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为技术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主席组织一次发表独创性意见的会议（论文文献综述）
刘非,郑联盛[1]（2021）在《ISO金融国际标准：演进、博弈与应对》文中指出金融国际标准有效保障了跨境金融业务的直达性和安全性,是全球金融基础设施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重要经济体政策博弈的重要内容。本文以国际标准化组织（ISO）金融国际标准具有的国际"软法"秉性为支撑,回顾了其制订存在组织人事、制订流程以及技术应用等领域的博弈,同时,着重分析以跨境支付为代表的移动金融服务标准制订的技术博弈及国家博弈,发现移动金融服务国际标准博弈已从技术层面上升至战略层面,从机构层面上升至国家层面,并成为二十国集团的重要政策议题。本文梳理中国与国际标准化组织的合作关系演进,发现更多中国人参与标准制订的人事、流程和技术应用进程之中,中国已从金融国际标准的遵从者向制订者转变,但是中国参与金融国际标准制订存在参与战略不明、国际话语权较弱、专业能力较低、私人部门参与不足、同行交流欠缺以及整体竞争力偏弱等短板。中国未来要以金融标准化新一轮规划为支撑,全面提升参与金融标准化制订的能力与水平,着力发展数字服务与市场金融标准化,助力中国金融科技和数字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董琴[2]（2021）在《技术标准与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 ——基于出口技术复杂度和出口产品质量双重视角》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由技术标准的本质及国内外经济发展事实证明,技术标准对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而国家显然已经关注到这一点,中共中央《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即明确指出“技术标准”在出口升级、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而高质量发展的实现除了技术标准以外,技术创新同样重要,而技术标准恰恰是激发企业技术创新内在动力最有力的工具之一。可见,技术标准、技术创新与高质量发展是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统一整体。制造业作为一国经济的支柱性产业,其出口升级是一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因此,本文以中国制造业为例,并分别从横向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和纵向的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两个不同视角,探讨技术标准与出口升级的相关关系,并考察技术创新在技术标准影响出口升级中的重要作用。本文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七个部分。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及意义、相关研究国内外现状、研究思路与方法以及本文可能的创新与不足。第二章为技术标准影响制造业出口升级的理论分析。首先对本文开展研究涉及的核心概念包括技术标准与出口升级进行内涵界定,然后对技术标准影响制造业出口升级的相关理论进行梳理,为论文后续研究的开展提供基本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分析了技术标准影响出口升级的理论机制,发现技术创新是技术标准影响制造业出口升级的重要途径,且技术标准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既包括直接影响又包括间接作用。最后根据文献梳理以及影响机制分析提出理论假说。第三章为中国技术标准的动态演进及现状。主要通过将国内技术标准与国际技术标准和国外先进技术标准进行对比,从对比的视角了解中国技术标准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研究发现,中国技术标准整体上存在重视程度不够、结构以及管理体制不够完善、技术标准水平整体不高以及国际化进程缓慢等问题。第四章为技术标准与制造业出口升级测算。首先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和出口产品质量以及适用的技术标准水平进行测算,通过测算工作发现中国制造业出口和技术标准升级事实,并在此基础上,对技术标准与制造业出口升级进行匹配性分析。研究发现,无论是从制造业整体看还是从制造业细分行业层面看,技术标准与制造业出口升级之间均呈现明显的线性相关关系。第五章和第六章是本文的核心部分,分别从横向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和纵向的出口产品质量视角对技术标准与制造业出口升级开展实证。我们利用2000-2013年中国制造业26个细分行业面板数据,通过双向固定效应对技术标准与制造业出口升级进行回归分析。研究发现:技术标准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和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均呈现明显的正向影响,技术标准水平的提升有利于制造业出口升级,且该结论在各种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技术创新是技术标准影响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的重要渠道,也是国家技术标准影响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重要渠道,但不是行业技术标准影响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重要渠道;技术标准对制造业出口升级的影响会因为制造业类型的不同和技术标准是否是强制性而具有异质性。从不同类型制造业来看,技术标准对技术密集型和轻型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影响显着为正,有利于其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对其他类型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影响不一;技术标准对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重型、低技术和高技术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影响显着为正,有利于其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对其他类型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影响不一。从是否是强制性技术标准来看,强制性技术标准对制造业出口升级影响不显着;而推荐性技术标准对制造业出口升级影响均显着为正,有利于制造业出口升级。基于技术标准与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的理论与实证分析结果,提出相关政策建议:1.提高以技术标准和技术标准战略促出口升级的重视程度。宏观层面,将技术标准体系改革和技术标准战略的深入实施提高到更高的国家发展战略层级;微观层面,以企业为主体,增强企业技术标准意识。2.更好地发挥推荐性技术标准对出口升级的促进作用。建立以推荐性技术标准为核心的技术标准新体系,且推荐性技术标准的制定必须以适应市场需求和促进技术进步为原则。3.提高技术标准的“质”,以“质”加速出口升级。包括加快技术标准的更新速度、适度提高强制性技术标准水平等。4.以技术标准促技术创新,加速经济高质量发展。包括技术标准与专利相结合、组建战略联盟以激发企业的联合创新等。5.加速技术标准的国际化。包括积极参与国际技术标准的制定和促进国内技术标准向国际技术标准转化。
孙乃玲,郑彬,余宁乐,周晓龙,姚玅洁,卢青青,雷苏文[3]（2021）在《国内外公共卫生领域标准化工作管理体制比较与思考》文中认为目的为了更好地促进我国的卫生健康标准化工作, 为建立完善我国卫生健康领域标准化的发展战略、管理体制提供依据。方法本文收集了公共卫生领域标准化相关国际组织标准管理机制方面的资料, 并将收集到的信息进行汇总分析。结果公共卫生领域的各种标准在各国际组织的管理体制不同, 在组织性质、标准种类、应用、发布、组织结构、标准制定原则、优点、转化、宣贯、评估等方面均有较大不同。结论针对我国卫生健康标准化具体工作, 国际标准化相关机构的工作机制提供了许多可供我国借鉴的经验。
刘伟岩[4]（2020）在《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创新体系的视角》文中指出2008年经济危机后,为摆脱经济下行的轨道,美国、日本、德国先后提出了“重振制造业”（2009年）、日本版“第四次工业革命”（2010年）、“工业4.0”（2012年）等战略计划,而我国也于2015年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的行动纲领。这些战略规划的陆续出台拉开了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Io T）、人工智能（AI）等为标志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帷幕。而作为第二经济大国,我国应如何借助于这一难得机遇来推动国内产业升级则成为亟待思考的问题。回顾日本走过的“路”可知,其也曾作为“第二经济大国”面临过相似的难题,且从中日经济发展历程比较和所面临的“三期叠加”状态来看,我国现阶段也更为接近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而日本却在当时的情况下借助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成功地推动了国内产业的改造升级。基于此,本文以日本为研究对象并将研究阶段锁定在其取得成功的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进而研究其所积累的经验和教训,以期为我国接下来要走的“路”提供极具价值的指引和借鉴。在对熊彼特创新理论以及新熊彼特学派提出的技术经济范式理论、产业技术范式理论、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和部门创新体系理论等进行阐述的基础上,本文借助于此从创新体系的视角构建了“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理论分析框架,即:从整体产业体系来看,其属于技术经济范式转换的过程,该过程是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实现的,且两者间的匹配性决定着产业升级的绩效;而深入到具体产业来看,其又是通过催生新兴产业和改造传统产业来实现的,对于此分析的最佳维度则是能够体现“产业间差异性”的部门创新体系,同样地,两者间的匹配性也决定着各产业升级的成效。回顾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历程可知,其呈现出三个阶段:20世纪50～60年代的“重化型”化,70～80年代的“轻薄短小”化,以及90年代后的“信息”化。其中,“轻薄短小”化阶段是日本发展最为成功的时期,也是本文的研究范畴所在。分析其发生的背景可知:虽然效仿欧美国家构建的重化型产业结构支撑了日本经济“独秀一枝”的高速发展,但在日本成为第二经济大国后,这一产业结构所固有的局限性和问题日渐凸显,倒逼着日本垄断资本进行产业调整;而与此同时,世界性科技革命的爆发恰为其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但是这种机遇对于后进国来说在一定意义上又是“机会均等”的,该国能否抓住的关键在于其国内的技术经济发展水平,而日本战后近20年的高速增长恰为其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且“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技术发展战略又在较短的时间内为其积累了殷实的技术基础。在这一背景下,借助于上文所构建的理论分析框架,后文从创新体系的视角解释了战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是如何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以及日本为何更为成功的。就整体产业体系而言,科技革命的发生必然会引致技术经济范式转换进而推动产业升级,且这一过程是在由政府、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以及创新主体联盟等构建的国家创新体系中实现的。战后科技革命的发源地仍是美国,日本的参与借助的是范式转换过程中创造的“第二个机会窗口”,换言之,日本的成功得益于对源于美国的新技术的应用和开发研究,其技术经济范式呈现出“应用开发型”特点。而分析日本各创新主体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创新行为可以发现,无论是政府传递最新科技情报并辅助企业引进技术、适时调整科技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发展方向、制定激励企业研发的经济政策和专利保护制度、采取措施加速新技术产业化的进程、改革教育体制并强化人才引进制度等支持创新的行为,还是企业注重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遵循“现场优先主义”原则、实施“商品研制、推销一贯制”、将资金集中投向开发研究和创新链的中下游环节以及培训在职人员等创新行为,或是大学和科研机构针对产业技术进行研究、重视通识教育和“强固山脚”教育以及培养理工科高科技人才等行为,亦或是“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型的创新主体联盟联合攻关尖端技术、建立能够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中介机构、联合培养和引进优秀人才等行为都是能够最大限度地挖掘微电子技术发展潜力的。而这种“追赶型”国家创新体系与“应用开发型”技术经济范式间的相匹配正是日本能够更为成功地借力于战后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根因所在。进一步地从具体产业来看,科技革命引致的技术经济范式转换表现为新兴技术转化为新兴产业技术范式和改造传统产业技术范式的过程,这也是科技革命“双重性质”的体现。而对这一层面的分析则要用到能够体现“产业间差异性”的部门创新体系。在选取半导体产业和计算机产业作为新兴产业的代表,以及选取工业机器产业（以数控机床和工业机器人为主）和汽车产业作为微电子技术改造传统机械产业的典型后,本文的研究发现:由于这些产业在技术体制、所处的产业链位置、所在的技术生命周期阶段等方面的不同,其产业技术范式是相异的,而日本之所以能够在这些产业上均实现自主创新并取得巨大成功就在于日本各创新主体针对不同的产业技术范式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分别形成了与之相匹配的部门创新体系。而进一步比较各部门创新体系可知,日本政府和企业等创新主体针对“催新”和“改旧”分别形成了一套惯行的做法,但在这两类产业升级间又存在显着的差异,即:日本政府在“催新”中的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中均表现出了贯穿始终的强干预性,尤其是在计算机产业上;而在“改旧”中则干预相对较少,主要是引导已具备集成创新能力的“逐利性”企业去发挥主体作用。作为一种“制度建设”,创新体系具有“临界性”特点且其优劣的评析标准是其与技术经济范式的匹配性。日本能够成功地借力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推动国内产业升级的经验就在于其不仅构建了与当时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的国家创新体系,而且注重创新体系的层级性和差异性建设,加速推进了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的形成,并推动了新旧产业的协调发展。但是,这种致力于“应用开发”的“追赶型”创新体系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如:基础研究能力不足,不利于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产生,以及政府主导的大型研发项目模式存在定向失误的弊端等,这也是日本创新和成功不可持续以致于在20世纪90年代后重新与美国拉开差距的原因所在。现阶段,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蓬勃兴起在为我国产业升级提供追赶先进国家的“机会窗口”的同时,也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追跑”“齐跑”“领跑”并行发展的机遇,并为传统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会。由于相较于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我国现阶段所面临的情况更为复杂,因此,必须构建极其重视基础研究且具有灵活性的国家创新生态体系,重视部门创新体系的“产业间差异性”,形成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相匹配的部门创新体系,以及建设能够促进传统产业技术范式演化升级的部门创新体系等。
