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知识经济时代呼唤创业投资（论文文献综述）
黄文武[1]（2021）在《企业家精神视野中的大学革新》文中指出这是一个持续变革的时代,任何组织及个人的发展都处在时代变革的潮流之中,大学的发展也不例外。在大变革时代需要对大学革新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对大学过去发展历程中的辉煌与没落、此时此刻面对的挑战与机遇以及未来发展的种种可能性统筹思考。基于对创新创业时代大学的转型发展、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进程中“为改革而改革”、“为政府政策背书而改革”以及“以排名为导向建设‘双一流’”等问题的反思,促使我们思考大学究竟应该在一种什么力量和精神的引领与推动下才能实现我们所期盼的高质量发展。论文选择以“企业家精神”作为研究大学革新的概念工具和理论视角,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跳出经济学、管理学的视野,重新认识“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深刻内涵,彰显“企业家精神”对“大学革新”的解释力,进而探究“企业家精神”在推动大学革新中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研究的最终落脚点则在于揭示企业家精神在实践层面对大学革新所起到的具体作用,强调为了创造大学的未来需要特别重视以企业家精神引领大学革新,唯有激发企业家精神的力量以推动大学革新才能塑造大学的未来。研究首先基于“大历史观”的视野从纵向的维度考察从中世纪大学到现代创新创业型大学的历史进程中大学发展所展现出的企业家精神。基于历史的分析其目的在于强调对于以革新求生存图发展的大学而言,企业家精神不是外在于大学这一组织的,而是其本身持续发展应该具备的核心特征和品质。从历史的角度呈现企业家精神之于大学革新的意义和作用后,研究依据现实情景论证了企业家精神对于我们时代的大学革新之所以重要的原因。立足时代变革的大环境,强调当下的大学革新所涉及的技术变革和制度创新需要企业家精神;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企业家精神之于大学范式革命的重要性。在明确了企业家精神对大学革新的重要性,并对大学革新的过程从企业家精神的视角加以阐述后,需要追问的是大学革新需要怎样的企业家精神。研究则主要运用案例分析方法,从国家的企业家精神、组织的企业家精神和个人的企业家精神三个维度进行较为详细的阐释。在横向上从大学革新的丰富事例中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例来说明这三种企业家精神之于大学革新的意义,即为了更好地把握大学发展的未来,需要个人的、组织的、国家的企业家精神的共同作用。在理论层面充分阐述了“企业家精神”对于大学革新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后,研究的重点在于凸显企业家精神对大学革新在组织结构、制度、管理模式以及行动方式等实践层面的影响。企业家精神引领下的大学革新展现出一个更加开阔的视野,既超越组织发展历史/传统的范畴,又突破校园的围墙。企业家精神引领和推动大学革新实践就体现在激励学科知识生产和学术创业、加快学科-专业-产业链建设、促进大学创新创业治理以及推动大学创新创业社区建设等几个方面。同时,研究还结合当前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双一流”建设实践,分析企业家精神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发挥重要作用以更好地实现大学发展目标。当前,“双一流”建设在很大程度上由政府政策驱动,强调走向卓越的大学更应该重视企业家精神的引领,并从个人的企业家精神、组织的企业家精神和国家的企业家精神三个维度阐明了“企业家精神”之于“双一流”建设的作用。
张昌忠[2]（2019）在《“互联网+”东莞现代农业产业双创生态圈构建模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互联网+”是一种提高实体经济的创新力和生产力、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实现工具的、充分发挥互联网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的经济发展新形态,其本质就是不断在产品、产业、模式和生态创新的并最终为国家、社会、人民创造新价值的互联网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发展。中国是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始终是我国最大的国情和最亟待解决的发展问题,故如何在当今“互联网+”即物联网技术应用的条件下,使传统农业实现自身“蜕变”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实践意义。由于对互联网与现代农业产业双创生态圈构建的研究,目前在国内外学术界尚不多见,因此本文以“互联网+”为时代背景,选取东莞市现代农业产业在“互联网+”经济发展新形态下的双创生态圈构建模式为研究对象或典型个案,通过调查研究掌握的现实资料,并运用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创新创业理论、企业发展战略理论等科学理论方法,对这些材料和数据进行系统地梳理、分析,以企获得对互联网与现代农业产业融合的双创生态圈构建模式的系统知识和带有普遍性和规律性的认知。同时本文还深入分析了“互联网+”东莞现代农业双创生态圈构建影响因素的4个维度,12个影响因素,并利用AHP层次分析法构造“互联网+”东莞现代农业双创生态圈模式构建影响因素数学模型,通过判断矩阵较科学的产生了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排序,由大到小依次为:产业生态环境发展水平>人才生态环境凝聚度>政策环境倾向性>政府补助>经济环境稳定性>社会文化环境包容性>国际生态环境示范性>资金信贷>双创氛围浓郁度>众创空间成熟度>风投介入>成熟案例示范效应。此评价体系维度清晰、指标明确、权值合理,且通过一致性检验。因此对“互联网+”东莞现代农业双创生态圈构建影响因素的排序可信度较高。在借鉴国内其他地区的成功经验并结合东莞农业产业的实际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相应的建设性意见和对策:一是如何建立健全推动互联网+东莞现代农业产业双创生态构建的一系列政策及举措,构建良好的政策环境;二是如何搭建东莞市本地的“互联网+”现代农业产业平台,形成完整的线上农业产业双创生态圈,与线下实体的农业产业双创生态圈相结合,构建“线上”+“线下”“双线”现代农业产业双创生态圈;三是如何完善东莞现代农业产业链,并创造良好的人才汇聚环境,形成现代农业研发型高端人才汇聚的产业链,搭建风投资金线上线下平台;四是政府如何多渠道向现代农业产业双创投入资金,形成宽松的农业产业双创融资环境,改善社区文化环境,形成宽容双创失败的社区文化氛围等。其中,本文以工商业双创生态圈模式作为参照,提出农业产业双创生态圈的构建模式,主要包括政策环境、产业链、人才链、资金链、地理自然和社区人文环境等,这是本文重要的自得之见。而对东莞这一典型案例研究,为类似的城市如何构建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双创生态圈以及我国互联网+现代农业产业双创生态圈的构建具有较好的理论和现实实践及指导意义。
张金艳[3]（2019）在《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文中指出作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生要素,技术创新不仅是现代生产力的重要表现,更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引发产业革命的重要内核,在新技术革命时期,尤其如此。虽然技术创新的主要参与和推动力量是企业等市场主体,但创新的持续推进离不开必要的国家干预。历次工业革命无不彰显国家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干预色彩,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实则以科技创新为内核的核心竞争力之争。2018年备受关注的中美经贸摩擦不仅仅是单纯的国际经贸摩擦,更是两国之间创新能力的博弈;不仅是技术之战,更是法律之战。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亦表明,在创新驱动经济发展阶段,企业技术创新和政府作用都是构建一国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引领经济发展离不开相应的制度创新与有力保障。创新必需的良好法治、竞争、文化等营商环境的营造不仅是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重要目的,更是其干预的重要表现。经济法作为促进和保障经济健康、协调发展之法,对经济运行的介入和调节使命决定了其内含的国家干预本质。在众多法律制度领域,经济法在有效链接政府与市场、实现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中的重要规范与保障作用无可取代。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既是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谦抑性干预,又是以整体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适度干预。经济法既能对技术创新行必要的促进、激励与保障作用,又能以其特有的规制功能引领技术创新朝向合理化方向发展,通过激励与规制双重维度的作用发挥,彰显其在创新驱动发展时期经济发展促进法的本质。本文立足于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背景和我国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基于技术创新的生产力本质和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经济职能,在经济法视域下考察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意图在经济法国家干预理念与制度保障下,正确界定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最优体制保障、最佳界限厘定等,在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充分彰显经济法在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中的制度作为。这既是对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必然因应,亦是经济法自身制度创新的应有之义。本文共有五章,沿着基础理论——提出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基本研究与论证逻辑进行展开。具体如下:第一章为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理论与因应。该章试图建构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与视域勾连。第一节首先从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的基本内涵展开,界定了本文研究范畴下的主要概念。本文的技术创新是以企业为主体、涵盖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以及产业化运营全链条的完整经济行为,国家对其干预建立在弥补或修复市场失灵、防范技术风险等基础之上。文中的国家干预并非广泛意义的国家干预,而是以政府等经济管理主体为主的政府干预行为,与政府干预具有概念统一性。这里的概念解读与限定意在与经济法视域下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基本研究语境与范畴保持一致。接着梳理了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回顾比较了不同阶段技术创新理论中相应国家干预元素的变迁,试图解构论文中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由来及演进。第二节重点梳理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不同理论分支,为论文研究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奠定直接理论基础。本节对相关理论的梳理与介绍主要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不同维度进行分类,首先从激励、引领、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视角,重点介绍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市场失灵理论和市场创造理论。根据传统的国家干预理论,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主要源于该领域市场失灵的存在。技术创新因其明显的知识外溢性、高风险性等特征使其具有不同于一般市场失灵的特点与表现,决定了不同的国家干预需求。在对技术创新领域传统市场失灵理论梳理与阐述的基础上,论文接着对近年来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关于技术创新领域的“市场创造理论”进行了介评与分析,意在拓宽本文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理论支撑。市场创造理论对于技术创新领域的国家干预解读超出了一般意义上国家干预的诱因与范畴,将国家在新技术革命时期技术创新领域的相应超强规划与干预解读为弥补或修复市场失灵之外的市场创造的内容。这也是近年来在非主流经济学领域备受关注的全新观点,其在技术创新领域“企业家型国家”的角色定位的确反映了现代国家在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无论该理论是否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国家干预的市场失灵理论,其对印证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不可或缺都有所裨益。其次从防范技术风险、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干预视角,重点介绍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风险社会理论和负责任创新理论,意在从规制与约束技术创新负面效应的角度,为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另一维度寻找理论支撑。