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精神是反腐倡廉的有力思想武器

一、延安精神是拒腐防变的强大思想武器（论文文献综述）

孙新生^[1]（2021）在《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演进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较好克服了革命时期注重个人、家庭、宗族、朋友等小群体利益的传统社会特殊主义价值观的侵蚀,新中国成立后执掌全国政权而来的权力腐蚀,以及改革开放后实行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特别是新旧体制机制转轨过程中腐败大量增加的挑战。这是如何实现的呢?不少学者认为,1978年前主要靠群众运动反腐,1978年后主要靠制度反腐。但这种观点忽略了的是,改革开放前不仅有群众运动反腐,也制定了大量法律法规和制度机制,组建了纪委、监委等反腐败机构,逐步建立了腐败惩治的权限、规则和程序,而且群众运动都是中共中央直接发动、组织的,除文化大革命外都是在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控制开展的,群众运动中都有制度建设环节,违纪违法人员的处理也是由专门机构进行。在改革开放后的反腐败实践中,除不开展群众运动外,大多数制度规则、程序、机构都延续了新中国成立早期及革命时期确立的制度框架。将改革开放前后的反腐败实践分别界定为运动反腐、制度反腐的二分法,割裂了两个时期的历史联系,同时也忽视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确立的拒腐防变体制机制,而这恰恰是建国后拒腐防变的逻辑起点和实践基础。本文在将拒腐防变放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中进行检视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拒腐防变,关键在于其是高度制度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自成立起就注重用制度化的方式拒腐防变,同时虽经历曲折反复但总体上较好地处理了制度化和群众参与的辩证关系,将群众参与逐步纳入制度化轨道,可以说制度化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拒腐防变的主线。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初步探索期,确立了思想建党优先、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等原则框架。在这些原则框架下,通过延安整风运动确立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确立从思想和作风问题抓起,防止这些问题演化为腐败问题的管党治党思路,使党员干部改变源自传统农业社会的观念和特质,接受马克思主义公共利益至上的普遍主义价值观,自觉做到不想腐。确立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建立专门干部选拔机构,将自上而下的领导考察与自下而上的群众考察结合起来,从选人用人的源头遏制腐败。严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制度,建立反腐败专门机构,严格实施党的纪律,及时纠正党员的小错误、清除党员队伍中的腐化分子,使大多数党员既不敢腐也不能腐。通过井冈山工农兵民主政治、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廉政实践等,对群众参与、民主监督的制度化方式进行探索,初步将自上而下的党内监督与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结合起来。新中国成立早期是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探索深化期。针对全国执政后腐化现象大幅增加的现实,将整风整党运动与执行纪律、整顿干部、清理组织、反对腐败结合,深化了延安整风运动模式;相继建立纪委、监委等反腐败专门机构,其组织机构、职责范围、领导体制、工作规则与程序等为1978年后纪委恢复重建提供了基本框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信访制度等为群众监督以及参与反腐败提供了制度化途径。但对党内贪污腐化特别是科层化管理体制滋生的官僚主义等隐性腐败,中央领导层在反腐败以自上而下的制度化方式为主还是以自下而上的群众参与为主上分歧越来越大,拒腐防变制度化和群众参与的张力逐步凸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成为群众参与制度化和反制度化的分水岭。改革开放新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恢复发展期。中国共产党将拒腐防变重新纳入制度化轨道,探索在不开展群众运动条件下拒腐防变的路径,对群众参与的规模和数量进行规范限制,更多依靠党和国家体制特别是专门机构自上而下反腐。其中,1983年整党确立了自上而下的整风整党模式;党和国家领导体制、领导机构改革,国家公务员制度等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价格改革、财政管理改革等经济领域改革,以及规范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行为,构建起防治腐败的制度机制;恢复重建后的纪委确立三项主要任务、五项基本权限、双重领导体制、纪委监察局合署办公体制,基础性反腐败法律法规逐步形成体系,在“两案”审理、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中注意区分纪律问题与法律问题,并在理念、规则和程序上探索党纪和国法的衔接,推动腐败惩治走上法制化轨道。但在拒腐防变制度化迅速提高的同时,群众参与逐渐边缘化,群众反腐与制度化的反腐体制对接不顺畅,党委政府与民间社会在反腐问题上不时出现紧张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是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加速推进期。针对制度执行不力、腐败问题滋生蔓延的挑战,中国共产党以制度执行力建设为突破口,坚持制度完善和制度执行相统一、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相统一、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统一,强力正风肃纪反腐、全面从严治党,使党的纪律、作风建设规定和腐败惩治法律法规落实落地,有力维护制度权威、遏制腐败蔓延势头。同时,通过畅通群众信访举报机制,构建群众网上曝光、舆论发酵、执纪执法部门追查相结合的监督方式,并通过巡视将自上而下的党内监督与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结合起来,特别是明确以党内监督为主导,与群众监督等各种监督结合起来,构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进一步理顺拒腐防变制度化和群众参与的关系,在拓宽群众制度化参与途径、将群众监督整合进拒腐防变制度化格局上取得重要进展。回顾百年拒腐防变历程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以制度化为主线,在思想教育、组织机构、惩治腐败、权力监督等制度化上都取得了不少历史经验。在新征程上,必须传承好这些宝贵经验,坚持和完善思想教育制度化,在党的领导下自上而下有控制、有步骤整风整党,将思想教育与整顿干部、执行纪律、建设组织结合起来,使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制度治党的过程、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思想建党的过程;坚持和完善组织机构制度化,任人唯贤,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强化反腐败专门机构;坚持和完善腐败惩治制度化,将制度制定和制度执行结合起来,依规依纪依法惩治腐败,将严惩腐败作为教育、制度的支撑和后盾;坚持和完善权力监督制度化,将自上而下的党内监督与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结合起来,以党内监督为主导,拓宽群众参与的制度化渠道,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为中国共产党抵御各种腐败因素的侵蚀、长期执政奠定坚实基础。