王雪[5]（2020）在《美国现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师专业标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今国际竞争的关键在教育,而教育质量依赖于教师;语言教育是教育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在国际竞争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美国自古便是一个多语言的国家,大量的海外移民和其他各类母语非英语学习者的持续增长给美国英语作为第二语言（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简称为ESL）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美国教师专业标准的开发与完善一直走在世界前列,已经构建了比较完善的多学科、多层次、多维度教师专业标准体系,贯穿教师职前、入职和职后优秀与杰出四个发展阶段,对教师质量进行三位一体的保障。作为国家教师专业标准体系中的一部分,美国ESL教师专业标准已经出台了职前和优秀（职后）教师专业标准,作为ESL教师职前培养和职后发展的指针和规范准则,并且标准与时代发展相结合,与时俱进地进行修改与完善。中华民族有着古老的文明和璀璨的文化,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汉语言的推广、汉文化的传播是促进中外人文交流的根本保障,是国家语言强国战略的基本要求,是“一带一路”愿景实现的重要条件,更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支撑。这就对我国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师,尤其是对未成年阶段学习者进行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教师提出了更加专业化的要求;然而,这一领域却经常被忽视。美国的ESL教师专业标准与我国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师专业标准适用的群体类似、语境类似,且发展比较成熟、实践经验丰富,值得关注并展开深入研究。基于以上思考,本论文选取美国现行的全部3套ESL教师专业标准:2010版与2018版《学前—12年级教师职前教育计划认证标准》（2010版和2018版现处于并行状态,都属于现行职前教师专业标准范畴）和《英语作为一门新语言标准》（即职后优秀教师专业标准）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研究法、历史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对美国现行的学前至12年级阶段ESL教师系列专业标准进行全面剖析与解读,挖掘出该系列标准的产生背景、实然状态、总体特征、成效弊端和借鉴意义。美国现行的ESL教师专业标准是时代发展与社会需求的产物,背后蕴含着政治、文化、语言、教育、需求等因素。因此,本论文首先把美国现行的ESL教师专业标准放置于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去,从国家语言政策的发展要求与社会、文化、教育的整体环境和教师、学生及学科发展的现实需求两大维度六个方面对美国ESL教师专业标准出台的背景做深入挖掘,追根溯源,找出成因。然后以舒尔曼的教师知识理论为指导,分别对美国现行的ESL教师专业发展两个阶段（职前和职后）的三套标准从标准制定的机构和主体、标准产生的依据和核心思想、标准产生的过程、标准的框架与内容、基于标准的教师认证和标准的特点几个方面进行个体分析。同时抓住新、旧职前标准并行这一难得的机会,在现行标准研究范畴内,在对职前标准进行个体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从历时的角度比较、探究不同时期同一标准的承接性与发展性、不变本质与时代发展趋势的融合,以便可以更加全面地分析美国职前ESL教师专业标准的特点。在分别对美国现行的ESL职前、优秀（职后）教师专业标准进行充分分析后,论文从美国ESL学科整体性、ESL教师专业标准体系完整性的角度,以库玛的语言教师教育理论为指导,打乱标准原有的结构,对处于教师不同发展阶段的专业标准从基本要素、整体框架、具体内容以及基于标准的认证四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阐释不同阶段标准之间的异同、产生的原因及内在联系。进而发掘美国现行ESL学科教师专业标准在研制理念、主体结构、涵摄内容、秉持视角、言说话语、认证方式上的共性与特质,并探讨该学科教师专业标准所产生的影响。此外,结合国家语言政策的发展要求与社会的现实需要,分析我国第二语言教师、教学与教师专业标准发展现状,参照美国ESL教师专业标准的研究,本文从七大方面提出了一些思考和启示。希望本研究可以为我国第二语言教师教育研究的深化与发展,为我国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师,特别是中小学及幼儿园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师专业标准的制定与完善、教师教育的改革与优化、教师质量与教学水平的提高,教师专业的长足发展、以及我国汉语及汉文化的国际传播带来些许启示。
顾娇妮[6]（2020）在《指向改进的英国学校督导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英国,教育督导被政府和教育管理部门视为最优先考虑的事项,因为它是教育治理的重要手段,是教育改进的动力源头,也是衡量国家教育先进性的主要标杆。本研究聚焦于英国教育标准局（the Office for Standards in Education,Children’s Services and Skills,为了论述方便,下文中简称为Ofsted）的学校督导制度,并建立起学校督导制度的分析框架,对学校督导制度的发展轨迹、形态特征、功能作用展开了深入研究。本研究涉及到三个核心概念,分别是教育督导、学校督导和学校改进。对三个概念的界定和相互之间逻辑关系的解释,是本研究首先要阐释的基本问题。本研究的理论线索有两条,一条线索是宏观的理论思潮,另一条线索是微观的理论基础。宏观的理论思潮主要是指对督导实施的主体——Ofsted的组建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国家和社会的背景思潮,其中新公共管理运动和教育监管改革浪潮是推动英国督导制度变革的最核心的两大因素。另一条微观的理论基础是影响Ofsted学校督导政策制定和体系建设的背景理念,以CIPP模式评价理论和发展性评价理论为核心,作用于督导的流程设计、指标框架和现场实施等环节,成为学校督导制度的灵魂。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内容是Ofsted的指向改进的学校督导制度,围绕这一内容研究者设计了两条研究主线:一是对Ofsted的研究,它是制定政策和实施督导的主体;二是对英国学校督导制度的研究,它的目标设定、内容发展和实施策略都会影响到学校改进的过程和结果。对Ofsted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它的发展历程和当代形态。Ofsted的当代形态包含了宏观职能与愿景、组织任务、内部构架和各类督学的管理等几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是保证一个非内阁组织有效运作的主要元件。研究者通过对Ofsted职能与愿景的解读,从教育哲学的角度更加深层次的分析了Ofsted存在的价值。研究者从系统论的角度阐释了Ofsted为学校改进服务的运作机制。督学的质量是保证督导质量的关键因素,因此Ofsted十分注重对督学的遴选和培训。研究者对这六类督学的任职资格、职责内容、在职培训等方面做了较全面地分析,尤其是督学在新时期不断变换的角色定位,正是决定了指向学校改进的督导能顺利发挥作用的时代特征。研究者对Ofsted学校督导系统的剖析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分别是督导流程、框架指标和学校自评,三元素构成了学校督导的核心内容。在CIPP督导模式框架下,深入分析引领学校变革改进的督导流程,督导前、督导中和督导后几个阶段的任务与CIPP模式的背景评价、过程评价和结果评价理念一一对应,充分说明了督导流程的合理性。在对Ofsted的框架指标分析中,研究者使用了因素分析法,深入探究指标框架的逻辑体系、指标内容、观测手段等。不仅阐明学校督导指标体系“是什么”的问题,更探究它之所以呈现出这种样态的背后机理,解释“为什么”的问题。学校自我评价作为Ofsted外部督导的补充形式,具有一套完整的自洽的运行机制。研究者从原则、要素和改进逻辑三个方面切入,阐释了它的自循环逻辑以及发挥的改进学校的作用和效果。最后,研究者深入分析了Ofsted学校督导经验与启示。这是对Ofsted学校督导的再次解剖和重构。在分析中,研究者反思了前文中所描述的督导涉及到的组织、人员、技能、财物、对象、方法等各个要素,这些要素通过合理的组织与科学的实践,达到了改进学校的效果,为中国的督导工作找到新的思路和方法,加强督导的实效性提供了借鉴和参考价值。
戎卿文[7]（2020）在《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理论与方法的演进及其中国实践》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预防性保护的概念自1950年代由布兰迪（Cesare Brandi）引介入建筑保护领域,理论与实践发展至今已逾半个世纪,始终在国际建筑遗产保护的前沿领域占有一席之地。预防性保护理论自2009年左右引介入中国学界,历经十年的发展与实践,目前在政策制定、科研和工程实践层面逐渐成为我国遗产保护领域的热点。然而,国内存在的问题亦比较显着,包括:对预防性保护概念的片面化、碎片化认识,重技术、轻理念,重硬件、轻软件,重单体、轻区域,更有因时髦而冠“预防性”之名者。这些问题使得国家的文化遗产政策和基础科研投入面临着可预见的风险。因此,历史地、科学地、系统地重新认识以欧洲为代表的国际建筑遗产的预防性保护,把握其历史脉络和未来发展方向,藉此建构中国的理论与方法,是建筑遗产保护学界的重要任务。本文第1章首先系统整理和深入阐述了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发展历程,基本廓清了预防性保护的概念,揭示出相关话语体系与国际实践网络的生成过程。第2、3章通过对大量历史文献、研究评述的解读,结合在欧洲相关国家与学术组织的实地调研与观摩,发现并提炼了1950年代以来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2条主要原生路径:1.以科学归纳、区域巡检与整体规划为特征的规划式保护;2.以高频度巡检与反馈行动为特征的预防性维护。本文考证发现,前者主要以意大利学者的理论与实践为代表,反映了意大利城市、建筑遗产思想的整体观;后者则主要以荷兰、比利时等国的理论与实践为代表,深层动因来自荷兰的社区联结运作模式和文化传统。1990年代以来,预防性保护与当代保护理论语境呈现出协同发展的趋势,更显着地呈现出其科学面向和工具理性的特点。在第4章,笔者洞悉到近三十年来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衍变与重构,其背后的趋势在于原生路径的交融与整合,以及对建筑保护运动在现当代发展的回应。本文提出并建构了P-MMI模式（P规划式—M监测、M日常维护、I巡检）,对欧洲建筑遗产的预防性保护研究与实践项目进行评价,有效提炼出其发展路径与趋势;通过该模式观察到,1970年代的两条原生路径自1990年代以来逐渐发展、交融,形成了一系列具有示范意义的综合性项目模式,包括:“风险地图”模式、“文化区”模式等,对中国形成了启发。面向中国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发展的新时期,本文第5章回顾指出,预防性保护引介入中国十年以来,并未得到系统性的学习和推广,但由于理念新颖、科技色彩浓厚,且与国内偏重硬件投入的科研运作模式相契合,预防性保护在重点建筑的监测领域有了较大发展。目前中国的预防性保护以对重点建筑的“科学保护”和预防监测见长,但忽视了区域面上的计划性预防,因此虽然在一些局部已具有“预防性”,但在宏观层面仍然是一种“应激性”保护;第5章后半部分进而以我国建筑遗产保护的现行机制为基础,吸收国际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规律与进展,根据P-MMI模式,初步建构了中国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理论与方法。第6章以北京昌平区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实践对上述理论与方法进行了应用研究。结语总结了本文提出并建构的当前中国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发展的路径:加强整体观,参照P-MMI模式,发展区域规划式预防性体系,保持硬件监测的优势,推动软件建设,强化巡检与日常维护行动,促使目前的“科技——应激——预防”模式向“科技——计划——预防”模式转化。本文成果既响应了国家建设新时代文化强国的战略要求,也为国际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贡献了中国智慧。