现代社会充满了风险,其中技术创新尤其是新技术迅速发展带来的风险更加难以预估。技术创新作为一把双刃剑,其在具有促进经济发展典型正外部性的同时,亦会因技术成果的滥用带来诸如环境污染、经济秩序失范、危及经济安全等负外部性,甚至会挑战道德、伦理与法律等。国家必须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对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进行预防与消弭,敦促技术创新主体进行负责任创新。而无论是风险社会理论还是负责任创新理论,其实都暗含了必要的国家干预需求。而其中不当的国家干预与规制本身又可能成为新的风险源泉,因此必须将这种国家干预纳入法制的框架,以避免其干预在消弭市场失灵的同时,产生新的干预失败问题。这种需求就与经济法本身的国家干预本质具有天然的契合性,因此,论文最后介绍了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理论,为本文经济法语境下研究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建立自然的理论衔接。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本国经济运行之法,本身就具有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进行双重矫治与匡正的内在功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作为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必要组成部分,自然与经济法的国家干预理论具有天然契合性。论文分别从国内外经济法概念与代表性经济法国家干预理论的视角诠释该理论的主要内容。以上相关理论建立了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完整理论架构,也奠定了全文研究与论证的维度与基调。第三节针对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之间的因应重点着墨,亦是本文论证的重要铺垫,主要在于解决从经济法视域下审视与论证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必要性。技术创新会影响制度创新,推动其不断发展完善;而制度创新又进一步保障与规范技术创新。论文主要基于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协调互动关系,为接下来论证技术创新与经济法之间的因应奠定基础。技术创新尤其是新技术革命直接推动经济法的发展,同时经济法的基本特征、功能及回应性品格也决定其回应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的必然性。经济法不仅要在技术创新过程中不断回应与调适、完善自身,更应以其必要的创新与发展,保障技术创新在安全、有效的制度环境中运行。论文主要从经济法的经济性和现代性特征、经济法促进发展之法的使命以及经济法之风险防范与规制法功能等三个方面论证经济法与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之间的必然回应关系。以上对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之间关系的论证再次夯实本文研究的范畴与语境。第二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现状。该部分是论文研究的实证逻辑起点,目的在于通过对我国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现状的分析,探寻其中存在的问题及瓶颈。第一节主要论述了我国技术创新体制发展的不同时期、取得的主要成就及存在的问题。经过多年科技体制改革与发展,我国技术创新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正在逐步跨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但是仍然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机制体制尚需完善、自主核心技术依然缺乏、距离创新型国家标准还有差距等,这些均制约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同时也对相应国家干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二节重点论述了我国促进技术创新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第一个维度展开。本节首先论述了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促进技术创新几乎是所有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首要目的,也是国家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基本体现,主要在于通过克服技术创新过程各环节存在的市场失灵问题,更好激励和促进技术创新与发展。在技术创新的基础研究、共性技术研发、应用研究、技术开发与扩散以及市场进入等不同阶段,存在的市场失灵及相应国家干预需求是不同的,因此国家介入的程度与手段也应有所区别。经济法作为规范国家干预经济运行之法,理应通过其促进经济发展的相关规范在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过程中发挥其重要保障作用。论文接着阐述了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具体举措。主要梳理了我国不同时期的科技创新政策与产业政策。此处的国家干预政策主要表现为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等顶层制度设计,也属于广义上的经济法律规范范畴。在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主要举措方面,论文分别从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主的营商环境优化,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力度,优化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创新激励,主导或引导产学研协同创新等实践层面展开,意在说明及国家在技术创新领域的积极作为。最后重点论述了促进技术创新领域的具体经济法律制度的现状。首先梳理了激励技术创新及成果转化的专门法律制度安排与相关经济立法。在专门法律制度安排领域,本文主要列举了与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相关的具体法律,重点围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新修订部分的“市场导向”亮点进行了详细解读。在相关经济法律制度部分,本文重点围绕激励技术创新的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安排和维护技术创新市场竞争秩序的法律制度安排两个维度进行列举与介绍。前者主要体现为财政、税收、金融、政府采购、促进企业技术创新领域的相关法律规范,后者则主要是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市场规制法律规范,主要在于呈现经济法在促进技术创新领域的制度保障现状和基本样貌。第三节重点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技术风险防范维度呈现我国经济法在防范技术风险领域的立法及制度现状。首先是对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分析,论文从技术风险的定义出发,介绍了技术风险的不同成因、危害与不同分类。本文的技术风险主要是指技术应用过程中结合经济、政治等社会因素产生的外部风险或负外部性,并非指技术研发过程中因其不确定性产生的内部风险,该风险类型是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过程中着力规避的对象。接着再次重申经济法对其进行规制的正当性。第二部分重点介绍了目前技术风险防范领域国家干预的政策及立法体现。由于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政策在所有技术创新政策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技术风险防范的政策内容异常薄弱,因此本部分与相关经济立法一并阐述与呈现。第三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困境,亦是本文的问题提出部分。该部分共分为三节,每一节呈现一个较为突出的困境或问题,为下文的针对性对策解决提供论证的对应框架。第一节从目前科技创新体制角度论述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困境。重点围绕现行体制下的主体同构与政策协调问题展开。体制是否顺畅直接关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效果,现行体制下的干预主体众多之累、协调沟通之困及政策弥合之惑均是制约干预效果与成本的重要因素,也是文章着力研究、探讨与试图解决的重要问题,意在通过干预体制优化下主体的同构、政策的弥合等为解决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扫清主体不统一与干预效果掣肘之困。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不仅是创新驱动发展之基本要义,更是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进行勾连的重要背景。在科技经济深度融合过程中,科技、经济等不同干预主体之间的协调与配合甚至是深度融合必要且迫切。现有体制下,与技术创新相关的国家干预主体涵盖了科技、经济等众多管理部门,看似国家对技术创新支持与鼓励的全面覆盖,但也会呈现出干预主体繁多、机构烦冗的困扰。在国家一贯主张并力促科技与经济发展深度融合背景下,当前科技与经济管理平行体制下的干预主体沟通、协调之困无疑会阻碍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步伐,这也是导致我国长期以来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重要原因。文章从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提出及必要性入手,分析了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主体之间的协调与政策联动之困。第二节重点探讨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界限厘定之困。国家干预界限或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经济学和经济法学研究中历久弥新的话题,由于二者之间的界限始终难以准确界定,因此在技术创新领域依然具有探讨与研究的必要。在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方面,依然因干预越位、缺位并存对干预适度的把握造成困扰。在防范技术风险的相关干预领域,也存在监管与创新之间的平衡难题。技术创新过程中的国家干预越位或缺位其实就是干预失灵的问题,对其进行充分预警有利于尽可能减少干预失败造成的损失或成本,尤其在促进技术创新的举国体制下,过度的产业政策激励未必产生应有的效果。本节最后一部分以光伏和新能源领域的产业政策实施为例,探讨了目前对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败的预警不足之困,为下文进一步思考相应的经济法矫治对策进行铺垫。第三节为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不足之困。本节是在第二章经济法制度现状基础上,进一步从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探讨经济法律制度的不足之处。目前虽然有关于促进和规制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但是相关制度还很不完善,防范技术风险、新兴产业规制等领域亟需补缺。第四章为美国、日本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借鉴。本文重点选择美国和日本两个典型创新型国家作为蓝本,通过对两国不同科技经济发展和国家干预传统下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及其立法的介绍评价,为我国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体制保障、界限厘定及经济法律制度完善提供启示与借鉴。论文前两节分别围绕美国和日本的技术创新及国家干预进行介评,分别梳理了两国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不同时期的国家干预及立法。美国虽然历来具有市场自由主义的悠久传统,对国家干预具有天然的排斥和反感,但是美国崛起与创新之路却始终伴随国家干预的影子,其在新技术革命时期的“企业家型国家”角色更为彰显,不同时期的科技政策与立法一直是其国家干预的体现和保障。美国自工业革命以来就是在政府与市场协同共进下依靠技术创新的力量逐步实现其经济的迅速崛起。日本虽然也属于资本主义创新型国家,并且和美国一样经历了早期经济复苏与发展过程中市场换技术的阶段,但是日本的引进、消化、吸收到自主创新之路却与较强的国家干预紧密相随,其一路发展过来的经济社会环境和国家干预传统与我国比较相似。日本这种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广泛存在的产业政策对我国的创新型国家建设与经济改革与发展更加具有启示与借鉴意义。第三节重点总结美国、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对我国的启示。首先,无论是倾向于市场自由的美国还是重产业政策的日本,在以技术创新为内核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均离不开不同程度的国家干预,而科学完善的科技创新体制是其创新成功的重要保证。其次,美国和日本在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国家干预是以充分尊重市场为前提的适度干预,国家干预与市场自由相得益彰、游刃有余,所有相关干预手段和措施均是基于市场失灵修复或必要领域的市场塑造和引领。美国和日本均重视对政府干预失败的预警,为尽量减少政府失灵,美国一直秉承市场优先、经济自由的悠久传统,对国家干预保持一定的忌惮和谨慎;日本为汲取创新领域相关产业政策的失败,也在不断调整干预力度与模式。再次,完善的法律制度是两国实现技术腾飞与经济跨越的重要保障。