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听任指控”还是“参与游戏”（论文文献综述）
林佳[1]（2021）在《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叙事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是拉丁美洲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流派。魔幻现实主义作为艺术手法、世界观、思维方式、叙事类型对世界文学艺术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以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为代表的魔幻叙事因其丰富、独特的叙事方式形成了极具辨识度的叙事类型。本文以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为代表的魔幻叙事为研究对象,以叙事学为主要理论视角,通过对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及其拓展形态的代表作品的叙事学解析,提炼并分析了魔幻叙事的基本类型及其叙事功能。在此基础上,提出从类型学的角度,建构魔幻叙事学的大致构想及基本框架。第一章是论题展开的准备,首先梳理了作为文学流派和作为叙事类型的魔幻现实主义的历史语境和涵义。界定了本文所论的“魔幻现实主义”和“魔幻叙事”的基本内涵并对此做了具体说明。由于“魔幻现实主义”一词在不同语境中具有“绘画风格”、“艺术倾向”、“人生观与世界观”、“叙事风格”、“叙事类型”和“对现实的态度”等涵义的变化和重叠,所以首先界定了本文所论“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特指拉丁美洲的一种文学流派,“魔幻叙事”以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为典型文本的一种叙事类型。本章结合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中原始思维和现代视野双重观念并置的前提,从叙事学的角度,概括了魔幻叙事的“故事”（story）与“话语”（discourse）和“素材”（fabula）三方面的主要特质及其互动模式,并以此为标准,提炼出魔幻叙事分为三个基本类型:多重时空体中的对话性叙事、叙述主体游移和阐释编码冲突制造的悖论性叙事、隐形叙述层提供的重构与修复性故事。并在此基础上,提炼了魔幻叙事的两种典型拓展形态:魔幻叙事空集和魔幻叙事游戏。第二章到第四章是论题的展开部分。第二章从叙事学的角度论析魔幻叙事的第一种基本类型:“多重时空体中的对话性叙事”。本章结合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Juan Rulfo）的小说《佩德罗·帕拉莫》（Pedro Paramo）和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Miguelángel Asturias）的小说《总统先生》（El se?or presidente）论析了魔幻叙事中普遍存在的“幽灵叙事”和多重故事及其构建的“多重时空体”,并具体阐释了在多重时空体中的人物信息组、事件、历史叙事和真相故事之间的对话形态。其中着重论析了死者人物信息组、历史叙事和素材故事之间的对话及其叙事功能。第三章从叙事学的角度论析魔幻叙事的第二种基本类型:叙述主体游移和阐释编码冲突制造的悖论性叙事。本章结合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García Márquez）的小说《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Crónica de una muerte anunciada）和阿斯图里亚斯的小说《玉米人》（Hombres de maíz）,论析了魔幻叙事中的叙述主体（叙述者、聚焦者、人物、隐含作者）之间的复杂冲突。这种冲突在魔幻叙事中以叙述主体的转换、行动元的双向图式、可靠与不可靠叙事的游移,以及空间、场所的悖论性涵义为主要表现形式。第四章结合阿斯图里亚斯的小说《总统先生》（El senor presidente）、《玉米人》（Hombres de maíz）、劳拉·埃斯基韦尔（Laura Esquivel）小说《恰似水之与巧克力》（Como Agua para Chocolate）,伊莎贝尔·阿连德（Isabel Allende）的小说《幽灵之家》（la casa de los espirtus）和加西亚·马尔克斯（García Márquez）的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El Amor en los Tiempos del Cólera）论析了魔幻话语元素如碎片、虚构时空等构成的隐形叙述层完成的、对集体和个体记忆双重意义上的“重构”和“修复”。第五章是论题具体延伸部分,论析了魔幻叙事的拓展形态。基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本身边界的相对确定性,参照第一章对“魔幻叙事”特征的界定,将因拓展了“魔幻”的文化基础和“现实”含义、但与经典“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有内在关联的创作纳入论题,以保证论题的完整性。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和胡利奥·科塔萨尔（Julio Cortázar）的短篇小说代表了这种创作倾向:用叙事描摹在现实中不可见不可感、但在理论上可能存在的世界。描摹这个世界体现了魔幻叙事的方式,具体表现为:以分形的故事建构运动与“敞开”的叙事空集;以循环往复的事件性展现叙事空集中故事的迭代与真理的递归;以分裂的叙事声音制造各叙事主体之间,及其与它们与读者之间的审美距离、表达主体空缺的实质并编织无限性的叙事游戏。这类魔幻叙事通过特殊的故事形式表现对宇宙模型、叙事及存在等本体性思考,彰显魔幻叙事的哲理性特质。结语部分是论题的理论提升。在提炼魔幻叙事的基本类型和拓展形态并分析它们叙事功能的基础上,结合叙事学的学科语境和发展趋势,提出的一种理论构想:从类型学的角度,构建以作为叙事类型的“魔幻叙事”为研究对象的叙事理论,并说明此构想的意义和魔幻叙事学的基本框架。
迪恩·孔茨,姜焕文[2]（2020）在《无声的角落》文中研究表明有的人真正脱离了网络,任何技术都探测不到他们的行踪,然而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游弋于互联网并使用互联网,这样的人可以说就处在"无声的角落"。第一部教我战栗1清凉的黑夜里,简·霍克醒了。有一阵子,她记不起自己睡在哪里。她只记得自己像惯常一样,睡在大号或是特大号双人床上,手枪放在另一只
贾龙阳[3]（2019）在《法塔赫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法塔赫是“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阿拉伯语的英译转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代表巴勒斯坦利益的政治组织。1956年,法塔赫由亚西尔·阿拉法特为首的巴勒斯坦青年在埃及筹建,1959年正式成立于科威特。成立之初,法塔赫坚持组织独立性,主张武装斗争是实现巴勒斯坦建国的唯一方式。1965年,法塔赫正式开始对以武装斗争,这是阿拉伯国家对以斗争陷入低谷时的应激反应,也是国际社会在巴以问题上有失公允的必然结果。在开展对以武装斗争后,法塔赫组织规模迅速增加,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影响力与日俱增。1964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立,法塔赫于1967年加入并迅速成为第一大政治派别。1968年,法塔赫在卡拉梅战役中以弱胜强,重创入侵的以色列军队,在提振阿拉伯国家对以斗争低迷士气的同时,自身国际地位与政治影响力也不断提高。1969年,法塔赫赢得巴解组织内部选举,阿拉法特成为巴解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自此,法塔赫的方针政策正式成为巴解组织的信仰纲领和行为准则。卡拉梅战役后法塔赫实力的迅速膨胀,一定程度上超过了其所能承受的最大限度。在法塔赫影响力不断扩展的背后,隐含的是组织内部矛盾的凸显、政治分歧加剧以及盲目自信等危机,而在这些危机掩盖下频繁干预他国主权的越轨行为,使阿拉伯国家与法塔赫的关系渐行渐远,最终引发与约旦的流血冲突,法塔赫因此遭遇重挫。面对内外压力,法塔赫选择借助恐怖主义手段摆脱困境,相继发动或参与多起针对阿拉伯国家、以色列和西方国家的恐怖袭击。但是,投入与产出成反比的恐怖主义,无疑是一把双刃剑,法塔赫在借助恐怖主义手段获得一定关注的同时,阿拉伯国家的猜忌、国际社会的谴责以及以色列更为猛烈的报复接踵而至,法塔赫由此失去的不仅是外界的信任和内部的民心,还有巴勒斯坦解放事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正义性,而这也成为日后法塔赫在巴以问题中合法地位和话语权屡遭质疑的重要原因。