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诗学”的求实创新精神

一、《田间诗学》的求实创新精神（论文文献综述）

赵彦^[1]（2021）在《乾嘉时期（1736-1820）诗经学研究》文中认为清代乾嘉时期历时八十五年,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辉煌时刻,也是社会结构酝酿着的变异时期。乾嘉学者以总结、概括、整理、辑佚、辨伪、求真的姿态登上学术的舞台,这一时期,学者名家众多,学术门类繁多,为学取向各异。汉学、理学、心学、考据学、宋学、历史学、实证哲学因势而兴,寻求发展。各种思潮、学术流派争鸣裂变,组合重构。在这种过程中引发了对各种典籍的总结、考据、扬弃、重新发现的问题。本文以乾嘉时期时间段为起点,以年鉴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的历史长时段研究理论为基础,论述在将近百年的时间内,在经济、政治、社会、地域条件、文化传承相对不变或者变化缓慢的情况下,乾嘉时期诗经学的历史语境、文化现实、学术理路等体系变化和突破的问题。其一,从“凡学不考其源流,莫能通古今之变”的学术史角度出发,对先秦诗经学、秦汉诗经学、魏晋唐诗经学、宋代诗经学、元明诗经学、清初诗经学进行梳理和概述。因为侧重不同,主要论述占据诗经学主流地位的观点和内容,其他细枝不再赘述;其二,对乾嘉时期诗经学的基本学术背景进行研究。从概念上进行明晰,对时代的乾嘉和学术的乾嘉进行区分和辨析;从学术研究讨论风气的形成,大师名家聚集式的出现,学者着述丰富名着繁多来论述乾嘉学术与经学的复兴;从重汉抑宋学术风气的形成,小学、考据治学逐步发展并走向繁荣等方面探究在学术范围内乾嘉诗经学繁荣的内在里路。其三,运用融会贯通的历史学眼光,对乾嘉时期的诗经学进行分类探讨。在内容上进行名物、制度、天文、地理等方面研究;在方法上,进行因声求义的总结,打通远古经典与现实在时间与空间上的隔膜,剥去蒙蔽在《诗经》上的层层积尘,回到《诗经》的源头体会圣人之道。其四,对乾嘉时期三家诗及辑佚进行研究分析。简要论述三家诗发展的基本脉络和揭示三家诗在乾嘉时期研究出现高潮的学术原因;以陈寿祺《三家诗遗说考》为例来分析乾嘉时期三家诗的研究特点;在辑佚风气的影响下,关注诗外诗的研究,以沈德潜《古诗源·古逸》为例探讨诗外诗的价值。其五,对乾嘉时期诗经学的独立思考派崔述进行研究。重点考察崔述在汉学宋学的交互影响下如何走出宗汉宗宋的怪圈;根据崔述诗经学着作《读风偶识》来具体论述崔述与诗经汉学的联系和区别。其六,对乾嘉时期汉学的三大流派进行代表人物、重要着述、学术风格的总结,明确乾嘉汉学在此时期的主流地位和重要成就。最后,总结乾嘉诗经学的突破和成就。从实事求是学风的突破,方法论的突破与影响,乾嘉诗经历史地位的建立三个方面来论述乾嘉诗经学的主要成就及对现代学术的贡献。如同中国其他学术流派一样,乾嘉时期诗经学也有其独特的形成、发展、高潮、衰落、蜕变而向近代学术演变的过程。准确理解和把握这一历史过程,回到历史,目的并非全然以古人的立场和价值为自己的观点,而是在不同时代背景、历史语境、文学观念、批评标准下取得古今视野的双向贯通。

