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理性参与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

一、建构理性参与型社会主义政治文化（论文文献综述）

肖玉元^[1]（2021）在《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演进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提出的“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打土豪,分田地”,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美好生活”等,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所透露出的民生价值不断得到彰显。党一百年的历史,就是一部为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历史。围绕民生的内涵、价值、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途径等问题,中国共产党依据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进行了艰辛探索,提出了一系列独具中国特色的民生话语。从话语分析视角梳理和阐释中国共产党百年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历史变迁,并从中获得规律性认识,不仅可以将中国民生建设的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也能为推进新时代中国民生建设提供有益借鉴。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构建的关于改善和保障民生的系列表达。从整体上认知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的演进,明确保障和改善民生与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的关系是必要的前提与基础。改善和保障民生是中国共产党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是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现实路径、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这些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生成和发展的内生动力,民生话语演进于中国共产党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实践当中。从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生成的外部条件看,近代以来中国基本国情是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生成的现实依据,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的生成奠定了理论基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和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也对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的生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演进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四个阶段。在这四种语境中,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主题分别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设伟大社会主义国家、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且在话语形式上呈现出由革命型民生话语向发展型民生话语,再到品质型民生话语的转换。梳理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演进历程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演进呈现出话语思维日趋现代化、话语内容日趋人文化、话语方式日趋生活化、话语传播日趋国际化的特点。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将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演进经验总结为:在坚守初心使命中坚定话语方向、在坚持问题导向中明确话语主题、在注重中国元素中塑造话语风格、在拓宽话语传播中扩大话语影响。加强话语体系建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西方话语霸权的干扰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的主要挑战,但中国综合实力的快速提升、国家文化强国战略的顶层设计、全媒体时代的到来以及西方话语霸权的式微,也让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迎来重要的发展机遇。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应该遵循意识形态性与科学性相结合、现实性与前瞻性相结合、批判性与开放性相结合、传承性与创新性相结合、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从夯实理论、针对问题、多元形式、世界表达四个方面展开构建。

焦路尧^[2]（2021）在《政治引领在我国青年政治文化发展中的批判与建构作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青年是新时代新征程上即将接棒奔跑的主力军,共青团组织要在新时代下夯实青年群众基础、凝聚青年有生力量,带领广大青年投身到党和国家的伟大事业中,做出应有的时代贡献,就必须坚持把政治引领作为新时代下首要的主责主业来贯彻落实。青年又是青年政治文化的责任主体,是推动青年政治文化发展的主要力量,青年政治文化主要在青年群体当中传播、流行、广泛适用并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青年强烈的政治诉求与其在政治领域的不成熟之间的矛盾,是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间我国青年政治文化发展的主要矛盾,在这一矛盾的影响下,青年政治文化内部各要素各环节中暴露出了诸多具体问题,无不从各个方面削减着青年对党、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和情感认同。本文通过四章进行详细论述,第一章首先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原点以及习近平关于青年的重要思想、关于青年和共青团工作的重要论述中系统梳理总结政治引领和青年政治文化的基本内涵,充分厘清政治引领与青年政治文化二者的基本关系,以及前者对后者的批判与建构作用之间的关系,以此作为进一步研究政治引领对当前我国青年政治文化生发批判和建构作用的理论支点,深入挖掘政治引领发挥批判和建构协同作用的具体立足点和着力点。第二章和第三章立足青年政治文化形成发展的四大核心要素——政治认知、情感、信念和行为及其内在环节,以问题为导向,分别对政治引领具体的批判与建构作用展开详细论述,并以全局观对其进行整合,总结推导出对源头和行为主体的最高建构,面对青年政治文化发展中长期存在的若干症结,政治引领必须在充分把握青年政治文化的生成发展规律和青年政治引领工作规律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在意识形态领域强大的批判和建构作用,与青年政治文化内部各个具体要素环节系统映射,与具体的问题矛盾精准对标,将政治引领浸润在青年政治文化的发展全过程中,形成批判与建构协同联动的合力。第四章从政治引领批判与建构作用的协同性和持续性出发,揭示政治引领的批判建构协同作用对我国青年政治文化的发展定位、历史定位和国际定位的具体标定,从适应社会需要、面向未来的应然之形,承接历史脉络、面向现代化的本然之势,以及立足全球视野、面向世界的固然之局三大板块,在解决实际问题的基础上去芜存菁、激浊扬清,进一步分析发挥政治引领批判与建构协同作用,促进文化正形、推动文化复归、发扬文化包容,让政治引领批判建构协同作用下的青年政治文化在未来发展成为充分适应社会发展、民族复兴需要的先进文化,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布局中为实现中国梦的最终实现提供必要准备,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起引领世界青年航向的中国旗帜。

