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省气象学会第八届全省会员代表大会在沈召开(论文文献综述)
张家豪[1](2019)在《“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深入,近代大学作为重要的学术共同体,也是晚清民国生产知识、思想的重要载体,日益受到学界关注。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的提出,也促使大学史研究不断升温。中国近代大学有国立、省立、私立、教会等多种形式,其中国立大学是高等教育的主体。然而各个国立大学的规模建制及教研水平差距甚大,位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大学拥有各种资源优势,但也有一些校史较短、与中央关系疏远的国立大学历经坎坷,教学成就有限。若欲全面了解民国高等教育的多般面相,应对此类带有地方性、边缘性的国立大学抉隐索微,探讨其困境成因,借此透视不同地区政府、社会与大学的互动以及民国高等教育的不平衡性。在这方面,国立山东大学便是一个恰当的样本。作为传统文化大省,近代山东在文教事业方面的成就并不突出。虽然当地政府曾借清末新政之机第一时间成立了新式大学堂,但教学成绩有限。而且在其后近30年时间里,山东陷于内乱、灾荒和政争,省内社会环境混乱,亦无法得到中央政府的有力支持,教育资源稀缺,因而高等教育发展缓慢。除教会大学外,1927年前山东各类高校从未培养出合格的本科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内环境暂时趋于和平稳定。在蔡元培、何思源、傅斯年等官员学者的提议下,行政院批准在山东创设国立大学。1930年,国立青岛大学(1932年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在青岛成立。作为中央平衡全国教育布局的计划之一,国立山东大学是近代山东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国立大学,却带有浓厚的“地方性”:该校虽然位于经济大市,但其自身基础不固,与中枢较为疏远,在当时13所国立大学中相对边缘化。山大自中央所得拨款极其有限,多数时间依赖省府“协款”及其他零碎款项勉力维持,师资设备得以不断添置,但由此也造成学校自身发展计划时常受到省府干预;学校周边环境安谧、商业发达,是教学研究的福地,也使学校在发展海洋生物等学科方面具有先天地理优势;山大员生数量稀少而关系融洽,大部分师生很少介入政治或社会运动,学风朴实而不流于浮躁。经多年勠力经营,至1937年前山大已成为具有3院8系,文、理、工科均衡发展的综合性大学,并顺利培养出200余名合格的本科生,对省内文教事业贡献颇着。不过在此期间,部分学生受国难的刺激而发起数次学潮,虽然规模有限,亦表现出学生强烈的民族情感,但也使得杨振声、赵太侔两任校长及部分教员离职,造成了师资流失。高等教育的良好发展态势因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而中断。卢沟桥事变后,沿海战区大学大多在日寇侵逼下陆续迁徙至西南、西北地区办学,民族文化命脉在战时得以赓续,而山大则没有这么幸运。因韩复榘应战不力,日军很快沿津浦线侵入山东,山大本来历史浅短,设备未周,校方对战事应变迟缓、准备仓促,且与教育部联络不畅,师生西迁数千里后,校产已丢弃大半,人员流失严重。由于学校仅成立数年,规模有限,经此一役实已耗尽办学资本,不得不接受教育部停办的指令,并入中央大学,成为唯一一所因战争解散的国立大学。剩余校产也被其他教育机构“借用”。重庆政府时期,山大校友多次向中央政府呼吁恢复母校,但学校在战时复员并不易实施,直至1945年秋日本投降后不久,该建议方得到教育部批准。经过近一年的接洽校舍、添购设备、招徕师资、招收新生等繁杂工作,山大于1946年底成功在青岛复员开学。此时全校为5院14系建制,师生人数较之前倍增。而且学校真正实现“国立”的名义,校款全由教育部提供;但另一方面,战争对山大以及山东本省环境的摧残却一时不易恢复,学校解散时“借用”给各机关的校产也难以索回或损毁,原校区亦被强占。1946年的复校工作无异于“新创”:适龄学生人数大增,学校科系相应增加,但校舍需重新争取;图书仪器多为现购,教员须多方接洽;以周边环境而言,山东自战后便不断爆发国共两党的武装冲突,交通路线时常瘫痪,内战阴影笼罩青岛,导致市内难民云集,物价高过平沪,山大师生教学、生活大受影响,离职退学者亦所在多有。直到1949年6月青岛解放前,山大有不少课程仍无法顺利开出,日常教学工作也不时因罢课罢教和课外活动而中断,复校之初即筹划的两个研究所亦徒具空壳,未培养出研究生。在1927-1937年间的13所国立大学中,多数学校能借助自身政治背景、文化环境、办学基础方面的优势或特殊情形下的机遇取得较为出色的教学成绩,除个别特例外,各校在战争中尚能延续办学,并循序扩大规模。相比之下,山大的发展轨迹却相当曲折,洵属罕见,其根本原因在于该校在地域环境、文化积淀、教育基础和政治背景方面的劣势。山东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资源配置不佳,省内政局混乱,缺乏有远见的政治家和民间社团来扶助教育事业,高等教育发展缓慢,造成山大建校基础薄弱;国民党政权自两广起家,政府内鲁籍乃至北方人士较少,缺乏话语权,加之山东地方政府与中央不睦,导致山大不受南京政府重视;国立大学的经济实力一般与其政治地位相关,因此山大在战前难以获得教育部的拨款以及其他基金会等团体的支持,大多数时间依赖省政府“协款”维持办学,学校规模有限,在和平环境中尚有发展之机,而一旦遭遇战争则不堪侵毁;在1946年复员后,山大得以获教育部供款,且成功聘到一些知名学者,不过由于山东政治经济形势恶劣,这种变化成效一时未能彰显,直至青岛解放前学校一直处于恢复整顿的状态。总之,虽然山大在全校师生的筹划运作下,教学成绩尚属中规中矩,且还能在战后重整旗鼓,扩大规模,但由于办学根基不固、缺乏优势资源,导致山大在民国时期教学成就有限。梳理国立山东大学在民国年间的办学历程,了解地方性、边缘化的国立大学的运作经验,有助于还原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曲折性和不平衡性,为今日大学教育政策的制定实施提供一定参考。
陈勐[2](2018)在《南京近代商业建筑史研究》文中指出南京是中国近代时期着名的政治型城市和消费型城市,针对南京近代商业建筑史的研究对于全面反映近代南京社会、城市、建筑的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史料研究为主、史论分析为辅,基于西风东渐、建筑类型发展以及商业区的改造与变迁等视点,系统的呈现南京近代商业建筑的现代化历程,包括:整体梳理、考证南京近代商业建筑发展的历史脉络,基于社会史、政治史等视角剖析南京近代商业建筑现代化发展的动因,关于南京近代商业建筑空间形式发展演绎的理论性分析与探讨等。本文分为六章,第一章为背景,基于文献和图像史料讨论近代以前特别是明清南京的商业区布局与商业建筑类型。第二章至第五章基于时间线索展开南京近代商业建筑发展史的研究,分为晚清及民国初年(1860年代至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至1937年)、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底至1945年)以及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时期(1945至1949年)。文章基于商业设施的现代化视角,讨论各时期内政府当局的商业区计划、商业设施建设以及商人阶层自主经营的商业建筑,并总结各时期商业建筑现代化发展的特征和原因。第六章为总结性章节,基于建筑类型演变的视角探讨以市房、街市、大型商场、百货公司为代表的南京近代商业建筑的空间形式特征,试图总结商业建筑发展的一般规律,并进而分析其背后的建筑技术、营建法规及形式理想等方面的原因。本文以年代和历史事件为纵向线索梳理建筑史实,论从史出、总结规律,以建筑类型的分类为横向线索讨论空间形式的演绎,是将建筑历史研究与社会变革视野相衔接的一种探索。
张璇[3](2015)在《民国时期中国气象学会会员群体研究(1924-1949)》文中提出中国气象学会是由中国气象工作人员组成的团体,是民国以来最早成立的十多个全国性自然科学学会之一,从1924年在青岛胶澳商埠观象台成立至今已有九十一年的历史。作为一个培养气象人才的气象行业组织,作为一个践行“谋气象学术之进步与测候事业之发展”为宗旨的学术团体,其对近现代西方气象知识的传播与普及、中国气象科学的进展、中国气象教育的发展、中国气象事业的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基于此,以社会学、历史学和统计学学科的方法,从群体的角度,用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对民国时期中国气象学会会员作全面的探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民国时期中国气象学会会员群体是青年学子在内忧外患中摸索救国道路的产物。通过它可以揭示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青年学子在面临国家存亡,新旧文化激烈碰撞的情况下,如何实现科学救国的理想。民国时期中国气象学会会员群体地域构成、性别构成、教育背景、群体规范暗含其成功因素,中国气象学会的运作模式与此息息相关。民国时期中国气象学会会员所具有的“雪松”精神的群体价值取向不仅是群体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群体特色,更是群体能够成功的关键所在。民国时期中国气象学会会员群体紧紧抓住科学救国的时代主题,积极投身于独立自主的中国气象事业建设,勇于承担历史责任,这是其成功的根本原因。
