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入世”为契机,以“五电联动”为抓手 谋求“十五”期间上海电站设备制造业新一轮发展（论文文献综述）
沈娜[1]（2021）在《区域合作视角下“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的推进研究》文中认为自2013年以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基础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贸易与投资合作不断深化,各种合作平台不断拓展,合作机制不断完善。但与“一带一路”倡议取得的整体成就相比,该倡议在东北亚区域并没有实现整体性推进。如何在已有进展的基础上,促进“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开花结果,真正让东北亚区域内的国家实现多方参与、共同受益、战略对接,共同推动东北亚区域形成开放、共赢的合作网络,成为新时代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同时,研究东北亚区域“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问题,也有助于推动中国东北融入“一带一路”倡议,这既是推动东北老工业基地转型发展的重要机遇,又是实现中国东南、中、西、东北均衡发展的战略举措,还是推动中国东北地区加快对外开放步伐、扩大对外开放格局的国内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为出发点,论文基于区域合作的视角,对“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的推进问题进行研究,具体的研究内容包括:东北亚区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定位,东北亚各国对“一带一路”的认知与参与,东北亚边境区域互联互通的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层面的实际进展,以及东北亚区域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所面临的阻碍因素及推进路径。论文旨在解决四个核心问题:第一,揭示“一带一路”倡议对于区域合作的意义和特点;第二,厘清东北亚区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合理定位;第三,分析“一带一路”建设在边境次区域层面和东北亚整体区域层面的推进进程与合作状况;第四,思考“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推进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及解决路径。论文首先从内在动力、实现条件和层次性三个层面,阐述了区域合作的一般理论。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之于区域合作的意义和特点,强调“一带一路”倡议是促进区域合作的平台,它体现了平等性、开放性、创新性、非地缘战略性和目标非一致性等特点,凸显了以发展为主导的区域合作特色。论文重点阐述了在东北亚区域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性,认为它有助于提高区域内的互联互通水平、巩固中国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也有助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对外开放和老工业基地的振兴。以此为出发点,论文明确了东北亚区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定位,即东北亚区域是在欧亚大陆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东翼之轴,它并非“一带一路”建设的边缘区,更不应该游离于“一带一路”建设之外。论文分析了东北亚区域各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差异,并具体分析了韩国和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过程以及蒙古国和俄罗斯是如何将各自的发展规划渐进地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实现战略对接的。而针对“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的具体推进问题,论文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实际上重塑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形态,使中国与周边国家呈现出边境地区相互开放、国家之间战略对接、区域层面互利合作的不同层面的关系互动形式,基于此种认识,论文主要阐述了两个层面的区域合作问题:一是分析中国与东北亚国家间在陆上边境层面的互联互通。指出在边境开放的形势下,边境功能发生了重大转变,即从“屏障功能”向“中介功能”转变,“一带一路”倡议首先突破了边界的屏障,而建立起跨境交流的平台,从而促进了边境地区的次区域合作的发展。二是在东北亚区域层面将国家间的战略对接以及形成的中俄蒙经济走廊作为“一带一路”在东北亚区域推进的主要着眼点,分析“一带一路”建设中国际合作形式的灵活与创新,在对东北亚区域双边和多边合作状况的阐述中展现东北亚区域“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成就。同时,论文总结了中日韩自贸区的规划过程与推进情况,阐述了该自贸区建设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基础,以及中日韩自贸区建设未来对“一带一路”建设的促进作用。论文还从合作理念、合作内容、合作路径三个层面,论证了“一带一路”倡议与东北亚区域合作机制建设之间能否实现包容性的问题。论文从区域合作的角度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推进过程中的阻碍因素。首先是区域外的美国通过强化与盟国之间的关系以及经济、军事和外交等分化手段,可能对“一带一路”建设形成“扯断线”式的破坏或“分割片”式的阻断;其次是区域内“一带一路”发展的局部覆盖性问题,与冷战后东北亚区域所存在的“离散性”结构相关联,很难形成整体性的区域合作;第三是东北亚区域内的边境次区域合作也存在着困境,在推进中受到东北亚区域整体局势的影响。针对这些问题的存在,论文探讨了“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的推进路径:发挥次国家政府在助力东北亚区域边境层面合作中的优势及作用;探索朝鲜加入“一带一路”合作框架的路径;寻求协调区域内大国关系的具体方式;探寻稳定与发展中国与区域外美国之间关系的路径等。东北亚区域是大国比较集中的区域,也是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依托区域,在这一区域有效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对于区域合作和区域稳定都有重要的意义。未来,东北亚区域也可以继续推进“健康丝绸之路”和“数字丝绸之路”等方面的建设,为构建东北亚区域的命运共同体创造条件。
暴占杰[2]（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减贫事业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党的十八大召开后,党中央在全国组织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脱贫攻坚人民战争并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历史性地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中国奇迹”。而这其中,中国共产党对西藏贫困问题的治理实践是最为典型的代表。原因在于,西藏地处青藏高原,集我国边疆地区、边缘地区以及少数民族落后地区于一体,加之和平解放前长期遭受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的蹂躏,导致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长期落后于全国其他地区。就贫困状况而言,西藏贫困人口多且分布广泛,贫困程度深且类型复杂,而且还存在严重的贫困代际传递问题,2011年,西藏被确定为全国唯一的省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此外,作为国家战略安全屏障,西藏存在境内分裂势力和境外敌对势力相勾结,威胁国家统一与安全的稳定问题。鉴于此,党中央、国务院将西藏工作置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高度来把舵定向,谋篇布局。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战略思想,体现了西藏工作在党和国家全局中的重要战略地位,解决西藏的贫困问题能够为推进西藏持续稳定和长足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综合上述因素,西藏在党和国家扶贫工作大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关系全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能否如期实现。西藏的扶贫工作既在国家总的扶贫战略框架内开展,又有党中央、国务院超常规的特殊扶持政策的推动。长期以来,学术界偏重于在经济学和社会学视角下对西藏反贫困实践进行实证研究,而以中国共产党为研究对象,纵向宏观考察我们党在西藏扶贫工作中的具体实践较为薄弱。2019年,西藏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贫困问题;2020年,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如期实现;2021年,又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不管是从学术视角来看,还是从时间节点来讲,研究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实践,总结经验,展望未来,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对西藏乃至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长足发展意义深远。有鉴于此,本文在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基于西藏深度贫困这一现实问题,以问题为导向,以探讨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实践为主线,立足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系统分析法、交叉学科研究法等方法。依托包括党和国家以及西藏地方历史文献、着作、期刊、报纸等各类文献资料,并参考相关会议纪要、政策文件、统计年鉴、地方志等材料,历史地、系统地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实践逻辑,进而总结经验,为今后更好地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和推动西藏可持续发展作出了启示,提出了建议。具体而言,本文主要分为六章对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展开研究。第一章是绪论。回顾了关于西藏贫困问题与扶贫工作的研究现状,明确研究主题。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能从中把握学术界研究进展,找准研究角度,借鉴前人研究经验,趋避其研究不足之处。这样既可以做到查漏补缺,又可以避免重复研究。通过文献回顾和述评,确立了从中国共产党治理西藏贫困问题实践角度着手研究。第二章是关于西藏贫困问题的相关概述。对西藏贫困问题相关概念、贫困状况,以及中国共产党开展西藏扶贫工作的必要性进行了阐释。从西藏区情出发,结合当地经济、地理、社会、宗教、民族等特点探讨西藏面临的贫困问题。纵向梳理西藏不同阶段的贫困特征,同时横向对比西藏贫困问题与全国其他区域的差异。这既可以有效衔接下文中国共产党西藏贫困治理所做的有针对性工作,也凸显了西藏扶贫工作的复杂性与紧迫性,同时还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何采取超常规特殊优惠政策和措施开展西藏的扶贫工作。第三章是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在理论上系统阐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的反贫困思想,借鉴中国传统反贫困思想和国外有益的反贫困理论,能够为研究中国共产党开展西藏贫困治理实践提供理论支撑。从实践层面看,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对西藏扶持、支援和建设为此后的扶贫工作奠定了实践基础。第四章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实践。该部分主要梳理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至党的十八大召开前中国共产党推动西藏扶贫工作的具体实践。以中央和西藏地方扶贫政策和取得的成效为标准,将西藏扶贫工作细化为三个阶段,包括体制改革带动扶贫阶段、扶贫攻坚阶段、扶贫开发深化阶段,分别论述中央政府以及西藏地方党委、政府都出台了哪些政策,如何具体开展工作,有什么特点,取得了哪些成效。第五章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西藏精准扶贫实践。这一章节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的重要论述为指导思想,具体阐述中央关于西藏的脱贫攻坚政策与西藏精准脱贫具体实践。本章与上一章节是文章的核心部分,这两章将中国共产党关于西藏扶贫工作的演进脉络,历史经验清晰地呈现出来,为总结经验和启示提供研究基础。具体来说,这一章主要探究中国共产党为推进新时代西藏发展和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的战略规划,构建的西藏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政策体系、工作体系以及施策路径,并总结了脱贫攻坚阶段西藏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所取得的工作成效。第六章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经验及启示。本章在梳理和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反贫困实践的基础上,提炼出解决西藏贫困问题的经验: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对西藏减贫事业的全面领导,凝聚形成推动西藏扶贫开发工作的强大合力,注重推动扶贫标准与减贫方略的与时俱进,强化构建西藏工作座谈会扶贫工作机制。在汲取经验的基础上还应该展望未来,明确今后推动西藏的扶贫工作和发展应建立解决西藏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效机制,更加注重激发西藏各族群众的内生动力,在脱贫攻坚基础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优化援藏机制助推西藏实现高质量发展。总之,中国共产党领导西藏人民通过扶贫工作历史性地消除西藏绝对贫困问题,对西藏的发展和稳定意义重大,创造了中国减贫治理的“西藏样本”,是中国共产党解决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发展问题的光辉典范。探究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实践路径,总结经验和启示,以期对边疆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有所裨益。
