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特点及其贡献初探（论文文献综述）
王慧[1]（2021）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文中认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基于学术史的考察专业:政治学理论指导教师:马雪松教授20世纪80年代,詹姆斯·马奇与乔罕·欧森从组织理论的立场将长期受到忽视的制度和制度分析带回政治科学的主流议程,大批学者由此汇聚到新制度主义这面旗帜下并开启了新的研究篇章,以至有人开始高呼:“现在我们都是新制度主义者了”!然而,新制度主义的强劲发展一度令置身于制度结构之中的行动者黯然失色,制度被赋予了更多的约束性功能,其本身蕴含的使动意味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在此背景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迎来观念转向的浪潮,众多学者纷纷加入观念议题的讨论。这一变化对制度分析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仅表现为各个流派愈益关注观念,更为关键的是,以观念和话语为理论基石的建构制度主义得以兴起。如此一来,新制度主义的观念研究或观念转向议题进入了政治学的中心地带与前沿领域。“观念很重要”似乎已经人尽皆知,但要问观念究竟是什么却又出现聚讼纷纭、人云亦云的局面,所以从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有必要首先为观念这一核心概念确立基本的分析维度。观念是各类行动与社会变革的先导,因而观念一直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共同课题,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都从不同角度论述观念的重要性。就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而言,很多学者为观念的界说付出了努力,综合来看,包含类型、层次、要素、形式在内的观念的划分都可以归纳为观念的结构要素,表示观念孕育于特定的政治背景、经济基础、制度结构及社会关系网络,具有鲜明的结构性特征。观念无法凭空产生或存续,需要依附于特定的行动者并经由传播观念的话语、叙事、框架等呈现机制才能切实发挥作用。观念与制度的内在关联是贯穿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研究的核心主线。从辩证的立场来看,观念即是制度,制度即是观念。本文从两个角度论述观念等同于制度的观点。从既定结果来看,某些观念性要素具有制度的属性,从转化过程来看,某些行动者的观念可以转化为实际的制度和政策。观念影响制度的生成、维系和变迁,制度也会影响观念的生成、维系和变迁,但这两条进路又有着本质区别与研究侧重。观念议题回归新制度主义并不是政治科学领域观念与制度相结合的首次尝试,而是有其深刻根植的历史脉络,观念与制度同等重要以及密切互动的观点可上溯至古希腊的政治研究。以观念复归作为切入点并扩大分析视域可以发现,观念研究在政治学的历史发展中经历了兴起、衰落、复兴的转折时期,对其加以考察有助于理解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转向的前因后果。传统政治学研究中观念与制度相互交织在一起,旧制度主义虽然部分承袭了此前观念研究的传统,但偏向于对制度和观念予以宏观探讨与静态描述,旧制度主义的局限以及随后大行其道的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主导了观念研究的衰落,不过这一时期仍然产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念性成果。观念的复兴发生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仅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分支。聚焦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转向,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均从不同程度和不同角度加深了对观念的理解,但各个流派的观念转向有其独特性。建构制度主义代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观念维度上取得的突出成就,其与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建构主义有着特殊的渊源,这一流派的分析基础包括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二元性或双重性,不确定性,利益与制度的观念建构,观念与制度的路径依赖。建构制度主义仍处于发展过程中,遵循建构逻辑而依次成长起来的观念制度主义、话语制度主义、修辞制度主义和沟通制度主义均可被视为其内部的取向。理论的变革无不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与回应,脱离现实的理论往往是空洞的和盲目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发生观念转向的关键原因在于,既有的制度分析框架无法为某些现实议题提供合理的解释。基于这样的认识,如何看待和理解这种转向可从理论与现实两个方面加以思考。一方面,观念转向促使各个流派加强对话交流与认同意识,缓和了各流派之间的理论张力,随着观念研究的逐渐深化,制度分析的视野得到相应的拓展。另一方面,比较政治研究离不开对规范和价值问题的讨论,在这个意义上立足日常经验反思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转向带来的深刻启示时,有必要审视观念与制度的正当性,好的观念和好的制度是任何文明社会都应努力追求的目标。结构制约能动,能动生产结构,人类文明演进的根本动力最终落脚于行动者。如何更好地建构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并使由行动者建构的制度更好地发挥约束和使能作用,是一项需要加以认真和审慎探索的课题。
谢春涛[2]（2021）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探索（1978-2012）》文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探索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最新成果。李长春曾经指出,关于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最重要就是回答了文化发展朝什么目标迈进和走什么路这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决定着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与发展路径,与此相关的一系列文化理念,也形塑着当代中国文化的样态。本文将1978年至2012年中国共产党文化相关理论的内在逻辑与历史轨迹为考察对象,以文化的发展目标和文化发展中最重要的三对关系作为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基本命题,旨在分析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的理解和定位,解答中国共产党对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文化体制与经济社会发展、一元主导与多样并存这三对关系的认识变迁。关于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与成就,相关研究较为充分,本文试图从文化发展道路中最重要的几个问题着手,历史性地梳理重要文献,对比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面对不同的时代挑战时思想与理论的变迁。在思想变迁的历史脉络之中,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建设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更加清晰,这也更加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探索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在复杂的历史互动中不断开拓与调试而形成的。本文第一章主要探讨文化发展目标与任务,以及与之相关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的定位。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建设目标的设定不断地进行调整。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出的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初衷是恢复党风与社会风气,十二大报告还以共产主义为核心提出了“四有”的目标。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精神文明逐渐褪去了共产主义色彩。鉴于精神文明偏重思想道德建设,中共中央又在1990年代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更加聚焦文化艺术和思想道德两个方面,并且更强调文化的中国特色。新世纪以后,胡锦涛又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增强文化软实力的建设目标。同时,中国共产党看待文化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义的视角不断拔高,对于文化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改革开放初期更多是从以共产主义思想道德抵制腐朽思想的角度出发,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大局。文化对于民族和国家的重要性,则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与综合国力概念的形成的过程中被逐渐认识。第二章主要探讨文化的民族性和现代性问题,实质是中国共产党如何看待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问题。在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上出现了全面否定传统文化、全盘拥抱西方文化的虚无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为应对文化领域的思想斗争,彻底转变了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但中国共产党由于长期受到列宁“两种文化”理论的影响,试图对传统文化进行精华与糟粕二元对立划分,直到进入新时代才突破这种二元划分方法。在应对西方文化的问题上,尽管中国共产党始终警惕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但整个社会在向西方文化学习借鉴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导致对于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倾向,如,将西方文化等同于现代文化。直到新世纪以来中共中央强调文化自信,中国气派,中国的文艺和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才逐步开始摆脱对西方的盲从。第三章围绕文化如何适应改革开放的问题,主要探讨文化与政府、市场和人民三者的关系。在改革开放初期,随着文化市场的形成,文化受众被赋予更多选择权,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迅速扩大。而当时文化是政府包办的“事业”和“工作”,在“以文补文”等小修小补无法解决文化市场供需矛盾后,中国共产党意识到尊重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对于文化生产的重要性。在理顺“两种属性”与“两种效益”的关系之后,中共中央对市场化的文化产业和公益化的文化事业进行了区分,重新定义了文化领域中政府主导文化事业、市场主导文化产业和人民作为文化发展主体的关系。第四章是坚持意识形态领导权与文化多样化发展的问题。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底线思维,对触及底线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文化进行批判和抵制,并且落实二为方针增强文化活力。但在变革时代,老经验不灵、新经验不足,中国共产党在应对社会思潮过程中收获了一些教训。进入1990年代以后,中共中央在以立为本的基调下,提出了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工作方针,放弃了以往对意识形态进行刚性约束的办法,为如何处理主导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提供了新的思路。进入新世纪,面对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新的挑战,胡锦涛提出要增强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引领力,在不断推动文化的发展繁荣的过程中,通过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更为主动地引领社会发展、推动共识形成。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进行创新,一是理论建构新,本文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角度探讨文化的民族性与现代性,从文化体制改革探讨如何摆正政府、市场与人民的关系来解放文化生产力,从一元主导与多样并存探讨意识形态主导权与文化繁荣发展的辩证统一,能够更好地涵盖文化自身发展以及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更加全面论述文化发展道路的同时,更加突出理论重点。二是材料相对较新,得益于报刊电子化和材料的公开,文章大量利用了当时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其他报刊材料,能够更加全面地理解当时党内外的观点。三是研究视角新,本文吸收传播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从文化受众的角度分析文化背景,能够更充分地展现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在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形成过程中的影响,以进一步理解文化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战略意义。总的来说,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用更加全面、更具民族特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代替了偏重于思想道德建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于文化建设战略意义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同时,中国共产党更加全面地认识了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对于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两种效益”以及“两种属性”有了更加辩证统一的认识。在意识形态主导权与文化发展的关系层面,中国共产党也探索出了一元主导与多样化并存的基本思路,更加关注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健康发展。
