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争论

一、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论争（论文文献综述）

林佳锋^[1]（2021）在《“别现代”批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前文艺理论批评发展面临建构中国文论批评体系的问题,存在着中国文论“西化”、自创批评理论不足的窘境。即使学界已有一定的反思与自省以及“破”与“立”的努力,但依然存在着理论创新及应用的问题。批评家们使用着西方文论的话语、范畴、方法对当下中国的文艺作品进行阐释与批评,“强制阐释”及“场外征用”等不恰当的批评现象盛行。进入新时代以后,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切合中国当下实际的文论体系是文艺界目前最为紧迫的任务之一,这不仅是主流话语强调的“特色论”“自信论”的要求,也是中国文艺理论现代性建构的重要一环,是中国文艺理论趋向成熟的自觉表现。为当下中国的文艺理论量身打造一套“解决方案”既需“师夷长技”——学习西方理论建构的过程,更应深刻理解、把握中国的社会现实。出于对当下社会现实的特征概括,王建疆提出“别现代”概念,并提出“别现代主义”及建立中国学派的主张,逐步形成别现代理论话语,渐次构建别现代理论体系。“别现代”提出后引发国内国外学者讨论,形成了别现代艺术流派和别现代批评思潮。论文绪论在讨论选题的来源与背景的基础上,对研究现状做综述及评价,阐发该研究的目的与意义。论文主体以五个部分划分形成结构框架及主要内容。一是对“别现代”及相关概念进行梳理与辨析。首先对“前现代”“现代”“后现代”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进行梳理与阐释;其次,对“别现代”概念进行阐发,意指当代中国社会存在着“前现代”“现代”“后现代”杂糅的状况,可以“别现代状况”作为概括。别现代主义是针对这种状况所提出的的理论主张,旨在对别现代状况进行批判,以达成对别现代状况的超越,完成对别现代的时代跨越;最后,在前两点的基础上对“别现代批评”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阐发。二是把握别现代批评的理论基础。别现代批评的理论基础在于别现代理论,主要涵盖哲学、美学等方面理论内容。其中,别现代哲学理论具体包括“别”的哲学思想、时间的空间化理论、别现代发展四阶段论、“跨越式停顿”理论等理论;别现代美学理论具体包括美学待有论、别现代审美形态论、别现代人生论美学等。三是研究并建构别现代批评的理论内容。论文在别现代主义的理论框架内,从别现代批评理论的批评观、对象、功能及方法论等方面入手对别现代批评理论进行建构及阐发,提出了别现代理论-批评-艺术双向生产机制。四是引入并进行别现代艺术批评的具体实践。别现代批评的具体实践目前主要集中于艺术作品、影视作品及文学作品。其中,别现代艺术批评主要有水墨艺术批评、油画艺术批评、装置艺术批评等;别现代影视批评主要关注了“穿越”题材影视剧、现实及超现实题材电影以及喜剧电影;别现代文学批评实践目前较少,主要有对莫言、阎连科、李洱、周大新、刘庆邦等作家的作品批评。论文在引入相关艺术作品、批评实践的同时,讨论了别现代理论-批评-艺术双向生产机制的形成。五是探讨别现代批评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别现代批评的理论价值一方面体现在对别现代理论的补充与建设上,并以别现代理论-批评-艺术双向生产机制为别现代理论注入理论活力;另一方面为当代文艺理论批评提供理论创新的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中国文艺理论批评的国际影响力。其现实意义主要在于为艺术家与批评家提供对话平台、为理论创生的路径提供实践经验、为中国学派的建设提供参考价值等。当然,别现代理论体系及批评实践体系仍然还在不断丰富完善的建构过程中,仍然需要深化拓展研究空间。目前,别现代主义正在进行着其“理论的世界旅行”,这种理论的中国经验在国际上具备一定的影响力,有效提升了国内学界的学术自信,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与理论自信的具体践行。对别现代批评进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有参与当代中国文艺学美学理论建构、促进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发展的意义。

