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宋代汉中地区货币经济初探（论文文献综述）
向远林[1]（2020）在《陕西传统乡村聚落景观基因变异机制及其修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传统乡村聚落是中国农耕文明的宝贵遗产,亦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目标对象。陕西是中华文明特别是中国农耕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典型的传统乡村聚落景观。景观基因理论借鉴生物基因表达、遗传、变异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传统乡村聚落景观,是解释传统乡村聚落景观形成、发展、演变的很好的理论与方法。因此,结合陕西区域传统乡村聚落景观具体特征,本研究以陕西113个国家级传统村落为研究样本,应用景观基因理论的主要理论体系与研究方法,从陕西省域、传统乡村聚落景观文化生态区及单个聚落三大尺度,对陕西传统乡村聚落景观基因的变异机制及其修复进行全面、系统性研究。首先,本研究分析了国内外传统乡村聚落景观及景观基因研究进展,发现传统乡村聚落景观基因变异性是目前国内外学者们尚未深入探讨的研究领域,而陕西传统乡村聚落又体现出一定的景观基因变异趋势,因此,其变异机制及修复研究是一个尚待解决的科学问题。接着,在省域尺度（宏观尺度）下,研究了陕西传统乡村聚落基本特征、景观基因识别提取及图谱构建等,作为景观基因变异性研究的重要基础。首先梳理了陕西传统乡村聚落景观形成的自然和人文历史的总体环境,探讨其历史演变脉络及基本特征,并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研究了它的总体格局。继而,提出适于陕西传统乡村聚落的景观基因识别指标体系,对其景观基因进行了识别、提取,分析了其景观基因基本特征和不同景观特质类型聚落的空间特征。在此基础上,以景观基因分析为主要研究方法,提出了陕西传统乡村聚落景观特质形成与表达的总体机制;进一步提出适于陕西传统乡村聚落景观基因组的图谱体系,并对其图谱进行了系统构建。之后利用图谱分析的方法,提出了陕西传统乡村聚落景观基因遗传和更新的总体机制,并分析了其遗传、变异的总体趋势。然后,在文化生态区尺度（中观尺度）下,系统研究了传统乡村聚落景观基因变异特征、变异机制、变异性判定等景观基因变异性研究的若干核心理论问题。首先对陕西传统乡村聚落景观意象、景观基因信息链进行了构建。然后,对陕西传统乡村聚落景观进行文化生态区划,分析了各区景观基因变异特征,并进一步构建区域景观基因识别系统。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陕西传统乡村聚落景观基因的总体变异机制,分析了其总体变异特征,并探讨了景观基因变异性判定的操作流程。最后,进行单个聚落尺度（微观尺度）的研究。首先提出了传统乡村聚落景观基因信息链修复的理论框架,然后以质性研究等方法为主要研究方法,按照修复理论框架,以陕西四个典型变异聚落为例,探讨了如何对变异聚落进行景观基因信息链修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于景观基因信息链修复的传统乡村聚落景观主要保护利用模式。本研究采用景观基因理论相关研究方法,在识别提取陕西传统乡村聚落景观基因并系统构建其景观基因组图谱基础上,对其形成与表达机制、遗传与更新总体机制、总体变异机制、景观基因信息链、区域景观基因识别系统等核心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厘清了陕西传统乡村聚落景观基因的变异特征、变异机制等关键问题,对陕西典型变异传统乡村聚落进行了景观基因信息链修复,并探讨了传统乡村聚落景观基因信息链修复的实践应用,为传统乡村聚落保护、振兴与合理利用提供了全新的理论和方法。本研究结合陕西区域传统乡村聚落景观特征开展相应研究,将景观基因研究从全国层面推向区域层面,并走向景观基因变异及修复研究的全新领域,对推动景观基因理论发展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唐博闻[2]（2020）在《南宋兴元府御前诸军都统司探析》文中认为兴元府作为川陕地区的中心城市之一,宋金战争爆发后,其军事战略地位更显重要。驻扎在兴元府的御前诸军都统司是镇守兴元府的主要军事力量。靖康之难后,兴元府守将在兴元府地区积极招收、整编河北、陕西地区溃退军队,重组兴元府守军（兴元府屯驻御前诸军前身）,对金军的进攻进行有效抵抗,扞卫了四川地区。兴元府沦陷以前,兴元府都统制任命几乎没有空缺,驻扎在兴元府的御前诸军驻防地域也趋于稳定,保持了较强的军事实力。因此兴元府御前诸军都统司是南宋政权拱卫川陕地区、抗击金军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
杨文昱[3]（2020）在《张亚初先生的古文字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张亚初先生是当代卓有成就的古文字学家,学术造诣颇深,尤其擅长金文研究,在学术界有深远的影响。本文以张亚初先生研究古文字所取得的成就为研究对象,系统论述了张亚初先生在甲骨文考释、金文考释与研究、青铜器及历史文化研究、汉字理论、有关专着等方面的成就。文章共分为五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介绍了张亚初先生的生平和主要学术成就,国内研究现状,研究内容、方法、目的及意义。这一部分内容,对张亚初先生的求学经历、工作经历以及学术活动的特点进行了简短的概括。第二部分为“张亚初先生的文字学考释与研究”,是本文的重点章节,分类讨论了张亚初先生在甲骨文考释、金文考释与研究、青铜器及历史文化研究等方面的成就。在甲骨文考释方面,本文介绍了张亚初先生对甲骨文中“铸”、“（?）”、“挞”、“讯”等字的理解;在金文考释与研究方面,本文介绍了张亚初先生对金文中“免”、“（?）”等字的考释成果以及对多友鼎、太保罍、作册嗌卣等器铭文的研究成果;在青铜器及历史文化研究方面,本文介绍了张亚初先生对乙辛时期青铜容器、对商周青铜盉及卣壶等内容的研究成果;并对其撰写的包括《西周金文官制研究》《殷周金文集成引得》《商周古文字源流疏证》《商周金文姓氏通考》在内的诸多着作进行了概括总结。第三部分为“张亚初先生的汉字理论及其它”,一方面对张亚初先生提出的关于古文字形体、造字法以及古文字考释方法方面的内容进行了总结评析,另一方面对张亚初先生所做的包括编写年鉴在内的其它工作进行了梳理。第四部分“结语”,对全文内容进行了总结。第五部分为“附录:张亚初先生论文汇编”。附录部分搜集、整理了张亚初先生发表、合作发表论文以及会议发言稿42篇,按发表年代先后顺序升序排列,并选用较为清晰的古文字形体代替了部分模糊形体,将部分手抄本文章录入为更加清晰的印刷体文章,以方便读者阅读与推进后续研究的深入发展。
刘辉[4]（2019）在《宋元陶瓷枕的考古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陶瓷枕的发明,与我国陶瓷制作工艺的不断发展息息相关。陶瓷枕的出现,是我国悠久枕物习俗与深厚陶瓷文化之结晶。陶瓷枕历经唐五代的发展,至宋元达到繁盛,明清则几近衰微。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宋元时期是陶瓷枕由弱到兴、再由盛至衰的重要发展阶段。本文以出土材料为基础,对宋元陶瓷枕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古学研究。第一章为绪论。本章首先简述了我国枕物习俗和枕具出现的大概历程,并将我国枕具大致分为硬质和软质两大类,其中陶瓷枕属于考古发现数量最多、时间跨度最长的枕具,兼具硬质枕易于保存和软质枕可塑性强的优点。继而阐明了本文的选题缘由和相关概念,并对宋元陶瓷枕的研究简史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上,明确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学术目的和文章框架。第二章为类型与编年研究。本章首先将宋元陶瓷枕分为高温釉和低温釉两大类,继而在各种釉色品种下进行分型。其中,高温釉包括白、青、青白和黑等釉色,低温釉则分为单色釉和多色釉等。每个釉色品种之下,又根据枕面正投影形状和枕体的异同分为诸型,再依据枕面和枕体的组合关系、装饰的差异,另进行亚型和式别的划分。在类型学框架之下,以考古出土材料为基础,通过对陶瓷枕本体及其伴出遗存广泛、细致地对比,分析不同类型陶瓷枕的年代,进而建立了宋元陶瓷枕的编年序列。第三章为窑场分布与产品特点研究。本章以宋元陶瓷枕的类型学研究成果为基础,结合地缘关系等,将宋元时期烧造陶瓷枕的窑场分为北方和南方两大地区。北方地区又分为七个区域,南方地区则包括四个区域。