张晨瑶[3]（2020）在《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研究》文中指出2018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要求东北地区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建设开放合作高地,明确了东北参与“一带一路”的方式和程度即深度融入,提升了新形势下东北在国家对外开放战略布局中的站位,即建成国家开放合作高地。时隔一年,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时强调,东北地区要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提示东北要通过深度融入“一带一路”进一步提升开放的水平和层次。从建设开放合作高地到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国家对东北地区在“一带一路”的定位逐步升级,期望逐渐提高。为此,东北地区在融入“一带一路”的过程中要努力贯彻新理念、注重拓展新领域,实现对外开放的高层次、高质量。丝路深耕,开放升级,“一带一路”倡议给东北地区开放发展提供了新舞台也提出了新要求,东北唯有强化优势、补齐短板,才能在深度融入“一带一路”过程中,尽快达到对外开放新前沿的理想境界。关于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学术界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主要是侧重于某一产业、某一领域的对接,和相对笼统的整体性研究,缺乏系统而完整、全面而细致的研究成果。本文以东北三省一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厚根基为切入点,分析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客观条件、重要依托、拓展平台、推进路径,提炼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的时代价值,力求逻辑严密、系统完整的展开东北地区作为国家重要战略区域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整体开发阵容,以此撬动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方向的主要驱动力量。本文共分为六个章节展开论述:第1章,绪论。概述了本文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总结了国内外目前对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这一课题的研究情况,综述现有研究成果,形成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2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客观条件。以习近平关于“一带一路”重要论述作为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思想,梳理从国家到东北各地关于深度融入“一带一路”的政策依据。从历史渊源、文化底色、经济关联、跨境交往四个方面探究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厚根基。第3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依托。全面分析了东北地区既有国家级区域发展规划包括辽宁沿海经济带、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沈阳经济区、哈长城市群的发展情况。评估发展现状、分析制约因素、提出对策建议,强化其依托作用以更好的承接“一带一路”建设重要机遇。第4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四方平台。系统阐释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在四个方向上的跨国战略平台,即东进构建东北亚自由贸易区,西拓连接中蒙俄经济走廊,南下撬动环渤海经济圈,北上开发北极航线,东进西拓南下北上构建东北全方位开放大格局。第5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路径。深入论证大连自由贸易港建设,创建满洲里作为中蒙俄经济走廊全面开放第一品牌重镇,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开发,“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研究的时代契机、基本思路、重要价值、支撑条件、现存问题、实施方案等,以重大工程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第6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时代价值:塑造包容性全球化发展的中国范例:打造全国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区域示范,创造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东北机遇。
姚科敏[4]（2020）在《习近平科技观研究》文中提出研究习近平科技观,对于进一步丰富、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研究,为实现新时代科技融合发展的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化提供理论指导,实现建成世界科技强国的伟大目标,正确处理中国科技发展的现实问题,为世界科技创新发展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运用文献研究法、分析综合法、系统研究法,在界定习近平科技观含义的基础上,探讨和论述了习近平科技观的思想渊源与理论基础、形成历程与基本特征、主要内容,研究和阐述了习近平科技观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界定和探讨习近平科技观的含义、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是研究习近平科技观的一项奠基工作。习近平科技观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代科学技术的新理念新观点新战略,是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中国化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包括科技创新观、科技体制改革观、科技战略观、科技人才观、科技伦理观、科技全球治理观等方面。从思想渊源看,习近平科技观既吸取了中国古代科技思想的精华,又吸收了西方古今科技思想中有益的成分,做到了中西结合、古今贯通,因而具有深厚的历史和思想渊源。从理论基础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技思想、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思想,为习近平科技观提供了科学而又坚实的理论基础。习近平科技观形成于科技的日新月异和知识的持续积累大大推动了全球财富的增长、颠覆性科技的创新发展和应用改变了人类的社会生活范式、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更加复杂严峻、科技的双刃剑作用愈加凸显的国际背景下,形成于中国科技事业迅速崛起并取得了一定成就,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撑,但仍存在一些突出短板的国内背景下。习近平科技观的形成历程可分为四个时期:萌芽阶段（1969年—1982年）、初步形成阶段（1982年—1993年）、形成轮廓阶段（1993年—2012年）和丰富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习近平科技观具有创新性、人民性、时代性、前瞻性、开放性、保障性等基本特征。习近平科技观的主要内容包括:科技创新观、科技体制改革观、科技战略观、科技人才观、科技伦理观和科技全球治理观。其中,科技创新观是核心,科技体制改革观是动力,科技战略观是统领,科技人才观是关键,科技伦理观是保障,科技全球治理观是条件,上述六个方面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一个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的逻辑整体。习近平科技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中国化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其理论价值在于:习近平科技观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新境界,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理论的新飞跃,书写了新时代科技创新发展的新篇章,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新视角。其现实意义在于:习近平科技观是引领新时代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根本指导方针,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行动指南,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遵循,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巨大动力,为世界科技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王锐[5]（2019）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文中指出本文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历史进程为研究对象,采用“回顾历史-总结经验”的研究思路,较为系统地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历程,探求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从中找出规律性的认识。新中国的成立是我国开展经济建设的历史前提。这个历史前提的实现并不是“毕其功于一役”,而是中华民族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经历了十四年抗日战争与三年国内战争的洗礼,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卓绝、排除万难建立起来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面对复杂的形势和艰巨的任务开始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七十年的探索历程依据经济建设工作在全部工作中的地位进行划分,大致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建设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济主体参与经济建设的方式转变为高度集中化、组织化的生产方式的过程。第二个阶段为改革开放以来到世纪之交。这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下大规模开展经济建设的阶段。这一阶段通过改革经济体制,极大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由先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显示出市场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第三个阶段为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建设的阶段。我国市场化的改革,逐步从单纯的经济体制改革,上升到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经济与社会协同发展的趋势日益突出。经济建设在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的同时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通过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历史进程的系统考察和思考,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本文得出如下结论:一是尊重人民群众的主动性与创造性。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也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和占有者。只有让创造财富的劳动者享有财富,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不断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才能创造更多的财富。二是充分发挥我国基本国情的综合优势。我国的综合优势体现在全党全国对正确认识我国国情有正反两方面经验、经济建设必须充分发挥规模效应以及社会主义经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三是多种所有制结构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础。在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所有权理论的基础上,我国进一步实现了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发展出多种所有制结构,并且不断健全法制体系为我国的所有制多样化提供持续保障。四是适合国情的改革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作用下,改革成为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我国改革的动力性体现在改革能够释放红利,而改革的稳定性体现在渐进的改革方式上。五是对外开放是我国经济建设的必备条件。这个条件性体现在对外开放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实践中对深化改革具有促进作用,而闭关自守无异于自取灭亡。六是党对经济工作的正确领导是经济建设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能够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的优势,确保经济工作处于中心地位,并且使经济工作作风不断改善。本文所总结的我国经济建设的六条基本经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是经济建设的基础性因素,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人口众多、工业体系完善、市场体量宏大等多个方面的规模优势,取得经济的发展和建设水平的提高。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者主体经历了建国初期的分散化到高度体制化、组织化再到逐步走向自主发挥能动性的独立化过程。同时,也伴随着所有制的不断健全,通过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最大限度的赋予劳动者以获得感,以此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释放和发展。从宏观层面,实施改革和开放两大基本国策的良性互动,实现改革促进开放、开放推动改革,共同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与进步。当然,上述各个经验的发挥,离不开党对国家的统一领导,离不开党对经济工作的统一领导,离不开方方面面的顶层设计,这不仅是我国过去、当前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根本保证,也是我国经过长期奋斗实现中国梦的根本保证。
冯德恒[6]（2019）在《身份转换语境下的中国海外投资法律保护研究》文中认为海外投资法律制度是以国家身份为坐标的利益诉求折射。国家在国际投资法上的身份定位对海外投资法的模式取向和规则甄选发挥内在的理性指引作用。国家投资身份的转换嬗变必然推动海外投资法律保护理念和制度的扬弃。中国已由吸引投资大国转变为双向投资大国,又成为举足轻重的发展中新兴经济体,投资身份定位的外向化切换拉升海外投资利益保障的需求,也呼唤海外投资法律保护的重塑。文章从国际投资法上的国家身份与海外投资法律保护的关系切入,首先阐释了中国投资身份转换的现实表现和价值追求,然后分别从宏观模式参照、实体规则设计、法律冲突调整、争端解决机制重塑四大方面反思现行制度的缺陷和不足,以经验性的研究进路和比较法的横向视角探求中国海外投资法律保护的愿景、目标和路径,提出有针对性的完善建议。国际投资法上的国家身份是锚定国家利益、指引海外投资立法的基准,其转换变化从现实向度考量表现和归因于国际投资格局的更替,从逻辑向度考量归因于国家实力的消长和投资利益的切换。国家投资身份转换对海外投资保护演进产生辐射作用,使资本输出国与输入国之间的“南北对抗”转向合作协调,东道国的主权刚性也渐被投资自由理念所浸润,政治、外交甚至军事等强力保护方式让位于规则和法治,海外投资法律保护蔚然成风。相对于外交保护而言,法律保护在维护海外投资利益方面具有成本低、程序简便、依据充分等优势,经历了殖民时期的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海外投资大国的国内法、双边投资协定、多边投资协定等多个发展阶段和形态,不仅实证了国家投资身份转换与法律保护互动之逻辑,也凸显了完善中国海外投资法律保护之紧迫。中国投资身份的现实转换是完善和调适海外投资法律保护的内在动因和理性遵循。伴随着对外投资的跨越式发展,中国已逐步实现从资本输入大国向双向投资大国,从区域选择型投资国向全球参与型投资国,从国际投资规则的“适应参与者”向“塑造引领者”的三大转换,呼唤中国国际投资法的理念重塑。首先要顺应东道国主权与投资者权益平衡的内在理性,适当向保障海外投资者权益倾斜。其次应在宏观层面进行规划设计,反映法律全球化和国际投资法制趋同化的趋势,服务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外交愿景,服务共建“一带一路”的宏伟蓝图,体现海外投资从参与价值链向主导生产链和国际产能合作转移的发展需求,尤其适应高科技产业海外投资保护的紧迫形势。最后要以积极姿态和主动精神参与国际投资规则设计,为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服务。通过模式比较为法治完善遴选出“最适当”参照,进而搭建海外投资法律保护的总体架构,这是中国海外投资法治完善的首要之义。就经济学意义上的国际投资身份而言,当下中国与美国的角色定位最为相似。美国模式无论是从国内法到国际法、从双边法到多边法的渊源变迁,从“定纷止争”到“竞争主导”的功能切换,还是从“私权至上”到“公私平衡”的理念回摆,从投资“本位论”到规范“人本化”的价值排序,都对同为双向投资大国的中国具有优先性的启示意义。法、英、德以及欧盟在海外投资服务和保障法治方面亦具有借鉴价值,但国际投资的身份定位和内外投资法制的平衡性方面与中国存在较大差异,难以对完善中国海外投资法律保护发挥根本性的指引作用。从中外比较研究的基础出发,中国应着眼作为双向投资大国,尤其是海外投资大国的利益分布和保障需求,以《外商投资法》的制度创新与突破为参照,在海外投资法律保护方面设定分层次、有重点、前瞻性的应然模式标准,在投资自由化与适度监管的对冲折抵中找准定位和平衡点,在适当维护本国主权刚性的前提下更多尊重仲裁自治,以全球化思维追求投资者与东道国利益冲突裁决的实质正义。海外投资法律保护起始于模式构建,归结于规则设计,决定海外投资者权利义务的实体法律规范取向尤为关键。中国投资身份转换要求重新审视国际投资待遇问题,在公平公正待遇问题上更加明确化和具体化,将最惠国待遇条款纳入对外缔约进程,同时适当限制其扩大性解释,在《外商投资法》规定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制度的同时不断健全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做出明确的排除性适用规定,巧妙避免最惠国待遇和准入前国民待遇的竞合。在征收和国有化问题上应跳出“赫尔准则”和“卡尔沃主义”非黑即白的传统思维定式,更多地从内外资平衡、市场优先、全面开放的格局审视和设计,以“适当论”为指导、以“比例原则”为路径厘定间接征收的界限和征收的补偿标准,以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寻求东道国公共利益与投资者财产权的利益平衡。