陈曦^[2]（2020）在《马瑞辰及《毛诗传笺通释》研究初探》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汉至清,经学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阶段,且在诸类学术中占据着主要地位。清代经学研究繁盛,甚至超越了前代并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清代经学着作数量繁多且体裁各异,在研究和疏释《诗经》的作品中,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就是代表作之一。马瑞辰是清代乾嘉时期《诗经》研究的大家,治《诗》古今通学,研究视角极其广阔,其不拘门户、汉宋兼采研究态度的形成正是得益于马氏家族深厚的家学传统及其广泛的师承交游。马瑞辰成长于兼容并包的桐城文化中,在其父马宗琏的影响下,致力于训诂考据之学,虽与桐城学者专于宋学义理的兴趣相异,但这使得他在以排斥宋学为主流的学术环境中,仍能保持客观理性的研究态度,形成了以汉学考据为主,以宋学义理为辅的学术研究理念。马瑞辰转益多师,在与不同学派学者的交往过程中逐渐丰富了自身的学术理念,从多方面开展对《诗经》的研究。马瑞辰认为《正义》对《传》《笺》的释义多有未能洞彻之处,故在申明和辩驳三者之同异的基础上,表明了自己对《诗经》研究经典的态度取舍。同时,吸收前人特别是清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与自己的研究观点互融,对《传》《笺》重新疏释,完成了《毛诗传笺通释》一书。马瑞辰治经十分大胆,从不拘泥于汉宋或各家学说,一切可用于其论证的观点皆有采用。同时,他不盲从权威,常自立己说,于争议之处多有辩驳。在马瑞辰治经兼采汉宋的背后,蕴涵的是其宏阔的研究理念。总之,马瑞辰治经在发挥清代学者所擅长的考据学的基础上,敢于对前贤的权威性提出质疑,力求从文本出发疏释己意,以求还原《诗》之本义。本文围绕着宋学及汉学这两个角度,对马瑞辰和《毛诗传笺通释》的《诗经》学研究及其学术特色进行探讨。

由迅^[3]（2017）在《明代湖北经学研究》文中认为自清代以来,许多学者认为明代经学既无汉唐之精专,又袭宋元之糟粕,学术价值有限。但随着学界对明代经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关于明学的价值日益得到肯定,特别是明、清两代学术之间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清代经学研究实际上是在明人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深化,那么探究明代经学史就更有学术意义。因此本文以明代湖北经学为对象,在文献收集、整理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明代经学发展的形势,对湖北地域内关于各部儒家经典的研究情况进行梳理,在展现湖北主要经学成就的同时,总结这一时期湖北学术的特点,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对明代经学的认识。论文分章节主要论述以下内容:第一章是介绍明代湖北经学发展的背景。在政治上,明朝湖广行省的设置以及武汉长江中游核心地位的确立,使明代湖北学术发展有了准确的区域定位。明朝中叶,随着嘉靖皇帝的登基,湖北成为龙兴之地,政治地位得到极大提升,长期被忽视的湖北文化渐渐进入明代学术主流的视野,黄州府更成为明代中后期文化重镇之一。在经济上,自唐宋以来,随着经济重心的转移,湖北在长江中游的经济地位日益上升,到明代出现了“湖广熟,天下足”的局面,特别是明朝中叶之后以汉口镇为中心的鄂东经济圈的形成,为湖北人文的繁盛提供了有力支持。在文化上,湖北从洪武初年开始重建经学教育体系,官学的建立,书院的发展以及讲学的兴盛为湖北经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二章是对明代湖北经学文献进行总体考察。明代湖北经学文献有406种,《易》学和四书学数量最为丰富,在地域分布上以黄州府、武昌府和承天府为学术中心。明代湖北经学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洪武至成化年间是湖北经学的恢复重建时期,弘治至嘉靖年间是湖北经学的快速发展时期,隆庆至永历年间是湖北经学的高峰时期。之后由于明清鼎革,社会动荡,湖北经学逐渐沉寂下来。第三章到第八章则对明代湖北各部经典的学术情况进行专门论述。在易学方面,湖北自先秦以来一直都有研习《周易》的传统,汉代有荆州学派,宋代产生了项世安、郭雍、朱震三位易学大师。明代湖北易学更是流派纷呈,有传统的程朱派、创新的独抒已见派、佛老与心性派、象数图书派和古《易》研究派,其中以陈士元《易象钩解》和郝敬《周易正解》的研究最为突出。在《诗经》学方面,湖北作为明代文学重镇,是推动《诗经》学发展的重要学术力量。在复古影响下,尊《序》抑朱的郝敬和兼采汉、宋的李先芳分别代表了明代《诗经》学转变过程中的两种重要态度。在《诗经》文学化时期,以钟惺为首的竟陵派用评点时文之法,引领了一种新的经文诠释风气。在《尚书》学方面,张居正以宫廷经筵讲义撰成的《书经直解》是一部重要着作,书中阐发的君臣观与民本思想,体现了湖北学术经世致用的务实方面。此外以郝敬《尚书辨解》为代表的尚书辨伪学和秦继宗《书经汇解》关于《尚书》的集注汇释也颇有影响。在三礼学方面,湖北经学家在《礼记》研究、《考工记》内容的发掘和《礼图》的运用等方面取得一定成就,特别是郝敬《周礼完解》、《仪礼节解》、《礼记通解》三部着作的出现,“礼以义为质””、“礼道合一”等观点的提出代表了湖北经学家在礼学义理研究上的突破。在《春秋》学方面,湖北是明代《春秋》经的科举重镇,特别是黄州府的麻城县,被誉为“麻城春秋”。在义理阐释上,郝敬《春秋直解》开辟了直义解经的新路径,而刘绩和樊王家则重视《左传》的史学内容。在四书学方面,陈士元《论语类考》是明代四书考据的典范,而郝敬的《论语详解》提出“《论语》为精华””的观点,是明清《大学》《中庸》回归礼经的文献变革先驱,具有丰富的思想价值。通过以上内容,本文对明代湖北经学的特点和影响进行了总结。湖北经学呈现三个突出特点。一是羽翼程朱,维护其正统地位。明代湖北经学家和着作忠实地阐发程朱传注,推动了程朱易学的发展和完善,扩大了程朱易学的传播和影响。二是义理解经,敢于创新。明代部分湖北经学家敢于冲破传统学术的桎梏,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看法,在个人经学成就上以郝敬最为突出,而以谭元春、钟惺为中心的竟陵派则在《诗经》学上独树一帜,而陈士元、秦继宗等人更是开考据学之先风。三是宏博外向,多元发展,以经学为核心,又向着史学、文学等领域不断拓展,对湖北经学内涵的丰富、各学科间的交互融合有积极、正面的意义。明代湖北经学的繁荣,推动了湖北文化攀上新的高峰,也是整个明代经学发展的缩影,具有宝贵的学术价值。