在此体系之下,对每个窑场的陶瓷枕类型、产品特点进行了考证、分析和总结。第四章为发展与演变研究。本章在第二、三章的基础上,将北方地区陶瓷枕分为五期八段,南方地区则包括四期六段,并对北方、南方地区各期陶瓷枕的类型、装饰和产地等进行了总结,重点分析了每期的变化。继而将宋元陶瓷枕的总体发展与演变分为早中晚三期,即发展阶段（10世纪60年代至11世纪上半叶）、繁盛阶段（11世纪下半叶至13世纪上半叶）和式微阶段（13世纪下半叶至14世纪60年代）。第五章为相关问题研究。第一节对宋元陶瓷枕的成型和装烧工艺进行了研究,将成型工艺分为雕镶、模范和复合成型三大类,装烧工艺则以匣钵正烧和匣钵叠烧为主。第二节对宋元陶瓷枕的功能和用途进行了探讨,将其分为生活用枕和丧葬用枕两大类。生活用枕包括睡枕、脉枕和腕枕等功用,并重点探讨和明晰了脉枕和腕枕这两个一直以来颇具争议的功能;还分析了宋元陶瓷枕的使用时间、人群等。第三节对宋元陶瓷枕所见题字进行了分类总结,将其分为纪年类、姓氏名号类、诗词曲赋类、名言警句类和良言吉语类,主要考证了生产经营者姓氏名号类题字中窑戳出现的大致时间,并就其所体现的民窑生产模式进行了一些讨论。第四节对宋元陶瓷枕的源流问题进行了追溯和探析,以往学界多认为我国陶瓷枕出现于隋代,然就本文收集考古材料来看,陶枕至迟在战国秦汉时期就已存在;该节还初步分析了宋元陶瓷枕由盛转衰,甚至在明代趋于销声匿迹的原因。第六章为结语。本章重点总结了本文的内容及主要收获,并指出本文存在的问题和以后的研究方向。
周新年[5]（2018）在《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的地方社会不同于西方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概念18世纪才产生,来自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国家形成的历史经验,强调下层社会积极限制上层的国家权力的过程,社会精英、市场原则、公共舆论起关键的作用[1]。黑格尔认为中国由“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的历史是静止的,中国的社会“客观存在与主观运动缺乏一种对峙”[2],乃至于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社会的国家[3]。这其实都是基于公民社会的视角。但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认为公民社会只是一个理论“模式”,并非在西方真正出现过[4]。中国传统的王朝国家及近现代的国家,其社会不同于西方公民社会基于法的关系的普遍一致性,而在于自然和传统关系的地方性。本论文地方社会强调的是在国家的权力下,通过横向联系而自发形成的社会组织过程。顺德作为一个地处珠江三角洲中心（新老三角洲的结合部）、因境内发生惊动明王朝的“黄萧养起义”而在明中期设立的县级地域,经历了近600年的历史。在此过程中,顺德的地域社会先后创造了历史性的变革:在明清时期,同西、北江三角洲自然环境变迁（主要是洪水与沙田的淤涨）的适应、改造和利用过程中,形成了地域性的农业生产模式——桑基鱼塘等基塘农业;在晚清,因中法战争而组织的顺德地方团练发展成为领导广东省团练的领导机构;在清末,又成为中国工业近代化的先发地域;1970年代末开始,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率先成为乡村工业化和“自下而上”城镇化的典型地域。顺德的地方社会中是否存在一种内生的地域社会力量在起作用?本论文对顺德地方社会的历史考察,通过顺德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形成来尝试作出回答。论文分析了顺德自然和社会环境变迁中的几类关键性的要素:堤围等水利设施、宗族、乡村墟市、社与村庙的民间信仰等地方社会要素;以及明清的里甲与保甲、清末与民国的地方自治、建国后的乡村集体化、改革开放后推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帝制时期和近现代国家的制度要素;明清时期的基塘农业、乡村手工业、原工业化、近代工业化、全球化时代的工业化等经济要素。通过这些地方社会及国家层面关键制度要素的互动,总结出顺德乡村社会水利、墟市、信仰、产业等集体空间及其内部的权力（支配）、资源（资本）的积累和集中机制,以及地方习惯、地方文化的地域特征和乡村公共品的供应机制,并进一步尝试构建社会空间的分析框架——以集体空间为核心的地方社会空间与国家政治空间的尺度互动。通过此分析框架,来检讨在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下顺德（政府的和乡村的）空间行为的得失。论文的结构共分九章:第一章,分析研究的背景,提出研究的问题,确定研究的对象、范围,界定关键概念,运用的研究方法,简述论文的结构。第二章,通过梳理社会空间基础理论、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主要范式及相关研究成果,提出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及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与城市化和全球化研究领域的理论衔接。第三章,重点对顺德地域自然环境变化进行历史分析,围绕以堤围、闸窦、沙田围筑等水利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行动机制,总结自明至建国以来水利建设的历史谱系:村庄的简易村围——防护田土的挡水堤——合围的堤围——跨村的联围、闸窦、排涝等综合水利系统——地域性大联围,并分析在乡村地域社会内部的水利组织形成过程中,集体空间中不同主体的利益冲突与协作对乡村聚落空间产生的深刻影响。人与自然的互动推进了水利社区的形成,并对顺德社会空间的演变形成空间的反作用机制（由非精确的自然领地边界向清晰的产权边界转化）。水利集体空间中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的形成过程表征了水利公共产品与水利地域社会规则形成的过程。第四、五章,通过分析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过程,分析地方社会民间信仰的历史特征。重点分析:不同神灵的地域分布反映了乡村社会内部和外部自然环境特征;通过里社制度、宗族制度对村庙的影响,考察国家礼制、宗族组织对民间信仰的双向互动关系;对乡村聚落社、村庙、不同类型祭祀圈和信仰活动圈的考察,得出顺德的社会空间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民间信仰通过神灵的设立和祭祀仪式等实现乡村社会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在整合地域内的不同社群、应对水灾和匪患、促进聚落共同体及跨村联盟的形成、影响墟市的演化及地域精神的形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传统乡村社会里,神的存在就是树立了韦伯所说的卡里斯马（charisma）,是建构乡村社会秩序及社会空间的权威之隐喻。民间信仰是顺德地方社会最为突出的特征,是所有社会活动的纽带。第六章,重点考察乡村“市”和周期性“墟”形成的历史过程,分析影响“墟”与“市”的转化因素。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段墟市的管理机制,墟市与水网、宗族、村庙的关系,以及原工业化和近代工业化对促进墟市性质改变的综合分析,总结乡村墟市所构成的市场交易空间的历史演变。顺德乡村墟市市场圈的形成,推动乡村以人际社会交往为主向跨村落的地域经济交往活动的转化。墟市集体空间的出现,从满足日常生活的服务演变到促进乡村地域经济的分工。明清顺德乡村“墟”与“市”角色的转化,先后经历了“早晚市和日墟——周期性旬墟和固定市——专业性墟和专业性市——商业性市和周期性墟”的历史谱系,实际代表了乡村地方社会经济交往活动中消费和生产的主导地位的变化。论文通过对顺德乡村墟市进行分类、发展演变及墟市竞争与冲突的历史考察,分析乡村墟市演化过程中权力、资源积累与集中机制的变化,认为乡村墟市的不断升级与墟市封建性不断减弱是一个相互关联的过程。专业性墟市向近代市镇的演化,权力集中机制是必要条件,由此产生墟市资源的集中机制共同主导了顺德墟市的市镇化过程。第七章,重点考察不同历史时段关键性制度对乡村地方社会的影响,及乡村地方社会如何主动适应和建构集体空间的机制。即从国家在场的视角,考察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得出:（1）明朝里甲制重点以黄册的人户为管理对象,促进了乡村聚落认同的形成;清朝图甲制以土地管理为主,促进了乡村社会内部自我管理机制的形成和走向成熟。