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公羊学与汉代政治文化（论文文献综述）
刁春辉[1]（2021）在《“大统”天下时代的中国与世界 ——廖平“大统”经学研究》文中指出论文以廖平的经学思想,特别是他的“大统小统”论为研究对象,“大统小统”论是廖平在他的经学三变时期提出的,在四变、五变中进行了理论完善。其定型基本是在他的五变时期。我们的研究集中于他定型期,即四变、五变时期的“大统论”。研究他的大统论试图解决两大主题:第一,廖平大统论中的改良经学与汉宋主流经学形态——郑学和朱子学相比,其在经学基本观念和处理方法上的差异;第二个主题是处理廖平大统论的时代性意义、实用性意义。我们的题目也明白的揭示出这两个主题,“大统天下时代的中国与世界”就是第二个主题,“廖平的经学研究”则是指的第一个主题。廖平作为一个经学家、思想家,不论在中国经学史中,还是在中国思想史中,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本文着重从几个方面对廖平经学的思想和价值进行了阐扬。首先,作者从廖平的着作中抽绎出他的“大统”制度论,并指出这种制度论实具有“宪制”意涵。廖平虽没有使用这一词语,但他将经学的性质类比为西方法政学,就已经透漏出他对经学“法典”性质的确认。廖平对此“宪制”的内容说明是特别广泛的。可以分为央地制度、中央官制和国际制度三个层面。其中,廖平的疆域论就包含了央地制度和国际制度两个方向的意涵。就央地制度而言,实际上廖平一直在谈的是天下体系中的“畿地”,随着王统、帝统、皇统疆域的逐次扩大,畿地所控制的范围也逐渐扩大,从原来的千里“王畿”变成三千里“帝畿”、六千里“皇畿”,而畿地之内的管理方式并不是松散的封建制,而更像是秦朝以后建立的普遍性的中央集权式郡县制。虽然皇、帝、王、伯被廖平建构成主要是经学的制度体系,但因为廖平信守的“经为百世之书”原则,经学的制度必会在历史中有所呈现,因此从秦朝统一后在全国推行的郡县制开始,实际上就是廖平经学中畿地制度的推行,并且从秦至清,中国所实行的郡县制范围是不断扩展的,这就对应于畿地从王畿到皇畿的转变,特别是清朝后期,通过将东北划省、新疆建省等举动,开始在边疆区域加强完善管理方式,确立了边疆郡县体制,这一体制在后来的共和国时代实际上也得到了继承。清朝在疆域和管理体制上所完成的事业在廖平经学中实际暗示了中国为未来天下“大统”时代的“皇畿”地位。同时,廖平也为郡县制在历史中国的长期施行提供了经学说明,在以往的经学思想史中,长期存在经制“封建”与史制“郡县”无法调和的矛盾,这也让深受经学影响的中国历史经常出现复封建的理论呼吁和现实行动。廖平的经学努力正是试图调和解决这种矛盾。在风雨如晦的年代,廖平依然坚信经学所代表的中国文化的价值标准和中国制度的治理价值。在国际秩序的制度建设上,经学依然有其丰富的智慧,实际上以中国为中心形成的东亚秩序就是一种“小统”实现,“小统”是“大统”的次级实现,是“大统”的“模范”。世界转入“大统”阶段,意味着新天下时代的到来,也就是整个世界都逐渐卷入到一个关联更加密切同时争斗也更加激烈的关系系统中,这样一个关系系统的初始阶段必然是各行其是的,但这种各自从自身利益出发,相互争夺占领生存资源和精神资源的权力意志的流行最终会让位于具有更高统领性的一体化进程。当然,这个一体化进程不是一帆风顺、一蹴而就的,它首先是几个区域性组织的出现,也就是廖平所讲“帝”统的出现,多个“帝”统下的每一统都既是经济上的一体性化组织,也是政治上次序井然的区域治理性组织,更是在文明上达成了一定程度一致性的文明共同体。因其每个帝统下均有“帝畿”的存在,而“帝畿”就是那个区域内道德、文明的核心地域。但多个帝统的存在也表示这还是一个多核心的多元化“天下”,廖平对此的论述是在“九帝”说和“四帝”说,从“九帝”到“四帝”是这个多元化天下的进一步精简化发展,这也是文化、经济、社会进一步融合发展的结果。但“五帝”说的出现改变了天下格局,“五帝”格局乃是一中四方格局,此格局的出现预示尽管天下仍是多元天下,但普遍化、融合化的一统性思想和现实层面的政治经济综合实体已经出现,未来的大同化趋势不可避免的出现。所以最后会有“皇统”的出现。“皇统”是人学大统的最终实现,其本身也并非不再变化,而是仍有主客易位的“三统”循环,最终达至泰皇之局。第三,廖平从中央官制层面叙述了经典变化:从王统的三公制到帝统的五官制,最后到皇统的六官制,其中的核心经典是《王制》和《周礼》。廖平将《王制》文本次序进行了大幅改动,写就《王制订本》发行,其中的指导性思维是将《王制》中的官政思维凸显出来,通过对《王制》官制的叙述体现出中国政治哲学中养在教先、教为政鹄、民本政治、审慎政治等特点。廖平将《王制》三公设定为王统制度,将《周礼》五官设定为帝统制度,三公到五官的一个变化,体现了从王统到帝统的时代转变,即天下由《春秋》五千里天下变为《尚书》三万里天下,而中国从《春秋》的天下“中国”变为了“大统”时代的众多“中国”中的一员。中国在其中的变化则被广泛描述为从天朝上国成为了属于国际法体系下形式平等的万国之一的民族国家。而实际上,国际法下的国家虽然形式平等,但国家基于经济、军事、文化等的综合实力,自然有强弱大小之分,国际间的互为“夷狄”的状态不可避免,特别是在晚清刚刚接触西方的情况下。因此,廖平在经学官制上的变革有其现实政治上的明确目的,即优化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通过天子、三公五官职能体系的变革,构建天子、三公五官为中心的决策和行政体系,突出政权的公共性质,并且强调这背后所体现的纲常意识,既是建设统一高效的领导体系,也体现这一系统需通盘考虑国家整体利益的价值导向,同时亦强调制度运行的法度意识、责任意识。而其对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的具体职责的分化,则是体现廖平针对时代变化,提升国家能力,强化国家实力,提高人民生活,而其中六工、六府的论述更体现出他重视经济,强调国家工业发展能力的重要性。最后宗伯代司徒的变化则是他面临帝统、王统的时代变化,强调先进性教化先于普遍性教化,力图培养具有政治能力、共享价值追求的士人团体,这才是国家治理能力优化的关键所在。第四,廖平历来被认为是今文学家,但他的经学看法、经学诠释方向都祛除了今古文经学原来共有的历史化特征,也与朱熹为代表的内倾化的经学诠释方向相反对,可以说廖平的经学体系以解决今古问题为导向,但却采用了不同于原有诠释方式的解经方法,同时这一思想体系也涵容了宋学的教化问题,所以可以说廖平的经学思想体系是一综合今古、涵容宋学的综合性经学体系。在近代古今中西的学术激荡中,此一经学体系在总结经学史、认知中国历史、回应时局等各方面都在近代诸经学家的理论中是出类拔萃的。第五,廖平对现代经学的发展也是影响深刻的。现代今文学和古文学都共享着一个历史前提,即他们不再像他们的前辈经师一般,以三代圣王之制确立制度的权威性。古代的经师对于圣王时期的三代夹杂着历史的理性和信仰的元素,而现代经学家比较普遍地没有了对于三代的信仰意识,而这种三代理想信仰原来本是经学的基础,这种基础的消失则要求另一基础的填补。廖平为这一基础的确立提供了经学上的说明,他首先是通过孔子制作六经、古史渺茫击溃了对于三代的理想认识,进而代之以素王立法,从而巩固了经学对孔子的崇仰。古文学者或者在他的经学分类基础上固守原来对于三代的崇信,如老辈的柳诒徵、唐文治等,而对于现代的古文学家,则能够破除对三代制度的绝对信服,转而从历史经验肯定秦汉以后制度的适用性,这同样是基于廖平对三代时期的经学说明。从这一意义上,廖平的经学开启了现代经学制度经世的不同路径的起点。总之,廖平的经学是属于“新天下时代”的经学,他利用经学资源,结合时代感受,定义了时代,也重新定义了经学。他对“天下”的重新论述综合了他的经学认知、时代感知,他认为近代是一个新天下时代——帝统时代,这一个判断,现在依然适用,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他在制度层面全面说明了经学在央地关系、中央官制、国际体系的见解,在经学诠释方面不同于汉宋学术的诠释方向,影响了现代经学的发展。