杜玉洁^[2]（2021）在《“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研究》文中指出“千禧一代”是指1982年至2000年出生的一代人,他们出生于20世纪时未成年,在跨入21世纪以后达到成年年龄,与文学代际中的“80后”、“90后”几乎重合。“千禧一代”作家群是中国新世纪以来出现的重要创作群体,自新概念作文大赛开始,“千禧一代”以前所未有的表达方式和极具先锋性的文学审美范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中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恰逢新千年中国社会进入经济发展的高速期,社会文化的巨变、全球化视野下的文化交融以及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学的发展革新。“千禧一代”女作家在小说创作方面进行了突破与尝试,在短短二十余年的创作历程中,取得了颇为丰厚的成果。“千禧一代”女作家的小说创作涵盖了青春文学、纯文学、网络文学等多种创作类型,小说创作主题也涉及校园恋情、都市婚恋、城乡对立、家族变迁、言情穿越、科幻未来等。“千禧一代”女作家的小说写作已经从单一的成长视角转向多元丰富的创作视野,无论是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对新媒介网络写作的创新还是对女性文学的发展,都逐渐趋于成熟。本论文以“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时代背景入手,分析该群体的创作特质和创作类型,通过对具体作家作品的文本细读展开主题研究,挖掘“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中所体现出的文化立场和人文关怀,探寻作品中的美学意识和文学性,纵观“千禧一代”女作家在媒介性别视域下的女性主义立场,发现“千禧一代”女作家在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展望“千禧一代”女作家未来的创作发展方向。“千禧一代”女作家文学景观的生成与其所处时代密切关联,在消费主义甚嚣尘上的当下,文学与资本联姻,写作市场的红利催熟了一代青年作家,“千禧一代”女作家在开放的社会语境和多元的文化视域中有了更多自我言说的机会。她们在享受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相似的时代症候,和平年代的历史感的缺失和不可言说的生存困境成为这一代人的精神之殇。在21世纪的前二十年中,“千禧一代”女作家走过了被质疑被批判到被认可被接受的发展历程,由青春文学过渡到纯文学、畅销文学和网络文学,“千禧一代”的创作一直努力从边缘走向中心。“千禧一代”女作家最开始受到关注是从“青春文学”开始,在这一时期,“千禧一代”女作家的创作尚处在萌芽阶段,创作内容主要是青春期个性的表达,青年亚文化、“玉女”写作以及校园写作是这一时期的创作关键词。随着“千禧一代”女作家的成长成熟,她们的创作由个体转向社会,从城乡世界、婚恋生活、家族变迁窥探时代脉搏下的中国社会现状,“千禧一代”女作家的纯文学写作也逐渐得到权威学界的认可。在网络文学和类型写作风靡的21世纪,“千禧一代”女作家在“女性向”网络文学写作中取得了不菲的成绩,网络文学的IP热潮也为网络言情小说提供了新的写作思路和发展方向。“千禧一代”女作家的小说创作体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文学审美范式。其作品中的语言修辞,包括流行语言的运用、网络语言表达策略和语言形式的建构展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质。“千禧一代”女作家对跨媒体叙事中的叙事时间、叙事空间、叙事结构、叙事视角等叙事手法的运用也适应了大众娱乐的审美追求。“千禧一代”女作家所运用的新的文学创作方式和在新媒体时代形成的独特文学经验使文学写作更注重读者与作者的交互性,这种新的文学表现模式催生了新的文学创作方向,在尊重传统文学创作的同时,文学作品也成为作者与读者共同的成果。“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中的文化场域建构也反映出时代与历史的镜像,从这一代作家自身的成长来看,“千禧一代”女性作为新时代独立女性与青年知识分子,并非缺乏历史感,而是在时代喧嚣中成为了旁观者和多余人。她们作品中体现出的文化现象,包括代际冲突、生态环境、家庭伦理、职场生存等成为现代人普遍关注的社会文化问题。作为最年轻的女性创作群体,“千禧一代”女作家从女性主义立场出发,在创作中体现出鲜明的女性意识。“千禧一代”女作家通过身体写作、两性叙事以及女性命运探析,在创作中不自觉表露出的女性立场,现代社会让女性拥有了更多身份,女性在以男性为中心的话语中被遮蔽、被命名,她们的生存境遇被青年女作家所关注。“千禧一代”女作家试图通过网络书写打破女性作为客体和他者的窘境,其作品中体现出的女性意识、女性的欲望表达、主体意识、生命意识在新的历史时期有了不同的表达。在现代技术发展的当下,女性的生存空间已不再单纯来自男性的挤压,而是受到社会发展、技术变革、环境变化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在现代人类生存的诸多挑战面前,“千禧一代”女作家的创作视野更为开阔,具有超性别的勇气和格局,能够关注到性别之外的人类共同的生存境遇。