李凤营[8]（2020）在《地方高校科研质量绩点管理模式改进研究 ——以B大学为例》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必须把科技创新摆在核心位置,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引领和重要动力。地方高校在普通本科高校中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科研绩点制管理模式因其较强的可操作性和能够营造公平、公正、公开的科研环境,受到地方高校的普遍认可,在地方高校中得到了广泛使用,在科研管理工作中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因过分量化导致了不利于科研团队的形成、科研功利化、违背科研规律等现象的产生。这就亟需建立一种新型科研管理模式来适应地方高校科研工作的发展。为了使本文的研究建立在牢固的根基上,本文对所涉及的地方高校、高校科研、高校科研质量、高校科研质量管理等概念进行了界定,分析了地方高校科研质量管理的主旨、结构、功能等,提出了以五大理念为导向,坚持以人为本,以全面质量管理为工具,建立了地方高校科研质量管理体系。并针对上述管理理念,提出了地方高校科研质量管理创新思路,分析了科研绩点的内涵与特点、科研绩点与科研工作量的关系等内容。为了掌握获得地方高校科研质量的现实情况,本文采取案例研究的方式,通过对B大学绩点制科研管理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探索地方高校绩点制科研管理改革的可能方向。首先以B大学为个案进行了实证分析,在分析了地方高校B大学科研质量管理历程的基础上,概括了B大学绩点制科研质量管理模式的实施宗旨、实施过程、保障措施,并结合B大学部分院系的调研,利用科研成果数据对比了绩点制科研质量管理模式实施前后的效果,对B大学绩点制科研质量管理模式实施进行了灰色关联分析,通过问卷调查研究,发现了B大学绩点制管理科研模式实施后的成效,发现绩点制科研质量管理模式很大程度上提升了B大学的科研质量,整体上说是科研质量管理的可行方向。但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影响高校科研管理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对当前绩点制科研管理模式做出改进。基于这一定位,本文通过编制、发放、回收问卷等程序,按照从宏观影响因素、微观影响因素、环境影响因素对问卷结果进行了统计,通过对统计结果的分析进一步探寻B大学实施绩点制科研管理存在的问题,集中表现为重数量轻质量、不利于科研团队形成、违背科研规律、科研全过程管理不到位、科研环境不理想、科研与人才培养脱节、不能持续产出高水平科研成果等,为改进绩点制科研管理模式提供了方向。本文提出建立科研绩点银行制管理模式以解决地方高校实施绩点制科研管理存在的上述问题,相应地对科研质量管理的绩点银行制模式的生成、科研质量管理的绩点银行制理论模型和科研绩点银行模式的组织结构进行了论述后,具体对操作层面内容进行探讨。包括科研绩点认定方法的有效改进、建立科研绩点银行的运行机制、科研绩点银行环境的保障三个方面内容。从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共同建立了科研绩点银行制科研管理模式。
李佳宇[9]（2019）在《非洲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知识经济时代,高等教育的质量决定知识创造与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和速度,对振兴非洲经济,提升非洲社会发展水平和国际竞争力至关重要。质量保障是非洲高等教育一体化的内容之一,它随着高等教育一体化战略的全面推进逐渐受到重视。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各区域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一体化进程的快速推进,非洲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一体化也逐步兴起。在此背景下,对非洲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进行研究,有助于中国进一步与非洲开展高等教育合作,推进中非教育合作的内涵式发展。本研究通过文献分析和实地调研等方法,首先对非洲不同层次的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进行了剖析。其次,从国别层次探究了这些政策的影响力。然后,分析了这些政策的特点、成效及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如何结合非洲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来促进中非高等教育合作。论文的第一章对非洲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产生和发展的内外部背景进行了分析。外部背景主要是从国际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一体化实践的视角来考察,内部背景主要是以非洲经济社会发展与高等教育之间供求关系为视角,对非洲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和人力资源水平的现状、非洲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及其存在的质量问题进行分析与探讨。第二章是从大陆层次考察了非洲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这一层次的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主要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盟、欧洲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协会和德国的援助与支持下,由非盟、非洲大学协会、非洲远程教育理事会和非洲教育发展协会共同制定和推动实施的。目前,非洲大陆的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是在非盟与欧盟战略伙伴关系下,以非盟提出的“非洲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与认证一体化战略”为指导,具体包括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标准和其他一系列辅助性实践政策。这些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处于初步制定和试点完善阶段,有待进一步被推介和实施。第三章是从次区域层次考察了非洲的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这一层次的政策包括:一是由非洲及马达加斯加高等教育委员会制定和实施的中西部非洲及马达加斯加地区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二是由东非大学校际理事会制定和实施的东部非洲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三是由阿拉伯大学协会、阿拉伯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联盟和创新性学习和知识策略定制中心共同制定和实施的北部非洲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四是由南部非洲共同体、南部非洲地区大学协会和南部非洲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联盟共同推动的南部非洲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实践。除南部非洲外,其他次区域的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都较为丰富,具体包括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标准性政策（即质量保障标准）和促进区域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协调、交流、能力建设、意识培养等的辅助性政策。南部非洲有区域一体化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意识,但还未颁布实质性的政策。第四章是从国别层次考察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的影响力,即政策的实施效果。通过对非洲国别层次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发展历史与现状的研究后,选取埃塞俄比亚和乌干达作案例,全面探索了两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发展背景、组织机构、质量保障标准、模式、成效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对地理位置上同处东部非洲的两国做横向比较,探究非洲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的影响力。埃塞俄比亚在东非,甚至整个非洲来讲,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国家。它并没有受到任何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的影响,始终都处于一种独立自主发展的状态。乌干达则完全相反,它是东非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一体化的主力国家之一,在制定和实施东非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论文的第五章,总结和分析了非洲区域一体化高教质量保障政策的特点和成效。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制定、性质、目标、内容、实施等五方面（详见研究结论）。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的成效主要是初步建立了区域一体化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质量保障体系内的组织体系、质量标准体系和运行体系均随着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逐步完善,区域一级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话语体系初步形成;各区域内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会议、培训、工作坊、评估和认证活动规模逐渐扩大,频次逐渐增加;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国家和高校）的质量保障意识得到较大提升。论文的最后一章,总结分析了非洲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为中非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合作提出了政策建议。非洲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存在三方面的问题:一是大陆和次区域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组织机构间权威性、约束力、财政能力等的强弱差距导致各组织机构间存在矛盾和冲突,进而影响政策的实施;二是国别及其院校间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能力和积极性存在差距;三是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政策的实施和完善面临着质量保障人力资源及专业能力不足和质量保障资金及来源不足的问题。为此,建议我国通过建立中非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战略伙伴关系,加强中非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能力建设合作,开展对非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技术援助和参与国际组织对非高等教育援助项目等路径,与非洲开展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合作。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非洲的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可分为大陆和次区域两个层次。具体而言,除南部非洲外,非洲大陆、中西部非洲及马达加斯加地区、东部非洲、北部非洲均有各自的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其中,大陆层次的政策表现出自上而下、跨越式的特点,而次区域的政策带有明显的自下而上、循序渐进发展的特征。第二,各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具有较强的区域独立性,相互间联系很少,甚至可以说各次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间无关联。区域一体化高教质量保障政策的影响力具有区域局限性,还有待通过政策实施进一步强化政策的影响力。第三,非洲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的特点:一是政策制定动机的多重性、制定机构和程序的一致性;二是按政策性质,各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都可被划分为标准性政策和辅助性政策,其中标准性政策是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的核心内容,具有较强的参考性,辅助性政策则具有较强的实践性;三是政策目标都具有基础性、可操作性和发展性;四是标准性政策内容具有一致性和全面性,辅助性政策内容具有多样性;五是政策实施路径上以评估为主,交流性活动和能力培训为辅,政策实施范围具有绝对限定性和相对广泛性;六是政策成效的系统化、数字化和意识化。第四,研究发现,以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为立足点,援助或与非洲合作的国家和组织并不多。德国是最活跃的参与非洲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建设的国家,与之比较,我国作为援助非洲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几乎没有参与非洲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一体化或国别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这与我国已积累得丰富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估经验不符。在共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下,我国应围绕非洲区域一体化高教质量保障政策制定和实施需求,尽快与非洲开展高教质量保障合作。
