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南阳的交通地理状况——兼论诸葛亮开垦南阳的战略选择

一、汉代南阳的交通地理形势——兼论诸葛亮躬耕南阳的战略选择（论文文献综述）

黄国盛^[1]（2021）在《东汉时期的桂阳郡》文中指出

李杰^[2]（2021）在《汉光武帝的权威及其合法性建构》文中指出

罗挺^[3]（2021）在《明清时期襄阳地域文化认同研究》文中指出

张夏天^[4]（2019）在《南阳盆地历史地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区域历史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整个中国历史地理学离不开区域历史地理学研究及发展。本文进行区域历史地理学研究中,以南阳盆地作为考察对象,是因为南阳盆地本身所有独特性,南阳盆地历史时期发展趋势变化巨大,秦汉时为一方名都,东汉更是帝乡所在,但两汉之后南阳发展呈波折趋势,大部分时期衰落凋敝趋势明显,本文即以此为出发点,探讨南阳盆地区域发展时空差异、行政区划演变、中心城市发展变化,以及南阳盆地历史时期变化发展趋势,分析影响南阳盆地发展各个重要因素,并据此提供现代南阳城市及区域发展建议。具体而言,除绪论外,本文共分为四章,整体上以时间为线索。文章开始为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本文选题意义、研究现状和相关研究成果介绍,并对研究区域范围进行界定,说明本文所使用研究方法。第一章简要表述南阳盆地发展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自然地理环境包括南阳盆地地理位置、地形地貌、盆地气候及历史时期气候变迁,以及河流、土壤、动植物、矿产资源概况;人文地理环境主要包括先秦考古文化区分布及文化演进、秦汉以来风俗区演变及差异,通过各个地理要素分析,发现南阳盆地不论在自然地理或人文地理方面都具有过渡性。第二章着重分析南阳盆地区域发展时空差异及区域内部结构,主要论述农业、农田水利、人口三个指标在各时期发展状况及分布情况,发现它们与盆地经济发展存在正相关关系。通过盆地行政区划演变和中心城市变动,反映盆地内不同时期历史地位和社会经济变化以及经济开发重点区域变动情况,发现南阳历史时期发展总体趋势呈波浪型,其最高点为两汉,最低点为元代,清水流域一直是区域内部经济发展最发达的地区,淯水流域内部,经济重心经历了一个从上游转向中下游流域再转回中上游的发展历程,比水流域、湍水流域也是本区内开发较好地区。第三章着眼于外部区位变动对南阳盆地发展影响,是否地处“边疆”是重要影响因素,“边疆”关系国家政治安全,处于“边疆”时期是盆地发展时期,地处内陆则呈衰落趋势。三代和夏商周时期,夷夏对立边界的区位位置,促使南北势力着重争夺南阳盆地并大力经营,尤其周代,南阳是对抗荆蛮淮夷、守护南土前线,维护金道锡行安稳,周代在南阳大行分封,这是南阳快速发展开始。春秋时南阳处于东周南疆,是楚北上中原必经之地,楚国出兵取申吕之地,在南阳设县设郡治理并训练军队,战国时韩秦楚三家争夺南阳,军事政治地位重要使得南阳成为一方名都。秦朝时,东西方之间矛盾依然残留,残存旧贵族势力使得关东六国故地仍不十分稳固,西汉时诸侯王国区和汉郡区形成了两个均质区,南阳政治地位重要得益于是秦与六国故地分界、西汉汉郡区与诸侯王国区分界上的交通孔道,秦、西汉对盆地一系列治理,使豪强地主与宗亲力量在南阳壮大,最终南阳豪杰佐刘秀建立东汉。东汉前期南阳达到发展顶峰,但因地处内陆临近全国政治中心,军事地位降低,中期之后便开始衰落。东汉以后以至近代,南阳大部分时期处于王朝统治内陆位置,政治地位不重要加剧经济衰败趋势。第四章则简单探讨影响南阳盆地发展内外要素,适宜气候、交通便利、山水相间地形、人口数量变化、水资源开发利用是南阳盆地发展重要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则是区位变动中,南阳盆地越来越处于远离国都的内陆地区,随着政治格局由东西方对峙转向南北方对峙,南阳交通孔道功能和军事地位有所下降,使得南阳盆地从中央治理要地转为一般地区。同时为当代南阳盆地发展提出意见,主张建立一座休闲旅游城市,成为河南省“后花园”。