（2）通过对明清的卫所、巡检司、保甲、乡约、公约等国家在地方的军事或安全控制体系、村落自我防卫体系的考察,探求跨自然村地域社会的形成路径。（3）清末至民国的地方自治,第一次将乡村社会从韦伯所说的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或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引向形式理性（Formal Rationality）或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乡村社会由地方习俗推动的自组织向被制度所建构转化。（4）建国后,经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等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制度、改革开放后政策的不断调整,顺德的社会空间经历了制度性的变革:土地改革时期,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乡村社会通过农会和区代表大会确立了县下的区和乡准行政机构,乡村第一次被行政化;农业合作化时期,高级社使乡村第一次进行集体大生产和实施社会主义公有化体制;人民公社时期,先后经历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转变,乡村地域社会的内部组织单元,最终被生产队生产组织所重组;改革开放后,乡村经过短暂的自治后,通过“再集体化”再次被纳入行政的管控之下,农村股份合作社及村委会最终在管理区层次上的成立使乡村通过“再集体化”转化为经济性为主的自治组织,乡村社会再次面临整合。制度化的空间区划对乡村社会空间是刚性的规束和重组,但乡村社会内部在政社分离后,其地域的自组织性再度起到关键作用。如改革开放后的1990年代村庙重建高潮、乡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设立、宗族活动的重新加强等等,社会空间再次逐步获得自主性。第八章,重点考察了顺德基塘农业促进的农业商品化、手工业与原工业化、社队企业与乡镇企业、乡村工业化的过程,认为顺德地方社会的集体空间促进了农业商品化、原工业化及工业化过程中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实现,最终经历漫长的时段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主要内容包括:1、顺德基塘农业的出现与自然环境的变化（洪水危害增加）、应对洪水威胁而采取的水利设施建设之间的关系,在明中期开始蚕丝国际贸易的拉动下,最终促使顺德乡村手工业进入原工业化过程;2、清末引进机器缫丝业,引起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和乡村社会的冲突,改变了地域社会的诸多因素,引起农业工业化的进程加快、乡村墟市的专业化、工商业资本的出现等,从原工业化走上近代工业化;3、建国后,进入社会主义公有制,原有的民族工业和手工业分别纳入到国家工业体系和人民公社的农业生产体系。顺德的基塘经济作物体系为人民公社的社队企业的发展准备了与以粮食作物为主地域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社队企业得到较好发展,进而为顺德在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得到快速发展准备了坚实基础;3、1992年顺德推进产权改革和城乡一体化策略,使得乡镇企业的发展获得新的机遇,但也同时留下了产业层次不高和土地粗放利用的后果。顺德乡村集体组织在改革的初期积极投资乡镇企业,为农村工业化打下了基础;产权体制改革后,逐步演变成为集体资产的管理平台,乡村集体失去经济的活力。改革开放后,乡村社会在参与工业化的进程中,出现分化——一部分在工业化过程中成为改革的“赢家”,而一部分成为“输家”,其实质就是集体组织“再集体化”过程的差异。总结改革开放后,顺德不同乡村工业化的差异,得出集体组织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巨大作用:集体组织强的,工业化的进程更为顺利;而弱的乡村,基本维持农业生产的局面。从一个层面来看,就是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的差异,决定了乡村工业化的成功与否,也决定了其发展的路径。第九章,通过对前几章的内容进行总结,进一步阐释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并由此总结顺德改革开放后空间政策的得失,提出乡村社会空间发展的建议。
唐博闻[6]（2018）在《南宋兴元府军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兴元府,自古即为我国西南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区域政治中心、军事战略重镇,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三国时期,汉中是蜀汉政权北伐中原,匡扶汉室的重要战略要地和后方补给基地。唐代,唐德宗以兴元府作为大本营,平复“朱泚之乱”收复长安。兴元元年（公元784年）,改梁州为兴元府,兴元府的名字也由此而来。北宋建立后,蜀道贸易兴起,其交通地位和商业地位更为突出,兴元府作为蜀道重要城市、中转站,一度和首都汴梁、成都、杭州成为全国四大商贸重镇。南宋时期,兴元府的地位举足轻重,是金、蒙（元）少数民族政权南下攻取四川的必争之地。时人把兴元府视为四川地区的屏障,四川地区亦为东南江淮地区的屏障,兴元府陷落,对南宋朝廷的生存造成威胁。兴元府这一重要区域,不仅仅在川陕战区地位重要,而且在南宋的国防战争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南宋时期,南宋政权偏安东南,陕西四路尽失,在此形势下,兴元府因为北依秦岭,南靠巴山的天然地理屏障和蜀道川陕地区道路交汇之处的交通优势,成为了宋金、宋蒙（元）战争中各方势力皆想占据的重要城市。川陕地区重要的军事机构皆曾在兴元府置司。建炎年间,南宋朝廷把“掌一路兵马事”的利州路安抚使司移驻到兴元府。川陕（四川）宣抚司在南宋时期多次移驻兴元府。宋蒙（元）战争时期,位于成都的四川制置司曾短期置司于此。绍兴和议后,南宋朝廷欲分领兵大将之权,“择之偏将”都统司从宣抚司中独立出来。御前诸军都统制司是南宋屯驻大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防意义重大。驻扎在兴元府的地方军队,由兴元府御前诸军都统制司和兴元府的地方民兵部队组成。这些部队的前身是北宋时期驻守陕西四路的南撤军队,后成为了南宋朝廷在宋金、宋蒙（元）战争中所依靠的重要的国防力量。宋蒙（元）战争中,由于宋廷决策失误和军队的腐败,兴元府在端平二年被蒙（元）侵占,随之四川地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大部分被元军攻克。宋军在丢失四川地区后的战争中极其被动,襄阳、合州的失守导致南宋政权的覆灭,更印证了宋人余端礼所言:“无蜀是无东南也。
余康[7]（2018）在《“山村型”社会与水利管理制度转型 ——以徽州吕堨为中心的考察（1127-1930）》文中提出为探讨“山村型社会”中水利管理制度的动态变化过程,本文选取徽州吕堨作为研究对象,分别从家族构建（方氏家族）、文化创造（水神吕明远）与制度实践（水利谷制度）三个角度考察宋代至民国间之水利管理。由于当地自然环境导致的内部分散性、山林资源开发中的区域联动性、商业与商人主导下低地核心区的形成等是影响吕堨管理的重要因素,包括吕堨在内的徽州水利形成了管理组织长期常态化、水利末梢家族主导管理权、管理者存在仆佃与业佃之分、塘堨边界变动不居等诸多特征。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国家干预从宋以来就是积极与必要的,吕堨管理中“管甲制”、“堨首-堨董双层制”等管理方式之形成即是其例。此外,川南、浙南的案例亦表明这些因素与特征不是徽州特有,山村型水利管理可能是一种重要的公共事务管理模式。水利虽是山区地域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往往并非最核心之事务,“水利社会”并不适用于这些地区。