程文[10]（2020）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研究》文中指出技术进步已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力量之一,技术进步水平决定着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国际竞争力。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和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来临,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召,这是党中央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技术进步体现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改进。技术进步应该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作为事实基础的存在,体现为技术人工物结构功能某一方面的效率和有效性的增强;二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价值选择,即技术进步的伦理取向,体现人类的一般价值维度。技术进步是技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技术进步体现的是劳动的主、客观因素之间物质结合关系的变革。技术进步可以在生产过程中得到体现,技术进步也可以在技术产品中得到体现,从质的方面看,技术进步意味着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从量的方面看,技术进步意味着劳动主、客观因素的结合比例以及投入产出比例的变化,即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已有的技术基础、技术教育、技术人才和技术管理是影响技术进步的最主要因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是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技术进步的实践相结合,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进行中国技术进步的推动工作,并将在技术进步实践过程中的经验进行总结和提炼,用以进一步指导技术进步的相关思想。主要体现为包括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等五位党的主要领导人在内的技术进步思想,是五位党的主要领导人关于技术进步的本质和规律以及技术进步与其它科学及社会现象的关系的观点、认知的总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其中有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关于技术进步的功能、技术进步的动力、技术进步过程中的异化及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等思想为之提供坚实的基础;有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发展历程中所显示的独创性、实用性、继承性和开放性的突出特点,以及鲜明的进步思想、创新意识和超越意识,为之提供重要启发;还有西方科技发展史中展现出的重视实验和发明创造,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和发展高科技,以及重视科学、技术、生产的一体化发展的技术进步思想为之提供重要的借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技术进步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并深化的,在革命战争时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和理论经验,完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奠基;在新中国头27年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逐渐形成;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逐步的发展和深化;十八大以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表现为在新时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创新发展。自延安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导我国的技术进步事业,总结提炼出了丰富的关于技术进步的功能、技术进步的途径、技术进步的主体以及技术进步的保障条件等方面的理论和思想,构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主要内容。在指导中国技术进步的事业中,各个方面的内容依据不同的时代特点和不同的具体国情而发展演进、逐步完善,体现出时代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现实性与人民性相一致、开放性与创新性相结合的特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技术进步事业的蓬勃发展,证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是指引我国技术进步事业各项工作的科学指南,是推动我国技术进步事业前进、建设科技强国的重要思想力量。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为大力推进我国技术进步事业实现新跨越、再造新辉煌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价值以及深远的历史意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为我国技术进步事业从追赶向并跑、领跑转变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研究告诉我们,明确技术进步的方向并给予支持至关重要,在新时代我们要落实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的思想,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构建技术进步命运共同体,以保证我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实现和保障技术进步有利于增进全人类幸福的正确方向。
二、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为技术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主席组织一次发表独创性意见的会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为技术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主席组织一次发表独创性意见的会议（论文提纲范文）
（1）ISO金融国际标准：演进、博弈与应对（论文提纲范文）
| 国际标准化组织与金融国际标准体系 |
| （一）国际标准化组织 |
| （二）金融国际标准 |
| 1. 金融国际标准的内涵 |
| 2. 金融国际标准的互联互通功能 |
| 3. 金融国际标准的“软法”约束力 |
| 4. 金融国际标准的国家参与及博弈 |
| 金融国际标准制订的博弈 |
| （一）金融国际标准制订博弈：基于三个领域的观察 |
| 1.组织人事博弈 |
| 2.制订流程中的博弈 |
| 3.技术应用的博弈 |
| （二）金融国际标准制订博弈：基于移动金融的分析 |
| 1.跨境支付系统是全球最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之一 |
| 2.移动金融成为当前金融国际标准制订的首要领域 |
| 3.移动金融国际标准的技术博弈 |
| 4.移动金融国际标准的国家博弈 |
| 金融国际标准制订：中国的角色 |
| （一）中国与国际标准化组织 |
| （二）中国角色：从全面遵从到部分突破 |
| （三）中国参与金融国际标准制订博弈的短板 |
| 1. 金融国际标准化的国家战略有待提升 |
| 2. 金融国际标准制订的国际话语权较弱 |
| 3. 金融国际标准参与的能力建设亟待提升 |
| 4. 私人部门参与标准制订力度有待强化 |
| 5. 国际同行对中国标准理解熟知程度仍非常有限 |
| 政策建议 |
| （一）制订金融标准新一轮发展规划 |
| （二）着重发力数字服务与数字市场金融标准化 |
| （三）防范全球金融标准化活动对中国金融科技竞争力的冲击 |
| （四）全面提升参与金融国际标准化活动的水平和能力 |
| （五）中国参与金融国际标准博弈的基本策略 |
（2）技术标准与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 ——基于出口技术复杂度和出口产品质量双重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技术标准水平测算方法与经济效应研究 |
| 1.2.2 技术标准与国际贸易、技术创新研究 |
| 1.2.3 出口技术复杂度测算方法与影响因素研究 |
| 1.2.4 出口产品质量测算方法与影响因素研究 |
| 1.2.5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主要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技术标准影响制造业出口升级的理论分析 |
| 2.1 技术标准与出口升级的内涵界定 |
| 2.1.1 技术标准的内涵界定 |
| 2.1.2 出口升级的内涵界定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网络外部性与技术标准化理论 |
| 2.2.2 技术标准与技术创新理论 |
| 2.2.3 比较优势理论 |
| 2.2.4 内生增长贸易理论 |
| 2.3 技术标准影响出口升级的理论机制与假说 |
| 2.3.1 技术标准对技术创新机制的直接影响 |
| 2.3.2 技术标准对技术创新机制的间接影响 |
| 2.3.3 理论假说 |
| 第3章 中国技术标准动态演进及现状 |
| 3.1 国际技术标准及国外先进技术标准动态演进及特点 |
| 3.1.1 国际技术标准及国外先进技术标准动态演进 |
| 3.1.2 国外先进技术标准体系的显着特征 |
| 3.1.3 国际技术标准及国外先进技术标准的发展趋势 |
| 3.2 中国技术标准动态演进、现状及主要问题 |
| 3.2.1 中国技术标准发展的动态演进 |
| 3.2.2 中国技术标准的现状 |
| 3.2.3 现阶段中国技术标准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
| 第4章 技术标准与制造业出口升级:测算与事实 |
| 4.1 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测算与事实 |
| 4.1.1 中国制造业出口现状 |
| 4.1.2 测算方法与数据来源 |
| 4.1.3 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测算结果与特征事实 |
| 4.2 中国技术标准水平测算与事实 |
| 4.2.1 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 |
| 4.2.2 技术标准水平测算结果与特征事实 |
| 4.3 技术标准与制造业出口产品升级匹配性分析 |
| 4.3.1 技术标准与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 |
| 4.3.2 技术标准与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技术标准与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基于出口技术复杂度视角的实证 |
| 5.1 计量模型、变量与数据说明 |
| 5.1.1 模型构建 |
| 5.1.2 数据来源与说明 |
| 5.2 基准回归 |
| 5.3 稳健性检验 |
| 5.3.1 内生性检验 |
| 5.3.2 稳健性检验 |
| 5.4 机制检验 |
| 5.5 异质性检验 |
| 5.5.1 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 |
| 5.5.2 轻型制造业和重型制造业 |
| 5.5.3 低技术、中技术和高技术制造业 |
| 5.5.4 强制性技术标准和推荐性技术标准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技术标准与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基于出口产品质量视角的实证 |
| 6.1 计量模型、变量与数据说明 |
| 6.1.1 模型构建 |
| 6.1.2 数据来源与说明 |
| 6.2 基准回归 |
| 6.3 稳健性检验 |
| 6.3.1 内生性检验 |
| 6.3.2 稳健性检验 |
| 6.4 机制检验 |
| 6.5 异质性检验 |
| 6.5.1 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 |
| 6.5.2 轻型制造业和重型制造业 |
| 6.5.3 低技术、中技术和高技术制造业 |
| 6.5.4 强制性技术标准和推荐性技术标准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主要结论与对策建议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提高以技术标准和技术标准战略促出口升级的重视程度 |
| 7.2.2 更好地发挥推荐性技术标准对出口升级的促进作用 |
| 7.2.3 提高技术标准的“质”,以“质”加速出口升级 |
| 7.2.4 以技术标准促技术创新,加速经济高质量发展 |
| 7.2.5 加速技术标准的国际化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4）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创新体系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答辩决议书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中的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一般分析 |
| 2.1 科技革命的概念与研究范围界定 |
| 2.1.1 科技革命的概念 |
| 2.1.2 战后科技革命研究范围的界定 |
| 2.2 科技革命推动下产业升级的内涵及研究范围界定 |
| 2.2.1 科技革命推动下产业升级的内涵 |
| 2.2.2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研究范围界定 |
| 2.3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理论基础 |
| 2.3.1 熊彼特创新理论 |
| 2.3.2 技术经济范式理论 |
| 2.3.3 产业技术范式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基于创新体系视角的分析框架 |
| 3.1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机理 |
| 3.1.1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经济本质:技术经济范式转换 |
| 3.1.2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传导机制:“催新”与“改旧” |
| 3.2 创新体系相关理论 |
| 3.2.1 国家创新体系理论 |
| 3.2.2 部门创新体系理论 |
| 3.3 以创新体系为切入点的分析视角 |
| 3.3.1 国家创新体系与技术经济范式匹配性分析视角 |
| 3.3.2 部门创新体系与产业技术范式匹配性分析视角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历程与背景 |
| 4.1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历程 |
| 4.1.1 战前科技革命成果推动下日本产业的“重化型”化(20世纪50-60年代) |
| 4.1.2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下日本产业的“轻薄短小”化(20世纪70-80年代) |
| 4.1.3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下日本产业的“信息”化(20世纪90年代后) |
| 4.2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背景 |
| 4.2.1 重化型产业结构的局限性日渐凸显 |
| 4.2.2 世界性科技革命的爆发为日本提供了机遇 |
| 4.2.3 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奠定了经济基础 |
