的比较研究 |
| 二、行业法研究的理论共识 |
| 三、行业法与部门法的关系 |
| (一)交叉与重叠关系 |
| (二)包含与被包含关系 |
| 第二章 行业法治的概念分析 |
| 第一节 行业法治的提出 |
| 一、提出行业法治的逻辑 |
| 二、行业法治研究的历史沿革 |
| 三、行业法治的理论主张 |
| 第二节 行业法治的内涵 |
| 一、“硬法”之治与“软法”之治的结合 |
| 二、依法监管与依法自治的结合 |
| 三、横向体系和纵向体系的结合 |
| 第三节 行业法治的特性 |
| 一、法治主体的多元性 |
| 二、法律规范的复合性 |
| 三、行业治理的差异性 |
| 四、运行机制的共治性 |
| 五、调整范围的全面性 |
| 第四节 行业法治的理念 |
| 一、权利保护理念 |
| (一)通过公众参与实行权利保护 |
| (二)通过救济实现权利保护 |
| (三)通过行业监管实行权利保护 |
| 二、公平正义理念 |
| (一)行业准入公平 |
| (二)行业运行公平 |
| (三)行业结果公平 |
| 三、科学发展理念 |
| (一)创新理念 |
| (二)协调理念 |
| (三)绿色理念 |
| (四)开放理念 |
| (五)共享理念 |
| 四、自治理念 |
| 第五节 行业法治的实践意义 |
| 一、法治发展维度 |
| (一)有助于拓展法治的理论空间 |
| (二)有助于填补传统法治的短板 |
| (三)有助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 |
| 二、行业发展维度 |
| (一)有助于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促进行业发展 |
| (二)有助于确立行业治理的标准,规范行业发展 |
| (三)有助于为新兴行业保驾护航 |
| 第三章 行业法治的产生基础 |
| 第一节 经济基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 |
| 第二节 政治基础: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体制逐渐确立 |
| 一、政企分开或政事分开的检索结果 |
| 二、各行业推进政企分开或政事分开的情况举例 |
| 三、对政企分开或政事分开检索结果的分析 |
| 第三节 社会基础:行业组织的大量涌现 |
| 一、政策和法律对行业组织的扶持 |
| 二、行业组织数量显着增长 |
| 第四节 法律基础:行业法律体系的逐步完善 |
| 一、第一阶段:改革开放后到九十年代中期 |
| 二、第二阶段:九十年代后期至今 |
| 第四章 行业法治的基本要素 |
| 第一节 行业法治中的行业标准 |
| 一、行业标准的广义界定 |
| 二、标准化对国家治理的作用 |
| 三、行业标准的法律性质 |
| 四、行业标准对行业法治的促进 |
| (一)行业标准进一步促进行业法治的社会化 |
| (二)行业标准使行业法治进一步柔性化 |
| (三)行业标准使行业法治进一步具有可操作性 |
| 第二节 行业法治中的行业协会 |
| 一、行业协会的法律定位 |
| 二、行业协会对行业法治的促进 |
| (一)行业协会参与行业立法 |
| (二)行业协会参与行业纠纷化解 |
| (三)行业协会参与行业监管 |
| (四)行业协会参与行业管理 |
| 第三节 行业法治中的行业自治 |
| 一、行业自治的法律性质 |
| 二、行业自治对行业法治的促进 |
| 第五章 行业法治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
| 第一节 完善行业立法机制 |
| 一、行业立法存在的问题 |
| (一)行业分类难以精确 |
| (二)狭隘的部门本位主义 |
| (三)行业法律的滞后性 |
| (四)行业协会立法不完备 |
| (五)缺失跨行业的标准化协调机制 |
| 二、行业立法问题的完善 |
| (一)完善行业立法体制 |
| (二)完善行业标准立法 |
| (三)及时修订行业立法 |
| 第二节 完善行业监管机制 |
| 一、行业监管存在的问题 |
| (一)重审批轻监管的传统仍然存在,事中事后监管不健全 |
| (二)传统监管不适应新的形势,信用监管存在体制机制缺陷 |
| (三)传统监管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综合监管仍有待完善 |
| 二、行业监管问题的完善 |
| (一)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完善信用监管和综合监管 |
| (二)贯彻政府适度监管原则 |
| 第三节 完善行业纠纷化解机制 |
| 一、行业纠纷化解存在的问题 |
| (一)行业调解组织主要靠公权力推动,公信力有待加强 |
| (二)行业调解制度的认同度不高,导致利用率过低 |
| (三)行业调解的成功率不高,没有实质性发挥作用 |
| (四)行业调解程序和行业仲裁等相关法律制度缺失 |
| 二、行业纠纷化解问题的完善 |
| (一)完善行业调解制度 |
| (二)健全行业仲裁制度 |
| (三)鼓励行业组织制定标准化法律文本,预防行业纠纷的产生 |
| 第四节 完善行业自治机制 |
| 一、行业自治存在的问题 |
| (一)立法和政策上重行业自律,轻行业自治 |
| (二)行业协会自治权力不够 |
| (三)不利于行业自治的固有缺陷难以根除 |
| 二、行业自治问题的完善 |
| (一)将立法上的“行业自律”修改为“行业自治” |
| (二)政府彻底退出行业协会的运作 |
| (三)赋予行业协会完整的自治权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主要行业法律的梳理 |
| 附录 B 国务院行政审批改革政策性文件清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7）行政证明的法定化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行政证明的制度概述 |
| 一、行政证明的概念 |
| (一)什么是证明 |
| (二)行政证明的概念 |
| 二、行政证明的发展历史 |
| (一)行政证明的生成 |
| (二)行政证明的古代类似形态和演进过程 |
| (三)建国后行政证明的发展历史 |
| 三、行政证明的内容与特征 |