在践行恐怖主义的同时,法塔赫并没有吸取与约旦反目成仇的经验教训,非但没有找到一条与阿拉伯国家的和谐相处之道,反而变本加厉地忽视和干涉他国内政,参与和激化地区矛盾,最终引发黎巴嫩内战。黎巴嫩内战导致法塔赫生存环境更加恶劣,阿拉伯国家对其猜疑顾忌之心更重,自身国际形象更因此一落千丈。暴力活动的持续威胁,促使以色列在1982年发动旨在消灭黎巴嫩境内巴勒斯坦武装力量的黎巴嫩战争,而这场战争也使法塔赫受到毁灭性打击,组织结构濒于崩溃,对以政策被迫转向缓和。1987年,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爆发反抗以色列暴政的第一次巴勒斯坦人大起义,这场大起义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不仅迫使以色列重新正视巴勒斯坦人的权利诉求,还使陷于困境的法塔赫重获新生。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情况下,巴勒斯坦于1988年宣布建国。进入1990年代,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这为巴以问题走向政治解决提供了良好的外部契机。法塔赫顺应历史潮流,与以色列签署《奥斯陆协议》,使政治解决巴以问题成为双方乃至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准则,使在中东地区盛行多年的恐怖主义一时成为众矢之的,更为以和平方式解决世界其他地区宗教、领土、民族争端提供了最真实的范例和最良好的佐证,从而掀开了巴以和平进程新的篇章。同时,《奥斯陆协议》也推动了法塔赫主导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建立,巴勒斯坦人在建立实体国家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但是,巴以矛盾根深蒂固,巴勒斯坦内部关于对以政策始终存在分歧。伊斯兰激进组织哈马斯的强势崛起,导致法塔赫的内政外交政策缺乏足够的执行力,加之以色列右翼政府的重新上台,进而引发巴以和平进程再度瘫痪。2004年,阿拉法特病故,面对权力真空,法塔赫各派势力迅速展开博弈。这种政治内耗,不仅严重制约了组织本身的发展,还使法塔赫在与哈马斯角逐巴勒斯坦最高权力的议会斗争中频遭失败,巴勒斯坦政治格局也由此受到更多伊斯兰宗教势力的影响。巴勒斯坦的内部分裂,导致法塔赫的国际国内形象严重受损,削弱了法塔赫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在国际社会的作用。伴随着外交话语权的丧失,法塔赫在与以色列的外交斗争中更显颓势,加之国际局势的纷繁复杂,法塔赫以及巴勒斯坦的未来更加堪忧。国际社会与法塔赫的历史以及巴以问题的走向息息相关。美国在巴以问题上长期奉行双重标准,巴以问题更是美国在中东地区输出意识形态和美国式价值观的最好媒介,加之国际格局的变迁乃至总统个人好恶,都使美国巴以政策缺乏公平性和稳定性,也严重损害了美国与法塔赫的关系。苏联在法塔赫发展过程中曾扮演同盟者的角色,但苏联对法塔赫的援助往往带有政治附加条件,目的是与美国争夺在中东地区的利益,这种利己主义倾向明显的外交政策成为苏联与法塔赫关系的最大隔阂。中国与法塔赫既有蜜月期,也有冷战期,但总体而言,双方关系整体向前的趋势并未改变,改革开放后,中国在继续支持法塔赫正义事业的同时,也在巴以问题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建设性作用。阿拉伯前线国家在历史上曾为巴勒斯坦解放事业做出贡献,但这些国家为自身利益干涉法塔赫和巴以问题的做法,始终是影响双方关系的主要障碍。联合国在巴以问题上曾扮演冲突“制造者”的角色,但随着第三世界力量的崛起和世界多极化趋势的不断加剧,联合国开始扮演巴以冲突“调停者”与和谈“促进者”的角色,不断改善同法塔赫的关系,联合国也由此成为当今巴以问题不可或缺的外部推手,也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巴以问题仲裁核心。欧洲国家曾是美国巴以政策的跟随者,但伴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欧盟巴以政策的独立性不断增强,与法塔赫的关系也持续改善,特别是对巴勒斯坦民生问题的关注,为巴以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思路。
张宪军[4]（2019）在《美国书写 ——索尔·贝娄文学创作的“美国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作为一个出身于犹太移民家庭的知识分子,索尔·贝娄博览群书,具有丰富的历史、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知识,将文学艺术与社会直接联系起来,面对战后社会问题迭出、精神危机不断的美国社会,小说家索尔·贝娄感时伤事,以“社会的历史学家”的手笔勾勒出了一副现代美国社会生活的真实画卷。在评论家和记者每每强调他的犹太作家身份时,他曾经予以反驳说:“我写的是美国”。对于他的这种说法,许多人认为他是像绝大多数想要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犹太人一样,很介意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所以一些有着逆反心理的研究者更是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了贝娄的民族性即犹太性的研究上,但贝娄说的没错,他确实写的是美国,虽然他作品中许多人是犹太人,但他们都生活在美国,美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无时无刻地不在影响着他们,一些社会现象的出现不可能脱离了美国这个大环境,另外,贝娄的作品中的人物还有许多不是犹太人,他不像辛格和马拉默德那样有着狭隘的民族性。他的目光始终关注的是美国的现实生活,他的作品可以说是从二十世纪20年代到世纪末的美国社会发展史。因此,十分有必要对其创作的“美国性”进行研究。贝娄文学创作的“美国性”是一种相对的美国性,它不同于那种广义的美国性,是相对他创作的“犹太性”相对而言的（他文学作品中具有犹太因素是毋庸置疑的）。虽然诸多的文学史着作都将其文学创作归入“美国犹太文学”,但“美国犹太文学”是一个十分含混的概念,因为“美国犹太文学”并不是一个创作流派或者是一种文学运动,美国犹太作家在创作思潮、题材内容、内涵倾向、艺术趣味和审美方式上确实没有形成一种统一的文学特征。如果说“美国犹太文学”概念的界定主要建基于犹太作家的出身背景及其对犹太生活的某种运用和表现的话,那么犹太作家除了具有相同的犹太出身背景外,在对犹太素材的具体运用以及对犹太传统的价值观念等方面均表现出极大的差异,贝娄之所以公开反对将自己归纳入“犹太作家”行列中,就是因为他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美国人,身为一个美国公民,深受美国传统文化和思想潮流的影响,善于从美国的角度去观察社会和生活,因此,美国的社会生活成为他创作中取材的来源。贝娄创作的所体现的“美国性”特征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他笔下的主人公虽然多为犹太人,但作者通过他们故事的书写所呈现的主要是普通美国市民的生活、知识分子的生活,而不像其他犹太作家那样,仅仅关注作为少数族裔的犹太人的境遇与精神状况。其次,贝娄通过他的作品展现了美国广阔的社会历史画卷,从美国的经济的变迁（二十世纪20年代末的大萧条,30年代“罗斯福新政”在挽救经济危机上所做的诸多努力,40年代经济逐渐稳定,50年代进入“丰裕社会”,以及后来逐步发展到后工业时期、后现代消费社会）到美国政治的变迁（二三十年代思想领域的宽松,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后的冷战,民主的异化,超级大国的核竞赛,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60年代的学生造反,美国开展太空开发和星球大战计划等等）,以及美国城市的变迁（二十世纪20年代的美国虽然已经实现了城市化,但在此后的岁月中,美国的城市仍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贝娄不仅写出了此后的发展情况,还在作品中通过人物的处境与思考回溯了此前的情况,特别是芝加哥城市的整个发展历程）,都远远超出了某个特定族裔的狭窄视野。其三,贝娄作品中更多体现的是美国式的理想和价值观:贝娄认为“美国梦”的核心在于平民理想主义,知识分子对于美国“自由、平等、正义、民主、富裕”思想的扞卫,以及体现在每个个体的言行中的个人主义与实用主义。而犹太民族的宗教信念和道德理想在现实面前往往无能为力,因而常常是他作品中加以反思的对象,而不是像其他犹太作家那样作为坚守的立场与维护的信条。本论文的研究目标在于通过索尔·贝娄文学创作“美国性”的研究来确立索尔·贝娄作为一个“美国作家”的鲜明形象。