| 4.2.4 日本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战略奠定了技术基础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基于国家创新体系的分析 |
| 5.1 技术经济范式转换的载体:日本国家创新体系 |
| 5.2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5.2.1 传递最新科技情报并辅助企业引进技术 |
| 5.2.2 适时调整科技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发展方向 |
| 5.2.3 制定激励企业研发的经济政策和专利保护制度 |
| 5.2.4 采取措施加速新技术产业化的进程 |
| 5.2.5 改革教育体制并强化人才引进制度 |
| 5.3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5.3.1 注重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
| 5.3.2 遵循技术创新的“现场优先主义”原则 |
| 5.3.3 实行考虑市场因素的“商品研制、推销一贯制” |
| 5.3.4 将资金集中投向开发研究和创新链的中下游环节 |
| 5.3.5 重视对在职人员的科技教育和技术培训 |
| 5.4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创新行为 |
| 5.4.1 从事与产业技术密切相关的基础和应用研究 |
| 5.4.2 重视通识教育和“强固山脚”教育 |
| 5.4.3 培养了大量的理工类高科技人才 |
| 5.5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5.5.1 产学官联合攻关尖端技术 |
| 5.5.2 建立能够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中介机构 |
| 5.5.3 联合培养和引进优秀人才 |
| 5.6 日本国家创新体系与技术经济范式的匹配性评析 |
| 5.6.1 日本国家创新体系与微电子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 |
| 5.6.2 “追赶型”国家创新体系与“应用开发型”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战后科技革命催生日本主要新兴产业:基于部门创新体系的分析 |
| 6.1 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的形成与日本部门创新体系 |
| 6.2 微电子技术催生下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兴起和发展 |
| 6.2.1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6.2.2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6.2.3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科研机构的创新行为 |
| 6.2.4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6.2.5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的需求因素 |
| 6.3 计算机技术催生下日本计算机产业的兴起与发展 |
| 6.3.1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6.3.2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6.3.3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6.3.4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的需求因素 |
| 6.4 日本部门创新体系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的匹配性评析 |
| 6.4.1 部门创新体系与半导体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相匹配 |
| 6.4.2 部门创新体系与计算机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相匹配 |
| 6.4.3 部门创新体系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相匹配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战后科技革命改造日本主要传统产业:基于部门创新体系的分析 |
| 7.1 科技革命改造传统产业的本质:传统产业技术范式变革 |
| 7.2 微电子技术改造下日本工业机器自动化的发展 |
| 7.2.1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7.2.2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7.2.3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7.2.4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的需求因素 |
| 7.3 微电子技术改造下日本汽车电子化的发展 |
| 7.3.1 汽车电子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7.3.2 汽车电子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7.3.3 汽车电子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7.3.4 汽车电子化中的需求因素 |
| 7.4 日本部门创新体系与传统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的匹配性评析 |
| 7.4.1 部门创新体系与工业机器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相匹配 |
| 7.4.2 部门创新体系与汽车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相匹配 |
| 7.4.3 部门创新体系与传统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相匹配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创新体系视角下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经验与教训 |
| 8.1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经验 |
| 8.1.1 构建了与微电子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的国家创新体系 |
| 8.1.2 重视创新体系的层级性和差异性建设 |
| 8.1.3 加速推进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的形成 |
| 8.1.4 借力科技革命的“双重性质”推动新旧产业协调发展 |
| 8.2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教训 |
| 8.2.1 创新体系的基础研究能力不足 |
| 8.2.2 创新体系不利于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产生 |
| 8.2.3 政府主导下的大型研发项目模式存在定向失误的弊端 |
| 8.3 本章小结 |
| 第9章 创新体系视角下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对我国的启示 |
| 9.1 新一轮科技革命给我国产业升级带来的机遇 |
| 9.1.1 为我国产业升级提供“机会窗口” |
| 9.1.2 为我国新兴产业“追跑”“齐跑”与“领跑”的并行发展提供机遇 |
| 9.1.3 为我国传统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机会 |
| 9.2 构建与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相匹配的创新体系 |
| 9.2.1 构建国家创新生态体系 |
| 9.2.2 重视部门创新体系的“产业间差异性” |
| 9.2.3 形成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相匹配的部门创新体系 |
| 9.2.4 建设能够促进传统产业技术范式演化升级的部门创新体系 |
| 9.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美国现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师专业标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国际教师教育改革呼唤教师专业标准研究 |
| (二)美国第二语言教师专业标准的研究需要深化 |
| (三)我国第二语言教师专业发展的现实诉求 |
|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相关概念界定 |
| (一)第二语言 |
| (二)美国英语作为第二语言(ESL)教师 |
| (三)教师专业标准 |
| 五、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 一、关于美国教师专业标准的研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关于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师专业标准的研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现状评析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 |
| 一、舒尔曼教师知识理论 |
| (一)教师知识的来源 |
| (二)教师知识的结构 |
| (三)教师知识的运用 |
| (四)舒尔曼教师知识理论在本研究中的应用 |
| 二、库玛语言教师教育理论 |
| (一)三大教学参数与十大宏观策略 |
| (二)库玛语言教师教育“KARDS”模块模型 |
| (三)库玛语言教师教育理论在本研究中的应用 |
| 第三章 美国现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师专业标准产生的背景 |
| 一、美国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师专业标准产生的政策与环境 |
| (一)国家语言教育政策日臻完善加速第二语言教师专业标准的出台 |
| (二)标准化运动的蓬勃发展呼唤第二语言教师专业标准的出台 |
| (三)多元化的社会环境引领第二语言教师专业标准的出台 |
| 二、美国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师专业标准产生的现实需要 |
| (一)英语作为第二语言学科科学化的需要 |
| (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师专业化的需要 |
| (三)英语作为第二语言学生日益增长的需要 |
| 第四章 美国现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职前教师专业标准分析 |
| 一、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职前教师专业标准的制定 |
| (一)标准制定的机构及主体 |
| (二)标准制定的依据、核心思想 |
| (三)标准制定的过程 |
| 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职前教师专业标准的框架及内容 |
| (一)2010现行版职前教师专业标准框架及内容分析 |
| (二)2018现行版职前教师专业标准框架及内容分析 |
| (三)2010版标准与2018版标准比较分析 |
| 三、基于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职前教师专业标准的认证 |
| (一)认证的原则和目标 |
| (二)认证的程序 |
| (三)认证的内容和方法 |
| 四、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职前教师专业标准的特点 |
| (一)标准结构的层次性:接近标准、达到标准、超越标准三层进路 |
| (二)标准评价的科学性:倡导“绩效本位”的评价理念 |
| (三)标准原则的一致性:国家要求与学科特点有机融合 |
| (四)文化的包容性:母语文化与美国文化相结合 |
| (五)学生的主体性: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理念 |
| (六)专业的发展性:合作与反思中成长 |
| 第五章 美国现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优秀教师专业标准分析 |
| 一、英语作为第二语言优秀教师专业标准的制定 |
| (一)标准制定的机构和主体 |
| (二)标准制定的依据、核心思想 |
| (三)标准制定的过程 |
| 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优秀教师专业标准的框架及内容 |
| (一)现行版优秀教师专业标准框架分析 |
| (二)现行版优秀教师专业标准内容分析 |
| 三、基于英语作为第二语言优秀教师专业标准的认证 |
| (一)认证的理念 |
| (二)认证的程序 |
| (三)认证的内容和方法 |
| 四、英语作为第二语言优秀教师专业标准的特点 |
| (一)体现五项核心要求与学科专业特点的融合 |
| (二)强调教师知识的专业性与实践的综合性 |
| (三)突出教师的反思能力 |
| (四)关注教师专业领导力与批判性思维能力 |
| (五)重视学生背景的多样性和学生学习的主体性 |
| (六)加强教师评价的灵活性与公平性 |
| 第六章 美国现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师专业标准总体评析 |
| 一、美国现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职前与优秀教师专业标准的比较 |
| (一)基本要素比较分析 |
| (二)标准框架比较分析 |
| (三)标准内容比较分析 |
| (四)标准认证比较分析 |
| 二、美国现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师专业标准的总体特点 |
| (一)标准研制理念:以人为本、观照师生 |
| (二)标准主体结构:体系完整、层级分明 |
| (三)标准涵摄内容:知识、能力与品格兼具 |
| (四)标准秉持视角:多元文化取向 |
| (五)标准言说话语:用词精确、实践倾向 |
| (六)标准认证方式:科学性与民主性相结合 |
| 三、美国现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师专业标准的影响 |
| (一)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师专业标准的积极影响 |
| (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师专业标准的消极影响 |
| 第七章 思考与启示 |
| 一、我国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师专业标准的发展现状 |
| (一)国家语言强国战略话语语力的提升 |
| (二)对我国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师专业标准的分析 |