马春雨[2]（2021）在《《白虎通义》与汉代经学哲学精神的重建》文中研究说明东汉章帝年间召开的以会同五经为初衷的白虎观会议,形成的会议文件《白虎通义》是汉代经学思想的综合表述,对于了解汉代哲学精神有着重要意义。但是长期以来,学界对其关注较少且有所偏见,这与其被认为夹杂谶纬内容有关。本文希望在对《白虎通义》进行文献学的考辨,梳理白虎观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分析《白虎通义》的文本属性、其与谶纬的关系的基础上,总结分析其思想系统,考察《白虎通义》是如何继承和重建汉代经学哲学的天人之学、礼乐之教和王道天下意识精神,并将其体系化的。从汉武帝诏贤良对策开始,就体现出汉家追求政治文化思想最高原则纲领的追求,这条线索在汉代一脉相承,但受章句繁杂和谶纬勃兴的影响,这条纲领性原则的脉络反而被淹没不显,召开白虎观会议成为一种必要。根据文献考察,《白虎议奏》与《白虎通义》篇幅差距很大,应该属于不同性质的文献,前者是皇帝主持五经会同的会议记录,后者则为体现了会议融合精神的选择撰集结果。《白虎通义》在建构礼学体系时一以贯之的思路是用阴阳五行来支持论述人世制度的合法性,并且明显受到了董仲舒“深察名号”“人副天数”主张的影响。《白虎通义》虽为经学综述,但是以国家制度为逻辑进行编排和展开,对于政治问题有着高度关涉,同时,《白虎通义》在引述五经时,礼类文献引用最多,具有综合性帝国礼典的属性。《白虎通义》吸收融合了谶纬之学,但又与神秘化的谶纬神学有所区别,体现着汉代天人之学的时代思潮,也具有一种经学和纬学之间的折衷精神。白虎观会议作为第一期经学时代的一次综合性尝试,其实践精神是可贵的,体现着汉代思想家对经学融合与总结的努力。《白虎通义》将汉代经学哲学精神体系化完成化,成为了一种大一统时代的秩序类型的符号化表达形式,垂范后世。
袁宝龙[3]（2021）在《汉宣帝时代的经学走向及其调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汉宣帝亲政适值公羊学理论与现实政治矛盾凸显之际,极端化的公羊学思想借助灾异现象对汉武帝创设的"霸王政"大加批判,隐然有动摇汉室基业之势。汉宣帝审时度势,卒以宏大的视野、过人的智慧解决这一问题:他基于官方层面对阴阳学理论予以认可,通过祯瑞祥兆来化解灾异带来的惊惧心理,并且把阴阳学理论改造为施行帝国政治的有力武器。不过,此举并没有彻底解决前述危机,未求得理论与政治的最终和解。有鉴于此,汉宣帝有意识地通过扶持谷梁学来修正公羊学对大一统政权的潜在威胁,为孝宣中兴格局的开创提供了强大助力。
石林林[4]（2021）在《刘逢禄《公羊》三世说研究》文中认为《公羊》三世说,为《公羊》学“三科九旨”之“张三世”的理论阐发。该说,从《春秋》经传原文的“三世异辞”,经过西汉董仲舒的“三等说”,直到东汉何休有关拨乱反正的历史政治思想,方才形成。关于“张三世”,董、何将其置于“通三统”后,而刘逢禄却将其变置为首例,以条例治经之法,大张《公羊》三世说,对后世影响深远。本文即以刘氏《公羊》三世说为主题,专项、深入、全面地探讨其形成、内容及影响。文章由四部分构成。第一章为刘逢禄的师友交往和治学方式,说明在乾嘉道时期,政治社会危机、实学思潮兴起,以及常州学派注重西汉经义、强调通经致用的时代背景中,刘氏常州家学及其师友,在为学精神、家学传承、治经方法等方面对其产生重要影响。《公羊》先师董、何以“辞”、“例”治经之法,更是其承继的对象。在此时代背景下,刘氏选择《公羊》学,以条例治经、窥见微言,阐发三世说,表达对政治、历史的理解和构想,明确经世致用的治学旨趣。第二章为“张三世例”的经传注解析和义例阐释,通过对该例进行细致分析,把握刘逢禄《公羊》三世说的核心。其经传注部分,体现刘氏对何氏《公羊》三世说的理解,包括三世的具体划分,依据血缘亲疏、恩义厚薄进行回溯的第一层义理和在顺流时间线中展开内外治理的第二层义理。其释曰部分,具体阐释刘氏《公羊》三世说,即其以“礼义”治世、达致太平,强调“亲亲”和“尊贤”,把握三世说的两层义理之内涵,且于此二义中,更注重以第二义为基础的阐释和发挥。更是以其广博深厚的家学、友论,结合诸多经典,联系天道与人事,抒发其对时代兴衰、社会变迁的理解,从而将其《公羊》三世说的意涵上升到“天地之心”的文明根基中。第三章为刘氏《公羊》三世说的义例系统,探讨刘氏《公羊》三世说,如何以“张三世例”为核心,构建其作为礼义治法的三科九旨义例体系。具体来说,以“通三统”、“异内外”等其他“三科”之例,分别作为“张三世例”的政治实践方案和具体步骤,构成三世说的微言主旨。在此微言基础上,进一步将其扩展到“时月日例”、“爵氏名字例”、“褒贬讥绝例”等“九旨”书法,具体实现三世说以礼义治乱世的大义。同时,其他诸例亦体现刘氏《公羊》三世说中,通过“建亲”和“建贤”实现礼义政教的春秋新制。第四章为《公羊》三世说在刘氏之后的演变,先后阐述了《公羊》是说经后世《公羊》家,如龚自珍、魏源、廖平、康有为等人的承继,得到契合其各自时代思潮的理解和创释。
辛欣[5]（2021）在《1644-1949《楚辞·九歌》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汉代以来,历代诸家对于《楚辞·九歌》的研究从未止歇,无论是从义理、词章,还是考据,亦或文化思想方面,都做了相当多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通观来看,这些研究或是裹挟于《楚辞》学史之下不够深入或深讨细节于《九歌》的具体篇章而不够宏观,或仅仅呈现于某一个作家的《九歌》研究中较为局限,因此,针对《九歌》研究这一命题始终未形成一个单独的学术体系,更未能从宏观、微观、纵横性对比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本文以时间为线索,沿着学术思潮发展的走向,以1644年即清代以来《楚辞·九歌》研究为核心,分成上、下两编,上编为清代古典学术总结期的《楚辞·九歌》研究;下编为古典向现代学术转型期的《楚辞·九歌》研究,具体则以清代前期、清代中期、清代晚期、清末民初以及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的《九歌》研究几个方面进行探寻,对清以来三百年的《楚辞·九歌》研究进行梳理与评述,以期揭示出不同时段研究之特征、变化,发现其内在规律。本论文除绪论外包括五章内容。