左殿升^[3]（2020）在《网络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研究》文中指出网络时代“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历史机遇,我们必须牢牢抓住,决不能同这样的历史机遇失之交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互联网建设治理和国家网络安全工作,他多次强调“我们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互联网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变量”,“谁掌握了互联网,谁就把握住了时代主动权”。互联网正在成为西方国家新一轮和平演变和实施网络殖民主义的重要工具,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背景,关乎政治稳定和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提升。政治认同是政治获得合法性的前提,是维系政治稳定的心理基础,是执政党的生命线。互联网的出现使政治认同的原有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改变,不但重塑着政治认同的新形态,而且使传统社会的政治认同差异出现扩大趋势,网络时代政治认同的变化正成为一种影响国家安全的新的风险因素,互联网引发了全新的政治和政党安全问题。青年是标志时代的最灵敏的晴雨表,青年大学生群体的政治认同情况直接影响着全社会的政治认同效果,决定着中国政治稳定、政治进程和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青年大学生是互联网“原住民”,受到网络影响最为深重,互联网正在成为影响大学生政治认同的最大“变量”。正是由于网络大环境的差异影响、政治认同不同影响因素的差异作用和青年大学生群体的差异构成,造成了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差异呈现。互联网对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差异具有极强的放大作用,需要高度警惕、有效应对。本研究采取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定量与定性相结合,自行设计调查问卷,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196所不同类型高校27174名不同学历在校大学生中展开大规模问卷调查,通过大数据分析,对大学生政治认同进行“可视化”呈现。将政治认同分为身份认同、制度认同、政党认同、政策认同、文化认同、发展认同等六个方面构成,设置了权利认知、利益认知、政治沟通、政治参与和政治满意度等五个影响变量,围绕不同性别、民族、学历、政治面貌、生源地等1 1个维度进行整体性和差异性大数据分析。研究目的主要有三:一是,全面厘清新时代大学生政治认知认同基本状况和差异特征,为大学生政治认同精准“画像”;二是,深入分析网络时代不同影响因素对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差异作用,为大学生政治认同准确“把脉”;三是,系统构建应对网络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问题的对策路径,为网络时代强化大学生政治认同“赋能”。研究发现,互联网极大拓展政治生态空间、极大激发大学生政治权利意识、极大焕发大学生政治参与热情、极大影响大学生行为观念;大学生身份认同、制度认同、政党认同、文化认同、政策认同以及发展认同,两两之间分别存在着正向相关关系,并且都与政治认同整体正向相关;大学生权利认知、利益认知、政治沟通、政治参与和政治满意度等五大影响因素相互之间高度相关,并且都与政治认同整体存在正向相关关系;网络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总体向好,相较于党的十八大前有了明显的提高,但差异明显:低度认知与高度认同存在悖论,宏观认同与微观认同存在失衡,情感热爱与行为疏离存在矛盾,整体认同与群体认同存在差异。网络时代应对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问题,需要增强整体认同,消解差异分歧,要从变量到增量,创造大学生政治认同的优良网络环境,全面加强网络空间法治化建设、意识形态建设和政治文化建设;从网下到网上,夯实党和政府执政基础,提高党的执政效能、走好网络群众路线、努力让青年学生有更多获得感;从边缘到中心:彰显政治认同教育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加强高校党的建设、加强高校课程思政和思政课程、加强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从粗放到精准:精准对待对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问题,精准应对政治认同不同构成要素、不同影响因素和不同学生群体的政治认同差异。

王霞^[4]（2020）在《安迪·格林教育批判哲学思想研究》文中指出安迪·格林是当代英国着名的教育哲学家、教育史学家,以“教育与国家的关系”研究而享盛誉,并成为较早探讨全球化时代教育问题的教育学者。安迪·格林的教育哲学理论体现了实证研究、历史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内核的有机结合。格林围绕教育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及其辩证运动展开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育批判哲学理论,进一步推进了西方教育学理论的发展。哲学真正的功能就在于对流行的东西进行批判。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教育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成为格林教育批判哲学的现实出发点。全球化与教育的趋同性诞生了“教育全球化”的神话,动摇了民族国家教育体系的存在论根基;后现代与教育的非理性宣扬教育个性化的论调,削弱了国民教育系统的合法性基础;新自由主义与教育的市场化倡导教育私有化与竞争化,冲击了国家教育的公共性与权威性。面对公共教育体系的困境与现实教育危机,格林坚持教育与国家的关系问题应该是教育反思的重要途径。围绕“教育与国家”的关系,格林通过批判继承马克思主义国家—社会观、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西方教育社会学理论以及英国新左派文化批判理论与成人教育思想等理论观点,阐述了教育的民族国家性、阶级统治性、意识形态性、结构功能性以及潜在解放性等特征,逐渐建构了整体性的教育批判哲学理论。教育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内涵,是格林教育批判哲学的逻辑起点。格林指出,教育是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体现国家的本质以及社会控制的基本方式。教育并非强制的控制过程,而是统治集团把自身的特殊利益“转化”为社会的一般利益,从而教化人们认同当前统治秩序的过程。同时,格林也指出,教育在形式上具有相对独立性与自主性,教育活动有自己特定的存在方式与运行逻辑,并不完全受制于统治阶级利益,也是被统治阶级反抗阶级统治、实现自身解放的工具。因此,教育的意识形态具有驯服性和解放性的特征。在此基础上,格林指出了教育意识形态内部的基本矛盾,即教育内容的同质性与多样性矛盾、教育对象中精英与大众的分离以及教育主体中个体与国家的博弈,并对当前的教育意识形态,如教育的全球化、后现代主义教育观以及新自由主义教育观等进行了深入的批判。格林主张教育的多样化以塑造多元的文化主体和公民身份,提倡教育的大众化以提升底层民众的文化素质与社会地位,倡导教育主体的国家化以推进教育行为的公共性与公平性。