两国不仅高度重视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还注重对技术创新与发展过程中相应经济风险防范的立法规制,以保障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尽量降低野蛮技术创新带来的经济、道德、伦理风险与秩序失范。这些均对我国相应国家干预提供了有益启示与借鉴。第五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完善。本章为论文的对策篇,亦是论文着力追求的创新之处,论文针对前文提及的问题,在进行域外借鉴的基础上逐一进行完善。第一节为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干预体制优化,与前文提及的第一个突出问题相对应。论文认为,解决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体制之困的关键是应积极探索科技与经济管理体制的大部制改革,通过进一步优化、整合科技与经济管理部门,使其具备从技术研发到投入市场、转化为产业的全链条技术创新管理与干预能力,避免因现行科技、经济管理体制相对分立下出现的干预低效问题。论文首先提出了科技与经济管理体制的大部制改革探索,介绍了大部制改革的含义及我国历次改革的概况,指出了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现实需求和地方科技与经济管理大部制改革的探索等改革的内在动力和改革的基础,同时分析了改革面临的困境,进而提出了深度推进的具体措施等。由于大部制改革的推进并非一蹴而就,在现行体制下关键是解决好现有干预主体以及相关干预政策之间的协调与联动问题,论文针对以上问题亦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在现行体制下,尽量加强相关干预主体之间的沟通与协调,通过建立相应的沟通协调机制,降低干预的沟通成本问题;加强政策实施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减少政策实施中的掣肘与低效问题。第二节为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边界的正确厘定。分别从应客观审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预警及矫治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灵等三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部分内容为对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的客观审视。文章主要从坚守市场失灵弥补之边界,正视引领、塑造市场的超强干预之边界和探索技术风险防范之边界三方面展开。首先,技术创新是以企业等市场主体为主的自发行为,动力主要源于自身利益最大化实现的需要,放松管制、减少干预是技术创新所需的最佳外部环境。产业革命与转型是技术创新的最终归宿,只有尊重市场规律的谦抑干预、适度干预,才能真正突出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其次,国家在基础研究和重大技术、关键技术创新领域的超强引领与干预必不可少,意在发挥其“企业家型国家”角色,这也和我国建构型、过渡型的市场经济体制相契合。再次,在抑制、消弭、防范技术创新风险和保障经济安全领域,国家亦负有重要的干预责任,文章强调了对技术风险防范领域国家干预的强化与重视,不仅与前文的风险社会及负责任创新理论因应,又与文章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经济法律制度设计进行呼应。第二部分为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首先论述了技术创新领域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基本互动规则,接着阐述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适度原则,该部分主要结合经济法国家适度干预原则进行论证。适度干预或需要干预其实是对国家干预界限的一种笼统却又相对灵活的表达,适度其实就是为了避免干预的越位或缺位问题。政府失灵的存在更需要国家在干预经济运行中始终保持谦抑的品格,以需要国家干预作为介入经济运行的边界标准。引领、主导型超强干预抑或以尊重市场为前提的谦抑、必要干预均以正确发挥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为己任。本部分对适度干预的必要性、判定原则、判定标准及适度把握等进行了阐述。国家干预的界限与限度掌握不好,极易产生国家干预失败。第三部分重点论述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败的预警及矫治。首先论述了国家干预失败的含义、原因及表现。在对一般意义上国家干预失灵进行界定与论述的基础上结合技术创新领域对其表现进行阐述。国家干预失灵或政府失灵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不可回避但却难以有效解决与矫治的问题,技术创新领域亦是如此。本节最后一部分提出了相应的矫治方案。首先论述了公共选择学派关于政府失灵的一般矫治手段。但是无论是改革宪政、财政立宪还是引入公共部门的竞争与激励机制均非经济法视域下能够解决的问题。文章接着从立法、执法、司法及社会监督等方面简要论述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失败的综合矫治对策。经济法视域下的矫治与匡正主要借助于经济法律制度的建构与完善,将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行为纳入经济法律制度框架本身即是一种矫治,也是经济法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双重矫治功能的重要体现。因此,文中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灵的经济法矫治其实就是通过相应的经济法律制度设计将其干预行为纳入法制的框架,也为文章最后一节经济法律制度完善埋下伏笔。第三节为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呼应论文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主要解决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制度完善问题。本节共有三部分内容,首先结合目前技术创新国家干预领域的政策与法律现状、困境,进一步强调了加强经济法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其实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既是广义的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对其干预行为的一种规范与保障。接着呼应全文关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基本维度,分别从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展开对经济法律制度完善与创新的论述。前者主要论述了财政、税收、金融、政府采购、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等领域相关法律制度和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竞争法律制度的完善,更好发挥经济法在弥补市场失灵,促进、激励创新方面的作用;后者则从防范新技术发展下共享经济、金融科技、人工智能产业、基因技术应用等新业态、新经济相应风险维度,通过相应市场监管或规制法律制度的创新或完善,发挥经济法通过必要的国家干预以防范相应经济风险、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作用。其中贯穿了国家干预过程中对鼓励创新与必要监管、创新主体私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兼顾、创新自由与国家安全等兼顾的综合平衡与考量,亦对新技术革命时期政府、市场与社会等多元共治下的国家干预定位进行思考。结论部分再次重申关注与研究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重要性,并对未尽研究进行展望。要充分发挥经济法在促进、鼓励技术创新与有效防范、规制相应技术风险中的重要作用,就必须合理厘定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界限,正确把握干预的限度,对干预失灵进行充分预警并进行相应的矫治,同时还应关注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干预体制优化与主体同构问题。只有遵循制度创新保障和决定技术创新的规律,对经济法进行相应的制度创新与完善,才能在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和创新驱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不负经济法促进发展之法的使命。
栾培新[4]（2018）在《基于STS的创新创业教育研究》文中指出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是一个国家最宝贵最重要的资源。高等教育是培养国家需要的各级各类专门人才最重要途径,理应充分发挥自身在人才培养方面的优势。在我国社会领域掀起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发展的新浪潮的时代背景下,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蓬勃开展,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如何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对创新创业人才的需要,如何服务于解决“人才短缺”与“大学生就业难”的矛盾问题,有很多值得从STS视角加以深入研究的理论和现实问题。STS研究是在科学技术与社会走向一体化过程逐渐发展起来的新兴的综合性交叉学科,它侧重从多学科、跨学科角度探究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关系,主要沿着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和STS教育三个方向发展。STS的研究视域以及其研究方法为对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科技哲学研究提供了有效的方法论工具。本文提出,STS研究要直面中国的创新创业教育问题,中国的创新创业教育问题属于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STS的现实问题,其依据在于:二者在培养目标上的一致性;二者在教育内容上的契合性;二者在培养路径上的耦合性。以STS的视角审视创新创业教育的理论问题。创新创业教育是一种具有创造创新创业特质的教育实践活动,创造创新创业特质贯穿于高等教育整体系统,是创造教育、创新教育、创业教育三者的有机统一,它具有系统性、实践性、建构性和主体性。分析了创新创业教育的基本定位和价值。以STS的视角审视创新创业教育的历史问题。梳理了北美地区、欧洲、亚太地区创新创业教育的发展情况,回顾了我国创新创业教育兴起时期和发展时期的创新创业教育状况,尤其整理了高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起始阶段、多元探索阶段、全面推进阶段和深入推进阶段的情况,并概括出我国高校创新创业发展的基本特征。以STS的视角审视我国创新创业教育现实问题。包括创新创业教育理念的滞后与超越,创新创业教育价值取向的偏差与回归,创新创业教育的失衡与平衡,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通识教育的脱节与融合,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网络系统的分离与构建。将创新创业教育纳入STS研究视域,探究中国创新创业教育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无论对于丰富STS的研究,还是对于促进中国创新创业教育发展,推动创新型人才培养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曾之杰[5]（2017）在《中国风险投资风险—收益分析》文中提出风险投资,作为一个行业,在我国已经历三十多年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目前,中国已经成长壮大为全球第二大风险投资市场。伴随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和国民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风险投资对经济发展与增长的拉动作用日趋明显。近年来,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政策的引领下,风险投资更是迎来一次新的发展机遇。风险投资属于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活动,自她出现在中国市场上以来,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社会认可,也吸引了各界、特别是学术界的目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新的市场环境,如何将风险投资这种资产配置的方式加以适当运用,以更好驱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便成了业界、政界、特别是学界关心的一个热点问题。为了更好回答上述问题,本文试图围绕风险投资过程中的“风险”和“收益”这样两大基点,集中于如下三个子问题研究、分析与阐述:（1）风险投资及其风险和收益的匹配关系;（2）风险投资主体及其获取超额收益的路径;（3）中国风险投资市场及其未来发展方向。为使分析和阐述得到深化,本文将着力运用统计实证分析、案例比较分析等方法,通过梳理风险投资及其运作与流程,较为深入地探究风险投资的风险与收益及其匹配关系,论证和阐述变革中的风险投资市场环境下中国风险投资行业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由此有针对性地提出推动中国风险投资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政策建议。本文通过分解风险投资中的风险来源,探讨和揭示了风险与收益的对称性关系,发现和阐明了风险投资作为一种独立的资产类别,其收益与风险是匹配的;在中国,风险投资市场同样存在“二八定律”现象并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这一结论从一个侧面表明风险投资行业有其自身演变与发展的规律。在梳理风险投资过程中的“募资”、“投资”、“管理”和“退出”等实际运行过程及其流程基础上,本文对风险投资主体获取超额收益的路径作出新的分析和探索。通过对中国风险投资发展历程及其现状的分析,本文发现了中国风险投资市场中仍广泛存在“生态系统不完善、缺乏母基金”、“机构专业化程度较低”和“被投企业缺乏持续盈利能力”等一系列问题,进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建设风险投资生态系统,推动风险投资基金机构化以增强本土资本投资能力和募集能力;努力提升风险投资机构的专业水平,紧抓人才建设以应对全民PE热潮;政府逐步转换角色为“护航者”,适度监管,完善保护和监督职能;发展多元化的筹资和投资途径,以适应并引领“大资管”金融创新时代,等等。