闫晗^[3]（2021）在《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思想是以现代性的深度研究作为理论基础。以文化哲学的视角来理解“流动的现代性”思想,可以在哲学反思批判的维度上揭示出该社会下的文化问题,即“流动的现代性”中人的生存困境。论文从时代背景、思想内涵、特点等方面厘清了“流动的现代性”的内涵及其基本内容,将研究重点放在“流动的现代性”背景下的生存困境及文化对策,并对该思想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鲍曼提出“流动的现代性”思想,对现代性进行了重新阐释。一改稳固现代性的确定性、稳定性,他把“流动的现代性”中流动、轻便的特性赋予现代性。“流动现代性”以流动的、液态的形式来解构稳定性,这种不确定性、轻便性和偶然性成为它的显着特点。流动的特性与传统的现代性相比,具有灵活多样的优势,同时它也带来了文化问题。长期处于不确定的生存环境中,个体生存和社会结构会发生深刻变化,人们在不可靠的环境中产生恐惧,个体的行为方式和生存方式都随之发生转化。针对“流动的现代性”背景下的生存困境,鲍曼提出了文化对策,他寄希望于政治和道德两方面:在社会层面,保障公民的基本收入、实现自由主义民主共和、构建多元文化社会;在个体层面,选择重建道德来解决“流动的现代性”出现的文化问题。“流动的现代性”思想的提出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它对现代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漆飞^[4]（2021）在《审美共同体问题研究 ——以当代批判理论为中心的考察》文中研究说明论文以当代批判理论的共同体思想为研究对象,在当代美学的问题域中聚焦审美共同体的问题研究,在内容上呈现为生命政治与共同体的美学之维、审美共同体的共识与差异、主体化与去主体化、边界与去边界等具体问题,以及审美共同体的理论批判五个章节。审美共同体研究以生命政治作为总体性的研究进路。福柯的生命政治思想经由微观政治与感性生命场域的重返生成了对政治和美学的不同理解路径。当代批判理论家不同程度地改写、颠覆和超越福柯对于生命权力的后现代式考察,以生命经验的感性之维重构当代生命政治与感觉共同体之间的理论关联。朗西埃转换了福柯的生命政治论题,以对政治与治安的讨论激活对感性共同体分配机制、去身份化和异质感知构成等问题的阐发,经由感性领域的重构生成了不同于福柯的感性政治进路。阿甘本、奈格里、哈特、埃斯波西托等人则基于对生命感知潜能的总体性观照,重新思考感觉共同体与审美感知、主体经验之间的张力,建构了不同生命政治进路下的审美共同体批判思想。共识与差异是审美共同体的本体性问题。当代批判理论接续和吸收早期批判理论和后批判理论对于宏大叙事、总体性和同一性逻辑的解构,但其并不全然地消解差异,而是在尊重差异和异质性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感觉和情感共通的审美共同体范式。通过颠覆和超越存在论对于共在的反思,当代批判理论家将总体性问题视为一种新的本体论,以独一性、任意独一性、独一复多来重新规定审美共同体内部无法被化约的差异性,阿甘本以任意独一性来指认无法被表征的非本质差异性,埃斯波西托以疫责的空无属性来回应它与普遍性的关系,奈格里和哈特则将差异视为具有生成共同性的重要机制,赋予其生产性的潜能。感知、经验、语言和情感多维度地参与审美共同体的主体表达,基于差异的多元共同体形构出诸多不同类型的去主体化范式。对生命的伦理-美学诉求贯穿在当代批判理论关于审美共同体主体性问题的思考始终,通过秉承福柯晚年对于自我生存的去主体化思考,当代批判理论家以“去同一化”和“去身份化”来重新界定共同体内部感性生命存在的具体内涵。朗西埃以无分之分作为感觉共同体的解放主体,奈格里与哈特基于情感、认知和审美等感性系统来具有生产潜能的主体范式,以容纳差异的诸众来形塑审美共同体的发生,阿甘本则将纯粹潜能作为生命感知的触发机制,以语言和艺术的可交流性作为去主体化的具象呈现方式。“去身份化”是审美共同体的具有解放潜能的主体感性表达,其既没有返回到启蒙现代性时期被高扬的主体性,也未完全地落入后批判理论对于主体的全面批判和解构。基于审美共同体对于差异性和去主体化的内部构成,其外部存在形态呈现为从有边界的、实体的、稳定的向去边界的、非实体的、流动的等方面的转变。认同的危机与归属的困境是审美共同体存在形态问题的核心所指,埃斯波西托以免疫机制的否定性特征预设了一种非实体化感觉共同体的出现,作为边界机制的免疫范式彰显出对感性生命的纳入与排除逻辑,阿甘本以难民的现实问题激活了对生命政治边界的思考。媒介、信息和技术共同地参与着审美共同体的建构,传统基于血缘、宗族和地缘等自然关系纽带的共同体范型被松动,基于流动性的情感、感觉和意义的虚拟化审美共同体正在生成之中。审美共同体以情感和感性系统为内核建立起新的认同价值体系并延伸出诸多不同的表达范式,其自身也蕴藏着向审美乌托邦、异托邦、世界主义等诸多形态转变与对话的可能性。当代批判理论家经由共同体审美和感性维度的阐发,营构出一种基于容纳差异、去主体化的、无边界的、非实体的、流动生成的审美共同体范式,这一范式不仅构成了对于后现代以降总体性危机的重新反思和回应,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对当代美学与政治关系的思考。在回应后现代之后的总体性问题时,当代批判理论彰显出极强的现实介入品性和批判色彩,然而这一介入性常常体现为理论与思辨层面的介入性。在面向现实语境中的具体问题时,审美共同体思想呈现出其限度,一方面是在理论介入现实时存在转换的矛盾性和难以现实化,另一方面是理论自身的不可转换性。