在对待环境保护、劳工和履行措施等国际投资新型条款问题上,洞悉政治、法律、道义之互动逻辑,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竞合中做好规则扬弃,妥善把握立法节奏和尺度。寻找和确定准据法是解决海外投资争端的基础。国家投资身份对法律适用制度发挥理性指引作用。明晰投资法律适用制度的完善路径,需要按照比较法的理论视角考查国际投资准据法的更替和演进,透析经济全球化与法律趋同化之关系,同时以实证研究的进路厘清中国法制因应国家投资身份转换的规范创新与功能滞后。中国海外投资法律适用制度存在量质失衡、重内轻外、立场保守等问题,滞后于海外利益拓展和国家角色转变。基于国际投资准据法在法律渊源、适用路径、程序规则等方面平衡互补的新趋势,中国宜着眼国家身份转换、利益需求位移和制度性权力扩张,统筹好前瞻性与舒适度、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在海外投资保护的法律适用方面进行升级与重塑。要调适好国内法与国际法、双边法与多边法、主观论与客观论、实体法与程序法的趋同走向,在颁布《外商投资法》基础上探讨制定海外投资法的可能,同时适当向国际法渊源倾斜,通过推动制定多边投资实体规范减少法律冲突,提高法律适用的主观因素权重,积极影响和参与程序规则的制定和实施,平衡好双向投资的法律保障需求,为海外投资者维护正当合法权益提供有力的准据法指引,借助“一带一路”倡议等不断抢抓地区规则主导权。争端解决机制是海外投资法律保护的核心内容,也是海外投资者维权的最后依托。身份转换背景下的中国应通过有序缔结双多边投资协定、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推动模式转型等方式提升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实效,通过移转代位降低投资者卷入投资争端的风险。国家投资身份对海外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发挥内在指引作用,国家投资身份的“公私交融”特质外化为“一体两翼”的争端解决机制体系,国际投资关系的“扁平化”趋向则导致争端解决的“去政治化”潮流。我们需要洞悉国家投资身份与海外投资争端解决的内在逻辑和中国的现实制度短板,将规则设计的重心适当向海外投资保护倾斜,完善和更新双多边投资协定体系,发挥好中美BIT谈判的导向作用。我们在树立国际投资仲裁在争端解决机制主渠道地位的同时需通过主动介入、外在纠错和经济外交等方式弥补现有机制的短板和不足。我们宜以“一带一路”的成功实践为依托逐步探讨成立“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解决中心”的可能性,重视发挥磋商和调解的作用,着力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投资争端解决模式,持续加强对海外投资的法律保护,不断提升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规则制定权和国际话语权。
向洁[7]（2018）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前,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金融国际化已然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与此同时,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抬头等问题也日益凸显,世界各国经济增长压力加大。在此背景下,中俄两国领导人先后于2013年9月和2015年1月提出/成立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与欧亚经济联盟组织,并于2015年5月8日签署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对接合作共识由此达成,其亦开创了欧亚区域多边经济合作与发展的新模式。目前双方对接合作正处在稳步推进中,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模式选择、机制构建与平台运用等制度性深层对接方面仍缺乏实质性安排,阻力因素依然较多。此时研究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问题,探寻各国发展新思路,谋求多方合作新途径,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也可为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双方对接合作规划的制定以及具体务实行动的选择提供决策参考价值。本研究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国际贸易、区域一体化、区域合作等相关理论为指导,以“阐释对接必然性与现实基础——总结对接成效与问题——识别对接机遇与挑战——剖析对接基本架构——优选对接模式——构建对接机制——探寻对接路径”为基本逻辑框架,结合文献分析与归纳演绎、历史与逻辑、统计与比较、定性与定量、规范与实证等分析方法,旨在探寻双方对接合作的模式、机制及路径。研究的主要内容及相关结论如下:1.从客观必然性与现实基础两方面阐释了双方对接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指出,必要性主要源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欧亚经济联盟发展、区域一体化潮流以及区域各国国内自我发展等方面的客观需要,可行性则是基于双方地缘毗邻、政治互信、贸易互补、发展理念相近、民意支持等优势基础的存在。2.从“五通”视角梳理了双方对接合作的早期收获,并指出了相关问题。目前双方对接已取得初步成效,但机制特性差异、深度对接能力和意愿有限、合作依赖关系非对称、技术服务标准迥异、务实合作经验不足等问题的存在制约了双方对接合作的深度化发展。同时,双方还面临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内外部环境。3.从发展战略对接与务实领域合作的宏、中微两个层面剖析了双方对接合作的基本架构,指出:发展战略方面,丝绸之路经济带要重点推进同俄罗斯跨欧亚大通道项目、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这两大跨国跨区域性战略对接。务实领域方面,要以设施对接为优先,贸易对接为首要,能源对接为基本,产能对接为重点,金融对接为突破,农业对接为补充。在贸易对接问题研究上引入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测算了中国同欧亚经济联盟各国的贸易效率,揭示出双边贸易效率水平中等,贸易潜力较大,有必要创新合作模式（如建立自贸区）进一步拓展,同时指出上合组织在其中发挥正向作用,可作为双方对接平台。4.从不同主体和具体功能两方视角分别探寻了双方对接合作的模式与机制。模式方面:从主体角度对比分析了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整体的“CN+1”（N≥5）、与联盟各国的“C1+1”、以上合组织为平台的“C2+SCO”以及借力小多边机制的“C2+MN”（N≥1）4种模式优难点,并指出具体推进中应综合使用,同步开展;从功能角度提出了自由贸易区、跨国经济走廊、跨境经济合作区、境外经贸合作区、人文交流基地5种具体推进模式。其中,自贸区,尤以中国—欧亚经济联盟自贸区模式为关键。对此,文章利用WITS-SMART模型,模拟分析了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间不同阶段关税减让对双方贸易、福利效应及关税收入等方面的影响,论证出该FTA建设在经济效应上可行的结论。机制方面:从主体角度提出了以多边领导人高位协商为主的“CN+1”（N≥5）,以双边政府首脑、总理+部长、地方政府、高级别工作组等为主的“C1+1”以及以企业对接、银行对接与融资对接为主的“E+F”3种对接机制;从功能角度提出了智库对话、政府磋商、跨国管理、监督反馈、法律协调、信息交流等6种具体推进机制。5.从主体推力、实体抓手、制度保障和推进原则四方面确立了双方对接合作的具体路径。即以政、企、智、媒、民五方主体为推力,以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贸易便利化、产能合作与园区建设等为抓手,以规则构建、自贸区建设、人文互动为关键,以次区域、多边单项对接为先行,多措并举,同步推进。本文创新之处在于:一是从不同主体和具体功能两个维度对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的模式与机制给予了分别设计。二是从定性与定量两个角度系统性分析论证了上合组织作为双方对接合作平台的可行性及其具体功能作用。三是在WITS-SMART模型框架下,基于HS6分位贸易数据模拟分析了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间不同阶段性（短期和长期）关税减让对双方经济效应的影响。
杨昊[8]（2017）在《基于不同所有制企业的上海产业转移时空演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产业转移,指的是一些产业发展所依赖的资源、市场等因素发生了变化,引发其由一个国家或者区域向另一个国家或者区域进行转移。这种经济行为对中国己经并将继续产生深远的影响: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产业转移对区域产业升级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产业转移的转出地和承接地能借此推动重点产业发展,形成产业发展新优势,从而推进区域间协同发展,影响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格局。作为国际化大都市、长三角区域中心城市的上海,肩负着深化改革开放,服务全国和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等一系列重大使命。本文从产业转出方的角度,选取上海产业转移的时空演化规律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现实意义:一是上海作为制造业重地的历史背景决定了其产业转移的典型性;二是上海承接全球制造业转移,处于工业化后期向后工业化社会过渡的产业发展阶段决定了其产业转移的引领性;三是上海空间资源的稀缺事实和“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产业结构调整目标决定了其产业转移的紧迫性。在政府调控和市场因素的双重作用下,上海许多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型产业开始向其他区域进行转移。在此背景下,本文着重研究上海向国内其他区域的产业转移现象,旨在摸清上海产业转移的时空演化规律和企业在转移过程中的动因和需求,期望推动上海产业有序转移,形成自身提升与辐射周边区域城市的有机结合,实现上海市域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与跨区域产业融合、区域产业联动有机结合,统筹市场竞争和政府引导对区域产业转移的激励机制,提供行之有效的实践依据。从城市角度,通过对上海城市定位、空间结构、产业结构的演变进行分析,并以此为背景研究上海产业转移的宏观趋势和特点,为后续上海通过产业转移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城市功能提升提供现实依据,并给出实际的建议。从企业视角,结合中国国情,探讨上海不同所有制企业在产业拓展转移进程中的时空演化规律,为上海结合产业转移制定企业发展和服务战略提供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在此基础上,通过比较研究,切入重点区域和重点产业进一步分析。本文主要分为九章,主要由绪论（第一章）、理论和借鉴（第二至第三章）、实证（第四至第七章）和结论（第八至第九章）四大部分组成。第一章是绪论,论述选题的背景和意义,简要概述文章的研究思路、框架内容、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等等;第二章是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构建了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主要对区位论、梯度转移理论、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产业生命周期理论等为代表的相关基础学科理论以及产业转移研究综述进行一定梳理和解剖等;第三章是产业转移的作用机理与分析模型,对城市有序产业作用机理进行了系统分析,并进一步聚焦区域中心城市的定位和不同所有制企业的产业转移行为,构建本文的研究框架。此外,对其他国际大都市产业转移的基本特点和经验进行了阐述和借鉴;第四章是上海产业转移的演化背景及特点研究,从宏观层面梳理了上海产业发展的历史演变,并通过实证分析总结出上海产业转移的特征趋势;第五到第七章从微观层面,分别以外资企业、国资国企、民营企业为研究对象,梳理企业发展历程,并依托上海市在外地投资企业工商注册数据采集与分析系统数据对企业转移的时空演化态势和动因模式进行深入分析,并采用案例分析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由点及面”地研究微观主体——企业在产业转移过程中的行为方式和政策需求,以期为上海政府服务企业、推动企业有序产业转移提供方向;第八章是上海产业转移的比较研究及政策建议,将不同类型企业的产业转移行为进行了比较,并针对上海与重点区域的制造业转移进行了区位熵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第九章是基本结论与研究展望。总体而言,本文在对上海产业转移的总体态势进行分析基础上,从不同所有制企业类型入手,探讨了上海产业转移的时空演化模式、机制、态势和规律,为揭示在全球化“时空压缩”背景下具有“中国情境”的产业转移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通过各章节分析发现以下主要结论:（1）从理论角度,产业转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多个方面,其时空演化的研究必须在多学科响应的基础上多元化地展开。（2）从机制角度,产业转移的产生最终还是落到微观主体企业的转移行为上,受政府和市场机制的影响和引导,企业的转移行为深化了区域间的经济联系、促进了区域分工的合理化、缩小了区域间的经济差距。上海市的产业转移应证中国改革开放背景下制度成本和市场成本削弱的实效,不仅能优化城市自身产业结构,还能发挥中心城市的引领和带动作用（3）从形势角度,随着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战略的升级,上海产业转移成为上海城市功能提升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抓手,呈现出新的变化特征,转移的产业不再限于低端、区域范围也更广,各地政府、企业间的联动效应不断加强。上海有序的产业转移,将更好地实现城市非核心功能疏解,服务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大局,同时在全国起到辐射作用和示范效应。（4）从实证角度,上海产业转移步伐稳步加快,且梯度化的特征明显,呈现明显的以上海为中心“由近及远”圈层式扩散特点,主要的产业转移集中在长三角城市圈,尤其是江浙地区,且江苏偏好制造业,浙江偏好租赁商务服务业。企业由于所有制的不同,在转移动因上存在个性化差异,需要匹配不同的政策:上海的外资企业产业转移主要受规模扩张和成本节约等因素的影响;上海国有企业受市场扩张、成本节约、功能整合和政策驱动等因素影响;上海民营企业的产业转移以节约成本为主,扩大市场为辅。同时,在转移模式的选择上,产业园区成为企业的优先选择。（5）从政策角度,从区域、产业、企业三个层面,围绕区域政策和顶层机制的构建,加强对产业转移的引领与指导,对产业转移企业进行利益保障和指导引领三个方面,按照产业有序转移的机理要求,着力强化上海与重点区域特别是江浙的产业有序转移,提出行之有效且具有操作性的发展策略,从而为上海产业有序转移夯实基础。
郎帅[9]（2017）在《中国海外利益维护战略研究》文中指出在全球化浪潮的推涌下,中国融入世界的速度不断加快,中国国家利益的内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在国家的利益结构中,中国海外利益所占比重不断上升、地位不断彰显,逐渐成为关乎中国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和人民福祉的一个关键变量。中国海外利益战略性能的提升,突出了对之进行战略维护的意义。进入新世纪,面对持续变化且愈发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日益加强的国内利益国际化和国际利益国内化趋势,中国亟需针对海外利益议题进行顶层设计,施以战略谋划,强化自身适应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顺应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动的能力;中国有必要改变在海外利益维护上的“刺激-反应”型策略方式,代之以稳定自信的系统战略,找准方向、合理分配资源,兼顾海外利益的安全和国家发展的大局。本文遵循“战略对象-战略演进-战略困境-战略参鉴-战略设计”的步骤,以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与国际社会的战略互动为主要研究内容,基于国际关系理论基本知识,借助古今对比、中外对比,系统探讨了中国海外利益维护战略构建问题。第一章,优先明确了中国海外利益维护战略的指涉对象,讨论了中国海外利益的概念、内涵与战略价值。本章遵循“理论-实际”、“概念-价值”相互结合的思路。首先,按照“国家利益-中国国家利益-中国海外利益”的逻辑界定了中国海外利益的概念。中国国家利益是中国海外利益的涵养母体,是其生成和发展的基础。中国海外利益是“中国在崛起过程中通过参与国际交流而产生的、一种存在于国家领土范围以外的、新型的、合法的利益的集合体”。其次,结合“内容-主体-重要性”三重标准,将中国海外利益分为了政治、经济、安全、文化四种类型和国家、企业、公民三个层次。最后,系统论述了中国海外利益对于国家的生存与发展、综合国力的提升、国际形象与地位的战略价值。第二章,纵向梳理了中国海外利益维护战略的演进过程,提出了“中国海外利益的维护战略与拓展战略二者并未同步,前者明显滞后于后者”这一问题。本章以维护战略的发展为主线,遵循“历史-现实-未来”、“拓展战略-维护战略”相互对照的逻辑展开分析。1949-2000年是中国海外利益维护战略的空档期。以改革开放的实行为节点,该时期分为两个阶段:1978年以前是中国海外利益拓展与维护战略同时缺失的阶段;1978年以后是拓展战略初步形成而维护战略继续缺位的阶段,“引进来”战略填补了中国海外利益拓展战略的空白。2001-2012年是中国海外利益维护战略的摸索期。