邹吉德^[2]（2021）在《习近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论述研究》文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党面临的“四大考验”以及“四种危险”数次强调党的自我革命。这是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等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和鲜明特色的社会发展进程中,高度凝练和概括出来具有特定指向的标识性的概念和范畴,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在新时代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成果,同时更是向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创新迈出的重要一步。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就是根据实际需要对自身落后的思想、体制机制等进行的变革,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具有深厚的理论依据、历史依据和现实依据。通过梳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可以得出马克思主义经典革命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学说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直接理论基础,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政党防范政治风险的思想是其间接理论支撑,其历史依据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对自我革命的早期探索和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实践,现实依据则是当代复杂多变的执政环境要求,也是提升自身执政能力的需要,更是中国共产党防止自身变质的需求。分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论述,可以得出要实现党的自我革命,就必须具备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和自我提高的能力,通过从中央和国家机关党建抓起、加强党内监督和人民监督相结合以及开展常态化的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的方法来实现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党的自我革命既是一个历史命题,更是现实中必须解决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中实现党的自我革命,由此得出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有利于推进初心使命教育向纵深发展、有利于实现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有利于构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从理论上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历史经验、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自我批判精神,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先进性建设提供理论指导。

王曼^[3]（2020）在《新时代加强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信仰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精神活动,对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统领作用。政治信仰作为人类信仰的政治维度,是人们对某种特定的政治形态、政治制度、政治理念和政治理想等的信奉和敬仰,是对政治层面的价值追求和终极关怀,是人的政治理性和政治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政治信仰是政治心理的重要组成要素,属于政治文化的范畴。随着人类政治文明和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政治信仰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生存与发展,都需要共同的政治信仰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力量。坚定的政治信仰,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进入新时代,在全球化、网络化以及“西化”“分化”等因素的冲击下,个别党员、干部的政治信仰出现了弱化,甚至是动摇的现象。理想信念的动摇和滑坡会使党失去政治灵魂和精神支撑,损害党内的政治生态和党的形象。因此,新时代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信仰建设,使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崇高的政治信仰引领下践行政治理想、行为规范,在科学的政治信仰凝聚下产生强大的号召力和战斗力,维持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就成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也成为党和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要承担的重要政治使命和执政课题。本文以“新时代加强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建设研究”为题,由导论和正文五章内容组成,各章大致的思路和内容如下:第一章主要探讨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的相关理论问题。研究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信仰问题,首先要对一些基本概念进行界定,包括信仰的内涵、特征、分类以及政治信仰的概念、特征和功能等。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的理论渊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政治信仰的理论与实践经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的理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加以继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得以创新发展;另一方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政治学说中的“内圣外王”的政治修养、“以民为本”的政治伦理、“为政以德”的施政原则和“大同社会”的政治追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政治理念、价值追求、社会理想的精华,影响着人们的政治生活态度和精神生活风貌,并逐渐成为人们内化的一种特定的政治情感和政治价值,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高度概括,亦成为涵养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的重要思想文化源泉。第二章主要探讨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建设的历史过程与基本经验。