李璐^[5]（2019）在《伊哈布·哈桑的“超批评”观研究》文中认为伊哈布·哈桑20世纪美国着名文学评论家,后现代主义理论最早的研究者。在学界,他对后现代主义理论作出的贡献受到了一定关注。目前,关于其“超批评”观的研究,还尚未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在哈桑看来,后现代的“超越”是很丰富的。“超批评”中的“超”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超越、高于”而是“在……旁的”。因此,“超批评”从后现代的批评立场来看,是一种在深度上追求平等,在广度上主张多元的具有“民主、多元开放”趋势的新的后现代文学批评。但“超批评”不完全等同于哈桑的“后现代文学批评”,它和“后现代文学批评”的一种交叉关系。其次,“超批评”进行的是一场高度严肃的实验工作,它通过批评对象、批评形式以及言说方式的多样化,在批评方法的开放性上实现了“超越”。再次,当文学批评面对以“新批评”为主的传统批评日益理论化、程式化的弊端时,“超批评”通过将“沉默”的隐喻与“新诺斯替主义”相结合,重新定义人类和文学的未来状态;并试图重新激活艺术与人心、现实与文学之间的联系;恢复多种艺术使命的召唤,使文学批评在重回现实视域的过程中实现“超越”。“超批评”观的提出,首先与文学艺术在全球化与地区化矛盾不断加强、“我们的时代”被“我”的时代所取代的后现代语境下的发展有关,在“不确定、信仰缺失、反传统、反权威”等后现代潮流的综合作用下,批评在艺术和知识界主张变调。而另一方面,以新批评为主的传统批评模式,由于对文本结构、形式的过度强调,在20世纪50年代后逐渐式微,这也为“超批评”的提出提供了绝好契机。除此之外,有着“埃及裔美国人”身份的哈桑,还受其青少年时期学习生活经历,以及古埃及独特文化记忆的影响。在不断变化的后现代语境下,哈桑始终坚守人文关怀的学术旨趣,在学术研究的不断更迭中,逐渐放弃了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论争,转向后现代的文学甚至文化批评实践,最终在“超批评”中为自己人文主义的理想找到了合适的出路。“超批评”观作为哈桑最核心的理论标签,虽正式提出较晚,却始终或隐或显地贯穿于他的整个学术生涯。哈桑在处理艺术与生活的关系时,以一种看似理想化、空想化的方式为我们重新高悬了文学批评追求民主立场的理想。为哈桑后现代批评理论家地位的确立发挥了重要作用。“超批评”在批评史上也是独具特色的,强调批评要像创作一样,充分发挥“心灵”的主观能动性,关注人类与文学的未来状态,最终将文学批评重新拉回现实视域。哈桑所构建的理论蓝图是美好的,为了使“超批评”观在批评实践中进一步落实,后现代批评家要在“颠覆与创造”中肩负起新的批评职责。“超批评”观带给我们的启示,也将为中国文学批评提供宝贵借鉴。

蒋萍^[6]（2018）在《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研究》文中提出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研究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分析东西方文化话语权力构成的持续解构过程。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与葛兰西、福柯等学者从同质文化内部的矛盾研究走向异质文化之间的“关系”研究颇有渊源,探讨这一理论,有利于消除西方文化话语霸权的遮蔽,推动本土文化的重建。从后殖民主义理论来看,西方现代化的历史就是在全球殖民扩张的历史,对近现代世界格局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它一方面建立了世界市场,打破了各国孤立、闭塞、相互隔离的状态,另一方面,长期的殖民统治使得西方文化不断地向东方传播和扩张。当殖民者以政治、经济、军事手段实施殖民的历史在民族解放运动中逐渐瓦解后,文化殖民的影响仍然长期存在。“东方”与现代西方的相遇,已经超出了单纯的地缘政治,演绎为在全球化语境下文化领域内的交流与碰撞。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正是揭示、分析和批判西方资本主义借助殖民活动建构文化霸权的实质的理论。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全方位探索和揭露西方对东方民族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建构以及虚幻想象的进行。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借助文化话语权力的消长态势分析“他者”-“自我”、冲突-认同等诸多文化现实,涉及到三方面的问题:第一,它不仅关乎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原殖民地半殖民地,也关系到“东方”以及象征的一切弱势文化的存在。它关系着这些弱势文化的国家能否清晰地认识在强势异质文化影响下的文化“自我”;第二,它关系到弱势文化能否从对后殖民文化的分析中汲取足够的历史思辨与哲学经验,激发文化自省与话语权力警醒;第三,它关系着在全球化籍“现代”之名持续强化西方文化霸权的现实背景下,如何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去建构本民族文化自信的未来。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视域下的文化“关系”,不仅是一个反映文化话语权力本质和发展趋势的范畴,它还包含着从殖民文化这一特殊角度看待社会历史文化的方法。为此,本文尝试将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作一种整体性的理论研究,以扩展传统的思潮、理论家个体研究的模式和范围,显现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对于消解西方文化霸权、启迪批判性重建具有的借鉴意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在二战后民族国家崛起的新世界格局下产生,它既受冷战中二元对立思想的持续影响,又是东西方知识界对西方文化霸权进行普遍反思、尝试破解二元对立建立新型文化对话关系的理论产物。这一理论自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引入中国以来,对其文化理论的引介、探讨、借鉴频见于文化批评与比较文学批评领域,学者们侧重于自文学角度展开阐释与分析,出现了不少成果。也有研究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出发,对后殖民主义代表理论家主要观点及其与马克思主义、文化霸权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成为其后殖民主义理论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不过,从文化哲学角度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及其现实意义进行的研究还不多,现有的成果往往从过于贴近现实的需要出发,重视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中“东方”他者相对西方的文化特殊性与文化抵抗性,对于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阐发不同文化“关系”特别是互动性的研究尚不够系统充分,需要进一步的思考与论述。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有两大组成部分:一个是对于殖民主义的文化霸权实质及其深远影响的论述;另一个是对于异质文化之间关系的论述。本文的研究立足于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产生和发展的过程进行深度探索和分析,力求从后殖民主义的理论溯源中发掘其理论构成的演变和核心要素,寻找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解构主义等理论在解构-建构过程中的深层理论联系;注重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易与后现代主义、文化资本主义等混淆的理论模糊点展开辨析,并在新世纪全球化加速背景下探讨推动文化认同、增强文化自信等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可以借鉴的思路。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是一种被第一世界理论话语场域所羁绊的理论,但它对西方主宰的知识权力体系提出了重构的要求。如何认识这一现象,如何发掘其中的理论悖论与缺憾,是本文论述最为集中的部分。它深切地关联着当下对于“新时代”、新形势中如何面对文化冲突、如何重建民族文化、如何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实现文化自信等一系列关乎未来中国思想文化如何面对世界文化的重要命题。本文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研讨一共分为六个部分,每个部分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绪论,概述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与其构成要素之间的理论联系。略谈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法侬的“民族文化”理论、福柯的“知识-权力”体系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于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作用。本文通过对上述理论的阐析,勾勒出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理间相互连接、有所对立、择优而从、发扬传承的复杂的多样性图景,为进一步论述作出铺垫。同时综述了国内外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研究,提出本文的创新点。第一章,分析后殖民主义三位主要理论家萨义德、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的经典理论。首先,通过对萨义德的“东方学”对“东方”的重新思考与东方权力话语机制辨析、解构“东方”、重建东方形象以及“流亡”理论的把握,再度审视萨义德提出的西方建构的“东方学”与政治和意识形态控制的密切关系;其次,通过研究斯皮瓦克的“属下”、“认知暴力”和“他者”理论,分析其如何运用解构主义,集中研究第三世界底层女性这一“底层的底层”、“边缘的边缘”的理论辐射。探讨斯皮瓦克“臣属”概念及其对殖民文化压抑“困境”与“历史记忆”的结合。再次,分析霍米·巴巴对全球化进程中不同文化之间互动关系的“混杂”理解,即异质性在混杂中如何面向新的文化杂糅空间（第三空间）的问题。最后,强调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各自的理论特长与存在的争议。第二章,主要探讨民族解放运动后进入后殖民文化语境下的文化重建问题。从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核心概念“他者”之问的系统化梳理开始,探寻后殖民透视出的更深层次的文化“关系”内涵。将“他者”揭示的不平等、主体性身份疑虑、边缘性思考与面向殖民文化的深层次解构相结合,探讨当代西方哲学从主体研究向主客体“关系”研究发展的趋势。落足于中国及更广义的“东方”文化实况,研究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对文化中心主义及其意识形态输出的相关论述,进而在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视域下分析本土文化重建的多种可能路向。第三章,阐述新旧文化交替之际话语权力的强弱之分、主客之别。分析全球化进程下资本主义文化扩张引发的文化冲突的性质,发掘文化冲突的实质与不同的化解思路,分析全球化时代文化的民族性、开放性、多样性,区分文化冲突的自然状态与人为刻意,挖掘不平等的冲突根源。注重分析文化冲突的实质与过程、结果与影响,探讨后殖民语境下“和而不同”传统基于“现代”内涵的差异性。第四章,研究现代化进程中文化认同与殖民文化的深层影响。本文在此探讨文化全球化与当代文化认同的联系,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在破除“他者”幻象的同时,也着力于解码现代性反思中的文化认同的深度体验,在重建文化主体认同时探讨建构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可能,以新的文化身份意识去重构本土文化。第五章,分析东西方对话中的文化自信问题。在全球化推动东西方对话的大背景下,文化已成为国际竞争中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在此注重阐发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当下意义:分析中西互视过程中文化身份的迁移和质疑,探讨如何发挥中国文化精神的主体作用、“边缘”与“边缘的边缘”文化定位及其当下意义和后殖民主义视角下知识分子“职守”与价值信念,试图建构东西方对话中稳定、平等、交互的新型文化自信的理论途径。最后的结语部分,对后殖民主义理论做了简短总结,并借助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分析这一理论的不足与局限性。