雷梓潇[8]（2017）在《汉中乡土历史教育与乡土史资源的开发利用研究》文中指出在新课改的大背景下,中学历史教育的质量要得到不断地进步和提升,必然会对教师和学生提出更高的要求,教师要教的有水平,学生更要学的有效用。近些年,中学历史教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乡土历史教育,其受到重视的程度不断提高,应用的范围也更加广泛,而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不同地域都有各自的特色乡土史,丰富而广泛的乡土史资源,为乡土历史教学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条件。然而,在实际的中学历史教育当中,教师对于乡土史教育的运用并不广泛和高效,尤其在某些教育并不发达的地区,乡土史教学实际上是被忽略的。本文立足于该前提进行研究,文章一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乡土历史教育的发展情况,第二部分对汉中乡土历史教育的现状进行了详细的阐述,第三部分以宋代蜀道纸币乡土史资源的开发利用为案例,详细分析目前汉中地区开展乡土历史教育的现实性和乡土史资源的开发的可行性,第四部分针对汉中地区乡土历史教育的进一步开展和乡土史资源的开发给予一定的建议,来推动历史课程的改革的发展,实现中学历史教育目标。通过对汉中地区乡土历史教育现状和汉中地区乡土史资源开发利用情况的调查研究,笔者发现汉中乡土史在高中课堂上的利用较少,同时当地乡土史的开发情况并不理想,造成学生对历史知识的了解主要来源于课本教学,对于家乡的历史了解很少。因此,研究汉中地区乡土史资源的开发及在高中历史课堂上的运用是很有必要的,希望文章中的实践研究,能够为进一步转变教师教学方式提供思路,更大的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了解家乡、热爱家乡的情感。
狄三峰[9]（2013）在《2000～2012年中国大陆历史地理学研究之发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邓广铭先生认为研究中国古代史要掌握年代、地理、职官、目录四种基本工具,而其中的“地理”便是指现今所讲的历史地理学,其重要性可见一斑。中国历史地理学自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取得了长足进步,进入到本世纪更是发展迅猛。总结和梳理本世纪头十余年的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成绩,对于该学科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按当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学科体系,对2000-2012年这十三年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情况做一番梳理。本文大体分为八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论述本文的选题意义和近年来的研究大概；第二部分为第一章,对十余年来学科的整体发展情况做宏观说明,内容包括会议进展情况、专业历史地理杂志的发展、主要科研院校的研究领域和取得成果,以及近年来活跃在历史地理领域的学者大要等；第三部分为第二章,论述十余年来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进展情况,重点强调了学科属性问题和信息技术在历史地理研究中的运用；第四部分为第三章,主要论述的是历史自然地理的发展情况,对有关的地理因素进行分述概括,同时强调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互动：第五部分为第四章到第十一章,主要论述的是历史人文地理的发展情况,分别对历史政治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社会文化地理、历史聚落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历史军事交通地理和区域历史地理等分支进行理论层面和内容层面的分析；第六部分为第十二章,论述了历史地图集的编纂情况,并对一些编绘理论进行分析说明；第七部分是第十三章,对历代地理志书、古地图以及历史地理文献的汇编情况进行简要总结；第八部分为第十四章,总结十余年来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特点、问题、对策,并展望中国历史地理学将来的发展走势。
王瑞[10]（2011）在《明清时期汉江流域中药材地理初探（1368-1911）》文中提出南北朝至清代,汉江流域作为防己、雷丸、千年艾、黄精、厚朴、绿毛龟、白花蛇、贝母、穿山甲等动植物药材的地道产区,享有极高声誉；石斛、枳实、鹿茸、麝香等常见药材在唐代以后汉江流域地区亦有分布,荆三棱、菖蒲主要分布于汉江下游地区,地道性不甚明显。汉江主航道与丹江航道优良的水上运输条件使得大规模药材运输成为可能,然而地道药材不一定成为主要贸易商品,其数量受自然条件制约较大,亦受山区开发与环境变化影响,因此大宗中药材货物中仅有一小部分是地道药材,晚清民国时期多以人工种植药材为大宗商品,贸易种类繁多、数量较大。清代中期至民国时期,中药材商品渗入汉江流域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对于汉江流域端午、重阳节用药习俗发展与延续起到重要影响作用,山区流民、农民以及城市小手工业者、外省大商人均参与到药材贸易的环节中来,形成汉江流域中药材药材市场网络。明清时期普通民众、皇室及道士阶层构成汉江流域药材的主要消费群体,民国初年,药材商帮的发展将本地区中药材行业推向商品经济的顶峰,商帮成为影响汉江流域药材市场的主要因素,以汉口镇最具代表性。因清末山区过度开发及西药进入中国,汉江流域药材贸易在民国初年渐渐停滞。本文旨在研究明清时期汉江流域中药材的分布变迁及其参与贸易发展之历程,分析清末至民国初年时期的中药材分布变化及原因；从历史地理学角度对汉江流域的中药材地域水上运输路线作以研究；并对清末时期以汉口镇为代表的汉江流域药材市场网络发展变化原因作以探讨。
二、宋代汉中地区货币经济初探（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宋代汉中地区货币经济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1）陕西传统乡村聚落景观基因变异机制及其修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1.3 研究的创新价值取向 |
| 1.2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2.1 主要研究方法 |
| 1.2.2 主要技术路线和基本框架 |
| 1.2.3 拟解决的主要科学问题 |
| 1.3 研究区域、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1.3.1 研究对象与研究区域 |
| 1.3.2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1.4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与研究进展 |
| 2.1 相关概念界定与解析 |
| 2.1.1 聚落、传统聚落、传统乡村聚落、传统村落的概念及关系 |
| 2.1.2 文化景观与传统乡村聚落景观 |
| 2.1.3 景观基因、景观基因组、景观基因组图谱及其相互关系 |
| 2.1.4 传统乡村聚落景观基因的表达、遗传、变异 |
| 2.1.5 其他需要特别说明的概念 |
| 2.2 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 |
| 2.2.1 国外相关研究进展 |
| 2.2.2 国内相关研究进展 |
| 2.2.3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合评述 |
| 2.3 传统乡村聚落景观研究的相关理论基础 |
| 2.3.1 景观基因理论体系下的主要研究基础 |
| 2.3.2 新文化地理学和文化生态学的相关研究基础 |
| 2.3.3 乡村地理学的相关研究基础 |
| 2.3.4 其他学科的相关研究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陕西传统乡村聚落景观历史演变与总体特征 |
| 3.1 陕西主要地理环境要素总体透视 |
| 3.1.1 自然地理的总体环境 |
| 3.1.2 人文历史发展的总体环境 |
| 3.2 陕西传统乡村聚落景观的历史演变 |
| 3.2.1 远古的呼唤 |
| 3.2.2 早期的功能和形态 |
| 3.2.3 主要历史时期的发展与演变 |
| 3.2.4 近现代以来的嬗变与特征 |
| 3.3 陕西传统乡村聚落景观的总体特征 |
| 3.3.1 基本特征 |