国民教育是格林教育批判哲学的重要理论主体,国民教育制度的确立体现了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权力的实现过程,是教育政治化的路径。国民教育是国家用公共资金为普通的民众提供的、正式的、并要求民众强制接受的学校教育,体现了教育政治性的基本逻辑:即教育是为了使人们适应社会生活——使他们成为好公民。格林从历史的角度追溯了国民教育制度的起源与发展状况,批判了辉格论起源、结构功能主义起源、生产关系起源、韦伯冲突起源论等思想;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揭示出国民教育制度与国家形成的时序同构关系,阐释了国民教育制度的政治合法性以及不均衡等特点。尤其是深入到英、法、美、德等国家社会与历史的背景中,剖析了教育与国家政权、社会结构以及文化因素相结合而呈现的独特的国家特征;也揭示了国民教育的最终目标就是促进国家民族认同,实现民族国家统治的合法性。社会凝聚理论是格林对于教育与国家关系的时代阐释,也是其批判哲学的价值目标。在格林看来,社会凝聚是指整个社会及其中的个人通过依赖共识而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状态,既表征一种整体的社会关系,又与国家的制度息息相关。格林分析并批判了不同类型的社会团结思想、不同制度模式的社会凝聚类型以及教育的作用方式。在此基础上,格林界定了社会凝聚的基本内涵与本质维度,强调了社会凝聚的国家维度、个体维度以及价值维度的表征。分配平等与社会包容、主体自由与政治参与以及合法性的社会共识等都成为社会凝聚的重要因素。最后,格林阐释了教育作为“修复社会裂缝的社会粘合剂”的重要作用,即通过消除教育不平等、重建国家认同与建构多元文化认同,以实现当代民族国家的社会凝聚。教育理念转化为现实的教育实践,这就需要实行有效的实践方式与实践手段。格林从公共教育制度、国家课程、职业和技术教育与终身学习等四个方面建构了当代教育的实践方式。格林主张建构公共教育制度,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教育市场化与“择校”行为,拒绝选拔性的精英主义的教育制度,实现教育分配的平等,以促进社会正义和团结的实现。在国家课程方面,既要体现民族文化与价值的主导意识,也要突破狭隘的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一致性,建立具有多元包容的公民教育课程体系。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方面,格林强调“国家和社会和作者在职业教育培训体系中的作用”,通过生产活动实现个体的发展与解放。终身学习是自我建构的主要方式,格林倡导平等主义体系下的终身学习模式以及普遍的成人学习机会,并强调通过社会包容的国家福利制度、收入均等化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以及政治文化精神的社会化而实现。全球化时代,公共教育困境的出现与教育危机的日益严重化,格林坚持从“教育与国家”的宏观视角出发,笔力深厚的批判了各种意识形态思潮,重点强调了教育的意识形态性、重新论证了国民教育存在的必要性、深入揭示了教育活动的社会凝聚性、全面界定了当今教育实践活动的可行性,为人们正确认知与分析当代教育危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也给我们的教育哲学理论创新提供了一定的启示。格林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追溯教育与国家的辩证关系及其演化的历史过程,并将其运用于全球化时代的教育解读,克服了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教条式理解,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思想内涵。格林重点关注了由于分配的不平等所带来的教育不平等以及社会秩序的问题,提出了社会平等和正义的教育使命,有利于我们在国家的语境内更好的审视教育之于个体和社会的深刻意义。格林着眼于宏观的研究方法,较好的避免了个人主义方法论所产生的“生态谬误”,并为其理论提供了科学的研究数据与支撑。当然,格林的教育思想也有难以克服的不彻底性,如坚持了社会生活的优先性,忽视了个体存在的意义;触及到了社会的基本矛盾与冲突,论证了教育中的不平等问题,涉及更为本源的阶级关系与阶级利益,但是却没有对其根源——私有制的经济基础进行批判,而是拘泥于西方现代性的历史语境,预设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合法性,诉诸更加平等的国家政策与教育制度。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的反思,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前提下,批判其理论糟粕,借鉴其理论是可用之处。我们要加强国家在教育中的主导作用,理顺国家与教育之间的关系;我们也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增强社会主义价值认同感与国家民族凝聚力。我们要认识到,教育不仅是维护社会的秩序,更重要在于建构和培养一种积极的力量,通过这种力量内化为人们的行为,推进人类文明的整体进步,实现人类的自由解放。

魏楠^[5]（2020）在《中国公众网络政治参与动力系统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广泛而积极的政治参与是“善治”的一大特点。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一直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进入数字时代以来,现代通信技术与民主政治相结合,为公众提供了多样的参与渠道和途径。网络重构的传播方式和传播特点,以及在此基础上增强的公众参与意识和参与精神,使得网络政治参与成为大势所趋。当前,一方面政府部门加快推动电子政务工程,创造出网络政治参与的种种方式,便捷公众的建言献策、参政议政、反映诉求;另一方面,一旦发生重大公共事件,密集的网络讨论蜂拥而至,倒逼政府部门就相关议题予以解答和解决,给当局造成了很大的政治压力。如何在“保证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广泛持续深入参与的权利”的前提下,引导公众依法、理性、有秩序地网络政治参与是当前党和政府需要关注的重点议题。本研究从“公众为何以及如何进行网络政治参与”这一现实问题出发,在对网络政治参与进行类型学分析的基础上,综合运用自我决定理论、整合技术接受模型和政治系统理论作为理论工具,采用文献研究法、系统分析法、调查研究法、案例研究法和比较分析法,构建了中国公众网络政治参与动力系统,剖析了动力系统的要素、结构和功能。在此基础上,依照实证研究设计方法步骤,利用调查收集到的809份有效问卷验证了网络政治参与动力系统的作用机理,总结出网络政治参与行为产生和发展的规律。依据比较案例研究设计方法,选取同在2018年发生的“重庆公交坠江事件”和“问题疫苗事件”,进一步揭示网络政治参与动力系统在实践场域中的具体运行机制。以此为据,提出了引导扩大公众有序网络政治参与的对策建议。本研究的主要结论为:第一,中国公众网络政治参与动力系统是由网络政治参与动力自系统和动力他系统按照一定结构组成的复杂系统。网络政治参与动力自系统包含受控型动力（社会影响）、功用型动力（感知有用性）以及内驱型动力（政治兴趣和政治效能感）;网络政治参与动力他系统包含来自参与制度环境（网络规制感知和政府回应感知）、政治文化环境（民主价值观和政府信任）、以及信息技术环境的动力（平台信任和感知易用性）。网络政治参与动力自系统始终处于动力他系统的影响之下。第二,网络政治参与动力自系统向公众输入参与需求,影响参与的程度,解释了公众“为何”进行网络政治参与。网络政治参与动力他系统向公众输入参与支持,影响参与的制度化水平,揭示了公众“如何”进行网络政治参与。网络政治参与动力系统决定了公众究竟采取何种网络政治参与类型。第三,网络政治参与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公众的网络政治参与往往由网络政治信息获取开始,受内驱型动力驱动,感知易用性显着促进信息获取,并刺激功用型动力的产生。信息的累积使公众的功用型动力进一步增强,促使其开始攀登参与阶梯。政府能否有效回应公众诉求、能否提供安全的参与平台,决定着公众的网络政治表达是向着网络问政还是网络外压方向演变。第四,政府部门可从提高有效回应能力、优化网络生态治理、保护数据隐私安全和推动内容科技发展等方面着手,实现扩大公众有序网络政治参与的目的。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对中国公众网络政治参与行为进行了类型学分析,弥补了学界对于网路政治参与重效果分析和影响因素研究,轻内涵界定和类型分析的缺憾。