袁媛^[4]（2017）在《清初遗民诗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研究清初遗民诗学,以诗情观与诗史观为中心,以诗法与批评为重心,探讨“遗民意识”影响下的清初遗民诗学与元初遗民诗学、民初遗民诗学、明代诗学及清代诗学发展之承继关系,以求全面、系统、客观的评价清初遗民诗学在诗学史及遗民诗学史的地位与价值。本文分为绪论、正文、余论,正文部分共六章。第一章从政治环境、学术背景、诗歌创作、诗学渊源论清初遗民诗学生成的外在环境与内在因素。研究清初遗民诗学需先“论世”,知遗民“身处”。第二章概论清初遗民诗学的相关问题。清初遗民诗学是遗民意识影响下的诗学,遗民意识直接影响遗民心态与行为。遗民选择诗歌表达眷念故国之情与保存故国文献、遗民文献的愿望,然传统诗论束缚了遗民的表达,遗民亟需重新建立新的诗学体系,以适应遗民情怀的抒发,清初遗民诗学应运而生。清初遗民诗学是以诗情观与诗史观为中心,以诗法与批评为重心,以求真与贵变为特征的诗学体系。第三章至第六章是本文的重点。第三章,清初遗民诗情观是清初遗民诗学的中心,亦是清初遗民诗学的统帅。从诗学发展史来看,清初遗民诗学与元初遗民诗学共同构成遗民诗学史之主体,清初遗民诗情观是对元初遗民诗情观的继承、深化、拓展,是遗民诗学之集大成。就诗情理论本身来说,清初遗民诗情观以清初性情论为哲学基础,以真性情、情与理、情与景、归本忠孝界定性情的范畴,极大拓展了诗情论的广度与深度。第四章,清初遗民诗史观不仅在创作上自觉以诗为史,且在理论又有所拓展,内容上主张以诗为史、以心为史,功能上强调以诗补史之阙,以诗证史之讹。清初遗民之诗史理论于创作、理论、批评之规模与影响皆超越元初遗民,与元初遗民诗史理论共同构成遗民“诗史”史。第五章,清初遗民辨析唐宋论诗法,非分唐宋之优劣,而是藉此建构遗民作诗之法。遗民学唐宋诗之优势,总结并建立符合遗民表达的诗法:诗法杜甫,重振风雅;重视学问,根柢经史;就彼声律,舒我性情。遗民所论诗法,充分肯定诗法的价值,主张诗出之以性情,规之以法度,同时又强调诗法始终以性情为本,反对刻板的死法。第六章,清初遗民的诗歌批评受诗人经历、情志与遗民意识的影响,批评态度中正公允,论诗人重于诗、论诗真重于工,建构以“清”为中心的审美标准,论诗多清刚之气、冰雪之气,追求清寒古澹的诗风。清初遗民将淳厚的乡邦意识与坚定的遗民情怀相融合,极力宣扬西北亢厉质朴、岭南雄直悲怨的诗风,开启清代地域诗学的发端,共同建构清初遗民诗歌批评体系。余论部分论清初遗民诗学之影响。本文研究清初遗民诗学,将其置于遗民诗学与清代诗学的坐标系中,横向可见时下遗民诗学,纵向可观遗民诗学发展史,以此评价清初遗民诗学在遗民诗学史、诗学史的地位与价值。