| (一)行政证明的内容 |
| (二)行政证明的特征 |
| 四、行政证明与相关法律概念的比较 |
| (一)行政证明与诉讼证明的区别和联系 |
| (二)行政证明与群众自治组织证明、法人证明、自然人证明的区别和联系 |
| (三)行政证明与行政许可的区别和联系 |
| (四)行政证明与行政处罚的区别和联系 |
| 第二章 行政证明的法律属性 |
| 一、行政证明的依据来源 |
| (一)行政证明的法律依据和来源 |
| (二)行政证明的行政法规依据和来源 |
| (三)行政证明的地方性法规依据和来源 |
| (四)现存的其他依据和来源 |
| 二、行政证明与“实际影响” |
| (一)准行政行为型的行政证明 |
| (二)行政行为型的行政证明 |
| (三)行政事实行为型的行政证明 |
| 三、行政证明的程序属性 |
| (一)行政行为型行政证明的程序属性 |
| (二)非行政行为型行政证明的程序属性 |
| 第三章 行政证明法定化的现实障碍 |
| 一、行政证明法定化的内涵 |
| 二、行政证明法定化面临的挑战 |
| (一)覆盖领域广 |
| (二)数量庞大 |
| (三)在经济和民生领域的行政许可事项上集中度高 |
| 三、行政证明法定化的现实障碍分析 |
| (一)设定主体混乱 |
| (二)性质复杂 |
| (三)标准不清 |
| (四)程序不明 |
| (五)救济不足 |
| 四、行政证明法定化的现实障碍形成缘由分析 |
| (一)统一立法存在空白 |
| (二)政府干预过多 |
| (三)信息共享程度低 |
| (四)信用社会建设不到位 |
| (五)公众维权意识不强 |
| 第四章 行政证明法定化的制度构建 |
| 一、行政证明法定化的现实要求 |
| (一)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要求 |
| (二)转变政府职能的要求 |
| (三)深化“放管服”改革的要求 |
| 二、行政证明法定化的原则 |
| (一)依法行政原则 |
| (二)客观公正原则 |
| (三)为民便民原则 |
| (四)保守秘密原则 |
| 三、行政证明法定化的实现路径 |
| (一)设定依据法定化 |
| (二)主体法定化 |
| (三)内容法定化 |
| (四)程序法定化 |
| (五)救济法定化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8）依法行政视域下审批权行政自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审批权行政自制研究的意义 |
| 1.1.1 研究的理论意义 |
| 1.1.2 研究的现实意义 |
| 1.2 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及评述 |
| 1.2.1 审批制度改革中审批权规制综合研究 |
| 1.2.2 以审批自由裁量权控制为重点的研究 |
| 1.2.3 以行政审批权程序控制为重点的研究 |
| 1.2.4 简要评述 |
| 1.3 “审批权行政自制”概念之解析 |
| 1.3.1 依法行政 |
| 1.3.2 行政自制 |
| 1.3.3 行政审批权 |
| 1.4 本文的分析框架及研究方法与思路 |
| 1.4.1 分析框架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研究思路 |
| 第2章 审批权行政自制的理论基础 |
| 2.1 习近平关于行政权制约监督的重要论述 |
| 2.2 依法行政原理和行政自制理论 |
| 2.2.1 依法行政原理与审批权行政自制 |
| 2.2.2 行政自制理论与审批权行政自制 |
| 第3章 行政审批制度演化中行政权自我规制的发展脉络 |
| 3.1 行政审批权规制的历史脉络及逻辑演进 |
| 3.1.1 行政审批取代行政命令阶段:审批权规制的“制度化” |
| 3.1.2 审批逐步改造为行政许可阶段:审批权规制“法制化” |
| 3.1.3 审批权力结构合理化探索阶段:审批权规制“法治化” |
| 3.2 行政自制——行政审批权有效规制的发展趋势 |
| 3.2.1 主体、主导、主责:审批权行政自制的现实必然性 |
| 3.2.2 内发、专业、同步:审批权行政自制的维度及优势 |
| 第4章 审批权行政自制的实践机制与法律规范体系 |
| 4.1 审批权行政自制的体制机制 |
| 4.1.1 审批权行政自制的体制 |
| 4.1.2 审批权行政自制的实践机制 |
| 4.2 审批权行政自制的法律规范体系分析 |
| 4.2.1 审批权行政自制的法律依据分析 |
| 4.2.2 审批权行政自制的司法解释依据 |
| 4.2.3 审批权行政自制的规范体系构建 |
| 4.3 行政自由裁量权——审批权行政自制的主要内容 |
| 4.3.1 行政审批设定中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及其行政自制 |
| 4.3.2 行政审批实施中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及其行政自制 |
| 4.3.3 行政审批后续监管和撤销中的自由裁量权及其行政自制 |
| 4.4 小结 |
| 第5章 深化审批制度改革中审批权行政自制的实现路径——基于浙江的考察 |
| 5.1 “最多跑一次”改革中审批权行政自制的实现路径与经验 |
| 5.1.1 “以人民为中心”:动力机制、价值导向、评判体系重构 |
| 5.1.2 相对集中许可权:形式“相对集中”与实质“强化制约” |
| 5.1.3 互联网+行政审批:全程监控,压缩各层级自由裁量空间 |
| 5.1.4 审批标准化建设:重塑“明规则”,增强责任可追溯性 |
| 5.2 深化审批制度改革中审批权行政自制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
| 5.2.1 审批权的有限性与行政自制的合理性 |
| 5.2.2 审批权行政自我规制存在合法性风险 |
| 5.2.3 审批权行政自制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 |
| 第6章 依法行政视域下优化审批权行政自制的展望 |
| 6.1 依法提升行政审批权力结构的合理性 |
| 6.2 克服深化审批制度改革中的“法治悖论” |