林云鹤^[5]（2018）在《唐代山南道研究》文中提出本文运用图表、归纳等方法对唐代山南道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研究,共分八章,主要观点如下:本文前三章,对唐代山南地区的行政区划演变、自然环境、交通状况、地域形势、人口分布、经济特征、地域风俗等进行了系统梳析,从而归纳出唐代山南地区的基本特点。笔者认为,自秦汉以来,山南地区行政区划沿革较为清晰,至隋代,实行郡县两级制,炀帝大业五年（609）,山南地区调整为二十余郡。李唐在统一过程中,大量权置州县,太宗时期又大量省并,大体回到了隋的规模,此后,有唐一代再无剧烈变动。玄宗时期,采访使处置使的设立,结束了唐前期以他官巡察各道的局面,标志着开元十五道的正式形成,山南东、西两道也在真正意义上进行了析分。山南地区位于长江支流嘉陵江、汉江流域,自然坏境十分复杂。中国古代沟通南北交通的线路有三条。西线由关中越秦岭,经汉中入蜀,通往大西南。中线由关中、河洛,入荆襄,抵中国南部。东线由中原渡淮,抵长江下游。在三线中西线、中线经过山南地区,交通地位重要。在唐代沟通关中、汉中线路有四条:陈仓古道、褒斜道、骆谷道和子午道,唐人多走骆谷道。关中至荆襄,大体取商山道。山南地区汉中、荆襄两地的战略地位最为重要,起着影响全局的作用。唐前期,山南道各州郡的户口数逐年上升,天宝年间达到最高峰。安史之乱期间,山南地区人口流失严重。至宪宗元和年间,恢复至天宝初年的户数。唐末,王、黄巢起义导致山南地区人口再次大量流失。唐代山南地区的农业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工商业分布广泛,但整体水平偏低。荆州地区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成了重要的交通枢纽和重要的商业中心。山南的区域风俗有三个显着的特点:其一,民族众多,风俗复杂。其二,民风质朴,不尚浮华。其三,好商贾,好迷信。本文后五章就山南地区政局演变对唐王朝全局产生的影响,展开了较为深入全面地探讨。笔者认为,唐初山南地区的形势与唐朝的统一密切相关。隋末,朱粲转战至山南地区,建立昌达政权,萧铣也在江陵建立凤鸣政权,山南政局开始动荡。唐王朝平定山南地区后,注重对山南地区的开拓和经营,并利用山南、剑南的人力、物力进行统一战争,壮大了自身的力量,从而加速了统一全国的进程。唐初山南地区户口数急剧减少,且西道多于东道。至玄宗天宝年间,山南西道户口数已恢复至隋大业水平,东道也反超西道,但仍不及隋大业时的水平。唐前期,荆、襄一带的发展尤为瞩目,人口规模已大幅领先其他地区,成为山南地区最富庶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唐前期政府着力发展基本经济区,对山南地区有所忽略,导致这一地区发展缓慢,且呈现出区域不均衡的状况。至唐玄宗天宝年间,缘边节度使体制确立,山南地区丧失了控扼四方的能力。唐前期将官员、皇子、宗室贬黜至山南地区,示意轻贬,均州、房州数次作为皇子的贬黜安置地,有其特殊的原因,其所在的地理位置,距离两京皆在千里左右,非常方便皇帝及时了解其动向。安史乱后,叛军攻占河南,山南成为前线,玄宗对山南地区进行了数次调整,构筑防线阻止叛军南下,并伺机反攻河南。潼关失守后,玄宗入蜀,在途中以永王李璘出镇江陵。与此同时,太子北上灵武自立为帝,唐王朝由此形成太上皇玄宗依然掌握实权,皇帝肃宗权力受到限制的二元政治格局,在这一政治格局下,冲突不可避免,永王李璘事件的悲剧即是冲突最强烈的表现。唐肃宗乾元、上元年间,荆、襄地区的军乱,造成唐王朝对山南、荆南的失控,一度中断了江淮租庸的转运,使原本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雪上加霜,不仅引起了政局动荡,还对整体平叛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梁崇义割据山南东道,代宗务以姑息,以其为节度使,是这一时期唐王朝诸多矛盾在山南地区冲突爆发后的产物。在现存多数史料中,梁崇义与河朔藩镇以近乎一样的形象传世,但代宗时的梁崇义实际礼貌甚恭,并在维护江汉转运,以及与邻近诸道关系中都可圈可点。其后,梁崇义以武力攫取节钺,又不朝觐,控制江汉转运要道,这对唐王朝是极大的隐患。德宗平定梁崇义,山南东道重回唐廷管辖,梁崇义只能以叛臣身份传世了。唐代宗朝延承了安史之乱的遗恶,同时陇右尽失,来自西北吐蕃的军事压力剧增,长安朝不保夕。