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为节点,该时期分为两个阶段:2001-2007年是拓展战略持续完善与维护战略意识萌芽的阶段,“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促进了中国海外利益的快速增长,国家领导层也正式提出了“海外利益维护”这一命题;2008-2012年是拓展战略总结反思与维护战略初步探索的阶段,在国际形势恶化的背景下,“走出去”战略的方向有所调整,与此同时海外利益维护中融入了军力元素。2013年至今是中国海外利益维护战略的塑造期。“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出预示着中国海外利益的拓展将迎来一个新阶段,总体安全观、国家治理现代化等理念的问世则昭示着中国海外利益维护战略进入了整体设计的轨道。第三章,综合考察了中国海外利益战略维护面临的挑战,指出了其必须要克服的内部问题、外部风险与国际竞争。本章以“问题-风险-竞争”为基本点,以“关系思考”为落脚点。首先,从中国自身来看,中国海外利益的战略维护受到“经济发展上的结构性弊端”、“安全维护上的力量性失衡”和“对外交往中的原则性限制”三个不利条件的制约;其次,从外部环境来看,中国海外利益的战略维护需要应对“全球层面的形势变化”、“地区层面的形势紧张”、“国家层面的情势变换”和“社会层面的文化差异”四种不利情形;再次,从国家间互动来看,中国海外利益的战略维护面对着传统大国和新兴国家的竞争。也即是说,中国海外利益的战略维护需要同时处理好与自身、与他国、与地区、与世界的关系。第四章,横向归纳了主要大国海外利益维护的战略启示,总结了全球性大国海外利益维护的经验和教训。本章按照“中国自身-外部世界”、“新兴大国-传统大国”相互对照的逻辑延展思路。首先,考察了英国的案例。大英帝国时期,英国的海外利益遍布全球,是当时拥有海外利益最多、规模最大的国家;英国的海外利益主要面临着殖民地的反抗、其他大国的竞争等挑战;英国的海外利益维护注重内外兼顾、软硬兼施;这启示中国要持续推进海洋强国战略,建设强大海权。其次,考察了美国的案例。美国是当今世界地位最显赫、海外利益最丰富、影响力最大的国家;美国的海外利益面临着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其他大国的竞争等挑战;美国的海外利益维护核心在于确保其全球领导权,结合了权力、制度和文化三个维度;这启示中国要全方位提升自身实力并将之转化为能力,并借助国际机制和观念的力量进行维权。最后,考察了日本的案例。日本是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国,是东亚地区最发达的经济体;日本的海外利益同样面临着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其他大国的竞争等挑战;日本的海外利益维护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身经济的作用,同时依附美国;这启示中国要充分发挥本国的优势,避免自身劣势,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第五章,尝试构建了中国在21世纪的海外利益维护战略,探索了中国作为新兴大国的海外利益维护之道。本章遵循从“目标-手段-影响”、“观念-权力-制度”、“国家治理-地区治理-全球治理”的逻辑。首先,设定了中国海外利益维护战略的目标。直接目标是保障利益安全,拓展目标是增益国家发展,延伸目标是推动国际治理。其次,论述了中国海外利益维护战略的构成。观念、权力和制度是一项海外利益维护战略必不可缺的三大内核。中国海外利益维护战略以“利益共享的观念”为指导原则,以“大国权力的和平运用”为基本依托,以“国际制度能力的建设”为合法途径。再次,评估了中国海外利益维护战略的影响。它有助于中国进一步发展成“一个全球性的大国”、“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一个领导型的大国”。
姚磊[10]（2017）在《中海自贸区贸易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经济的崛起,中国对制度性话语权的需求日益提升,"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中国全面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部署,而且是促进各国贸易投资自由化、强化经济治理的"中国版方案",将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一带一路"建设中,加大经贸往来是基础,对外输出影响力是根本目标。从更深层次看,在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深化货物贸易、投资和服务贸易等领域合作的同时,"一带一路"所倡导的开放包容理念,可以团结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抗衡,不仅有助于消除中国威胁论,而且能够维护我国在周边地区的地缘政治利益和地缘经济利益,致力于打造以中国为轴心的政治经济联盟,从地区大国迈向世界大国。在此背景下,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海合会成为"一带一路"战略谋篇布局的关键一步,一旦成功缔结自贸协定,不仅能为双方带来贸易增长空间,创造经济利益,而且将成为贯彻"一带一路"倡议进程中的里程碑,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本文的研究主题为中海自贸区贸易效应,旨在从经济学视角探究中海自贸区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其一,分析建立中海自贸区的经济基础,挖掘双方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其二,估算中海自贸区贸易潜力,模拟分析中海自贸区贸易效应,并对动态效应和非传统收益进行深入探讨;其三,全面阐述中海自贸区贸易效应影响因素,进一步提出推进中海自贸区建设的策略建议。全文共分为九章,第一章为绪论,阐述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介绍研究思路及研究框架,说明研究方法、创新点及其不足。第二章为中海自贸区贸易效应的理论基础,介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涵和分类,对关税同盟与自由贸易区的贸易效应进行理论分析,系统概述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发展状况,并对自由贸易区贸易效应研究方法进行综述。第三章为中海自贸区谈判历程及其动因分析,论述加快推进中海自贸区的背景与设想,系统分析谈判历程及暂停原因,并对重启谈判的动因进行全面阐述。第四章探讨了建立中海自贸区的经济基础。第一,分析中国、海合会国际贸易现状及其趋势,指出中国、海合会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再分析双方的对外贸易开放度;第二,在总体介绍中国、海合会贸易规模基础上,再运用贸易强度指数予以说明;第三,分析中国、海合会的贸易结构,再运用出口相似度指数、贸易互补性指数和贸易结合度指数分析双方贸易结构的竞争性和互补性;第四,阐述中海双方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情况,分析中国对海合会的投资流量和投资存量、实际利用海合会投资以及对海合会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等。第五章分析中海双边贸易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变动情况。第一,运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分析双方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和产品;第二,运用贸易专业化指数分析双方具有竞争优势的行业和产品;第三,运用G-L指数计算中国和海合会产业内贸易水平,归纳出双方产业间贸易为主,产业内贸易偏少的结论。第六章全面分析中海自贸区贸易效应。第一,运用引力模型估计中海自贸区贸易潜力;第二,使用SMART模型从短期、中期和长期三个阶段探讨关税削减带来的贸易效应,并测算其经济福利变化;第三,阐述中海自贸区的动态效应,包括投资效应、经济增长效应、竞争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等;第四,分析中海自贸区的非传统收益。第七章系统分析中海自贸区贸易效应的影响因素,在政治方面总结出教派之争、大国博弈因素、恐怖主义猖獗和地缘政治斗争等四类因素;在经济方面提炼出两国石化产业的合作较为关键、中国实质性经济收益存在不确定性和海合会经济结构及制度的局限性等三方面因素;同时,对文化方面影响因素进行了论述。第八章是推进中海自贸区建设的策略建议。第一,阐明新一代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对中海自贸区建设提出的高要求;第二,对中海自贸区建设提出具体策略,保障中海自贸区贸易效应达到预期效果。第九章对全文研究结论进行归纳,说明需要继续关注和研究的问题。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一、中海合作具备良好经济基础中海双方建立自贸区的经济基础较好,优势产业较为鲜明,互补性较强。从贸易整体情况看,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贸易总额占到全球比重的十分之一以上。海合会能源出口型经济特征较为显着,大量出口石油及石化产品产生了巨额贸易顺差。从对外贸易开放度看,双方都有良好的上升势头,保持较高增长率。从贸易规模看,中海双边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例具有较为明显的增长趋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贸易逆差较为严重。运用贸易强度指数分析,一方面显示出中国出口对于海合会市场略微偏弱的依赖性;另一方面显示出海合会出口对于中国市场的依赖性正在逐步增强。从贸易结构看,中国从海合会进口的主要是初级产品,占到8成以上,中国对海合会出口的主要是工业制成品,占到出口的9成以上,双边贸易结构非常稳定。在出口相似度指数方面,中海双方在欧盟的指数值较低,基本不存在出口产品的相似性情况。在贸易互补性指数方面,以中国为出口的中海贸易互补性指数具有增长趋势,以海合会为出口的海中贸易互补性指数表现较为稳定,双方贸易互补性具有较为明显的增强趋势。在贸易结合度指数方面,显示中国出口同海合会市场之间联系较强,海合会出口同中国市场之间关系略弱,但在持续增强。从双边投资角度看,中国对海合会投资数额有所增长,但占全球的比重略有萎缩。从中国实际利用海合会投资的角度来看,规模很小。若能克服当前诸多阻碍因素,发展空间巨大。从中国对海合会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来看,规模持续扩张,成为经贸合作新亮点。二、中海双方各具优势产业和产品,产业间贸易为主体中海双边贸易各具优势,以产业间贸易为主体。其一,运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分别测算中海双方的比较优势。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指数较高,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指数稳步提升,资源密集型产品指数较低;海合会劳动密集型产品指数较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指数低位徘徊,资源密集型产品指数较高。在中国指数最大的十位产品中,主要由劳动密集型产品组成,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占比稳步提升;指数最小的十位产品中,以资源密集型产品为主。说明了中国的比较优势体现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部分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开始崭露头角。海合会指数最大的十位产品中,主要是油气、矿产资源及其衍生的工业品等;指数最小的十位产品中,体现在生活用品、稀土矿产、工业制成品等方面。说明了海合会的比较优势主要表现在油气及石化产品等方面,产业结构相对单一。其二,运用贸易专业化指数分析中海双方由专业化分工创造的竞争优势情况。中国资源密集型产品指数较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指数不断提升,劳动密集型产品指数颇高;海合会资源密集型产品指数较高,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指数进步有限,劳动密集型产品指数颇低。在中国指数最大的十位产品中,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其次是资源密集型产品占据一定比例,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占比则微弱增长;在指数最小的十位产品中,主要是资源密集型产品,同时出现少量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说明中国在巩固低附加值产品竞争优势的同时,开始向高附加值方向发展。在海合会指数最大的十位产品中,基本由资源密集型产品组成,资本技术密集型方面仅表现在石化类产品上;在指数最小的十位产品中,均匀分布在资源密集型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上。说明海合会除了油气和石化产品等具有竞争优势以外,其他产品基本都依靠进口。其三,在产业内贸易水平分析方面,无论从工业制成品整体看,还是从双边贸易主要产品看,G-L指数都较低,表明中海双方在不同行业内具有各自优势,产业内贸易水平较低,产业间贸易占据主体地位。三、中海自贸区贸易潜力尚可,动态效应和非传统收益更受关注中海自贸区的建立将释放一定的双边贸易潜力,而动态效应和非传统收益则更受关注。其一,引力模型证实,中海双边贸易存在"贸易不足"现象,贸易潜力有待挖掘。通过SMART模型推演,一方面可以看到随着中海自贸区关税削减幅度的深化,双方将发挥各自优势,实现贸易创造效应,且贸易转移效应也将扩大,贸易总效应呈上升趋势。中国扩大进口规模的行业,主要集中在石化产品和塑料、橡胶制品领域;而海合会扩大进口规模的行业则主要集中在纺织产品、贱金属制品和机械器具等领域;另一方面,随着关税削减,关税收入明显下降,经济福利增加,但是经济福利增长较之关税收入损失来说都要小,经济总效应是负值。因此,中海自贸区的利益诉求更多体现在动态效应和非传统收益。其二,中海自贸区动态效应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投资效应,分成两大类:区内成员国之间的资本流动;区外非成员国对区内成员国的资本流动;第二,竞争效应,通过引进外部竞争对手,以开放倒逼改革,促使企业全面提升运营效率;第三,规模经济效应,一方面区内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将扩大市场份额,有效降低边际成本;另一方面,扩大的市场容量为挖掘市场潜力提供了机会。第四,经济增长效应,一方面将为区内企业利用国际知识存量创造条件,有利于新产品的研发与生产;另一方面区内的分工体系得以深化,会吸引区内外的资源流向人力资源部门,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其三,非传统收益成为建立中海自贸区核心利益之一。具体表现在:区内成员国拉近彼此之间政治关系,巩固信任基础;保持对外开放政策连贯性,担当自由贸易主义倡导者与拥护者;向世界发出自由贸易强烈信号,克服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推动全球贸易发展;中海可以通过互惠共赢巩固经贸合作关系,提高抗风险能力,为"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示范效应;增强双方在国际谈判中的筹码;号召自由贸易支持者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立场上形成协调一致机制;构建一个经济更加繁荣、政治更加互信、安全更加稳定的周边环境。四、中海自贸区将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影响为保证中海自贸区贸易效应的充分实现,需要对影响因素有全面的认识。在政治方面,包括: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教派争斗复杂交织在所有阿拉伯国家内部,随时可能爆发冲突;欧盟、美国及印度等国都相当重视和海合会深化经贸互动,大国博弈争先恐后;恐怖主义猖獗带来的危害极大;中东地区的宗教、种族和利益集团之间关系复杂,地缘政治斗争尤为激烈。在经济方面,包括:其一,石化产业牵涉一国经济安全,能否最终完成产业链衔接,实现高效发展,将成为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其二,中国实质性经济收益存在不确定性,例如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潜力有限,油气进口价格很可能无法实现下降,中国企业恐难涉足油气产业的上游勘探资源,在劳务市场上处于竞争劣势等。其三,海合会经济制度的局限性较大,一方面经济结构的单一性存在先天不足;另一方面经济制度建设较为落后,规范化程度较低,投资环境堪忧。在文化方面,一方面文化融合是全球经济融合的基础,必须把握好一个适度原则。海合会需在弘扬伊斯兰传统文化的前提下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否则激进会引发动荡,拖沓则会错失良机。另一方面,为避免对价值观产生过度影响,海合会在经贸领域采用"文化例外"原则积极保护伊斯兰文化。对于文化产品的特殊诉求,中海自贸区要针对"伊斯兰文化例外"设计更加灵活的条款。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综合运用实证与规范分析方法。在对自由贸易区贸易效应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运用各类指数分析方法和大量经济数据研究双方的贸易结构及其竞争性、互补性情况,再通过实证分析方法从事前估计和事后估计两个角度,客观预测中海自贸区贸易潜力和贸易效应。同时,对中海双边经贸合作情况及其影响因素等进行价值判断,为中海自贸区建设取得预期效果提供可靠的策略依据。二、注重切换微观与宏观分析视角。在微观方面,分析中海双方各自产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探讨其产业内贸易水平情况;在宏观方面,对当前双方的贸易格局、贸易关系等进行充分阐述,全方位理解中海自贸区的发展潜力和战略意义。三、强调结合历史与现实分析规律。本文从历史方法中探寻分析中海自贸区建设的逻辑规律,查阅大量官方数据制成图表以解释中海双边经贸合作的现实基础。统计和计量工具的使用,有助于深入理解中海双边经贸合作的历史,充分认识其现实情况,展望发展前景。强调遵循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分析方法,目的在于力求研究的客观准确性,增强说服力,有力支撑论点,使得研究更具现实意义。四、全面比较纵向和横向分析路径。为在本文充分发挥比较研究思想,突出理论联系实际重要性,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相关理论展开系统梳理和总结基础之上,全面阐述中海自贸区建设条件。同时,为增强说服力,不仅从纵向角度展开动态分析,而且从横向角度进行静态分析,更加透彻地分析了中海自贸区贸易效应，有利于提出更具参考价值的政策建议。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研究内容的创新本文研究核心内容是中海自贸区贸易效应,在静态层面重点阐述其带来的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预测其未来贸易潜力;在动态层面主要探讨其投资效应、增长效应、竞争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等;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从非传统收益视角下分析中海自贸区建设的贸易效应,拓展了研究的内容。二、实证方法的创新本文研究基于事前估计和事后估计的方法,不仅运用引力模型评估中海自贸区贸易潜力,而且运用世界银行SMART模型对中海自贸区贸易创造、贸易转移和福利效应等展开计算,设定短期、中期和长期三种情况,全面深入地对其贸易效应进行系统预测,使得整个研究更具科学性。三、结论观点上的创新本文研究运用各类指数分析证明了中国与海合会之间存在良好的经济结构互补性,但是成立中海自贸区以后,无论从短期、中期还是长期来看,经济福利增长的幅度都不及关税收入损失的幅度,经济总效应是负值。对双方来说,中海自贸区的利益诉求将更多地体现在动态效应和非传统收益方面。