在历史脉络上,将其划分为三个时期,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通过对各个历史时期党的政治信仰建设纵向、动态的梳理,纵观政治信仰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变迁历程,体悟党的政治信仰发展的历史规律,总结出党在政治信仰建设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即重视政治理论学习、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向、树立并宣扬党内政治信仰的先进典型、在整党整风运动中加强政治信仰建设等。这些宝贵的经验为解决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的突出问题,加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信仰建设,进一步坚定党员、干部的政治信仰,提供了历史镜鉴和现实启示。第三章主要探讨新时代加强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建设的时代诉求,突出问题意识。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党的政治信仰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冲击,存在许多突出的问题,党的政治和思想建设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挑战、新考验和新问题。新时代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具有更加强大的精神力量,这就为加强党的政治信仰建设提出了新的时代诉求。因此,通过总结新时代党的政治信仰存在的突出问题,并对存在问题的成因及加强党的政治信仰建设的价值性两方面进行充分论证,这是我们在新时代把加强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信仰建设作为时代课题来讨论的根本原因。第四章主要探讨新时代加强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建设的时代内容。在新时代的背景下,结合习近平总书记的多次讲话精神,从内容体系上看,新时代党的政治信仰的内容建构应包含五个方面,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这五个方面共同构成了新时代党的科学政治信仰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第五章在前四章内容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新时代加强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建设的原则、机制与路径,以实现政治信仰建设的目标。加强党的政治信仰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应当在认识和尊重政治信仰一般规律的前提下,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采取积极有效的方法和路径加以推进。具体而言,在基本原则上,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相结合、理想性与现实性相统一、渐进性与反复性相结合的原则;在有效机制上,政治信仰作为一种心理活动,在生成过程中应遵循信仰的一般心理发展机制,包括理性认知机制、情感认同机制、意志培养机制和行为践行机制;在具体路径上,通过加强理论武装、坚定“四个自信”、增强党性修养、依托红色资源、学习先进典型、完善党内制度、加强实践锻炼等路径,实现政治信仰的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只有这七个方面相互支撑,形成合力,才能实现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的巩固与强化,提高党员、干部知信行合一的能力,增强党员、干部守初心、担使命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从而不断增强党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有力的政治基础。

王大龙^[4]（2020）在《延安时期党的廉政文化建设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廉政文化建设是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把加强党内廉政文化教育作为教育党内干部党员,廉洁党内风气的重要力量杠杆。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史上历久弥新、成就斐然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研究这一时期党的廉政文化建设,对党现阶段厉行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延安时期党的廉政文化建设,既制定了系列行之有效的法律条例,又建立健全了相关的配套制度机制。本论文主要是对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进行廉政文化建设展开研究讨论,以期能够系统分析和阐明延安时期党进行廉政文化建设的基本内容、主要成绩和历史经验,进而科学准确地揭示延安时期廉政建设的基本经验对当今廉政建设的重要现实启示,为新时代背景下进一步加强党的廉政文化建设,营造新型政治生态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本论文除了引言和结语,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对延安时期党的廉政文化建设历史背景进行分析和梳理,从历史动因和必要性两个方面展开论述。延安时期进行廉政文化建设既是无产阶级政党自身性质的要求,同时也是根据地党的建设的必然选择;第二部分主要是通过从宏观上把握延安时期的历史事件,对廉政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进行分析和概括。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教育、制度、民主和社会风气等四个方面加强党内廉政文化宣传和教育;第三部分主要是介绍中国共产党开展廉政文化建设在延安时期取得的主要成绩和重要发展;第四部分是总结和阐述延安时期党的廉政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从廉政文化的教育、舆论监督、规范、凝聚功能四个层面进行阐述,在此基础上阐明延安时期廉政文化建设的历史启示。研究延安时期党的廉政文化建设的历史与实践,总结其历史经验,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反腐倡廉工作,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赵洪良^[5]（2020）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加强政治能力建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党的政治能力建设是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内在要义和本质规定。党的政治建设所内含的“政治强党”意蕴是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能力建设的逻辑指引,也是从政治能力视角思考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逻辑理路。在党的政治建设意义上,提升党的政治能力是中国共产党确保政治上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政治权威,彰显党的政治本色和政治特征的关键之举。理解党的政治能力的内涵要义要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解析党的政治能力的内容构成、价值功能和本质属性。