| 6.3 构建行政自制与“他制”的有效衔接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政府治理视域下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选题的意义 |
| 一、选题的现实意义 |
| 二、选题的理论意义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基于CiteSpace文献计量的研究热点与前沿分析 |
| 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研究现状 |
| 三、文献述评 |
| 第四节 论文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第五节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 一、选题的特色与创新之处 |
| 二、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政府治理视域下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政府治理与行政审批概述 |
| 一、治理的兴起及政府治理内涵 |
| 二、政府治理的本质及价值取向 |
| 三、行政审批的内涵 |
| 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重要意义 |
| 第二节 政府治理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关系辨析 |
| 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政府治理变革的重要工具 |
| 二、政府治理现代化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目标与方向 |
| 三、政府治理理论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供理论框架 |
| 第三节 政府治理视域下行政审批制度改革“GC模型”构建 |
| 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功能定位 |
| 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价值取向 |
| 三、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目标设定 |
| 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基本原则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历史沿革和改革现状 |
| 第一节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历史沿革 |
| 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主要历史进程 |
| 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取得的成果 |
| 第二节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
| 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存在的问题 |
| 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问题的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现实背景 |
| 一、“公开+精简”行政体制改革中阳光政务与审批服务良性互动 |
| 二、“公平+效率”市场经济框架下效能政务与审批服务有机结合 |
| 三、“互联网+政务”社会背景下智慧型政务与审批服务有机结合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国际经验借鉴和启示 |
| 第一节 美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研究 |
| 一、改革背景 |
| 二、改革路径 |
| 第二节 澳大利亚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研究 |
| 一、改革背景 |
| 二、改革路径 |
| 第三节 日本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研究 |
| 一、改革背景 |
| 二、改革路径 |
| 第四节 借鉴和启示 |
| 一、美澳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共性 |
| 二、美澳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个性 |
| 三、美澳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内部分地方政府改革实证调研与案例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浙江省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主要做法、成效及问题 |
| 一、改革背景 |
| 二、面临的问题 |
| 三、改革策略 |
| 第二节 江苏省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主要做法、成效及问题 |
| 一、改革背景 |
| 二、面临的问题 |
| 三、改革策略 |
| 第三节 天津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主要做法、成效及问题 |
| 一、改革背景 |
| 二、面临的问题 |
| 三、改革策略 |
| 第四节 浙苏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综合比较分析与评述 |