龚亚玲^[5]（2014）在《方孝标诗文研究》文中提出方孝标，原名方玄成，字孝标，因避康熙讳改为元成，以字通行于世，号楼冈，又号钝斋，安徽桐城人。生前受顺治丁酉科场案之累被流放宁古塔，死后在《南山集》案中被锉尸砭骨，并连累方氏家族再次被流放宁古塔。本文主要通过文本解读的方法，分析方孝标诗文创作概况和艺术特色，试图还原诗人在明清之际文坛领域的面貌。第一章主要从方孝标生活的年代、地域范围着眼，宏观把握明末清初桐城文化发展概况，以及方孝标作为桐城桂林方氏望族第十六代世孙的家族文化发展概况，进一步了解方孝标的生平交游情况。第二章同样是放眼于明末清初以遗民为代表的桐城文人群体的文学创作，横向把握方孝标的诗文理论意义和价值，从中亦可捕捉孝标之后影响有清一代的“桐城派”先声，可见孝标对桐城文化起到承上启下的传播作用。第三章侧重孝标诗歌的文本解读，在充分肯定其叙事诗的“补史”意义和贡献的同时，更关注孝标笔下体现心态变化和微隐情感的抒情诗，即抒发自身对现实处境的总结反思、对新朝微隐的反抗、对先朝微隐眷恋和怀旧的抒情诗，正是此类诗篇的存在向后人展现了一个真实的方孝标，也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孝标的身后悲剧原由。第四章在分析解读完方孝标记叙文和论说文的内容和艺术特色之后，重点研究《滇黔纪行》、《滇黔纪闻》两篇文章的文体特征，即具有孝标游记散文清新流利、古典优雅的艺术特色，同时又兼有野史传说的逸闻趣味和求实考证的时代精神风貌。