要从政党能力的视角理解党的政治能力的一般的、共性的、基本的政治诉求,结合新时代党的政治能力的重要论述,尝试从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两个层面理解党的政治能力的内容要素,在此基础上阐释党的政治能力建设在党的政治建设过程中的功能定位,总结出提升党的政治能力内在逻辑与政治诉求,全面把握提升党的政治能力在新时代党的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党的政治能力建设的政治诉求和政治目标来源于党的政治建设实践。结合党的政治建设的的发展历程来看,提升党的政治能力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加强政治建设的内在逻辑和必然结果,是回应党的自身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和新挑战的重要途径。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党的政治能力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认识和创新举措,推动党的政治建设实践焕发出强大政治活力,为新时代管党治党积累了有益经验。出于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政治需要,强化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政治能力就成为新时代“旗帜鲜明讲政治”的核心要义。可见,作为百年大党,中国共产党如何永葆政治先进性,如何锻造强大的政治能力,如何以党的政治能力推动党的事业发展,是我们必须回答好、解决好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从能力要素系统来看,党的政治能力着眼于党的政治力和组织力建设的特定过程,其内在包含了党的能力系统的诸多要素,体现了党的建设和执政背后的共性政治要求。参照党的政治建设基本范畴,党的政治能力建设的内容要素可划分为职能性政治能力、保障性政治能力、方法性政治能力、核心性政治能力、预防性政治能力,规定了党的政治能力是由多重能力要素整合构成的整体性能力系统。这种能力系统是对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治国理政能力的系统化表达,是对党的政治功能、责任使命、政治角色、政治本领等的综合体现。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多年努力和实践探索,党的政治能力建设取得显着成效,对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顺利推进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质量。但也要清醒认识到,新时代我们党面临着的各种问题,归根结底都是政治上的强力挑战,党的政治能力建设面临和现实梗阻和阻滞因素愈加明显,提升党的政治能力的相关实践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考验,而要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实现党内政治团结、凝聚统一共识,着力加强党的政治能力建设。在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能力建设的路径选择方面,要尝试将党的政治建设的经验优势转化为增强中国共产党政治先进性的核心政治资源,在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中不断释放巨大的政治能量。要以“能力强党”为价值导引,按照体系化建设思路为新时代党组织政治能力建设提供丰富的方法路径,着力构建党的政治能力建设的目标功能体系、主体内容体系、组织保障体系、效益评价体系。针对党员干部队伍建设中存在的人员结构配置不合理、专业化能力不高、政治素养不强、政治能力不适应时代发展需求等问题,要尝试从政治思维、政治素养、政治本领等方面不断提升党员干部的政治能力,不断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站位和政治担当。并在党的政治建设的经验支持下,不断强化和优化党的政治能力的提升机制,深化党的政治能力建设的制度化路径。

王光明^[6]（2020）在《新时代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党内政治文化集中反映了政党的政治品格、文化根基、价值追求,是一个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独特精神标识。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新时代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的重大时代任务,提出了“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科学命题,形成了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提高党的建设质量的重要抓手。这一科学命题的提出,既是对我们党90多年自身建设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科学升华,又是着眼于新时代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的战略任务而作出的重大理论创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新时代深入推进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应有之义和内在要求,对于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政治文化来源于管党治党的实践活动,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建构主体、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为核心导向、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党性的文化体系,具有政治性和文化性相统一、时代性和民族性相统一、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鲜明特征,主要包括思想文化、行为文化和制度文化等具体形式,在凝聚思想共识、规范政治生活和净化政治生态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和国外政党政治文化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和思想资源。其中,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是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魂”;传统民本思想、德治思想、法治思想、选贤任能思想、修身律己思想和廉政思想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构成了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根”;国外政党有序发展党内民主、重视政党法治、加强廉政建设、渐进推动政党改革和塑造良好政党形象的政党文化,则为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注重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作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独特优势,贯穿于管党治党实践活动始终。其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奠基和探索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是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调试和曲折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则是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修复和完善期。