袁英^[7]（2018）在《传统知识危机与后现代知识分子角色定位》文中指出纵观整个西方哲学史,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知识论哲学从古希腊发源的本体论发展到笛卡尔所完成的认识论框架,曾经促进过整个哲学的繁荣昌盛,但是也对其发展造成限制和束缚,甚至将其推向危机的边缘。这使我们不得不反思西方近代哲学的所谓“认识论转向”的缺陷和弊病。既然从认识论转变为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或者罗蒂的“对话的解释学”已经被相对论所证明为不可能,那么是否应该由认识论回归于本体论?如果说海德格尔所谓“在的遗忘”使得传统知识论哲学陷入认识论的框架而走向衰落,那么对“在”的重新追寻的本体论回归,则是传统知识论哲学得以继续生存和发展的新的历史契机。西方近代哲学家对存在的追问可追溯到康德。康德揭示了这种认识论框架的有限性,并提出了超验的领域,给出了传统知识或理性的界限,为“存在”保留了位置。黑格尔作为这种知识论的理性主义的集大成者,利用理性超越理性而抵达“绝对”的神秘主义的最高境界。马克思真正回到人的存在,创建实践唯物主义,把哲学重新置于存在论的维度。然而,从西方哲学家们对于“存在”的追寻历程可以看出,无论是康德的保留超验领域,还是黑格尔的抵达神秘主义,亦或是马克思的生存实践,都不得不受到某种立场的限定,并未能从一种全息的、高维的层面,对存在本身进行深入的挖掘。在此,我认为真正对于“在”的挖掘具有开启性意味的是由怀特海所谓的“全面的思维”所追溯到的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全息思维。传统知识论哲学的理性心灵只有分析能力,不能综合,从而不可能达到任何普遍的真理,因为一切知识论的思想和理性的产生都不得不受到某种立场的限定。受到来自于相对论和量子论的某些进展的支持,怀特海拒斥时空的实体性,摒弃物质的实体思维,推崇关系的事件思维。这种“现实际遇”模式与量子学家D·伯姆设想出的全息模式十分相似。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全息思维进行了集中的探索,这种全息思维或可为解决西方当代哲学危机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和出路。只有主动摆脱传统知识论哲学的认识论框架的束缚和局限,尽量充分地抵达这种全息思维的高维的境界,我们才能真正接近存在本身,人类才是有智慧的,而这种高超的智慧才是人类彻底摆脱知识危机的根本出路。最后,对于所谓的后现代知识分子而言,无论是其立法功能、阐释功能还是批判功能,都必须建立在独立的基础之上,而所谓的后现代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并不在于其是否具有公共性,反而恰恰是要求知识分子始终保持自身的独立性、超越性和价值中立。在这种全息思维与知识分子独立的角色定位的基础之上,为解决知识和知识分子所得以栖身的最重要的场所——大学或所谓的高等学府所面临的深重危机而从实践经验上探索新的教育模式,不仅迫在眉睫,而且似乎是唯一的出路。