| 3.3.2 时空分布特征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陕西传统乡村聚落景观基因识别及图谱构建 |
| 4.1 陕西传统乡村聚落景观基因识别、提取及特征分析 |
| 4.1.1 景观基因识别流程 |
| 4.1.2 景观基因识别与提取结果 |
| 4.1.3 景观基因的基本特征 |
| 4.1.4 陕西传统乡村聚落景观基因表达与控制机制 |
| 4.2 陕西传统乡村聚落景观基因组图谱构建 |
| 4.2.1 景观基因组图谱构建流程 |
| 4.2.2 景观基因组图谱构建结果及特征解析 |
| 4.2.3 陕西传统乡村聚落景观基因遗传机制与总体变异趋势综合分析 |
| 4.3 本章小节 |
| 第五章 陕西传统乡村聚落景观基因变异机制 |
| 5.1 陕西传统乡村聚落景观意象提取 |
| 5.1.1 景观意象提取的作用与意义 |
| 5.1.2 景观意象的构成要件 |
| 5.1.3 景观意象提取 |
| 5.2 景观基因信息链及其对景观基因变异性研究的基础作用 |
| 5.2.1 景观基因信息链的作用与意义 |
| 5.2.2 景观基因信息链的定义与层次结构 |
| 5.2.3 陕西传统乡村聚落景观基因信息链构建 |
| 5.2.4 传统乡村聚落景观基因的变异性及其修复 |
| 5.3 文化生态区划及各区景观基因变异特征分析 |
| 5.3.1 文化生态区划的方法、原则与作用 |
| 5.3.2 文化生态区划方案 |
| 5.3.3 各文化生态区传统乡村聚落景观基因变异特征 |
| 5.3.4 文化生态区划的影响机制 |
| 5.4 陕西传统乡村聚落景观基因总体变异机制与变异性判定 |
| 5.4.1 区域识别系统的建立 |
| 5.4.2 区域识别系统的地域总体特征及其区域差异 |
| 5.4.3 总体变异机制与总体变异特征 |
| 5.4.4 景观基因变异性判定的原则与操作流程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典型变异聚落的景观基因信息链修复 |
| 6.1 理论框架与样例选取 |
| 6.1.1 景观基因信息链修复的理论框架 |
| 6.1.2 典型变异聚落样例的选取 |
| 6.2 陕西典型变异传统乡村聚落景观基因信息链修复 |
| 6.2.1 杨家沟村(景观基因信息链重建) |
| 6.2.2 漫川关社区(景观基因信息链复原) |
| 6.2.3 老县城村(景观基因信息链复原) |
| 6.2.4 高杰村(景观基因信息链复原) |
| 6.3 基于景观基因信息链修复的主要保护利用模式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本研究的主要结论 |
| 7.2 本研究的主要创新之处 |
| 7.3 本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3）张亚初先生的古文字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张亚初先生生平及其学术成就述略 |
| 第二节 国内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方法、目的、意义 |
| 第二章 张亚初先生文字学考释与研究 |
| 第一节 甲骨文考释 |
| 第二节 金文考释和研究 |
| 第三节 青铜器及历史文化研究 |
| 第四节 有关专着 |
| 第三章 张亚初先生的汉字理论及其它 |
| 第一节 汉字理论 |
| 第二节 其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张亚初先生论文汇编 |
| 附录说明 |
| 附录1 吴史新证 |
| 附录2 《对扬补释》质疑 |
| 附录3 周厉王所作祭器?簋考——兼论与之相关的几个问题 |
| 附录4 从商周八卦数学字符号谈筮法的几个问题 |
| 附录5 甲骨金文零释 |
| 附录6 谈多友鼎铭文的几个问题 |
| 附录7 商周族氏铭文考释举例 |
| 附录8 殷墟都城与山西方国考略 |
| 附录9 两周铭文所见某生考 |
| 附录10 《北京图书馆所藏青铜器铭文拓片汇编》序 |
| 附录11 张亚初先生关于淅川下寺楚墓的发言稿 |
| 附录12 论鲁台山西周墓的年代和族属 |
| 附录13 论楚公(?)钟和楚公逆镈的年代 |
| 附录14 于省吾先生在学术方面的贡献 |
| 附录15 淅川下寺二号墓的墓主、年代与一号墓编钟的名称问题 |
| 附录16 解放后出土的若干西周铜器铭文的补释 |
| 附录17 宋代所见商周金文着录表 |
| 附录18 对妇好之好与称谓之司的剖析 |
| 附录19 对商周青铜盉的综合研究 |
| 附录20 商代职官研究 |
| 附录21 殷代乙辛时期青铜容器的形制 |
| 附录22 论商周王朝与古蜀国的关系 |
| 附录23 谈古文字中的变形造字法 |
| 附录24 古文字分类考释论稿 |
| 附录25 金文研究(1988) |
| 附录26 北京琉璃河出土西周有铭铜器座谈纪要 |
| 附录27 金文研究(1990) |
| 附录28 蔡国青铜器铭文研究 |
| 附录29 从古文字谈胡、胡国与东胡 |
| 附录30 殷周青铜鼎器名、用途研究 |
| 附录31 太保罍、盉铭文的再探讨 |
| 附录32 金文新释 |
| 附录33 金文研究(1992) |
| 附录34 现代已故史学家于省吾 |
| 附录35 疑难铭文拟定字一览表——摘自《殷周金文集成引得》 |
| 附录36 金文考证例释 |
| 附录37 商周卣壶考述 |
| 附录38 甲骨文字新解(二则) |
| 附录39 《汉语古文字字形表》订补 |
| 附录40 燕国青铜器铭文研究 |
| 附录41 谈四种整体文字及其意义 |
| 附录42 古文字源流疏证释例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4）宋元陶瓷枕的考古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概念界定 |
| 三、研究简史 |
| 四、研究思路 |
| 第二章 类型与编年 |
| 第一节 高温釉枕 |
| 一、白釉 |
| 二、青釉 |
| 三、青白釉 |
| 四、黑釉 |
| 五、绞釉 |
| 第二节 低温釉枕 |
| 一、单色釉 |
| 二、多色釉 |
| 第三章 窑场分布与产品特点 |
| 第一节 北方地区 |
| 一、Ⅰ区 |
| 二、Ⅱ区 |
| 三、Ⅲ区 |
| 四、Ⅳ区 |
| 五、Ⅴ区 |
| 六、Ⅵ区 |
| 七、Ⅶ区 |
| 第二节 南方地区 |
| 一、Ⅰ区 |
| 二、Ⅱ区 |
| 三、Ⅲ区 |
| 四、Ⅳ区 |
| 第四章 发展与演变 |
| 第一节 北方地区 |
| 一、第一期(960~1022 年) |
| 二、第二期(1022~1063 年) |
| 三、第三期(1063~1149 年) |
| 四、第四期(1149~1259 年) |
| 五、第五期(1260~1368 年) |
| 第二节 南方地区 |
| 二、第二期(1063~1162 年) |
| 三、第三期(1162~1279 年) |
| 四、第四期(1279~1368 年) |
| 第三节 总体分期 |
| 一、早期(发展阶段) |
| 二、中期(繁盛阶段) |
| 三、晚期(式微阶段) |
| 第五章 相关问题研究 |
| 第一节 成型与装烧工艺 |
| 一、成型工艺 |
| 二、装烧工艺 |
| 第二节 功能和使用 |
| 一、功能和用途 |
| 二、使用时间与使用人群 |
| 第三节 题字及其内涵 |
| 一、题字分类 |
| 二、关于“民窑”生产模式的思考 |
| 第四节 源头与流向 |
| 一、隋代以前 |
| 二、唐五代时期 |
| 三、宋元时期 |
| 四、明清时期 |
| 第六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5）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域的设问及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对象和范畴 |
| 1.2.1 研究对象 |
| 1.2.2 研究的范畴 |
| 1.3 概念的界定 |
| 1.3.1 空间、场所与社会空间 |
| 1.3.2 公共空间、公共领域与集体空间 |
| 1.3.3 公有、共有与公共池塘资源 |
| 1.3.4 共同体与社区、社会与地方社会 |
| 1.3.5 权力 |
| 1.4 研究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 |
| 1.4.1 学术价值与理论价值 |
| 1.4.2 应用价值和实践价值 |
| 1.5 研究思路、方法 |
| 1.5.1 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相结合 |
| 1.5.2 借鉴多学科理论研究地方社会 |