| (三)基础教育领域来华学生对我国第二语言教师的现实需要 |
| 二、美国现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师专业标准对我国的启示 |
| (一)完善我国具有本土特色的第二语言教师专业标准 |
| (二)凸显教师专业标准中第二语言学科的本质特点 |
| (三)关注教师专业标准中第二语言学生的源文化差异 |
| (四)重视教师专业标准中第二语言学生的汉文化融入 |
| (五)加快教师专业标准引领下第二语言教师角色的转变 |
| (六)完善基于教师专业标准的第二语言教师评价体系 |
| (七)倡导更多符合标准的专业第二语言教师走进中小学课堂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6）指向改进的英国学校督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问题缘起 |
| 1.1.1 教育督导是教育治理的重要手段 |
| 1.1.2 教育督导是学校改进的动力源头 |
| 1.1.3 英国教育督导是保障教育质量与标准的标杆示范 |
| 1.1.4 指向学校改进的督导模式是我国学校督导改革的必然趋势 |
| 1.2 研究价值及意义 |
| 1.2.1 理论与实践价值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设计 |
| 1.3.1 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图 |
| 第2章 核心概念界定及相关研究述评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教育督导 |
| 2.1.2 学校督导 |
| 2.1.3 学校改进 |
| 2.2 相关研究述评 |
| 2.2.1 国内对英国教育督导的研究 |
| 2.2.2 国外对英国教育督导的研究 |
| 2.2.3 国内外对英国Ofsted的研究 |
| 2.2.4 国内对英国学校改进的研究 |
| 2.2.5 国外对英国学校改进的研究 |
| 第3章 Ofsted督导改革的背景思潮及理论基础 |
| 3.1 教育督导制度变革的背景思潮 |
| 3.1.1 新公共管理运动 |
| 3.1.2 教育监管改革浪潮 |
| 3.2 教育督导模式发展的理论基础 |
| 3.2.1 CIPP模式 |
| 3.2.2 发展性评价模式 |
| 3.2.3 理论运用浅析 |
| 第4章 Ofsted发展历程审视与当代形态 |
| 4.1 Ofsted的成立 |
| 4.1.1 成立背景 |
| 4.1.2 改革举措 |
| 4.2 Ofsted的历史沿革 |
| 4.2.1 正规化与统一化:保守党政府时期的学校督导 |
| 4.2.2 精致化与完善化:工党政府时期的学校督导 |
| 4.2.3 多样化与简洁化:联合政府时期的学校督导 |
| 4.3 Ofsted的当代形态 |
| 4.3.1 宏观职能与愿景 |
| 4.3.2 具体任务及内容 |
| 4.3.3 内部组织与架构 |
| 4.3.4 督学遴选与职责 |
| 4.4 发展特征与流变规律 |
| 4.4.1 从权威走向合作:学校改进的合伙人 |
| 4.4.2 从问责走向改善:学校改进的协助者 |
| 4.4.3 从他评走向自评:学校改进的助推者 |
| 第5章 Ofsted学校督导系统剖析 |
| 5.1 督导系统和流程引领学校改进方向 |
| 5.1.1 督导前的准备——CIPP模式的背景评价 |
| 5.1.2 督导实施阶段——CIPP模式的过程评价 |
| 5.1.3 督导反馈阶段——CIPP模式的结果评价 |
| 5.1.4 对Ofsted督导流程的评价 |
| 5.2 督导框架和指标体系聚焦学校改进要件 |
| 5.2.1 贴近教育本质的指导思想 |
| 5.2.2 构建分级分类的指标体系 |
| 5.2.3 对框架和指标的深度反思 |
| 5.3 Ofsted指导下的自我评价开拓学校改进手段 |
| 5.3.1 自我评价的基本原则 |
| 5.3.2 自我评价的核心要素 |
| 5.3.3 自我评价的主要特点 |
| 第6章 指向改进的英国学校督导经验与启示 |
| 6.1 指向改进的英国学校督导经验分析 |
| 6.1.1 督导人员的专业性是助力学校改进的灵魂 |
| 6.1.2 督导设计的合理性是推动学校改进的支柱 |
| 6.1.3 督导实践的科学性是推动学校改进的航标 |
| 6.1.4 督导循证的有效性是推动学校改进的关键 |
| 6.1.5 督导研究的近地性是推动学校改进的保障 |
| 6.2 对我国学校督导的启示 |
| 6.2.1 强调循证原则,为教育研究建立督导的大数据库 |
| 6.2.2 注重服务功能,为社会和民众提供信息 |
| 6.2.3 加强改进职能,从以督政为主向督政与督学并重转变 |
| 6.2.4 增进指导功能,推动学校自评体制建设 |
| 6.2.5 加强公正客观,尝试第三方评估机构建设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7）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理论与方法的演进及其中国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的背景与由来 |
| 0.2 研究意义 |
| 0.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0.4 研究方法 |
| 0.5 研究思路与论文结构 |
| 1 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时空网络生成:概念、话语与定义 |
| 1.1 两个关键词:“预防性(preventive)”与“规划式(planned)” |
| 1.2 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与可移动文物、考古遗址预防性保护的区别 |
| 1.3 定义的认识变迁与内涵的进一步界定 |
| 1.4 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发展的时间脉络 |
| 1.5 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国际网络的生长 |
| 小结: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定义、话语以及国际网络的生成 |
| 2 从整体规划控制出发:欧洲“规划式”预防性保护的原生路径 |
| 2.1 艺术作品的潜在统一性:布兰迪的艺术与史实评价 |
| 2.2 突破单一对象的保护思路:从布兰迪到乌勒巴尼 |
| 2.3 新世纪的可持续综合性设计方法:斯特法诺·戴拉·托雷的“文化区”理念与实践 |
| 2.4 1964和1975——意大利预防性保护思想与威尼斯宪章、整合式保护的时间耦合 |
| 小结:“规划式”——整体性思维下的预防性保护 |
| 3 从行动与反馈出发:欧洲预防性维护方法的原生路径及其多元求解 |
| 3.1 百年修复实践为根基:荷兰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定期检查和维护 |
| 3.2 预防性维护与风险管理:英国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实践 |
| 3.3 文物古迹监护组织最成功的追随者:比利时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实践 |
| 3.4 德国和丹麦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研究与实践简述 |
| 3.5 预防性维护路径的适应性推行:“MOWA现象”与不同借鉴者 |
| 小结: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两条重要的原生路径 |
| 4 批判性反思:1990 年代以来建筑遗产保护运动的衍变与预防性保护的发展 |
| 4.1 1990 年代以来建筑遗产保护运动的衍变与重构 |
| 4.2 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理念和方法的反思与转变 |
| 4.3 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科学面向与工具理性 |
| 4.4 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P-MMI模式建构与模式整合 |
| 小结: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衍变与P-MMI模式建构 |
| 5 国际语境中中国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理论与方法初步建构的尝试 |
| 5.1 国际语境中中国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发展 |
| 5.2 中国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实践的回顾:基于P-MMI模式的观察 |
| 5.3 规划式预防性保护(P)理论与方法的初步建构与总体框架 |
| 5.4 巡检(I)理论与方法的初步建构 |
| 5.5 培育日常维护(M)的制度与支撑体系 |
| 5.6 监测(M)体系的适应性建设策略 |
| 5.7 中国背景下规划式的预防性保护(PPC)框架延展的思考 |
| 小结:国际语境中中国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理论与方法P-MMI框架初步建构的思考 |
| 6 北京昌平区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实践应用研究 |
| 6.1 北京昌平区作为预防性保护实践案例的意义和代表性 |
| 6.2 北京昌平区规划式的预防性保护框架构思 |
| 6.3 北京昌平区遗产风险地图绘制与生态敏感性初步评价 |
| 6.4 由北京昌平区推及一般情形的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P-MMI思考 |
| 小结:基于保护管理规划的预防性保护构思 |
| 结语 |
| 附录 |
| 附录1 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相关的主要国际会议 |
| 附录2 欧盟系列研发框架计划FP1-8 中与建筑预防性保护或其强调的风险防范、监测等内容相关的研究项目 |
| 附录3 欧盟系列研发框架计划(FP)以外的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相关主要研究项目 |
| 附录4 国际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相关研究与实践大事记 |
| 附录5 “全球战略”的提出到“5C”目标的确定 |
| 附录6 荷兰乌特勒支省文物古迹监护组织(MOWA-Utrecht)的检查记录样本(建筑平面标示) |
| 附录7 比利时MOWAv(安特卫普)和英国Maintain our Heritage使用的检查清单 |
| 附录8 比利时MOWAv的培训方案 |
| 附录9 译文:文化遗产的风险地图 |
| 附录10 建筑遗产预防性与规划式维护典型工作流程 |
| 图表来源 |
| 参考文献 |
| 1 )中文文献 |
| 2 )德文文献 |
| 3 )英文文献 |
| 4 )意大利文文献 |
| 5 )荷兰文文献 |
| 6 )西班牙文文献 |
| 7 )法文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8）地方高校科研质量绩点管理模式改进研究 ——以B大学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地方高校科研管理质量亟待提升 |
| (二)地方高校科研绩点管理模式需要改进和完善 |
| (三)地方高校科研管理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双重体会 |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概念界定 |
| (一)地方高校 |
| (二)高校科研 |
| (三)高校科研质量 |
| (四)高校科研质量管理 |
| (五)科研绩点制 |
| (六)科研绩点银行制 |
| 五、创新之处 |
| (一)探索了基于五大发展理念的高校科研质量管理理论 |
| (二)改进了“科研绩点”的计算方法 |
| (三)建立“绩点银行制”的科研质量管理模式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 一、关于高校科研质量管理文献计量分析 |
| 二、关于高校科研质量管理内涵与意义研究 |
| 三、关于高校科研质量管理体系研究 |
| 四、关于高校科研质量评价与管理研究 |
| 五、关于绩点制科研质量管理文献研究 |
| 六、文献述评 |
| (一)关于高校科研管理内容及特征研究 |
| (二)关于高校科研质量管理研究 |
| (三)科研质量管理研究存在的问题 |
| 第二章 地方高校科研质量管理理论基础 |
| 一、五大发展理念 |
| 二、人本管理理论 |
| 三、全面质量管理理论 |
| 第三章 地方高校绩点制科研质量管理实施概况及进展 |
| 一、地方高校科研质量管理的基本体系 |
| (一)地方高校科研质量管理的主旨 |
| (二)地方高校科研质量管理体系的结构 |
| (三)地方高校科研质量管理体系的功能 |
| 二、地方高校B大学科研质量管理概述 |
| (一)B大学简介 |
| (二)B大学科研质量管理历程 |
| (三)B大学科研质量管理效果 |
| 三、地方高校B大学绩点制科研质量管理模式目标设计 |
| (一)绩点制科研质量管理概述 |
| (二)关于B大学对学术型教师的目标设计 |
| (三)关于B大学对教学单位的目标设计 |
| (四)关于B大学科研绩点的量化评价 |
| 四、地方高校B大学绩点制科研质量管理模式氛围营造 |
| (一)精神层面加强统一思想 |
| (二)营造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 |
| 五、地方高校B大学绩点制科研质量管理模式保障 |
| (一)激励措施 |
| (二)督促举措 |
| (三)保障制度 |
| 第四章 地方高校绩点制科研质量管理实施过程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一、地方高校B大学科研质量现状调查设计 |
| (一)调查问卷编制 |
| (二)调查问卷发放 |
| (三)调查问卷回收分析 |
| 二、地方高校B大学科研质量存在的问题 |
| (一)重数量轻质量问题 |
| (二)不利于科研团队形成 |
| (三)存在违背科研规律的现象 |
| (四)科研全过程管理不到位 |
| (五)科研环境不理想 |
| (六)科研与人才培养脱节 |
| (七)不能持续产出高水平科研成果 |
| 三、地方高校B大学科研质量管理存在问题原因分析 |
| (一)对科研质量的评价导向不科学 |
| (二)科研发展定位中功利化追求导向明显 |
| (三)高校三大职能之间未能协调发展 |
| (四)可持续发展和共享发展落实不到位 |
| (五)科研管理队伍专业化水平低 |
| 四、地方高校B大学绩点制科研质量管理模式的实证分析 |
| (一)B大学绩点制科研质量管理的灰色关联分析 |
| (二)B大学绩点制管理科研模式实施过程的归因分析 |
| 第五章 地方高校科研绩点银行制设计 |
| 一、科研质量管理的绩点银行制设计理念 |
| 二、科研质量管理的绩点银行制设计背景 |
| (一)科研绩点银行生成背景 |
| (二)科研绩点银行生成过程 |
| 三、科研质量管理的绩点银行制基本目标与存在优势 |
| (一)科研绩点银行制设计的主要目标 |
| (二)科研绩点银行制设计的优势分析 |
| 四、科研质量管理的绩点银行制过程设计 |
| (一)科研绩点银行运行机制设计 |
| (二)科研绩点银行管理功能设计 |
| 第六章 地方高校科研绩点银行制实施策略 |
| 一、明确科研绩点银行模式的绩点类型 |
| (一)显性科研绩点与隐性科研绩点 |
| (二)个人科研绩点与集体科研绩点 |
| (三)岗位科研绩点与自由科研绩点 |
| (四)普通科研绩点与奖励科研绩点 |
| (五)元科研绩点 |
| 二、建立科研绩点银行模式的绩点认定规则 |
| (一)科研工作业绩点认定原则 |
| (二)科研工作业绩点认定程序 |