刘洪佐^[8]（2017）在《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再诠释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文中研究指明贝克风险社会理论将“自反性现代化”作为其对社会现实分析和理论逻辑展开的起点,以解决现代性问题作为风险社会理论的主要运思方向和基本研究进路。风险社会理论为我们观察与考量当代社会提供了整体性的参考框架和新的把握视角,逐渐成为对于诠释现代社会生活的本质形态以及变化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体系化范式。本文对贝克风险社会理论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再诠释,着重对贝克风险社会思想的内在脉络和现实动力机制进行挖掘与阐释,并以中国的现实社会境况为基础来透视贝克风险社会理论,探讨了贝克风险社会理论对中国风险社会应对与治理的启示及可能路径。第一部分,即引言部分,主要介绍研究的起源、意义、思路和方法,并对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述评。第二部分,主要介绍了贝克风险社会理论产生的思想背景。由于解决现代性问题是风险社会理论的主要运思方向和基本研究进路,因而本文以此为逻辑起点,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思想内涵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归纳和梳理,辅之以相关学者的理论观点加以多维度诠释和论证,并对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了较为详细深刻的阐释。关于现代性的介绍,主要包括现代性的多重意蕴、现代性与启蒙的关系以及现代性的超越三个部分,着重对启蒙运动所确立的理性主义精神、科学观念以及自由主义原则进行详细论述,并分别对政治、经济和社会思想三个层面的现代性的内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释;关于后现代性,主要介绍了后现代思潮产生的原因、后现代思想对于现代性的解构与批判、后现代思想对现代性的超越三个方面内容,并得出后现代之于现代性的解构性和超越性在本体论、价值论和认识论三个方面具有内在一致性。本章目的在于将贝克风险社会理论产生的思想背景置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思想视野中予以澄清,为下文贝克风险社会理论中的“理性的自反性”、“第二现代性”、全球化与个体化进程、“技术经济理性”、“消费社会”等概念的引出与诠释作铺垫,也为上述概念之间建立逻辑关联埋下伏笔。第三部分,主要对贝克风险社会理论进行梳理,并对该理论所包含的庞杂理论观点进行梳理和重构。以理论与现实的互释,即理论内涵与现实面向两个维度作为理论阐释的策略,围绕着“自反性现代化”、“风险社会”的全球化与世界社会、现代风险的性质与社会影响、贝克“第二现代化（性）”主张的后现代性意蕴四个方面的内容,对贝克风险社会理论进行系统化诠释。其中,自反性现代化（第二现代性）作为理解贝克风险社会思想的核心概念与社会风险产生的思想根源,主要包括了“制度化的个体主义”风险、风险应对的“亚政治”趋势和“人为的不确定性”风险。现代风险的影响主要包括了科学技术辩护下“有组织地不负责任”和社会支配原则的转变两个方面。并在本章最后结合前文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相关分析,对贝克关于“第一现代性”与“第二现代性”的划分所隐含的后现代性的意蕴作出了分析和阐释。第四部分,主要从现实层面来思考和分析贝克所言的风险社会产生的现实动力。该部分围绕现代化进程中的技术经济理性这一核心概念来分析和阐述,并将“技术经济理性”与现代性、后现代性与贝克的“第二现代性”所蕴含的对“理性”的思考加以联结分析,明确了技术（经济）理性本质上是“理性”的现实化延伸,技术与经济活动本质上是“理性”（尤指马克斯·韦伯意义上的“工具理性”）思维的现实附着点,技术的“资本主义”式利用体现了资本主义理性的膨胀。该部分作为对贝克风险社会理论再诠释的重要构成部分,主要介绍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涵及其与科学精神的融合、“技术拜物教”的发展及其风险、资本主义发展的“消费社会”阶段下的“商品拜物教”与个体心理意识的风险等内容,并认为由技术与“资本主义”的联姻发展所产生的“技术拜物教”与“商品拜物教”及两者之间的联结机制是现代风险的现实动因所在。第五部分,基于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反思与启示,论述了对中国风险社会的重思与治理。主要介绍了对中国情境下的风险社会理论的反思、中国风险社会的独特现状与风险产生方式、中国风险社会治理的可能路径（包括制度路径、文化路径与心理路径）等内容。第六部分,结合上文论述与阐释,对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再诠释及其对于中国的启示两个问题进行了梳理和总结。明确了当下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期,中国社会转型所呈现出的时空高度压缩特征,使得当前中国风险社会所表现出的诸多问题和因素形成的复合困境在同一界面集中爆发式地展现出来,并呈现出一定的独特性。尽管如此,在“地球村”的时代背景下,贝克风险社会理论对于中国风险社会的应对与治理而言,仍然十分有意义。中国对待贝克风险社会理论必须具有前置性的自我反思和预警意识,这种自觉意识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论争框架中的体现就是——我们需要充分借鉴西方思想的理论内涵与现实问题指向,并对其充分把握和深刻反思,为我国“后现代”社会（即风险社会）的到来和应对搭建符合自身处境的“脚手架”。本文以风险社会理论的再诠释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为主要研究内容,基于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思想的深层次分析和阐释来深入剖析风险社会的理论内涵及其深层问题指向,围绕自反性现代化、个体化、全球化和现代风险四个核心概念对贝克风险社会理论进行再诠释。总结得出,贝克风险社会理论并没有真正意义上超越“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理论预设范畴,风险社会理论与后现代主义思想具有相同的批判旨归。并且,由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技术拜物教”与“商品拜物教”及两者之间的联结机制是现代风险的现实动因所在。最后,站在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的立场,以中国的现实社会境况为基础来透视贝克风险社会理论,将该部分作为贝克风险社会再诠释的重要组成部分,思考和探讨了贝克风险社会思想的理论启示、中国风险社会“压缩现代化”的特殊现实以及应对的可能路径等相关问题。