这篇论文虽然拟从社会学和新历史主义的角度去研究贝娄文学创作的美国性,揭示索尔·贝娄如何对历史事件进行情节化处理,把美国history变成具有个性色彩的his story,以及其中表现出的社会学思想,但不可能完全按照概念去堆砌材料,而是有重点地观照贝娄文学创作“美国性”的某些方面,全文分别从纵向——大萧条岁月至美国后现代社会和横向——芝加哥和纽约两座城市着眼,展开叙述,揭示了贝娄是如何通过历史事件、人物命运以及真实城市与文学城市的相互作用来描写美国的,这里有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麦卡锡主义、60年代思想解放、冷战的东西方对抗、美国的太空计划,世纪末的后现代主义兴起等重大历史事件,也有城市文化的历史变迁,以及美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中的温馨与冷漠,信仰的坚守与背叛,城市的暴力与犯罪等等,而这些琐碎的细节构成了一个真实的美国。继绪论部分对贝娄研究现状进行疏理,提出自己的论点与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之后,论文用六章的篇目对索尔·贝娄的“美国性”展开论述,主要考察贝娄文学作品表现的三个主要方面:平民生活、知识分子状况和美国的城市。第二章《20-40年代:大萧条岁月中的平民生活浮世绘》主要根据贝娄的长篇小说《奥吉·马奇历险记》分析他是如何围绕作品的主人公奥吉·马奇的经历来描写二十世纪20年代末的美国经济危机爆发后芝加哥这个美国第二大城市的人生百态的,写出了经济危机对社会各阶层造成的影响,美国梦的破灭感,面对破产和失业大潮这些人是如何抗争和他们为改变自己的命运做出的巨大努力,小说主人公在困顿的境地中是如何一面挣扎一面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的。第三章《50年代:丰裕社会中的美国悲剧》通过小说《洪堡的礼物》中的洪堡和西特林两个人物的不同命运告诉人们,随着世异时移,原来不择手段追求个人发迹的人在今天已经成为英雄和成功者,成为人们效法的榜样,以苦为乐、生气勃勃的时期,充满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的时期已告结束,粗俗的物质主义的风气熏染了整个美国社会,甚至已经渗透到社会的神经末梢,而被美国社会所毁灭的则是不与社会苟合、热爱善与美、坚持理想的知识分子和诗人。社会整体对浪漫主义、对诗的激情、对诗人和艺术家的戕害才是今日的“美国的悲剧”。第四章《60年代:时代的耶米利哀歌》通过赫索格的经历,指出在60年代初期麦卡锡主义造成的恐怖仍在威胁着一些知识分子,他们害怕动辄得咎,所以只好把自己的思想看法保留在内心里,而不是与他人交流。为改变改变美国面貌,青年人发起造反运动,但在造反运动中由于青年人的冲动和偏激,将这场运动引入了歧途,虽然年轻人想要摆脱现代社会体系的束缚,把现实社会变成自己心目中理想的社会,但运动中的大部分人追求的是自我表现和发泄,而非自我控制,造反运动的挫折和失败感使的不少青年人失去了信心,他们怀着沮丧的心情或消极避世,或沉沦堕落。贝娄通过赛姆勒在纽约的见闻对极端主义思想进行了强烈的攻击。第五章《70-80年代:民主的反讽》通过《院长的十二月》和《更多的人死于心碎》两部作品的分析,说明美国社会虽然对外向来是以标榜自己的民主而着称,但在现代社会中,美国民主的价值体系遭到严重破坏,它对国内的种族贫富差距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对于要打破这种现状的行为反而予以打击和压制,为的是维持社会表面上的和谐。在美国,宪政的根本作用在于防止政府权力的滥用,维护公民普遍的自由和权利,但实际情况却往往相反,当今的美国政府机关以公平正义为名行破坏公民权利之实。第六章《美国后现代:生命个体的不断游移》考察了贝娄的最后的长篇小说《拉维尔斯坦》,说明在后现代社会中,人们从现代性的噩梦以及它的操控理性和对总体性的崇拜中苏醒过来,进入后现代浅表层松散的多元化中,生命个体也成为不断游移的存在,他们在性别认同、宗教信仰与性取向、理性思想判断等诸多问题上表现出异质的、不稳定的性格特征,沉溺在消解精神、反主流姿态和渎神的狂欢之中。第七章《美国双城记:芝加哥与纽约》则从横向对贝娄作品中对美国城市的描写进行了研究,指出贝娄作品的发生地基本上都是在芝加哥和纽约是因为他亲身经历了这两个城市的历史变迁,目睹了它的繁荣与衰败,对它们有着一种爱恨交织的感情,更因为纽约和芝加哥是现代都市生活的代表和典型,是美国当代文明、当代都市文明的象征和缩影。所以,在他的揭示下,从大萧条时期城市破败的景象到二十世纪后期美国大都会多彩缤纷的场景一一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
王庆廷[5]（2018）在《论司法对民意的分类回应》文中研究说明司法与民意的关系是一个老生常谈而又历久弥新的话题,实践层面未获圆满解决,学术层面亦有不少缺憾。既有研究不谓不丰,但容易陷入两个极端:一是“大词法学”的空洞——重理论分析轻实证考察、重宏大价值轻具体制度、重理想方案轻现实可行;二是“一案一议”的琐碎——在拘泥于描摹故事情节的同时,又喜欢跨越“线”的逻辑而直接将“点”的叙事上升为“面”的结论。之所以如此,问题症结就在于对民意的看法太过粗糙,尤其是缺少民意概念的语境分析和民意面相的学术分类。为走出“大词法学”的困境,无疑需要对民意概念进行司法语境下的准确界定,需要对民意面相进行独特有效的学术分类。通过对林林总总的民意概念进行梳理,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狭义层次的民意是指人民的意志;中义层次的民意是指公众的意愿;广义层次的民意是指部分人的意见。在此基础上,可以将司法语境下的民意归属为广义层次的民意,并进一步细化界定为“部分无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就某一司法问题（主要是案件）表达的意见”。虽然既有研究中对民意的学术分类已有所涉猎,但要么分类标准比较单一,要么为分类而分类,多华而不实,分而无用。其实可以依据关注对象、表达内容、表现方式等综合标准,大致将民意分为直接民意和间接民意两大类别。其中,直接民意是指直接向司法机关表达的、针对个案处理的、诉求集中而明晰的民意。间接民意是指间接向司法机关表达的、不限于针对个案处理的、诉求分散而模糊的民意。最具代表性的直接民意是刑事个案中的联名信,最具代表性的间接民意是公共案件中的网络评论,作为民意的实践样态,可以对之进行类型化的实证考察,以真实反映和科学概括司法与民意的实然关系。通过对数十件刑事个案中联名信的统计和分析,可以发现以联名信为代表的直接民意的若干特点:涉及犯罪大多为自然犯,侵犯法益大多为人身权利;被告人以农村村民居多,大都属于草根阶层;签名者大都与当事人处于同一小型熟人社会,与之有“熟人关系”;联名信并非单纯的情感宣泄,而是具有一定的证据属性和逻辑理性;对联名信的回应态度与对应的案例效果呈现出较大程度的正相关态势;联名信的真实度较高,签名者大都知悉案情且表达真实意愿。通过对数十个公共案件的网络评论的统计和分析,可以发现以网络评论为代表的间接民意的若干特点:网络评论的要素往往包括发帖、转帖、评论、舆论;网络评论的起因是偶然当中有必然;网络评论的导向是被动当中有主动;网络评论的影响在案中案外交织,正面负面混杂;网络评论的缺陷主要表现为理性不足、知识欠缺和信息片面;网络评论的内容是全景式的描述和全方位的评论;网络舆论的监督一般通过网络→舆论→权力→法官的链条传递。通过前述的实证考察,可以看出司法与民意的关系呈现出两面性:一是正面的价值性,即民意对于司法有哪些价值层面的意义;二是负面的冲突性,即民意与司法之间发生冲突的原因有哪些。无论是直接民意,还是间接民意,都存在正面的价值性和负面的冲突性。但是为了论述的更深入,更有针对性,与直接民意和间接民意的分类相对应,同时基于两者的特点,在理论解析层面也有侧重:就直接民意而言,主要讨论正面的价值性;就间接民意而言,主要讨论负面的冲突性。在直接民意的正面价值性方面,大致可以从法治悖论的消解,历史文化的传承,法律的开门接纳,个案的有限弥散,以及比较法上的借鉴等层面予以论证。在间接民意的负面冲突性方面,大致可以归咎于职业思维与大众思维之间有差异,个案往往成为民众负面心绪的宣泄口,民意与法意之间时常存在分歧,官方信息缺失与民众想象力泛滥,调处司法和传媒关系的规范缺失,以及法律稳定性与民意流变性的区别等因素。司法对民意的回应并非天马行空的学术修辞,亦非骄纵任性的个人意愿,而是有学术理论的丰厚支撑,包括但不限于回应型司法、协商型正义、人民司法观、法的渊源论等司法理念。在此指导下,需要坚持柔性的、有限的、社会的司法观,对民意进行尊重但应审慎、积极但有限度、回应但依程序、互动但讲策略的回应。既要尊重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权利,以增进与民意的对话;也要建立健全民意的收集、识别、引导、保障、吸纳、反馈等工作机制,以加强与民意的对接。尤其是针对直接民意和间接民意的特点,需要分别设计各有侧重的回应路径。其中,对于直接民意,主要是建构一套机制化的、可操作的回应模式。重在积极回应,主要是微观层面的构建。从纵向来看,需要把司法回应分为收集、甄别、考量和反馈等若干阶段;从横向来看,需要在每个阶段细化原则、形式、任务和流程等具体事项。对于间接民意,主要是建构一套整体的系统的机制性策略。重在能动应对,主要是中观层面的构建。总体而言,可以在两大层面展开:对内而言,要科学构建能动裁判体系,以拉近法意和民意的距离;对外而言,要积极参与公众舆论构建,以消解民意对法意的冲击。