| (三)科研工作业绩点的质量等级确定 |
| (四)科研工作业绩点的总量计算方法 |
| 三、科研绩点银行模式的组织结构 |
| (一)科研绩点银行管理委员会 |
| (二)科研绩点银行专家咨询委员会 |
| (三)科研绩点银行综合业务中心 |
| (四)科研绩点银行网络管理中心 |
| 四、实施科研绩点银行的运作管理 |
| (一)科研绩点银行帐户管理 |
| (二)科研绩点银行业务类型 |
| (三)科研绩点银行操作流程 |
| 五、支持科研绩点银行的环境保障 |
| (一)科研绩点银行模式的业务环境要求 |
| (二)科研绩点银行模式的管理环境支持 |
| (三)科研绩点银行模式的信息化环境支持 |
| 六、地方高校科研绩点制银行模式推广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地方高校科研质量管理调研问卷 |
| 附录二 :绩点制科研质量管理模式灰色关联分析调查问卷 |
| 附录三 :绩点制管理科研模式实施过程的归因分析调查问卷 |
| 附录四 :科研工作业绩点制银行章程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 致谢 |
（9）非洲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1.高等教育质量及其保障引起广泛关注 |
| 2.非洲高等教育潜力挖掘中应注重质量保障 |
| 3.非洲高等教育质量问题凸显 |
| 4.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是非洲一体化的重要内容 |
| 5.中非高等教育合作应有之意 |
| (二)研究意义 |
| 1.理论意义 |
| 2.实践意义 |
| 二、概念界定 |
| (一)区域一体化 |
| 1.区域化与一体化 |
| 2.区域一体化 |
| (二)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 |
| 1.高等教育质量 |
| 2.高等教育质量保障 |
| 3.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 |
| 三、研究综述 |
| (一)关于非洲一体化的研究 |
| 1.关于泛非主义与非洲一体化的研究 |
| 2.关于非洲一体化发展阶段及其特点的研究 |
| 3.关于非洲一体化组织的研究 |
| 4.关于非洲一体化内容的研究 |
| 5.关于非洲一体化问题与挑战的研究 |
| (二)关于非洲高等教育一体化的研究 |
| 1.关于相互依存理论的研究 |
| 2.关于非洲高等教育一体化历程及进展的研究 |
| 3.关于非洲高等教育一体化政策、组织机构和问题等的研究 |
| (三)关于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研究 |
| 1.关于教育评价理论的研究 |
| 2.关于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背景的研究 |
| 3.关于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理论的研究 |
| 4.关于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主体的研究 |
| 5.关于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标准的研究 |
| 6.关于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模式、方法、手段的研究 |
| (四)关于非洲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的研究 |
| 1.关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非洲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研究 |
| 2.关于国际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组织推动非洲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研究 |
| 3.关于欧盟推动非洲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研究 |
| 4.关于非洲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历史的研究 |
| 5.关于非洲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组织机构及政策等的研究 |
| 6.关于撒哈拉以南非洲高等教育发展及其质量保障的研究 |
| 7.关于中西部非洲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研究 |
| 8.关于东部非洲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研究 |
| 9.关于非洲国别层次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研究 |
| 10.关于非洲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对国别影响的研究 |
| (五)对已有研究的评价 |
| 四、研究问题和研究内容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内容 |
| 五、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1.文献分析法 |
| 2.调查研究法 |
| 3.比较研究法 |
| 第一章 非洲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的产生和发展背景 |
| 一、国际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区域一体化实践的影响 |
| (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各区域签署高等教育互认公约 |
| (二)区域性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组织相继成立 |
| (三)全球各区域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一体化实践频繁 |
| 1.欧洲建立起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
| 2.亚太地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活动增多 |
| 3.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开始重视高等教育质量保障 |
| 二、非洲经济发展亟需高等教育提供人力资源 |
| (一)非洲经济发展态势良好但总体水平低 |
| 1.21世纪以来非洲经济增长持续性较好 |
| 2.非洲经济发展整体水平低 |
| (二)非洲人力资源水平低且发展能力弱 |
| 1.人力资源整体水平低 |
| 2.发展基础弱且高技能人才短缺 |
| 三、非洲高等教育扩张及其私有化凸显质量问题 |
| (一)公立高等教育的扩张与能力有限 |
| (二)私立高等教育的规模化发展 |
| 四、非洲高等教育普遍存在质量问题 |
| (一)教育教学资源欠缺无法保障基本教学活动 |
| 1.基础设施普遍不完善 |
| 2.师资匮乏且水平不足 |
| (二)学生相关问题层出不穷拉低办学效益 |
| 1.生源质量普遍下降 |
| 2.学生学科分布结构与市场需求不相称 |
| 3.毕业生就业竞争压力剧增 |
| (三)高层次人才培养及科研能力弱 |
| 1.博士层次人才培养能力不足 |
| 2.大学科研人员比例低及科研能力弱 |
| 五、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非洲大陆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 |
| 一、域外推动非洲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区域一体化的政策 |
| (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相关政策 |
| 1.教科文组织对非高等教育援助概述 |
| 2.推动非洲国家履行高等教育学历学位互认公约 |
| 3.委托泛非组织举办非洲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会议及系列研讨会 |
| 4.支持深圳市政府启动“非洲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计划” |
| (二)欧洲有关组织和国家的相关政策 |
| 1.欧洲-非洲质量连接试点项目 |
| 2.欧盟-非盟“调适非洲”项目 |
| 3.欧盟协助非盟发起“非洲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和认证一体化战略” |
| 4.欧洲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协会参与非洲高等教育质量标准制定 |
| 5.德国通过学术交流服务中心以技术性援助参与 |
| 二、泛非组织的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 |
| (一)非盟的相关政策 |
| 1.提出指导性的“非洲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和认证一体化战略” |
| 2.组建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服务机构 |
| 3.制定非洲大陆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标准 |
| 4.提出和推行“泛非高等教育质量分级机制” |
| 5.绘制《非洲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调研报告》 |
| 6.开展质量保障咨询考察和机构审查活动 |
| 7.开办非洲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和认证培训课程 |
| 8.建设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专家库提供政策咨询 |
| (二)非洲大学协会的相关政策 |
| 1.《战略计划》中的一体化质量保障政策 |
| 2.成立非洲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联盟 |
| 3.协助非盟推进“非洲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和认证一体化战略” |
| (三)非洲远程教育理事会的远程教育一体化实践 |
| 1.已有远程教育一体化质量保障意识暂未形成政策文本 |
| 2.成立非洲开放和远程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和认证机构 |
| (四)非洲教育发展协会的一体化意识及实践 |
| 三、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非洲次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 |
| 一、中西非及马达加斯加的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 |
| (一)非洲及马达加斯加高等教育委员会 |
| (二)委员会战略发展计划中的一体化高教质量保障目标 |
| (三)中西非及马达加斯加的区域一体化高教质量保障标准 |
| (四)中西非及马达加斯加的区域一体化高教质量保障辅助性政策 |
| 1.文凭互认与等值计划 |
| 2.非洲传统药典与医学计划 |
| 3.非洲国家咨询委员会计划 |
| 4.高级教师选拔考试制度 |
| 5.国际学术荣誉勋章计划 |
| (五)中西非及马达加斯加区域一体化高教质量保障政策的实施 |
| 1.院校自评与委员会评估和认证相结合的模式 |
| 2.区域一体化高教质量保障政策的实施效果 |
| 二、东部非洲的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 |
| (一)东非大学校际理事会 |
| (二)建成东非高等教育区为一体化高教质量保障政策目标 |
| (三)东非的区域一体化高教质量保障标准 |
| (四)东非的区域一体化高教质量保障辅助性政策 |
| 1.实施“学术人员交流项目” |
| 2.启动“学术项目基准” |
| 3.制定并实施《东非高等教育资格框架》 |
| 4.积极寻求资助伙伴促进科研和创新发展 |
| (五)东非区域一体化高教质量保障政策的实施 |
| 1.高校自评结合政府外部评估和认证的模式 |
| 2.支持成立东非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联盟 |
| 3.持续开展“能力建设及敏感性”培训 |
| 4.举办“学术-公-私伙伴关系及论坛和展览” |
| 5.组建学术主题集群 |
| 三、南部非洲的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 |
| (一)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等领导组织 |
| 1.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
| 2.南部非洲地区大学协会 |
| 3.南部非洲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联盟 |
| (二)无明确政策指导的一体化高教质量保障实践 |
| 1.制定并推进《教育与和培训协议》 |
| 2.建立技术认证委员会 |
| 3.举办南部非洲大学领导对话和能力建设工作坊 |
| 4.组织南部非洲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会议 |
| 四、北部非洲的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 |
| (一)阿拉伯大学协会等领导组织 |
| 1.阿拉伯大学协会 |
| 2.阿拉伯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联盟 |
| 3.创新性学习和知识策略定制中心 |
| (二)以提升阿拉伯高校质量为一体化高教质量保障政策目标 |
| (三)北非的区域一体化高教质量保障标准 |
| (四)北非的区域一体化高教质量保障辅助性政策 |
| 1.设立科学研究奖 |
| 2.制定“阿拉伯地区高等教育资格框架” |
| 3.实施“阿拉伯地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调查研究” |
| (五)北非区域一体化高教质量保障政策的实施 |
| 1.以高校内部评估结合多元化外部审计为模式 |
| 2.组织阿拉伯地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国际会议 |
| 3.举办阿拉伯地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工作坊 |
| 4.开展认证与评估能力培训 |
| 五、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非洲国别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
| 一、非洲国别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概述 |
| (一)国别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简史 |
| (二)国别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总体情况 |
| 1.在国家层次有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构的非洲国家 |