其各章内容如下:绪论部分介绍了清代以来《楚辞·九歌》研究的缘起与探究意义,并回顾综述了近40年学术界关于清初、清中期、清末的《九歌》研究现状,针对其不足提出了展望,最后阐述本文的研究方法、研究路线、重难点以及创新点。第一章清代前期的《楚辞·九歌》研究。主要分为明末清初与康雍时期两个时间节点进行探讨。明末清初的遗民诸老如钱澄之、王夫之等人将故国之思寄托于论注《楚辞·九歌》之中,抒发对故国的眷恋,且面对理学的空疏弊象,以考经证史之法,以经世致用为宗旨治学研屈。康雍时期,统治阶级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有所转变,忠孝节义之观念与程朱理学的教义依然处于思想的正统地位,一些理学名臣如李光地、林云铭等人,通过涉足楚辞研究,意欲以注骚来宣达性理、提倡儒学,发挥了性理道德和自我意识的观念。清代前期的《楚辞·九歌》的研究与其所处的社会背景息息相关,在楚辞学术史上呈现出具有清初时代印记的鲜明特点。第二章清代中期的《楚辞·九歌》研究。主要以乾嘉考据学派研究为主,同时兼有文脉一派。乾嘉两朝,研屈学者如蒋骥、戴震、胡文英、王念孙父子等人凭借考据学训诂、考证的方法,以谦逊质朴、谨严务实的治学态度融汇于楚辞学研究中,其中不乏大家之作。乾嘉朴学的繁荣也促进了《楚辞·九歌》研究新发展,在整个楚辞学史上呈现鼎盛之态。此时期也出现了主张文脉一脉的学者,如屈复、刘梦鹏、陈本礼,他们在研究中更加专注于文本自身的探究,从《楚辞》的章法入手,对文章的脉络进行梳理,从而避免了文气的割裂,能够更好地阐释篇旨文义。清代中期的楚辞研究善于运用乾嘉考据学理论和章句文脉之论进行治骚,对楚辞学发展进一步演绎,呈现出与清代前期完全迥异的精神风貌,成就楚辞学史上辉煌鼎盛之时。第三章清代晚期的《楚辞·九歌》研究。面对“西学东渐”的影响,仍有一些学者用行动、思想和着述坚守古人之成规,希望用自己的力量守住中国古典传统的血脉和精义。在对《楚辞·九歌》的注疏中,刘熙载用《艺概》传播了中国传统的文艺学理论、俞樾以《俞楼杂纂》承接并阐扬了乾嘉考据学、王闿运的《楚辞释》则秉持今文经学的公羊学主张。三人作为古典的士大夫,通过对楚辞学的探究使旧调重新演绎,共同奏响出传统楚辞学的嫋嫋余音,与近代中后期的求新、求变的学术思潮遥相呼应,使传统楚辞学继续前行,在中国楚辞史上留下光辉的一笔。第四章清末民初的《楚辞·九歌》研究。此时的楚辞学生发了巨大的历史性新变。随着“西学东渐”思想的不断传播,近代西方的地理学、政治学、哲学、戏剧理论、文艺理论等学术理论、学术主张被逐渐纳入到我国的学术浪潮中。支持新学的一派代表如马其昶、刘师培、王国维、梁启超等学者用新的文学理论和开阔的思维方式,拓展出前所未有的治骚视野,使楚辞学研究在近代后期至现代学术的背景下呈现出与时俱进、辉光日新的繁荣景象,更使《楚辞·九歌》在此时期展现出中西交融、新意迭起的全方位的新变特征,在中国楚辞史中大放异彩,奏鸣出时代焕化的嘹亮凯歌,并且承前而启后,为“五四”以后的现代化楚辞学发展创造条件,开辟新境,是中国楚辞史上极具冲击力的关键一环。第五章“五四”以后的《楚辞·九歌》研究。此时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迅速,学术思想在延续着近代“西学东渐”思潮的基础上加入了民主科学等进步理论。《楚辞·九歌》的研究在上一阶段基础上继续开拓,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更加丰硕的多元化局面。在闻一多、郭沫若、刘永济、游国恩等人的努力下,它既有完全继承传统乾嘉考据学风的研究内容,又有传统与现代相结合,更有充分吸收西学思想的《九歌》研究着作的出现。因此,此时期的楚辞学发展可谓是对近代楚辞学研究之余续与拓展。
韩团结[6]（2020）在《汉代奏议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奏议主要是指臣子上呈君主的官方文书,属于应用型的上行公文。狭义的奏议主要指书面奏议。广义的奏议还包括口头性的奏言,以及被整理后的书面性奏言。本文以两汉奏议为研究对象,分析奏议产生的重要制度——论政制度,对奏议的生成、运作、存储、类别、格式、论政话语等问题进行探讨,并对奏议引用“五经”的情况进行考察,分析奏议的文学特色,以及奏议与几种文体之关系,阐述奏议在汉魏六朝时期的收录、流传和经典化问题。除去绪论和结语,本文的主体部分共分为六章:第一章,汉代的论政制度与奏议的产生机制。论政制度是我国古代国家治理中的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也是奏议产生的重要机制。本章主要以两汉史料中出现的众多论政案例为基础,首先对“论政”进行释义,列举了论政活动的主要参与形式,然后通过分析论政活动的参与形式归纳出论政活动的三个类型,即奏议论政、召对论政、集议论政,并分别进行了系统阐述。通过对论政活动的五个构成要素的考察,发现三个论政类型中的联系和区别。然后,分别对三个论政类型的程序进行了总结,发现它们存在一定的交叉。若议题事关重大,可能需要多轮的论政过程,其程序就会变得异常复杂,使三类论政程序都出现一些变体程序。最后,在三种论政程序及变体程序的基础上,归纳总结出汉代论政活动的系统程序。第二章,汉代奏议与汉代论政话语。本章主要以两汉奏议为基础,从奏议的作者、文本形态、制作来考察奏议的撰写;从奏议的上奏方式、传递程序、处理程序、下发程序来考察奏议的运作;从奏议的存储地点来考察奏议的存储。汉代奏议主要有章、奏、表、议四类,通过分析其内容,考察它们在功能上的异同。根据奏议丰富的内容,归纳出奏议论政的范围,并将其划分为十大类。然后,通过现存文献、出土文物、遗留碑刻等来考察奏议的书写材料以及文字排列形式,并对章、奏、表、议的格式以及文本结构进行详细的分析和总结。最后,通过奏议的文本内容,总结出奏议中常见的四种论政话语,并详细考察它们在奏议中发挥的作用。第三章,汉代奏议引“五经”考辨。两汉的经学非常发达,汉赋、散文、诏令、奏议等对“五经”的征引也非常普遍。本章主要以奏议的文本内容为基础,系统统计了两汉奏议引用《诗》《书》《礼》《易》《春秋》及“三传”的情况,从不同时期的引“经”数量总结出引“经”的特点。根据奏议引“经”的情况,探讨经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然后,将奏议所引“五经”的内容与今本“五经”逐条比对,将出现的“异文”进行统合并考察其原因。最后,根据奏议引用“五经”的具体情况,总结出奏议引用“五经”的三种方式。另外,对奏议引用“五经”的目的也进行了详细的说明。第四章,汉代奏议的文学特色。两汉奏议文附属于现实政治,“政事”公文的文体属性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但是,数量庞大的奏议依旧表现出了鲜明的文学特色。本章主要从修辞手法、语言风格和文体风格三个方面进行论述。两汉奏议普遍使用各种修辞手法,使奏议在说理的同时又强化了感染力和说服力。奏议语言总体上呈现出“典雅”的风格,奏议引“经”过程中多次“取义”和“取辞”是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由于今古文经学在经文以及阐述经义等诸多方面的差异,以及两者在两汉的发展情况不同,使西汉奏议之“雅”具有繁琐、拘谨、古朴的特点,东汉奏议之“雅”具有简明、通脱、华丽的特点。