| 1.5.3 历时与共时、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
| 1.6 论文的框架 |
| 第二章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 |
| 2.1 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回顾 |
| 2.1.1 新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 |
| 2.1.2 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与时空思想 |
| 2.1.3 布尔迪厄实践理论的场域 |
| 2.1.4 福柯的空间理论 |
| 2.1.5 小结 |
| 2.2 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的相关理论范式 |
| 2.2.1 施坚雅的市场关系模式 |
| 2.2.2 弗里德曼的宗族关系模式 |
| 2.2.3 黄宗智的内卷化经济模式 |
| 2.2.4 杜赞奇的权力文化网络模式 |
| 2.2.5 小结 |
| 2.3 国内外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综述 |
| 2.3.1 历史人类学视角 |
| 2.3.2 水利视角的地域社会学、地域社会史、历史地理的相关研究 |
| 2.3.3 小结 |
| 2.4 尺度与集体空间分析框架 |
| 2.4.1 尺度及相关的概念 |
| 2.4.2 尺度的相关理论 |
| 2.4.3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自然环境变迁、水利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3.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 |
| 3.1.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变迁 |
| 3.1.2 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发展简史 |
| 3.1.3 小结 |
| 3.2 顺德水利设施建设简史 |
| 3.2.1 宋朝及之前以局部挡水堤建设为主阶段 |
| 3.2.2 明朝、清朝的堤围闸窦系统的建设阶段 |
| 3.2.3 民国时期的堤围小范围并围建设阶段 |
| 3.2.4 建国后跨区大联围综合水利建设阶段 |
| 3.2.5 小结 |
| 3.3 顺德沙田垦殖与聚落格局的形成 |
| 3.3.1 珠江河道口门发育与沙洲沉积 |
| 3.3.2 顺德河涌淤积成沙的地域分布 |
| 3.3.3 顺德沙田的围垦 |
| 3.3.4 顺德乡村聚落分布格局的演化 |
| 3.4 沙洲的自然特征与聚落的空间组合类型 |
| 3.4.1 岛洲型聚落 |
| 3.4.2 沙洲型聚落 |
| 3.4.3 新沙洲型聚落 |
| 3.4.4 小结 |
| 3.5 水利集体空间的冲突、协作机制与聚落社区的融合 |
| 3.5.1 水利集体空间冲突与协作过程中的国家与地方社会 |
| 3.5.2 水利集体空间重构过程中的政府、士绅与宗族 |
| 3.5.3 小结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民间信仰空间分布特征与乡村集体空间基础单元 |
| 4.1 民间信仰的概念 |
| 4.2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与四大水神信仰 |
| 4.2.1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 |
| 4.2.2 珠江三角洲四大水神信仰及其传播 |
| 4.3 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阶段 |
| 4.3.1 历代顺德民间信仰与儒释道的互动发展过程 |
| 4.3.2 明代“禁淫祀、毁淫祠”与民间信仰的正统化 |
| 4.4 顺德民间信仰空间地域分布特征 |
| 4.4.1 顺德民间信仰的基本情况 |
| 4.4.2 顺德民间信仰的空间分布 |
| 4.4.3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形成与时空演化 |
| 4.4.4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空间特征 |
| 4.4.5 移民带来的信仰与本地的融合——以康公信仰为例 |
| 4.4.6 小结 |
| 4.5 社公、土地公的信仰与乡村基础社会空间单元的形成 |
| 4.5.1 社公信仰的演化 |
| 4.5.2 关于社坛、社主、社公、土地公 |
| 4.5.3 顺德社的类型 |
| 4.5.4 以社公为单位形成的村域共同体——龙江沙田五社“菩萨巡街”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地域信仰共同体与集体空间的边界认同 |
| 5.1 村庙、乡主庙与乡村聚落空间的融合 |
| 5.1.1 宗族与乡庙,血缘组织的衍生与信仰地缘组织的组合——以桑麻村为例 |
| 5.1.2 一庙多神信仰与村落的融合——以乐从镇的乡村为中心 |
| 5.1.3 从迁民到聚落,从社公到乡庙——均安镇南沙的个案分析 |
| 5.2 祭祀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信仰空间的形成 |
| 5.2.1 以宗族为单位的祭祀圈——以林头村为例 |
| 5.2.2 以祭祀组为单位的祭祀圈——以麦朗医灵庙为例 |
| 5.2.3 以水利堤围为单位的祭祀圈——以众涌安乐围内天后巡游为例 |
| 5.2.4 以一条河上下游地域形成的祭祀圈——以东头、南坑的观音巡游为例 |
| 5.3 信仰活动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体 |
| 5.3.1 以个人参加为主的观音开库信仰圈 |
| 5.3.2 以村庄祭祀联盟形成的祭祀活动圈——以均安帝王巡游为例 |
| 5.3.3 以龙舟队为单位参加的龙船点睛信仰活动圈 |
| 5.4 民间信仰的隐喻与乡村聚落空间的权力支配关系 |
| 5.4.1 体现宗族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4.2 基于风水观念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4.3 基于社群认同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5 本章小结 |
| 5.5.1 民间信仰与村庄外部边界 |
| 5.5.2 民间信仰与村庄内部认同 |
| 第六章 墟市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6.1 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明清墟市空间格局 |
| 6.1.1 珠江三角洲贸易的发展 |
| 6.1.2 明清珠江三角洲区域市场体系 |
| 6.1.3 明清区域贸易网络及变化 |
| 6.1.4 明清顺德墟市空间格局 |
| 6.2 墟市活动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流动网络 |
| 6.2.1 墟市圈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 |
| 6.2.2 墟市圈与地域乡村聚落结构分析 |
| 6.2.3 墟市对乡村聚落空间形态的影响 |
| 6.3 明清顺德墟市的类型 |
| 6.3.1 城郭型墟市 |
| 6.3.2 乡村传统墟市 |
| 6.3.3 专业性墟市——以陈村、容奇和桂洲墟市为例 |
| 6.3.4 小结 |
| 6.4 顺德墟市的演化 |
| 6.4.1 桥梁建设、内河航运与墟市空间的变迁 |
| 6.4.2 墟市功能性质的演化与墟市空间的迁移 |
| 6.5 墟市的权力支配与资源积累机制 |
| 6.5.1 墟市的权力支配机制 |
| 6.5.1.1 明清乡村墟市发展的社会制度环境 |
| 6.5.1.2 顺德乡村墟市权力积累机制 |
| 6.5.2 墟市资源的积累与竞争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制度性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7.1 顺德区划沿革及立县边界考 |
| 7.1.1 顺德区划沿革 |