袁博[4](2014)在《近代中国水文化的历史考察》文中提出水是一种人类社会不可缺少的自然资源,它在人类生产、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自大禹治水起,中国历史就与水有不解之缘,在这几千年中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把治水放在治国的重要位置,形成治水文化。从这一角度讲,中国历史是一部关于水的历史。因此关于水的研究不可或缺。尤其是在当今水资源紧迫的形势下,中央多次发布文件,号召全社会重视水、解决水问题。选题的研究可为建设提供历史的经验教训,加快水文化的建设步伐。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利益的驱使下,纷至沓来。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惊醒了沉睡已久的中国人。在这炮声的背后,资本主义的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也随之东传,与传统国人的守旧、保守思想发生碰撞和冲突,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到西方思想的先进性。近代中国社会对水的态度、认识和利用的转变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中国古代历史便形成了具有丰富内容的水文化,不仅形成了一套管理高效的水政系统,保存了大量有关水文的记录,还涌现出诸多杰出的水利着作,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治水经验。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还具有神秘力量,人们把水不断神化,形成各种水神,在日常尤其是水旱灾害发生时便会祭祀、祈佑。除此之外,还形成许多关于水的哲学、文学艺术及建筑、民俗等。这些构成了传统水文化的主要内容。随着鸦片战争后国门的打开,近代中国的水文化内容也日渐体现出科学、现代化的特征。首先是各届政府逐步引进西方制度,形成现代化水政,对水的管理不断规范化。第二,随着教育救国论的兴起和传播,近代教育体系日臻完善,高等教育、实业教育得到快速发展,因此水利教育在晚清出现后,在民国时期逐步确立并发展。不仅各级工科学校课程得到完善,还出现多所专门水利学校,为近代水利发展提供了人才保障。第三,近代水利事业得到发展,不仅近代社会普遍认识到水利建设的重要性,还形成全社会讨论各地水利建设的现象,涌现出许多杰出的水利专家,同时也推动了近代水利科学技术的发展。第四,传统文化中的水神崇拜在科学日兴的近代中国仍继续存在,并体现出新特征。虽然水神信仰在近代逐渐式微,但由于民间信仰的依赖性和根深蒂固性,并不容易消除,从而形成了迷信与科学、传统与现代并存的局面。第五,通过发掘近代出版的书籍、报纸、期刊、名人着作等史料,探究近代民众对水的认识的变化。由于西方先进科学知识的传入,民众对水尤其是江河湖海、瀑布等自然事物的形成、变化有了更科学的认识和解读。近代各类报纸、杂志流行,不断向民众传播各类科学常识,其中关于各种形式的水的科学知识、文学作品等改变了人们对水传统认知,也改变了生活习惯,提升了国人素质,表现了中国水学的近代化。最后,作为特殊水体的海洋在近代中国有着重要的地位。近代中国的侵略者都是从海上入侵的,这就促使了近代中国海洋意识的觉醒。加之西方海权思想的传入,近代中国海防、海权思想也得到发展和完善。总之,水文化在近代中国既保留了传统社会的内容,又接纳了西方文化的内容,使水文化在“变”与“不变”中的不断发展。这体现了近代水文化对传统水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以及对西方近代先进水文化的引进与吸收;也既体现了传统文化的包容性,又体现了近代文化的先进性。在二元文化的影响下,近代中国的政治制度、教育体制、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民间信仰、科学文化等呈现出多元化、近代化的趋势,中国社会也向着现代、文明、科学的方向前进。
陈志波[5](2014)在《南京国民政府社团法制研究》文中提出在中国近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和发展过程中,社团不仅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指标,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整合渠道。及至清末,随着中国近代社会的加速转型,新式社团发展迅猛,并对中国近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产生了较大影响。为了对新式社团形成制度性规范,自清末以来,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均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社团法制建设。以南京国民政府社团法制为主题进行研究,一方面是希望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社团法制的生成、体系、构成、内容和演变过程等作一较深入的探讨;另一方面,也可以从当时社团管理的政策法规中,了解国家的政治民主性、社会开放性以及国家对社会的管理和控制能力;再一方面,我们也可以通过研究法令规制下社团发展的实际情况,对当时社会力量的整合程度,社会组织的集体行动能力以及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作出尽可能客观的评估。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在“以党治国”思想的指导下,为了重建社会秩序和社会生活,通过种种手段加紧对社会的控制和对社会组织的管理,希冀通过把社会生活结构化和把人们的行为标准化来达到社会的秩序化。当然,国民政府加强对民众团体的改组与法制建设还有其深刻的政治背景,在国民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以后,确立了训政体制,国民党与民众的关系已经由大革命时期的动员体制转变为建设时期的控制体制。在这一背景下,国民党对社团重新进行了制度约束和建构,力图建立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领导下的社团体系,以巩固国民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其中,通过制定相关社团政策和法令并加以实施,形成管控社团的法制框架,是南京国民政府力图控制社团、整合社会力量的重要途径。南京国民政府社团法制的生成进程主要分为起步期、密集期、稳定期、应急期、衰退期等五个时期,在体系、构成和内容上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建设。在体系上,整个中央社团法制从立法学的角度来看基本包括宪法及宪法性文件,刑法、民法及其关系法,社团基本法,社团单行法,行政法规和规章、条例等五个层次;社团法制则主要由社团共同法令、职业团体法制、自由职业团体法制和社会团体法制四大部分构成;社团法制的内容较为庞杂,但包括了社团的设立及解散,社团的组织运作,社团的经费来源,社团的违法惩戒等基本内容。整个社团法制呈现出生成过程曲折,处于官方严格主导之下,立法环境的常态与非常态交织,法令成果多却内容庞杂简单等特点。在进行社团法制建设的同时,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亦从社团管理主体层面不断强化社团法制的实施。一方面,社团法制作为国家控制社会制度设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被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制订并加以执行;另一方面,经过国民党党部和政府的激烈争夺,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已经初步形成一个“党政合力”的社团管理体制。当然,在这一体制中,党部和政府对社团的具体监管方式和途径是有区别的。在国民党中央社会部改隶行政院之前,国民党党部掌控社团的领导权,这一领导权主要包括对社团的政治指导权,社团组织的选择权和许可权,社团负责人的派遣权,要求党员介入社团的日常活动,利用党团力量加强对社团的控制等;而政府方面则主要对社团行使监督之权责,其中包括登记备案权、监督权和业务指导权。相比于“政”对社团的监督和管理,“党”的渗透在总体上更有效、更根本,且途径更为复杂和隐秘。在国民党中央社会部改隶行政院之后,“党”对社团的管理职权逐渐向“政”发生让渡,国家对社团的监督和管理基本实现了行政化、专门化。国民党党部由原先的主导地位逐步退居辅助地位。对于社团自身的发展而言,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社团法制对社团政治、经济和公益三大功能的规制作用十分明显。通过法令的调控,南京国民政府将各类社团纳入国家社团主义轨道,尤其是重要的社会群体和经济行业等都被组织成社团,接受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领导与监管,以利于进行社会政治动员,协助政府推行财经政令及经济统制,承担政府力所不及的公益事务等。从这一角度看,南京国民政府得以协调国家与社会之间以及社会各群体和行业之间的冲突,将组织化的社会群体能量引导到为国民党政府的“党国”目标服务之上。总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社团法制有其进步意义,通过社团法制建设及其实施,国家的目标虽然基本实现,社团的诉求也得到部分满足,但是由于国家的目标与社团的诉求并不完全一致,社团法制存在诸多局限,制约了社团的发展,最终也阻碍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协调发展。