另外,政治形势的变化也会影响文人的心态,文人心态的变化又反映在奏议文中,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文风。第五章,汉代奏议与几种文体之关系。奏议的作者不仅写作奏议,大多兼擅众体。因此,奏议文学特色的形成并非孤立,与文体之间的相互渗透也存在一定关联。本章通过将汉代奏议分别与汉代政论散文、汉赋、汉颂进行比较,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的诸多共性。汉代奏议与政论散文在讨论问题、文体风格、语言风格方面均表现出了相似性的特点;汉代奏议与汉赋在讽谏功能、关注问题的广泛性方面比较相似,写作手法方面具有互渗性;汉代奏议与汉颂在政治功能、语言风格方面具有相似性,写作手法方面具有互渗性。奏议与政论散文、汉赋、汉颂之间的诸多相似性,对奏议文学特色的形成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第六章,唐前汉代奏议的收录与流传。奏议文书经过君主处理完毕之后,原件由官府存储形成档案资料。两汉的奏议数量庞大,且能够流传至今,离不开汉魏六朝的志士仁人持续对其进行的收录和传播工作,这一过程也是奏议文本经典化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章分别从两汉时期、魏晋时期、南北朝时期,以列表的形式展示了两汉奏议在经部文献、史部文献、子部文献、集部文献中的保存情况,并分别总结了各个时期的特点。最后,对奏议在唐前的经典化问题进行了论述,认为其与政治家的欣赏与排斥、史学家的选录与传承、文学家的收录与征引、文选家的筛选与淘汰、文论家的总结与评点密切相关。
周小宁[7]（2020）在《齐鲁士人与昭宣之治》文中研究说明西汉是儒家经学形成的时代,齐鲁之邦是儒家思想的发源地。汉武帝“独尊儒术”、“置五经博士”、“举孝廉”是汉家“王霸”之术在取士制度上的必然选择,士人阐释儒家经典的话语获得了霸权地位,齐鲁由此成为“万方中毂”之地。昭宣短祚,承武末亡国之失,士人阶层在此断裂时期实现了质的平稳的变革。昭宣时期的士人最终转型为承担着儒家正统意识形态的兼具文化活动和行政事务的“士大夫”官僚阶层。齐鲁士人代际承习儒学的传统,使其获得了入阁登坛的地域文化优势。昭宣时期宣扬“王道”的齐鲁士大夫成为政治文化的创造者、政治决策的参与者、政治势力的组织者,发展为朝廷新生的中坚力量,调和着社会的统治危机。昭宣时期的盐铁会议与石渠阁会议是齐鲁士人真正意义上的集体参政,是儒家意识成为汉代正统意识进程中的关键插曲。“盐铁会议”是对武帝末期亡国之失的一次拨乱反正,汉廷统治开始表现出“守文”之势。盐铁会议上的郡国士人与“有司”共商国是,开启后世士大夫政治体制的滥觞。“石渠阁会议”中的齐鲁士人,“通经”“致用”于孝宣时政,流化天下,致于洽平。“石渠阁会议”由宣帝亲裁,是一次完全意义上的制宪会议,在西汉中后期政治“守文”转型的过渡中起到稳定器的作用。两次会议共同推进了帝室与士大夫共天下局势的形成,从而构建出“士人政府”的政权组织形式。齐鲁士人在政治角逐中,不断影响着政治制度和政治形态的发展,反之,随着帝国政治体制的波动变迁,齐鲁士人逐渐转化为汉廷统治中特殊的政治势力。齐鲁士人与“士大夫”政治体制的良性互动,将儒家的“礼治”精神与帝国的“法治”精神牢牢地结合起来,强化了“大一统”的国家政治意识,催生了“昭宣中兴”。
江雪[8]（2020）在《东汉《春秋》经传政治功能研究 ——以《后汉书》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春秋》是两汉经学中的显学,广泛应用于社会各个层面,《春秋》经传体现出的政治原则普遍为君臣所遵守,将其作为议政依据。《后汉书》中记载的东汉诏令奏议、君臣言辞中就征引了大量与《春秋》经传有关的内容,这些征引内容为我们提供了认识《春秋》经传在东汉政治活动中作用的新视角。从先秦及西汉着作所引《春秋》涵义看,《春秋》逐渐从泛史书意义上的《春秋》凸显出来,但是《春秋》三传的名称尚未完全从《春秋》中分离出来,他们没有将《春秋》经与三传区分开,引三传而常称《春秋》。在经历了先秦和西汉的发展之后,《后汉书》中所载《春秋》的涵义呈现出一种新的特点,引用时明确经、传,《春秋》经传的名称已基本分离。前人标举“仲尼成《春秋》,乱臣贼子惧”,此说虽然夸大了《春秋》的作用,但据实而论,汉代人确实没有把《春秋》经传当成空洞的理论,而是将《春秋》经传实实在在地付诸实践。两汉社会经义至上,经过汉儒和谶纬之说的发挥,《春秋》更加的政治化和神学化,具有深厚的政治价值,成为一部至高无上的法典,在决狱、断事领域广泛应用;除此之外,大臣、儒者还会借用《春秋》所记载的灾异,与现实发生的灾异相结合,劝谏君主,解决现实中存在的政治问题。《春秋》被司马迁称之为“礼义之大宗”,加之“三传”对“礼”的强调,以及《春秋经》中大量与“礼”有关的记载,《春秋》经传在东汉被广泛用来参与宗庙谱序、继承废立等“礼”学问题的讨论。东汉学者对《春秋》经传的引用没有严格的今古文限制,《左传》虽然没有立于官学,但是《左传》在东汉是今、古文经学兴衰沉浮的一个显着向标,其地位也在不断地升高,呈现出崛起之势。
朱琳[9]（2020）在《《春秋公羊疏》专题研究》文中指出继《春秋》经、传、解诂之后,唐人徐彦作《春秋公羊疏》一书,既对《春秋》公羊经传进行疏通,又对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进行诠释,体现了《春秋》公羊学自魏晋南北朝至唐代的发展历程。本文围绕《春秋公羊疏》的文本展开,通过定量统计法和比较法等研究方法,对《春秋公羊疏》的文本内容进行专题研究。除绪论和结语外,本文主要分为五部分,第一章介绍全书义例,通过对三类十一例的剖析,指出全书具有《春秋》常理类、语句来源类、沿用原例类等三大类,其下可以分为十一个小类,即“凡”例、“《春秋》之例”、“故须解之”例、疑惑难解例、引书例、“旧说”例、“起”例、“录”例、“省文”例、“讳、贬、恶、责”例、“善恶、轻重”例,并总结出多例共解、交叉用例、一例多现的用例特色。第二章研究全书校勘,考察徐彦校勘的内容与方式。发现徐彦校勘大量的讹字、异文、衍文、脱文,并科学运用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四种方式,为研究公羊学着作提供文本参考。第三章研究全书训诂,分析徐彦疏的训诂内容、方式和特色,发现训诂内容分为疏证词意、考订字音、解释语法、考释名词、辨析字义、专解何意等六类。训诂方式有直陈语义和观境为训两种。训诂的特色有四个方面,即形式统一,内容明朗;三传并用,兼采多家;态度审慎,鲜少发明;详略得当,时有重复。另外,通过与何休解诂比较可以发现,徐彦的训诂内容更为全面、形式更为系统、疏解更为严谨,可以看出徐彦为了争取更好的阅读体验,扫除了大量的语言文字障碍。第四章专门研究徐彦疏引用谶纬的情况,透过引书的内容及数量规模可知,徐彦引书具有书目相互支持、种类多范围广、引书名称不定、引书侧重明显等特点。重点研究了《春秋公羊疏》引用谶纬的内容与徐彦观点间的联系,通过对所引易纬、礼纬、春秋纬、孝经纬等内容的研究,分析徐彦所代表的公羊学思想观点。第五章立足于公羊学派的根基——以“天人感应”为基础的灾异倾向,对疏文中和灾异有关的内容进行专门研究,分析得出春秋时期君权更迭、政治不端、女德不正、国家战争这四个灾异诱因,解析了统治阶级祭祀祷告、君主自省、实际措施这三种类型的应对方式,探究“天人感应”这一学说的实用价值,以此考察徐彦灾异思想背后的政治观,最后对徐彦《春秋公羊疏》的价值做出总结。