冯晓睿^[6]（2013）在《钱澄之《田间诗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钱澄之（1692—1693）,初名秉镫,字饮光,一字幼光,晚号田间老人、西顽道人,安徽桐城人。钱氏一生着述宏富,先作诗文,后作经书,亦颇精史学、易学。《田间诗学》是钱澄之晚年的《诗经》学着作,七易其稿而成。此书征引广博、释义精微,集中代表了钱澄之的《诗经》学成就。目前,虽有对《田间诗学》的研究,但尚不成体系。本文欲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本文侧重于《田间诗学》一书的文献学研究,同时将其与同时代的着作进行比较,以期凸显文献学价值和学术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包括：绪论,介绍本文的写作缘起,综述《田间诗学》的有关研究成果,提出本文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第一章,概述钱澄之的生平情况,介绍钱澄之的着作情况,简述《田间诗学》一书的体例和版本情况。第二章,从宏观角度,首先论述明末清初“天崩地解”的时代背景和学风的转变,其次重点论述钱澄之的《诗经》学思想。从钱氏的《诗》乐观、《诗序》观和其对历代《诗经》学着作的态度三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三章,从文献学角度,对《田间诗学》的文字、训诂、校勘、考证等文献整理方法的运用进行分析。第四章,从比较的角度,首先对明末清初的《诗经》学进行整理分类,然后以王夫之《诗经稗疏》、毛奇龄《白鹭洲主客说诗》与《田间诗学》进行比较,凸显《田间诗学》的特色。结论,总结全文,论述《田间诗学》一书的学术价值。

周挺启^[7]（2013）在《钱澄之《田间诗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钱澄之是明清之际的杰出学者、诗人、思想家、抗清志士。其《诗》学论着《田间诗学》不存门户之见,广征博引,辨异同,考疑信,不轻易攻人之非,亦不妄立新说,持论精核,上承宋明《诗》学之绪,下连清代《诗》学诸着,卓然屹立,为《诗》学要籍之一。本论文绪论梳理《田间诗学》的撰述背景。于钱澄之个人而言,抗清复明无望后隐居故里,潜心学术,着述宏富,《田间诗学》为其中之一。于明清之际大时代而言,从先秦至明代的学术积累给《田间诗学》的成书打下坚实基础。第二章讨论《田间诗学》的基本《诗》学观念,包括《诗》的功用在于政治教化,二《南》的题旨考辨,《国风》的次第及其对周代社会的折射,区分大小《雅》的标准在于风格的不同,《鲁颂》的特殊性。第三章讨论《田间诗学》对《诗序》的扬弃,主张不可废《序》言《诗》,《小序》首句基本可信,其余不敢全信亦不敢全盘否定；考证《大序》作于当时采诗的太师,《小序》则最终成型于东汉卫宏。钱氏一一考订每首诗的《小序》,或补充佐证,或订正续补之言,或否定《诗序》,另立新说。第四章讨论《田间诗学》的训诂成就及其不足,成就有四点：考补前说；择善而从；自立新训；因音求义,明古今音变。不足之处或有三点：不辨优劣,盲从新解,误解他说尤其是误解联绵词。第五章讨论《田间诗学》对《诗》内容的考释,可以概括为七点：考释《诗》中的礼制,彰显《诗》中的周代地域风俗,考证《诗》中的本事,引史事佐证类比解《诗》,引诗文熟语解《诗》,引他说敷衍《诗》义,从文学的角度鉴赏《诗》。第六章讨论《田间诗学》的遗民情愫,表现在怀念故明与征存文献两方面。第七章论述《田间诗学》的地位与影响。由于钱氏一些着作长期被清廷列入禁毁之目,再加上在清代前中期学风转型的大环境下,《田间诗学》与乾嘉《诗》学主流格格不入的特质,如吸收理学家《诗》论,深受明人解《诗》影响,以传说为主,这些无疑都在某种程度上阻碍《田间诗学》的传播和后人的深入研究。结语,总结全文观点。

李彦娜^[8]（2012）在《钱澄之诗学思想研究 ——以《田间诗学》为例》文中研究表明明末遗民诗人钱澄之，诗文尤负盛名，本文把他的诗学思想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田间诗学》的解析，追溯钱澄之诗学思想的来源，再结合其诗歌创作，看其诗学理论的运用。因此，本文从三个方面作为切入点，第一部分是以诗补史，诗史互证。本章通过对明末清初当时社会政治现状和学术思潮走向的背景介绍，解读《田间诗学》中依《序》定旨、考证史传的以史解诗的手法，以及这种诗学思想在诗歌中的继承。第二部分是亦汉亦宋，不拘一格。解读《田间诗学》中汉宋兼采的特点，结合诗歌创作看他的运用。第三部分是性情论诗，风雅为宗。介绍明末清初时期的“性情”论及钱澄之的“性情观”，分析《田间诗学》中的以性情解诗，以及这种“性情观”在诗歌中的体现。