研究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社团法制的得与失,也能为我们今天的社团法制建设提供了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汪娟[6](2013)在《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构建及其运行机制研究》文中认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我国面向未来的一项重大战略抉择。城市作为国家或一定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整个国家创新体系中处于最为重要的地位。构建城市技术创新体系,对于促进现代城市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建设创新性国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国内外许多城市都在积极进行城市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的探索。作为中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湖南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长沙市一直重视创新发展,近年来更是提出了“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的重大战略决策。技术创新体系是城市创新体系的主要构成,在长沙市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战略中处于核心和基础的地位。那么,如何来定位长沙市的技术创新体系,从哪些方面来构建城市技术创新体系,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推进城市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如何有效运作和管理城市技术创新体系?这些问题是长沙市在推进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中亟待解决根本性问题。本文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视角,对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构建及其运行机制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一方面将为长沙市建设创新型城市提供科学的决策参考;另一方面也将充实、拓展技术创新理论的研究。本文在对长沙市城市技术创新体系构建进行理论分析和现状考察的基础上,从推进动力、运行机制和支撑体系三个层次,深入地探讨了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构建及其运行机制,揭示了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特质、构成及其运行规律,解决了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由什么构成、如何去推进、怎样去运作、如何有效治理等重要问题。城市技术创新体系是城市技术创新相关主体、要素、条件及其运行机制的综合系统,主要由技术创新的主体系统和功能系统构成,主体系统由企业、政府、高校、科研机构、中介机构等构成;功能系统包括科技知识创新系统、科技成果的转化与扩散系统,科技价值实现系统等。长沙市城市技术创新体系的构建,是长沙市创新型城市建设的基本要求,是实现长沙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和两型社会建设的重要条件,是提升长沙城市竞争力,发挥长沙区域经济增长极作用的重要保障。构建和完善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和可行的,长沙市已经在经济基础、人力资源、政策环境、文化观念等方面奠定了良好基础,为长沙市推进技术创新体系的建设提供了良好条件。目前,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建设还处于初步阶段,长沙市技术创新活动取得了重要成绩,也存在着明显问题。如科技人员、科技经费投入冗余,科技创新效率不高,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不完善,技术创新过程不连续,重大和原始科技创新稀少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长沙市科技创新体系的进一步健全和完善。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建设,是依靠一定的动力机制来推进的。本文探讨了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构建的动力机制,认为市场需求和竞争的是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构建的拉动力,科技发展内在需求是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构建的推动力,城市发展和竞争是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构建的促进力,企业发展与竞争是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构建的自动力,政府政策导向为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构建提供掌控力。目前,国内外推进城市技术创新体系构建的模式主要有市场主导、政府主导和政府引导市场推动三种基本模式,基于对三种模式特点和适应性的分析,依据对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构建的条件和环境分析,为了体现出长沙市的特点,我们认为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推进模式应该选择政府引导市场推动的模式,这一推进模式可以具体应该表述为:市场主导、政府扶引、企业主体、协同推进。长沙市技术创城市技术创新体系构建是靠政府、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中间服务机构等相关主体来推进的,本文分别对这些主体的行为和其激励机制进行了研究。首先,利用博弈论分析了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在城市技术创新体系构建中的行为选择,揭示了在什么条件下政府相关部门会选择积极推进城市技术活动的策略,并从政绩考核机制、晋升激励机制、物质和精神激励以及监督约束机制和反向激励等四方面,提出了激励政府相关部门推进技术创新行为的对策建议。其次,分析了企业投入技术创新活动的博弈策略,提出了加大企业创新投入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建议;再次,分析了高校和科研机构在技术创新体系中的行为选择,提出了有效激励科研组织和人员积极开展科技创新活动的体制机制安排。构建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需要形成有效的运行机制。一方面,文章探讨了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组织模式,基于对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面临的任务、条件和环境的分析,提出适合长沙市技术创新系统构建的组织模式是“官产学研金”合作方式,并深入阐明了五者之间的具体合作方式和机制。另一方面,全面分析了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运作和实现机制。不仅探讨了科技知识的投入产出机制,提出了提高长沙市科技创新投入产出效率的对策建议;而且分析了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机制,阐明了有效促进科技成果价值实现的途径和条件;同时也考察了科技创新成果的推广机制,提出了扩大科技成果的应用和推广的方式和措施。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将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分析,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从技术创新体系内部结构入手,研究了在创新活动过程中形成的动态反馈系统,并对其进行系统仿真模拟研究,深刻揭示了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系统运行特征和规律。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有效运行,需要健全相应的支撑系统。文章主要从人才支撑、平台建设、市场机制、政府支持四个方面进行了研究。人才是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最重要的资源和支撑因素,文章在研究科技人才的引进、培养和使用机制等基础上,提出了健全长沙市科技人才体系的政策建议。平台作为科技创新和集群创新的基地,在现代科技创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在对长沙市现有科技园区、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等创新平台进行考察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扩大创新平台建设,充分发挥平台功能,促进技术创新的对策建议。市场是技术创新的原动力,文章分析了长沙市的科技市场发展状况及其问题,提出了进一步健全长沙市科技市场体系的思路和措施。政府的政策和行为是城市技术创新体系有效运行的关键制约因素,本文从政府的引导机制、扶持机制、服务机制、管理机制四个方面,提出了健全长沙市政府支撑体系的对策建议。本文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对长沙市这一特定对象的技术创新体系进行了创新性研究;对城市技术创新体系的分散内容进行了综合集成,并且对研究较缺乏的领域进行了拓展性研究;提出了一系列针对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具有创新性的见解和政策建议;在研究过程中,对先进研究方法进行了综合性、创新性应用等。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主要有:本文对于技术创新体系构建的研究主要从长沙市创新系统的现实状态、推进机制、运行机制以及支撑体系四个层面来进行,在技术创新体系构建过程中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有待研究,如可以对城市化、产业集聚中的竞争对城市技术创新产生的影响等方面展开研究,而且本文主要是利用长沙市的数据资料进行相应的分析,没有将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构建与其他区域进行对比分析,以后可以沿着这个方向做进一步研究。