徐之凯[6]（2018）在《法占区军政府德国雇员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战败的德国被盟国划分为四个占领区进行分区占领。在盟国管制委员会（ACC）的宏观管控下,德国人民必须服从盟国占领者的指令,四大盟国也竭尽所能在各自占区推行自己的占领政策。出于外交及地缘政治上的原因,法国占领区当局维持着一个相对于其他占区更为独立自主的地位,以追求法国的地缘安全,供战后重建之用的经济赔偿并确保德国在政治上的去中央集权化。于是,法方军政府（GMF）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直接或间接地利用当地的德国人力资源,为占区行政及法国在德利益的实现而服务。在法国这一利用德国人员的典型模式之中,出现了三种标志性的特殊德国雇员群体,他们或直接或间接地为军政府服务,帮助法国占领者有效地实现其对德占领的目标:直接从属于军政府的德国雇员、德国地方政府公务员以及外籍军团中的德国士兵。随着盟国间多项重要决议的出台,以及战后初期诸多重大事件及民众运动（比如非纳粹化,民主化,再教育及非军事化等）在德国的发生,这些特殊群体在占领期间往往面对不同的社会情况。他们的命运直观而深刻地反映了战后法国对德占领政策的演变以及法国人民对于德意志民族态度的转化。
张川方[7]（2018）在《投资者-国家仲裁中的临时措施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全世界范围内的投资正在呈现前所未有的增长态势,投资争端的数量也在不断增长。无论是对投资者而言,还是对一国政府而言,充分了解并熟悉投资者-国家仲裁中的具体制度对于从容应对国际投资争端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一章是投资者-国家仲裁庭采取临时措施的权力,本章主要研究了投资者-国家仲裁庭采取临时措施权力的法律基础、属性、程序性问题以及分配四个问题。第二章是临时措施的目的,即保护当事方的各自权利。第三章之一是临时措施的种类,本章将仲裁庭可以采取的临时措施分为了两大类,一类是一般程序类临时措施;另一类是中止平行程序的临时措施。第三章之二是ICSID仲裁庭的排他性管辖权,本章首先分析了违反ICSID仲裁庭排他性管辖权的判定标准,然后分析了 ICSID仲裁庭以及国内法院关于ICSID仲裁庭排他性管辖权的实践,最后分析了其它国际先例中的排他性管辖权并将其与ICSIID仲裁庭的排他性管辖权进行了比较。第四章是采取临时措施的条件,本章将这些条件分为了程序条件、实体条件及形式条件三个方面。第五章是临时措施的遵守,本章首先分析了临时措施的约束力问题,接着分析了当事方不遵守临时措施可能产生的后果,最后分析了临时措施的执行实践。对投资者-国家仲裁中临时措施制度的分析表明,虽然《ICSID公约》仲裁机制与非《ICSID公约》仲裁机制在文本上存在差异,但是不同仲裁庭的实践却存在着很大的趋同性。从整体上分析,虽然投资者-国家仲裁程序与国际商事仲裁机制有联系,但是仲裁庭在解释仲裁程序法时参考的是国际法庭的解释,尤其是ICJ的解释。因此,这就表明国际投资仲裁员将自己视为了并试图将自身打造为国际法官的角色,从而享有国际法官的支配权。在投资者-国家仲裁中,一方当事人是主权国家,这是此类跨国程序最显着的特征。由于主权因素的存在,对国家实体可采取的临时救济的范围会产生很大不同。在涉及中止平行程序以及临时措施的执行时,东道国的主权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挑战和影响。
郭晶晶[8]（2017）在《马克·吐温作品中的身份转换策略研究》文中认为马克·吐温是美国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之一。他的作品的文学价值不仅在于其思想内容,也在于其采用的独特的、微妙的文本策略,在这些文本策略的背后往往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和厚重的人文关怀。本文从吐温作品中的身份转换和伦理表达之间的关系入手,主要选取了涉及阶级、种族和性别身份转换的四部小说和一些有代表性的短篇故事,将它们视为一个超大文本,在文学伦理学批评视域里讨论吐温采用的种种身份转换策略,辨析社会个体所处的伦理环境对其伦理身份的建构以及伦理观念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讨吐温对阶级、种族和性别问题的关注和思考,揭示在看似轻松、游戏式的身份转换策略背后蕴含的吐温对身份的思索和理解,对自由、平等和公正等普世伦理的追求。本文分六个部分对上述观点进行了讨论:引言部分在归纳整理国内外吐温研究现状的基础上,进一步说明本文的研究对象和选题价值以及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身份是吐温作品探讨的一个重点,身份转换又是吐温探讨身份问题的一个重要策略。本文将选取吐温作品中涉及到身份转换的四部长篇小说和一些代表性的短篇故事作为主要研究文本,对身份转换及其蕴含的伦理表达进行研究。本文的选题价值在于:第一,本文是对吐温的阶级观、种族观和性别观的一个综合考察,既注重作品解读与19世纪美国社会语境的结合,又注重吐温思想的相互关联和动态发展。第二,本文以身份转换为切入点,探讨这一情节元素背后蕴含的伦理表达,这是对吐温研究的一个拓展。第三,本文不仅是对吐温作品中伦理思想的探讨,也是对吐温作品叙事技巧的研究,是将吐温作品中思想表达和艺术特色相结合的一种研究。由于吐温思想的丰富性以及本文涉及的内容的广泛性,本文将以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为主导,结合文本细读,在不同的章节辅以女性主义批评、社会历史批评、后殖民批评等批评方法,对吐温的作品进行多视角、多层面的解读,以挖掘其中蕴藏的丰富内涵,探讨不同问题之间的相互关联。第一章以《王子与贫儿》和《申请爵位的美国人》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分析阶级身份互换/转换,探讨吐温对阶级问题的认识和思考。对吐温来说,不同阶级之间的身份互换/转换既是一种叙事元素,也是他借以表达自己对于阶级社会认识的一个重要工具。首先,在这两部小说中,吐温借助王子与贫儿的身份互换和英国贵族青年伯克利的身份转换,通过他们的视角对不同阶级的生活状况进行了全景式的描写和鲜明的对比,展示了阶级分野及其带来的上层阶级和下层平民之间的巨大悬殊,揭示了人类社会阶级分化所导致的不平等,以及极度不平等所诱发的兽性因子泛滥。其次,通过展示分属于两个阶级的个体被置于完全不同的环境后的反应和随之发生的变化,本文揭示了环境对社会个体的伦理观念和行为的影响,对阶级先天优越论提出了挑战。不仅如此,在《王子与贫儿》中,吐温借助尚未被根深蒂固的阶级观念所束缚的两个孩子的身份互换,在不同阶级之间搭起互相了解和互相认识的桥梁,让分属不同阶级的个体跨越他们之间原本划分得非常清楚的身份界限,走进一个全新的环境去观察、体验对方的生活,从而得到伦理教诲,促使他们转变和成长,从而达到缩小阶级差距、解决社会问题的目的。第二章以《傻瓜威尔逊》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分析“掉包计”和解读指纹术,探讨吐温对种族伦理的关注和思考,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人与人性的思考。首先,在奴隶制社会,“以白为贵,以黑为贱”的种族话语不仅导致畸形的人格,甚至导致道德的沦丧。不合理的种族伦理不仅将黑人,也将白人沦为受害者。其次,黑人和白人之间的身份调换暴露了种族划分的人为性和荒谬性。两个互换身份的孩子的成长历程说明“白人高贵,黑人低贱”并不是种族特征,而是一种伦理特征,一种文化规定,是种族主义者为了使罪恶的奴隶制合理化、合法化而编造的谎言。最后,由于威尔逊侦破假汤姆杀人盗窃案使用的指纹术指向的是人的个体性,而个体性又是对群体性的挑战,所以指纹术进一步消解了种族属性。吐温以种族问题为跳板表达了对个体人的看法:每一个个体都是一个有别于他人的独特的存在,正如文本中的意大利双胞胎,他们彼此不同,各有特点,但又各有局限性。因此,取长补短是实现个体完整性的途径。对于不同的群体而言,也是如此。因此,在《傻瓜威尔逊》中,吐温不仅表达了追求平等、和谐的种族关系的理想,也表达了对人类个体的独特性和完整性的追求。第三章以《圣女贞德传》和几个有代表性的短篇故事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这些文本展示的众多不同于刻板的传统男女形象（主要是女性形象）,探讨吐温对性别问题的看法以及对社会变革期出现的新的性别伦理问题的关注。在吐温创作的一系列关于性别问题的作品中,他展示了众多性别错位者、易装者和双性同体者形象。这些性别越界者不仅丰富了吐温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而且打破了狭隘的性别角色模式,对传统的男女性别范畴和父权制社会男女性别角色二元对立的等级模式提出了质疑。通过刻画双性同体的完美女性形象,吐温表达了自己的性别伦理理想以及对完美人格的追求。第四章在对前三章进行总结和提炼的基础上,结合19世纪美国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吐温的其他作品,对前三章论述的问题进行了升华。事实上,通过身份转换,吐温旨在在其文学世界里建立一个乌托邦王国。这个乌托邦王国表现在:第一,它为社会个体的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第二,在这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中,社会个体可以得到自由、全面和多元的发展,最终成为道德完善、个性完整并且具有多元文化意识的世界公民。第三,在这个乌托邦王国里,不同阶级之间可以相互理解,不同种族之间相互包容,男女两性之间彼此平等。