陈守湖^[9]（2017）在《“形式意识形态”的文化实践 ——论1980年代中国先锋文学》文中提出对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来说,文学新变几乎是一种常态。如果说“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这条线的文学新变,依然还属于政治规约中的“形势”之“新”,那么,“朦胧诗”“意识流小说”“寻根文学”“先锋文学”这条线的文学新变,则可以看作审美自律意识推动下的“形式”之“新”。从“85新潮”算起,先锋文学热潮持续了 5年左右,并在90年代整体转向,大多数先锋作家开始拥抱现实,形式实验的激情不复存在。尽管先锋文学已经成为往事,但先锋文学至今依然影响着当代中国文学,昔日的先锋代表作家依然是目前中国文坛最有份量的作家。对于先锋文学的评价,一直伴随着分歧。比如有人认为,它对中国文学的贡献被高估了,先锋文学是依靠批评家反复阐释加以经典化而进入文学史的,依托先锋文学确立起来的“纯文学”观念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是负面的遗产等等。三十年这样一个时间长度,正好为重审先锋文学遗产提供了契机。因此,本论文选择了 80年代这个“历史空间”来聚焦先锋文学,将先锋文学加以“历史化”“陌生化”,通过文学史料、文学事件和文学作品的对参研析,试图还原80年代先锋文学的历史语境,体验“形式意识形态”支配下的先锋激情和梦想,在“历史的同情”和现实的审视中重评80年代先锋文学形式实验之于中国文学（文化）的独特价值。除去绪论和结语部分,本论文共分为六章。绪论主要涉及五个方面的内容:一、结合“重返八十年代”的人文动向简要介绍论文选题的缘由;二、从先锋文学话语政治、知识谱系、精神意象、历史阐释、叙事伦理、语言风格六个方面的塑形入手对研究对象进行描述;三、从历史研究、思潮研究、文本研究三个维度对先锋文学研究现状进行评析;四、介绍研究的意义、思路、方法、创新点和难点;五、对论文涉及的两个核心概念“80年代先锋文学”和“形式意识形态”进行学理阐释。第一章论述的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人文语境。从逃离革命政治的总体化元叙事、重新续接“五四”启蒙传统、80年代美学热的文化政治本质、改革时代中国的现代性追求、文学新变中的先锋激情五个角度,展现了 80年代先锋文学的历史语境和人文生态。第二章论述的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历史谱系。先锋文学并不是在80年代中后期一下子冒出来的,本章以反叛、独立、创新这样的先锋精神为参照,循着地下文学、朦胧诗、意识流小说、寻根文学、先锋文学这样一条脉络,考察了中国当代文学中先锋话语、先锋精神、先锋形式的文学沿革和历史源流。第三章论述的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语言风格。主要聚焦于这样四个特征:一、对于所指的疏离,使文本成为能指浮动的世界;二、对于间离陌生的偏爱,赋予了语词意义奇幻的效果;三、对于听觉（声音）、视觉（色彩）的借重,生成了异端的修辞;四、对于官能体验的依赖,带来了文本的陌生化。第四章论述的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叙事伦理。先锋文学挑战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叙事成规,通过形式自律自我“立法”,它只服从于它自己设定的虚构世界的存在逻辑和价值判断。本章从文学真实的解构、叙事时空的重置、叙事威权的拆解、隐秘历史的阐释、文本互文的制造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第五章论述的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精神意象。先锋文学除了在文本形式上标新立异,在精神意象上同样别具一格。倾注了形式实验激情的先锋文本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其中的“意味”就来自于精神意象的独特性。本章对先锋作家经常触及的荒诞、疾病、死亡、欲望、暴力五个精神意象进行了探析。第六章论述的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文化遗产。本章提出了如下观点:作为一种文学精神,先锋并未终结,而是转型;伴随日常生活审美化,先锋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互动将更为频繁,先锋的面目也将更为模糊,同时先锋文化也将在大众文化中弥散;在消费主义时代,先锋文化在商品化、趣味化、传媒化三个维度上发生了变异;80年代先锋文学的形式实验有着丰富的文化价值,而启蒙价值、叙事价值、美学价值弥足珍贵。在结语中,研究者结合自己对先锋文学文本的感性阅读体验和理性研究分析,回答了这样两个问题:何谓“先锋”、“先锋”何为。同时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尽管可以在80年代先锋文学作品中挑出无数的硬伤,甚至某些作品还有着邯郸学步般的拙劣,但先锋文学形式实验的激情和梦想,先锋作家对于文学规则的勇敢颠覆,今天依然值得我们致敬。先锋就是独立,先锋就是自由,先锋就是革命,中国文学的先锋,应当永远在路上。