谢海瑛[7](2012)在《省级学术团体学术能力建设思考——以贵州省气象学会为例》文中指出该文通过对贵州省气象学会发展历程中学术活动开展情况的分析,揭示了学术能力在学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对如何提高省级学会学术能力进行了思考和探讨,提出了加强学术团体学术能力建设的5点对策。
王新春[8](2012)在《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考古学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西北科学考查团(简称“西北科学考查团”)是在1927年由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合作组建的学术考察团体。它是近现代第一个由中国人主持的西北科学考察团体,成员包括了中国、瑞典、德国、丹麦等国的学者,考察时间长达8年,考察地域包括了中国北方、西北、中部的十二个省份,考察内容涵盖了地理学、大地测量学、地质学、古植物学、古无脊椎动物学、古脊椎动物学、考古学、民族学、气象学、动物学、植物学等十多个学科领域。本文以西北科学考查团的考古作为主要研究内容,从学术史的角度出发,对西北科学考查团的考古调查和研究成果进行专题研究,力图全面、系统、细致地总结考察团在中国西北地区的田野考古和研究成果,探讨其在近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价值和意义。以此为目的,本论文分为七个章节进行论述:第一章首先对西北科学考查团组建的背景、过程和影响进行论述,指出了考古方面是中国学术界与斯文·赫定争议的核心,分析中国学者和斯文·赫定在考古学方面的态度和作为。第二章全面论述了西北科学考查团的考古工作。本文首次将非考古专业学者的考古活动纳入了研究范畴,展现了西北科学考查团田野考古的完整面貌,促进了人们对近现代中国西北考古认识更加全面和完整。第三章以调查搜集品的流散和保存为核心,首先梳理整个西北科学考查团的搜集品的运输情况,弄清考古搜集品的内容和运输过程,然后对斯文·赫定借出考古搜集品的规定、流程等问题进行细致的研究,最后细致调查、梳理了考古搜集品的存放地点、损失情况、流散情况和最后的保存地。第四章概述了中国和瑞典的考古研究着述,主要论述西北科学考查团所获文书的刊布与研究状况,并在细节方面进行了考证。第五章论述了瑞典学者的考古研究情况,以期展现瑞典关于西北科学考查团考古研究成果之全貌,并对这部分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进行评述。第六章对西北科学考查团的两位专门的考古学者贝格曼与黄文弼进行专题研究,系统总结两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和价值,并从学术背景、考察目的、考察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对二人的考古和研究进行对比,分析东西方视野下的中国西北考古研究之异同,并对他们在现代中国西北考古中的意义和价值进行探讨。第七章通过三个方面的论述,分析西北科学考查团的考古研究与近代中国考古学之兴起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及对中外学术发展的影响,从而对其在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中的地位有一准确的定位。
王银凤[9](2011)在《追踪科协八大——向科技工作者致敬!》文中提出中国科协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圆满落幕。在科协八大的闭幕式上,中国科协举行了颁奖仪式,授予北京林学会等200个集体"全国科协系统先进集体"荣誉称号,授予刘晓勘等499名同志"全国科协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其中中国石化集团北京燕山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科学技术协会等32个集体为"全国科协系统先进集体标兵",李玉明等31人为"全国科协系统先进工作者标兵"。
张礼永[10](2011)在《教育建设的第三条道路 ——民国时期教育研究组织之探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代中国经过几番磨难,终于深刻地体会到新式教育的重要。教育行政者有感于教育的落后,故而从清末的“预备立宪”开始,到辛亥以后的“五族共和”,以及北伐后的“定都南京”,都将“教育普及”作为矢志不渝的追求。只是中央政府愿虽宏,力却薄,且贫困至极,又不可能走“先富后教”的道路,只好借助民间的力量,但是千余年来民众未曾有过团体生活的训练,不能全部交由民间,故而只能走官倡民助的“第三条道路”。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建立新式学堂,树立现代学制,没有丝毫的经验能够传承,也不能依靠一两位学者的个人见解,故而需要众人商议,群策群力,这就使得中国的教育研究,从最初就不是学者的业务,而是众人的事务,这就产生了中国式的教育会,与西方的不一样,这是当时教育研究组织的第一类。随着新式学校的逐渐发展,教育上出现了一些急需要解决、但是行政机关一时无力解决的问题,如职业教育问题、儿童教育问题、民众教育问题等,故而出现了指向于各种问题的各式教育社,它们是当时教育研究组织的第二类。到了一定的阶段,教育学术落后的问题开始突显出来,并且成为教育继续发展的障碍,故而又出现了新一类的教育研究组织,即教育学会。从地方型的教育会,到事业型的教育社,再到学术型的教育学会,由此构成了民国时期教育研究组织的基本形态。它们是“第三条道路”的主要力量,三者随着新式教育发展逐渐出现:民国前期(辛亥革命后至北伐战争前),立足于地方的教育会,因中央及省级教育行政的萎缩,而联合组成全国性的教育会联合会,并和后起的教育社密切联系,在军阀混战的空隙中,直接指导了20年代的教育改革,实为本国民间教育研究运动的一个高峰。民国后期(北伐战争后至解放前),执政的国民党鉴于此前民众运动风起云涌,感受到了有“威胁”,故而对于社会组织加强了控制,地方的教育会面临着被停摆的困境,其后经过整顿才得以恢复,但元气已伤,不复此前光景。教育社当时亦受波折,随着社会环境的逐渐稳定,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类别、数量、人员诸方面均有进步。此后,它们与教育学会又联合组成了中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会,在抗战的艰苦环境中,继续坚持着教育的研究,展现了我中华民族坚贞不屈的精神。三级教育研究组织自身也有所变化,如从自然人变成了社团法人,从会长制转向了委员制,就教育研究而言,从民间代议的形式,转向了民间合议等等。走中国式的“第三条道路”来发展教育,原本为无奈之下的权宜之计,却有意料之外的收获,那就是符合国情,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至于走这条道路所经受的种种波折,以及道路本身的起起伏伏、疙疙瘩瘩,则可能是学习所免不了的学费。今日之中国,依然还很不富裕,普及教育的追求也未更改,教育学术研究水平依然需要加以提高,历史的经验值得加以关注。
二、省气象学会第八届全省会员代表大会在沈召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省气象学会第八届全省会员代表大会在沈召开(论文提纲范文)
(1)“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问题缘起 |
二、学术前史 |
(一) 关于中国近代大学的通论性研究 |
(二) 大学个案及专题研究 |
(三) 关于国立山东大学的研究 |
(四) 对已有成果的检讨及本选题努力的方向 |
三、写作视角和方法 |
(一) 选题的概念界定 |
(二) 研究的创新点及难点 |
(三) 研究思路 |
第一章 山东高等教育发展历程及国立山东大学的源起 |
一、近代山东高等教育的起步阶段 |
(一) 近代山东高等教育的变迁—以济南、青岛两地为例 |
(二) 近代山东高等教育发展现象之成因 |
二、国立青岛大学的建立及更名国立山东大学 |
(一) 筹备委员会的成立及其活动 |
(二) 具体建校工作 |
(三) 国立山东大学的定名 |
三、山东大学起源考辩 |
(一) 山大校史的阐释史 |
(二) 编写校史的争议与山东大学校史起点的考订 |
小结 |
第二章 战前的国立山东大学(1930-1937) |
一、山大与中央及地方政府关于经费及科系设置问题的博弈 |
(一) 杨振声掌校时期的山大与地方政府的互动 |
(二) 1932年后政府与校方的合作与分歧 |