潘妮妮[10]（2019）在《汉初混合政体与儒家制度化的“间隙显现”——中华帝国初期政治发展的一种观察角度全文替换》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汉朝是中国传统政治要素形成的关键年代。汉朝前期最重要的政治文化事件是儒学制度化。如果把这一时期视为一次重大权力结构转型和一种新兴政治发展的实践过程,在这个转型中儒家推动了一个主动的"间隙显现（intersticial emergence）"的过程。在汉朝初期设计的兼具"周政"和"秦政"的混合政体结构中并没有儒家的位置,但随着混合政体内中央集权和分封元素间的紧张持续累积,儒家的边缘位置反而使它成为一种连接中介政治领域内诸要素、建立新的权力网络的潜在资源,将集权的目标转换成有效的政治和社会组织手段,同时赋予政治权力可欲性和延展的韧性,从而成为了中国政治历史结构和权力互动冲突的核心组织机制。涉及汉朝前期历史的传世文献呈现了这样一个间隙显现到儒家制度化的清晰过程。
二、公羊学与汉代政治文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公羊学与汉代政治文化（论文提纲范文）
（1）“大统”天下时代的中国与世界 ——廖平“大统”经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言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廖平生平与着述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基本问题说明:题目与章节解义 |
| 六、创新点说明 |
| 第一章 民族危机下的近代经学流派 |
| 第一节 晚清古文经学的经世策——以孙诒让和曹元弼为例 |
| 一、《周礼政要》——孙诒让的经世书 |
| 二、孝为政教本原:曹元弼的经世策 |
| 三、古文经学的经世特点 |
| 第二节 作为理学家的唐文治的性理救世说 |
| 一、性理为本 |
| 二、性理学的救世之策 |
| 三、国性与天下 |
| 第三节 宋育仁的经学与建国 |
| 一、《孝经》:文明的发生 |
| 二、《周礼》:政治文明的创设 |
| 三、《春秋》:宋育仁的天下 |
| 第四节 廖平时代的经学发展 |
| 第二章 廖平的“大统”天下 |
| 第一节 大统先声:廖平的王统疆域论 |
| 一、小王天下的疆域与结构 |
| 二、小王天下与《谷梁》《王制》 |
| 三、大王天下的疆域 |
| 四、小王、大王之局的中国、天下变化 |
| 第二节 新天下时代——大统“九帝”说 |
| 一、方三万里之新天下 |
| 二、九千里一州说 |
| 三、各为中国、互为四夷:大统格局的起始九帝说 |
| 四、九帝说与文明冲突论 |
| 第三节 九帝后的帝统天下格局 |
| 一、四帝天下 |
| 二、五帝天下 |
| 三、二帝天下 |
| 第四节 大同的实现——皇统天下 |
| 一、皇统的天下结构 |
| 二、皇统天下的三皇之局 |
| 第五节 秦制的经学说明:廖平大同天下的王畿制度 |
| 一、古代对秦制的认识 |
| 二、廖平的秦制认识 |
| 三、学校与选举 |
| 四、王畿封国——秦制肯定的关键 |
| 五、廖平肯定秦制的现实意图 |
| 第三章 大统新天下时代的中国中央官制 |
| 第一节 作为小统论的《王制》中央官制 |
| 一、廖平改定《王制》的过程 |
| 二、天子之礼 |
| 三、《王制》之冢宰 |
| 四、《王制》之司空 |
| 五、《王制》之司马 |
| 六、《王制》之司徒 |
| 第二节 廖平《王制》官制的制度精神 |
| 一、官政 |
| 二、养在教先,教为政鹄 |
| 三、为民政治 |
| 四、审慎政治 |
| 第三节 帝统中央官制 |
| 一、古代的《周礼》冬官论 |
| 二、廖平帝制五官说的确立过程 |
| 三、天六人五之职官结构 |
| 四、官联结构与官属结构 |
| 五、帝制五官 |
| 第四节 大争时代的制度选择——从王制三公到帝制五官的经学治理意图 |
| 一、帝统时代的性质 |
| 二、冢宰之变 |
| 三、天子之变 |
| 四、司空代冢宰义 |
| 五、民智与士智——司徒教化之责的更替 |
| 六、小结 |
| 第五节 皇制大同时代的官制:六相制度 |
| 一、由人而天:皇统官制的性质 |
| 二、皇制六官 |
| 三、六官与帝制五官、王制三公 |
| 总论 |
| 第四章 经学史中的廖平经学 |
| 第一节 从汉代经学的历史化特征看廖平经学的性质 |
| 一、郑玄经学:经学的历史方法 |
| 二、汉代今文经学:寓言与微言 |
| 三、廖平经学的性质重订 |
| 第二节 修身之义与典制之书——从廖平与朱熹的经学观比较看廖平的经学史意义 |
| 一、修身与典制:朱熹与廖平对经学主旨的认知差异 |
| 二、《大学》与《王制》:朱子与廖平的经学文本纲领 |
| 三、朱子、廖平经学体系建构的完成 |
| 四、廖平、朱子经学范式的意义 |
| 第三节 新天下时代的廖平经学特质 |
| 一、经学体系的主动建构 |
| 二、经学独立性的看重与建设 |
| 三、廖平经学对中国历史的积极性理解 |
| 四、国家富强、民族独立的价值与天下主义的关怀 |
| 第五章 廖平经学与现代 |
| 第一节 现代经学的制度经世路径—廖平与现代经学的关系 |
| 一、行意与史佚:《今古学考》之后 |
| 二、孔子制度抑或儒者理想——现代今文家谈中国制度 |
| 三、中国制度的历史辩护——现代古文家谈中国制度 |
| 四、现代经学的经世之路与中国的制度选择 |
| 第二节 廖平经学与传统学术发展的可能性 |
| 一、复兴中的中国 |
| 二、廖平经学“大统论”的当代可能性 |
| 总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白虎通义》与汉代经学哲学精神的重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引言 |
| (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2) 研究现状与研究方法 |
| 二、白虎观会议的历史背景 |
| 三、《白虎通义》之文本 |
| (1)《白虎通义》的文献学问题 |
| (2) 《白虎通义》的文本属性 |
| 四、《白虎通义》对汉代经学哲学精神的重建 |
| (1) 汉代经学哲学精神的内涵 |
| (2) 《白虎通义》重建汉代经学哲学的要点 |
| (3) 《白虎通义》与谶纬之关系 |
| 五、结语: 《白虎通义》的历史意义 |
| 参考文献 |
| 1、着作类 |
| 2、期刊类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汉宣帝时代的经学走向及其调整（论文提纲范文）