魏菊英^[9]（2011）在《清代诗经学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清代诗经学为研究对象,以业师王锺陵先生提出的着名理论“整体性原则”与“原生态式的把握方式”为指导思想,通过对相关材料的挖掘整理与分析,抓住清代《诗经》考据学这条主线,采取总论和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将清代诗经学置于学术史和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全面、客观的考察,力求对清代诗经学作一个清晰的概括与梳理。本文包括绪论、正文、结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对从西汉到清代的《诗经》研究概况作一鸟瞰,并总结本课题的研究现状,指明本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正文包括上编和下编两个部分:上编梳理清代诗经学的发展与嬗变,下编论述清代诗经学的主要派别。上编部分将整个的清代诗经学切割为清初、乾嘉时期、道咸以降三个阶段,重点在于突出每一阶段的研究背景、研究特点以及研究成果。同时,为了突出清代诗经学集传统诗经学之大成,同时又呈现出向近现代诗经学过渡的特征,本文把近代以迄“五四”前（清末民初）的《诗经》研究也纳入清代诗经学的整体框架加以论述。下编部分把清代诗经学的主要派别分为毛诗派、三家诗派、“独立思考派”三大派,对各派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进行专题研究,力图在点面结合的基础上揭示各派的治《诗》特点和治《诗》方法。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并指出清代诗经学对后世的影响。另外,清儒对诗经学基本问题,如孔子删诗与否、《毛诗序》的作者和尊废问题、“六诗”本义等,多有真知灼见,本文附论部分对此加以梳理和总结。最后,本文附录部分通过表格的形式罗列了清代《诗经》研究的700余部专着。