在这种形势下,代宗实行慎重、稳妥的藩镇政策,以图恢复实力。德宗即位后,骤改代宗以来的藩镇政策,大力削藩。在这场削藩战争中,南方平定梁崇义实际决定了胜负。德宗朝以后,唐王朝完成了对山南三大镇以文臣代替武臣为节度使的改造,又在山南地区持续销兵,使山南地区成为一个常备军额很少的地区,这十分有利于朝廷稳控山南地区和促进地区发展。唐后期直到灭亡,政治日渐腐败,社会矛盾愈发激烈,山南地区也出现了不安定的苗头,发生了一些小规模的农民起义,由于此前唐王朝对山南地区的稳控较为成功,才没有酿成更大的动乱。唐僖宗乾符三年（876）,王、黄起义波及山南,打破了山南东道、荆南的稳定。起义军在山南东道、荆南转战数年,山南东道因节度使李福处置较为得力,破坏不严重,而荆南则惨遭两次兵祸,“死者什三四”,损失重大。王、黄起义后,唐王朝逐渐失去了对山南地区的控制,山南地区形成了藩镇割据、互相攻伐的局面。至唐王朝灭亡前,山南西道最终落入王建的管辖范围,山南东道则纳入了朱温的势力范围。总之,唐代山南道所在的区域,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其地区政局的演变对唐王朝整体发展和全局形势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赵力扬^[6]（2017）在《汉魏都城意象空间研究 ——以都城赋为载体》文中认为都城空间问题是古都研究中不能绕开的关节所在,而汉魏时期都城的空间问题更是历来都颇为引人注目。汉魏时期出现了多座都城,其中不乏如汉长安城、汉魏洛阳城这样的繁华名都;但因其距今相隔较为久远,留下的相关历史资料并不多,即使经过现代考古工作者的努力发掘和复原,也仍有许多谜团迄今尚未完全解开。在此情况下,本文通过拓宽资料来源,以都城赋这一文学体裁为载体,研究都城赋中构建的汉魏都城意象空间,以期对解决汉魏都城空间问题有所助益。涉及汉魏都城空间的都城赋,基本都写作于东汉至西晋之间,在时段上与所写都城十分接近,是用以研究汉魏都城的绝佳资料。赋这一文体与地理空间描写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因此都城赋保存了不少历史地理信息,并以文学语言描写都城空间,形成了都城意象空间。都城赋中不少内容涉及都城选址,同时也是都城意象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都城赋中的都城选址意象空间揭示出,都城选址应综合考虑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社会环境等多方面因素,以做出最好的建都选择。都城赋中描写最多、最能反映汉魏都城城市意象空间的,是宫城、外郭城、礼制建筑及相关活动、园林苑囿及相关活动这四大类要素。对于宫城,都城赋着重显示其核心地位,并认为都城内的整个宫城体系应该既有主有次又浑然一体。对于外郭城,都城赋揭示出汉魏时期都城城郭格局发展的方向。都城赋对汉魏都城礼制建筑及其相关活动仍十分重视,但基本只描写了都城周边的礼制建筑和活动,且以位于城外的礼制建筑和活动为主。都城赋重视苑囿描写,比较确实地反映出汉魏时期苑囿园林的发展变化趋势。都城赋描写到的城市众多。都城赋中的汉魏都城意象空间,在空间意象特质上大体可分为全国性都城特质（长安、洛阳、邺）和地方性都城特质（蜀都、吴都、南阳、齐都、鲁都、赵都）这两类。其中,三座全国性都城的意象空间地理结构较复杂且特征鲜明,时代上也具有一脉相承的特点,比较能够反映出从两汉到魏晋的都城空间发展主流;六座地方性都城的意象空间地理结构则较简单且面貌模糊,时代上也大多都偏向战国到西汉初年时期,落后于汉魏都城空间发展主流。都城赋对汉魏都城意象空间的构建,是建立在汉魏时期各城市实际空间基础上的,且对汉魏城市体系和相应各城市地位的反映比较全面。都城赋的创作时代一般与所写都城时代相距不远,且作品的感情倾向和描写重点会因创作时代不同而不同,这直接影响到各都城意象空间的结构和特质。另外,作者的家乡所在、仕途境遇、学术观点和学术积累等因素也都对都城赋创作有影响。总之,都城赋中的汉魏都城意象空间,一方面经与史料相互印证,可知其相当大程度上反映了汉魏时期各都城空间的历史客观实际情况;另一方面受到赋作者的主观因素影响,反映了当时人类对于汉魏都城这一地理实体的认知,具有特殊价值。都城赋所构建的汉魏都城意象空间,是赋作者在对都城的客观情况有充分了解的基础上,经过对意象要素的主观选择和加工而成的,是主客观因素相结合和共同作用的产物。