二、以“入世”为契机,以“五电联动”为抓手 谋求“十五”期间上海电站设备制造业新一轮发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以“入世”为契机,以“五电联动”为抓手 谋求“十五”期间上海电站设备制造业新一轮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1）区域合作视角下“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的推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一带一路”倡议的目的与性质研究 |
| (二)东北亚区域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地位研究 |
| (三)“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合作中的功能与作用研究 |
| (四)“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面临的机遇、挑战与对策研究 |
| (五)文献评述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创新点与不足 |
| (一)论文的创新 |
| (二)存在的不足 |
| 第一章 区域合作理论与东北亚区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定位 |
| 一、区域合作的一般理论 |
| (一)区域合作的内在动力 |
| (二)区域合作的实现条件 |
| (三)区域合作的层次性 |
| 二、区域合作视角下的“一带一路”倡议 |
| (一)“一带一路”倡议是促进区域合作的平台 |
| (二)“一带一路”倡议推进区域合作的特点 |
| (三)“一带一路”倡议凸显以发展为主导的区域合作 |
| 三、东北亚区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定位 |
| (一)在东北亚区域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动因 |
| (二)东北亚区域是“一带一路”推进的东翼支轴 |
| (三)在东北亚区域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多层次性 |
| 第二章 东北亚各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与参与 |
| 一、东北亚各国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差异 |
| (一)蒙古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 |
| (二)俄罗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 |
| (三)韩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 |
| (四)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 |
| (五)朝鲜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 |
| 二、东北亚各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不同参与方式 |
| (一)韩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参与 |
| (二)中日签署第三方市场合作协议 |
| (三)蒙古国和俄罗斯与“一带一路”倡议实现战略对接 |
| 三、国家的广泛参与是“一带一路”推进的基础 |
| (一)国家边界的开放性 |
| (二)主权国家的政策选择是“一带一路”推进的关键 |
| 第三章 东北亚边境区域互联互通的发展 |
| 一、边境区域是“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前沿 |
| (一)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础 |
| (二)边境地区是互联互通的开拓场域 |
| (三)边境地区是“一带一路”的窗口 |
| 二、东北亚边境区域开放与合作的进展 |
| (一)东北亚边境区域的总体建设状况 |
| (二)中国对蒙古国边境区域的开放与合作 |
| (三)中国对俄罗斯边境区域的开放与合作 |
| (四)中国对朝鲜边境区域的开放与合作 |
| 三、次区域合作对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促进 |
| (一)次区域合作是对边界效应的一种回应 |
| (二)中俄跨境次区域合作的推进 |
| (三)大图们江次区域合作的推进 |
| 第四章 “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层面的整体推进 |
| 一、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建立与发展 |
| (一)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建立 |
| (二)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发展 |
| (三)中蒙俄经济走廊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作用 |
| 二、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 |
| (一)中日韩自贸区建设的规划与推进 |
| (二)中日韩自贸区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基础 |
| (三)中日韩自贸区建设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衔接 |
| 三、“一带一路”倡议与东北亚区域合作机制建设的包容性 |
| (一)合作理念的包容性 |
| (二)合作内容的包容性 |
| (三)合作路径的包容性 |
| 第五章 东北亚区域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阻碍因素分析 |
| 一、区域外国家对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阻碍 |
| (一)美国作为区域外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 |
| (二)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阻碍 |
| (三)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推进的消极影响 |
| 二、东北亚区域整体的区域合作尚未形成 |
| (一)东北亚区域合作中的盲点 |
| (二)东北亚区域缺乏整体性区域合作对“一带一路”推进的制约 |
| 三、边境地区的次区域合作还不成熟 |
| (一)东北亚边境次区域合作的困境 |
| (二)边境次区域合作困境对“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影响 |
| 第六章 “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的未来推进路径 |
| 一、发挥次国家政府在东北亚边境地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作用 |
| (一)次国家政府助力东北亚边境地区合作的优势 |
| (二)次国家政府助力东北亚边境地区合作的路径 |
| 二、努力将朝鲜纳入到“一带一路”建设框架当中 |
| (一)将朝鲜纳入“一带一路”建设框架的重要意义 |
| (二)促进朝鲜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路径 |
| 三、有效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需协调好区域内的大国关系 |
| (一)协调区域内大国间关系的必要性 |
| (二)协调区域内大国间关系的方向与路径 |
| 四、稳定中美关系,减弱区域外大国的阻碍作用 |
| (一)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有助于“一带一路”在东北亚区域的推进 |
| (二)稳定与发展中美关系的实现路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研究成果 |
| 致谢 |
（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重点与难点 |
| 1.4.1 研究重点 |
| 1.4.2 研究难点 |
| 1.5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西藏贫困问题相关概述 |
| 2.1 贫困理论基本释义 |
| 2.1.1 贫困的定义 |
| 2.1.2 贫困的标准 |
| 2.1.3 贫困的分类 |
| 2.1.4 扶贫的内涵 |
| 2.2 西藏贫困问题的基本状况 |
| 2.2.1 贫困人口较多且分布广 |
| 2.2.2 贫困程度深且类型复杂 |
| 2.2.3 贫困代际传递现象严重 |
| 2.3 西藏贫困问题产生的根源 |
| 2.3.1 严酷的自然生存环境 |
| 2.3.2 低下的经济发展水平 |
| 2.3.3 落后的基础服务设施 |
| 2.3.4 突出的健康风险问题 |
| 2.3.5 严重的精神文化贫困 |
| 2.4 开展西藏扶贫工作的必要性 |
| 2.4.1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 |
| 2.4.2 筑牢党在西藏执政根基的需要 |
| 2.4.3 实现西藏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 |
| 第3章 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马克思恩格斯及列宁关于反贫困理论 |
| 3.1.2 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扶贫工作的论述 |
| 3.1.3 中国传统文化关于反贫困的思想 |
| 3.1.4 西方学者关于反贫困的理论探索 |
| 3.2 实践基础 |
| 3.2.1 1949-1958 年党在西藏的扶贫实践 |
| 3.2.2 1959-1977 年党在西藏的扶贫实践 |
| 第4章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实践 |
| 4.1 体制改革带动扶贫阶段(1978-1993) |
| 4.1.1 出台西藏农牧民休养生息的政策 |
| 4.1.2 改革制约农牧区发展的经济体制 |
| 4.1.3 初步开启西藏扶贫开发的新模式 |
| 4.1.4 体制改革阶段西藏扶贫成效总结 |
| 4.2 扶贫攻坚阶段(1994-2000) |
| 4.2.1 西藏扶贫攻坚计划的制定与实施 |
| 4.2.2 新的特殊优惠政策的出台与落实 |
| 4.2.3 扶贫攻坚阶段西藏脱贫工作成效 |
| 4.3 扶贫深化阶段(2001-2011) |
| 4.3.1 探索适宜西藏扶贫开发的新路子 |
| 4.3.2 明确西藏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新目标 |
| 4.3.3 夯实西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 |
| 4.3.4 扶贫开发政策落地与基本成效总结 |
| 第5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西藏精准扶贫实践 |
| 5.1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动西藏发展的战略抉择 |
| 5.1.1 规划新时代富民兴藏路线 |
| 5.1.2 加快推进西藏高质量发展 |
| 5.2 构建西藏精准扶贫的实施机制 |
| 5.2.1 西藏精准扶贫的瞄准机制 |
| 5.2.2 西藏精准扶贫的政策机制 |
| 5.2.3 西藏精准扶贫的责任机制 |
| 5.2.4 西藏精准扶贫的投入机制 |
| 5.2.5 西藏精准扶贫的退出机制 |
| 5.2.6 西藏精准扶贫的监督考核机制 |
| 5.3 明确西藏精准扶贫的施策路径 |
| 5.3.1 特色产业开发:撬动农牧民脱贫致富的杠杆 |
| 5.3.2 易地扶贫搬迁:打破恶劣生存环境的束缚 |
| 5.3.3 生态保护扶贫:破解“富饶的贫困”陷阱 |
| 5.3.4 大力发展教育:阻断西藏贫困的代际传递 |
| 5.3.5 社会保障兜底:兜住西藏脱贫攻坚的底线 |
| 5.4 西藏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阶段工作成效 |
| 5.4.1 第六次座谈会推动西藏经济社会长足发展 |
| 5.4.2 “三不愁三有三保障”脱贫目标基本实现 |
| 5.4.3 西藏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的创新与发展 |
| 第6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经验及启示 |
| 6.1 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历史经验 |
| 6.1.1 始终坚持党对西藏减贫事业的全面领导 |
| 6.1.2 凝聚形成推动西藏扶贫开发的强大合力 |
| 6.1.3 注重推动扶贫标准与减贫方略持续革新 |
| 6.1.4 强化构建西藏工作座谈会扶贫工作机制 |
| 6.2 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实践对西藏未来减贫与发展的启示 |
| 6.2.1 建立解决西藏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效机制 |
| 6.2.2 更加注重激发西藏各族群众的内生动力 |
| 6.2.3 在脱贫攻坚基础之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
| 6.2.4 优化援藏机制助推西藏实现高质量发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后记 |
（3）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创新点摘要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客观条件 |
| 2.1 习近平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论述 |
| 2.1.1 “一带一路”倡议的本质意蕴 |
| 2.1.2 “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内容 |
| 2.1.3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意义 |
| 2.2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政策依据 |
| 2.2.1 国家顶层设计 |
| 2.2.2 地方政策规划 |
| 2.3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厚根基 |
| 2.3.1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历史渊源 |
| 2.3.2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文化底色 |
| 2.3.3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经济关联 |
| 2.3.4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跨境交往 |
| 第3章 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依托 |
| 3.1 辽宁沿海经济带 |
| 3.1.1 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现状概述 |
| 3.1.2 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的现存问题 |
| 3.1.3 针对辽宁沿海经济带现存问题的应对措施 |
| 3.2 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 |
| 3.2.1 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发展现状 |
| 3.2.2 当前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发展的制约因素 |
| 3.2.3 应对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建设现存问题的对策建议 |