从制度化程度和参与程度两个维度将中国公众常见的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划分为5种类型。在此基础上,结合网络环境特征,拓展了当前学界仅关注信息在政府与公众间“纵向流动”的分析框架,增添信息在公众与公众间“横向流通”的分析路径,以此剖析各类网络政治参与的核心特点。深化了有关网络政治参与的理论认识。第二,基于自我决定理论、整合技术接受模型和政治系统理论构建了中国公众网络政治参与动力系统。当前学界有关公众为何进行网络政治参与的研究具有两条分析路径,分别基于政治参与视角和信息技术采纳视角。本研究从两个理论视角分别选取了自我决定理论和整合技术接受模型,运用政治系统分析方法和元分析结果对两个理论模型进行融合和完善,形成分析框架。本研究所构建的网络政治参与动力系统揭示了网络政治参与行为产生和发展的动态规律,是对当前学界相关研究呈现出碎片化、静态化特点的有力补充。拓宽了有关网络政治参与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第三,运用权重分析和元分析量化文献综述方法,对相关实证研究结论进行整合,识别出对中国公众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具有良好解释效力的变量作为动力系统的部分组成要素。当前,公共管理学领域对定量文献综述的应用较为不足,叙述性文献综述仍是主流。本研究对权重分析和元分析技术的运用,在研究方法上具有一定创新性。

张伟军^[6]（2020）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生成逻辑与实践机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开始被动进入现代世界历史时刻。一方面传统秩序遇到总体性危机,君主专制体系开始出现瓦解现象,整个民族呈现危亡之势,另一方面中国迎来千年未有变局,国家和民族迎来新的希望和气象。为解决传统中国面临的总体性危机,中国从两条路径出发开始探索适应世界时刻新的秩序形态,开启了国家政治转型之路。考诸近代以来中国通过改良和革命实现现代国家政治转型的道路可知,它们两者之间在巨大差异的背后,蕴含着基本的组织形式相似性,即通过有组织的政治团体实现自身目标。这种有组织的政治团体发展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并成为中国政治转型的主体推动力量。政党通过革命重整国家政治秩序,将中国导向以政党政治为基础的现代共和国家形态方向。君主专制体系终结之后,中国真正进入现代共和国家建构时代,先后探索尝试了大致两种不同的政党制度形态。其一是多党制政党制度形态。对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深厚的政治专制传统和大一统历史的国家而言,在国家政治权威阙如,基本政治秩序未建立的情况下,多党制的尝试导致党派林立,政局动荡,军阀分裂格局的混乱局面。其二是一党制政党制度形态。在学习模仿多党制未取得预期成效后,孙中山为代表的志士仁人将目光转向新出现的政党制度形态,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强有力的革命党和革命党领导下的军事力量,试图实行党政军合一的政治体制。孙中山之后,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党迅速变质,实行一党制的独裁制度。一党制的政党制度在价值上与现代政治的民主共和追求相违背,在功能上无法容纳整合中国的多元政治力量,本身内部也矛盾重重,不能实现有效整合,导致一党制政党制度政治能力低下,无法有效建构国家。近代中国的总体性危机催生的现代国家建构需求、多党制和一党制的失败,共同构成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历史中出场的历史背景,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中国的实际国际地位和中国的现实国情又决定了中国不具备通过资本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国家建构。因此,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治主张成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唯一可供选择的方向和路径。中国共产党以统一战线的方式,凝聚和吸纳中国的进步力量,建立了广泛稳固的革命政治联盟,实现了对中国各方面政治力量的有效整合,通过革命终结了国内封建势力、大资产阶级和国外侵略势力的统治,建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人民共和国家。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立现代国家的过程,历史地客观上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的政治格局,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雏形。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生成和出场的逻辑是因应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这一历史目标与任务,继续以探索不同的组织形态和路径方法以完成多党制和一党制所未能完成的国家建构任务,表现出现代国家建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生成相互促进的格局与特征。一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国实践,给中国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和借鉴模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理论来源和效仿对象,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基于实践的争夺制度思想理论创新,不断建构和塑造具有自身独特优势的政党制度形态。二是中国长期的和合文化传统、大一统政治格局、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和农工为主的阶级结构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生成提供了一系列文化社会经济和阶级基础。三是完成国家整合,实现现代主权国家建构,是近代中国的主要政治任务和历史目标,需要政党制度作出回应。在完成现代国家建构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群众和多党派参与良性互动,不断调适,在实践中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党制度形态。在完成现代国家建构后,这一政党制度最终确立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逐步成长为一种新型政党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之所以是新型政党制度,就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历史、结构和功能上与其他政党制度存在本质不同。通过类型辨析和结构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呈现多元一体的聚合结构,表现为共产党+民主党派的“1+8”模式,内部职能关系清晰,具有历史延续性、结构稳定性和实践效能性。其中,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党派之间政治地位平等,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民主党派参政都受到宪法一体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内部结构特征,体现为各种价值关系之间的辩证平衡,具体为创造一体与包容多元的辩证统一,协商民主与权力集中的辩证统一,选举政治与贤能政治的辩证统一,控制权力与保证效能的辩证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确立后,成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制度载体,发展成为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在中国国家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独具特色的政党政治形态,即政党作为国家治理的领导主体和参与主体,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居于核心地位。