| 7.1.2 顺德立县区划边界考 |
| 7.2 明清乡都堡下的里(图)甲制与自然村庄地域空间的形成 |
| 7.2.1 明以前县下的乡 |
| 7.2.2 明清县以下的都堡 |
| 7.2.3 明清里(图)甲制的演化与自然村境域的关系 |
| 7.3 明清至民国,防卫体系、巡检司、保甲制与跨乡村聚落社会共同体的形成 |
| 7.3.1 清至民国顺德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 7.3.2 明清两朝顺德的社会治安 |
| 7.3.3 明清的营制、巡检司与乡村防卫地域的形成 |
| 7.3.4 明中期以后、清至民国的保甲制、乡村自治与跨村的地域联盟 |
| 7.4 解放后的区划与村庄聚落空间的内部再划分 |
| 7.4.1 解放后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 7.4.2 土地改革村庄空间的行政化和合作化时期村庄空间的经济化 |
| 7.4.3 人民公社时期政社合——与村庄空间的再划分与经济再组织化 |
| 7.4.4 镇村时期,城镇化与村庄社会空间的经济体化 |
| 7.5 本章小结 |
| 7.5.1 明清图(里)甲制促进了自然乡村空间地域的形成和内部的社会组织性 |
| 7.5.2 明清保甲制及各种防卫体制与从乡村的乡约、公约相互作用促进了跨自然乡村地域空间的认同 |
| 7.5.3 晚清至民国,从法制上促进了乡村地域的自治 |
| 7.5.4 新中国成立后,乡村集体化空间的形成 |
| 第八章 工业化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转型 |
| 8.1 顺德农业经济商品化与工业化历史发展过程 |
| 8.2 明至清中晚期,桑基鱼塘的商品农业、原工业化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2.1 关于原工业化理论 |
| 8.2.2 明至清中晚期,水利建设过程中催生的商品化基塘农业及家庭手工业 |
| 8.2.3 明至清中晚期,基塘农业生产方式形成独特的集体与个体社会关系 |
| 8.2.4 明至清中期,顺德原工业化与乡村集体空间 |
| 8.3 清末至民国,顺德乡村近代工业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3.1 近代依托民族资本的缫丝业对顺德乡村空间的影响 |
| 8.3.2 以官僚资本带动的糖业发展对顺德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4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初期(1949-1983),顺德社队企业对集体工业空间的塑造 |
| 8.4.1 工业化 |
| 8.4.2 顺德社队企业的发展与农村集体工业空间的形成 |
| 8.4.3 顺德社队企业的集体空间形成的内生因素 |
| 8.5 1984年后,乡镇企业、工业园区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5.1 乡镇企业、农村体制改革与集体空间的“再集体化”和“资本化” |
| 8.5.2 顺德工业空间政策与集体空间的转型 |
| 8.6 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空间规划的工具化与集体空间资本化逻辑 |
| 8.6.1 国家政策的阶段性与工业化空间的表征 |
| 8.6.2 集体土地利用合约的创新与集体空间的资本化逻辑 |
| 8.7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作为地方社会行动的集体空间 |
| 9.1 1452-2010年,顺德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历史变化 |
| 9.1.1 顺德空间要素历史变化 |
| 9.1.2 不同历史时期空间公共品供给的社会机制与集体空间形成 |
| 9.1.3 从大时段历史看顺德空间的总体性及阶段特征 |
| 9.1.4 小结：顺德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的积累与集中 |
| 9.2 改革开放以来,顺德空间尺度管控的得失与集体空间管控建议 |
| 9.2.1 顺德城乡空间的演化与城市规划的工具化 |
| 9.2.2 现阶段顺德城乡空间尺度的特征 |
| 9.2.3 基于顺德城乡空间尺度规律对未来空间利用与管控的建议 |
| 9.3 理论总结与展望 |
| 9.3.1 理论总结 |
| 9.3.2 余论 |
| 附表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一、地方志 |
| 二、史书、古籍、史料 |
| 三、族谱、碑刻 |
| 四、中文专着、中译着作 |
| 五、中文论文、期刊、会议、报告 |
| 六、外文文献 |
| 七、其它资料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6）南宋兴元府军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军事制度的相关研究 |
| (二)川陕战区军事与行政的研究 |
| (三)关于吴氏家族的研究 |
| (四)关于兴元府行政区划及区域经济、交通地位等的研究 |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唐宋时期兴元府政区沿革与地理环境 |
| 一、兴元府政区的历史沿革 |
| (一)唐五代时期兴元府的历史沿革 |
| (二)宋代兴元府政区沿革 |
| 二、兴元府地区的山川与农业 |
| (一)兴元府的山川 |
| (二)兴元府的农业发展 |
| 三、兴元府交通与商业 |
| (一)兴元府的交通 |
| (二)兴元府的商业 |
| 四、南宋兴元府的军事战略地位 |
| (一)扼守川口：可战可守的战略要地 |
| (二)川陕战区的军事指挥中心 |
| (三)川陕战区重要的军事战略物资储备地 |
| 第二章 南宋兴元府的军事领导机构 |
| 一、南宋时期知兴元府兼利州路安抚使 |
| (一)利州路安抚使司的演变 |
| (二)利州路安抚使民事职能 |
| 二、南宋时期兴元府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司 |
| (一)南宋时期川陕地区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司格局的形成 |
| (二)兴元府都统司的发展与衰落 |
| (三)兴元府都统制司长官的选任状况 |
| 三、南宋时期兴元府相关的其他军事机构 |
| (一)川陕(四川)宣抚处置司 |
| (二)四川制置使司 |
| (三)四川总领所 |
| 第三章 兴元府的兵力及其构成 |
| 一、兴元府驻扎御前诸军 |
| (一)南宋屯驻大军的形成 |
| (二)兴元府御前诸军兵力构成 |
| 二、兴元府驻扎的地方新军 |
| (一)兴元府驻扎地方新军组建背景 |
| (二)兴元府驻扎的地方新军 |
| 第四章 兴元府在南宋国防战争中的战略地位 |
| 一、南宋对兴元府军事防御战略地位的认识 |
| 二、金、蒙(元)政权对兴元府战略地位的认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山村型”社会与水利管理制度转型 ——以徽州吕堨为中心的考察（1127-1930）（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水利与社会秩序 |
| 二、从“山村型经济”到“山村型社会” |
| 三、塘堨格局与歙西九堨 |
| 四、本文的材料及框架 |
| 第二章 “分委土豪”：宋元时期歙西联墅方氏豪族与吕堨水利 |
| 一、低地开发中的歙西“豪族” |
| 二、职役户联墅方氏的发迹 |
| 三、吕堨管理与豪族地位的维持 |
| 四、“科举世家”建设 |
| 五、小结 |
| 第三章 吕公三变：水利书写与明代徽州乡村社会转型 |
| 一、“画图贴说”：鼎革后的水利秩序重建 |
| 二、“蛟、神、祖”：吕公形象的演变 |
| 三、堨田郑氏的名族建设 |
| 四、《吕堨记》的方志化历程 |
| 五、小结 |
| 第四章 大户董理：清代水利谷制度的形成过程 |
| 一、从“履亩起夫”到“计亩匀资” |
| 二、徽州知府何达善与康乾间的水利新方案 |
| 三、嘉道咸间当地的银价、谷价与征租率 |
| 四、郑时辅与水利谷制度定型 |
| 五、小结 |
| 第五章 结论 |
| 一、徽州水利管理的诸特征 |
| 二、山村型水利管理 |
| 三、水利、国家干预与地域秩序 |
| 参考文献 |
| 一、原始资料 |
| 二、研究专着 |
| 三、研究论文 |
| 附录 |
| 致谢 |