吴小炜[3]（2021）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文化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国家的灵魂,先进文化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动力。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引领先进文化建设实践,不仅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先进品格的必然,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执政使命的必然。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年,百年来,作为推动近现代中国社会变革发展的领导力量和有着高度文化自觉的中国共产党,其从成立之日起就非常注重以先进的理论指导和引领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和前进,并充分发挥先进文化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巨大动力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特别是文化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凸显的现实境遇,中国共产党在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如何面对和解决我国文化建设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需求、新问题、新挑战,如何利用好新的发展机遇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目标,如何充分发挥先进文化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目标上的巨大动力作用?这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强领导核心和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必须要直面的时代课题。基于此,本论文以“谁来、用什么引领先进文化建设”、“为什么要引领先进文化建设”及“如何引领先进文化建设”为研究导向,通过从对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进行一般性的理论界定分析及对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历程的考察和经验总结来解决“是什么”的问题;通过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的时代境遇、战略意义及问题挑战等的考察来解决“为什么”的问题;通过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的优化路径的分析来解决“怎么办”的问题。具体包括:第一章,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理论概述。这一部分主要是对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的基本理论内容进行界定和把握。界定核心概念及其内涵是研究的基本前提,故此,本章首先通过对“文化”概念的一般性考察,逐步进入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先进文化”概念考察,包括对先进文化的内涵、结构、功能等的界定,实现对本文核心概念的清晰把握。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一般理论问题进行论述,从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前提、方式、内容、原则四个方面对其内涵进行剖析。最后,从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理论渊源上进行考察,包括对作为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理论源头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理论及重要理论来源的列宁的文化革命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思想理论基础进行溯源。通过以上三个方面,初步实现对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理论构建。第二章,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实践展开。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伊始就始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及改革开放新时期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实践成就及经验,既是新时代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基石,也为新时代更好地引领先进文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基于此,这一部分主要是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党的十八大这段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实践历程及其历史经验等进行考察分析。包括对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危机及新出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及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基本历程的考察。并在考察各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基本特征及经验基础上,对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进行总结。第三章,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时代境遇及战略意义。全球化、现代化及信息化是当今时代最为显着的特征,也是当代文化发展的重要时代境遇。通过对全球化及其进程中的文化表征、中国现代化建设及其进程中的文化诉求、社会信息化及其进程中的文化张力的考察和梳理,可以使我们能更加具体和深刻地从当今时代发展的总体特征中把握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重大意义与时代要求。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对当代中国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从文化建设层面看,对新时代增强文化软实力、坚定文化自信及实现文化强国等具有重大意义;从社会发展层面看,对新时代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升民族凝聚力、维护国家安全及塑造国际形象等具有重大意义;从党的建设要求层面看,对新时代增强党的文化自觉、提升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深入推进党的建设等具有重大意义。第四章,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主要成就和问题挑战。从十八大至今,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取得了许多重要成就,包括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能力进一步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广泛弘扬、文化改革深入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蓬勃发展、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等。同时,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也面临着诸多的现实问题和挑战,主要包括:主流文化价值认同被弱化和消解的风险依然存在、文化创新转化动力有待进一步提升、西方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及我国文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文化安全构成的威胁、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不够的问题及信息网络化带来的冲击挑战等。第五章,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优化路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优化路径主要有:通过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化与创新、实现中国革命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优化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生成路径;通过深化新时代网络领域的文化建设、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优化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传播路径;通过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引领作用、推进文化产业现代化体系和文化事业服务体系建设,优化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认同与转化路径;通过完善人才保障机制、安全保障机制及制度保障机制,优化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保障机制路径。
张霜[4]（2021）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演变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客观要求,特别是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必然趋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全面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及怎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则是这一重大时代课题的深入和展开。而这一重大课题的深入研究则需要从历史研究的视角出发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做论述。历史研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研究的基础,包括实践史和思想史研究两个方面。就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史而言,它是从十月革命胜利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建立就开始了艰辛漫长的建设实践,而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起始却要远远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运动。理论是实践的先导,选择以思想史的视角来研究社会主义现代化一方面是通过思想的梳理为全面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及怎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理论支撑,另一方面也是想通过梳理思想的过程中强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规律的认识,同时也想在思想梳理中对新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发展的做未来展望。为此,本研究在围绕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演变与发展中将其分为了七个部分进行阐述。第一部分为绪论,重点介绍本研究的背景,阐明研究的理论及实践意义,对国内外大量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及实践的研究进行归纳、整理和分析,并说明本研究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同时对研究中存在的创新点和现有不足进行总结。第二部分为现代化的一般解释,着重从现代化的产生和研究的提出、现代化的基本含义、现代化的基本特征、现代化多样性存在的影响因素、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意蕴及其思想研究的当代意义几个方面做现代化的基础认知和理解,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探讨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第三部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源起,主要基于现代化理论的视角,梳理现代化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现代化理论的内容、现代化理论的流派和观点、现代化理论的存在价值和缺陷,阐述现代化理论的社会主义意义。第四部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确立与发展,空想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恩格斯的现代化思想包含着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萌芽,列宁斯大林苏联政权建设推动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等思想标志着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确立和拓展,后斯大林时期苏联的改革、东欧国家的本土化现代化探索以及世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的艰难探索让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陷入了曲折发展。第五部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在中国早期的探索,包括早期中国人对现代化的期望和认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家工业化思想、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工业化思想、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第六部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在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发展,即邓小平中国式现代化思想、江泽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和胡锦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第七部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在中国新时代的丰富,梳理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在中国新时代的发展,阐明中国新发展阶段加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要求,指出中国新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发展的未来展望。