90多年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历程,形成了弥足珍贵的历史经验:一是持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完善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科学指南;二是加强党内集中教育,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固本培元;三是强化党的制度建设,巩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制度保障。党内政治文化作为中国共产党独特精神标识,在以政党-社会-国家为核心构成要素的政治系统中发挥着重要的价值功能。首先,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举措、全面提高党的建设质量的价值引领、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的文化支撑,筑牢了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价值根基。其次,党内政治文化作为具有明确政治方向的文化形态,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先进性,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在党的政治实践中的集中体现,也是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前进的“风向标”和“指明灯”,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前进方向。再次,党内政治文化既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强化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政治保证,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实践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价值功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并持续推进党内政治文化建设。通过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培厚了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土壤;坚持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相结合,创新了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理念;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厚植了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思想基础和制度基础,推动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取得了新成效。但不可忽略和否认的是,当前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仍存在党员干部对党内政治文化认知存在偏差、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体制机制不健全、面临不良政治文化的冲击等现实问题。究其根本,就在于封建思想、西方文化思潮等多元文化对党内政治文化的挤压,以及管党治党实效性有待进一步提升等主客观因素对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形成了冲击和挑战。新时代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应坚持统筹协调,加强顶层设计,要始终坚持继承性和创新性相统一、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的逻辑理路,自觉做到坚定文化自信、培育和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加强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队伍建设、持续推进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形成和巩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方法体系保障、思想保障、主体保障和制度保障。

李春艳^[7]（2020）在《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所谓“廉政”,顾名思义就是指廉洁政治,这是一种与贪污腐败直接对立的政治现象,因此,强调廉政就必须要坚决反对腐败。当前中国共产党必须严加惩治贪污腐败问题,必须要把反腐败斗争和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性提高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去认知,唱响反腐倡廉的时代最强音。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一定要有新气象新作为。……全党要清醒认识到,我们党面临的执政环境是复杂的,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也是复杂的,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1）这里,不仅明确了党所处的新的历史方位,同时也毫不避讳地指出了党所面临的执政环境和所存在的各种问题。为此,党中央多次提出要坚持反腐败永远在路上,不断深化标本兼治,努力保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通过廉政建设的不懈努力换取“海晏河清、朗朗乾坤”。因此,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要想坚定不移地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道路,就必须深入学习和挖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历届中国共产党人的廉政思想,厘清该思想的历史发展脉络,所遵循的内在规律,挖掘它的现实价值,这样才能对当前建设廉洁型执政党和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产生重要的指导性作用。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思想资源。它包含四个方面的重要内容:一是廉政建设要坚持人民至上的思想。如马克思提出要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列宁提出执政党“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毛泽东提出党拒腐防变的铜墙铁壁是真心实意的群众;邓小平提出廉政工作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造福群众;习近平强调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来保持执政本色,二是廉政建设要坚持制度反腐的思想。如马克思提出打碎旧的国家制度和机器是遏制腐败的根本途径;列宁提出消除腐败必须“用法令指明道路”;毛泽东提出用“党内法规”和制度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邓小平提出党和国家机关的廉洁要通过法制来保证;习近平强调要把法规制度建设贯穿到反腐倡廉各个领域。三是廉政建设要纯洁党的组织的思想。如马克思提出要严格党员入口,以保组织纯洁;列宁要求通过开展“清党”工作以维护党组织纯洁;毛泽东提出抓好思想道德建设做“端端正正的官”;邓小平提出完善选人用人标准以确保组织纯洁;习近平提出要通过培养选拔好干部、从严管理干部的方式来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四是廉政建设要加强权力监督,反对特权的思想。