王瀚尧^[7]（2017）在《两汉三国时期汉中军事地理研究》文中认为汉中,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据汉水上游,北临秦岭、南界巴山,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本文以历史军事地理的角度,试图从分裂统一时期各个政权的政治兴亡与军事活动中,揭示出汉中的军事价值及战略地位。第一章主要阐述汉中地区的地形、山川、河流等自然环境及行政区划范围,并考察秦岭、巴山间的进出通道、军事要地,整体把握汉中地区的军事格局、战场环境。第二章论述刘邦占据汉中,最终袭定关中,通过分析公孙述、隗嚣、刘璋、张鲁等军事集团在汉中的军事活动,突出汉中的战略地位。第三章通过曹、刘汉中争夺战等一系列的军事活动,强调争夺汉中的国家战略意义。第四章从魏蜀两国军事领导人用兵思想、以及军队后勤保障、兵种特点、军事将领的地域性等多方面,探讨双方在汉中地区的战争得失。第五章阐述诸葛亮死后,蜀汉汉中的军事部署演变及军事领导人的战略构想。既反映了不同军事领导人对汉中认识的不同,又体现出汉中在不同时期的战争中的战略价值。

孙俊^[8]（2016）在《战国秦汉西南族群演进的空间格局与地理观念》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从地理空间视角,结合史料和考古材料,以质性研究为主轴而辅以量化证据研究战国秦汉西南族群演进的空间格局与地理观念,并考论二者在空间上的相互匹配与表里关系。族群演进空间格局首先考虑西南土着群体的演进,其时段在战国秦汉时期。在对蜀国族群、蜀西族群、巴国族群等族群及局部“徼外夷”二十余个见于史料的族群来源、分布、迁徙、融合方向及部分群体的演进状态作了具体的考论基础上,分析了战国秦汉间西南土着族群演进格局主要包括:（1）西南族群总体上处不断复杂化态势,主要表现于中原族群、东南群体、域外群体的迁入,也有不少群体融入到其他群体中;（2）西南族群的分布具有相当的不稳定性,主要表现在同一族群的迁徙及同一区域族群结构的变化两方面,绝大部分族群曾发生较大规模的迁徙或融合,蜀西、峡江、滇西是族群结构变动最频繁的区域;（3）族群空间演进（不是演进空间）具有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空间演进相似的板块与走廊相间特征;（4）族群演进就其主要的推动力而言当是秦汉帝国的建构并西南族群间的互动造成的,间有二者“合力”的因素。所得族群格局以战国末、汉末为时间截面示之于附图。族群演进空间格局其次考虑自战国末汉族移民对西南族群格局的影响,具有可识别的汉夷格局则是在秦时形成的。考古材料表明了秦汉西南汉族的来源有汉族移民和土着汉化两种类型,土着汉化又与汉族移民数量及时间长短有关。就汉族格局和“汉夷”格局而言,史料并考古材料表明汉末西南地区的汉族格局可识别为密集分布区、分散分布区、零星分布区及对应的“汉夷”格局区。此二格局的形成表明了在秦汉间西南族群因汉族的分布而导致了明显的族群结构演替过程,其演替的程度可以用汉族的密集分布区、分散分布区、零星分布区来排序,密集分布区演替最为明显,分散分布区有演替的趋势,但零星分布区则达不到“演替”的程度。就“汉夷”关系来说,演变最明显的应当是蜀地,秦并巴蜀后的蜀侯被杀等事件表明了秦并巴蜀初期对蜀人具有相当的军事监控,尔后则演变为长江沿线的军事都尉和县尉的连续分布。与之有差异的是,西南夷地区迟至汉末也没有形成线状的军事都尉和县尉的分布,盐井的“合约”不开发,及南中官府、大姓、土着群体三种力量的并存,局部地区汉夷墓的并存并有交错等,均表明了西南夷地区羁縻之制的长期有效存在。族群格局的变动与族群地理观念的变动互为表里,西南族群地理观念受“五方格局论”的影响但也因时而有相当的弹性和变化:夏商时期,西南族群身份或夷或蛮,巴蜀地区在政治上具有区域性质而无疆域的性质,在中九州中其土“下”;商末周初,西南族群身份上或“西土之人”或“西土之君”但非侯,巴蜀并其余地区政治性质和族群环境意象与夏商相似;战国末秦汉时期,汉族始大量进入西南地区,巴蜀脱离夷的身份,以巴蜀为地望出现“西夷”“南夷”合称的“西南夷”身份,政治上西南地区已具有疆域的性质,但呈现了西南夷地区在在一统国家观念中独特的“三方”定位及本身独特的政治、族群身份并族群环境意象的族群地理观念格局。以汉末为时间截面,西南族群地理观格局可作多文学多稻田区、少文学少稻田区、无文学无稻田区、俗妖巫或环境恶劣或有“怪物”区的区分,反映了在族群政治意象、族群文化意象、族群环境意象三个层面上均具有“中心-边缘”模式的存在。在族群演进空间与族群地理观念关系层面上,以汉末为时间截面,客观的族群演进格局与主观的族群观念格局具有相当的重合性,二者的形成表现于具体过程中或因族群格局变动而导致的族群地理观念格局（含族群政治意象、族群文化意象和族群环境意象或其中任一格局,下同）的变动,或因族群地理观念格局的变动而导致的族群格局的变动,又或二者有交叉的案例;因此,族群演进的空间格局与地理观念不仅都反映了族群演进的态势,而且某些时期族群地理观的转变是族群格局变动的主要动力之一。同时,族群地理观方面为了给予西南族群一个更为宏观而准确的定位而对研究对象作了适当的空间范围扩展。以西汉王朝政治地理格局与秩序为切入点,发现西汉王朝政治地理格局反映了华夏与四夷、内地与边疆、中央与地方三类政治地理因素的考量,西南地区直接地体现了华夏与四夷、内地与边疆的考量,间接地在关东与关西的二元格局中扩大关中区方面体现了中央与地方的考量,其在“三方”中的独特位置表明了西南地区在汉王朝建构帝国过程中更富弹性。就以上发现的关联而言,地缘因素对战国秦汉族群演进的空间格局和地理观念均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在可考的时段内,商末周人东进时巴蜀群体首次进入大一统国家发展的全国性层面上;战国末期,巴蜀战略地位于秦统一六国战略决策过程中得到体现,在秦末的汉楚之争中再次证明;西汉武帝时期,西南夷地区因南服南越西阻匈奴的战略空间而得到战略性的凸现。能够分析得出,地缘因素对西南地区进入大一统国家疆域、汉族的迁入、族群地理观的影响等产生了相当的、连锁的反应和影响。以上所及材料,所得推论性结论,除正文部分应用外尚列有附表、附图,其中的附表资料较为详实,或可为今后讨论和研究的基础资料参考。