(三) 学校经费的争取 |
二、办学方针与学校建设 |
(一) 办学方针 |
(二) 营建方面 |
(三) 设备方面 |
(四) 院系建制 |
(五) 师资延聘 |
(六) 校务行政 |
三、战前山大的教学与日常生活 |
(一) 战前山大招生与教研工作 |
(二) 青岛环境与山大学生日常生活 |
(三) 对于“新月派”和“大同盟派”几个问题的澄清兼谈山大教员群体之交往 |
四、战前山大的学生运动 |
(一) 反甄别运动的波澜 |
(二) “九·一八”后的赴京请愿 |
(三) 1932年的“六月风波”与杨振声的黯然下台 |
(四) 学运低潮期的活动(1932-1936) |
(五) 山大学生响应北平“反对华北自治化”学运及其解决 |
(六) 山大的风潮之特殊性与得失 |
小结 |
第三章 全面抗战与国立山东大学的停办及复校 |
一、鲁青地区的沦陷 |
二、国立山东大学的西迁与停办 |
三、鲁殿重光——艰难复校的历程 |
(一) 山大解散后争取复校的工作与复员政策的确立 |
(二) 复校工作的具体开展 |
小结 |
第四章 战后山大的恢复与重整(1946-1949) |
一、“祸乱边缘的都市”——内战中的鲁青地区 |
(一) 国民党接收青岛后的内外局势 |
(二) 美国势力在青岛 |
(三) “难民城”和“乞丐市” |
(四) 经济问题 |
(五) 青岛市政府甄审政策的失误 |
二、经费与学校的恢复建设 |
(一) 校舍与设备的扩充 |
(二) 教员的招聘与薪资 |
(三) 行政组织的完善 |
(四) 院系建制的扩充 |
三、战后山大的教学与师生的日常生活 |
(一) 学生的招收与救济 |
(二) 日常教学与测验 |
(三) 校内的社团及课余活动 |
(四) 社会服务工作 |
四、战后山大的学生运动 |
(一) 复员初期的预备工作及“六·二”运动 |
(二) “六·二”运动后的蓄势待发(1947年6月-1948年秋) |
(三) 特刑庭事件及教师第二次罢教 |
(四) 护校运动 |
小结 |
第五章 国立山东大学发展的困境 |
一、“中心”地区国立大学的发展优势 |
(一) 政治中心及次中心里的国立大学 |
(二) 经济中心里的国立大学 |
(三) 文化中心里的国立大学 |
二、另一所地方性国立大学——国立四川大学的机遇 |
三、国立山东大学的发展困境及其成因 |
(一) 演变态势与发展困境 |
(二) 成因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 |
致谢 |
(2)南京近代商业建筑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0. 绪论 |
0.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0.1.1 选题背景 |
0.1.2 研究意义 |
0.1.3 研究的创新性 |
0.2 已有相关研究述要 |
0.3 关于本文研究的一些说明 |
0.3.1“南京近代”在本文中的含义 |
0.3.2 相关概念解释 |
0.3.3 论文采用的研究方法 |
第一章 近代以前南京的商业区布局与商业建筑 |
1.1 南京城史地特征与商业区布局 |
1.1.1 城市格局与商业区分布 |
1.1.2 城南水系与商业街市布局 |
1.2 商业街市与小型临街商业建筑:南京传统商业空间的两种原型 |
1.2.1 传统商业街市 |
1.2.2 小型临街商业建筑 |
1.3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晚清及民国初年南京的商业街市与商业建筑(晚清~1927) |
2.1 概述:晚清至民国初年南京的商业区与商业街市 |
2.1.1 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与商业区的变迁 |
2.1.2 商业街市与小型临街商业建筑的发展特征 |
2.2 下关开埠与商埠现代化 |
2.2.1 下关地区的历史沿革与商业位势 |
2.2.2 下关的商业街市与新商业建筑类型 |
2.2.3 西风东渐的建筑形式:外廊样式 |
2.2.4 小结 |
2.3 清末新政与南洋劝业会 |
2.3.1 南洋劝业会的背景 |
2.3.2 南洋劝业会的缘起与筹备 |
2.3.3 端方的现代化理想与劝业会场的布局与空间 |
2.3.4 南洋劝业会的现代化空间体验 |
2.3.5 聚珍赛奇:南洋劝业会的展品与陈赛 |
2.3.6 南洋劝业会与南京城市改造及城市近代化 |
2.3.7 小结 |
2.4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新商业区计划、旧城商业街区改造及商业设施建设(1927-1937) |
3.1 概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南京的商业概况及商业设施建设 |
3.1.1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南京社会与商业概况 |
3.1.2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城市商业街区及商业设施发展概况 |
3.2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新商业区计划 |
3.2.1 《首都计划》前的商业区计划 |
3.2.2 《首都计划》关于商业区与商业设施的计划 |
3.2.3 《首都计划》后关于工商业区的计划 |
3.3 新商业区的开辟与旧城商业街道的改造 |
3.3.1 新街口银行及商业区规划及建设 |
3.3.2 旧城商业街道的改造 |
3.4 国货运动与南京的现代化商业设施(1927 年~1937 年) |
3.4.1 国货运动的背景及其发展 |
3.4.2 国货陈列馆:宣传国货的大本营 |
3.4.3 国货公司:政府导向的国货事业 |
3.4.4 中央商场:抗战前“南京唯一之大规模商场”(1934 年~1936 年) |
3.5 社会改良类商业设施:大型菜场的建设 |
3.6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日占时期南京商业设施的改造与建设(1937-1945) |
4.1 背景:日军对南京城市商业设施的破坏 |
4.2 概述:日占时期南京城市商业概况与商业设施建设 |
4.2.1 日占时期南京社会及商业概况 |
4.2.2 日占时期南京的商业设施建设与发展概况 |
4.3 日本人创办的商业设施 |
4.3.1“日人街”的划定 |
4.3.2 日本连锁型百货商店的出现 |
4.3.3 日本商人的市房改造与建设 |
4.4 当局的商业设施改造与建设 |
4.4.1 1938至1940年间的菜场、市房与简易市场的改造与建设 |
4.4.2 1940年以后的市房建设 |
4.5 中国商人创办的集中型商业设施 |
4.5.1 内街式集中型商业设施:商场 |
4.5.2 简易的集中型商业设施:市场 |
4.6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抗日战争胜利后南京商业设施的发展(1945~1949) |
5.1 概述:抗日战争胜利后南京城市商业概况与商业设施 |
5.1.1 抗日战争胜利后南京社会与商业概况 |
5.1.2 抗日战争胜利后南京城市商业区及商业设施发展概况 |
5.2 抗日战争胜利后南京商业街区的改良与建设 |
5.2.1 既有商业区的改良计划 |
5.2.2 市区的北拓:中山北路沿线建设 |
5.3 国货运动与南京的现代化商业设施(1945 年~1949 年) |
5.3.1 国货运动的背景 |
5.3.2 中央商场的改造与扩建(1945 年~1946 年) |
5.3.3 国货公司的复业与续办 |
5.3.4 国货展览会的创办 |
5.4 当局主办的大型商业设施 |
5.4.1 下关热河路商场及菜场(1946 年~1947 年) |
5.4.2 八府塘菜场(1946 年~1947 年) |
5.5 商人创办的大型商场和市房 |
5.5.1 商办的大型商业设施 |
5.5.2 市房的营建与改造 |
5.6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南京近代商业建筑空间形式发展特征探析 |
6.1 南京近代传统商业街市与小型临街商业建筑空间的现代化演绎 |
6.1.1 传统商业街市的空间形式演绎及特征 |
6.1.2 传统小型临街商业建筑的空间形式演绎及特征 |
6.2 南京近代市房建筑的空间形式特征 |
6.2.1 市房的建筑类型及其特征 |
6.2.2 市房店面的商业元素 |
6.3 南京近代大型商场建筑的空间形式特征 |
6.3.1 大型商场的发展沿革 |
6.3.2 大型商场的建筑空间形式探析 |
6.4 南京近代商业建筑空间形式发展的原因探析 |
6.5 本章小结 |
结论与启示 |
(一) 南京近代商业建筑发展的历史轨迹综述 |
(二) 南京近代商业建筑的现代化发展特征 |
(三) 认识和启示 |
结语 |
致谢 |
主要参考文献 |
论文附录 |
博士期间发表论文 |
(3)民国时期中国气象学会会员群体研究(1924-1949)(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依据与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四、研究内容 |
五、创新之处 |
六、资料概况 |
第一章 中国气象学会成立背景与过程 |
第一节 清末气象知识、仪器与技术“西学东渐” |
第二节 民国初期中央观象台气象科成立与青岛测候所初步收回 |
第三节 科学救国思潮与军阀割据混战 |
第四节 中国气象学会正式成立 |
第二章 气象学会会员群体形成、发展与分化 |
第一节 气象学会会员群体形成 |
第二节 气象学会会员群体发展 |
第三节 气象学会会员群体分化 |
第三章 气象学会会员群体特征分析 |
第一节 气象学会会员群体构成 |
第二节 气象学会会员群体规范 |
第四章 气象学会会员群体价值取向 |
第一节 气象学会会员群体价值取向由来 |
第二节 气象学会会员群体价值取向表现 |
第五章 气象学会会员群体作用和影响 |
第一节 推动中国近现代气象事业建设 |