其中,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国家治理最本质的特征。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是以政党为中心建构起来的,政党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国家能力。政党制度有效运转和发挥作用的核心机制和主要路径,主要是政党嵌入国家,具体是政党的思想、组织、政策和运行原则全面植入国家政权和社会生活中,领导和规范着国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运行,就是政党治理国家的机制运转和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实践中取得了历史性的国家建构和国家治理绩效,实现了国家站起来、富起来的历史任务,正在实现强起来的全面复兴目标,具有显着的功能优势。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保持国家政治统一、实现权力的有效监督制约和实践协商民主治理的重要制度载体。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功能优势主要体现在通过聚合性的政党制度结构,保持了大国的政治统一,通过非竞争的政党监督模式,初步实现了政党之间的权力监督,主要是对执政党的权力监督,通过政党协商制度实现了包容互惠发展导向的协商民主治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内在优势转化成为治理效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仍有很大空间,需要继续挖掘和持续推进。在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下,坚持和完善作为基本政治制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规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导引,维护秩序、巩固共和、实现法治与促进发展构成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基本价值取向。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需要应对内外挑战、满足实践需求和补齐话语短板。在具体路径选择上,主要是优化中国特色政党政党制度内在结构、提升政治能力、强化制度执行、建构学术话语体系等四个方面。

江亚洲^[7]（2019）在《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传播机制研究》文中提出在新的历史背景下研究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传播具有重要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大量官员纷纷落马反映了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过程出现了重大问题,党的政治文化建设在十八届六中全会后被提升到一个新高度,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传播的环境正在变得比任何时代都要复杂。面对这些情况,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传播如何才能不断提高传播效应,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能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健康、稳定、繁荣的思想文化环境和提供精神动力呢?本研究选择以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传播机制作为研究切入点,通过详细剖析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传播机制,来帮助我们认识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传播和整合的深层机理,最终服务于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传播。从结构和功能主义的理论框架研究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传播机制,文章认为这种传播机制既要有助于实现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传播的功能,又要切合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传播的结构安排,另外还应体现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执政党,其政治文化传播的特殊性。具体采用跨学科研究法、文献分析法、案例研究法等方法,概括并剖析了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传播机制。研究认为:可以从对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的先进性论证、以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为内容的政治教育和对其他群体政治亚文化的融入三个环节来阐释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传播机制,这三个环节分别表示了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传播不同要素之间的互动和作用过程。其中:对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的先进性论证包括价值论证、逻辑论证和事实论证;以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为内容的政治教育分为学校教育、干部教育和社会教育;对其他群体政治亚文化的融入则有身份建构、规则嵌入和政策输出这些主要途径。另外,这三个大环节在逻辑上具有一定的前后关系,但是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并无先后性,这三个环节是整体统一而又相互衔接、相互促进并向前发展的,在这个过程中最终实现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的传播使命。研究发现: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在传播过程中自身也在不断被建构,而且这一建构过程与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传播机制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传播机制本身具有开放性,它的各个环节并不是僵化和单向的,它包含的各个要素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发现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传播机制中存在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建构的新动能,这将我们带入到了一种具有反思和创造性的传播主义思潮。即不能再单以那种受控制论、文化遗传主义的传播学观点来理解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的传播机制,它的运转也是一个开放阐释和建构的过程。研究还发现: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来看,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传播机制存在实际传播对象范围没有被有效覆盖、传播主体与传播对象的互动性不强、传播内容与传播主体行为存在偏差和党媒传播媒介的空间逐渐受到侵蚀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会影响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传播功能的发挥,所以需要针对性的推动传播对象向广大工人和农民阶层延伸、加强传播主体和传播对象的有效互动、强化传播主体对传播内容的认知和实践和加大对新型媒介生态的调控力度。这一发现对于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传播机制的建构完善非常具有针对意义,我们可以将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的传播机制称为开放式的传播机制。那么,要实现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的有效传播,仅靠单向度的宣传是不够的,更是要让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在开放式的传播过程中不断地发展创新、与时俱进。借助于这一开放式的传播机制,实现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再从人民中来,再到人民中去”。