| 一、浙苏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共性 |
| 二、浙苏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个性化探索 |
| 三、浙苏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启示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政府治理视域下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策 |
| 第一节 科学设定和调整行政审批事项 |
| 一、行政审批设定和调整原则 |
| 二、行政审批事项设定及调整程序 |
| 第二节 加快行政审批标准化建设 |
| 一、行政审批标准化的内涵及重要意义 |
| 二、推进行政审批标准化的局限性 |
| 三、行政审批标准化建设的路径选择 |
| 第三节 推进“互联网+”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
| 一、大数据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的作用 |
| 二、大数据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的困境 |
| 三、“互联网+”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完善措施 |
| 第四节 实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绩效评估 |
| 一、构建合理多元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绩效评估主体机制 |
| 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绩效评估指标体系设计原则 |
| 三、基于扎根理论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绩效评估指标设计 |
| 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绩效管理动态流程 |
| 五、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绩效结果使用与管理体系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校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10）当代中国法治政府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理论意义 |
| 二、研究实践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三、现有相关研究的评价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 |
| 一、文献研究法 |
| 二、定性研究法 |
| 三、历史研究法 |
| 四、比较研究法 |
| 五、多学科综合研究法 |
| 第六节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创新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法治与法治政府的概念解析 |
| 第一节 法治内涵及其与人治的关系 |
| 一、法治内涵 |
| 二、法治与人治的关系 |
| 第二节 政府的内涵及其与国家的区别 |
| 一、政府的内涵 |
| 二、政府与国家的区别 |
| 第三节 法治政府的内涵与特征 |
| 一、法治政府的内涵 |
| 二、法治政府的基本特征 |
| 第四节 法治政府的基本规则 |
| 一、法治政府的形式规则 |
| 二、法治政府的实质规则 |
| 三、法治政府基本规则实现的条件 |
| 第五节 法治政府的实践标准 |
| 一、首要标准:行政主体依法设立 |
| 二、关键标准:行政权力依法获取 |
| 三、核心标准:行政行为受法律制约 |
| 四、保障标准:行政违法行为依法严惩 |
| 五、终极标准:行政权力服务公众和社会 |
| 第二章 法治政府理论的源与流 |
| 第一节 西方法治政府理论 |
| 一、古希腊与古罗马时期法治政府理论 |
| 二、中世纪时期的法治政府理论 |
| 三、近代资本主义时期法治政府理论 |
| 四、当代西方法治政府理论 |
| 五、西方法治政府理论评析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法治政府理论 |
| 一、马克思、恩格斯法治理论 |
| 二、列宁法治政府理论 |
| 三、马克思主义法治政府理论评析 |
| 第三节 中国传统的优秀法治政府理论 |
| 一、古代法家的法治政府理论 |
| 二、清末法学家的法治政府理论 |
| 三、中国传统的优秀法治政府理论评析 |
| 第三章 当代中国法治政府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法治政府理论的发展历程 |
| 一、改革开放前法治政府理论的探索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政府理论 |
|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政府理论 |
| 第二节 法治政府实践发展历程 |
| 一、艰难探索阶断(1949年——改革开放前) |
| 二、初步实践阶断(改革开放后——1989年) |
| 三、全面实践阶段(1989年——2003年) |
| 四、继续推进阶段(2003年——2012年) |
| 五、全面深化阶段(2012年——至今) |
| 第三节 法治政府理论与实践发展历程的评析 |
| 第四章 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所取得的基本成就 |
| 一、行政法律规范建设硕果累累,基本上实现了有法可依 |
| 二、不断改革政府机构,推进了政府职能转变 |