第二节 开拓中国近现代气象科学研究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4)近代中国水文化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章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水文化 |
第一节 中国历代对水资源的管理 |
一、历代水官 |
二、历代水利法规和制度 |
第二节 中国历代对水文的记录和研究 |
一、先秦文献中的水文记载 |
二、正史中的水文记载 |
三、地理着作中的水文记载 |
四、历代水利专着 |
五、其它着作中的水文记载 |
第三节 中国历代水利与农耕文明 |
一、治水传说与春秋战国时期水利事业的初步发展 |
二、秦汉时期水利工程的蓬勃发展 |
三、隋唐时期水利工程的普遍发展 |
四、宋元时期水利事业的繁荣 |
五、明至清前期的水利成就 |
第四节 中国历代水崇拜 |
一、水与水神家族、水神神话 |
二、历代水神祭祀与水神庙 |
第五节 中国历代“水”文学 |
一、诸子论水 |
二、诗词歌赋中的水 |
三、祈雨文 |
第六节 其它领域的水文化 |
一、水与音乐 |
二、水与绘画 |
三、水与古典园林 |
四、其它方面的“水” |
小结 |
第二章 近代中国的水政 |
第一节 晚清对水资源及利用的管理 |
一、晚清河政变化 |
二、晚清漕运 |
三、晚清水政其它方面的变化 |
第二节 民国初期的国家水政 |
一、北京政府时期的水政 |
二、水政统一之前:南京政府时期的水政 |
第三节 南京政府时期全国水利行政之统一 |
一、建设委员会的努力 |
二、水利行政统一之经过 |
三、水政统一之后:南京政府时期的水政 |
第四节 民国时期水利行政之评价与思考 |
一、水利行政统一之评价 |
二、水利行政建设之特点 |
三、关于流域管理体制 |
第五节 近代水法规 |
一、晚清水法规和制度 |
二、民国水法规 |
小结 |
第三章 近代中国水教育 |
第一节 近代中国水利教育的萌芽与确立(1875—1912) |
一、近代水利教育初露端倪 |
二、晚清学制中的水利教育 |
第二节 中国近代水利教育的确立(1912—1922) |
一、壬子癸丑学制的出台 |
二、实业教育体系中的水利教育 |
第三节 中国近代水利教育的发展(1922—1937) |
一、壬戌学制时期(1922—1927) |
二、壬戌学制颁布后相关法规的颁布和修正(1927—1937) |
第四节 抗战时期的中国水利教育(1937—1949) |
一、抗战时期水利教育的发展 |
二、战后水利教育事业的艰难发展 |
第五节 近代水利教育机构举例 |
一、河海工程测绘养成所 |
二、河海工程专门学校 |
三、河南水利工程专科学校 |
小结 |
第四章 近代中国水利文化 |
第一节 近代中国对水利的认识 |
一、近代关于水利概念之认识 |
二、近代关于水利作用之认识 |
三、近代关于水利建设之认识 |
四、近代关于古代水利之研究 |
五、近代关于西方水利之介绍 |
第二节 近代全国水利建设之研究 |
一、近代关于各省水利建设之研究 |
二、近代关于各流域水利建设之研究 |
第三节 近代水利科学技术的发展 |
一、早期外国传教士的传播 |
二、西方新技术的引进及在中国的应用与发展 |
三、聘请国外水利专家 |
四、派遣留学生 |
五、近代水利技术研究机构的设立 |
六、近代关于水利技术书籍的出版 |
第四节 近代主要水利人物研究 |
一、林则徐兴办水利 |
二、左宗棠督办水利 |
三、张謇倡导治淮 |
四、孙中山与近代水利 |
五、李仪祉与近代水利发展 |
六、冯玉祥水利实践与水利思想 |
七、张含英与黄河治理 |
八、近代其他水利专家 |
小结 |
第五章 近代中国的水神崇拜 |
第一节 近代中国水神崇拜 |
一、晚清时期的水神崇拜 |
二、民国时期的水神崇拜 |
第二节 近代中国的水旱灾害与水神崇拜 |
一、近代水灾和水神崇拜 |
二、近代旱灾和水神崇拜 |
第三节 近代水神之治水英雄崇拜 |
一、近代大禹崇拜 |
二、近代李冰与二郎神崇拜 |
第四节 近代水神崇拜的社会功用和文化阐释 |
一、近代水神崇拜的社会功用 |
二、近代水神崇拜的文化阐释 |
三、传统与现代撞击下的水神崇拜 |
小结 |
第六章 近代中国的水认知 |
第一节 近代国人对“水”的认识 |
一、西方传教士对“水”的宣传 |
二、近代外文报纸中的“水” |
三、近代国人眼中的“水” |
四、近代关于“水”的书籍 |
第二节 近代中国社会对“江”的认识 |
一、近代报刊杂志中的“江” |
二、近代报刊杂志中的“扬子江” |
第三节 近代中国社会对“河”的认识 |
一、近代报刊杂志中“河” |
二、近代报刊杂志中的“黄河” |
第四节 近代中国社会对“湖”、“瀑”的认识 |
一、近代报刊杂志中的“湖” |
二、近代报刊杂志中的“瀑” |
小结 |
第七章 近代海洋文化 |
第一节 近代中国海防思想 |
一、鸦片战争时期中国海防思想的萌芽 |
二、鸦片战争结束到辛亥革命前中国海防思想的发展 |
三、民国时期中国海防思想的缓慢发展 |
第二节 近代中国国民海洋意识的觉醒 |
一、近代国民海防意识的觉醒 |
二、近代国民海权意识的觉醒 |
第三节 近代中国社会对“海”的认识 |
一、关于“海”的自然常识 |
二、近代报刊中关于“海”的文章 |
第四节 中国近代海洋科学成就 |
一、近代中国海洋学发展概况 |
二、近代中国的海洋调查 |
三、近代中国的物理海洋学 |
四、近代中国的海洋地质学与海洋地理学 |
小结 |
结语:中国水文化之近代化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发表学术论文 |
后记 |
(5)南京国民政府社团法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提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选题缘起 |
二、 学术史回顾 |
三、 相关概念的界定 |
四、 研究的思路、方法和框架 |
五、 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南京国民政府社团法制的历史基础 |
第一节 清末社团法制的肇始 |
一、 清末社团法制产生的历史渊源 |
二、 清末社团法制产生的原因分析 |
三、 清末社团法制的概况及其实施效果 |
第二节 北洋政府时期社团法制的发展 |
一、 北洋政府时期社团法制发展的背景 |
二、 北洋政府时期社团法制发展的原因 |
三、 北洋政府时期社团法制的概况及其实施效果 |
第三节 清末民初社团法制的进步与不足 |
一、 清末民初社团法制的进步性 |
二、 清末民初社团法制存在的不足 |
第二章 南京国民政府社团法制的生成和体系建构 |
第一节 南京国民政府社团法制的指导思想和动机 |
一、 南京国民政府社团法制的指导思想 |
二、 南京国民政府社团法制的动机分析 |
第二节 南京国民政府社团法制生成的进程 |
一、 社团法制建设的起步期 |
二、 社团法制建设的密集期 |
三、 社团法制建设的稳定期 |
四、 社团法制建设的应急期 |
五、 社团法制建设的衰退期 |
第三节 南京国民政府社团法制的体系和构成 |
一、 南京国民政府社团法制的体系 |
二、 南京国民政府社团法制的构成 |
第三章 南京国民政府社团法制的基本内容 |
第一节 基本内容的解读 |
一、 社团的设立及解散程序 |
二、 社团的组织运作 |
三、 社团的经费来源 |
四、 社团的违法惩戒 |
第二节 基本内容的评析 |
一、 南京国民政府社团法制的近代比较 |
二、 南京国民政府社团法制的针对性与缺失 |
第四章 南京国民政府社团法制的实施 |
第一节 角色的设定:国家社团主义的诉求 |
一、 国家控制社会的制度设计 |
二、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的社团整理和重组 |
三、 抗战时期的社团统制 |
第二节 党政的博弈:社团管理体制的形成 |
一、 党政纠纷:对民众团体领导权的争夺 |
二、 党政合力:社团“双轨”管理体制的形成 |
第三节 党政对社团实施管理的具体途径 |
一、 党部的指导和领导 |
二、 政府的监督和管理 |
三、 社会部的改隶及社团管理权限的变化 |
第五章 南京国民政府社团法制对社团功能的规制 |
第一节 社团法制对社团政治功能的规制 |
一、 法律规制下的社团政治动员 |
二、 法律规制下的社团政治参与 |
三、 法律规制下的社团政治抗争 |
第二节 社团法制对社团经济功能的规制——以商会和工商同业公会为例 |
一、 社团法制与经济社团的法律地位及法律授权 |
二、 经济社团与政府财经政令的推行 |
三、 社团法制下的战时工商团体管制与经济统制 |
第三节 社团法制对社团公益功能的规制 |
一、 社团法制中关于社团公益的内容 |
二、 法律规制下的社团公益——以抗战时期广西民间社团与社会救助为例 |
第六章 南京国民政府社团法制评析 |
第一节 互动视角下的国家、社会与社团法制 |
一、 强化社团的管控:国家社团法制目标的基本实现 |
二、 社团法制的发展:社团诉求的部分满足 |
第二节 社团法制的制约性与局限性 |
一、 社团法制对民间社团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
二、 社团法制与法制现代化的标准仍存在一定差距 |
三、 社团法制阻碍了社会的民主化进程 |
余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南京国民政府社团法令一览表 |
表图索引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6)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构建及其运行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Abstract 插图索引 附表索引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选题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国内外关于技术创新体系的理论综述 |
1.2.2 国内外关于技术创新体系实证研究综述 |
1.2.3 文献评述 |
1.3 研究内容和框架 |
1.3.1 主要内容 |
1.3.2 技术路线图 |
1.4 研究方法及可能的创新点 |
1.4.1 研究方法 |