如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消灭一切特权,实现人类解放;列宁提出要“同一切特权作不调和的斗争”;毛泽东提出要“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邓小平提出搞特权和特殊化“势必使我们的干部队伍腐化”;习近平强调必须坚决反对“四风”问题,必须从思想作风上反对特权。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在历史发展中具有继承性和创新性、时代性和局限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建设的实践,可以得出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对当前建设廉洁型执政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经验启示:巩固理想信念,补足精神之钙;紧紧依靠人民,保持执政本色;纯洁党的组织,筑牢战斗堡垒;完善制度建设,防止权力越轨;加强权力监督,确保权力阳光化;严厉打击特权,维护制度公正。廉政建设关系到执政党在政治上的先进性、思想上的纯洁性和组织上的纪律性,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兴衰成败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党必须要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只有坚持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才能确保中国共产党能够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才能确保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始终不忘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不懈奋斗。

徐广田^[8]（2019）在《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思想研究》文中提出一个强有力的政党是中国改革走向成功的重要政治前提。中国共产党是新时代各项建设的开拓者和引领者,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核心领导力量。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全面审视党和国家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综合分析了党内、国家以及国际环境的新情况新问题,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就是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打造坚强的领导核心,关键在全面从严治党。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丰富实践,是我们党对执政党治理现代化问题的理论思考与实践回应,集聚了管党治党的新智慧,探索了新时代巩固执政根基的新思路,形成了内容丰富、逻辑严密的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思想。深入研究这一重要思想,有助于深化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理论认知和规律把握,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和世界意义。论文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灵活运用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综合运用文本分析法、系统分析法、辩证唯物主义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为文本研究依据,以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思想为核心研究对象。首先,界定治党、从严治党和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概念;其次,从理论渊源、实践基础和现实依据三方面剖析了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思想的形成;再次,从新定位、新要求、新布局和新方略四个治党核心问题阐释了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思想的创新发展,清晰勾勒出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思想的全貌;同时深入分析了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思想的基本特征;最后,系统论述了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理论与实践价值及其世界意义。论文一是着重分析了全面从严治党在治国理政中的新定位,在时代发展中的新要求,在整体推进中的新布局,重点分析了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中的新方略,系统阐述了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思想的创新发展;二是总结提炼出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思想的四大特征,即体现了治党与治国相统一的大党建思维,强调全面与凸显从严相结合的治党新理念,彰显中国共产党进行自我革命的治理逻辑,体现全面从严治党在方法、内容、路径的综合创新;三是从中国视野阐述了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即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指导理论,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行动指南;从更宽广的国际视野深入揭示了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思想的世界意义,即它为世界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建设提供发展范例,也为世界政党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李冰^[9]（2019）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方法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全面从严治党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抓党的建设的鲜明主题。关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与实践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深刻变化了的世情、国情,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实际相结合,在总结、传承我们党管党治党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新的历史条件下管党治党作出的新论断、新举措。这其中,有关管党治党方法论的问题构成了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成效的根本性、基础性问题。因此,从方法论的层面剖析全面从严治党,是深入理解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重要论述与实践的关键步骤。