| 3.3 沈阳经济区 |
| 3.3.1 沈阳经济区的基本态势 |
| 3.3.2 当前制约沈阳经济区发展的主要因素 |
| 3.3.3 解决沈阳经济区现存问题的基本路径 |
| 3.4 哈长城市群 |
| 3.4.1 哈长城市群发展情况概述 |
| 3.4.2 当前哈长城市群发展的制约因素 |
| 3.4.3 加快哈长城市群发展的重要举措 |
| 第4章 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四方平台 |
| 4.1 东进构建东北亚自由贸易区 |
| 4.1.1 构建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的现实基础 |
| 4.1.2 构建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的制约因素 |
| 4.1.3 推进东北亚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对策建议 |
| 4.2 西拓连接中蒙俄经济走廊 |
| 4.2.1 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优势条件与发展态势 |
| 4.2.2 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主要瓶颈 |
| 4.2.3 优化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路径选择 |
| 4.3 南下撬动环渤海经济圈 |
| 4.3.1 环渤海经济圈发展现状 |
| 4.3.2 环渤海经济圈一体化发展的制约因素 |
| 4.3.3 撬动环渤海经济圈发展的对策建议 |
| 4.4 北上参与北极航线开发 |
| 4.4.1 我国参与北极航线开发的战略价值 |
| 4.4.2 我国参与北极航线开发的现实挑战 |
| 4.4.3 我国参与北极航线开发的基本策略 |
| 第5章 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路径 |
| 5.1 大连自由贸易港建设推进方略 |
| 5.1.1 大连建设自由贸易港的优势条件 |
| 5.1.2 建设大连自由贸易港的重要战略价值 |
| 5.1.3 推进大连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对策建议 |
| 5.2 创建满洲里作为中蒙俄经济走廊全面开放第一品牌重镇推进构想 |
| 5.2.1 满洲里对外开放的历史沿革 |
| 5.2.2 满洲里开放发展的现存问题 |
| 5.2.3 创建满洲里作为中蒙俄经济走廊全面开放第一品牌重镇的品牌识别与塑造 |
| 5.3 开发渤海海峡跨海通道 |
| 5.3.1 开发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历史沿革和现实进展 |
| 5.3.2 开发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重要战略价值 |
| 5.3.3 开发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可行性分析 |
| 5.3.4 加快推进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开发的建议 |
| 5.4 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研究 |
| 5.4.1 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动力解析 |
| 5.4.2 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的主要挑战 |
| 5.4.3 推进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的基本策略 |
| 第6章 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时代价值 |
| 6.1 塑造全球化包容性发展的中国范例 |
| 6.1.1 把握全球化模式深度调整下的历史机遇 |
| 6.1.2 提供东北亚各国共话发展的沟通平台 |
| 6.1.3 促进东北地区跨境民族文化传承发展 |
| 6.2 打造全国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区域示范 |
| 6.2.1 完善国家区域经济总体布局 |
| 6.2.2 推进京津冀与东北地区协同发展 |
| 6.2.3 提升东北地区城市群整体实力 |
| 6.3 创造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东北机遇 |
| 6.3.1 形成东北地区产业发展新动能 |
| 6.3.2 打通东北地区对外开放大通道 |
| 6.3.3 开创东北地区对外贸易新局面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4）习近平科技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缘起及意义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相关研究现状综述 |
| 1.2.2 国外相关研究现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和框架结构、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1.3.1 研究思路和框架结构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创新之处 |
| 第2章 习近平科技观的思想渊源与理论基础 |
| 2.1 习近平科技观的概念界定 |
| 2.1.1 科技的含义 |
| 2.1.2 科技观的含义 |
| 2.1.3 习近平科技观的含义 |
| 2.2 习近平科技观的思想渊源 |
| 2.2.1 中国古代科技思想 |
| 2.2.2 西方古今科技思想 |
| 2.3 习近平科技观的理论基础 |
| 2.3.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技思想 |
| 2.3.2 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思想 |
| 第3章 习近平科技观的形成历程与基本特征 |
| 3.1 习近平科技观的形成历程 |
| 3.1.1 萌芽阶段(1969 年-1982 年) |
| 3.1.2 初步形成阶段(1982 年-1993 年) |
| 3.1.3 形成轮廓阶段(1993 年-2012 年) |
| 3.1.4 丰富发展阶段(2012 年至今) |
| 3.2 习近平科技观的基本特征 |
| 3.2.1 创新性 |
| 3.2.2 人民性 |
| 3.2.3 时代性 |
| 3.2.4 前瞻性 |
| 3.2.5 开放性 |
| 3.2.6 保障性 |
| 第4章 习近平科技观的主要内容 |
| 4.1 科技创新观 |
| 4.1.1 必须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
| 4.1.2 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 |
| 4.1.3 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发展 |
| 4.2 科技体制改革观 |
| 4.2.1 推进政府科技管理体制改革 |
| 4.2.2 深化基础科学研究体制改革 |
| 4.2.3 完善科技奖励制度 |
| 4.2.4 健全科技人才评价制度 |
| 4.3 科技战略观 |
| 4.3.1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
| 4.3.2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
| 4.3.3 优先培育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
| 4.4 科技人才观 |
| 4.4.1 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和潜力 |
| 4.4.2 完善有效的引才用才机制 |
| 4.4.3 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 |
| 4.5 科技伦理观 |
| 4.5.1 使科技成果更充分地惠及人民群众 |
| 4.5.2 以绿色科技促进科技创新与生态文明建设深度融合 |
| 4.5.3 为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
| 4.6 科技全球治理观 |
| 4.6.1 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具有全球视野 |
| 4.6.2 提高我国在全球科技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
| 4.6.3 发挥科技创新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作用 |
| 第5章 习近平科技观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
| 5.1 习近平科技观的理论价值 |
| 5.1.1 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新境界 |
| 5.1.2 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理论的新飞跃 |
| 5.1.3 书写了新时代科技创新发展的新篇章 |
| 5.1.4 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新视角 |
| 5.2 习近平科技观的现实意义 |
| 5.2.1 引领新时代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根本指导方针 |
| 5.2.2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行动指南 |
| 5.2.3 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遵循 |
| 5.2.4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巨大动力 |
| 5.2.5 为世界科技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5）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序言 |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二、选题的研究现状与述评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现状的述评 |
| 三、基本概念的界定 |
| (一)经济建设 |
| (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
| (三)规模效应 |
| 四、研究思路方法及可能的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计划经济的建立和计划经济时期(1949-1976 年) |
| 第一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起步(1949-1956 年) |
| 一、新中国成立前的制度准备 |
| 二、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经济状况 |
| 三、新中国成立后应对困难的经济措施 |
| 四、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
| 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确立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探索的曲折(1956-1966 年) |
| 一、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 |
| 二、经济上初步纠正“左”倾错误与庐山会议“反右倾” |
| 三、对国民经济和党内关系的调整 |
| 四、国民经济的进一步调整和“左”倾错误的再度发展 |
| 五、“四清”期间的三年经济调整与三线建设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探索的严重挫折(1966-1976 年) |
| 一、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抓革命与促生产 |
| 二、国民经济发展跌入谷底 |
| 三、七十年代初国民经济的恢复 |
| 四、政治经济的全面整顿与粉碎“四人帮” |
| 小结 计划经济的建立和计划经济时期的阶段性成就与经验 |
| 一、经济建设的阶段性成就 |
| 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阶段性总结 |
| 第二章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1976-2002 年)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之初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1976-1982 年) |
| 一、经济建设的徘徊与思想解放的兴起 |
| 二、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国民经济调整 |
| 三、农村生产方式的变革 |
| 四、对外开放与特区建设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全面探索时期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1982-1992 年) |
| 一、“三步走”七十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构想 |
| 二、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重点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 |
| 三、推行财政、计划管理体制改革 |
| 四、价格改革与整顿经济秩序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转轨(1992-2002 年) |
|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探索 |
| 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探索 |
| 三、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
| 四、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宏观调控机制的建立 |
| 五、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 |
| 小结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的阶段性成就与经验 |
| 一、经济建设的阶段性成就 |
| 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阶段性总结 |
| 第三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时期(2002 年至今) |
| 第一节 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转型(2002-2012 年) |
| 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提出 |
| 二、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 |
| 三、区域、城乡向协调发展转型 |
| 四、宏观调控机制向治理体系转型 |
| 五、对外开放向“开放型经济体”转型 |
| 第二节 经济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2012 年至今) |
| 一、“新常态”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战略 |
| 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 |
|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 |
| 四、“新发展理念”引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 五、“一带一路”提升对外开放格局 |
| 小结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时期的阶段性成就与经验 |
| 一、经济建设的阶段性成就 |
| 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阶段性总结 |
| 第四章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 |
| 第一节 尊重人民群众的主动性与创造性 |
| 一、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主体 |
| 二、人民群众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和占有者 |
| 三、最大限度的激发人民群众的主动性与创造性 |
| 第二节 充分发挥我国基本国情的综合优势 |
| 一、正确认识我国国情 |
| 二、充分发挥规模效应 |
| 三、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 |
| 第三节 多种所有制结构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础 |
| 一、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所有权理论 |
| 二、我国经济建设的成功得益于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 |
| 三、健全法治体系为我国所有制的多样化持续提供保障 |
| 第四节 改革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 |