袁中华[6]（2011）在《我国新兴产业发展的制度创新研究》文中指出2007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之后,这一危机不断向其他国家蔓延,继而发展成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给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带来深刻影响,尤其是在经济格局方面将可能导致其重新洗牌与调整,全球步入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发展历史的经验表明,新兴产业总能在战胜重大经济危机的过程中孕育和成长,以其特有生命力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为摆脱经济危机的根本力量,并在危机过后,推动经济进入新一轮的繁荣。当前,无论是后危机时代的强烈需求,还是科学技术内部所积蓄的能量,都正在催生着一场以新能源技术和生命科学重大突破为标志的技术革命。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主要发达国家纷纷调整产业发展方向,出台新兴产业发展战略规划,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加快对新兴技术和产业发展的布局,力争通过发展新技术、培育新产业,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率先走出危机,抢占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战略制高点,新一轮的产业、技术革命正在酝酿。新兴产业作为一种新的产业形态,具有高风险、高投入和高收益等不同于传统产业的独特特征,其发展规律、模式、制度需求等均与传统产业有着较大区别,政府的政策引导与制度保障显得相当重要,因此,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创新以促进各种资源在新兴产业的集聚,在新一轮经济发展中调整产业结构,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坚持进行各项体制、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但从整体而言,仍然存在诸多的问题：在融资制度方面,商业银行对新兴产业发展的支持作用甚微,创业投资的发展时间较短,创业板的发行节奏缓慢而远不能满足众多创新型公司的融资需求,政策性银行由于功能性定位而处于服务缺位状态。在人力资本培育制度方面,人才教育制度与社会需求脱节,企业培训制度供给不足,激励制度不健全而难以充分激发创新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人才在各个产业之间自由、合理流动的机制有待完善。在科技制度方面,科技管理机构重叠、多头交叉,缺乏科技投入的长期增长机制,企业尚未成为真正的技术创新主体,产业化比率低下,科研生产“两张皮”现象严重；在政府管理制度方面,立法不成体系且协调性差,财政投入增长机制没有落实,财政支出方式缺乏效率,税收优惠政策针对性不强,税种设置不合理,财税政策对新兴产业激励、引导作用尚不明显。所有的这些问题,都需要不断进行制度创新,有效破解新兴产业发展的制度瓶颈,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与制度安排。本论文的分析脉络大体如下：首先对新兴产业及其相关概念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进行界定,厘清有关制度、制度创新的概念,并系统梳理有关产业发展的一般理论。然后对新兴产业的形成动因、发展路径进行理论研究,并运用行业面板数据对影响新兴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尤其是考察了制度变迁对新兴产业发展的贡献程度。接下来分析制度在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定位,阐述新兴产业发展所需的制度系统,并运用制度分析法研究新兴产业制度创新机制以及运用演化博弈思想动态分析制度创新模式,从而为本文后续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以及分析框架。在此框架下,论文接下来的三章分别结合我国制度建设的实际情况,就我国新兴产业发展的要素培育制度创新、企业制度创新以及政府管理制度创新进行详细论述,提出了较具可行性、操作性的观点。最后,论文以成都市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实践为案例,说明新兴产业发展所需的制度系统及其创新。本文的主要结论有：（1）新兴产业形成的动因主要有：“技术推动”模式、“需求拉动”模式以及“技术推动-市场拉动”综合模式。新兴产业发展路径主要有：市场自发培育式、政府培育式以及市场自发与政府扶持相结合模式。（2）制度与资本、技术、人力资本构成新兴产业发展的内生性要素,但制度高于技术,制度高于资本,是首要的因素。制度对其他三大要素均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资本、技术、人力资本在某个产业集聚的数量和质量,取决于制度环境和具体的制度安排；制度能够促进人才、资本与技术之间的耦合。新兴产业发展的制度系统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包括要素培育制度、企业制度和政府管理制度,其中要素培育制度包括了融资制度、人力资本制度和科技制度,企业制度由企业组织制度、企业产权制度、法人治理制度、管理制度等构成,政府管理制度包括财税制度、法律制度和产业政策等。非正式制度则涵盖了价值观、意识形态、风俗习惯、文化传统等内容。（3）实证检验的结果显示,我国新兴产业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是实物资本的投入,尚未走出传统产业“粗放型、数量型”增长方式的一贯模式,向“集约型、质量型”增长方式转变势在必行。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对新兴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不显着,其主要原因是尚未建立较为完善的人力资本制度和科技制度,限制了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在新兴产业发展中作用的发挥。制度因素已经成为新兴产业发展中仅次于实物资本之后的第二大拉动因素,但应该看到的是,尽管非国有化、市场化、外向化进程仍在不断继续,政府扶持力度也在加大,仍存在较大的制度创新空间,应坚持各项制度、机制的改革与创新,并注重制度之间的耦合性,使之成为新兴产业发展的首要拉动因素。（4）由于与传统产业相比对制度的特殊需求,新兴产业的出现必将导致制度的非均衡,而且这种制度的非均衡会在一定时期内存在,也即新兴产业从诞生开始,总是或多或少要经历一段“制度真空”时期。因此,政府和企业应加强对新兴产业发展规律、影响因素、适应的制度、技术和产业发展趋势等方面的基础性研究,尽量减少认知时滞,缩短制度非均衡存在的时间,尽早形成有利于新兴产业发展的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由于制度创新仅在潜在收益大于创新成本时才发生,新兴产业出现后引发的制度失衡并不必然导致制度的“适应性”创新,“制度真空”时段的长短取决于是否有某个外部的力量来改变潜在收益与制度创新成本之间的比较。而危机作为一种典型的外部力量,将给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对政府而言,要充分利用好危机之后给新兴产业带来的发展机遇,适时创新制度,转危为机。主体的创新收益大于创新成本,还只是该主体进行制度创新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因为制度供给存在外部性。对创新主体而言,只有当与其他主体合作条件下的创新利润大于不合作条件下的创新利润时,该主体才会从事制度创新活动。而一旦所有主体在合作条件下的创新利润小于不合作条件下的创新利润之和时,演化稳定策略取决于初始状态。（5）要素培育制度是新兴产业发展的核心制度。任何一个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资本（实物）、人力资本和技术这三大要素,对于新兴产业而言亦不例外,只是其对这些要素需求的特征（特性、数量、质量）与传统产业有所区别,这些要素的供给与集聚,都是在一定制度背景和制度安排下进行的,因此,要素培育制度是新兴产业发展的核心制度,该制度与新兴产业发展的耦合与适应程度会直接影响到新兴产业的发展速度与质量。（6）企业制度是新兴产业发展的微观基础。鉴于新兴企业的特征,结合现代企业组织发展的新趋势,未来新兴企业组织形式将朝着扁平化、虚拟化、网络化、模块化等方向发展。（7）政府管理制度是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政府管理制度包括法律制度、财税制度以及产业政策,通过这些制度功能的发挥,能够起到“引导”、“激励”、“服务”和“规范”作用,从而有效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包括：（1）运用行业面板数据验证制度变迁对新兴产业发展的贡献。尽管在产业经济学的经典教材中新兴产业的概念早已有之,但在本次危机之前,对新兴产业的研究相对较少,再加之目前尚未有专门的统计口径对新兴产业的发展相关数据进行核算,以前的研究仅从定性的角度分析新兴产业与产业结构、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尚缺乏对新兴产业有关问题的定量研究。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产业的发展主要在于投入要素,本论文的一个创新就在于将制度变迁作为一个内生因素纳入分析框架,并借用高技术产业的历史统计数据运用行业面板模型,对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尤其是制度变迁对新兴产业发展的贡献程度进行实证验证,以准确分析新兴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2）探索新兴产业发展的制度系统,运用新的方法研究制度创新机制与模式。宏观的制度系统、制度创新机制与模式研究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属于基础性研究,但对特定产业发展的制度系统及其创新的研究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一般是借用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分类与研究方法。本论文在具体分析新兴产业的制度系统时,不囿于其框架,对新兴产业的制度系统进行大胆的尝试性探索,将其分为要素培育制度、企业制度以及政府管理制度,当然,其可行性还有待商榷。同时,借助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对新兴产业发展的制度创新机制进行研究,并尝试运用演化博弈的思想,探讨新兴产业发展的制度创新模式,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这是本文的另一创新之处。（3）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制度创新设想与思路。制度创新有渐进式与激进式之分,而且对于我国而言,更多的是采取渐进式的制度变革方式,因此,本文大多数制度创新也遵循这一思路,但论文仍提出一些比较有创新性的制度变革建议。例如在融资制度创新中,为了解决商业银行进入新兴产业领域的“两难”选择,论文提出了三种比较有创新意义的思路：构建风险保障机制、创新信贷管理办法以及构建科技银行功能,并针对每一思路提供了切实有效的实施路径；另外,在融资制度方面,还提出了组建科技政策性银行的大胆建议,也设计了组建政策性银行的三个渠道；在企业知识产权制度创新中,为消除专利实施中的授权障碍、促进专利技术的推广应用、实现集成创新与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建议在新兴产业中建立与推行“专利池”制度,并对构建模式的选择、专利池的规划、组建方式、管理及规制等方面的内容提出了初步设想。在政府管理制度创新中,基于我国培育和发展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升级改造的双重任务,论文提出要通过有效的产业政策,实现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耦合发展的思想,并从耦合的三个方面进行了具体的论述。
于新东,牛少凤,于洋[7]（2011）在《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背景分析、国际比较与对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10年10月18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国发[2010]32号,以下简称《决定》）,标志着我国正式启动实施这一重大战略部署。我们要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从国内经