| 一、昭宣之际公羊学理论与现实政治的矛盾 |
| 二、汉宣帝对阴阳学理论的转化与借用 |
| 三、汉宣帝时代的经学调整及其影响 |
（4）刘逢禄《公羊》三世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意义 |
| 二 研究综述 |
| 三 研究创新点及方法 |
| 第一章 刘逢禄的师友交往和治学方式 |
| 第一节 常州师友 |
| 一 庄存与 |
| 二 庄述祖 |
| 三 张惠言 |
| 第二节 远绍董何 |
| 一 董仲舒:“《春秋》无通辞” |
| 二 何休:“略依胡毋生条例” |
| 第三节 条例治经 |
| 一 研习《公羊》 |
| 二 以例解经 |
| 第二章 “张三世例”的经传注解析和义例阐释 |
| 第一节 “张三世例”经传注解析:何氏《公羊》三世说 |
| 一 概况 |
| 二 “三世”的划分 |
| 三 三世说的第一层义理 |
| 四 三世说的第二层义理 |
| 第二节 “张三世例”义例阐释:刘氏《公羊》三世说 |
| 一 “缘礼义以治太平” |
| 二 “推原终始之运” |
| 第三章 刘氏《公羊》三世说的义例系统 |
| 第一节 “张三世例”通“三科” |
| 一 “通三统例”:王道政治的实践方案 |
| 二 “内外例”:王化德治的具体进程 |
| 第二节 “张三世例”通“九旨” |
| 一 “时月日例” |
| 二 “爵氏名字例” |
| 三 “褒讥贬绝例” |
| 第三节 “张三世例”通旁例 |
| 一 “封建之基,郡县之法” |
| 二 “《春秋》之制”:建亲与建贤 |
| 第四章 《公羊》三世说在刘氏之后的演变 |
| 第一节 龚自珍和魏源的三世说 |
| 一 龚自珍:八政言三世 |
| 二 魏源:别开阃域论三世 |
| 第二节 廖平和康有为的三世说 |
| 一 廖平:三世精意在远近 |
| 二 康有为:三世进化至大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5）1644-1949《楚辞·九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s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一、论题研究的缘起 |
| 二、论文的目的与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回顾与展望 |
| 一、研究回顾 |
| (一)清代前期“遗民学者”的《九歌》研究 |
| (二)清代中期“乾嘉学派”的《九歌》研究 |
| (三)清末以降“西学东渐”的《九歌》研究 |
| 二、研究展望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第四节 研究重难点与创新点 |
| 一、研究重点 |
| 二、研究难点 |
| 三、研究创新点 |
| 上编 清代古典学术总结期的《楚辞·九歌》研究 |
| 第一章 清代前期的《九歌》研究 |
| 第一节 清初的学术思想与《九歌》 |
| 一、清初的社会文化发展与学术思想变迁 |
| 二、清初的楚辞学发展与《九歌》研究 |
| 第二节 明末清初的经世遗民与《九歌》 |
| 一、钱澄之《九歌》研究 |
| (一)《屈诂》中《九歌》的注解特征 |
| (二)《屈诂》中《九歌》的“诗意”特点 |
| 二、王夫之与《九歌》 |
| (一)《楚辞通释》中《九歌》的评注特征 |
| (二)《楚辞通释》中《九歌》的楚俗解读 |
| 第三节 康雍时期的学人着述与《九歌》 |
| 一、李光地的《九歌注》研究 |
| 二、林云铭《楚辞灯》中《九歌》评注 |
| (一)逐句分疏、笺品宜彰 |
| (二)文脉分明、时文运用 |
| (三)择善纠缪、情景融合 |
| 三、徐焕龙之《九歌》研究 |
| (一)勿牢陈说、理精而确 |
| (二)注重章法与比兴 |
| 小结 |
| 第二章 清代中期的《九歌》研究 |
| 第一节 清代中期的学术思想与《九歌》 |
| 一、清中叶的社会文化演进与乾嘉学术思想 |
| 二、清中叶的楚辞学鼎盛与《九歌》研究 |
| 第二节 乾嘉时期的朴学繁荣与《九歌》 |
| 一、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之《九歌》研究 |
| (一)《九歌》正文评注特征 |
| (二)《馀论·九歌》评解 |
| 二、戴震《九歌》研究 |
| (一)《屈原赋注》之《九歌》注疏 |
| (二)《屈原赋注》中《九歌》的文学观点 |
| 三、胡文英《屈骚指掌》中《九歌》疏解 |
| (一)严谨务实、信而有征 |
| (二)简约谦逊、时文运用 |
| (三)阐发精义、创见迭起 |
| 四、王念孙父子的《九歌》研究 |
| (一)《读书杂志》中《九歌》训解 |
| (二)《毛诗群经楚辞古韵谱》中《九歌》研究 |
| 第三节 乾嘉时期的文脉之论与《九歌》 |
| 一、屈复《楚辞新注》与《九歌》研习 |
| (一)篇章脉络、悉从文气 |
| (二)肯定前注、出人意表 |
| (三)临文不赘、善用寄托 |
| 二、刘梦鹏《九歌》疏解 |
| (一)独出机杼、不拘格套 |
| (二)文脉梳理、以意逆志 |
| 三、陈本礼《屈辞精义》中《九歌》研究 |
| (一)探析章法、阐扬奥义 |
| (二)探赜诗意、时见慧心 |
| 小结 |
| 第三章 清代晚期的《九歌》研究 |
| 第一节 清代晚期的学术思想与《九歌》 |
| 一、晚清的社会文化变革与传统学术思想保留 |
| 二、晚清的楚辞学旧调与《九歌》研究 |
| 第二节 道咸时期的学术复古与《九歌》 |
| 一、刘熙载《艺概》中《九歌》研究 |
| (一)“真博必约”的《九歌》研究方法 |
| (二)“朴至深远”的《九歌》研究内涵 |
| 二、俞樾《俞楼杂纂》的复兴古学与《九歌》考辩 |
| (一)《读楚辞》中“因文见道”的《九歌》训诂 |
| (二)《楚辞人名考》中的《九歌》名物解读 |
| 三、王闿运《楚辞释》中《九歌》臆注 |
| (一)不拘古人、善标新说 |
| (二)对《九歌》的政治化阐释 |
| (三)求其比附、以释作意 |
| 小结 |
| 下编 古典向现代学术转型期的《楚辞·九歌》研究 |
| 第四章 清末民初的《九歌》研究 |
| 第一节 清末民初的学术思想与《九歌》 |
| 一、清末民初的社会文化衍变与西学思想东渐 |
| 二、清末民初的楚辞学新声与《九歌》研究 |
| 第二节 同光以降的学术巨变与《九歌》研究 |
| 一、马其昶《屈赋微》中《九歌》研究 |
| (一)“博采众说、折衷去取”的《九歌》评注特征 |
| (二)“真知其文、发其指趣”的《九歌》内涵阐释 |
| 二、刘师培的新学引入与《九歌》研究 |
| (一)地理文化视域下《南北文学不同论》中《九歌》探究 |
| (二)《楚辞考异》中《九歌》异文阐释 |
| 三、王国维的西学接受与《九歌》研究 |
| (一)南北文化分析与《屈子文学之精神》阐释 |
| (二)《宋元戏曲考》中《九歌》之戏剧萌芽论 |
| (三)《人间词话》中《九歌》的词体特征联想 |
| 四、梁启超的近代文艺观与《九歌》研究 |
| (一)《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中楚辞文献整理与《九歌》涉猎 |