总之,在这个乌托邦王国里,来自不同国度,具有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宗教信仰的群体之间既保持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又互相理解、互相包容,组成一个和谐共存的共同体。结语部分总结了吐温作品中身份转换策略的意义,身份转换对伦理理想的表达,以及吐温作品的思想价值和艺术魅力。通过各种各样的身份转换,吐温揭示了旧的伦理体制对人的束缚,表达了人类摆脱现实生活困扰,冲破个体身份的局限,扮演不同角色、体验丰富人生、实现个体的完整性的愿望。同时,通过身份转换,吐温也构建了一种新的、更符合人的发展的社会环境,以及基于个性差异的人与人之间平等、和谐、包容的关系,表现了对平等、公正等普世伦理的颂扬与追求。总之,身份转换是吐温文学创作的一种重要策略。将身份转换作为一种情节元素运用到小说创作之中并非吐温的原创,但是吐温的独到之处在于:他的身份转换策略并不是为了制造奇异的故事情节,而是一种思想表达方式。它不仅燃烧着浓烈的现实批判主义的火焰,而且蕴含着对未来和谐社会的不懈追求;它是对现有秩序的调解,也是对未来秩序的展望。吐温设计的身份转换是现实批评与未来追求的统一;是审美艺术与思想表达的结合。通过文学想象,吐温构建了一个乌托邦世界,表达了人类对自我完善的追求,对平等、公正等普世伦理的颂扬,对和谐的社会关系的展望。更为可贵的是,作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吐温在其作品中表现的不仅仅是对美国现实社会中种种问题的关注,更重要的是表现了对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的思考。通过把美国社会存在的现实问题作为一个观察点,吐温抓住了人类迈向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共同问题,那就是在一个以经济利益为目标的现代社会,如何实现人类的平等、公正的问题。因此,吐温建构的乌托邦既是美国梦的延续,也是对美国梦的超越。尽管其理想因过于完美而无法实现,但它是人类永远追逐的梦想。
安东尼·赫洛维兹,朱去疾[9]（2016）在《神探夏洛克 莫里亚蒂》文中研究指明引子海格特惊现尸体一起异常血腥的谋杀案,惊现于通常平静祥和的海格特地区默顿巷附近,警方对此尚未做出任何解释。死者二十多岁,头部中枪,而警方尤为重视的是死者双手被绑后遇害的事实。负责调查此案的是督察G.雷斯垂德,他倾向于认定这起骇人听闻的凶杀案采取了处决的形式,并且和最近伦敦街头的骚乱有关。他已经确认死者为乔纳森·皮尔格雷姆,是一名到伦敦来做生意的美国人,住在梅费尔的一家私人会所。苏格兰场已经照会了美国公使馆,但迄今为止尚未发现死者的家庭地址,也
向波阳[10]（2016）在《中国刑事法庭审判叙事话语互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刑事庭审叙事话语是指在刑事法庭审判语境下,诉讼参与各方自然发生的连贯的口头或者书面话语,话语的内容涉及对刑事案件事实的讲述。互动性是刑事庭审叙事话语的典型特征。本文基于真实的中国刑事法庭审判话语语料,采用话语分析、社会学、法学、语用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途径,在自建的刑事庭审叙事话语互动框架下（第三章）,对中国刑事庭审叙事话语进行互动研究,通过对语料的静态描写（第四章）、定性分析（第五章、第六章）和理论解释（第七章）,总结出中国刑事庭审叙事话语的结构特征、互动规律和互动的意义。研究发现：1.中国刑事庭审叙事话语在结构上具有鲜明的特点。从话语结构构成来看,中国刑事庭审叙事话语包括三大类：起诉叙事话语、辩护叙事话语和判决叙事话语,其中每一类又分别由主叙事话语和嵌入叙事话语组成。背景、核心叙事、阐释、观点和结束是庭审叙事话语的五大基本构成要素。2.中国刑事庭审叙事话语互动具有独特的特征和规律。首先,互动具有层级性和方向性。层级性指的是互动包括微观层面的主体内互动和宏观层面的主体间互动；方向性指不同层级互动的主导和互动的对象不同。其次,互动具有复杂性,体现在互动层次、互动对象、互动性质和互动内容等方面。再次,互动具有目的性和策略性。研究认为目的性是中国刑事庭审叙事话语互动的根本属性。3.中国刑事庭审叙事话语互动是在特定语境（刑事法庭）里的理性互动,是目的的互动、策略的互动、合作的互动和关于决策的互动,互动的意义体现在刑事案件事实的建构、法律事实的认定和裁判事实的形成,从而实现司法公正与正义。本研究的特色和创新主要体现在：第一,理论创新。归纳总结出中国刑事庭审叙事话语OCPIE结构模型；构建了中国刑事庭审叙事话语互动分析框架,提出了“理性互动论”；本文秉承的话语系统观可以为话语类型学研究提供理论启示,庭审叙事话语层级观可以为广义叙事话语结构分析提供理论指导,贯穿全文的庭审叙事话语互动观揭示了庭审叙事话语主体间复杂的角色关系。第二,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创新,将法律语言学和话语分析结合起来,拓宽了庭审话语（法律语言学领域）和叙事话语（话语分析）研究的空间。第三,研究的发现和结论可以为中国司法实践语言（尤其是庭审口头话语的应用和法律文书的撰写）提供有益启示。
二、“听任指控”还是“参与游戏”（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听任指控”还是“参与游戏”（论文提纲范文）
（1）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叙事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主要创新点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点 |
| 第一章 作为文学流派和作为叙事类型的魔幻现实主义 |
| 第一节 作为文学流派的魔幻现实主义 |
| 第二节 作为叙事类型的魔幻现实主义 |
| 第三节 魔幻叙事的基本类型 |
| 第二章 多重时空体中的对话性叙事 |
| 第一节 幽灵叙事:死者人物信息组打造的多重时空体 |
| 一、素材、故事在漂移中不断重组的时空体之间的对话 |
| 二、多重聚焦下人物与事件的相互充实 |
| 第二节 复调历史:记忆与现实在魔幻叙事场中的多声部对话 |
| 一、历史叙事不可靠的连续性勾连出的真实故事 |
| 二、真相故事与真实故事的角逐:素材与文本意义的生成 |
| 第三章 叙述主体游移和阐释编码冲突制造的悖论性叙事 |
| 第一节 叙述主体无序变位:指向存在与反思的叙事 |
| 一、不和谐的叙事主体:意义和价值冲突 |
| 二、行动元的双向功能:真假图式 |
| 第二节 阐释编码之间的冲突性意指 |
| 一、橡皮擦拭的轨迹:可靠与不可靠叙事之间的信赖游移 |
| 二、空间与场所:多重象征意义之间的悖论 |
| 第四章 隐形叙述层提供的重构与修复性故事 |
| 第一节 去符号化和再符号化的历史重构 |
| 一、碎片浮出:在多重故事的缝隙中敞开的真相 |
| 二、文化再生与身份链接中生产的可靠叙事:重构集体记忆 |
| 第二节 在叙事中“发明”而非“发现”自我 |
| 一、魔幻话语重塑故事现场:记忆折返与元故事重构 |
| 二、虚构时空中故事的修复性与超越性 |
| 第五章 魔幻叙事的拓展形态及叙事功能 |
| 第一节 魔幻叙事的家族相似性 |
| 一、普泛化存在的魔幻叙事 |
| 二、魔幻叙事拓展形态的多样性及典型模式 |
| 第二节 魔幻叙事空集中分形与迭代的故事 |
| 一、故事分形的内在机制:集合元素的形态、运动和敞开 |
| 二、周而复始的事件性:故事的迭代和真理的递归 |
| 第三节 魔幻叙事游戏及其哲理性 |
| 一、声音分裂的肌理:间离故事中的空缺主体及无限性游戏 |
| 二、游牧的自由与困境:宇宙模型、叙事本体及存在 |
| 结语:走向魔幻叙事学 |
| 中外文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 后记 |
（2）无声的角落（论文提纲范文）
| 第一部教我战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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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兔子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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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部白噪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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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部无声的角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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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部控制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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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部最后的美好一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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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塔赫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概况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特点创新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特点创新 |