刘霞云^[10]（2017）在《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的文化透视（1978-2013）》文中研究指明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文体为我们研究长篇小说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论文包含两方面的努力,一是从本体视角考察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发展演变的大致状貌,二是以存在的文体发展状貌为借镜,将其放置于多元的文化语境中以探究成因。基于此,论文以文化学为主导视角,采用宏观把握与微观分析、理论阐述与文本解读相结合的方法,侧重从文化思潮如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大众文化思潮等来探究其对作家文体选择的影响;从文化资源如地域文化、东方“合和”文化、古典文学传统等对作家的精神渗透来探究文体变异现象的生成;同时,还从作家的文化心理如政治文化心理、代际文化心理、女性文化心理等来分析文体与文化之间密切的互融互渗关系。论文根据本体视角下长篇小说文体发展所表征出的阶段性特征,采用线性论述方式,将新时期以来三十余年分成新时期初、80年代中后期、20世纪末、新世纪以来四个时间段,从结构样式、叙述方式、语言形态等文体要素出发,历时勾勒出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发展的大致脉络。在此基础上,再采用共时性论述方式,分别从文化思潮的冲击、文化资源的渗透以及文化心理的诉求等角度剖析文化因素对文体生成的影响。最后,结合文化视角下文体发展现状,对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发展的限度及可能性维度做出反思与考量。论文认为,当代长篇小说在时代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创作主体和文类自身发展等多重因素的合力下,已跃居时代中心文类地位,这中心地位不仅体现在作品外在的如出版量、参与作家群体等可量化指标上,还体现在大家对长篇小说文体逐步增温的关注度上。细梳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发展的演变镜像,新时期初为缓慢的苏醒和尝试期,80年代中后期为积极的崛起期,20世纪末则进入狂热的实验期,新世纪之后则进入内敛、多元的圆熟探索期,这些足显文界对文体一路走高的关注度。虽然文体本身无高低优劣之分,但作为“有意味”的形式,文体向来注重与作品思想力的有机融合,以此观之,文坛上能做到如此有机融合的作品对应于浩瀚的长篇创作稍显单薄,且由于受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一路走高的文体探索活动中还不乏涌现放逐小说意义,极致追求形式感的形式主义者,而政治文化心理的依附,又使部分作家放逐了小说的表达形式,存有故事本体论倾向。而大众文化对文体的消解、代际文化心理导致作家梯队构成的断代窘况,以及长篇写作大众化所带来的文类常识失范等现象,合在一起促成了文体探索的困境。面对如此限度,良性文学生态的营造、多重文化的汇通与融合等,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不同代际作家之间的良性互动,引导作家对小说文体常识的恪守与突破等,这些又为作家的文体探索提供了强劲的精神支持。从文类本体角度看,文体探索作为当代长篇小说发展非常重要的一种文学现象,它的存在、发展及未来趋势烛照出长篇小说“艺术”地发展史;从创作主体角度看,文体探索的历程是一部中国作家精神心灵的成长史;从诸多影响成因看,文体探索过程又是一部中国文化因子的交织与语境的变迁史。一切文体现象都打上了时代文化的烙印。

二、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论争（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论争（论文提纲范文）

（1）“别现代”批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审美共同体问题研究 ——以当代批判理论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5）伊哈布·哈桑的“超批评”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传统知识危机与后现代知识分子角色定位（论文提纲范文）

（8）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再诠释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9）“形式意识形态”的文化实践 ——论1980年代中国先锋文学（论文提纲范文）

（10）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的文化透视（1978-2013）（论文提纲范文）

四、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论争（论文参考文献）

• [1]“别现代”批评研究[D]. 林佳锋. 广西师范大学, 2021(12)
• [2]“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研究[D]. 杜玉洁.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3]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思想研究[D]. 闫晗.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4]审美共同体问题研究 ——以当代批判理论为中心的考察[D]. 漆飞. 兰州大学, 2021(09)
• [5]伊哈布·哈桑的“超批评”观研究[D]. 李璐. 湘潭大学, 2019(02)
• [6]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研究[D]. 蒋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8)
• [7]传统知识危机与后现代知识分子角色定位[D]. 袁英. 武汉理工大学, 2018(07)
• [8]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再诠释及其对中国的启示[D]. 刘洪佐. 东北财经大学, 2017(07)
• [9]“形式意识形态”的文化实践 ——论1980年代中国先锋文学[D]. 陈守湖. 武汉大学, 2017(06)
• [10]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的文化透视（1978-2013）[D]. 刘霞云. 南京师范大学, 20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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