（8）汉中乡土历史教育与乡土史资源的开发利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乡土历史教育 |
| 第一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第二节 开展乡土历史教育的益处与现实问题 |
| 一、开展乡土历史教育的益处 |
| 二、开展乡土历史教育的现实问题 |
| 第二章 汉中地区乡土历史教育概况 |
| 第一节 汉中开展乡土历史教育的现实性 |
| 一、当前教育系统对于乡土历史教育的重视 |
| 二、学生对乡土历史教育富有强烈兴趣 |
| 三、汉中地区乡土历史资源丰富 |
| 第二节 汉中地区乡土历史教育发展现状 |
| 一、教育部门提倡但学校实际运用少 |
| 二、乡土历史资源丰富但开发利用不足 |
| 三、乡土史教学与实际课堂教学结合存在困难 |
| 四、乡土史教育受限于教学时间难以进行有效拓展 |
| 五、城乡开展乡土史教育的程度不同 |
| 第三章 汉中乡土历史教育资源的开发——以“交子”为例 |
| 第一节 宋代蜀道经济的发展 |
| 一、北宋的蜀道交通 |
| 二、宋代蜀道沿线经济的繁荣 |
| 第二节 宋代蜀道纸币的产生 |
| 一、北宋的蜀道线上的茶马贸易 |
| 二、北宋的蜀道线上交子的产生 |
| 三、宋代蜀道纸币在世界金融史上的意义 |
| 第三节 宋代蜀道纸币在汉中乡土史教育中的开发运用 |
| 一、纸币“交子”与汉中乡土史的联系 |
| 二、汉中地区对“交子”乡土史资源的开发及运用 |
| 第四章 促进汉中乡土史资源开发及乡土史教育发展的对策 |
| 一、汉中市教育部门重视，牵头开发乡土史教材，作为学生课外读物 |
| 二、提升历史教师素质，推进教师对乡土史的研究 |
| 三、组织教师进行大量调研，总结课本与乡土史有机结合的教学经验，进行传播 |
| 四、开展乡土史料探寻活动，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 |
| 五、开发学生资源提高乡土历史教学实效 |
| 六、完善乡土史教学评价体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2000～2012年中国大陆历史地理学研究之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第一章 十余年来学科整体发展态势鸟瞰 |
| 一、会议概况 |
| 二、“双璧”争辉 |
| 三、研究重镇 |
| 四、研究队伍 |
| 第二章 中国历史地理学理论与方法研究的发展 |
| 一、理论建设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三章 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的发展 |
| 一、地理因素研究 |
| 二、人地关系研究 |
| 三、综合研究 |
| 余论 |
| 第四章 历史政治地理研究的发展(上) |
| 一、历史疆域研究 |
| 二、其他 |
| 第五章 历史政治地理研究的发展(下) |
| 一、通论性与区域性政区研究 |
| 二、历代政区研究 |
| 余论 |
| 第六章 历史经济地理研究的发展 |
| 一、历史农业地理研究 |
| 二、历史工商业地理研究 |
| 三、历史经济区域研究 |
| 余论 |
| 第七章 历史社会文化地理研究的发展 |
| 一、理论探索 |
| 二、专题研究 |
| 余论 |
| 第八章 历史聚落地理研究的发展 |
| 一、理论与方法 |
| 二、古都研究 |
| 三、其他历史城市地理研究 |
| 四、历史市镇乡村研究 |
| 五、其他 |
| 余论 |
| 第九章 历史人口地理研究的发展 |
| 一、通论性研究 |
| 二、断代人口地理研究 |
| 三、历史区域人口地理研究 |
| 余论 |
| 第十章 历史交通、军事地理研究的发展 |
| 一、历史交通地理研究 |
| 二、历史军事地理研究 |
| 余论 |
| 第十一章 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发展 |
| 一、历史行政区域研究 |
| 二、历史自然区域研究 |
| 三、历史文化区域研究 |
| 余论 |
| 第十二章 历史地图集研究的发展 |
| 一、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出版 |
| 二、历史地图编绘的理论探讨与数字化 |
| 余论 |
| 第十三章 历史地理文献研究的发展 |
| 一、历史地理志书研究 |
| 二、古地图研究 |
| 三、历史地理文献汇编 |
| 余论 |
| 第十四章 问题与展望 |
| 附表 |
| 参考文献 |
| 一、年度综述、回顾文章 |
| 二、理论方法文章 |
| 三、专着、论文集 |
| 四、书评类文章 |
| 五、海外专着(含港澳台)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10）明清时期汉江流域中药材地理初探（1368-1911）（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目录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与意义 |
| 二、概念与时空界定 |
| 三、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 |
| 四、研究方法、材料运用及文章结构 |
| 第一章 明代及明代以前汉江流域天然动植物分布概况 |
| 第一节 陕南地区防己、石斛、麝香等药材的分布 |
| 第二节 豫西南地区绿毛龟、白花蛇的分布 |
| 第三节 鄂西北地区贝母、千年艾、黄精等药材的分布 |
| 第四节 汉江中下游地区荆三棱、菖蒲的分布 |
| 小结 |
| 第二章 清代及民国初年汉江流域天然动植物药材分布概况 |
| 第一节 陕南地区防己、石斛、麝香等药材的分布 |
| 第二节 豫西南地区绿毛龟、白花蛇的分布 |
| 第三节 鄂西北地区贝母、千年艾、黄精等药材的分布 |
| 第四节 汉江中下游地区荆三棱、菖蒲的分布 |
| 小结 |
| 第三章 明清汉江流域水路道路与中药材运输 |
| 第一节 汉江流域药材运输路线形成的原因 |
| 第二节 汉江主航道药材运输及其特点 |
| 第三节 丹江中药材航运交通路线 |
| 小结 |
| 第四章 清代汉江流域中药材商品贸易的发展及其市场网络 |
| 第一节 陕南地区中药材贸易情况 |
| 第二节 襄阳地区中药材贸易情况 |
| 第三节 汉江下游地区中药材贸易情况 |
| 小结 |
| 第五章 晚清至民国时期汉江流域中药材贸易参与群体分析 |
| 第一节 药材生加工者群体 |
| 第二节 药材分销包买商群体 |
| 第三节 药材消费者群体分析 |
| 第四节 汉江流域中药材销售网络分析—以清末民初汉口药材商帮为例 |
| 小结 |
| 第六章 汉江流域中药材分布与贸易流通及节日用药习俗 |
| 第一节 明代汉江流域生产特点与流通地域关系 |
| 第二节 清代汉江流域生产特点与流通地域关系 |
| 第三节 汉江流域端午、重阳节用药习俗(以艾叶、菖蒲、茱萸、菊花、为例) |
| 小结 |
| 第七章 清末汉江流域中药材贸易生产与停滞不前的原因及影响 |
| 第一节 清末汉江流域中药材贸易生产与停滞不前的原因分析 |
| 第二节 清末中药材贸易对汉江流域经济社会的影响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图 |
四、宋代汉中地区货币经济初探（论文参考文献）
- [1]陕西传统乡村聚落景观基因变异机制及其修复研究[D]. 向远林. 西北大学, 2020(07)
- [2]南宋兴元府御前诸军都统司探析[J]. 唐博闻. 宋史研究论丛, 2020(01)
- [3]张亚初先生的古文字学研究[D]. 杨文昱. 天津师范大学, 2020(08)
- [4]宋元陶瓷枕的考古学研究[D]. 刘辉. 吉林大学, 2019(10)
- [5]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D]. 周新年. 华南理工大学, 2018(05)
- [6]南宋兴元府军事研究[D]. 唐博闻. 河南大学, 2018(01)
- [7]“山村型”社会与水利管理制度转型 ——以徽州吕堨为中心的考察（1127-1930）[D]. 余康.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1)
- [8]汉中乡土历史教育与乡土史资源的开发利用研究[D]. 雷梓潇. 陕西理工大学, 2017(03)
- [9]2000～2012年中国大陆历史地理学研究之发展[D]. 狄三峰. 扬州大学, 2013(04)
- [10]明清时期汉江流域中药材地理初探（1368-1911）[D]. 王瑞. 暨南大学, 20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