黄瑞梅^[9]（2016）在《唐代咏史怀古七绝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从《全唐诗》中收集到唐代咏史怀古七绝共1042首,诗人共147位。文章对这近千首咏史怀古诗进行梳理归纳,力求系统地呈现出唐代咏史怀古七绝的全貌。论文分为五个部分,分别从唐代咏史怀古七绝的发展概况、唐代咏史怀古七绝的主要内容、唐代咏史怀古七绝的艺术特色、唐代咏史怀古七绝“专业”诗人研究、诗歌注释五个方面进行研究。唐代咏史怀古七绝与其他咏史怀古诗的区别,从内容上讲,咏史怀古七绝多是写一段情节、一个场景、一丝感悟,而其他咏史怀古诗可以记叙复杂的史事;在艺术上,七绝要求以小见大、言近旨远、语浅情深,追求的是一种悠然不尽的余味,更适于吟唱,而其他咏史怀古诗则很难做到这一点。第一章,对唐代咏史怀古七绝的概况进行系统的分析。把唐代咏史怀古七绝分为初盛唐、中唐、晚唐三个阶段。初盛唐的咏史怀古七绝作家作品的数量较少,作品共计18首,作家共计14位,多是抒发人事变迁、昔盛今衰之感;中唐的咏史怀古七绝比初盛唐的要多得多,作品共计126首,作家共计43位,主要以张祜、白居易、刘禹锡、韩愈、李益、李涉等为代表;晚唐是咏史怀古七绝发展的黄金时代,作品共计836首,作家共计90位,主要以杜牧、许浑、唐彦谦、李商隐、汪遵、胡曾、罗隐、周昙等为代表,从创作数量上来讲,这些诗人的咏史怀古七绝,除了许浑、唐彦谦为十六七首外,都达到了30首以上。第二章,论述唐代咏史怀古七绝的主要内容。咏人物,有对女性悲剧命运的关注,有对隐逸生活的向往,也有对荒淫吴国君主的批判,还有对不遇命运的悲叹。咏事件,则多是对历史上兴亡成败之史事进行咏叹。吟咏对象又多集中于写吴越史事、六朝史事、隋亡史事上。咏地名,则主要是以金陵和洛阳为对象,因为这两个地方更多地见证了朝代的兴亡史。第三章,论述唐代咏史怀古七绝的艺术特色。立意上的高远,主要表现在:有忧国忧民的情怀;胸中怀有远大的志向起到催人奋进的作用;诗中表达的某种理趣给人以启发;有淡泊名利的高尚情操。立意的新颖则主要是翻案诗。写作手法上主要是以小见大、语浅情深为主。表达方式上主要以抒情和议论为主。咏史怀古七绝善用多种修辞手法,主要有兴寄、衬跌、对比、反问等。诗歌章法结构上主要是起承转合的形态。第四章,对汪遵、胡曾、周昙三位写了大量咏史怀古组诗的诗人进行个案研究。分别从个人生平简介及创作情况、咏史怀古七绝的主要内容、咏史怀古七绝的写作特色等三个方面进行深入研究。附录对唐代近千首咏史怀古七绝进行了简明的注释。