| (二)《屈原研究》中楚辞文学观念与《九歌》探寻 |
| (三)地缘理论与屈原思想阐析 |
| 小结 |
| 第五章 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的《九歌》研究 |
| 第一节 近代末至现代的学术思想与《九歌》 |
| 一、五四运动至建国时期的现代化发展与学术思想多元化 |
| 二、五四运动至建国时期的楚辞学开拓与《九歌》研究 |
| 第二节 近现代时期的学术演进与《九歌》研究 |
| 一、闻一多楚辞研究诸作中《九歌》论及 |
| (一)对《九歌》考据学运用的字词训解 |
| (二)对《九歌》背景阐释的文化综合阐析 |
| 二、郭沫若的屈原与《九歌》研究 |
| (一)屈原研究 |
| (二)《九歌》论译 |
| 三、刘永济的传统治学与《屈赋通笺》中《九歌》研究 |
| (一)对《九歌》解题、训诂之审定 |
| (二)对《九歌》属性之剖析与情感体悟 |
| 四、游国恩楚辞学研究中《九歌》论列 |
| (一)《楚辞》概观 |
| (二)《九歌》诸论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6）汉代奏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历史和现状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关于本论题的几点说明 |
| 第一章 汉代的论政制度与奏议的产生机制 |
| 第一节 论政活动的参与形式 |
| 一、论政的本义 |
| 二、私议与公论 |
| 第二节 论政活动的类型 |
| 一、奏议论政 |
| 二、召对论政 |
| 三、集议论政 |
| 第三节 论政活动的要素 |
| 一、时间 |
| 二、地点 |
| 三、参与人 |
| 四、议题 |
| 五、责任人 |
| 第四节 论政活动的程序 |
| 一、奏议论政的程序 |
| 二、召对论政的程序 |
| 三、集议论政的程序 |
| 第二章 汉代奏议与汉代论政话语 |
| 第一节 汉代奏议的生成要素 |
| 一、奏议的作者 |
| 二、奏议的文本形态 |
| 三、奏议的制作 |
| 第二节 汉代奏议的运作和存储 |
| 一、奏议的上奏方式 |
| 二、奏议的宫内传递程序 |
| 三、奏议的处理程序 |
| 四、批复性奏议的下发程序 |
| 五、奏议的存储 |
| 第三节 汉代奏议的分类、功能和论政范围 |
| 一、汉代奏议的文体分类及功能 |
| 二、汉代奏议的论政范围 |
| 第四节 汉代奏议的格式 |
| 一、奏议的载体及文字排列形式 |
| 二、章、表、奏、议的文本格式 |
| 三、奏议的文本结构 |
| 第五节 汉代奏议的论政话语系统 |
| 一、历史话语 |
| 二、经学话语 |
| 三、灾异话语 |
| 四、谶纬话语 |
| 第三章 汉代奏议引“五经”考辨 |
| 第一节 汉代奏议引《诗》考辨 |
| 一、奏议引《诗》篇目分布 |
| 二、奏议引《诗》与《诗经》学及政治之关系 |
| 三、奏议引《诗》的方式 |
| 四、奏议引《诗》的目的 |
| 第二节 汉代奏议引《书》考辨 |
| 一、奏议引《书》篇目分布 |
| 二、奏议引《书》与《尚书》学及政治之关系 |
| 三、奏议引《书》的方式 |
| 四、《尚书》“异文”与《尚书》的版本 |
| 第三节 汉代奏议引《礼》考辨 |
| 一、汉代的“礼经”之名 |
| 二、奏议引“三礼”的篇目分布 |
| 三、奏议引《仪礼》与《仪礼》特点之关系 |
| 四、奏议引《周礼》及《周礼》与政治之关系 |
| 五、奏议引《礼记》及《礼记》与政治之关系 |
| 第四节 汉代奏议引《易》考辨 |
| 一、奏议引《易》篇目分布 |
| 二、奏议引《易》的方式 |
| 三、奏议引《易》及《易》学与政治之关系 |
| 四、奏议引《易》中的“异文”问题 |
| 第五节 汉代奏议引《春秋》考辨 |
| 一、奏议引《春秋》及“三传”篇目分布 |
| 二、奏议引《春秋》及“三传”的方式 |
| 三、奏议引《公羊传》与“公羊学”的兴衰 |
| 四、奏议引《谷梁传》与“谷梁学”的兴起 |
| 五、奏议引《左传》与《左传》的发展 |
| 六、奏议引《春秋》及“三传”与今本“异文”之考察 |
| 第四章 汉代奏议的文学特色 |
| 第一节 汉代奏议的修辞艺术 |
| 第二节 汉代奏议的语言风格 |
| 一、“雅”的造字原理及含义 |
| 二、奏议引“经”与奏议典雅风格之关系 |
| 三、两汉奏议之“雅”的差异性 |
| 第三节 汉代奏议的文风与文人心态 |
| 一、疏直激切、纵横恣肆:忧国患民 |
| 二、典雅醇厚、舒缓有致:端悫畏慎 |
| 三、骨鲠峻直、锋芒毕露:砥砺名节 |
| 第五章 汉代奏议与几种文体之关系 |
| 第一节 汉代奏议与汉代政论散文 |
| 一、讨论问题的趋同性 |
| 二、文体风格的相似性 |
| 三、语言风格的同步性 |
| 第二节 汉代奏议与汉赋 |
| 一、讽谏功能的相似性 |
| 二、关注问题的广泛性 |
| 三、写作手法的互渗性 |
| 第三节 汉代奏议与汉颂 |
| 一、政治功能的近似性 |
| 二、语言风格的一致性 |
| 三、写作手法的互渗性 |
| 第六章 唐前汉代奏议的收录与流传 |
| 第一节 汉代奏议在两汉时期的收录与流传 |
| 一、经部文献中的汉代奏议 |
| 二、史部文献中的汉代奏议 |
| 三、子部文献中的汉代奏议 |
| 四、集部文献中的汉代奏议 |
| 五、表现特征 |
| 第二节 汉代奏议在魏晋时期的收录与流传 |
| 一、经部文献中的汉代奏议 |
| 二、史部文献中的汉代奏议 |
| 三、子部文献中的汉代奏议 |
| 四、集部文献中的汉代奏议 |
| 五、表现特征 |
| 第三节 汉代奏议在南北朝时期的收录与流传 |
| 一、史部文献中的汉代奏议 |
| 二、集部文献中的汉代奏议 |
| 三、表现特征 |
| 第四节 汉代奏议的经典化 |
| 一、政治家的欣赏与排斥 |
| 二、史学家的选录与传承 |
| 三、文学家的收录与征引 |
| 四、文选家的筛选与淘汰 |
| 五、文论家的总结与评点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7）齐鲁士人与昭宣之治（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与现实意义 |
| 一、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汉代“士人”问题研究 |
| 1、“士”的概念及分化问题 |
| 2、“士大夫”政治体制问题 |
| 3、“儒生”与文吏问题 |
| 4、“士”与儒生关系 |
| (二)“盐铁会议”与齐鲁士人问题研究 |
| 1、“盐铁会议”历史背景及会议性质问题研究 |
| 2、“盐铁会议”内容问题研究 |
| (三)“石渠阁会议”与齐鲁士人问题研究 |
| 1、会议召开的时间 |
| 2、会议召开的原因 |
| 3、会议的性质和意义 |
| 4、会议的博士官设置 |
| 二、齐鲁士人的历史渊源 |
| (一)汉代的士人群体 |
| 1、“士人”的代际演变 |
| 2、“士人”的地域流变 |