| 第一章 法塔赫的初创与奠基(1959-1967) |
| 一、法塔赫的建立 |
| (一) 法塔赫建立的历史背景 |
| (二) 阿拉法特与法塔赫的建立 |
| (三) 法塔赫早期核心成员 |
| 二、法塔赫的早期思想主张与分歧 |
| (一) 法塔赫的早期思想主张 |
| (二) 法塔赫早期内部分歧 |
| 三、阿拉伯政治团体对早期法塔赫的影响 |
| (一) 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对早期法塔赫的影响 |
| (二) 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对早期法塔赫的影响 |
| 四、早期法塔赫与巴解组织关系 |
| (一) 巴解组织成立的背景 |
| (二) 早期法塔赫与巴解组织的对立与竞争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法塔赫的崛起与巴勒斯坦恐怖主义的泛滥(1967-1973) |
| 一、法塔赫坚持对以武装斗争 |
| (一) 阿拉伯国家对以斗争受挫与法塔赫坚持武装斗争 |
| (二) 法塔赫武装斗争面临巴勒斯坦内部竞争 |
| 二、卡拉梅战役与法塔赫的崛起 |
| (一) 法塔赫的武装斗争引发卡拉梅战役 |
| (二) 法塔赫的强势崛起与内外危机 |
| 三、“黑九月”事件与巴勒斯坦恐怖主义的泛滥 |
| (一) 约、巴多重矛盾引发“黑九月”事件 |
| (二) 法塔赫遭受重创与实践恐怖主义呼声的高涨 |
| (三) 法塔赫“黑九月”组织及其恐怖主义实践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法塔赫谋求建国与暴力活动的反复(1973-1993) |
| 一、法塔赫建国战略的调整与内外分歧 |
| (一) 法塔赫“渐进式”建国方案的提出 |
| (二) 法塔赫内部及巴解组织的分裂 |
| 二、黎巴嫩内战与法塔赫艰难处境 |
| (一) 法塔赫成为黎巴嫩内战的催化剂 |
| (二) 黎巴嫩内战导致法塔赫举步维艰 |
| 三、黎巴嫩战争与法塔赫的衰落 |
| (一) 法塔赫暴力活动诱发黎巴嫩战争 |
| (二) 黎巴嫩战争导致法塔赫岌岌可危 |
| 四、第一次巴勒斯坦人大起义与法塔赫重获新生 |
| (一) 法塔赫面临内忧外患 |
| (二) 第一次巴勒斯坦人大起义对法塔赫的影响 |
| 五、法塔赫谋求缓和与巴以和平进程的开启 |
| (一) 法塔赫面临内外困境 |
| (二) 法塔赫参与巴以和平进程与《奥斯陆协议》的签署 |
| (三) 《奥斯陆协议》对法塔赫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法塔赫执政与暴力冲突再度升级(1993-2018) |
| 一、法塔赫执政与哈马斯的挑战 |
| (一) 法塔赫推动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建立 |
| (二) 法塔赫与哈马斯的矛盾冲突 |
| 二、法塔赫内外交困与第二次巴勒斯坦人大起义 |
| (一) 巴以和平进程搁浅与法塔赫的执政危机 |
| (二) 法塔赫寻求出路与第二次巴勒斯坦人大起义的爆发 |
| 三、阿拉法特逝世与法塔赫的渐趋式微 |
| (一) 巴以冲突再度升级与阿拉法特深陷困境 |
| (二) 阿拉法特逝世对法塔赫的影响 |
| (三)“后阿拉法特时代”法塔赫的内部危机 |
| (四) 法塔赫失去执政地位与巴勒斯坦内战 |
| (五)“两国方案”的危机与法塔赫处境的艰难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法塔赫与国际社会的关系 |
| 一、法塔赫与美国的关系 |
| (一) 1960 年代法塔赫与美国的关系 |
| (二) 1970 年代法塔赫与美国的关系 |
| (三) 1980 年代法塔赫与美国的关系 |
| (四) 1990 年代法塔赫与美国的关系 |
| (五) 21 世纪法塔赫与美国的关系 |
| (六) 对法塔赫与美国关系的评价 |
| 二、法塔赫与苏联(俄罗斯)的关系 |
| (一) 1960 年代法塔赫与苏联的关系 |
| (二) 1970 年代法塔赫与苏联的关系 |
| (三) 1980 年代法塔赫与苏联的关系 |
| (四) 法塔赫与俄罗斯的关系 |
| (五) 对法塔赫与苏联(俄罗斯)关系的评析 |
| 三、法塔赫与中国的关系 |
| (一) 中国与早期巴勒斯坦问题 |
| (二) 1960 年代法塔赫与中国的关系 |
| (三) 1970 年代法塔赫与中国的关系 |
| (四) 改革开放后法塔赫与中国的关系 |
| (五) 对法塔赫与中国关系的评价 |
| 四、法塔赫与阿拉伯前线国家的关系 |
| (一) 法塔赫与埃及的关系 |
| (二) 法塔赫与叙利亚的关系 |
| (三) 法塔赫与约旦的关系 |
| (四) 法塔赫与黎巴嫩的关系 |
| (五) 对法塔赫与阿拉伯前线国家关系的评价 |
| 五、法塔赫与联合国的关系 |
| (一) 1967-1987 年法塔赫与联合国的关系 |
| (二) 1987-2000 年法塔赫与联合国的关系 |
| (三) 2000 年后法塔赫与联合国的关系 |
| (四) 对法塔赫与联合国关系的评价 |
| 六、法塔赫与欧共体(欧盟)的关系 |
| (一) 法塔赫与欧共体的关系 |
| (二) 法塔赫与欧盟的关系 |
| (三) 对法塔赫与欧共体(欧盟)关系的评价 |
| 第六章 法塔赫组织构成的分类研究 |
| 一、法塔赫的上层组织结构 |
| (一) 法塔赫大会 |
| (二) 法塔赫革命委员会 |
| (三) 法塔赫中央委员会 |
| 二、法塔赫的地方组织结构 |
| 三、法塔赫的成员标准 |
| 四、法塔赫的武装组织 |
| (一)“暴风”突击队 |
| (二)“坦齐姆”组织 |
| (三) 阿克萨烈士旅 |
| (四)“第14部队”(Force 14) |
| (五)“第17部队”(Force 17)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一、法塔赫发展历程的解析 |
| 二、法塔赫与国际社会关系评价 |
| 三、对法塔赫和巴以问题未来的思考 |
| 参考文献 |
| 一、英文文献 |
| (一) 档案 |
| (二) 着作 |
| (三) 学位论文 |
| (四) 期刊论文 |
| (五) 报刊文章 |
| (六) 网络文献 |
| 二、中文文献 |
| (一) 着作 |
| (二) 期刊论文 |
| (三) 报刊文章 |
| (四) 网络文献 |
| 三、网络资源 |
| 附录一:相关名词中英文对照 |
| 附录二:法塔赫大事记 |
| 在学期间已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 |
| 致谢 |
（4）美国书写 ——索尔·贝娄文学创作的“美国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国内外索尔·贝娄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的索尔·贝娄研究 |
| 1.2.2 中国的索尔·贝娄研究状况 |
| 1.3 本论文的目标、方法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3.1 论文所要达到的目标 |
| 1.3.2 作为象征资本的“美国性” |
| 1.3.3 深刻的社会观察家:社会学研究思路的引入 |
| 1.3.4 小说家是一个想象力丰富的历史学家:新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 |
| 1.3.5 本论文的研究内容 |
| 第2章 20-40 年代:大萧条岁月的平民生活浮世绘 |
| 2.1 美国的“福斯塔福式背景” |
| 2.2.1 二三十年代的芝加哥众生相 |
| 2.2.2 大萧条时期黑人聚居区场景 |
| 2.2.3 中产阶级的破产 |
| 2.2.4 失业、流浪与反抗斗争 |
| 2.2 大萧条的孩子 |
| 2.2.1 贫家儿童初长成 |
| 2.2.2 在大萧条的日子里 |
| 2.2.3 奥吉·马奇的后经济危机岁月 |
| 2.3 贫困的雌性化 |
| 2.4 美国梦破灭了吗? |
| 第3章 50年代:丰裕社会中的美国悲剧 |
| 3.1 美国进入丰裕社会 |
| 3.2 波西米亚精神的衰微与洪堡之死 |