杨年丰^[10]（2010）在《钱澄之文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钱澄之（1612-1693）,江南桐城人,明末诸生。他先是为避党祸,后又因参与起兵抗清失败,辗转流徙于浙、闽、粤、桂等地,崎岖山岭,备尝艰辛。南明桂王永历朝败亡后,顺治八年（1651）,钱澄之回到故里。此后,他过着隐居田园和在南京、苏州等地同故交新知交游的生活。钱澄之生平着述,总量在230多万字。归里以后,他先后完成了《田间易学》、《田间诗学》和《庄屈合诂》的着述,又在友人的帮助下,辑集归里后的诗歌为《田间诗集》,还自己整理了诗文作品《田间文集》、《藏山阁集》。在徐乾学等人的资助下,于康熙二十八到二十九年（1689-1690）在苏州完成大部分着作的刊刻（《藏山阁集》与《所知录》因为涉及到南明史事而没有刊刻）。钱澄之是一位醇醇儒者,他从小接受祖、父的教育,儒家思想是他一生思想的主流。在明亡以后,由于家国的剧变而遭遇坎坷、颠沛失所,他在逃亡途中比较多地接触了僧人,一度削发为僧,归里后还对《庄子·内篇》有深入的研究。所以在中年归里以后,佛、道二教的出世和顺时的思想,对他思想的变化和归里后生活态度的转变都起了比较大的作用。钱澄之对经学有很深的造诣,他对自己所着的《田间易学》和《田间诗学》也颇自负:“平生怀抱,毫发未申,惟少有着述,妄谓足传。四十年心血,尽于《诗》《易》两书,颇发先儒所未发。”（《与余诠庐》）而准确地把握了《易》中“变”的思想,使他能把儒家的思想和佛教、庄子的思想相融通。这种融通的思想尤其体现在他归里后的作品《田间诗集》和《田间文集》中。在明末、尤其是清初,钱澄之以诗文着称,韩菼说他“诗歌古文满天下。”（《田间先生八十寿序》）如他的诗歌,作于明末（包括南明时期）的《藏山阁集》和作于清朝的《田间诗集》体现了他不同的生活、不同的思想,也鲜明地体现了不同的风格特点。他的文,体裁多样,政论、史论、游记比较突出,理论上继承韩愈“文以载道”的传统,语言雅洁,不发空论。对钱澄之的研究,此前有一些研究成果,但都与其明末清初辈行甚高的遗民身份不相称,本论文即以《钱澄之文学研究》为题,拟对其诗、文、及诗歌理论成就进行相对整体的把握。论文共分为六个部份。绪论:先对钱澄之研究的历史和现实的状况做一个相对全面的回顾,理清研究思路。第一章:钱澄之及其时代。明清易代让许多明朝士人陷于沉痛,而清朝的“异族”统治更在清朝统治之初激起强烈的反抗。本章将钱澄之个人的行迹纳入明清易代的大背景中,考察他在政治、文化等的历史更迭中生活及思想的变化。第二章:明末和南明抗争时期的诗集——《藏山阁诗存》论:诗史精神。钱澄之历经颠沛困顿、危疑震撼,遂将所见所闻一一托之于诗,忧时事、悲丧乱、吊忠义、悯生民,题材多样,沉痛真挚,可谓“以诗存史”。这种“诗史”的观念既是历史的传承,更是易代之际士人经世观念和责任感的具体体现。第三章:归里后的诗集——《田间诗集》论:沉郁深粹。《田间诗集》中,乐府体诗继承了“诗史”的纪实特点,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清初社会的真实情况;田园性质的诗歌体现了他归里后的闲适心态;还有一部分诗歌写不甘失败、怀念故国的心情,体现了沉郁、深粹的特点。第四章:《田间文集》论。钱澄之的文秉承“文以载道”的古文传统,不发空言,有人评价为“无色”之文。他的政论、史论文往往多新颖之见,亭台游记性的散文则多体现简洁而寓含哲理的特点。第五章:钱澄之诗歌理论及对其诗歌风格的影响。钱澄之是明末复古派的代表诗人,其诗歌理论核心是儒家“性情论”,他所持的“性情论”不同于明末公安派、竟陵派等的“性情”之说。钱澄之经历明清两朝,复杂的经历使他的诗歌理论在明末和清初又有所不同,诗歌理论具体体现在两个不同时期创作的诗歌中,又使他的诗歌风格有三种不同的转变。结语:在上述各专题的基础上,对钱澄之一生的气节、学问进行综合考评,并给予充分肯定。笔者以为,钱澄之作为一位遗民诗人,不仅以气节高峻赢得人们的尊敬,也以学问的广博和精深受到后人的景仰。

二、《田间诗学》的求实创新精神（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田间诗学》的求实创新精神（论文提纲范文）

（1）乾嘉时期（1736-1820）诗经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马瑞辰及《毛诗传笺通释》研究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3）明代湖北经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清初遗民诗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方孝标诗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钱澄之《田间诗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钱澄之《田间诗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钱澄之诗学思想研究 ——以《田间诗学》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9）清代诗经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钱澄之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田间诗学》的求实创新精神（论文参考文献）

• [1]乾嘉时期（1736-1820）诗经学研究[D]. 赵彦.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2]马瑞辰及《毛诗传笺通释》研究初探[D]. 陈曦. 山西大学, 2020(01)
• [3]明代湖北经学研究[D]. 由迅. 华中师范大学, 2017(12)
• [4]清初遗民诗学研究[D]. 袁媛. 武汉大学, 2017(06)
• [5]方孝标诗文研究[D]. 龚亚玲. 闽南师范大学, 2014(04)
• [6]钱澄之《田间诗学》研究[D]. 冯晓睿. 广西大学, 2013(03)
• [7]钱澄之《田间诗学》研究[D]. 周挺启. 华东师范大学, 2013(10)
• [8]钱澄之诗学思想研究 ——以《田间诗学》为例[D]. 李彦娜. 河北大学, 2012(08)
• [9]清代诗经学研究[D]. 魏菊英. 苏州大学, 2011(06)
• [10]钱澄之文学研究[D]. 杨年丰. 苏州大学, 2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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