王守宝[8]（2010）在《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研究》文中提出科学技术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社会经济决定着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是一个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过程。现在我国正在进入科技对于经济增长产生引领作用阶段的关键时期,认真研究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的理论、系统、评价与相关政策等,对于深层次认识这一问题,指导我国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有重要的意义。本文进行了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的理论、系统、仿真、评价研究与实证研究。本文在以下方面有明显创新。论文构建了科技进步与社会经济发展系统及系统动力学模型。科技进步与社会经济发展系统是由科技子系统、经济增长子系统和社会发展子系统构成的复杂、多重反馈系统。该系统的状态和运行机制是由主导环路的主要反馈回路的相互耦合作用体现出来的结果。通过研究以上反馈回路对系统整体起作用的方式和系统中不同变量目前所处的状态,找到了制约科技进步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通过对该系统内部的关键变量进行调控,使区域可持续发展得以实现。论文建立了科技进步与社会经济发展系统动力学仿真模型,通过计算机仿真模拟,为科技进步与社会经济发展系统提供了政策制定依据。本文构建了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论文在对经济理论、创新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系统论、科技论等方面理论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从内涵、、运行平台、保障体系、运行机理与发展路径等方面探讨了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相关性,为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论文进行了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的系统仿真分析和实证研究。论文应用科技进步与经济社会发展系统的仿真模型,运用计算机模拟手段,对山东省的科技投入与经济社会发展系统进行了仿真,并对未来的发展趋势做出预测。仿真得到了有重要参考价值的结论。论文分析了山东省科技投入与经济发展现状,探讨了促进山东省科技进步的总体思路,提出了山东省科技进步及经济发展的对策,对于山东省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于我国其他地区也有借鉴意义。
吴彬,曾庆良[9]（2010）在《杭州“人才+资本”创业实践的思考》文中研究表明在浙江"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指导下,杭州近几年探索走一条"人才+资本"的创业创新路子,努力提高人才和资本两者之间集聚度,着力推动创业人才和创业投资有效对接,以此催生更多商业模式,
李建军[10]（2009）在《创业投资治理的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创业投资承担着孵化以技术创新,盈利模式创新为特征的创业企业的历史使命。同时,中国经济改革要深化,政府就必须通过资本市场的深化改革来解决中小创业企业的融资以及治理结构方面存在的根本性问题。这就要求我国必须尽快建立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融资体系。而创业投资正是这个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最前端,其效率决定着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规模与创新能力。由于国内政策法规的限制以及我国创业投资机构对创业资本运作机制的不熟悉,我国的民间创业资本管理机构无论是发展规模还是投资运作的效率方面都与外资创业资本运作机构存在很大的差距。所以要使我国本土的创业资本有效发挥早期创业型企业孵化器的功能,并让我国的民间资本充分分享我国经济改革的成功果实,我们就需要对创业资本运作过程中的关键机制以及相关的配套制度进行深入的总结和研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对创业资本募集,创业资本投资以及创业资本退出过程中关键机制进行深入分析。通过定性分析和规范的合同经济学分析,我们得到如下主要结论:（一）关于创业资本募集研究（1）关于创业投资基金的激励薪酬研究结论在总结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创业投资基金薪酬合同的基础上将薪酬合同结构化为包含看涨期权的线性薪酬合同。经过规范的合同经济学分析,我们发现:只要在事前设计适当的期权执行价格,包含看涨期权的线性薪酬合同相对纯粹的线性薪酬合同,能更好的激励创业投资家努力管理基金,并让风险厌恶的创业投资家将基金组合的风险控制在事前设定的最佳水平。这表明创业投资家达到了事前设定的业绩基准才参与利润分配的薪酬模式是一种有效的激励和风险控制机制。通过引入创业投资家早期建立声誉的动机,并将投资双方谈判力一般化,我们建立了一个更一般化的两期动态激励薪酬模型,并发现:创业投资家早期建立声誉的激励确实可以作为显性薪酬的替代;但随着创业投资家声誉的建立,声誉激励效应降低。同时,在考虑创业投资家与前期的投资者签订的薪酬合同具有市场不可观察,但后期投资者能观察到创业投资家收入的情况下,声誉仍然能作为显性薪酬的替代,并且创业投资家与新投资者合作的概率与早期声誉机制对创业投资家的激励效应成正比。（2）关于创业投资基金治理研究结论从创业投资管理激励需求与企业制度治理结构相匹配的角度,本文发现: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基金能突破公司制基金完全按资金投入比例来分配基金利润的激励模式;通过事前灵活的有限合伙协议向创业投资家分配超过其投资比例的利润分配来强有力的激励创业投资家;并通过规定投资少量资金的创业投资家承担无限债务责任来控制创业投资基金的运作风险。本文构建了一个内部治理机制与外部支持环境相结合的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基金系统治理框架。我们认为通过一个包含创业投资基金激励机制、监督机制、约束机制以及风险控制机制相结合的内部治理结构,使创业投资家在一个激励与约束并存的内部治理环境中努力管理创业投资基金,并有效的控制创业投资基金的风险。同时,政府应该放松进入创业行业资金的资本管制,建立一个集技术预测以及资金引导为主的国家创业投资引导体系,有效地引导更多的民间资本进入创业投资领域,打通创业投资资金的进入通道。另一方面,政府应该加强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基金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引导更多的创业投资基金以有限合伙制的形式进行运作;并且尽快建立个人破产程序,使得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基金的无限责任制真正得到落实。最后,政府应该尽快启动我国的创业板市场并建立高效的地区性股权交易市场,使得创业投资基金有一个通畅的退出渠道。（二）创业资本投资治理研究（1）创业管理团队替换控制权与融资工具匹配研究结论由于创业企业家在控制项目中攫取降低项目现金收益的控制权收益,所以在创业项目的后期是否用职业经理人替换创业管理团队（企业家）的问题上,创业投资家和创业企业家存在利益冲突。并且创业投资高度的不确定性,使得在融资合同不完全的情况下,管理层替换控制权的分配尤为重要。我们利用一个现金索取权和替换控制权的二维产权治理模型,发现:无论是债权融资还是股权融资,单边控制和共同控制下都不能在所有状态下实现事前创业企业家选择有效的控制权收益和事后创业企业家的有效替换。但条件式的现金索取权和条件替换控制权的二维产权治理结构却能在所有状态下实现事前创业企业家选择合理的控制权收益,并保证在事后有效的替换创业企业家。我们的二维产权治理框架表明:只有可转换优先股和条件控制合理搭配的柔性治理结构才能实现融资合同不完全下的创业投资有效治理。（2）创业投资家经营控制权与融资工具选择研究结论为了保证创业投资家利益,更好地满足创业投资家投资参与约束,在创业投资合同中会事先分配创业投资家部分事后干预项目经营的控制权。但创业投资家只重视项目的现金收益而忽视创业企业家控制权收益。在创业投资项目状态不可证实的情况下,事前签订的创业投资家干预项目的合同是不完全的,所以创业投资家对项目的经营干预存在道德风险。通过一个不完全合同的框架,我们发现:债权融资下,创业投资家事后会过度干预项目经营;股权融资下,创业投资家对项目的干预不足;而可转换优先股则可通过事前设计适当的转换比率使得创业投资家事后对项目进行有效程度的干预。这表明可转换优先股是创业投资家项目经营干预控制权的有效实施机制。（三）创业资本退出研究在不完全合同的框架下分析了创业资本退出创业企业时,创业投资家控制,创业企业家控制和两方共同控制三种退出控制机制的效率。通过模型分析我们发现:三种控制都是可行的。但共同控制比单边控制更有效;尤其在存在以下情况中的一种时:在IPO相对股份转让现金流增量不大;或者创业投资家监管企业成本和资金流动性成本大;或者企业具有相当的抵押价值的情况下;让双方共同控制创业资本退出方式将比让其中一方单独控制更有效。我们关于创业投资治理机制的研究主要有如下创新点:（1）关于创业投资基金薪酬机制研究结论的创新早期的研究将创业投资基金的薪酬简单归结为固定管理费加利润提成的纯粹线性薪酬。而本文的研究则强调创业投资基金薪酬中的第三个关键元素——利润分配的方式,将创业投资基金的薪酬归纳为包含看涨期权的线性薪酬。并通过规范的合同经济学方法分析发现:相对纯粹的线性薪酬,包含看涨期权的线性薪酬机制在创业投资家激励和风险控制上更有效。同时,在薪酬合同可观察以及不可观察的背景下,利用一个一般化谈判力的动态薪酬模型论证了早期创业投资家建立声誉的动机将是显性激励薪酬的有效替代;并且在薪酬合同市场不可观察的情况下,创业投资家后期替换投资者的概率与声誉机制的激励效应正相关。（2）关于创业投资治理模式研究的创新本文从企业组织模式的激励特征、创业资本管理中关键人力资本与金融资本相分离的角度阐明,只有有限合伙制超越现金投入比例的利润分配模式才能有效的激励具有少量金融资本的创业投资家。同时,有限合伙制中投资少量资金的创业投资家承担无限债务责任,投资大部分资金的投资者承担有限责任能有效的降低创业投资基金组合的运作风险。我们的分析表明:创业投资的高度专业性和高风险性需求有限合伙制提供的灵活金融创新治理框架。同时,本文首次从创业投资基金的进入通道、创业投资基金运作治理、创业投资基金的退出通道三个方面系统的分析了创业投资基金的治理构架。作者认为要使创业资本顺利进入创业投资行业,政府应该放松对机构投资者的管制,建立优惠的有限合伙制企业税收方案并加强个人破产的立法;同时本文强调创业投资基金运作治理的微观机制中应着重建立对创业投资家的激励和风险控制机制;而创业资本的退出中则强调以创业板作为创业企业治理的标杆,而股权转让市场则作为主要的退出通道。（3）基于不完全合同的创业企业治理框架的创新本文的研究是以往关于创业投资企业单一机制效率研究的拓展,因为本文关于创业投资企业治理的研究是在合同不完全的基本框架下充分运用控制权理论深入研究创业投资企业治理中不同的控制权与现金索取权搭配下的效率。在创业投资合同不完全的合理假设下,本文研究了创业投资中现金索取权与管理层替换控制权,创业投资家经营干预权以及创业资本退出方式控制权对创业投资企业治理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不同的重大决策控制权应该采取不同的控制权分配模式并匹配恰当的现金索取权（融资工具）。可转换优先股与条件控制的恰当匹配结构能实现事后有效的替换企业管理层的决策。而在创业投资家事前就具有部分干预企业经营的控制权背景下,相对债权和股权,可转换优先股则是创业投资家事后实施有效干预（控制）的最佳保证。相对创业投资家与创业企业家单边控制,共同控制能在更多的情况下,保证创业资本有效退出。我们的研究表明,创业投资高度的不确定导致融资合同的不完全,对创业投资各种重要的决策权（控制权）应该分别进行规定和分配;并结合可转换优先股的现金流分配方式构建一种根据事后状态进行灵活调整的治理机制。只有将关键决策的控制权与现金索取权合理匹配的二维产权治理结构才能解决投资过程中创业投资家和创业企业家出现的双边道德风险问题。
二、知识经济时代呼唤创业投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知识经济时代呼唤创业投资（论文提纲范文）
（1）企业家精神视野中的大学革新（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问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缘由 |
| 1. 关于创新创业时代大学转型发展的审视 |
| 2. 对高等教育整体改革的再思考 |
| 3. 对“双一流”建设的反思 |
| (二) 研究意义 |
| 1. 理论意义 |
| 2. 实践意义 |
| 二、 研究现状 |
| (一) 关于企业家及企业家精神的研究 |
| 1. 关于企业家及企业家精神研究的整体性概述 |
| 2. 关于企业家及企业家精神内涵和类型研究的述评 |
| (二) 关于大学革新的相关研究 |
| 三、 基本概念 |
| (一) 企业家与企业家精神 |
| (二) 大学革新 |
| 四、 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一) 研究目标 |
| (二) 研究内容 |
| (三)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五、 研究方法 |
| (一) 方法论基础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大学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 |
| 第一节 中世纪大学的兴起与企业家精神 |
| 一、 中世纪大学的制度构建 |
| 二、 中世纪大学中的教师与学生 |
| 三、 作为社会性组织的中世纪大学 |
| 第二节 现代大学的创立与企业家精神 |
| 一、 现代大学的早期发展 |
| 二、 洪堡与柏林大学的创建 |
| 三、 后洪堡时代现代大学的持续变革 |
| 第三节 研究型大学的崛起与企业家精神 |
| 一、 科研的兴盛与研究型大学典型模式的确立 |
| 二、 美国研究型大学中的本科教育改革 |
| 三、 走向服务社会的研究型大学 |
| 第四节 创业型大学的繁荣与企业家精神 |
| 一、 创业型大学中的商业性企业家精神 |
| 二、 制度性企业家精神与创业型大学的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大学革新为什么需要企业家精神 |
| 第一节 技术变革需要企业家精神 |
| 一、 教育和技术的赛跑 |
| 二、 教育技术革新需要企业家精神 |
| 三、 外部技术环境变革与大学的企业家精神 |
| 第二节 制度创新需要企业家精神 |
| 一、 大学制度构建中的企业家精神 |
| 二、 大学多重制度逻辑整合中的企业家精神 |
| 第三节 大学范式革命需要企业家精神 |
| 一、 范式与大学范式革命 |
| 二、 创新创业:大学转型发展的新范式 |
| 三、 以企业家精神推动大学范式革命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大学革新需要何种企业家精神 |
| 第一节 个人的企业家精神与大学革新 |
| 一、 哈珀的企业家精神与芝加哥大学的创建 |
| 二、 艾略特的企业家精神与哈佛大学的转型 |
| 三、 蔡元培的企业家精神与北京大学的再造 |
| 四、 特曼的企业家精神与斯坦福大学的崛起 |
| 第二节 组织的企业家精神与大学革新 |
| 一、 麻省理工学院的组织企业家精神与创业型大学的兴起 |
| 二、 香港科技大学的组织企业家精神与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崛起 |
| 三、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组织企业家精神与“全球性知识企业”的塑造 |
| 第三节 国家的企业家精神与大学革新 |
| 一、 美国的国家企业家精神与世界一流大学的积聚 |