| 3.3 西特林:顺向社会化与精神复归 |
| 第4章 60 年代:时代的耶米利哀歌 |
| 4.1 麦卡锡主义的遗毒与赫索格的沉默 |
| 4.2 造反之后:在爆发之中堕落 |
| 4.2.1 局外人还是局内人? |
| 4.2.2 青年人为什么要造反? |
| 4.2.3 我们需要离开地球吗? |
| 第5章 70-80 年代:民主的反讽 |
| 5.1 社会批评:被压制的声音 |
| 5.2 假花:不识庐山真面目 |
| 5.2.1 民主社会的婚姻:爱的缺失与爱的堕落 |
| 5.2.2 美国政府机构:为谁辛苦为谁忙 |
| 第6章 美国后现代:生命个体的不断游移 |
| 6.1 后现代及其特征 |
| 6.2 拉维尔斯坦:生活在半梦半醒之间 |
| 6.3 成也恣仿,败也恣仿 |
| 第7章 美国双城记:芝加哥与纽约 |
| 7.1 美国城市与文学想象 |
| 7.1.1 真实城市与文学城市 |
| 7.1.2 城市特性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
| 7.1.3 缘何有“城愁”? |
| 7.1.4 观察城市的角度:在地性的体验与跨地性的审视 |
| 7.2 城市与城事:地理空间、政治与文化的表征与居民生活 |
| 7.2.1 作为地理空间结构的芝加哥与纽约 |
| 7.2.2 作为政治与文化表征的芝加哥与纽约 |
| 7.2.3 城与人:作为市民生活的芝加哥与纽约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5）论司法对民意的分类回应（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和研究目的 |
| 二、国内外研究概况述评 |
| 三、研究方法与基本框架 |
| 第一章 研究基点：民意的语境分析与学术分类 |
| 一、民意的语境分析 |
| 二、民意的学术分类 |
| 第二章 实证考察：司法与民意关系的样本统计分析 |
| 一、直接民意：以刑事个案中的联名信为考察样本 |
| 二、间接民意：以公共案件的网络评论为考察样本 |
| 第三章 理论解析：司法与民意关系的两面性之辩 |
| 一、正面价值性：直接民意的意义解读 |
| 二、负面冲突性：间接民意的博弈考量 |
| 第四章 制度构建：司法回应民意的策略、路径和程序 |
| 一、司法回应的宏观理念 |
| 二、司法与民意互动的总体架构 |
| 三、直接民意：积极回应的机制与程序 |
| 四、间接民意：能动应对的策略与路径 |
| 结语 司法与民意的漫漫征途 |
| 附件一：关于联名信的统计资料 |
| 附件二：关于司法与民意互动的指导性文件(建议稿)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6）法占区军政府德国雇员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学术史回顾 |
| 1.1 研究综述 |
| 1.2 原始档案与官方文件 |
| 第二章：法占区,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历史环境 |
| 2.1 理想化而又艰难的理念：盟国占领机制 |
| 2.1.1 欧洲咨询委员会与盟国占领理念的形成 |
| 2.1.2 欧洲咨询委员会与德国投降 |
| 2.1.3 从欧洲咨询委员会到盟国管制委员会 |
| 2.1.4 盟国管制委员会的基本原则 |
| 2.1.5 盟国管制委员会的行政构架 |
| 2.2 为何是法占区？一套特立独行的占领政策 |
| 2.2.1 “德国的命运是世界的中心问题” |
| 2.2.2 “不合作”态度 |
| 2.2.3 “袖珍占领区” |
| 2.2.4 法方军政府的建立 |
| 2.2.5 法占区的权力结构：“三驾马车”模式 |
| 2.2.6 右翼的基地：巴登巴登的“小维希” |
| 2.2.7 法方军政府的占领策略：“在此地树立起法兰西的大旗”与“让德国人付出代价” |
| 2.2.8 法方军政府的终结 |
| 2.3 “德国鬼子”还是“欧洲弟兄”？法国人对于德国人的印象 |
| 2.3.1 从“鬼子”到“变色龙” |
| 2.3.2 从“邻居”到“弟兄” |
| 第三章：“善于服务者”：“德国雇员”的概念与法方军政府对德国人的直接任用 |
| 3.1 “德国雇员”的社会学定义与历史源起 |
| 3.1.1 “德国雇员”：一个社会学上的的概念 |
| 3.1.2 “德国雇员”的历史源起 |
| 3.2 直接受法方军政府任用的德国人：从“仆役人员”到“政府干员” |
| 3.2.1 “被征用的仆人”：法方占领之初对德征调下的“德国雇员”(1945-1946) |
| 3.2.2 “被雇佣的人员”：法方军政府直属德国员工地位的逐渐正常化(1947) |
| 3.2.3 法方军政府直属德国雇员地位待遇的提升(1948-1949) |
| 3.3 小结 |
| 第四章：“宝贵的德国人”：法方军政府所间接任用的德国公务员 |
| 4.1 德国公务员：德国行政“去中央集权化”的开端与“清洗”运动的组织方式 |
| 4.1.1 “应急之举”：在法占区行政管理中任用德国公务员的起因 |
| 4.1.2 法占区公务员清洗运动的发端 |
| 4.2 “变”而治之：清洗运动中的德国公务员与法占区的政策转变(1946年) |
| 4.2.1 “改头换面”的公务员：1946年对德国公务员的清洗 |
| 4.2.2 “去政治化”的公务员：1946年法方军政府向德方当局让渡权力之际的德国公务员政治状况 |
| 4.2.3 德国“新公务员”的培养与法占区行政学校的创立 |
| 4.3 从1947到1949,法方军政府对德国公务员管控的弱化 |
| 4.3.1 法占区德方当局权力的增长与德国公务员章程 |
| 4.3.2 法占区非纳粹化的结束 |
| 4.3.3 法方行政学校建设规划的最终成果 |
| 4.4 小结 |
| 第五章：法方军政府占领时期的外籍军团德国兵员雇佣问题 |
| 5.1 德国退伍军人的战后境遇与法国方面征召军团战士的决策 |
| 5.2 从占领区到军团军营：一套高效而神秘的征兵程序 |
| 5.2.1 高效的征兵程序：法方军政府占领时期在德征兵机构的发展 |
| 5.2.2 神秘的征兵过程：法方军政府占领时期“合法”而具有欺骗性的征兵手段 |
| 5.3 盟国与德国方面的抵制,法方军政府时期建立的征兵机制的终结 |
| 5.3.1 盟国管制委员会时期盟国支持下反外籍军团在德征兵的媒体抗议活动 |
| 5.3.2 东西德建立后德方对于外籍军团征兵的抵制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7）投资者-国家仲裁中的临时措施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现状及评析 |
| 三、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创新 |
| 第一章 采取临时措施的权力 |
| 第一节 权力的法律基础和属性 |
| 一、权力的法律基础 |
| 二、采取临时措施权力的属性 |
| 第二节 权力的程序性问题和分配 |
| 一、权力的程序性问题 |
| 二、采取临时措施权力的分配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临时措施的目的 |
| 第一节 立法史回顾 |
| 第二节 可受保护权利的范围 |
| 一、当事方的契约权利 |
| 二、由国际仲裁解决争端的权利 |
| 三、当事方的程序性权利 |
| 第三节 可受保护权利的特征 |
| 一、可受保护的权利合理存在 |
| 二、可受保护的权利与主诉有关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之一 临时措施的种类 |
| 第一节 一般程序类临时措施 |
| 一、禁止披露案件信息 |
| 二、证据保全 |
| 三、仲裁费用担保 |
| 第二节 中止国内平行程序 |
| 一、诉讼程序 |
| 二、行政程序 |
| 三、刑事程序 |
| 四、破产程序 |
| 五、执行程序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之二 临时措施与ICSID仲裁庭的排他性管辖权 |
| 第一节 违反ICSID仲裁庭排他性管辖权的判定标准 |
| 一、违反ICSID仲裁庭排他性管辖权的平行诉讼 |
| 二、没有违反ICSID仲裁庭排他性管辖权的平行诉讼 |
| 第二节 ICSID仲裁庭与国内法院的实践 |
| 一、ICSID仲裁庭对国内平行诉讼的态度 |
| 二、国内法院对ICSID仲裁庭排他性管辖权的态度 |
| 第三节 其它国际先例中的排他性管辖权 |
| 一、PCIJ和ICJ |
| 二、美伊求偿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采取临时措施的条件 |
| 第一节 程序条件 |
| 一、案件实体诉求初步成立 |
| 二、仲裁庭具有初步管辖权 |
| 第二节 实体条件 |
| 一、采取临时措施的必要性 |
| 二、采取临时措施的紧迫性 |
| 第三节 形式条件 |
| 一、措施的可用性 |
| 二、措施的比例性 |
| 三、措施的形式属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临时措施的遵守 |
| 第一节 临时措施的约束力及不遵守的后果 |
| 一、临时措施的约束力 |
| 二、不遵守临时措施的后果 |
| 第二节 临时措施的执行实践 |
| 一、针对主权国家执行临时措施 |