黄立石[5]（2021）在《习近平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以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和态度为切入口,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发展的布局和经济政治文化的走向。习近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领导者,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是我们理解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重要入口,也是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直接窗口。对习近平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研究,能够让我们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重要内涵,能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刻精髓,从而更加坚定理论自信,推进理论创新,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建设。习近平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形成具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国际形势和国内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是习近平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形成的时代背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哲学思想的吸收、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继承与发展、家风及革命文化熏陶感染是习近平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形成的理论渊源。习近平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内涵十分丰富。通过本质论的视角,系统梳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生和发展、科学归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内涵和特征、准确定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构和功能,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问题;通过价值论的视角,明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价值、凸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回答了“如何评价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问题;通过实践论的视角,指出要学深悟透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回答了“怎样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问题。通过梳理习近平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主要内容,我们可以发现其具有三重维度和三个基本特征。习近平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三重维度集中表现为以忧患意识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面临的形势、以创新思维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繁荣发展以及以顶层设计引领马克思主义哲学未来发展的方向。三个基本特征主要表现为坚持问题意识与目标导向相统一、坚持解放思想与凝聚共识相统一以及坚持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互动发展。习近平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在理论价值方面,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深化和拓展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巩固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实践价值方面,它凝聚了全社会的价值共识、开创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新局面、也极大地推进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现代化建设。习近平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是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逐步形成、发展和成熟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标志性的理论产物,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型代表,它有力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推进了21世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陈勇[6]（2020）在《中国领导人着作翻译规范及其嬗变的话语分析》文中研究说明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无论在革命和建设时期,还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抑或是在当今全面深入推进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其对内和对外政策的任何变化都有可能对世界局势和相关国家的利益产生一定影响,因而都受到世界各国高度关注。各国了解中国政策方针和治国理念的一个重要渠道,是翻译成外语的中国领导人着作。翻译的准确度、对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的处理方法、对政治的敏感性等因素会影响外国人士对中国领导人着作的理解,甚至会影响他们的对华态度。中国领导人着作对外翻译已有近百年历史,对这些翻译实践进行梳理和总结,评价其得失、效果,有助于改进当今和今后政治文献外译的质量,取得理想的效果。鉴于此,本文以《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三部领导人着作及其英译本为研究语料,探索领导人着作英译的翻译规范及其嬗变的轨迹,发现这种翻译实践的本质特征和基本规律,为译者提供一定的借鉴。鉴于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CDA）能深刻揭示语言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且与翻译规范（研究）在学术理念、研究视野、研究路径等方面高度契合,本研究借用其学术理念和分析框架,提出了翻译规范的话语分析框架,以便有效重构领导人着作英译的规范,深入分析领导人着作英译受社会因素制约的具体机制。本文通过改造图里（Toury）等学者关于翻译规范的分类从而将领导人着作英译的规范分为操作规范和社会规范,并借鉴费尔克劳（Fairclough）的批评话语分析框架,提出本研究的理论框架。该框架主要分为三个步骤:第一,通过对标题、比喻、词语和注释四个方面的英译方法进行充分描写,发现其规律性,以此为基础重构领导人着作英译的操作规范;第二,从机构、外交、伦理和意识形态四个方面重构领导人着作英译的社会规范,分析社会因素对政治文献翻译产生影响的具体方式;第三,分析上述翻译规范所形成的总体秩序,主要包括:规范的层次结构,即每部译作及其所处时代中并存的主流规范、过时规范和先锋规范;规范的约束力,即当规范发生冲突时哪些规范约束力强哪些弱,以及从总体上来讲原语规范和目的语规范哪个约束力更强;“正确”观念,即当时的“正确”翻译的标准;此外,还分析层次结构、约束力和“正确”观念在三部着作英译中的变迁过程。通过微观的文本分析、宏观的社会背景分析以及中观的影响机制分析,本研究发现:第一,领导人着作英译的所有规范中,国家利益伦理的约束力强于其它任何翻译规范。第二,领导人着作翻译规范的约束力难以做到百分之百,总有少数例外情况。第三,随着时代发展,原语规范在领导人着作英译中有逐渐减弱之势,但均强于目的语规范。第四,领导人着作英译的翻译规范及其层次结构是动态的,“正确”观念也随之变化,是社会建构的结果。本研究有三个创新点:第一,理论创新:提出了翻译规范秩序这一概念和翻译规范研究的话语分析框架;第二,观点创新:国家利益伦理具有最强约束力;第三,视角创新:挖掘出了翻译规范研究与批评话语分析的融合点,提出翻译规范的话语分析视角。本研究的理论价值在于,检验并充实翻译规范理论,将其研究范围从文学翻译扩大到政治翻译;应用价值在于,为今后的领导人着作翻译提供有益借鉴,为中共中央编译局等中央文献翻译单位提供参考。
周丽威[7]（2020）在《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研究 ——基于有机哲学价值论的审思》文中研究指明教科书建设是育人育才的重要依托,小课本大启蒙已经成为教科书研究领域的共识。教科书不仅是知识载体,更是价值载体。习近平关于“教科书是国家事权”的重要论断为我国教科书的建设和发展指明了方向。当前新时代教科书建设面临大众化、全球化等诸多困境,教科书建设必须积极回应时代挑战,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供坚实基础。因此,如何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机地融入教科书建设,如何保持我国教科书建设方向的正确性等重要问题亟须各学科加强教科书价值取向方面的研究。目前,语文、政治等科目的中小学教科书的价值溯源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而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嬗变研究尚处于缺位状态。习近平主席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上强调广泛借鉴国内外优秀文化成果。近年来,怀特海有机哲学日益受到学界关注。“怀特海全集翻译与研究”成为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选题之一,世界着名的生态经济学家、美国国家人文与科学院院士小约翰·柯布认为有机哲学是解决哲学乃至社会科学问题的突破口。再者,我国着名学者王南湜提到“将怀特海与马克思有机结合”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鉴于怀特海有机哲学价值理论深刻的洞见性,其对教科书理论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对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的选择、确定和改进具有理论指导作用。本研究主要以文献法、内容分析法、历史比较法为研究方法。通过文献法,对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出版概况进行梳理,提炼不同时期教科书出版总体特征。通过内容分析法,依据构建的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分析框架,从教科书内容、教科书呈现方式、课程标准、教科书编写主体四个维度,探寻不同时期教科书的价值取向。运用历史比较法,对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的发展历程做纵向梳理和横向比较,概括其嬗变特点和存在问题,并进一步指出有机哲学视阈下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的编写旨趣。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经历了偏重结构主义取向的教科书、侧重实用主义取向的教科书和走向多元取向的教科书三个阶段。我国现代意义上的中学生物教科书,始于清朝末年,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在急于求成的应用心理下,教科书被赋予了“救世”的价值。这一时期国人主要将西方教科书的结构“舶来”,呈现出“依葫芦画瓢”的结构主义取向;之后,生物学经历了短暂的学科大发展,特别是实用主义在我国大行其道的时期,生物教科书的体验性、实用性理念被提出;自新中国成立到新课改前夕,生物教科书发展历经波折,从仿苏的一元取向到兼收并蓄各方文化,生物教科书也进行了一纲多本式的形态学和知识论的改变。纵观我国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变迁历程,呈现出典型的从本质到多元的发展特点:在课程目标取向上,从知识取向到素养取向;在生物教科书内容取向上,从博物到生物学;在生物教科书编写主体取向上,专业性、学术性日益凸显;在教科书呈现方式取向上,由教材取向转向学材取向;在坚持的宏观理念上,政治取向贯穿始终。从目标、内容、编写者取向、呈现方式以及理念上均体现出了本质到多元的路向。通过文本分析,发现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主要有以下问题:本质主义视阈下对结构的过度强调;反本质层面过于强调科学的浪漫精神;在二者融合的视角下看,本质和反本质的均质化造成取向的平均主义。最后,本研究从有机哲学视阈对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进行前瞻,提出有机哲学价值取向的多种可能路径:在目标建构上,生物教科书要凸显生物圈命运共同体;在编写思维上,有机哲学价值取向的生物教科书要注重关系性思维;在课程理解上,有机哲学价值取向的生物教科书要融合逻辑理解和审美理解;在课程愿景上,有机哲学价值取向的生物教科书要回归五彩缤纷的生活。在此基础上,指出生物教科书的编写需要注重整体性维度、生态性维度、生活性维度和教育性维度。厘清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嬗变的历程、特征及问题,不仅需要一种历史学视角的经验总结,更需要一种本体意义上的透视,从价值取向的视角进行一种有机哲学式的审思既能助益我国教科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也能为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理论的完善注入新的活力。