| 二、 以色列的国家企业家精神与创业国度中的大学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企业家精神如何促进大学革新 |
| 第一节 以企业家精神激励学科知识生产和学术创业 |
| 一、 企业家精神与学科建设中“学术创业”的兴起 |
| 二、 学科建设中知识生产与学术创业的统筹 |
| 三、 企业家精神引领下的学科知识生产与学术创业整合 |
| 第二节 以企业家精神加快学科-专业-产业链建设 |
| 一、 企业家精神助推学科-专业-产业链创建 |
| 二、 企业家精神与学科-专业-产业链的协同治理 |
| 三、 大学学科-专业-产业链的发展趋势 |
| 第三节 以企业家精神促进大学创新创业治理 |
| 一、 大学治理:从正当到绩效 |
| 二、 创新创业能力建设:大学有效治理的关键 |
| 三、 为创新创业而治理:企业家精神推动大学治理模式变革 |
| 第四节 以企业家精神推动大学创新创业社区建设 |
| 一、 大学创新创业社区的内涵及其演进 |
| 二、 大学创新创业社区的组织架构与运行模式 |
| 三、 以企业家精神协同推进大学创新创业社区建设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以企业家精神引领“双一流”建设 |
| 第一节 国家的企业家精神与“双一流”建设 |
| 一、 提升政府政策运行效能:政策工具的动态整合 |
| 二、 掌舵而不是划桨:包容性治理理念下的“府-学”关系重塑 |
| 三、 建设创新创业型国家:创建以大学为中心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 |
| 四、 重塑高等教育系统:以新发展格局引领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
| 五、 塑造企业家式政府角色:从官僚主义行为转向企业家行为 |
| 第二节 组织的企业家精神与“双一流”建设 |
| 一、 加强创新创业教育,培养创新创业型人才 |
| 二、 以商业性企业家精神塑造新型“产-学”关系,增强大学资源创生能力 |
| 三、 社会性企业家精神助推社会创业实践,突出大学社会责任感意识 |
| 四、 企业家精神引领大学自我建构与革新,实现组织创新创业范式转型 |
| 第三节 个人的企业家精神与“双一流”建设 |
| 一、 以企业家思维代替排名思维,促进大学从优秀走向卓越 |
| 二、 整合组织领导中的多重企业家角色,扩展大学社会关系网络 |
| 三、 创建组织特色发展模式,形成大学独特竞争优势 |
| 四、 科学制定组织战略规划,形塑大学未来发展愿景 |
| 本章小结 |
| 结束语 |
| 一、 论文完成的主要工作 |
| 二、 创新之处、研究反思与展望 |
| (一) 创新之处 |
| (二) 研究反思与展望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 致谢 |
（2）“互联网+”东莞现代农业产业双创生态圈构建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互联网+”新经济形态的国家发展战略背景 |
| 1.1.2 “互联网+现代农业”国家行动计划的政策背景 |
| 1.1.3 当前我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社会文化环境 |
| 1.1.4 “互联网+”东莞现代农业双创生态圈构建的现实条件 |
| 1.1.5 国家“乡村振兴”计划与双创相结合的社会实践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的目的 |
| 1.2.2 研究的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综述 |
| 1.3.2 国内研究综述 |
| 1.4 研究思路和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互联网+” |
| 2.1.2 现代农业 |
| 2.1.3 互联网+现代农业 |
| 2.1.4 双创生态圈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理论 |
| 2.2.2 创新创业理论 |
| 2.2.3 企业发展战略理论 |
| 第三章 互联网+东莞现代农业产业双创生态圈构建模式 |
| 3.1 “互联网+特色小镇双创生态圈构建模式 |
| 3.2 “互联网+”东莞市水产养殖园双创生态圈构建模式 |
| 3.3 “互联网+”东莞水果种植园双创生态圈构建模式 |
| 3.4 “互联网+”蔬菜粮油家禽龙头企业双创生态圈构建模式 |
| 第四章 互联网+东莞现代农业产业双创生态圈影响因素 |
| 4.1 “互联网+”东莞现代农业双创生态环境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1.1 “互联网+”东莞现代农业双创生态圈构建的政策环境要素分析 |
| 4.1.2 “互联网+”东莞现代农业双创生态圈构建的经济环境要素分析 |
| 4.1.3 “互联网+东莞现代农业双创生态圈构建的社区文化环境 |
| 4.1.4 “互联网+”东莞现代农业双创生态圈构建的国际生态环境 |
| 4.2 “互联网+”东莞现代农业产业链对接人才链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2.1 “互联网+”东莞现代农业产业链对接人才链聚集效应的问题 |
| 4.2.2 “互联网+”东莞现代农业创业从业者素质提升的问题 |
| 4.2.3 “互联网+”东莞现代农业双创高端人才发挥能力的问题 |
| 4.3 互联网+东莞现代农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影响要素分析 |
| 4.3.1 互联网+东莞现代农业双创资金财政投入不足 |
| 4.3.2 互联网+东莞现代农业双创社会资本投入不足 |
| 4.3.3 互联网+东莞现代农业双创风险资金投入不足 |
| 4.4 互联网+东莞现代农业双创平台建设影响因素的分析 |
| 4.5 基于AHP模型的“互联网+”东莞现代农业双创生态圈构建模式研究 |
| 4.5.1 AHP层次分析法的基本原理 |
| 4.5.2 构造“互联网+”东莞现代农业双创生态圈影响因素模型 |
| 4.5.3 构造判断矩阵 |
| 4.5.4 总的一致性检验及影响因素总排序 |
| 第五章 国内经验对东莞“互联网+双创生态圈”构建的启示与借鉴 |
| 5.1 国内“互联网+”土地租赁或流转的经验 |
| 5.1.1 广东省“互联网+土地”流转的经验 |
| 5.1.2 “互联网+”农村金融的经验 |
| 5.1.3 “互联网+”生鲜电商的经验 |
| 5.1.4 “鲜易控股”双创生态圈构建的经验 |
| 5.2 启示与借鉴 |
| 5.2.1 互联网+土地流转对东莞现代农业双创发展的启示 |
| 5.2.2 互联网+农业金融对东莞现代农业创业融资的启示 |
| 5.2.3 互联网+农业双创生态圈构建的模式的启示 |
| 5.2.4 互联网+农业双创生态圈构建的政策的启示 |
| 第六章 互联网+东莞现代农业产业双创生态圈构建的对策建议 |
| 6.1 建立健全有关政策,营造现代农业产业双创生态环境 |
| 6.1.1 制订和完善加快东莞市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相应政策 |
| 6.1.2 制订和完善拓宽东莞农业企业融资渠道的政策 |
| 6.1.3 制订和完善促进东莞农业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政策 |
| 6.1.4 制订和完善激发东莞农业科技人才创业活力的政策 |
| 6.1.5 制订和完善创新政府管理方式的政策文件 |
| 6.2 搭建互联网+孵化平台,优化现代农业产业双创生态圈 |
| 6.2.1 充分利用东莞现有场地构建“草根”双创生态圈 |
| 6.2.2 以各镇区特色小镇为基地,形成东莞特色小镇双创生态圈 |
| 6.2.3 以“互联网+”园区为方向,拓展现代农业产业双创生态圈 |
| 6.2.4 搭建互联网+农产营销平台,打造特色农产品销售生态圈 |
| 第七章 结论 |
| 7.1 结论 |
| 7.2 创新与不足 |
| 7.2.1 创新点 |
| 7.2.2 不足之处 |
| 7.3 进一步工作的方向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3）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理论与因应 |
| 第一节 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及其中国家干预的变迁 |
| 一、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概述 |
| 二、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 |
| 三、技术创新理论中国家干预的变迁 |
| 第二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主要理论 |
| 一、市场失灵理论与市场创造理论 |
| 二、风险社会理论与负责任创新理论 |
| 三、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理论 |
| 第三节 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因应 |
| 一、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影响及协同 |
| 二、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呼应 |
| 第二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现状 |
| 第一节 我国科技创新体制及发展现状 |
| 一、我国科技创新的体制演变 |
| 二、我国技术创新取得的主要成就 |
| 三、我国技术创新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
| 第二节 我国促进技术创新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 |
| 一、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 |
| 二、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具体举措 |
| 三、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经济立法 |
| 第三节 我国防范技术风险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 |
| 一、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分析 |
| 二、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经济立法 |
| 第三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困境 |
| 第一节 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现行干预体制之困 |
| 一、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含义及意义 |
| 二、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干预主体协调之困 |
| 三、技术创新国家干预政策联动之困 |
| 第二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边界厘定之困 |
| 一、促进技术创新中的干预适度之困 |
| 二、防范技术风险中的监管平衡之困 |
| 三、对干预失败预警不足之困——以部分产业政策为例 |
| 第三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不足之困 |
| 一、促进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尚需完善 |
| 二、防范技术风险的经济法律制度明显不足 |
| 第四章 美国、日本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借鉴 |
| 第一节 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介评 |
| 一、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概况 |
| 二、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小结 |
| 第二节 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介评 |
| 一、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概况 |
| 二、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小结 |
| 第三节 美、日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立法的启示 |
| 一、技术创新与发展得益于良好的体制保障 |
| 二、技术创新中的政府与市场灵活互动、并行不悖 |
| 三、充分重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中的立法保障 |
| 第五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完善 |
| 第一节 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体制优化 |
| 一、探索科技、经济管理的大部制改革 |
| 二、实现不同干预主体间的有效互动与协调 |
| 三、加强现有体制下相关干预政策的协调与联动 |
| 第二节 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边界的正确厘定 |
| 一、客观审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 |
| 二、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 |
| 三、预警及矫治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失灵 |
| 第三节 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 一、强化经济法律制度完善的必要性 |
| 二、促进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 三、防范技术风险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4）基于STS的创新创业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1.1.1 问题的缘起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问题研究述评 |