| 二、国内法院对临时措施的协助执行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马克·吐温作品中的身份转换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论 |
| 一、马克·吐温研究在国外 |
| 二、马克·吐温研究在中国 |
| 三、本文的研究对象和选题价值 |
| 四、本文的研究方法和基本思路 |
| 第一章 阶级对立与阶级身份转换 |
| 第一节 阶级对立 |
| 一、阶级差异 |
| 二、阶级对比 |
| 第二节 阶级对立下的社会环境与个体生成 |
| 一、社会环境对个体的影响 |
| 二、个体生成中的兽性因子 |
| 第三节 身份转换:缩小阶级差距的构想 |
| 一、易位而处:获得“慈悲的美德” |
| 二、转换身份:从“贫儿”到“王子” |
| 小结 |
| 第二章 种族划分与种族身份转换 |
| 第一节 种族划分与身份迷失 |
| 一、种族划分 |
| 二、身份迷失 |
| 第二节 “身份掉包”及其结果 |
| 一、“掉包”后的身份建构 |
| 二、“掉包”后的畸形伦理 |
| 第三节 种族身份的“识别”与种族差异的消解 |
| 一、种族身份的“识别” |
| 二、种族差异的消解 |
| 小结 |
| 第三章 性别划分与性别越界 |
| 第一节 性别划分与性别错位 |
| 一、虚构空间中的性别转换 |
| 二、现实空间中的性别错位 |
| 第二节 易装及其结果 |
| 一、易装与性别伦理 |
| 二、易装与死亡威胁 |
| 第三节 双性同体:完美人格理想 |
| 一、双性同体的女性 |
| 二、传统女性的典范 |
| 小结 |
| 第四章 身份乌托邦 |
| 第一节 身份乌托邦下的文化环境构建 |
| 一、WASP文化:白人父权伦理 |
| 二、文化环境改造 |
| 第二节 身份乌托邦下的自我完善 |
| 一、追求人格完整 |
| 二、摆脱一元文化 |
| 第三节 身份乌托邦下社会伦理关系的建构 |
| 一、阶级身份转换下的体验与理解 |
| 二、种族身份转换下的差异互补 |
| 三、性别身份转换下的自由和谐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9）神探夏洛克 莫里亚蒂（论文提纲范文）
| 引子 |
| 第1章莱辛巴赫瀑布 |
| 第2章埃瑟尔尼·琼斯督察 |
| 第3章守夜人 |
| 第4章密信 |
| 第5章皇家咖啡厅 |
| 第6章布雷德斯顿公馆 |
| 第7章血与阴影 |
| 第8章苏格兰场 |
| 第9章波士顿人会所 |
| 第10章法院巷的霍纳理发店 |
| 第11章坎伯威尔的晚餐 |
| 第12章涉外领土 |
| 第13章三等秘书 |
| 第14章设下圈套 |
| 第15章布莱克沃尔湾 |
| 第16章实施抓捕 |
| 第17章死者之路 |
| 第18章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
| 第19章重见天日 |
| 第20章外交豁免权 |
| 第21章事实真相 |
| 第22章新的开始 |
（10）中国刑事法庭审判叙事话语互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缘起 |
| 1.2 本研究的目标和主要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本研究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1.4 研究方法及语料说明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语料 |
| 1.5 相关术语 |
| 1.5.1 叙事（Narrative） |
| 1.5.2 叙事话语（Narrative Discourse, ND in short） |
| 1.5.3 刑事庭审话语（Criminal Courtroom Discourse, CCD in short) |
| 1.5.4 刑事度审叙事话语（Criminal Courtroom Narrative Discourse,CCND in short) |
| 1.6 中国刑事庭审制度概述 |
| 1.6.1 中国刑事庭审的法律依据 |
| 1.6.2 中国刑事法庭审判程序 |
| 1.7 本研究的篇章结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国外法律语言研究概述 |
| 2.2 国内法律语言研究概述 |
| 2.3 广义叙事话语研究 |
| 2.4 庭审叙事话语研究 |
| 2.4.1 国外相关研究 |
| 2.4.2 国内相关研究 |
| 第三章 理论框架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关于“理性” |
| 3.1.2 关于“互动” |
| 3.1.3 话语分析 |
| 3.2 本文研究框架 |
| 3.2.1 理论观点 |
| 3.2.2 分析框架 |
| 第四章 中国刑事庭审叙事话语的结构特征 |
| 4.1 中国刑事庭审叙事话语的构成 |
| 4.2 起诉叙事话语的结构特征 |
| 4.2.1 主叙事话语的构成 |
| 4.2.2 嵌入叙事话语的构成 |
| 4.3 辩护叙事话语的结构特征 |
| 4.3.1 主叙事话语的构成 |
| 4.3.2 嵌入叙事话语的构成 |
| 4.4 判决叙事话语的结构特征 |
| 4.4.1 主叙事话语的构成 |
| 4.4.2 嵌入叙事话语的构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刑事庭审叙事话语互动(上)：两相互动——控、辩对抗 |
| 5.1 主体内互动：合作 |
| 5.1.1 起诉叙事话语主体内互动：构建一个被告人有罪而且罪重的故事 |
| 5.1.2 辩护叙事话语主体内互动：构建一个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故事 |
| 5.2 主体间互动：对抗 |
| 5.2.1 被告人嵌入叙事话语 |
| 5.2.2 辩护人主叙事话语 |
| 5.3 崔案中的控、辩叙事话语对抗互动 |
| 5.3.1 控方故事(起诉书节选) |
| 5.3.2 辩方对抗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刑事庭审叙事话语互动(下)：三相互动——控、辩、审融合 |
| 6.1 事实的概念 |
| 6.1.1 哲学意义上的事实 |
| 6.1.2 法律事实 |
| 6.1.3 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的关系 |
| 6.2 裁判事实的建构：控、辩、审三大叙事话语的析取与融合 |
| 6.2.1 争议事实的形成——控、辩双方叙事话语对抗的结果 |
| 6.2.2 争议事实的消解——判决叙事话语对控、辩双方叙事话语的析取 |
| 6.2.3 判决叙事话语对控、辩双方叙事话语的融合——判决书叙事话语 |
| 6.3 庭审叙事话语互动的特点暨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理性互动：中国刑事庭审叙事话语互动的理论解释 |
| 7.1 理性互动目的 |
| 7.1.1 互动目的的表征 |
| 7.1.2 互动目的评价 |
| 7.2 理性互动策略 |
| 7.2.1 控方叙事话语策略 |
| 7.2.2 辩方叙事话语策略 |
| 7.2.3 叙事话语策略小结 |
| 7.3 理性互动合作 |
| 7.4 理性互动决策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 |
| 8.1 本研究的主要发现与结论 |
| 8.1.1 主要发现 |
| 8.1.2 结论 |
| 8.2 本研究的意义 |
| 8.2.1 理论方面 |
| 8.2.2 实践方面 |
| 8.3 本研究的特色与创新 |
| 8.4 本研究存在的不足和未来研究的展望 |
| 8.4.1 不足 |
| 8.4.2 展望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听任指控”还是“参与游戏”（论文参考文献）
- [1]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叙事学研究[D]. 林佳. 武汉大学, 2021(02)
- [2]无声的角落[J]. 迪恩·孔茨,姜焕文. 译林, 2020(03)
- [3]法塔赫研究[D]. 贾龙阳. 山东师范大学, 2019(02)
- [4]美国书写 ——索尔·贝娄文学创作的“美国性”研究[D]. 张宪军.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8)
- [5]论司法对民意的分类回应[D]. 王庆廷. 苏州大学, 2018(01)
- [6]法占区军政府德国雇员问题研究[D]. 徐之凯.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7]投资者-国家仲裁中的临时措施制度研究[D]. 张川方. 厦门大学, 2018(12)
- [8]马克·吐温作品中的身份转换策略研究[D]. 郭晶晶. 华中师范大学, 2017(12)
- [9]神探夏洛克 莫里亚蒂[J]. 安东尼·赫洛维兹,朱去疾. 译林, 2016(04)
- [10]中国刑事法庭审判叙事话语互动研究[D]. 向波阳.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