黄永锋[8]（2020）在《审判权的制度经济学分析》文中研究指明审判权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运行状态不但体现着国家治理能力,而且直接影响国家治理效果。鉴于审判权是一种稀缺的重要社会资源,因而在国家治理实践中最大限度实现审判权的有效使用,对一国良法善治的实现非常重要。为最大限度实现审判权的有效使用,首先要深刻认识审判权在司法实践中的真实性状,其次要充分理解不同的约束条件必定会导致审判权不同的制度选择,再次要从权、责、利三个方面对审判权的使用者进行强有效的激励和约束。任何权力都是一把双刃剑。实践中审判权的运行状态既有独立、被动、中立、公开、专业、终局和公正的一面,也有相反的一面。由于存在相反的事实,因而用独立、被动、中立、公开、专业、终局和公正来解说审判权的性质,解释力有限。无论在逻辑还是事实上,追求独立、被动、中立、公开、专业、终局且公正的审判权,都不等于审判权在实践中就一定是独立、被动、中立、公开、专业、终局且公正的。把“应然”追求当作“实然”描述,是语言误用的表现,不利于对客观现实的把握。公力性、界权性、租值性、代理性和裁量性,是审判权在更深层面且更为持久的属性。具体而言,公力性是指,审判权属于国家政权的组成部分,其运行离不开公共财政和公共强制力的支撑;界权性是指,审判权的主要作用在于对争议资源/财富的产权进行界定,从而决定其归属或者分配;租值性是指,审判权本身就属于资源的范畴,具有价值和财富效应;代理性是指,审判权的使用者处于代理人的地位,审判权的运行质效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代理人所面对的激励和约束;裁量性是指,裁判规则或者案件信息的不完备,使得审判权的运行无可避免地要受权力使用者主观因素的影响。从这五个方面展开的分析,能够跨越时空解释古今中外审判权的各种运行状态,因而理论解释力更强。只有充分认识和理解审判权的这些深层属性,才能通过相应的制度设计更好地实现审判权的独立、被动、中立、公开、专业、终局和公正。审判权的有效使用离不开制度载体。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是交易费用决定了制度选择,因此就同一目标的实现而言,交易费用更低的制度才是更优的制度。审判权制度涉及的交易费用主要有信息费用、裁决费用、执行费用、监管费用、量度费用和改制费用等六类。事实表明,审判权的制度选择（制度变迁）从总体上是朝着降低交易费用的方向进行的。作为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审判权在宏观层面的制度选择,取决于国家政权架构。人类社会既存在分权式也存在集权式的国家政权,两者分别适应于不同的约束条件。分权式国家政权的确立,源于不同政治团体相互僵持不下,无法形成可集中的政治力量;为避免国家分裂与战乱,各股政治力量只好以分割国家政权（权力分立）的方式相互妥协。如一国之内已形成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政治力量,集权式的政权架构就是该国必然的选择。但无论集权还是分权,制度的运行都存在交易费用。集权制的运行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掌权者的明智程度;而分权制则因无休止的党争与掣肘,往往难以成事。世界上不存在完美无瑕的政权组织形式,何者能够以更低交易费用实现一国的良法善治,何者就是最适合该国的制度安排。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集中制政权,是最符合我国实情、交易费用最小的制度安排;其在实现国家有效治理的同时,最大限度避免了因权力分割而在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党争、内乱、甚至战乱。因此,着眼于制度运行绩效,我国的审判权必然要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绝无可能实行西方的“三权分立”。集权式的国家政权同样存在权力分工与监督。权力作为重要的社会资源,其使用与自然资源一样,首先必须明确使用主体,否则就会因为权属不明而引发争夺,耗费社会财富。因此,明确审判权的行使主体及其职责清单,是提高审判权运行质效的根本前提。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实质,就是将特定纠纷的裁判权力排他性地界定给法官个人使用。这与经济领域中资源产权的界定在本质上是相通的,都是为了减少因权属不明而导致的各种交易费用和租值消散。审判权的运行必须依托法官个人的人力资本/资源（知识、技能和健康等）,相应地,对审判权进行激励和约束,实质上就是要对作为权力使用者的法官形成恰当的激励和约束,最大限度实现法官的个人利益与审判权的运行质效相统一。对审判权进行激励与约束的落脚点在于法官的权、责、利三个方面:首先,法官个人权限的清晰界定,是保障其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基本前提;其次,实行司法责任制,追究法官个人错误行使审判权的责任,是最大限度消除法官滥用权力的根本保证;再次,保障法官个人获得与其贡献相匹配的利（包括货币收入与非货币收入）,则是激发法官工作积极性,避免法官懒用或者滥用权力的重要基础。当然,加强法官的职业保障,不等于法官职位就是“铁饭碗”。只有分清功过是非,准确量度个人贡献,并在此基础上严格进行奖惩,才会对法官个人产生强有效的激励和约束,从而最大限度实现审判权的社会价值。总而言之,为在我国治理实践中最大限度实现审判权的有效使用,首先要实事求是地认识和理解审判权在更深层面的公力性、界权性、租值性、代理性和裁量性等属性;其次要坚持党对审判权的绝对领导,降低审判权制度运行的交易费用,并在此基础上完善权力分工与监督,旗帜鲜明地反对西方的“三权分立”;再次要将法官个人的权、责、利有机统一起来,明确界定法官的权限和责任,保障法官能够获得与其贡献相匹配的收入,从而给予法官强有效的激励和约束。
华清君[9]（2020）在《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陈云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作为国家财经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在长期的国家财经治理实践中,他始终坚持从各个时期的国情实际出发,不断研究、探索、创新、总结,彰显了非凡的国家财经治理能力,为党和人民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国家财经治理思想。陈云的财经治理能力首先源于青少年时期他在苏南勤勉忙碌的商业氛围和上海浓郁发达的商业环境中耳濡目染受到的深刻影响,此后经过长期反复踏实的财经理论学习与钻研,他的财经理论功底不断得以增强、深化和升华。这使他在长期的财经领导工作中,能够把自己财经方面的超凡天赋与财经科学理论很好地结合起来,能够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根本的理论指导和基本遵循,以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为主要的实践参照和理论思考,以西方经济理论与实践为重要的思想启发和借鉴运用,从而在建立和完善国家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等重大决策实践过程中,在对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运行机制和运行保障开展治理的过程中,能够创造性地研究、制订、实施有效的治理策略,在每一次危机的紧要关头,他常常临危受命,并总是不负众望,一次又一次使国家和人民转危为安。研究陈云同志国家财经治理的理论渊源、实践历程和建立的丰功伟绩,其间显现着鲜明独特的思想脉络,主要可以概括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等六个方面。陈云关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着眼于从上层建筑角度发挥制度促进经济发展的保障激励作用,从生产关系角度发挥利益攸关方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动创造作用,从资源配置角度发挥要素促进经济发展的效率引领作用,从再生产过程角度发挥各环节促进生产发展的导向联动作用。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明确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以及实现这个中心任务应当构建的体制机制,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核心和目的,也是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所围绕的核心和目的,旨在阐明发展依靠什么,如何激发活力,而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是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服务的。陈云关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的思想,着眼于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在与时俱进不断改革中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断改善。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基本路径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脉络和主线,旨在阐明经济如何发展,成果如何分配,对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以及对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对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有着决定性影响。陈云关于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的思想,着眼于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维护理性的计划执行控制。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根本方法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精髓和动力,旨在阐明经济发展所需的要素如何组织,应当怎样配置,是对如何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而在资源配置上作出的制度安排。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服从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服务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思想,决定着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陈云关于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的思想,着眼于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运用政策工具稳定市场物价,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动态监控与理性校正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关于对经济运行实行休养和调理的机制,是诊治手段,旨在阐明如何监控经济运行过程,经济运行如何回归理性,因而是对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其他分支思想的再运用。陈云关于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的思想,要求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坚持把政治标准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选拔任用干部的根本要求,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始终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上的基本建设。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力量源泉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支柱和载体,旨在阐明治理活动的根本依靠是什么,如何形成长久的依靠,因此是践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个思想分支的主体力量,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最能动最根本的部分,是保证思想正确执行和自我完善与发展的根本依靠。陈云关于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的思想,要求把有利于人民、满足人民需要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工作中坚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而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作决策,因此是解决干部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根基和活的灵魂,旨在阐明治理思想的思想方法以及如何发挥作用,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保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方法论基础。陈云财经治理实践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始终保持积极而又稳妥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根据具体情况运用相应的规律和财经理论,不因顺境而冲动,也不因困难而气馁,始终把握好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益效率和安全稳定,循序渐进,稳扎稳打。这在根本上是由他的治理思想的理论品格所决定的,就是在财经治国中始终坚持风险思维,防止犯颠覆性错误。陈云财经治理的思想与实践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宝贵财富。新时代,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加注重公平正义,妥善处理分配问题;有助于我们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过程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助于我们牢固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更好地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的双轮联动,避免陷入改革和市场经济治理中的形而上学。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发端并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逐步成熟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丰富并发展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主要作用于以发展对人民有利的社会生产力为根本目标、以克服纠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重点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奠基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思想不仅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发挥了巨大作用,许多相关思想对于今天的财经治理实践仍有着指导意义,必然为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并结合新的时代特征,而令其焕发出新的思想魅力。