1.4.2 可能的创新点 第2章 长沙市城市技术创新体系构建的理论分析 |
2.1 城市技术创新体系的界定与构成 |
2.1.1 城市技术创新体系的界定 |
2.1.2 城市技术创新体系的构成 |
2.2 构建和完善长沙市城市技术创新体系的必要性 |
2.2.1 技术创新体系构建与长沙市经济社会发展 |
2.2.2 长沙技术创新体系对经济社会发展作用的实证分析 |
2.3 构建和完善长沙市城市技术创新体系的可行性分析 |
2.3.1 构建和完善长沙市城市技术创新体系的经济基础 |
2.3.2 构建和完善长沙市城市技术创新体系的人力资源基础 |
2.3.3 构建和完善长沙市城市技术创新体系的政策制度环境 |
2.3.4 构建和完善长沙市城市技术创新体系的创新文化环境 第3章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现状的考察和分析 |
3.1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发展的过程 |
3.2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现状的评估 |
3.2.1 研究方法的选择 |
3.2.2 指标体系的构建 |
3.2.3 数据来源说明 |
3.2.4 长沙等省会城市技术创新效率的实证分析 |
3.3 技术创新体系构建的影响因素分析 |
3.3.1 DEA-Tobit“两阶段法” |
3.3.2 技术创新体系创新效率影响因素指标设计 |
3.3.3 数据来源与统计描述 |
3.3.4 技术创新体系创新效率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分析 |
3.3.5 研究结论 第4章 国内外城市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的经验考察 |
4.1 国外城市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的经验 |
4.1.1 美国——企业主体型 |
4.1.2 英国——知识带动型 |
4.1.3 日本——技术引进型 |
4.1.4 印度——政府推动型 |
4.2 国内城市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的经验 |
4.2.1 北京市经验 |
4.2.2 上海市经验 |
4.2.3 大连市经验 |
4.2.4 深圳市经验 |
4.3 国内外城市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经验的比较与借鉴 |
4.3.1 国外经验的比较与借鉴 |
4.3.2 国内经验的比较与借鉴 第5章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构建的动力机制研究 |
5.1 长沙市城市技术创新体系构建的动力 |
5.1.1 市场需求和竞争的拉动力 |
5.1.2 科技发展内在需求的推动力 |
5.1.3 城市发展和竞争的促进力 |
5.1.4 企业发展与竞争的自动力 |
5.1.5 政府政策导向的掌控力 |
5.2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推进模式选择 |
5.2.1 城市技术创新体系推进的基本模式 |
5.2.2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推进模式的选择 第6章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主体激励机制构建 |
6.1 长沙市政府推进技术创新行为及其激励机制 |
6.1.1 推进创新行为现状分析 |
6.1.2 政府在技术创新体系中职能的明确界定 |
6.1.3 促使政府推进技术创新的博弈分析 |
6.1.4 政府促进技术创新的激励约束机制设计 |
6.2 长沙市企业技术创新行为及其激励机制 |
6.2.1 创新行为现状分析 |
6.2.2 促进企业选择技术创新行为的激励机制构建 |
6.3 长沙市科研机构技术创新行为及其激励机制 |
6.3.1 创新行为现状分析 |
6.3.2 促进科研机构积极投入技术创新的条件 |
6.3.3 促进创新的激励机制构建 |
6.4 长沙市中介机构服务和支持技术创新行为及其激励机制 |
6.4.1 技术创新中介服务现状分析 |
6.4.2 促进中介机构服务创新行为的激励机制 第7章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组织模式的选择研究 |
7.1 技术创新基本组织模式比较分析 |
7.1.1 “产学研”合作模式 |
7.1.2 “官产学研”合作模式 |
7.1.3 “官产学研金”合作模式 |
7.2 长沙市技术创新组织模式的选择 |
7.2.1 产学研结合的必要性 |
7.2.2 官与产学研结合的必要性 |
7.2.3 金与产学研结合的必要性 |
7.3 长沙市技术创新系统“官产学研金”的具体合作方式 |
7.3.1 产学研合作方式 |
7.3.2 官与产学研结合方式 |
7.3.3 金与产学研的结合方式 第8章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运作和实现机制 |
8.1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 R&D 投入产出机制 |
8.1.1 R&D 投入产出现状 |
8.1.2 R&D 活动的投入产出机制 |
8.1.3 完善 R&D 投入产出机制的政策建议 |
8.2 长沙市技术创新成果的转化机制 |
8.2.1 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的现状 |
8.2.2 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存在的问题 |
8.2.3 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的机制 |
8.2.4 完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机制的政策建议 |
8.3 长沙市技术创新成果的推广机制 |
8.3.1 技术创新成果推广的现状 |
8.3.2 技术创新成果推广存在的问题 |
8.3.3 技术创新成果的推广机制 |
8.3.4 完善技术创新成果推广机制的政策建议 第9章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系统运行及仿真分析 |
9.1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运行机制的基本模型 |
9.1.1 创新体系运行机制结构分析 |
9.1.2 创新系统运行机制的因果关系分析 |
9.2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运行的反馈机制 |
9.3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运行机制的系统动力学仿真分析 |
9.3.1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运行机制系统动力学模型相关变量与流图 |
9.3.2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系统动力学模型涉及的主要公式 |
9.3.3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运行机制仿真实证研究 第10章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人才支撑体系构建 |
10.1 长沙市技术创新人才现状分析 |
10.1.1 技术创新人才的界定 |
10.1.2 长沙市技术创新人才总量及结构分布 |
10.1.3 长沙市技术创新人才现状存在的问题 |
10.2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人才培育机制的构建 |
10.2.1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人才培育目标及人才需求预测 |
10.2.2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人才培育机制:政府引导下的“高研 -中介 - 企业”三位一体模式 |
10.3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人才引进机制的构建 |
10.3.1 长沙市科技创新人才引进的原则及需求主体 |
10.3.2 长沙市技术创新人才引进体系构建 |
10.4 长沙市创新人才的优化配置和使用 |
10.4.1 创新人才的优化配置和使用原则 |
10.4.2 区域人才优化配置机制理论分析 |
10.4.3 长沙市创新技术人才的科学配置模式探讨 第11章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集群平台构建 |
11.1 城市技术创新的空间平台及集群机制的理论分析 |
11.1.1 推进城市技术创新必须构建必要的空间平台 |
11.1.2 城市技术创新空间平台及其主要类型 |
11.1.3 城市技术创新空间平台的集群创新功能和作用 |
11.2 长沙市技术创新空间平台建设的现状及问题 |
11.2.1 长沙市技术创新空间平台建设的现状 |
11.2.2 评价结果判定标准 |
11.2.3 长沙市技术创新空间平台建设存在的问题 |
11.3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空间集群平台运行机制的优化 |
11.3.1 长沙市技术创新的科技空间平台运行机制优化 |
11.3.2 长沙市技术创新的产业空间平台运行机制优化 |
11.4 长沙市科技集群平台和产业集群平台协同发展机制 |
11.4.1 科技空间集群平台与产业空间集群平台之间的互动关系 |