向鑫^[8]（2019）在《脱贫攻坚视阈下党的利益协调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利益是人类社会活动的根本动因,也是推动经济社会向前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利益协调作为现代政党必须履行的重要职能,既是巩固执政党执政基础的重要手段,也是检验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志。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为人民谋利益为民族谋复兴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使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阶层分化、利益关系复杂化、利益主体多元化、贫富差距拉大、利益矛盾和社会风险加剧,如何正确处理好不同阶层成员的利益关系,使人民群众都有满意的获得感,成为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解决好的重大课题,也是我们党遇到的现实挑战。脱贫攻坚过程中出现的诸种问题,从深层次分析来看,可理解为利益问题。党和国家脱贫攻坚战略的出发点之一,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正确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促进利益共享和利益均衡,促使2020年我国现行贫困线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让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增强中国共产党的民心基础和执政道义。利益协调必须坚持“以人民中心”、利益共享和公平正义的原则,通过把握主体要素（谁来协调）、客体要素（协调谁）、价值要素（为何协调）、环境要素（在哪协调）和过程要素（如何协调）之间的关系,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正确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必须坚持利益协调内在的对立统一性,从分析、梳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利益协调观和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协调观中为新时代的利益协调提供理论基础。新时代中国特色的脱贫攻坚是在继承发展中国传统扶危济困文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贫困理论以及积极吸收、辩证借鉴国际减贫经验基础上形成的时代实践。以利益协调为切入点认识和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的脱贫攻坚战略,为全球贫困治理提供中国经验,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根本要求,也是促进社会结构转型的客观需要。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利益协调先后经历了（1978年——1985年）以体制改革推动的大规模扶贫救济阶段、（1986年——1993年）以区域瞄准为主导的开发式扶贫阶段、（1994年——2000年）“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下专项推进的扶贫攻坚阶段、（2000年——2011年）以整村推进为主的新世纪综合扶贫阶段、（2012年——2020年）新时代中国特色的脱贫攻坚阶段,取得了世界性成就,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大幅下降,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显着加强,彰显脱贫攻坚与利益协调的全球贫困治理价值。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党采取了多种协调手段,正确处理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各种利益关系,积累了利益协调相关经验。当前,我们还面临主体因素（党作为利益协调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不足、多元利益协调主体融合难、利益相关主体之间存在利益矛盾）、客体因素（贫困群体制衡主义、贫困户对扶贫的心理依赖）、价值因素（“零和博弈”思维、权益共谋心理、利益扩张心理、传统私德观、乡村公共精神削弱）、环境因素（利益协调与农村社会、政治格局融合难）、过程因素（贫困群体利益诉求表达低效、党员干部利益协调方式不当、利益协调绩效评估机制不健全、利益保障机制较滞后）等现实挑战,制约着脱贫攻坚下中国共产党利益协调的有序推进。如何改进脱贫攻坚下中国共产党利益协调,成为新时代我们党必须面临和亟待解决的现实课题。我们必须坚持党对扶贫攻坚战略实施过程中实现利益协调的全面领导,着力形成“政党—政府—市场—社会”多元主体利益协调的合力效应;建立中国共产党利益协调的问责机制、容错纠错机制、监督机制,促进利益协调方式的科学化、规范化;加强党组织对基层协商治理的领导,促进党的利益协调与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良性互动,增强利益协调的实效性;竭力构建“表达—分配—评估—保障”的系统化运行机制,促进利益协调的可持续发展。

杨四海^[9]（2019）在《个体化语境下当代公民精神培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研究公民精神的理论意义,在于探寻不同于西方古典公民精神、现代公民精神的当代内涵,阐述其在个体化和全球化背景下的时代意蕴;其实践意义在于从文化、政治及时代和发展的维度建构中国公民精神,为具有前现代、现代某些特征和受到晚期现代性影响的中国,提供本土化的社会治理资源,有利于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共同体。论文回溯了国外公民精神实践和研究的成果,对国内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市民社会及公民精神进行考察,深入研究个体化语境下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培育问题。论文以行动主义为视角,主要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建构主义为方法论,在中外文献叙事中进行比较研究和逻辑论证。“个体化”是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伴随着社会现代化发展,在中西方国家出现的普遍现象。在西方背景中,乌尔里希·贝克等人提出了关于晚期现代性社会的个体化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体化在释放个体自由的同时,对现实的社会价值和社会结构也产生了严重威胁。在中国城市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虽然个体化现象有着与西方晚期现代性的不同,但也呈现出从“单位社会”转变为“个体社会”的显着形态,个体化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正在日益显现,其主要表现为:个体的精神信仰物质化、私人生活中心化,社会结构表现出原子化的态势。