| 2.在国家层次没有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构的非洲国家 |
| 二、案例研究:埃塞俄比亚 |
| (一)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发展背景 |
| 1.埃塞俄比亚高等教育历史回顾 |
| 2.埃塞俄比亚教育改革及现行学制 |
| 3.埃塞俄比亚高等教育的质量 |
| 4.埃塞俄比亚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合法性 |
| 5.埃塞俄比亚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兴起 |
| (二)“三位一体”的质量保障组织结构 |
| 1.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决策者——教育部 |
| 2.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主持者——高等教育质量相关保障局 |
| 3.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实践者——高校 |
| (三)以高校内部审计和政府质量审计为模式 |
| (四)质量保障标准以6点分制量化 |
| (五)高校内部质量保障办公室的设立是主要成效 |
| (六)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存在的主要问题 |
| 1.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构缺乏自主权 |
| 2.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专业性不足 |
| 3.公立高校质量保障积极性有待提高 |
| 三、案例研究:乌干达 |
| (一)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发展背景 |
| 1.乌干达高等教育历史回顾 |
| 2.乌干达现行学制 |
| 3.乌干达高等教育的质量 |
| 4.乌干达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合法性 |
| 5.乌干达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兴起与变革 |
| (二)“四位一体”的质量保障组织结构 |
| 1.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决策者——国家高等教育委员会 |
| 2.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主持者与实践者——高校 |
| 3.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协调者——乌干达大学质量保障论坛 |
| 4.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支持者——东非大学校际理事会 |
| (三)以高校质量控制和高等教育委员会外部审核认证为模式 |
| (四)质量保障标准分级设计 |
| (五)年度高等教育学历与资格评估和认证是主要成效 |
| (六)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存在的问题 |
| 1.质量审计周期过长 |
| 2.质量保障的经费不足 |
| 3.私立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可持续性差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非洲区域一体化高教质量保障政策的特点与成效 |
| 一、非洲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的特点 |
| (一)政策制定的特点 |
| 1.政策制定动机的多重性 |
| 2.政策制定机构和程序的一致性 |
| (二)政策性质的特点 |
| 1.标准性政策的参考性 |
| 2.辅助性政策的实践性 |
| (三)政策目标的特点 |
| 1.目标设置强调基础性和可操作性 |
| 2.目标注重发展性 |
| 3.目标带有区域差异性 |
| (四)政策内容的特点 |
| 1.标准性政策内容的一致性和全面性 |
| 2.辅助性政策内容的多样性及其同质性 |
| (五)政策实施的特点 |
| 1.以内外部结合的评估为根本路径 |
| 2.以交流性活动和能力培训为辅助路径 |
| 3.政策实施范围的绝对限定性和相对广泛性 |
| 二、非洲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的成效 |
| (一)初步建立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
| (二)政策实施中取得的成绩可数字化呈现 |
| (三)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利益相关者的质量保障意识增强 |
| 第六章 非洲区域一体化高教质量保障政策的问题、原因及中非合作建议 |
| 一、非洲区域一体化高教质量保障政策面临的问题及原因 |
| (一)各层次高教质量保障组织机构间的矛盾与冲突 |
| 1.泛非高教质量保障组织机构权威性、约束力和财政能力弱 |
| 2.次区域高教质量保障组织机构权威性、约束力及与国别、院校联系强 |
| 3.国别和院校间高教质量保障能力和积极性存在差距 |
| (二)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客观条件普遍不足 |
| 1.质量保障人力资源及专业能力不足 |
| 2.质量保障资金及其来源不足 |
| 二、关于中非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合作的建议 |
| (一)中国参与非洲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区域一体化的必要性 |
| 1.中国在非洲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 |
| 2.非洲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区域一体化是中非合作的新机遇 |
| (二)建立中非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战略伙伴关系 |
| 1.签署中非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合作备忘录 |
| 2.加快中非高等教育学历学位互认进程 |
| 3.增进中非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交流与互动 |
| (三)加强中非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能力建设合作 |
| 1.举办中非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能力建设研讨会 |
| 2.组办中非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能力培训班 |
| (四)开展对非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技术援助 |
| 1.建立中-非联合评估认证机制 |
| 2.实施非洲高校质量保障信息化试点工程 |
| 3.对非援派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技术专家 |
| (五)参与国际组织对非高等教育援助项目 |
| 1.延续教科文组织深圳基金项目 |
| 2.推进世界银行“非洲高教卓越中心”科研质量保障建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类 |
| 二、外文类 |
| 附录 |
| 附录1 访谈提纲 |
| 附录2 非盟的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标准 |
| 附录3 非洲开放和远程高等教育机构与项目质量保障标准 |
| 附录4 非洲及马达加斯加高教委员会的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标准 |
| 附录5 东非大学校际理事会的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标准 |
| 附录6 阿拉伯大学协会的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标准 |
| 附录7 埃塞俄比亚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标准 |
| 附录8 乌干达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标准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国外关于技术进步的研究 |
| (二)国内关于技术进步的研究 |
| (三)关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研究现状 |
| (四)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
| 三、技术进步及相关概念辨析 |
| (一)科学与技术的关系 |
| (二)技术进步的涵义 |
| (三)技术进步与技术引进、技术扩散、技术创新 |
| 四、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及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的重点与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理论渊源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技术进步思想提供基础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技术进步思想 |
| (二)列宁的技术进步思想 |
|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技术进步思想提供启示 |
| (一)中国历史传统中技术进步经验的启示 |
|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创新理念及超越意识的启示 |
| 三、西方科技发展史中的技术进步思想提供借鉴 |
| (一)重视实验以及发明创造 |
| (二)重视基础理论研究以及发展高科技 |
| (三)重视科学、技术、生产的一体化发展 |
| 第三章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历史发展 |
|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萌生(1921-1949) |
| (一)重视普及自然科学知识 |
| (二)积极发展科技教育事业 |
| (三)尊重优待科技人才 |
|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形成(1949-1978) |
| (一)“向科学进军”,注重科技规划 |
| (二)倡导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 |
| (三)提出“自立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技术进步方针 |
| 三、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初步发展(1978-1989) |
| (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
| (二)开放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成果 |
| (三)改革科技体制,解放生产力 |
| (四)尊重人才,重视教育 |
| 四、扩大开放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深化发展(1989-2012) |
| (一)提出科教兴国战略 |
| (二)提出建设自主创新型国家 |
| 五、新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创新发展(2012-2019) |
| (一)实施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
| (二)建设世界科技强国 |
| 第四章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主要内容及特征 |
|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演进 |
| (一)技术进步的功能 |
| (二)技术进步的途径 |
| (三)技术进步的主体 |
| (四)技术进步的保障条件 |
|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主要特征 |
| (一)时代性与实践性相一致 |
| (二)科学性与人民性相统一 |
| (三)自主性与开放性相结合 |
| 第五章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意义和启示 |
|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意义 |
| (一)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 |
| (二)为我国技术进步事业从追赶向并跑、领跑转变提供强大思想武器 |
|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启示 |
| (一)明确技术进步的方向并给予支持至关重要 |
| (二)落实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的思想是推进新时代技术进步事业的保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四、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为技术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主席组织一次发表独创性意见的会议（论文参考文献）
- [1]ISO金融国际标准：演进、博弈与应对[J]. 刘非,郑联盛. 国际经济评论, 2021(05)
- [2]技术标准与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 ——基于出口技术复杂度和出口产品质量双重视角[D]. 董琴. 辽宁大学, 2021(02)
- [3]国内外公共卫生领域标准化工作管理体制比较与思考[J]. 孙乃玲,郑彬,余宁乐,周晓龙,姚玅洁,卢青青,雷苏文.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21(05)
- [4]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创新体系的视角[D]. 刘伟岩. 吉林大学, 2020(03)
- [5]美国现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师专业标准研究[D]. 王雪.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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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研究[D]. 程文.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