| 1.2.1 STS相关问题研究 |
| 1.2.2 创新创业教育相关研究 |
| 1.2.3 已有相关研究评析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的思路 |
| 1.3.2 研究的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2章 STS直面创新创业教育问题 |
| 2.1 STS的历史演进 |
| 2.1.1 STS的诞生 |
| 2.1.2 STS的形成 |
| 2.1.3 STS的发展 |
| 2.2 STS的基本界定 |
| 2.2.1 STS的概念分析 |
| 2.2.2 STS的研究对象 |
| 2.2.3 STS的研究方法 |
| 2.3 创新创业教育的STS审视框架 |
| 2.3.1 中国特色STS的现实问题 |
| 2.3.2 新时代中国特色的STS教育 |
| 2.3.3 STS审视创新创业教育的基本思路 |
| 第3章 创新创业教育的理论阐释 |
| 3.1 创新创业教育的概念厘定 |
| 3.1.1 创造、创新与创业 |
| 3.1.2 创造教育、创新教育与创业教育 |
| 3.1.3 创新创业教育是“三创”教育的统一 |
| 3.2 创新创业教育的主要特征 |
| 3.2.1 系统性 |
| 3.2.2 实践性 |
| 3.2.3 建构性 |
| 3.2.4 主体性 |
| 3.3 创新创业教育的基本定位 |
| 3.3.1 以教育与科技、经济、社会紧密结合为引领 |
| 3.3.2 以培养创新创业人才为根本 |
| 3.3.3 以“三创”素质养成为核心 |
| 3.3.4 以各具特色为重点 |
| 3.4 创新创业教育的价值分析 |
| 3.4.1 支撑创新型国家建设 |
| 3.4.2 引领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
| 3.4.3 厚植“三创”文化基因 |
| 3.4.4 助推和谐社会建设 |
| 3.4.5 支撑生态文明建设 |
| 第4章 创新创业教育的历史考察 |
| 4.1 国外主要地区创新创业教育的发展状况 |
| 4.1.1 北美地区的创新创业教育 |
| 4.1.2 欧洲地区的创新创业教育 |
| 4.1.3 亚太地区的创新创业教育 |
| 4.2 我国创新创业教育的发展历程 |
| 4.2.1 我国创新创业教育的兴起 |
| 4.2.2 我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发展 |
| 4.3 我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发展的基本特征 |
| 4.3.1 由高校自发探索到政府引导、社会联动 |
| 4.3.2 由技能型创新创业教育到素质型创新创业教育 |
| 4.3.3 由模仿型创新创业教育到本土型创新创业教育 |
| 第5章 创新创业教育的现实考量 |
| 5.1 创新创业教育理念滞后与超越 |
| 5.1.1 创新创业教育理念的狭隘化与碎片化 |
| 5.1.2 创新创业教育理念的先进性与超前性 |
| 5.2 创新创业教育价值取向的偏差与回归 |
| 5.2.1 创新创业教育价值取向偏差:功利化与表层化 |
| 5.2.2 创新创业教育价值取向回归:社会本位与个人本位的统一 |
| 5.3 创新创业教育的知识与实践关系失衡与平衡 |
| 5.3.1 知识与实践关系失衡的表现 |
| 5.3.2 知识与实践关系失衡的根源 |
| 5.3.3 知识与实践关系平衡的路径 |
| 5.4 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通识教育的脱节与融合 |
| 5.4.1 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通识教育的脱节 |
| 5.4.2 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深度融合的原则 |
| 5.4.3 创新创业教育与通识教育有效融合的思路 |
| 5.5 创新创业教育网络系统的分离与构建 |
| 5.5.1 创新创业教育网络系统存在的问题 |
| 5.5.2 创新创业教育网络系统问题的根源 |
| 5.5.3 创新创业教育系统网络的构建思路 |
| 第6章 结论 |
| 6.1 创新创业教育问题是中国STS必须直面的一个现实问题 |
| 6.2 创新创业教育是创造教育、创新教育、创业教育的有机统一 |
| 6.3 创新创业教育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获得其内在特征 |
| 6.4 考量我国创新创业教育的现实问题并探寻出路 |
| 6.5 研究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着及获奖情况 |
（5）中国风险投资风险—收益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风险投资在全球及我国的发展历史与现状 |
| 二、研究对象——本文重点关注的三个问题 |
| 三、研究意义——本文的创新点和管理启示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相关文献综述 |
| 二、国内相关文献综述 |
| 第三章 风险投资中的风险-收益分析 |
| 一、风险投资中的风险和收益 |
| (一) 风险投资中的风险 |
| (二) 风险投资中的收益 |
| (三) 投资者对风险和收益的评价 |
| 二、风险因素模型及解析 |
| (一) 风险因素模型 |
| (二) 风险投资的风险因素解析 |
| 三、风险统计与风险甄别 |
| (一)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二) 信息不对称与道德风险理论 |
| (三) 风投行业中信息甄别 |
| 四、风险评价 |
| (一) 风险评价因素 |
| (二) 风险评价方法 |
| (三) 风险与收益对称的逻辑与不对称的现实 |
| 五、风险-收益关系 |
| (一) 风险－收益对称性原理 |
| (二) 风险－收益决策及其权衡原理 |
| (三)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
| 六、风险投资的“二八定律” |
| (一) 广义的“二八定律” |
| (二) 风险投资行业的“二八定律” |
| (三) 风险投资基金的“二八定律”及其统计描述 |
| 第四章 风险投资主体获取超额收益的路径分析 |
| 一、风险投资的运行流程 |
| (一) 募资 |
| (二) 投资 |
| (三) 管理 |
| (四) 退出 |
| 二、中国风险投资主体获取超额收益的案例分析 |
| (一) 募资阶段案例分析 |
| (二) 投资阶段案例分析 |
| (三) 管理阶段案例分析 |
| (四) 退出阶段案例分析 |
| 三、风险投资主体获取超额收益的路径分析 |
| (一) 赛道选择：战略性资产配置 |
| (二) 骑手选择：创业团队资质考察 |
| (三) 马匹选择：投资项目的分析与衡量 |
| (四) 马匹训练：被投企业的成长增值 |
| (五) 马匹出售：投资项目的退出变现 |
| 第五章 中国风险投资发展现状、问题与政策建议 |
| 一、中国风险投资的发展历程 |
| (一) 萌芽期 |
| (二) 成长期 |
| (三) 高速扩张期 |
| (四) 理性发展期 |
| 二、中国风险投资发展现状 |
| (一) 可投资本存量逐年增长 |
| (二) 募资活跃度波动较大 |
| (三) 人民币募资活跃度高于外币募资 |
| (四) 投资规模趋于理性 |
| (五) 创业投资行业集中于新兴行业 |
| (六) 创业投资地域集中于一线城市 |
| (七) 创投资金偏好早期项目 |
| (八) 创投退出活跃，新三板挂牌成为另外一个退出通道 |
| (九) 创投投资整体回报高于公开市场投资回报 |
| 三、中国风险投资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
| (一) 生态系统不完善和母基金缺乏 |
| (二) 全民PE热潮中非专业型风险投资机构大量涌现 |
| (三) 被投企业繁荣“烧钱”之下持续盈利能力尚待考察 |
| (四) PE机构·挂牌的逻辑和问题 |
| 四、推动中国风险投资持续健康发展的政策建议 |
| (一) 进一步完善基金行业监管法律法规 |
| (二) 优化风险投资在中国产业转型升级中的角色 |
| (三) 政府机构在风险投资中强化市场角色、弱化行政角色 |
| (四) 推动风险投资市场向机构化和大资管时代转变 |
| (五) 适度监管，推动行业协会自律功能建设 |
| (六) 发改委和证监会的行业监管权之争 |
| 第六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科研成果 |
| 致谢 |
（6）我国新兴产业发展的制度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后危机时代及其主要特征 |
| 1.1.2 后危机时代呼唤新兴产业 |
| 1.1.3 新兴产业发展需要制度创新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的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技术经济范式、经济危机与新兴产业 |
| 1.3.2 资本、技术、制度与产业发展 |
| 1.3.3 新兴产业形成与发展模式 |
| 1.3.4 新兴产业选择标准 |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 1.5.1 论文可能的创新 |
| 1.5.2 存在的不足 |
| 2. 概念界定与理论综述 |
| 2.1 新兴产业的概念与特征 |
| 2.1.1 概念界定及类型 |
| 2.1.2 新兴产业的特征 |
| 2.1.3 与相关概念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
| 2.2 产业发展的一般理论 |
| 2.2.1 产业演化和产业生命周期理论 |
| 2.2.2 创新理论 |
| 2.2.3 主导产业理论 |
| 2.2.4 产业竞争力钻石模型 |
| 2.2.5 我国学者关于产业发展的理论阐述 |
| 2.3 制度与制度创新 |
| 2.3.1 制度的界说与功能 |
| 2.3.2 制度创新 |
| 3. 新兴产业形成与发展机理 |
| 3.1 新兴产业的形成动因 |
| 3.1.1 “技术推动(Technology-push)”模式 |
| 3.1.2 “需求拉动(Needs-pull)”模式 |
| 3.1.3 “技术推动-市场拉动”综合模式 |
| 3.2 新兴产业的发展路径 |
| 3.2.1 市场自发培育式 |
| 3.2.2 政府培育式 |
| 3.2.3 市场自发与政府扶持相结合模式 |
| 3.3 新兴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理论分析与实证 |
| 3.3.1 新兴产业发展主要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
| 3.3.2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
| 3.3.3 模型估计与分析 |
| 3.3.4 研究结论 |
| 4. 新兴产业发展的制度系统及其创新机制与模式 |
| 4.1 制度在新兴产业发展中的作用定位 |
| 4.1.1 制度是新兴产业发展的内生性要素 |
| 4.1.2 制度是新兴产业发展的首要因素 |
| 4.2 新兴产业发展的制度系统 |
| 4.2.1 新兴产业发展的制度系统构成 |
| 4.2.2 各子制度安排在制度系统中的地位 |
| 4.3 新兴产业发展的制度创新机制 |
| 4.3.1 新兴产业制度创新机制 |
| 4.3.2 实例印证 |
| 4.3.3 启示及建议 |
| 4.4 新兴产业制度创新的主体与模式：基于演化博弈 |
| 4.4.1 新兴产业制度创新的主体类型 |
| 4.4.2 基于演化博弈的新兴产业制度创新模式分析 |
| 4.4.3 研究结论 |
| 5. 新兴产业发展的要素培育制度创新 |
| 5.1 融资制度创新 |
| 5.1.1 新兴产业的融资需求特征 |
| 5.1.2 我国新兴产业发展的融资制度障碍 |
| 5.1.3 多层次金融体系支持新兴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 |
| 5.2 人力资本制度创新 |
| 5.2.1 人力资本及人力资本制度 |
| 5.2.2 我国人力资本制度存在的缺陷 |
| 5.2.3 我国人力资本制度的创新思路 |
| 5.3 新兴产业发展的科技制度创新 |
| 5.3.1 科技制度的内涵 |
| 5.3.2 我国科技制度的障碍分析 |
| 5.3.3 创新科技制度,构建完整的创新体系 |
| 6. 新兴产业发展的企业制度创新 |
| 6.1 企业制度及其演化 |
| 6.1.1 新兴企业的主要特征 |
| 6.1.2 企业制度的内涵及其演化 |
| 6.2 新兴企业组织制度创新 |
| 6.2.1 扁平化(Flattening) |
| 6.2.2 网络化(Networking) |
| 6.2.3 虚拟化(Virtualization) |
| 6.2.4 企业组织创新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
| 6.3 新兴企业产权制度创新 |
| 6.3.1 新兴企业产权制度的主要构成 |
| 6.3.2 我国新兴企业产权制度安排存在的问题 |
| 6.3.3 我国新兴企业产权制度创新思路 |
| 7. 新兴产业发展的政府管理制度创新 |
| 7.1 新兴产业发展的政府管理制度概述 |
| 7.1.1 政府管理制度的内涵 |
| 7.1.2 政府管理制度的历史演化 |
| 7.1.3 政府在新兴产业发展中的功能定位 |
| 7.1.4 新兴产业发展的政府管理制度 |
| 7.2 我国新兴产业发展的政府管理制度回顾及存在的问题 |
| 7.2.1 我国新兴产业发展的政府管理制度回顾 |
| 7.2.2 我国政府管理制度存在的问题 |
| 7.3 我国新兴产业发展的政府管理制度创新 |
| 7.3.1 财税制度创新 |
| 7.3.2 法律制度创新 |
| 7.3.3 产业政策创新 |
| 8. 案例研究：成都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制度创新 |
| 8.1 成都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概况 |
| 8.2 成都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优劣势分析 |
| 8.2.1 电子信息产业 |
| 8.2.2 新材料产业 |
| 8.2.3 新能源产业 |
| 8.2.4 生物医药产业 |
| 8.3 成都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制度创新 |
| 8.3.1 要素培育制度创新 |
| 8.3.2 企业制度创新 |
| 8.3.3 政府管理制度创新 |
| 8.4 成都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经验启示 |
| 9.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7）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背景分析、国际比较与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深刻领会国家加快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战略意图 |