现代社会学、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以公共性为主要属性的公民精神,是应对个体化之觞的现代国家的普遍选择,也是实现个人幸福和建设共同体的现实途径,将其用于应对中国个体化现象的消极后果应该也是合理的。研究公民精神,必须要首先考察国外公民精神理论。西方公民精神的理论源流及其嬗变,既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初识“公民”及塑造公民的理论参考,也是今天认识和研究中国公民精神的重要背景知识。国外关于公民精神的论述有两个基本的流派,即传统公民共和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以此为基础又演化出新自由主义、新共和主义、社群主义以及多元文化主义等多样性的公民精神。中国公民精神的研究,需要从中国个体身份演化的分析开始。清朝末期,中国知识界提出了塑造“新民”的设想;民国初期一批具有国外留学经历又深感国内民众教育严重不足的知识分子,尝试性地进行了国民教育改造的实践;待1949年后,“人民”成为新中国主导性政治身份;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和个体各自的单独运作以及国家与个体的相互影响下,中国公民身份的形塑取得了一定成效,公民精神也随之初步出现,但是公民尚处于追求个体权利和个人利益阶段,甚至出现了所谓的无公德公民。种种现实表明,中国目前要有效抵御个体化带来的消极影响,就要首先从内容上建构中国公民精神。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内容建构,除了需要应对个体化消极后果的直接挑战,还需要深入思考几个与公民和公民精神本身有关的现实问题。一是公共生活中的公民处在由领域分化到领域融合的时代,如何认识其能否继续存在的问题;又如何处理全球化和个体化背景下的市民与公民、公民理性与公民激情、世界公民与国家公民的关系。二是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是否具有可欲性。由已有的研究可知,基于文化传统、社会历史和先进社会制度的建构是可欲的,这为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内容建构提供了启示。三是中国公民精神的内容建构,需要观照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意识形态性质、社会发展阶段、后工业社会影响等因素。在综合前面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内涵应该主要包括四种精神,即价值理性精神、集体主义精神、公共参与精神和平等合作精神。当代中国公民精神从内容建构到现实培育,既需要进一步探究培育的现实条件,也需要研究培育主体、培育环境和培育路径所包含的内容。首先是考察目前培育的社会现实性如何。为此,需要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对公民政治参与和公民法治观念产生的影响,审视中国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发展状况对公民意识与公民参与的促进作用,考察中国“三种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思想观念及公民道德建设的影响。其次是从主体、环境和路径等不同视角思考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培育。此处主要分别从国家、学校和个人出发,讨论公民精神培育的主体问题,同时还探讨家庭生活环境、社区公共环境和网络虚拟环境对公民精神孕育的作用,深入研究公民精神培育的三个重要路径,即宏观层面的国家推动、中观层面的学校理念转变及其公共生活开展、微观层面的生活政治润养。

石立春^[10]（2019）在《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强化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专门研究,既是关注现实社会状况、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客观要求,又是立足当前民粹主义基础理论研究薄弱、深思重大理论问题的题中之义。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工作的系统开展,从学术意义上来说,有助于提升人们对网络民粹主义认知的系统性与全面性,进一步丰富发展民粹主义基础理论研究,乃至于社会思潮的理论研究;从实践层面上来说,有助于网络民粹主义疏导工作实效性的提升,助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为全球治理能力提升提供经验借鉴。当前,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呈现出激流勇进的演绎态势,这与国内外大环境密切相关:民众政治参与觉醒中责任问题备受关注、社会转型期利益表达频现底层抗争、网络时代政治传播滋生社会焦虑,以及全球政治右倾发展加剧民主危机等。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爆发,以酿发舆情危机为主要表现形式,大致可以将1994—2009年视为以贴吧、博客等为主要载体的舆情爆发阶段,将2009—2012年视为以微博为主要载体的民众狂欢阶段,将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以来视为新时代公民政治心态民粹化阶段;可以划分为贫富对抗（如“杭州飙车案”,2009）、官民对立（如“我爸是李刚案”,2010）、反智主义（如“复旦大学黄山门”,2010）、底层叙事（如“夏俊峰案”,2011）、裹挟爱国主义（如“反日保钓游行”,2012）以及环境保护（如“什邡钼铜事件”,2012）六种类型的网络民粹事件。不同阶段的网络民粹事件呈现出不同的演绎态势,不同类型的网络民粹事件具有着不同的演绎特征。从诱发要素上来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等诸多领域复杂矛盾的持续浇灌,是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发的前提与基础;部分民众在社会进步中迷失信仰、在物质丰裕中失去幸福、在追求理性中集聚戾气、在感恩时代中滋生怨恨,成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成、演绎的重要因素。从时代表征上来说,在诱发因素维度,坚守利益争夺为核心的问题导向、重点关注以公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社会中下层问题,是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深度演绎的首要特征;在叙事方式维度,强调舆论审判为代表的抗争叙事、实现道德情感主义式的群体认同与大众狂欢,是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不断演绎的重要表现;在社会影响维度,衍生情绪发泄相伴随的网络暴力、诱发阶层鸿沟与社会撕裂,成为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持续演绎的又一特征。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在关注弱势群体、强化网络监督以及提升公民政治素养等方面,具有一定的正面价值。但是,相对于其正面价值,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激流勇进所带来的重大社会危害,更应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网络民粹主义思潮以底层、哄客、对抗叙事为演绎手法,将矛头直指官员、富人、警察以及专家学者,与民主法治精神背道而驰,必然构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与践行工作的严重干扰,消解社会精英权威,诱发政府公信力失范危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掌握社会资源精英群体的仇视,形塑出对官员、富人、警察、专家等群体的“仇+”心理,对普通人生活的浪漫化描述以及普罗大众崇拜,与民族主义相合流的极端演绎态势,势必进一步助长社会上的暴戾之气,极易诱使民众在形塑极化心理中走向零和博弈,背离社会理性平和的发展方向;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二元对立话语方式的推崇,将进一步深化社会阶层间的信任危机,激化民众间的阶层对立情绪,势必进一步拉大社会阶层间的隔阂,诱发社会分裂;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均贫富”观念的推崇,误导民众将共同富裕与平均富裕、同步富裕,共享发展与平均发展、齐步发展相等同,主张通过对内“清算原罪”、对外“清理外资”来实现共享发展,实则是对实现共享发展方式的错误选择,鼓动非理性、非法治式的共享发展,破坏社会秩序、损害法律权威,必将动摇当代中国共享发展之基、危及共享发展之路。