| 一、改革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 |
| 二、改革红利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 |
| 三、渐进式改革是我国改革的基本特点 |
| 第五节 对外开放是我国经济建设必须坚持的基本国策 |
| 一、对外开放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
| 二、闭关自守无异于“慢性自杀” |
| 三、开放型经济体对国内深化改革具有“倒逼效应” |
| 第六节 党对经济工作的正确领导是经济建设顺利推进的根本保证 |
| 一、党的领导确保经济工作处于中心地位 |
| 二、党的领导在经济决策中能够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的优势 |
| 三、党的领导确保经济工作作风的不断改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身份转换语境下的中国海外投资法律保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语表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国外学者围绕国际投资及法律规则的研究广泛深入 |
| (二)国内学者围绕海外投资法律保护问题的研究日益升温 |
| (三)国内学者就海外投资法律保护相关问题的研究相对分散和多元 |
| 三、研究方法 |
| (一)文献研究方法 |
| (二)比较研究方法 |
| (三)历史研究及其他研究方法 |
| 四、论文的基本框架 |
| 第一章 国际投资法上的国家身份溯源 |
| 第一节 国际投资法上的国家身份何以重要 |
| 一、功能厘清：国际投资法上国家身份的含义 |
| 二、国际投资格局流变：国家投资身份转换的现实向度考量 |
| 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国家投资身份转换的逻辑向度考量 |
| 第二节 国家投资身份转换对海外投资保护的辐射 |
| 一、从对抗到合作：国家投资身份转换对海外投资保护的关系辐射 |
| 二、从约束到自由：国家投资身份转换对海外投资保护的价值辐射 |
| 三、从身份到契约：国家投资身份转换对海外投资保护的方式辐射 |
| 第三节 国家投资身份转换与海外投资法律保护的关涉 |
| 一、海外投资法律保护对国家投资身份转换的现实映照 |
| 二、法律保护与外交保护对国家投资身份转换的互补适应 |
| 三、国家投资身份转换与海外投资法律保护关涉的内在理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在国际投资法上的国家身份转换 |
| 第一节 中国投资身份转换的内在动因：海外投资的跨越式发展 |
| 一、萌动与起步阶段 |
| 二、摸索与提速阶段 |
| 三、快速与平稳阶段 |
| 第二节 中国投资身份转换的表现形态 |
| 一、由资本输入大国向双向投资大国转变 |
| 二、由区域选择型向全球参与型转变 |
| 三、由“适应参与者”向“塑造引领者”转变 |
| 第三节 中国投资身份转换对完善海外投资法律保护的价值展望 |
| 一、东道国主权与投资者权益平衡的内在理性 |
| 二、海外投资立法的宏观因应 |
| 三、规则话语权的“姿态”转换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海外投资法律保护的模式选择 |
| 第一节 美国海外投资法律保护模式评析及比较 |
| 一、美国海外投资法律保护模式演进 |
| (一)法律渊源由国内法向国际法转变 |
| (二)立法方式从调整“硬冲突”向维护“软优势”转变 |
| (三)立法理念从“投资自由主义”向“公私平衡主义”转变 |
| (四)立法内容从投资“本位论”向规范“人本化”转变 |
| 二、中美海外投资法律保护模式比较 |
| (一)投资自由度的差异：中美海外投资法律保护的价值比较 |
| (二)双多边立法重点的差异：中美海外投资法律保护的渊源比较 |
| (三)“可持续发展”标准不同：中美海外投资法律保护的规范比较 |
| (四)救济手段的差异：中美海外投资法律保护的争端解决机制比较 |
| 第二节 欧洲海外投资法律保护模式评析及比较 |
| 一、欧洲海外投资法律保护模式解读 |
| (一)以服务和保障为核心的法国模式 |
| (二)“重内轻外”的英国模式 |
| (三)提供“全方位”服务的德国模式 |
| (四)一体化特征日益突出的欧盟模式 |
| 二、中欧海外投资法律保护模式比较 |
| 第三节 身份转换语境下中国海外投资法律保护的模式选择 |
| 一、模式选择的框架：分层次、有重点、前瞻性的法律渊源体系 |
| 二、模式选择的坐标：美国模式的优先价值 |
| 三、模式选择的准绳：投资自由化与适度监管的对冲折抵 |
| 四、模式选择的关键：仲裁自治与主权刚性的调和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海外投资法律保护的实体法律问题 |
| 第一节 中国身份转换语境下的国际投资待遇规则 |
| 一、国家投资身份对国际投资待遇的指引 |
| 二、中国在国际投资待遇问题上的实然规范与应然取向 |
| (一)“走下神坛”的公平公正待遇 |
| (二)最惠国待遇的周延与限制 |
| (三)“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制度的必然性与局限性 |
| 第二节 中国投资身份转换语境下的征收与国有化问题 |
| 一、征收与国有化问题的“适当论”解读 |
| 二、中国在征收与国有化问题上的立场评鉴 |
| 第三节 中国投资身份转换语境下的新型条款审视 |
| 一、对西方倡导的环境保护条款之扬弃 |
| 二、劳工保护条款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竞合 |
| 三、禁止或限制投资措施条款的伸展与规制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海外投资保护的法律适用问题 |
| 第一节 准据法的趋同化：国家投资身份关系变迁的制度气象 |
| 一、国家投资身份与法律适用制度之关涉 |
| 二、准据法的趋同化：国家投资身份对冲融合的制度折射 |
| (一)国内法与国际法的趋同：从分庭抗礼到交融共生 |
| (二)双边法与多边法的趋同：从定向对接到区域联动 |
| (三)客观论与主观论的趋同：从循规蹈矩到灵活互补 |
| (四)实体法与程序法的趋同：从泾渭分明到相得益彰 |
| 第二节 中国海外投资法律适用对国家投资身份转换的实然因应 |
| 一、保守与失衡：法律适用贴合投资身份转换的功能延宕 |
| 二、开放与多元：投资身份转换对法律适用调适的理性张力 |
| 第三节 中国投资身份转换对海外投资保护法律适用的应然指引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海外投资法律保护的争端解决机制问题 |
| 第一节 海外投资争端理论纷争：围绕国家投资身份的认知分歧 |
| 一、“南北矛盾”理论 |
| 二、“国内公法”理论 |
| 三、“经济自由化”理论与“国际商事仲裁”理论 |
| 四、“公私冲突”理论 |
| 五、“全球善治”理论 |
| 第二节 风险移转与争端代位：中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反思重构 |
| 一、海外投资保险对国家投资身份的映射 |
| 二、中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规范调适与效能缺位 |
| 三、中国投资身份转换对重塑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磁吸导引 |
| (一)加强法律体系的周延性与时代性 |
| (二)提升海外投资保险运营的开放性与公平性 |
| (三)推动从单边主义向双边主义的模式过渡 |
| (四)扩大投保规则的覆盖性和包容性 |
| 第三节 国家投资身份对海外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指引 |
| 一、争端解决机制对海外投资法律保护的意义 |
| 二、国家投资身份对海外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体系框定 |
| 三、国家投资身份关系转换对海外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转型推动 |
| 第四节 中国投资身份转换背景下的海外投资争端解决机制重塑 |
| 一、中国海外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因应投资身份转换的实证演进 |
| 二、现行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保护中国海外投资的局限性 |
| 三、身份转换语境下的中国海外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完善进路 |
| (一)涉外投资争端法律解决的重心适当向海外投资倾斜 |
| (二)完善海外投资争端解决的法律体系 |
| (三)加大对现有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利用和完善 |
| (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解决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7）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三、研究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技术路线 |
| 第五节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一、可能的创新点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阐述与概念界定 |
| 第一节 理论基础阐述 |
| 一、国际贸易理论 |
| 二、区域一体化理论 |
| 三、区域合作理论 |
| 第二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内涵、特点 |
| 二、欧亚经济联盟的内涵、特点 |
| 三、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的概念界定 |
| 第三章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的客观必然性与现实基础 |
| 第一节 “一带一盟”对接合作的客观必然性 |
| 一、“一带”共建发展的客观要求 |
| 二、“一盟”摆脱内部发展困境的必然选择 |
| 三、区域一体化潮流推动的客观使然 |
| 四、中俄等国实现自我发展的现实路径 |
| 第二节 “一带一盟”对接合作的现实基础 |
| 一、对接合作前提：覆盖区域重叠交叉,地缘基础明显 |
| 二、对接合作保障：双/多边机制丰富,政治互信良好 |
| 三、对接合作关键：贸易联系紧密,互补优势显着 |
| 四、对接合作动能：发展理念相近,战略规划高度契合 |
| 五、对接合作基石：人文基础坚实,主流社会亦普遍支持 |
| 第四章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的现状、问题、机遇与挑战 |
| 第一节 “一带一盟”对接合作的现状 |
| 一、政策沟通已达初步共识 |
| 二、设施联通成效显着 |
| 三、贸易畅通稳步发展 |
| 四、资金融通进展明显 |
| 五、民心相通日益深化 |
| 六、其他领域务实合作势头强劲 |
| 第二节 “一带一盟”对接合作的问题 |
| 一、机制特性差异问题 |
| 二、深度对接能力与意愿问题 |
| 三、经济对接前景问题 |
| 四、技术服务标准迥异问题 |
| 五、务实合作经验不足问题 |
| 第三节 “一带一盟”对接合作的机遇 |
| 一、中国加快“一带”沿线地区自贸区建设的战略机遇 |
| 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定期举办的平台机遇 |
| 三、受西方经济集团挑战下俄罗斯“向东看”的发展机遇 |
| 四、俄罗斯“大欧亚伙伴关系”推进下的区域合作机遇 |
| 第四节 “一带一盟”对接合作的挑战 |
| 一、“一盟”内部发展挑战 |
| 二、“一盟”成员国对“一带”认知挑战 |
| 三、“一带一盟”区域内部安全挑战 |
| 四、来自西方世界外部挑战 |
| 五、多边贸易保护主义挑战 |
| 第五章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的基本架构 |
| 第一节 “一带”与“一盟”各国发展战略对接 |
| 一、与俄罗斯跨欧亚大通道及远东开发战略相对接 |
| 二、与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相对接 |
| 三、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稳定发展战略相对接 |
| 四、与白俄罗斯2030年前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国家战略相对接 |
| 五、与亚美尼亚2014~2025发展战略相对接 |
| 第二节 “一带”与“一盟”各国务实合作领域对接 |
| 一、以设施对接为优先工程,构筑交通物流网 |
| 二、以贸易对接为首要标志,扩大经贸联系 |
| 三、以能源对接为基本内容,稳定供求关系 |
| 四、以产能对接为重点方向,提升产业价值链 |
| 五、以金融对接为关键突破,搭建跨国服务体系 |
| 六、以农业对接为重要补充,强化物质基础 |
| 第六章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的模式选择与机制构建 |
| 第一节 “一带”与“一盟”对接合作主体模式探讨 |
| 一、与“一盟”整体的“CN+1”(N≥5)对接模式 |
| 二、与“一盟”各国的“C1+1”对接模式 |
| 三、以上合组织为平台的“C2+SCO”对接模式 |
| 四、借力小多边机制的“C2+MN”(N≥1)对接模式 |
| 第二节 “一带”与“一盟”对接合作具体模式选择 |
| 一、自由贸易区模式,深化贸易联系 |
| 二、跨国经济走廊建模式,完善交通体系 |
| 三、跨境经济合作区模式,丰富投资方式 |
| 四、境外经贸合作区模式,创新企业合作 |
| 五、人文交流基地模式,构筑人文平台 |
| 第三节 “一带”与“一盟”对接合作主体机制探讨 |
| 一、与“一盟”整体的“CN+1”(N≥5)的对接机制 |
| 二、与“一盟”各国政府的“C1+1”对接机制 |
| 三、各国企业与金融机构的“E+F”对接机制 |
| 第四节 “一带”与“一盟”对接合作具体机制构建 |
| 一、多元化智库对话机制,凝聚各方智慧 |
| 二、常态化政府磋商机制,引导高位决策 |
| 三、长效化跨国管理机制,协调各国利益 |
| 四、动态化监督反馈机制,防范各类风险 |
| 五、多边化法律协调机制,强化制度优势 |
| 六、通畅化信息交流机制,实现资源共享 |
| 第七章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的路径选择 |
| 第一节 以多方主体为推力,增进各方对接共识 |
| 一、坚持政府高位引导,对接规划编制先行 |
| 二、强化企业、社会共同参与,促进市场联动与融合发展 |
| 三、联合各方智库学界研究探讨,适时启动数据库建设 |
| 四、加强媒体互动交流,推进各方认知与理解 |
| 五、深化民间人文合作,培育国家价值共识 |
| 第二节 以实体项目为抓手,深化务实领域合作 |
| 一、着力加快跨境基础设施建设 |
| 二、有效推动投资贸易便利化发展 |
| 三、继续深化产能合作与园区建设 |
| 四、积极打造多元融资平台 |
| 五、进一步优化项目参与方式 |
| 第三节 以规则对接与自贸区建设为关键,强化制度保障功能 |
| 一、加快标准体系的互认与构建,力促规则对接 |
| 二、坚持自贸区建设长期目标,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 |
| 三、适时推动人员往来便利化制度发展 |
| 第四节 以次区域合作为突破口,逐层拓展,逐步推广 |
| 一、率先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 |
| 二、以毗邻周边对接为着力点,逐层拓展 |
| 三、以多边单项合作为示范蓝本,逐步推广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8）基于不同所有制企业的上海产业转移时空演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目的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 研究对象界定 |
| 1.2.1 产业转移界定与分类 |
| 1.2.2 产业转移的宏观作用:产业结构优化 |
| 1.2.3 产业转移的微观表现:企业跨区域投资行为 |
| 1.3 研究思路及总体框架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总体框架 |
| 1.4 研究方法及主要创新点 |
| 1.4.1 研究方法和主要数据说明 |
| 1.4.2 本文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分析框架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区位论 |
| 2.2.2 梯度推移理论 |
| 2.2.3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 |
| 2.2.4 产业生命周期理论 |
| 2.3 相关研究综述 |
| 2.3.1 国外产业转移综述 |
| 2.3.2 国内产业转移综述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产业转移的作用机理与分析模型 |
| 3.1 产业转移的形成及作用机理 |
| 3.1.1 效应分析 |
| 3.1.2 形成要件 |
| 3.1.3 驱动机制 |
| 3.1.4 核心要素 |
| 3.1.5 演进路线 |
| 3.2 产业转移区域视角:中心城市 |
| 3.2.1 中心城市区域定位 |
| 3.2.2 中心城市区域效应:城市群的形成 |
| 3.2.3 中心城市区域效应:产业结构演进 |
| 3.2.4 中心城市经验借鉴:国际大都市的产业转移 |
| 3.3 产业转移企业视角:基于不同所有制 |
| 3.3.1 企业转移的一般行为分析 |
| 3.3.2 基于所有制视角的企业动因研究 |
| 3.3.3 基于所有制视角的动因分析框架构建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上海产业转移的时空演化背景及特点研究 |
| 4.1 上海产业发展演化历程研究 |
| 4.1.1 城市功能演化历程 |
| 4.1.2 产业结构演化历程 |
| 4.1.3 产业布局演化特征 |
| 4.2 上海产业转移的外部影响:政策导向 |
| 4.2.1 国家层面的政策背景 |
| 4.2.2 上海市级的政策导向 |
| 4.3 上海产业转移的宏观态势 |
| 4.3.1 总体规模 |
| 4.3.2 空间特征 |
| 4.3.3 目标形式 |