| (一) 深刻洞察背景, 增强机遇意识和忧患意识。 |
| (二) 把准历史方位, 明确发展阶段和位置。 |
| (三) 透彻掌握要领, 增强工作主动性和针对性。 |
| 1.理解内涵。 |
| 2.把握重点。 |
| 3.明确任务。 |
| 二、当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的基本状况 |
| (一) 积极看待成就与进步, 增强发展动力和信心。 |
| (二) 主要瓶颈制约及其成因分析, 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 |
| 1.主要瓶颈制约的存在及其表现。 |
| 2.造成主要瓶颈制约的原因分析。 |
| 三、美国与日本当年发展信息产业的经验教训 |
| (一) 美国发展信息产业的成功经验。 |
| 1.顺应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趋势: |
| 2.紧紧抓住以电子计算机为核心的技术变革机遇: |
| 3.政府多管齐下进行大力引导与支持: |
| 4.走大规模的产业化发展之路: |
| (二) 日本发展信息产业的失败教训。 |
| 四、当前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做法特点与未来趋势 |
| (一) 美国: |
| 1.展望未来世界: |
| 2.振兴制造产业: |
| 3.确立主攻方向: |
| 4.加大投入力度: |
| 5.促进产业融合: |
| 6.鼓励民间参与: |
| (二) 日本: |
| 1.强调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 |
| 2.瞄准新能源技术开发领域。 |
| 3.致力于刺激新的市场需求。 |
| (三) 欧盟: |
| (四) 特点与趋势:四个方面的共同特点和五大未来发展趋势。 |
| 1.四个方面的共同特点。 |
| 2.五大未来发展的趋势。 |
| 五、部分省市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思路与举措 |
| (一) 围绕大局, 纷纷研究制定出台相关的政策意见。 |
| (二) 理清思路, 科学确定推进这项工作的方向原则。 |
| (三) 因地制宜, 有重点地选择培育发展的重点产业。 |
| (四) 设立园区, 积极搭建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平台。 |
| (五) 加大投入, 先期推行政府引导为主的发展模式。 |
| (六) 牵线搭桥, 创造推动创业创新发展的有利条件。 |
| 第一, 加大投融资方面。 |
| 第二, 积极引进人才方面。 |
| (七) 对各地下一步开展有关工作的建议。 |
| 1.摸清家底, 抓紧编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 |
| 2.跟踪对接, 密切关注国家及相关部委推进这一战略实施的新动向。 |
| 3.加强领导, 建立扎实有序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工作机制。 |
| 六、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须谨防五种倾向 |
| (一) 须谨防盲目跟风。 |
| (二) 须谨防千篇一律。 |
| (三) 须谨防越俎代庖。 |
| (四) 须谨防低端跟随。 |
| (五) 须谨防急功近利。 |
| 七、下大气力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着力点及对策建议 (20) |
| (一) 把握好“三个结合”: |
| 1.与基础优势特色结合起来。 |
| 2.与当前重点工作结合起来。 |
| 3.与未来发展目标结合起来。 |
| (二) 建立起“五大支柱”:社会支柱、技术支柱、人才支柱、制度支柱、资金支柱。 |
| 1.建立根基牢固的社会支柱。 |
| 2.建立方向正确的技术支柱。 |
| 3.建立群英荟萃的人才支柱。 |
| 4.建立创新完善的制度支柱。 |
| 5.建立开源高效的资金支柱。 |
| (三) 发挥好“五个作用”: |
（8）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 |
| 1.2 研究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4 论文的结构与创新点 |
| 第二章 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的理论研究 |
| 2.1 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分析 |
| 2.2 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增长的创新理论分析 |
| 2.3 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增长的经济理论分析 |
| 2.4 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增长的系统理论分析 |
| 2.5 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增长的科技进步理论分析 |
| 2.6 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的理论分析 |
| 第三章 科技进步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系统理论研究 |
| 3.1 系统科学及其应用 |
| 3.2 科技进步与社会经济发展系统的动力学理论分析 |
| 3.3 科技进步与社会经济发展系统动力学建模分析 |
| 3.4 科技进步与社会经济发展系统因果模型的构建 |
| 第四章 科技进步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系统仿真研究 |
| 4.1 科技进步与社会经济发展系统仿真模型的机理 |
| 4.2 科技进步与社会经济发展系统动力学研究步骤与检验 |
| 4.3 科技进步与社会经济发展系统的仿真与预测 |
| 第五章 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的评价研究 |
| 5.1 经济增长中的科技进步贡献率评价 |
| 5.2 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评价 |
| 5.3 地区科技投入产出相对效率评价 |
| 5.4 区域科技进步水平综合评价 |
| 5.5 科技进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综合评价 |
| 第六章 山东省科技投入与经济发展研究 |
| 6.1 山东省科技投入与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
| 6.2 促进山东省科技进步的总体思路 |
| 6.3 促进山东省科技进步及经济发展的对策 |
| 第七章 总结与展望 |
| 7.1 主要研究成果 |
| 7.2 研究工作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获奖 |
| 致谢 |
（10）创业投资治理的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文献综述 |
| 1.2.1 创业投资机制研究中的三对主要关系：一个综述指南 |
| 1.2.2 创业投资基金投资者——创业投资家关系研究 |
| 1.2.3 创业投资家——创业投资家关系（联合投资）研究 |
| 1.2.4 创业投资家——创业企业家关系研究 |
| 1.3 对研究现状的评述 |
| 1.4 研究框架 |
| 1.5 论文创新点 |
| 第二章 创业投资体系概念界定 |
| 2.1 引言 |
| 2.2 创业投资边界的界定 |
| 2.2.1 私募股权投资的定义 |
| 2.2.2 私募股权投资与创业投资的区别 |
| 2.3 创业投资参与主体 |
| 2.3.1 投资者 |
| 2.3.2 创业投资家 |
| 2.3.3 创业企业家 |
| 2.3.4 政府促进体系 |
| 2.3.5 行业管理体系 |
| 2.4 创业投资过程 |
| 2.5 创业投资治理中的双重委托-代理问题 |
| 2.5.1 投资者与创业投资家的委托-代理问题 |
| 2.5.2 创业投资家与创业企业家之间的双向委托-代理 |
| 2.6 创业投资对象界定 |
| 2.6.1 我国创业投资的产业分布 |
| 2.6.2 我国创业投资分布的阶段 |
| 2.7 退出机制 |
| 第三章 创业投资基金薪酬机制研究 |
| 3.1 引言 |
| 3.2 创业投资基金薪酬条款的结构化研究 |
| 3.2.1 有限合伙制与创业投资家薪酬条款 |
| 3.2.2 创业投资基金薪酬条款的结构化分析——来自美国的经验 |
| 3.2.3 创业投资基金薪酬的再结构化 |
| 3.2.4 结论及对我国创业投资基金发展的启示 |
| 3.3 创业投资基金薪酬合约的激励机制研究 |
| 3.3.1 相关文献综述 |
| 3.3.2 创业投资基金激励薪酬模型 |
| 3.3.3 本节结论 |
| 3.4 创业投资基金薪酬合约的风险控制机制研究 |
| 3.4.1 相关文献综述 |
| 3.4.2 创业投资基金的薪酬合约风险控制效应研究 |
| 3.4.3 结论及建议 |
| 3.5 基于声誉的创业投资基金动态激励薪酬研究 |
| 3.5.1 相关文献综述 |
| 3.5.2 基本假设 |
| 3.5.3 合同可观察下创业投资声誉激励模型 |
| 3.5.4 合同不可观察下创业投资声誉激励模型 |
| 3.5.5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创业投资基金治理结构研究 |
| 4.1 引言 |
| 4.2 创业投资基金组织模式选择 |
| 4.2.1 常见的创业投资基金组织模式 |
| 4.2.2 创业投资基金组织模式选择的机制原理 |
| 4.3 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基金内部治理结构研究 |
| 4.3.1 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基金的激励机制 |
| 4.3.2 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基金的约束机制 |
| 4.3.3 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基金风险控制机制 |
| 4.3.4 有限合伙制风险投资组织的监督机制 |
| 4.3.5 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基金的运作程序 |
| 4.4 创业投资基金的外部治理研究 |
| 4.4.1 创业投资资金的进入通道的疏通 |
| 4.4.2 加强与有限合伙制企业相关的配套法规建设 |
| 4.4.3 加速创业投资退出通道的建立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创业投资企业治理:一个二维产权视角 |
| 5.1 引言 |
| 5.1.1 创业投资企业治理的关键治理机制 |
| 5.1.2 创业投资企业治理中关键性问题 |
| 5.1.3 本章主要内容介绍 |
| 5.2 创业企业家替换与融资工具、控制权选择 |
| 5.2.1 研究的问题 |
| 5.2.2 研究意义 |
| 5.2.3 相关研究综述 |
| 5.2.4 基本模型 |
| 5.2.5 股权融资下控制权分配研究 |
| 5.2.6 债权融资下控制权分配研究 |
| 5.2.7 条件剩余索取权与条件控制权二维产权模型 |
| 5.2.8 本节结论及研究展望 |
| 5.3 创业投资家经营干预与融资工具选择研究 |
| 5.3.1 基本模型 |
| 5.3.2 社会最有效的控制水平:一个基本参考点 |
| 5.3.3 融资工具可行性分析 |
| 5.3.4 各种融资工具下创业投资家经营干预效率分析 |
| 5.3.5 模型的拓展 |
| 5.3.6 本节小结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创业资本退出的控制机制研究 |
| 6.1 引言 |
| 6.2 文献综述 |
| 6.3 基本模型 |
| 6.3.1 博弈过程 |
| 6.3.2 主要假设 |
| 6.3.3 合同与控制权 |
| 6.4 再谈判设计 |
| 6.5 创业资本退出控制权的最优分配 |
| 6.5.1 创业企业家控制 |
| 6.5.2 创业投资家控制 |
| 6.5.3 共同控制 |
| 6.5.4 三种控制机制效率的对比分析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全文总结和研究展望 |
| 7.1 全文总结 |
| 7.1.1 关于创业投资基金运作机制的研究结论 |
| 7.1.2 关于创业投资企业治理研究结论 |
| 7.1.3 创业资本退出的控制机制研究结论 |
| 7.2 研究不足 |
| 7.3 研究展望 |
| 7.3.1 创业投资治理机制的实证研究展望 |
| 7.3.2 创业投资治理机制的理论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读博士学位期间已发表或录用的论文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与的科研项目 |
| 致谢 |
四、知识经济时代呼唤创业投资（论文参考文献）
- [1]企业家精神视野中的大学革新[D]. 黄文武.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2]“互联网+”东莞现代农业产业双创生态圈构建模式研究[D]. 张昌忠.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2019(08)
- [3]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D]. 张金艳.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4]基于STS的创新创业教育研究[D]. 栾培新. 东北大学, 2018(01)
- [5]中国风险投资风险—收益分析[D]. 曾之杰.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7(10)
- [6]我国新兴产业发展的制度创新研究[D]. 袁中华. 西南财经大学, 2011(04)
- [7]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背景分析、国际比较与对策研究[J]. 于新东,牛少凤,于洋. 经济研究参考, 2011(16)
- [8]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研究[D]. 王守宝. 天津大学, 2010(07)
- [9]杭州“人才+资本”创业实践的思考[J]. 吴彬,曾庆良. 杭州(生活品质), 2010(02)
- [10]创业投资治理的机制研究[D]. 李建军. 上海交通大学, 200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