本文按照理论、历史、实践三者有机统一的逻辑理路出发,对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中形成的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辩证统一、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同发力、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相互补充、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形成合力、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有机统一等一系列管党治党之法进行系统研究,对新时代贯彻落实好“一以贯之地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一是关于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辩证统一之法。将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有机统一充分体现了唯物辩证法中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原理;同时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成功经验与教训的总结和沿袭。如在建党初期,把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探索相结合,探索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革命纲领;又如新中国成立以后,加强党的领导和整党整风运动相结合,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等,这些历史探索经验对促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过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传承将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有机统一的治党之法,把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建设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教育活动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学风建设与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相结合,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深入发展。二是关于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同发力之法。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是对马克思主义内外因辩证关系理论的重要遵循。注重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基本原则,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始终把思想建党、制度治党作为建党重要原则之一。并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或者把思想建党放在首位,或者更强调制度治党,都是充分考虑不同的时代背景和党建实际需要的基础上作出的战略调整。党的建设历史经验教训等对于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发展,无疑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和实践指导作用。基于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以及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教训的梳理、学习,习近平果断做出决定,必须促进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两个过程的融合,只有实现二者同向、同时发力,才能助力从严管党治党真正取得实效。三是关于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相互补充之法。把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紧密结合起来,是由党的性质、宗旨决定的,是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必然要求,两者互补短长,缺一不可,也是我们党一直以来管党治党的重要方法之一。如抗日战争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通过健全监督法制建设,把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纳入法制化轨道;重视党外人士的民主监督,扩大监督力量;创新“开门会议”的监督模式,保障监督主体的知情权;坚持运动式监督,推进广泛监督;完善专门监督机构的建设,为促进监督主体充分发挥监督权提供组织保障等一系列措施,以增强监督合力。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充分汲取我们党在推进党内监督和人民监督方面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把“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作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战略举措之一,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不刮风、不搞运动”,强调“构建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形成以党内监督为主、其他监督相贯通的监察合力”。四是关于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形成合力之法。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合力论。事实上,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管党治党是我们党长期以来在党的建设方面形成的重要方法之一。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了“干部就是决定性因素”的重要论断,要求党员干部在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坚持自上而下、以上率下,发挥模范表率作用。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十分重视党内民主的建设,明确党的主体地位,完善、维护党员民主权利等;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运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管党治党方法,通过强调党员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进一步完善党员的民主权利等,在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等。十八大以来,在奋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方面要求以上率下,发挥“关键少数”的“头雁效应”;另一方面强调自下而上,从党员群体中汲取管党治党的智慧和力量等举措,激发并提高广大党员参与党的事业的自觉性和责任感,打开了党的建设事业的新局面。五是关于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有机统一之法。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是系统论与重点论在全面从严治党领域的科学运用。坚持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有机统一也是我们党长期以来在党的建设方面形成的重要方法之一。