马纯红[10]（2020）在《新时代“美好生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广大人民群众亘古不变的愿景。在一定历史时期美好生活的内容虽有相对稳定性,但同时也变动不居,与时俱进,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也将永不止步。本文基于理论与现实之间本无截然之分,抽象而形而上的学术研究与具象而形而下的现实问题是一种复杂多维的关系这一思维模式,立足中国方案的本土经验所提炼出一般性的理论阐释和实践阐析,试图探索关于“美好生活”之“实践-理论-实践”的研究进路。习近平关于“美好生活”的重要论述为我们新时代追求与实现“美好生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指导。“美好生活”范畴与全面小康、富裕富强、共享发展等其他相关概念既有区别与又有联系,并随时代发展日益发展和丰富。“美好生活”的基本前提是国家富强与社会稳定,基本标志是需求满足与活力充足,基本特征是价值实现、前景可期,价值取向是公平正义与责任担当。马克思主义有关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劳动幸福理论及相关的基本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西方文化有关人本主义思想的合理成分为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建构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滋养。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实现国家和民族的解放与独立、为解决人民温饱的艰辛探索,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党的历代领导集体对人民“美好生活”追求继往开来和守正创新的发展,为新时代“美好生活”建设奠定了坚实可靠的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人民“美好生活”追求做了谋篇布局,其中,社会主要矛盾新判断开启“美好生活”新追求,“两个一百年”擘画“美好生活”新目标,“五位一体”总布局勾勒“美好生活”的总体格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美好生活”的战略保障。建设新时代“美好生活”,我们需要处理好的“理想追求与脚踏实地”“实现目标与实现手段”“跨越发展与均衡发展”“追求效率与追求公平”“个体美好与集体美好”等辩证关系,始终坚持理想追求与脚踏实地的有机统一、目标设定和手段创新的动态统一、跨越发展与均衡发展的有效平衡、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结合、个体美好和集体美好的互促互进。在追求“美好生活”的现实过程中,我们面临着内生动力问题、“历史周期律”问题、发展失衡问题、信念信心问题、“修昔底德陷阱”等现实挑战,我们应该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努力奋斗,在践行“五大发展理念”、坚定“四个自信”、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实现我们的“美好生活”。新时代“美好生活”的未来实现,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有关“美好生活”的研究也仅仅是一个开端,远未结束。
二、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特点及其贡献初探（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特点及其贡献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1）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价值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价值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三)国内外研究的评析 |
| 三、论文结构与研究方法 |
| (一)论文结构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可能的贡献与不足 |
| (一)可能的贡献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研究的认识前提 |
| 一、观念概念的界定 |
| (一)观念概念的语义分析 |
| (二)观念概念的多学科视角分析 |
| (三)观念概念的相似术语辨析 |
| 二、观念分析的维度 |
| (一)观念的结构要素与承载者 |
| (二)观念的呈现机制 |
| (三)观念与制度的内在关联 |
| 第二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研究的历史脉络 |
| 一、政治学中的观念研究传统 |
| (一)传统政治学观念研究的总体概况 |
| (二)旧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
| 二、观念研究在政治学中的衰落 |
| (一)旧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局限 |
| (二)新理论范式的兴起与发展 |
| (三)观念研究在衰落时期的进展 |
| 三、观念研究在政治学中的复兴 |
| (一)观念研究复兴的驱动因素 |
| (二)观念研究复兴的多重表现 |
| 第三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三大流派的观念转向 |
| 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观念转向 |
| (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基础 |
| (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演进 |
| 二、历史制度主义的观念转向 |
| (一)历史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基础 |
| (二)历史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演进 |
| 三、社会学制度主义的观念转向 |
| (一)社会学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基础 |
| (二)社会学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演进 |
| 第四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取向:建构制度主义 |
| 一、建构制度主义的生成逻辑 |
| (一)建构制度主义与历史制度主义的渊源 |
| (二)建构制度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的渊源 |
| 二、建构制度主义的分析基础 |
| (一)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双重性 |
| (二)不确定性 |
| (三)利益与制度的观念建构 |
| (四)观念与制度的路径依赖 |
| 三、建构制度主义的多重取向 |
| (一)观念制度主义 |
| (二)话语制度主义 |
| (三)修辞制度主义 |
| (四)沟通制度主义 |
| 第五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转向的发展反思 |
| 一、观念转向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发展 |
| (一)各流派理论张力的缓和 |
| (二)制度分析视野的拓展 |
| 二、观念转向对现实政治世界的反思 |
| (一)观念与制度的正当性审视 |
| (二)行动者主观能动性的建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2）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探索（1978-201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问题提出:转折与建构 |
| 0.2 中国共产党文化发展道路相关理论的研究 |
| 0.3 研究创新之处 |
| 0.4 研究方法 |
| 0.5 概念界定 |
| 0.5.1 文化建设 |
| 0.5.2 文化发展道路 |
| 0.5.3 文化受众主体性 |
| 0.6 研究思路 |
| 第1章 目标、任务与重要性: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建设的认识与定位 |
| 1.1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
| 1.1.1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概念提出与目标设定 |
| 1.1.2 1986 年“精神文明决议”指导思想的转变 |
| 1.1.3 “四有”的概念提出及其演变 |
| 1.2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
| 1.2.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概念的提出与精神文明的新定位 |
| 1.2.2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
| 1.2.3 “文化强国”的概念形成 |
| 1.3 文化的战略意义:“文化为社会主义服务” |
| 1.3.1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 |
| 1.3.2 从服务于政治到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
| 1.3.3 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越发突出 |
| 1.3.4 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 |
| 1.4 小结 |
| 第2章 现代性与民族性:当代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
| 2.1 批判封建主义与反思传统文化 |
| 2.1.1 批判封建主义是反思“文革”的必然 |
| 2.1.2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评价 |
| 2.1.3 新启蒙主义思潮与传统文化危机 |
| 2.2 文化的民族性: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 |
| 2.2.1 “思想政治斗争”视角下的传统文化弘扬 |
| 2.2.2 继承与弘扬: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之困 |
| 2.2.3 超越“精华”与“糟粕”二元划分 |
| 2.3 文化现代性的探索:从学习西方到中国气派 |
| 2.3.1 “西为中用”与盲目崇拜西方的问题 |
| 2.3.2 “体”“用”相关:盲目崇拜西方的问题由来 |
| 2.3.3 中国气派:文艺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现代性探索 |
| 2.4 小结 |
| 第3章 政府、市场与人民:文化发展如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 |
| 3.1 “政府办文化”与文化受众的矛盾与调试 |
| 3.1.1 政府包办下阻碍文化生产力发展的思维定式 |
| 3.1.2 “以文补文”、“双轨制”:文化体制改革的尝试 |
| 3.1.3 改革难以推进的原因:对文化受众主体性的忽视 |
| 3.2 重新认识人民与市场:文化体制改革的方向 |
| 3.2.1 重新认识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时代意义 |
| 3.2.2 区分市场导向的文化产业与公益导向的文化事业 |
| 3.2.3 商品属性与意识形态属性的统一:全面改革的展开 |
| 3.3 小结 |
| 第4章 一元主导与多样并存:意识形态领导权与文化发展 |
| 4.1 改革开放初期的意识形态与文化发展 |
| 4.1.1 “二为”方向的提出:文化与政治关系的新界定 |
| 4.1.2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
| 4.1.3 主体性觉醒及其应对的经验教训 |
| 4.2 主旋律与多样化:一元主导与多样并存的新思路 |
| 4.2.1 重在建设,以立为本 |
| 4.2.2 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 |
| 4.3 信息技术革命中的意识形态工作与文化发展 |
| 4.3.1 信息技术革命与文化受众主体性的觉醒 |
| 4.3.2 网络文化建设与增强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 |
| 4.3.3 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
| 4.4 小结 |
| 结语: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探索文化发展道路的经验与新时代的新发展 |
| 参考文献 |
（3）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理论概述 |
| 一、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核心概念及其理论边界 |
| (一)“文化”概念的界定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的“先进文化”概念解读 |
| 二、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一般理论问题 |
| (一)前提: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着高度文化自觉的政党 |
| (二)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主要方式 |
| (三)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基本内容 |
| (四)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原则 |
| 三、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理论渊源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理论 |
| (二)列宁的文化革命和建设理论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实践展开 |
| 一、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基本历程 |
| (一)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危机及文化新出路 |
|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文化道路的形成与确立 |
|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探索与发展 |
| (四)改革开放新时期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新使命新探索 |
| 二、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 |
| (一)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阶段性特征 |
| (二)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经验启示 |
| 第三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时代境遇及战略意义 |
| 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时代境遇 |
| (一)全球化境遇及其进程中的文化表征 |
| (二)中国现代化境遇及其进程中的文化诉求 |
| (三)社会信息化境遇及其进程中的文化张力 |
|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 |
| (一)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必然选择 |
| (二)实现新时代社会进步发展的重要保证 |
| (三)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要求的题中之意 |
| 第四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主要成就及问题挑战 |
| 一、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主要成就 |
| (一)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能力进一步增强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迈上新台阶 |
|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问题挑战 |