| 4.3.4 发展趋势 |
| 4.4 上海产业转移区域载体演化研究:园区层面 |
| 4.4.1 国内园区合作共建的发展历程 |
| 4.4.2 合作共建园区行为模式的演化 |
| 4.4.3 上海与异地合作园区的主要形式 |
| 4.4.4 上海园区异地合作案例:漕河泾开发区 |
| 4.5 上海产业转移时空演化研究:产业层面 |
| 4.5.1 时间维度 |
| 4.5.2 空间维度 |
| 4.6 上海产业转移时空演化研究:企业层面 |
| 4.6.1 时间维度 |
| 4.6.2 空间维度 |
| 4.7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上海产业转移的时空演化研究:外资企业视角 |
| 5.1 上海利用外资的进程及基本特征 |
| 5.1.1 起步探索阶段:以直接投资为主 |
| 5.1.2 快速发展阶段:外资来源渠道多元化 |
| 5.1.3 稳步提高阶段:总部经济初显成效 |
| 5.1.4 新常态化阶段:调整结构保持增长 |
| 5.2 外资对上海国民经济的作用与贡献 |
| 5.2.1 促进国民经济发展 |
| 5.2.2 有效弥补资金缺口 |
| 5.2.3 促进对外贸易发展 |
| 5.2.4 推动企业技术进步 |
| 5.3 产业转移的总体态势研究:外资企业 |
| 5.3.1 时间维度的总体态势:稳步向外转移 |
| 5.3.2 空间维度的总体态势:趋向东部的圈层式扩散模式 |
| 5.3.3 产业维度的总体态势:向外转移产业以制造业为主 |
| 5.3.4 转移企业的主要区域:浦东新区和中心城区 |
| 5.4 产业转移的区位选择态势研究:外资企业 |
| 5.4.1 以长三角地区为集聚地的区位选择态势 |
| 5.4.2 以东部省份为集聚地的重点行业区位选择态势 |
| 5.4.3 以东部地区重点城市为核心区域的区位选择态势 |
| 5.4.4 以梯度递减为特征的制造类企业区位选择态势 |
| 5.5 重点案例研究:巴斯夫集团 |
| 5.5.1 案例选择原因 |
| 5.5.2 案例简介 |
| 5.5.3 区位选择 |
| 5.5.4 动因研究 |
| 5.6 产业转移主要动因研究:外资企业 |
| 5.6.1 规模扩张型产业转移 |
| 5.6.2 成本节约型产业转移 |
| 5.7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上海产业转移的时空演化研究:国资国企视角 |
| 6.1 上海国资国企的改革发展历程 |
| 6.1.1 探索启动阶段 |
| 6.1.2 先行先试阶段 |
| 6.1.3 不断突破阶段 |
| 6.1.4 提高再探索阶段 |
| 6.2 国有企业在上海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
| 6.2.1 生产总值占据主导地位 |
| 6.2.2 经济效益显着提升 |
| 6.2.3 经济社会效益联动发展 |
| 6.2.4 引领服务产业结构调整 |
| 6.3 产业转移的总体态势研究:国资国企 |
| 6.3.1 产业转移总体趋势和特征:境内 |
| 6.3.2 产业转移总体趋势和特征:境外 |
| 6.4 产业转移的区位选择态势研究:国资国企 |
| 6.4.1 总体区位选择态势 |
| 6.4.2 重点行业的区位选择态势 |
| 6.5 重点案例研究:上汽集团 |
| 6.5.1 案例选择原因 |
| 6.5.2 案例简介 |
| 6.5.3 区位选择和布局 |
| 6.5.4 动因模式 |
| 6.6 产业转移主要动因研究:国资国企 |
| 6.6.1 规模扩张型产业转移 |
| 6.6.2 成本节约型产业转移 |
| 6.6.3 功能整合型产业转移 |
| 6.6.4 政治驱动型产业转移 |
| 6.7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上海产业转移的时空演化研究:民营企业视角 |
| 7.1 上海民营经济发展历程及基本特征 |
| 7.1.1 萌芽阶段 |
| 7.1.2 快速发展阶段 |
| 7.1.3 提速腾飞阶段 |
| 7.1.4 新常态化发展阶段 |
| 7.2 上海民营经济的作用和地位 |
| 7.2.1 经济健康发展的坚实保障 |
| 7.2.2 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
| 7.2.3 科创建设的有力支撑 |
| 7.2.4 产业结构优化的主要力量 |
| 7.2.5 保障就业的关键渠道 |
| 7.3 产业转移的总体态势研究:民营企业 |
| 7.3.1 民营企业产业转移主要特征 |
| 7.3.2 民营企业产业转移主要问题 |
| 7.4 产业转移的区位选择态势研究:民营企业 |
| 7.4.1 以三大经济圈为集聚地的总体区位选择态势 |
| 7.4.2 以主要经济区为集聚地的重点行业区位选择态势 |
| 7.4.3 以长三角重点城市为核心区域的区位选择态势 |
| 7.4.4 以梯度递减为特征的制造类企业区位选择态势 |
| 7.5 重点案例研究:复星集团 |
| 7.5.1 案例简介 |
| 7.5.2 区位选择 |
| 7.5.3 动因模式 |
| 7.6 基于近400份问卷的产业转移实证研究:民营企业 |
| 7.6.1 问卷设计及发放 |
| 7.6.2 问卷描述性统计 |
| 7.6.3 民营企业三阶段产业转移动因分析:Logit模型的建立 |
| 7.6.4 民营企业转移模式的交叉分析 |
| 7.7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上海产业转移的比较研究及政策建议 |
| 8.1 基于企业视角和重点区域的比较研究 |
| 8.1.1 企业视角下上海产业转移时空演化的比较研究 |
| 8.1.2 基于区位熵的上海与江苏制造业比较研究 |
| 8.2 强化区域政策构建与机制安排:区域层面的政策建议 |
| 8.2.1 落实国家政策发挥上海龙头引领作用 |
| 8.2.2 加强促进产业转移的全国性法律法规建设 |
| 8.2.3 加强上海向重点区域产业转移规划的引导作用 |
| 8.2.4 把握国家战略推动上海与长三角地区开放市场体系建设 |
| 8.2.5 以政府间协议为基础构建多层次行政协调机制 |
| 8.2.6 加强上海与重点区域间的错位发展和分工协作 |
| 8.3 加强对产业转移的引领与指导:产业层面的政策建议 |
| 8.3.1 加强体制改革为上海产业转移夯实基础 |
| 8.3.2 以价值链整合为方向明确上海产业转移定位 |
| 8.3.3 不断探索园区共建的产业利益共享机制 |
| 8.3.4 学习国外经验进一步为上海产业转移服务 |
| 8.4 企业行为与发展的保障引导:企业层面的政策建议 |
| 8.4.1 以明确重点为抓手提供服务保障和支持 |
| 8.4.2 以企业联盟为纽带鼓励企业创新合作模式 |
| 8.4.3 以对接平台为基础建立企业跨区域合作体系 |
| 8.4.4 以园区合作共建为方向推动企业集聚发展 |
| 8.5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基本结论与研究展望 |
| 9.1 基本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附录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9）中国海外利益维护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设计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结构安排 |
| 四、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战略对象：中国海外利益的概念与战略价值 |
| 一、中国海外利益的概念论析 |
| （一）国家利益的概念分析 |
| （二）中国国家利益的概念 |
| （三）中国海外利益的概念 |
| 二、中国海外利益的主要内涵 |
| （一）中国海外利益的政治内涵 |
| （二）中国海外利益的经济内涵 |
| （三）中国海外利益的安全内涵 |
| （四）中国海外利益的文化内涵 |
| 三、中国海外利益的战略价值 |
| （一）中国海外利益关系到国家的生存与发展 |
| （二）中国海外利益关系到国家综合国力提升 |
| （三）中国海外利益关系到国家的形象和地位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战略演进：中国海外利益维护战略的发展历程 |
| 一、维护战略的空档期：1949-2000 年 |
| （一）中国海外利益拓展与维护战略同时缺失的阶段：1949-1977 年 |
| （二）拓展战略初步形成与维护战略继续缺位的阶段：1978-2000 年 |
| 二、维护战略的摸索期：2001-2012 年 |
| （一）拓展战略持续完善与维护战略意识萌芽的阶段：2001-2007 年 |
| （二）拓展战略总结反思与维护战略初步探索的阶段：2008-2012 年 |
| 三、维护战略的塑造期：2013 年至今 |
| （一）拓展战略的优化升级与不断深化 |
| （二）维护战略的系统考量与整体设计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战略困境：中国海外利益战略维护面临的挑战 |
| 一、中国海外利益战略维护遇到的内部问题 |
| （一）经济发展上的结构性弊端 |
| （二）军事维护上的力量性失衡 |
| （三）对外交往中的原则性限制 |
| 二、中国海外利益战略维护遭遇的外部风险 |
| （一）全球层面的形势变化 |
| （二）地区层面的局势紧张 |
| （三）国家层面的情势变换 |
| （四）社会层面的文化差异 |
| 三、中国海外利益战略维护面对的国际竞争 |
| （一）传统大国的竞争 |
| （二）新兴国家的竞争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战略启示：世界大国海外利益维护的经验教训 |
| 一、英国海外利益维护的战略启示 |
| （一）英国海外利益的主要内涵 |
| （二）英国海外利益面临的挑战 |
| （三）英国海外利益的维护战略 |
| （四）英国海外利益维护的启示 |
| 二、美国海外利益维护的战略启示 |
| （一）美国海外利益的主要内涵 |
| （二）美国海外利益面临的挑战 |
| （三）美国海外利益的维护战略 |
| （四）美国海外利益维护的启示 |
| 三、日本海外利益维护的战略启示 |
| （一）日本海外利益的主要内涵 |
| （二）日本海外利益面临的挑战 |
| （三）日本海外利益的维护战略 |
| （四）日本海外利益维护的启示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战略设计：21 世纪中国海外利益维护战略构建 |
| 一、中国海外利益维护战略的目标 |
| （一）直接目标：保障海外利益的安全 |
| （二）拓展目标：促进国家的安全发展 |
| （三）延伸目标：推动地区与全球治理 |
| 二、中国海外利益维护战略的构成 |
| （一）指导原则：利益共享观念的培植 |
| （二）基本依托：大国权力的和平运用 |
| （三）合法路径：国际制度能力的建设 |
| 三、中国海外利益维护战略的影响 |
| （一）助推中国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大国 |
| （二）助推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
| （三）助推中国成为一个领导型的大国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博士期间科研成果概况 |
| 后记 |
（10）中海自贸区贸易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研究思路和研究框架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框架 |
| 三、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创新点及其不足 |
| 第二章 中海自贸区贸易效应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自由贸易区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主要形式 |
|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涵 |
|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分类 |
| 三、自由贸易区成为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践的主要形式 |
| 第二节 关税同盟与自由贸易区理论的贸易效应分析 |
| 一、关税同盟理论 |
| 二、自由贸易区理论 |
| 第三节 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发展概述 |
|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贸易效应研究的拓展 |
|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的主要发展 |
| 第四节 自由贸易区贸易效应研究方法综述 |
| 一、事前研究方法综述 |
| 二、事后研究方法综述 |
| 三、对研究方法的综合点评 |
| 第三章 中海自贸区谈判历程及其动因分析 |
| 第一节 加快推进中海自贸区进程的战略设想 |
| 一、加快推进中海自贸区建设进程的背景 |
| 二、加快实施中海自贸区建设的基本思路 |
| 第二节 中海自贸区谈判历程 |
| 一、中国海合会经贸合作起始阶段 |
| 二、中海自贸区谈判历程回顾 |
| 三、中海自贸区谈判暂停的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中海自贸区重启谈判的动因分析 |
| 一、重启中海自贸区谈判是双方经济发展需要的直接体现 |
| 二、重启中海自贸区谈判是贯彻"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关键步骤 |
| 三、重启中海自贸区谈判是保障双方能源安全的理性选择 |
| 第四章 中海自贸区建立的经济基础 |
| 第一节 国际贸易在中海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 |
| 一、中国海合会国际贸易现状及其趋势分析 |
| 二、中国海合会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 |
| 三、中国海合会对外贸易开放度分析 |
| 第二节 中国海合会贸易规模分析 |
| 一、中国海合会双边贸易规模分析 |
| 二、中国海合会贸易强度变化 |
| 第三节 中国海合会贸易结构分析 |
| 一、中国海合会贸易结构分析 |
| 二、中国海合会贸易结构竞争性和互补性分析 |
| 第四节 中国海合会投资情况分析 |
| 第五章 中国海合会贸易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海合会贸易比较优势竞争力分析 |
| 一、比较优势的内涵 |
| 二、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概念和算法 |
| 三、中国海合会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分析 |
| 第二节 中国海合会对外贸易竞争力分析 |
| 一、新贸易理论与贸易专业化内涵 |
| 二、贸易专业化指数算法 |
| 三、中国海合会贸易专业化指数分析 |
| 第三节 中国海合会产业内贸易水平分析 |
| 一、产业内贸易的内涵 |
| 二、产业内贸易水平算法 |
| 三、中国海合会G-L指数分析 |
| 第六章 中海自贸区贸易效应研究 |
| 第一节 中海自贸区贸易潜力估算 |
| 一、引力模型介绍 |
| 二、计量模型设置 |
| 三、贸易潜力估计 |
| 第二节 中海自贸区贸易效应——基于WITS—SMART的模拟分析 |
| 一、SMART模型介绍 |
| 二、SMART模型的估算方法 |
| 三、中国海合会双边贸易发展现状和关税的行业分布概况 |
| 四、中海自贸区的贸易增长潜力及福利效应估算 |
| 第三节 中海自贸区的动态效应 |
| 一、中海自贸区投资效应 |
| 二、中海自贸区经济增长效应 |
| 三、中海自贸区的其他动态效应 |
| 第四节 建立中海自贸区创造的非传统收益 |
| 第七章 中海自贸区贸易效应影响因素分析 |
| 一、政治方面的影响因素 |
| (一) 教派之争 |
| (二) 大国博弈因素 |
| (三) 恐怖主义猖獗 |
| (四) 地缘政治斗争 |
| 二、经济方面的影响因素 |
| (一) 两国石化产业的合作较为关键 |
| (二) 中国实质性经济收益存在不确定性 |
| (三) 海合会经济结构及制度的局限性 |
| 三、文化方面的影响因素 |
| (一) 文化融合是经济融合的基础 |
| (二) 适用"文化例外"原则 |
| 第八章 推动中海自贸区建设的策略建议 |
| 一、对建设目标制定高标准 |
| (一) 新一代贸易投资规则诞生背景 |
| (二) 贸易投资新规则的特征 |
| (三) 立足高标准建设中海自贸区 |
| 二、推动下一步建设的具体策略 |
| (一) 注重自贸区协议互利共赢特性 |
| (二) 深化双边能源贸易与合作 |
| (三) 将沙特视为自贸区前进的突破口 |
| (四) 与RCEP谈判形成联动 |
| (五) 妥善处置地缘政治问题 |
| (六) 巩固中海双边互信关系 |
| (七) 拓展投资、金融和基础设施等方面合作 |
| 结语 |
| 一、主要研究结论 |
| 二、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以“入世”为契机,以“五电联动”为抓手 谋求“十五”期间上海电站设备制造业新一轮发展（论文参考文献）
- [1]区域合作视角下“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的推进研究[D]. 沈娜. 吉林大学, 2021(01)
- [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研究[D]. 暴占杰. 吉林大学, 2021(01)
- [3]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研究[D]. 张晨瑶. 大连海事大学, 2020(04)
- [4]习近平科技观研究[D]. 姚科敏. 武汉理工大学, 2020(09)
- [5]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D]. 王锐.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6]身份转换语境下的中国海外投资法律保护研究[D]. 冯德恒. 吉林大学, 2019(10)
- [7]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研究[D]. 向洁. 新疆大学, 2018(12)
- [8]基于不同所有制企业的上海产业转移时空演化研究[D]. 杨昊.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1)
- [9]中国海外利益维护战略研究[D]. 郎帅. 吉林大学, 2017(09)
- [10]中海自贸区贸易效应研究[D]. 姚磊.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