| 三、全面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有效维护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
| 四、政府及其公务员依法行政意识明显增强,明确了法治政府实践目标 |
| 五、不断完善行政权力监督体系,提升了法治政府实践水平 |
| 第二节 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面临的问题 |
| 一、法治政府理论研究与实践认识程度还不够深入 |
| 二、法治政府的制度建设还不够健全 |
| 三、行政体制性障碍还未从根本上消除 |
| 四、行政执法行为还不够规范甚至滥用行政权力 |
| 五、部分公务员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还比较低 |
| 六、法治政府实践的监督制度落实还不够到位 |
| 第三节 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障碍的归因 |
| 一、中国特殊外部环境因素的深远影响 |
| 二、政府自身能力不足因素的深刻影响 |
| 三、缺乏对“法治”正确认识的重要影响 |
| 第五章 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宏观框架 |
| 第一节 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模式选择 |
| 一、法治政府实践的基本模式 |
| 二、关于法治政府实践模式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
| 三、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模式选择 |
| 第二节 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内容 |
| 一、法治政府与良好秩序 |
| 二、法治政府与推动民主 |
| 三、法治政府与促进自由 |
| 四、法治政府与维护公正 |
| 五、法治政府与保护人权 |
| 第三节 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需理顺的外部关系 |
| 一、法治政府与政党 |
| 二、法治政府与法治国家 |
| 三、法治政府与法治文化 |
| 四、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 |
| 第六章 推进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路径选择 |
| 第一节 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可行性 |
| 一、基础理论上的可行性 |
| 二、多维制度上的可行性 |
| 三、时代发展上的可行性 |
| 第二节 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指导原则 |
|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法治政府实践 |
| 二、坚持以民为中心 |
| 三、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
| 四、坚持立足当代中国实际 |
| 五、坚持硬法与软法相结合 |
| 六、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
| 第三节 优化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若干对策 |
| 一、清除思想障碍:大力增强行政公务人员的法治观念 |
| 二、革新行政体制:转变政府职能,构建有限政府和服务政府 |
| 三、筑牢民主根基:建立健全民主政治制度 |
| 四、强化制度支撑:建立健全行政法律规范体系 |
| 五、控制行政权力:严格规范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行为 |
| 六、畅通救济渠道:建立健全行政救济机制 |
| 七、增强外在动力:发展和壮大市民社会 |
| 在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四、实施行政许可法 推进依法行政进程（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共产党百年行政法思想探索研究[D]. 蒋文韬. 兰州大学, 2021(02)
- [2]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研究[D]. 李建强. 山东大学, 2020(02)
- [3]公物理论视角下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研究[D]. 许海建.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4]警察执法中法律规范适用的制度逻辑[D]. 刘冰捷.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5)
- [5]正当程序在司法审查中的功能[D]. 许春晖. 上海交通大学, 2020(01)
- [6]行业法治研究[D]. 刘刚. 吉林大学, 2019(02)
- [7]行政证明的法定化问题研究[D]. 罗鹏飞. 中国政法大学, 2019(07)
- [8]依法行政视域下审批权行政自制研究[D]. 冯兴涛.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2019(12)
- [9]政府治理视域下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研究[D]. 王瑞军.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10]当代中国法治政府理论与实践研究[D]. 施彦军. 华侨大学, 201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