| (一)主流文化价值认同被弱化和消解的风险依然存在 |
| (二)文化创新转化动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
| (三)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需进一步增强 |
| (四)信息网络化给引领先进文化建设带来的冲击挑战 |
| (五)西方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等对文化安全依然构成威胁 |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优化路径 |
| 一、优化生成路径,夯实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基石 |
|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化与创新 |
| (二)中国革命文化的继承与弘扬 |
| (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坚持与发展 |
| 二、优化传播路径,拓展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空间 |
| (一)不断深化新时代网络领域文化建设 |
| (二)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 |
| 三、优化认同与转化路径,深化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效能 |
| (一)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心聚魂作用 |
| (二)积极推进文化事业服务体系和文化产业现代化建设 |
| 四、优化保障路径,完善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体制机制 |
| (一)优化人才保障机制 |
| (二)优化安全保障机制 |
| (三)优化制度保障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演变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和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现代化的基本逻辑 |
| 2.1 现代化的基本内容 |
| 2.1.1 现代化概念的界定 |
| 2.1.2 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 |
| 2.1.3 现代化的不同阶段 |
| 2.1.4 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的关联 |
| 2.2 社会主义国家所追求的现代化意蕴 |
| 2.2.1 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
| 2.2.2 构建全面发展的现代化 |
| 2.2.3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
| 2.3 当前加强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研究的意义审视 |
| 2.3.1 破解当前现代化发展突出问题的现实需要 |
| 2.3.2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理论支撑 |
| 2.3.3 强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规律的认识 |
| 第3章 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源起:现代化理论的回顾 |
| 3.1 现代化研究的兴起与发展(20 世纪60 年代) |
| 3.1.1 现代化研究兴起和发展的时代背景 |
| 3.1.2 现代化研究的理论成果 |
| 3.1.3 经典现代化理论的一般理论 |
| 3.1.4 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分支理论 |
| 3.1.5 经典现代化理论研究的学派 |
| 3.1.6 经典现代化理论存在的价值和弊端 |
| 3.2 现代化理论的批判与反思(20 世纪70 年代) |
| 3.2.1 现代化理论遭受批判和反思的时代背景 |
| 3.2.2 现代化理论批判与反思的理论成果 |
| 3.2.3 现代化理论批判与反思的理论成果评析 |
| 3.3 现代化理论的修正与重建(20 世纪80 年代) |
| 3.3.1 现代化理论修正和重建的理论内容 |
| 3.3.2 现代化理论修正和重建的理论评析 |
| 第4章 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确立与发展 |
| 4.1 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早期萌芽 |
| 4.1.1 空想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未来的设想 |
| 4.1.2 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发展理论 |
| 4.2 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确立 |
| 4.2.1 通过商品货币关系实现农业现代化 |
| 4.2.2 基于强大物质力量的基础上实现工业化现代化 |
| 4.2.3 巩固无产阶级政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政治保障 |
| 4.2.4 实行文化革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思想意识导向 |
| 4.2.5 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力量支撑 |
| 4.3 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持续探讨 |
| 4.3.1 高速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工业发展模式 |
| 4.3.2 全盘集体化的社会主义农业发展模式 |
| 4.3.3 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高度集权政治模式 |
| 4.4 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曲折发展 |
| 4.4.1 后斯大林时期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改革思想 |
| 4.4.2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思想 |
| 4.4.3 世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思想 |
| 第5章 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在中国的早期探索 |
| 5.1 中国人早期的现代化探索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产生 |
| 5.1.1 中国人早期的现代化探索 |
| 5.1.2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产生 |
| 5.1.3 中国早期现代化探索中的人物现代化思想分析 |
| 5.2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家工业化思想开始提出 |
| 5.2.1 建立新民主主义工业化国家 |
| 5.2.2 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思想 |
| 5.2.3 土地革命是实现中国工业化的前提 |
| 5.3 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工业化思想深入探索 |
| 5.3.1 优先发展重工业,合理调整农重轻比例关系 |
| 5.3.2 计划经济体制推动社会主义工业化 |
| 5.3.3 建立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 |
| 5.4 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初步构建 |
| 5.4.1 农业现代化思想 |
| 5.4.2 工业现代化思想 |
| 5.4.3 国防现代化思想 |
| 5.4.4 科学技术现代化思想 |
| 5.4.5 分两步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部署 |
| 第6章 改革开放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发展 |
| 6.1 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在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新探索 |
| 6.1.1 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
| 6.1.2 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
| 6.1.3 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部署 |
| 6.1.4 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
| 6.2 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持续发展 |
| 6.2.1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导向 |
| 6.2.2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
| 6.2.3 新“三步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
| 6.2.4 第一个百年目标的战略设想与安排 |
| 6.2.5 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的战略部署 |
| 6.3 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不断深入 |
| 6.3.1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
| 6.3.2 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
| 6.3.3 “四位一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 |
| 6.3.4 第二个百年目标的设想与战略安排 |
| 第7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创新 |
| 7.1 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在中国新时代的发展 |
| 7.1.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底蕴来源 |
| 7.1.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主要内容 |
| 7.1.3 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目标的基本特征和建设方向 |
| 7.2 新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要求 |
| 7.2.1 更高质量的发展 |
| 7.2.2 更高效率的发展 |
| 7.2.3 更加公平的发展 |
| 7.2.4 更可持续的发展 |
| 7.2.5 更为安全的发展 |
| 7.3 新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发展的未来展望 |
| 7.3.1 以创新引领高质量的发展 |
| 7.3.2 以协调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难题 |
| 7.3.3 以绿色共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环境 |
| 7.3.4 以开放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 7.3.5 以共享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宗旨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习近平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选题背景 |
| 2.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国内研究现状 |
| 2.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研究思路 |
| 2.研究方法 |
| (四)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1.重点和难点 |
| 2.创新点 |
| 一、习近平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形成的时代背景与理论渊源 |
| (一)习近平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形成的时代背景 |
| 1.国际形势下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
| 2.国内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
| (二)习近平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形成的理论渊源 |
| 1.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哲学思想的吸收 |
| 2.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继承与发展 |
| 3.家风及革命文化的熏陶感染 |
| 二、习近平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主要内容 |
| (一)本质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
| 1.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生和发展 |
| 2.科学归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内涵和特征 |
| 3.准确定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构和功能 |
| (二)价值论:如何评价马克思主义哲学 |
| 1.明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价值 |
| 2.凸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 |
| (三)实践论:怎样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
| 1.学深悟透马克思主义哲学 |
| 2.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
| 三、习近平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三重维度和基本特征 |
| (一)习近平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三重维度 |
| 1.以忧患意识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面临的形势 |
| 2.以创新思维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繁荣发展 |