| (二)齐鲁士人与齐鲁儒学 |
| (三)昭宣时期的齐鲁士人 |
| 三、齐鲁士人与“盐铁会议” |
| (一)“盐铁会议”的召开 |
| 1、武末昭初的社会危机 |
| 2、会议召开的导火线 |
| (二)参会齐鲁士人生平概述 |
| 1、丞相田千秋的生平 |
| 2、贤良魏相的生平 |
| (三)齐鲁士人的会议发言及动态 |
| 1、齐鲁士人的会议发言 |
| 2、齐鲁士人在会议上的动态 |
| (四)齐鲁士人会后的走向 |
| 四、齐鲁士人与“石渠阁会议” |
| (一)会议弁言——士人与嗣统 |
| (二)会议序章——宣帝与鲁学 |
| (三)会议正论——士人与经学 |
| 1、梁丘临与《易》学 |
| 2、欧阳、林、周与《书》学 |
| 3、萧望之、韦玄成与《礼》学 |
| 4、严彭祖与《公羊春秋》学 |
| (四)会议后记——士人与博士官 |
| 结束语 |
| 附:昭宣时期的齐鲁籍士人表 |
| 参考文献 |
| (一)古籍 |
| (二)今人着作 |
| (三)期刊论文 |
| (四)学位论文 |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8）东汉《春秋》经传政治功能研究 ——以《后汉书》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及意义 |
| 二、研究史回顾 |
| 三、研究重点和难点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后汉书》中对《春秋》经传的援引 |
| 第一节 《后汉书》中《春秋》的涵义及援引方式 |
| 一、《后汉书》中对《春秋》的援引方式 |
| 二、《后汉书》中《春秋》的涵义 |
| 第二节 《后汉书》中对《春秋》三传的援引方式 |
| 一、对《左传》的援引 |
| 二、对《公羊传》、《谷梁传》的援引 |
| 第三节 从《后汉书》所引看《春秋》学在东汉的发展 |
| 一、经传名称基本分离 |
| 二、《春秋》学依然是显学 |
| 第二章 东汉《春秋》经传的决狱、断事功能 |
| 第一节 《春秋》经传决狱、断事的背景 |
| 一、汉代经义至上的社会背景 |
| 一、汉代经义至上的社会背景 |
| 三、《春秋》的“法典化”属性加强 |
| 第二节 以《春秋》经传决狱 |
| 一、东汉《春秋》经传决狱的原则 |
| 二、东汉以《春秋》经传决狱的得失 |
| 第三节 以《春秋》经传断事 |
| 一、制定政令、策略 |
| 二、举荐、弹劾官吏 |
| 三、定帝后、太子的废立 |
| 第三章 东汉《春秋》经传的“礼”学功能 |
| 第一节 《春秋》经传的“礼”学本质 |
| 一、《春秋》的“礼”学本质 |
| 二、《春秋》三传对“礼”的强调 |
| 第二节 《春秋》经传的议礼作用 |
| 一、依《春秋》经义定宗庙谱序 |
| 二、依《春秋》经传议大臣是否行三年之丧 |
| 三、以《春秋》善祭祀 |
| 四、以《春秋》正“君臣尊卑” |
| 五、以《春秋》劝谏不合礼行为 |
| 第四章 以《春秋》经传说灾异 |
| 第一节 以《春秋》经传说灾异的背景与原因 |
| 一、灾害频发的两汉社会 |
| 二、两汉政治监督的需要 |
| 三、公羊学家对《春秋》灾异的阐释传统 |
| 四、谶纬的兴盛 |
| 第二节 以《春秋》经传说灾异的政治功能 |
| 一、皇帝罪己 |
| 二、借灾异劝谏皇帝 |
| 第五章 东汉《春秋》学的特点 |
| 第一节 《春秋》学更加政治化、神学化 |
| 一、《春秋》学更加政治化 |
| 二、《春秋》学更加神学化 |
| 第二节 《左传》学呈崛起之势 |
| 一、东汉初年《左传》的废立 |
| 二、东汉中期《左传》地位提升 |
| 三、东汉后期《左传》崛起 |
| 第三节 经师兼通三传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春秋公羊疏》专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春秋公羊疏》的用例 |
| 第一节 义例种类 |
| 第二节 义例特点 |
| 第二章 《春秋公羊疏》的校勘 |
| 第一节 校勘内容 |
| 第二节 校勘方法 |
| 第三章 《春秋公羊疏》的训诂 |
| 第一节 训诂内容 |
| 第二节 训诂方法 |
| 第三节 训诂特色 |
| 第四章 《春秋公羊疏》的谶纬 |
| 第一节 引书情况介绍 |
| 第二节 引书的特点 |
| 第三节 谶纬的内容 |
| 第五章 《春秋公羊疏》的灾异 |
| 第一节 灾异体例 |
| 第二节 灾异原因 |
| 第三节 灾异应对措施 |
| 第四节 徐彦灾异说的价值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10）汉初混合政体与儒家制度化的“间隙显现”——中华帝国初期政治发展的一种观察角度全文替换（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论 |
| （一）问题意识 |
| （二）核心观点与研究框架 |
| 二、汉初混合政体的形成与潜在紧张 |
| （一）混合政体的实践驱动 |
| （二）混合政体的制度化及其不稳定趋势 |
| 三、混合政体的紧张与儒生方案的登场 |
| （一）分封元素与黄老学说的结合 |
| （二）脱颖而出的儒生方案 |
| 四、混合政体的余波与新统治集团的理论武装 |
| （一）《公羊学》的辩证法 |
| （二）《公羊学》与汉武帝的政治实践 |
| 五、余论：政治集团的整合规范之发展及其衰败 |
四、公羊学与汉代政治文化（论文参考文献）
- [1]“大统”天下时代的中国与世界 ——廖平“大统”经学研究[D]. 刁春辉. 山东大学, 2021(11)
- [2]《白虎通义》与汉代经学哲学精神的重建[D]. 马春雨. 山东大学, 2021(02)
- [3]汉宣帝时代的经学走向及其调整[J]. 袁宝龙. 苏州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03)
- [4]刘逢禄《公羊》三世说研究[D]. 石林林.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5]1644-1949《楚辞·九歌》研究[D]. 辛欣.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6]汉代奏议研究[D]. 韩团结. 陕西师范大学, 2020
- [7]齐鲁士人与昭宣之治[D]. 周小宁.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8]东汉《春秋》经传政治功能研究 ——以《后汉书》为中心[D]. 江雪.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9]《春秋公羊疏》专题研究[D]. 朱琳. 曲阜师范大学, 2020(02)
- [10]汉初混合政体与儒家制度化的“间隙显现”——中华帝国初期政治发展的一种观察角度全文替换[J]. 潘妮妮. 东方学刊, 201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