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通过以反对主观主义为重点整顿学风;以反对宗派主义为重点整顿党风;以加强党内教育为重点开展政党等,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增加党的战斗力,创造力,在党的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组织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成效。在反复研习、总结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与中国共产党的党建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特色、党建实际,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中,习近平就曾反复强调要坚持系统思维,整体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的同时,要把握重点,抓关键主体、抓关键环节、抓好节点,以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突破来带动管党治党全局的发展。具体表现为: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推进党的全面建设;以坚定理想信念为重点推进党的思想建设;以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为重点推进党的组织建设;以整治“四风”问题为重点推进党的作风建设等,推进新时期党的建设持续、健康、有序发展。

董蕾^[10]（2019）在《政治生态视域下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提出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重大任务。党的廉政建设作为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的重要手段,是涵养正气充盈、政治清明政治生态的必要条件和重要任务。因此,以政治生态为视角研究分析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相关理论和实践问题,有利于我们深刻认识新的党内政治生态背景下党的廉政建设的新动向新任务,进一步拓宽党的廉政建设的研究视野;有利于深入研究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廉政建设的特点规律,全面推进党的廉政建设体系建构以及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确保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本文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借鉴政治生态学的相关理论,聚焦党的廉政建设为研究对象和重点,设计了涵盖理论缘起、历史总结、内容架构、问题揭示、原因分析、路径选择在内的政治生态视域下党的廉政建设的研究框架。阐述了党的廉政建设的相关理论基础及借鉴,厘清了政治生态与党的廉政建设的内在关联;根据不同历史时期党内政治生态的变化而不断调试党的廉政建设举措,提炼出党的廉政建设的基本经验;聚焦于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的新变化,党的廉政建设呈现出风清气正的新格局;在党的廉政建设“四位一体”基本逻辑架构下,逐一剖析党的廉政建设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和多维诱因,有效推动各核心要素不断优化、协调有序,进而提出党的廉政建设的优化对策。在净化党内政治生态背景下,政治生态与党的廉政建设具有内在关联,深入推进党的廉政建设有利于营造清正廉明的政治生态,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有利于推动党的廉政建设向纵深发展,二者在目标、主体、内容、形式等方面具有彰显人民性、突出政治性、强调内生性、注重制度化的内在契合,统一于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为党治国理政营造清正廉明的执政环境。借助政治生态理性分析工具,建构了包含主体责任、权力监督、廉政制度、廉政文化“四位一体”的廉政建设结构体系,各核心要素有机联系,发挥自己独有的功能和作用,提升党的廉政建设的整体效能。以党的廉政建设“四位一体”结构体系为主线,以政治生态的视角探寻廉政建设在新时代条件下由谁来建设、建设什么、怎样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从增强党对廉政建设的全面领导以强化廉政主体功能,完善权力监督体系以规范权力运行,构建廉政制度保障体系以优化廉政制度协同效能,厚植清正廉洁的文化土壤以营造良好文化生态等方面提出优化党的廉政建设的四大对策。

二、延安精神是拒腐防变的强大思想武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延安精神是拒腐防变的强大思想武器（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习近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论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新时代加强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延安时期党的廉政文化建设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加强政治能力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新时代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方法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政治生态视域下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延安精神是拒腐防变的强大思想武器（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演进研究[D]. 孙新生.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
• [2]习近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论述研究[D]. 邹吉德. 延安大学, 2021(12)
• [3]新时代加强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建设研究[D]. 王曼. 山东大学, 2020(10)
• [4]延安时期党的廉政文化建设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王大龙.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5]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加强政治能力建设研究[D]. 赵洪良. 兰州大学, 2020(01)
• [6]新时代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研究[D]. 王光明. 兰州大学, 2020(01)
• [7]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研究[D]. 李春艳.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3)
• [8]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思想研究[D]. 徐广田. 大连理工大学, 2019(08)
• [9]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方法论研究[D]. 李冰. 湖南科技大学, 2019(07)
• [10]政治生态视域下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研究[D]. 董蕾. 大连理工大学, 20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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