李亮宇^[10]（2014）在《湖北三国历史地名与文化遗存述考》文中研究指明三国时期,湖北地区是荆州的核心区,在经历了短暂的相对和平之后,成为天下瞩目的四战之地。许多大的三国历史事件发生于此,着名三国人物生活、战斗于斯。因此,湖北遗留下数量颇多的三国历史地名、文化遗存、传说故事等。本论文拟将湖北三国历史地名和文化遗存作一个整理和考证。全文主要分为七个板块。第一章主要对武汉市的三国历史地名与文化遗存进行梳理和考证。三国时期是武汉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阶段,此间武汉的地缘优势开始显现。三国历史地名和文化遗存遍布武汉三镇,黄陂区有黄陂、石阳故城、武湖、龙骧河。新洲区有阳逻。大汉阳范围有鲁山、藏马洞、洗马洞等。反映了武汉在当时军事地理价值上升的势头。第二章主要对鄂州市的三国历史地名与文化遗存进行梳理和考证。鄂州市在三国时期由鄂县跃升孙吴首都,因此有大量三国吴文化的地名、遗存。大部分集中在孙权故都城附近以及西山周围。考有吴王城、樊姥庙、郊天坛等。印证了孙权在鄂州的地位及影响；其遗存以樊山为中心,樊溪为纽带,呈块状分布。第三章主要对咸宁地区的三国历史地名与文化遗存进行梳理和考证。发生在咸宁赤壁市的赤壁之战名扬中外,至今仍有赤壁古战场遗址。境内还有如将军滩、吕蒙城、太平城等大量孙吴遗存及传说,表明该区域吴军活动相当频繁,系江东前沿军事要地。第四章主要对荆门地区的三国历史地名与文化遗存进行梳理和考证。汉末三国时期,曹、孙、刘三家在荆州展开反复争夺,荆门乃主要战场之一及往来要地。其三国历史地名、文化遗存大部分集中于钟祥、京山等地,计有掇刀石、马跑泉、关王巅、曹武市等。荆门实属荆襄核心区。第五章主要对荆州地区的三国历史地名与文化遗存进行梳理和考证。三国时期,荆州“北据汉沔、东连吴会”,四通八达,为兵家必争之要地。该境有江陵城、掷甲山、蚌城等三国历史地名和文化遗存。主要集中于长江沿线地区,这也从侧面反映长江水运在其时的重要作用。第六章主要对宜昌地区的三国历史地名与文化遗存进行梳理和考证。吴、蜀夷陵大战发生在境内,有诸多遗存,如猇亭、陆抗城、长坂坡等。宜昌主要乃吴、蜀两国展开争夺,曹魏染指未几即丢失。第七章主要对襄阳地区的三国历史地名与文化遗存进行梳理和考证。襄阳地区是三国时期刘表荆州的政治中心,其州治即在今襄阳市。境内有古隆中、鱼梁洲、檀溪等。三国时期在襄阳发生的事件,多有对历史进程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其地之要害不言自明。