鉴于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是民粹主义全球性泛滥与区域本土化进程在当代中国的具体表现,疏导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尚需借鉴参考国外应对民粹主义的经验教训。在苏俄,列宁采取“以激进对激进”,实现社会民主党的社会革命党化,保持一种革命姿态走在民粹主义前列,迅速获取广大民众的支持,最终在十月革命中掌握了政权。但是,苏俄应对民粹主义的教训又是惨痛的,社会民主党依靠比社会革命党更激进的革命策略,赢得革命胜利,但胜利之后,未能及时清算激进革命策略带来的负面影响,反而继续推行更加激进的方针、策略,导致苏俄在“激进→更激进”的道路上积重难返,最终深受斯大林模式消极因素所害而沉疴难愈,这实质上是前苏式马克思主义对民粹主义斗争的失败。在拉美地区,以庇隆主义为代表的民粹派领袖,以民粹主义对抗民粹主义,采取迎合底层民众、短期效益良好的民粹式政治经济策略,往往能迅速赢得广大城市劳工的支持,但是,这种“寅吃卯粮”、“涸泽而渔”的政治经济政策,使得国家逐渐陷入政治、经济恶性循环之中,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而难以自拔。在中东欧地区,匈牙利等国家在社会剧烈变迁进程中,承继本国政治文化传统,契合经济社会实际状况,形成了劣质但能抵御危机的民主体制,成功规避了类似于拉美民粹型威权独裁统治的生成,这也可视为应对民粹主义的成功经验,虽然东欧剧变的历史教训并不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但其应对民粹危机的方式,仍值得我们多加参照。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步入新时代的历史定位,疏导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切实践行人民主体思想,提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防御性与竞争力、权威性与吸引力,立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持续提升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引导民众形塑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认同,从而在消解网络民粹主义利益诉求中彰显社会公正。当前,人们需要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发展阶段,坚持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统一,正视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成的必然性与存续的长期性,基于世界民粹史纵向审视、基于全球视野横向对比,认识到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作;需要坚持理论研判与技术甄别相结合,强化对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科学研究,实现对网络舆情中民粹元素的精准识别、对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演绎态势的跟踪分析,从而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疏导工作提供有力支撑。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需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强化公民教育,培育负责而又积极的新时代公民,强化公民社会心态引导工作,助推公民理性参与政治意识与能力的提升,实现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理性化;聚焦社会问题,坚持以民生政治为基本导向的发展战略,着力解决易于诱发网络民粹事件的社会问题,尤其是重点清理易于引发公权力质疑的相关问题,畅通新时代民众利益表达渠道,充实人民获得感、保障人民幸福感、增强人民安全感,进一步压缩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生成空间;明晰共享发展的科学内涵,抵制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共享发展理念的干扰,从而在坚持共享发展、彰显社会公正中稳步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进新时代网络治理的法治化、规范化,提升治理实效性,消解网络空间的暴戾之气、形塑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营设良好环境。

二、建构理性参与型社会主义政治文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建构理性参与型社会主义政治文化（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政治引领在我国青年政治文化发展中的批判与建构作用（论文提纲范文）

（3）网络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安迪·格林教育批判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公众网络政治参与动力系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生成逻辑与实践机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传播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脱贫攻坚视阈下党的利益协调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个体化语境下当代公民精神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建构理性参与型社会主义政治文化（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演进研究[D]. 肖玉元. 贵州师范大学, 2021(09)
• [2]政治引领在我国青年政治文化发展中的批判与建构作用[D]. 焦路尧.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3]网络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研究[D]. 左殿升. 山东大学, 2020(10)
• [4]安迪·格林教育批判哲学思想研究[D]. 王霞. 山西大学, 2020(12)
• [5]中国公众网络政治参与动力系统研究[D]. 魏楠. 郑州大学, 2020(02)
• [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生成逻辑与实践机理研究[D]. 张伟军. 兰州大学, 2020(01)
• [7]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传播机制研究[D]. 江亚洲. 苏州大学, 2019(06)
• [8]脱贫攻坚视阈下党的利益协调路径研究[D]. 向鑫.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9]个体化语境下当代公民精神培育研究[D]. 杨四海. 南京理工大学, 2019(01)
• [10]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D]. 石立春.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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