| 3.以顶层设计引领马克思主义哲学未来发展方向 |
| (二)习近平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基本特征 |
| 1.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统一 |
| 2.坚持解放思想与凝聚共识相统一 |
| 3.坚持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互动发展 |
| 四、习近平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 |
| (一)习近平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理论价值 |
| 1.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 |
| 2.深化和拓展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 |
| 3.巩固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
| (二)习近平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实践价值 |
| 1.凝聚了全社会的价值共识 |
| 2.开创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新局面 |
| 3.推进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
| 结语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6）中国领导人着作翻译规范及其嬗变的话语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问题和研究目的 |
| 1.3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的重点、难点和预期突破 |
| 1.6 论文框架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领导人着作英译和出版过程 |
| 2.1.1 《毛选》英译和出版过程 |
| 2.1.2 《邓选》英译和出版过程 |
| 2.1.3 《习谈》英译和出版过程 |
| 2.2 领导人着作英译研究 |
| 2.2.1 《毛选》英译研究 |
| 2.2.2 《邓选》英译研究 |
| 2.2.3 《习谈》英译研究 |
| 2.3 话语视角下领导人着作翻译规范对比研究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 |
| 3.1 批评话语分析 |
| 3.2 翻译规范 |
| 3.2.1 翻译规范研究的源起 |
| 3.2.2 翻译规范的分类和涵盖范围 |
| 3.3 翻译规范研究与批评话语分析的契合之处 |
| 3.3.1 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 |
| 3.3.2 从语言到社会的研究视野 |
| 3.3.3 权力关系 |
| 3.3.4 意识形态 |
| 3.3.5 历史性 |
| 3.3.6 中介性 |
| 3.3.7 阐释性 |
| 3.3.8 小结:“翻译规范的话语分析”的理据 |
| 3.4 本研究的分析框架 |
| 3.4.1 费尔克劳的批评话语分析框架 |
| 3.4.2 翻译规范的话语分析框架 |
| 3.4.3 领导人着作翻译规范的话语分析框架 |
| 第四章 领导人着作英译的操作规范 |
| 4.1 标题英译的操作规范 |
| 4.1.1 标题语义信息的翻译方法 |
| 4.1.2 标题语法形式的处理策略 |
| 4.1.3 总结:标题英译的操作规范 |
| 4.2 比喻英译的操作规范 |
| 4.2.1 比喻简述 |
| 4.2.2 本研究中比喻的界定标准和翻译方法 |
| 4.2.3 比喻翻译方法统计和分析 |
| 4.2.4 总结:比喻英译的操作规范 |
| 4.3 词语英译的操作规范 |
| 4.3.1 共同词译法分类 |
| 4.3.2 分析 |
| 4.3.3 总结:词语英译的操作规范 |
| 4.4 注释英译的操作规范 |
| 4.4.1 《毛选》注释英译方法统计与分类 |
| 4.4.2 《邓选》注释英译方法统计与分类 |
| 4.4.3 《习谈》注释英译方法统计与分类 |
| 4.4.4 三部着作注释英译方法对比与分析 |
| 4.4.5 总结:注释英译的操作规范 |
| 4.5 本章小节 |
| 第五章 领导人着作英译的社会规范 |
| 5.1 领导人着作英译的机构规范 |
| 5.1.1 外文局及其翻译理念的渊源和变迁 |
| 5.1.2 中共中央编译局及其翻译理念的渊源和变迁 |
| 5.1.3 外文局和中共中央编译局机构差异及其对翻译的影响 |
| 5.2 领导人着作英译的外交规范 |
| 5.2.1 毛泽东时期外交政策及其对《毛选》英译的影响 |
| 5.2.2 邓小平时期外交政策及其对《邓选》英译的影响 |
| 5.2.3 习近平新时代外交政策及其对《习谈》英译的影响 |
| 5.3 领导人着作英译的伦理规范 |
| 5.3.1 作为领导人着作翻译伦理的爱国伦理 |
| 5.3.2 领导人着作翻译伦理的分析思路 |
| 5.3.3 三部译作的翻译伦理分析 |
| 5.4 领导人着作英译的意识形态规范 |
| 5.4.1 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及其对领导人着作英译的影响 |
| 5.4.2 权力关系及其对领导人着作英译的影响 |
| 5.4.3 翻译意识形态及其对领导人着作英译的影响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翻译规范秩序的话语分析 |
| 6.1 翻译规范的层次结构及其变迁 |
| 6.1.1 《毛选》英译时代翻译规范的层次结构 |
| 6.1.2 《邓选》英译时代翻译规范的层次结构 |
| 6.1.3 《习谈》英译时代翻译规范的层次结构 |
| 6.2 翻译的“正确”观念及其变迁 |
| 6.2.1 三部着作标题英译的“正确”观念及其变迁 |
| 6.2.2 “正确”观念及其变迁的社会动因分析 |
| 6.3 翻译规范的约束力 |
| 6.3.1 翻译规范约束力的非绝对性 |
| 6.3.2 原语规范的减弱之势与相对于目的语规范的强势地位 |
| 6.3.3 具有最强约束力的国家利益伦理 |
| 6.4 领导人着作翻译规范的两个“变”和两个“不变” |
| 第七章 结论 |
| 7.1 总结 |
| 7.2 结论 |
| 7.3 创新 |
| 7.4 启示 |
| 7.5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7）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研究 ——基于有机哲学价值论的审思（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事关国家事权的教科书建设需要加强价值取向方面的研究 |
| (二)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研究有助于某些社会及教育问题的解决 |
| (三)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嬗变的研究缺位 |
| (四)有机哲学价值论能为生物教科书价值审视提供一种新视阈 |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概念界定 |
| (一)教科书与生物教科书 |
| (二)价值取向 |
| (三)中学 |
| 四、研究设计 |
| (一)时间范围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分析框架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 一、教科书研究文献综述 |
| (一)教科书研究综述 |
| (二)生物教科书研究综述 |
| 二、有机哲学价值论研究综述 |
| (一)文献检索概览 |
| (二)有机哲学价值理论研究综述 |
| 三、研究现状反思 |
| (一)生物教科书研究的理论基础还有待挖掘 |
| (二)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研究迫在眉睫 |
| (三)对生物教科书的事实之思掩盖了价值之辨 |
| (四)有机哲学对于生物教科书研究有着强烈的可借鉴性 |
| 第二章 有机哲学价值理论 |
| 一、价值理论生发背景及核心概念说明 |
| (一)价值理论生发的背景 |
| (二)核心概念说明 |
| 二、价值的内涵 |
| (一)价值的本质:事件的内在实在性 |
| (二)价值的拓展:自然机体也具有自身的价值 |
| 三、有机哲学价值论的核心范畴及构成 |
| (一)基本原理 |
| (二)事实与价值 |
| (三)模式理论 |
| (四)情感理论 |
| (五)有机哲学的价值构成或命题 |
| 四、有机哲学知识价值论 |
| (一)知识的整体性 |
| (二)“认识”包含三个因素:主体、资料和主体形式 |
| (三)三种知觉方式:因果效验、直接表象、符号指称 |
| (四)科学与美不可分离 |
| (五)注重智慧生成 |
| 第三章 偏重结构主义取向的生物教科书(1902-1911) |
| 一、结构主义及结构主义取向的内涵 |
| (一)结构主义 |
| (二)结构主义取向的内涵 |
| 二、结构主义取向生物教科书的表征 |
| (一)结构主义取向生物教科书特点分析 |
| (二)结构主义取向生物教科书的价值表征 |
| 三、本时期生物教科书出版概况及总体特征 |
| (一)本时期生物学课程设置概况 |
| (二)本时期生物教科书出版总体特征 |
| 四、对结构主义取向生物教科书的总结 |
| 第四章 侧重实用主义取向的生物教科书(1912-1948) |
| 一、实用主义及实用主义取向的内涵 |
| (一)实用主义 |
| (二)实用主义取向的内涵 |
| 二、实用主义取向生物教科书的表征 |
| (一)实用主义取向生物教科书特点分析 |
| (二)实用主义取向生物教科书的价值表征 |
| 三、本时期生物教科书出版概况及总体特征 |
| (一)本时期生物学课程设置概况 |
| (二)生物教科书的出版概况及总体特征 |
| 四、对实用主义取向生物教科书的总结 |
| 第五章 走向多元取向的生物教科书(1949-2003) |
| 一、多元取向的总体特征 |
| (一)多元取向的内涵 |
| (二)多元取向的特征 |
| 二、多元取向生物教科书的表征 |
| (一)多元取向生物教科书特点分析 |
| (二)多元取向生物教科书的价值表征 |
| 三、本时期生物教科书出版概况及总体特征 |
| (一)本时期生物学课程设置概况及特点 |
| (二)生物教科书出版概况及总体特征 |
| 四、对多元取向生物教科书的总结 |
| 第六章 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的有机哲学审视 |
| 一、价值取向嬗变的特点:从本质到多元 |
| (一)课程目标:从知识取向到素养取向 |
| (二)生物教科书内容:从博物到生物学 |
| (三)生物教科书编写主体:专业性、学术性日益凸显 |
| (四)教科书呈现方式:由教材取向转向学材取向 |
| (五)政治取向贯穿始终 |
| 二、价值取向的问题:基于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一种考察 |
| (一)偏重结构主义取向的生物教科书易于形成“呆滞的知识” |
| (二)侧重实用主义取向的生物教科书过于强调科学的浪漫精神 |
| (三)多元取向的生物教科书过于均质化,忽略对比的和谐 |
| 第七章 有机哲学视阈下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的编写旨趣 |
| 一、有机哲学价值取向的生物教科书应凸显命运共同体 |
| (一)整体宇宙观视阈下的生物圈命运共同体 |
| (二)生物教科书编写的整体性维度 |
| 二、有机哲学价值取向的生物教科书要重视关系性力量 |
| (一)生态观上的担当:关系力量思维下的共享生态观 |
| (二)生物教科书编写的生态性维度 |
| 三、有机哲学价值取向的生物教科书需融合逻辑理解和审美理解 |
| (一)有机哲学与生物学在生活观上的创新 |
| (二)生物教科书编写的生活性维度 |
| 四、有机哲学价值取向的生物教科书要回归五彩缤纷的生活 |
| (一)有机思维下的智慧生成 |
| (二)教科书编写的教育性维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清末中学生物教科书出版概况 |
| 附录2 民国时期生物教科书编着者的学科背景 |
| 附录3 民国时期中学生物教科书出版概况 |
| 附录4 民国时期教科书作者及其出版教科书的统计 |
| 附录5 1949 年以来人教版生物教科书知识内容框架梳理 |
| 附录6 1949 年以来人教版生物教科书梳理表 |
| 附录7 义务教育初中《生物》教科书出版概况 |
| 附录8 教科书文本汇总表 |
| 攻读学位期间完成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8）审判权的制度经济学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问题缘起 |
| 二、选题意义 |
| 三、理论脉络 |
| (一) 资源、产权与交易费用 |
| (二) 作为资源的权力及其产权安排 |
| (三) 权力的产权安排与激励约束作用 |
| 四、研究方法 |
| (一) 事实检验 |
| (二) 语义分析 |
| (三) 制度经济分析 |
| 五、结构内容 |
| 第二章 实践中的审判权 |
| 一、问题与视角 |
| 二、事实检验的进路 |
| 三、揭开审判权的面纱 |
| (一) 独立与不独立 |
| (二) 被动与主动 |
| (三)中立与偏向 |
| (四) 公开与不公开 |
| (五) 专业与非专业 |
| (六) 终局与非终局 |
| (七) 公正与不公正 |
| (八) 小结 |
| 四、透视审判权的实质 |
| (一) 公力性 |
| (二) 界权性 |
| (三) 租值性 |
| (四) 代理性 |
| (五) 裁量性 |
| 五、结语 |
| 第三章 审判权的制度选择 |
| 一、问题与视角 |
| 二、基于交易费用的分析框架 |
| (一) 交易费用的范式 |
| (二) 专业分工与司法审判 |
| (二) 审判权力的权属界定 |
| 三、历史变迁中的审判权 |
| (一) 古希腊:迎合民主的审判权 |
| (二) 古罗马:不同势力分割的审判权 |
| (三) 古代英国:努力挣脱王权的审判权 |
| (四) 古代中国:依附中央集权的审判权 |
| 四、把审判权放在恰当的位置 |
| 五、结语 |
| 第四章 审判权的激励约束 |
| 一、问题与视角 |
| 二、人力资本与行为激励 |
| (一) 人力资本 |
| (二) 行为激励 |
| 三、激励约束审判权的实践考察 |
| (一) 美国的精英模式 |
| (二) 法国的科层模式 |
| (三) 中国的混合模式 |
| 四、认真对待法官的权责利 |
| 五、结语 |
| 第五章 结论 |
| 一、实践中审判权的深层属性 |
| 二、审判权之制度选择的逻辑 |
| 三、激励和约束审判权的关键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9）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 现有研究成果存在的不足 |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与发展过程 |
| 一、相关概念的提出与界定 |
| (一) 国家治理 |
| (二) 国家财经治理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的特征 |
| 二、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 |
| (一) 以马克思主义财经治理的思想和方法为根本指导 |
| (二) 以苏联社会主义财经管理模式为重要借鉴 |
| (三) 以西方经济治理的理论和方法为必要参考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 |
| (一) 两次相对集中学习积淀了系统而深厚的理论功底 |
| (二) 边区和东北的理财经历开始了思想的萌芽 |
| (三)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各项工作促进了思想的初步形成 |
| (四) 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历程推进了思想的逐步成熟 |
| (五) 探索和推进改革开放实现了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
| 第二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实践历程 |
| 一、努力探求财经治理实践路径保证根据地自我供给 |
| (一) 打好与法币间的“货币战争”以稳定市场 |