二、汉代南阳的交通地理形势——兼论诸葛亮躬耕南阳的战略选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汉代南阳的交通地理形势——兼论诸葛亮躬耕南阳的战略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4）南阳盆地历史地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唐代山南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汉魏都城意象空间研究 ——以都城赋为载体（论文提纲范文）

（7）两汉三国时期汉中军事地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战国秦汉西南族群演进的空间格局与地理观念（论文提纲范文）

（9）唐代咏史怀古七绝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湖北三国历史地名与文化遗存述考（论文提纲范文）

四、汉代南阳的交通地理形势——兼论诸葛亮躬耕南阳的战略选择（论文参考文献）

• [1]东汉时期的桂阳郡[D]. 黄国盛. 华中师范大学, 2021
• [2]汉光武帝的权威及其合法性建构[D]. 李杰. 华中师范大学, 2021
• [3]明清时期襄阳地域文化认同研究[D]. 罗挺. 江西师范大学, 2021
• [4]南阳盆地历史地理研究[D]. 张夏天.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6)
• [5]唐代山南道研究[D]. 林云鹤.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2)
• [6]汉魏都城意象空间研究 ——以都城赋为载体[D]. 赵力扬. 陕西师范大学, 2017(07)
• [7]两汉三国时期汉中军事地理研究[D]. 王瀚尧. 华东师范大学, 2017(10)
• [8]战国秦汉西南族群演进的空间格局与地理观念[D]. 孙俊. 云南师范大学, 2016(12)
• [9]唐代咏史怀古七绝研究[D]. 黄瑞梅. 广西师范学院, 2016(03)
• [10]湖北三国历史地名与文化遗存述考[D]. 李亮宇. 华中师范大学, 201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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