| (二) 大力推进生产自救 |
| (三) 运用再分配手段治理经济困难 |
| 二、成功运用财经治理综合手段迅速恢复国民经济 |
| (一) 建立财经治理的组织与制度框架 |
| (二) 全面推进国民经济恢复 |
| (三) 灵活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和市场手段应对困难局面 |
| 三、充分调动财经治理制度力量稳步开展经济建设 |
| (一) 健全完善计划经济体制的财经制度体系 |
| (二)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
| (三) 把保障民生放在突出位置 |
| (四) 用市场手段解决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问题 |
| (五) 在加快对外贸易中解决经济发展问题 |
| 四、积极发挥财经治理思想作用扎实推进改革开放 |
| (一) 对国民经济实行清醒地健康地调整 |
| (二) 改革完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
| (三) 在改革中促进经济发展 |
| 第三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体系 |
| 一、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 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 |
| (一) 发挥制度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保障激励作用 |
| (二) 发挥利益攸关方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能动创造作用 |
| (三) 发挥资源配置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效率引领作用 |
| (四) 发挥再生产各环节在促进生产发展中的导向联动作用 |
| 二、财经治理的基本路径: 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 |
| (一) 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 |
| (二) 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 |
| (三) 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 |
| (四) 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 |
| 三、财经治理的根本方法: 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 |
| (一) 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 |
| (二) 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 |
| (三) 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 |
| (四) 坚持计划全过程理性控制 |
| 四、财经治理的诊治手段: 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 |
| (一) 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 |
| (二) 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 |
| (三) 运用政策工具治理市场物价 |
| (四) 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 |
| (五) 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 |
| 五、财经治理的依靠力量: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 |
| (一) 国家财经治理依靠大量培养和使用专业人才 |
| (二) 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 |
| (三) 严格干部的政治标准是国家财经治理的根本要求 |
| (四)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
| (五)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财经治理在思想上的基本建设 |
| 六、财经治理的方法论基础: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 |
| (一) 坚持有利于人民的价值理性 |
| (二) 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 |
| (三) 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策 |
| 第四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 |
| 一、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理论的基础 |
| (一)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
| (二) 不同经济运行模式下的财经治理具有共同的目标与手段 |
| (三)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丰富发展指明了方向 |
| 二、对国家治理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形象概括 |
| (一) 陈云的市场和市场经济始终是关在“笼子”里的 |
| (二) 坚持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市场的自主调节 |
| (三) 政府与市场发挥作用的辩证关系 |
| 三、为防范国家财经治理中的颠覆性错误提供了思路 |
| (一) 防范颠覆性错误是国家治理的重大命题 |
| (二) 坚持人民性和计划性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思想保障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哲学思想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有效方法 |
| (四) 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物质基础 |
| 结语 |
| 一、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部分间的相互关系 |
| 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紧扣各个时期关键问题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并服务于他所处的时代 |
| 四、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服务于时代又超越了时代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 发表学术论文 |
| 出版学术专着 |
| 成果获奖情况 |
| 主持科研项目 |
| 致谢 |
（10）新时代“美好生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及选题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 |
| (二)国内研究 |
| 三、研究方法和框架内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框架内容 |
| 四、重点难点和创新之处 |
| (一)重点难点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新时代“美好生活”的科学内涵 |
| 一、习近平关于新时代“美好生活”的重要论述 |
| (一)新时代为何追求“美好生活” |
| (二)新时代如何把握“美好生活” |
| (三)新时代怎样实现“美好生活” |
| 二、新时代“美好生活”的语义辨析 |
| (一)“美好生活”与富裕富强、全面发展 |
| (二)“美好生活”与全面小康 |
| (三)“美好生活”与共享发展 |
| 三、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基本构成 |
| (一)美好物质生活 |
| (二)美好政治生活 |
| (三)美好文化生活 |
| (四)美好社会生活 |
| (五)美好生态生活 |
| 第二章 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基本表征 |
| 一、“美好生活”的基本前提是国家富强与社会稳定 |
| (一)国家富强与“美好生活” |
| (二)社会稳定与“美好生活” |
| 二、“美好生活”的基本标志是需求满足与活力充足 |
| (一)需求满足从物质型为主向全方位、多样性转变 |
| (二)活力源泉从政府、企业为主向万众创新、大众创业转变 |
| 三、“美好生活”的基本特质是价值实现与前景可期 |
| (一)不同发展阶段的价值实现 |
| (二)未来发展目标的前景可期 |
| 四、“美好生活”的基本取向是公平正义与责任担当 |
| (一)符合发展理念变化的新要求 |
| (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新特点 |
| (三)体现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新担当 |
| 第三章 新时代“美好生活”的理论滋养 |
| 一、马克思主义的相关基本理论 |
| (一)人的全面发展与劳动幸福理论 |
| (二)经典理论对“美好生活”的本质规定 |
| 二、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涵养 |
|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想情结 |
| (二)革命文化的理想情怀 |
| (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理想追求 |
| 三、西方文化的合理借鉴 |
| (一)古希腊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对“美好生活”的探索与实践 |
| (二)人本主义思想对主体价值的追求和张扬 |
| 第四章 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历史由来 |
| 一、实现独立与解决温饱的艰辛探索 |
| (一)奠定“美好生活”的根本政治前提 |
| (二)确立“美好生活”的根本经济前提 |
| (三)勾勒“美好生活”的理想蓝图 |
| 二、在社会主义本质论追问中的继往开来 |
| (一)为“美好生活”追求夯实物质基础 |
| (二)为“美好生活”追求提供充沛动力 |
| (三)为“美好生活”追求明确发展方向 |
| 三、在党的先进性建设和科学发展中的守正创新 |
| (一)在党的先进性建设中呼应人民“美好生活” |
| (二)在科学发展中追求人民“美好生活” |
| 第五章 新时代“美好生活”的谋篇布局 |
| 一、社会主要矛盾新判断开启“美好生活”新追求 |
| (一)社会主要矛盾的演进体现“美好生活”内涵的变化 |
| (二)主要矛盾的变化体现“美好生活”新的追求 |
| 二、“两个一百年”擘画“美好生活”新目标 |
| (一)“两个一百年”设计“美好生活”实现的时间表 |
| (二)“两步走”规划“美好生活”实现的路线图 |
| 三、“五位一体”总布局勾勒“美好生活”的总体格局 |
| (一)“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 |
| (二)总体布局的完善造就“美好生活”新格局 |
| 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美好生活”的战略保障 |
|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实现“美好生活”奠定坚实基础 |
| (二)全面深化改革为实现“美好生活”提供不竭动力 |
| (三)全面依法治国为实现“美好生活”提供法治保障 |
| (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美好生活”提供根本保障 |
| 第六章 新时代“美好生活”的辩证关系 |
| 一、理想追求与脚踏实地的关系 |
| (一)坚持理想与现实相统一 |
| (二)在理想追求与脚踏实地的有机统一中实现“美好生活” |
| 二、实现目标与实现手段的关系 |
| (一)坚持目标与手段相统一 |
| (二)在目标设定和手段创新的动态统一中实现“美好生活” |
| 三、跨越发展与均衡发展的关系 |
| (一)坚持跨越发展与均衡发展相统一 |
| (二)在跨越发展与均衡发展的有效平衡中实现“美好生活” |
| 四、追求效率与追求公平的关系 |
| (一)坚持效率与公平相统一 |
| (二)在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有机结合中实现“美好生活” |
| 五、个体美好与集体美好的关系 |
| (一)坚持个体与集体相统一 |
| (二)在个体美好和集体美好的互促互进中实现“美好生活” |
| 第七章 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实现路径 |
| 一、激发追求“美好生活”主体的能动性 |
| (一)直面内生动力问题 |
| (二)以奋斗追求“美好生活” |
| 二、坚持追求“美好生活”的根本价值取向 |
| (一)直面“历史周期律”问题 |
|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追求“美好生活” |
| 三、践行追求“美好生活”的新发展理念 |
| (一)直面发展失衡问题 |
| (二)践行“五大发展理念”追求“美好生活” |
| 四、增强追求“美好生活”的战略定力 |
| (一)直面信念信心问题 |
| (二)坚定“四个自信”追求“美好生活” |
| 五、优化追求“美好生活”的战略环境 |
| (一)直面“修昔底德陷阱”问题 |
| (二)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追求“美好生活”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四、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特点及其贡献初探（论文参考文献）
- [1]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D]. 王慧. 吉林大学, 2021(01)
- [2]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探索（1978-2012）[D]. 谢春涛. 中国人民大学, 2021(12)
- [3]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研究[D]. 吴小炜. 广西师范大学, 2021(09)
- [4]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演变与发展研究[D]. 张霜. 吉林大学, 2021(02)
- [5]习近平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研究[D]. 黄立石. 河北师范大学, 2021(02)
- [6]中国领导人着作翻译规范及其嬗变的话语分析[D]. 陈勇. 天津外国语大学, 2020(12)
- [7]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研究 ——基于有机哲学价值论的审思[D]. 周丽威.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3)
- [8]审判权的制度经济学分析[D]. 黄永锋. 吉林大学, 2020(01)
- [9]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D]. 华清君. 扬州大学, 2020(04)
- [10]新时代“美好生活”研究[D]. 马纯红. 湖南科技大学, 20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