11.4.2 科技空间集群平台与产业空间集群平台两者协同发展的路径 . 第12章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市场机制建设 |
12.1 推进技术创新的技术市场建设研究 |
12.1.1 我国技术市场建设的现状分析 |
12.1.2 长沙技术市场的构建 |
12.2 推进技术创新的人才市场建设研究 |
12.2.1 人才市场分析 |
12.2.2 长沙人才市场建设的现状分析 |
12.2.3 长沙人才市场的完善 |
12.3 推进技术创新的金融市场建设研究 |
12.3.1 技术创新的金融市场分析 |
12.3.2 长沙技术创新的金融市场运行现状分析 |
12.3.3 长沙技术创新的金融市场的构建和运行 第13章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政府支撑体制构建 |
13.1 城市技术创新体系中政府的角色定位 |
13.2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政府引导机制 |
13.2.1 战略规划 |
13.2.2 政策导向 |
13.2.3 宣传引导 |
13.3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政府扶持机制 |
13.3.1 财政扶持 |
13.3.2 税收扶持 |
13.3.3 公共投资 |
13.4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政府服务机制 |
13.4.1 人才机制服务 |
13.4.2 创新环境建设 |
13.5 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政府管理机制 |
13.5.1 完善长沙市技术创新的法规体系建设 |
13.5.2 知识产权保护 |
13.5.3 信用管理 总结与展望 参考文献 致谢 附录 A 攻读博士期间所发表的论文及参与的课题 |
(7)省级学术团体学术能力建设思考——以贵州省气象学会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1 引言 |
2 贵州省气象学会的发展与现状 |
3 学术活动存在问题 |
4 对策 |
①坚持开展学术活动, 营造浓郁学术氛围。 |
②创新学术活动形式, 丰富学术活动内涵。 |
③建立学术活动工作制度, 促进学术活动的规范开展。 |
④积极参与省科协组织的各项学术活动, 拓宽学术活动视野和范围。 |
⑤依托政策环境提升学术活动影响力。 |
5 结语 |
(8)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考古学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西北科学考查团概述 |
第二节 八十年来西北科学考查团研究综述 |
第三节 研究材料、方法、论文结构 |
第一章 西北科学考查团的组建 |
第一节 斯文·赫定前四次中亚考察 |
第二节 西北科学考查团之缘由 |
第三节 斯文·赫定与翁文灏签订的协议 |
第四节 斯文·赫定与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的谈判 |
第五节 中、瑞合作成功的原因、意义 |
第二章 西北科学考查团的田野考古工作 |
第一节 西北科学考查团在内蒙古的考古 |
第二节 西北科学考查团在新疆的考古 |
第三节 西北科学考查团在蒙、甘、宁的考古 |
第四节 绥新公路察勘队的考古 |
第三章 考古搜集品的运输、保存与流散 |
第一节 考古搜集品的运输 |
第二节 考古搜集品的保存与借出 |
第三节 国内的考古搜集品 |
第四章 西北科学考查团的考古研究成果(一) |
第一节 中、瑞考古研究论着 |
第二节 居延汉简的整理与刊布 |
第三节 高本汉、伯希和与居延汉简 |
第四节 黄文弼西域文献的整理与刊布 |
第五节 袁复礼所获回鹘文《玄奘传》的刊布与研究 |
第六节 瑞典所获西域文献的刊布与研究 |
第五章 西北科学考查团的考古研究成果(二) |
第一节 内蒙古史前史的研究 |
第二节 蒙新地区纺织品研究 |
第三节 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考古研究 |
第六章 贝格曼与黄文弼的考古研究 |
第一节 贝格曼与中国西北考古 |
第二节 黄文弼的西北考古研究 |
第三节 贝格曼与黄文弼中国西北考古研究之比较 |
第七章 西北科学考查团与近代中国考古学之兴起 |
第一节 西北科学考查团的考古渊源 |
第二节 西北科学考查团与考古实践 |
第三节 西北科学考查团考古研究的影响 |
结论 |
附录一:西北科学考查团成员论着目录 |
附录二:斯文·赫定博士领导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报告集 |
参考文献 |
后记 |
(9)追踪科协八大——向科技工作者致敬!(论文提纲范文)
十佳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杨宝峰 |
十佳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张喜刚 |
十佳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陈进 |
全国科协系统先进集体标兵——中国力学学会 |
一、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和学科前沿, 发挥智库作用, 积极建言献策。 |
二、搭建高水平学术交流平台, 推动中国力学界走向世界。 |
三、推进科普工作, 加强会员服务。 |
四, 加快学会职业化改革, 大力加强学会能力建设。 |
全国科协系统先进集体——中国计算机学会 |
解读科协“十二五”规划 |
谢和平 |
陈云彬 |
林大泽 |
首届十佳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 |
(10)教育建设的第三条道路 ——民国时期教育研究组织之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告别"鸡肋"的教育组织之研究 |
一、本项研究的缘起 |
二、相关研究之发达 |
三、既有研究之不足 |
第二节 民国时期教育组织再认识:中国探索教育建设之路 |
一、从"教育政论"走向"教育新政" |
二、谋求新式教育在中国之普及 |
三、贫困之国不可能"先富后教" |
四、贫困之国宜选"第三条道路" |
第三节 以教育研究推动教育普及的实现 |
一、教育研究从学者事业到众人事务 |
二、教育研究合众人之力的取向 |
三、官办的教育研究组织之不良 |
四、民治的教育研究组织之得力 |
第一章 教育会:地方自治制下教育事业的推动者 |
第一节 教育会的"前三阶" |
一、努力兴学的各地学务会 |
二、补助行政的奏定教育会 |
三、改行研究的部定教育会 |
第二节 各省教育会的事业 |
一、教育会与地方自治 |
二、教育会与地方教育 |
三、教育会的权力漩涡 |
第三节 全国教育会联合会 |
一、教育研究的民间代议 |
二、"双十节"的集议及议案 |
三、全教联的建树与冒进 |
四、全教联的消退与再议 |
五、全教联的毁誉共存 |
第四节 教育会的"后三段" |
一、教育协会的兴起及冲击 |
二、教育会的恢复与调整 |
三、成为法人的教育会 |
第二章 教育社:以推进教育事业为中心任务 |
第一节 教育的"目的之会" |
一、地方之会与目的之会 |
二、联合而成与扩充而来 |
三、教育研究的民间合议 |
第二节 业有专攻的教育社 |
一、传播"新教育"的共进社 |
二、改进中国教育的改进社 |
三、发展职业教育的职教社 |
四、推动儿童教育的儿教社 |
五、促进社会教育的社教社 |
第三节 教育社的事业 |
一、对内的交流与向外的传播 |
二、实现和未克实现的教育丛书 |
三、拓宽了教育实验的范围 |
四、与国际教育组织的交流 |
第四节 中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会 |
一、应对第七届世界教育会议之产物 |
二、由联合办事处至教育学术团体联合会 |
三、中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会之解散 |
第三章 教育学会:以开展教育学术研究为重点 |
第一节 中国教育学会成立考 |
一、别有隐情的成立 |
二、三重的成立动机 |
三、教育学者的自由结合 |
第二节 教育学会的定位及事业 |
一、中国教育研究的中心 |
二、教育学会的七项任务 |
三、教育学会与教育部的关系 |
四、教育学会与编译馆的合作 |
五、构建中国的教育专业组织 |
第三节 中国教育学会的终结 |
一、两支教育大军的会师 |
二、又一次的教育七团体 |
三、中国教育工会的兴起 |
结论 |
第一节 民治教育研究组织发展的趋势及特征 |
一、作为社会组织之一员有五点变化 |
二、作为教育组织之一类有五点变化 |
三、教育研究组织自身亦有五点变化 |
第二节 教育研究意识的觉醒与规范之追求 |
一、教育合群之道心智为上 |
二、追求教育研究的规范性 |
第三节 教育研究组织与教育行政机关的距离 |
一、辅助机关与咨询机关之间 |
二、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之中 |
第四节 教育建设需契合本国国情的缩影之一 |
一、贫困之国的权宜之计 |
二、教育强国的必由之路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四、省气象学会第八届全省会员代表大会在沈召开(论文参考文献)
- [1]“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D]. 张家豪.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2)
- [2]南京近代商业建筑史研究[D]. 陈勐. 东南大学, 2018(05)
- [3]民国时期中国气象学会会员群体研究(1924-1949)[D]. 张璇.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2015(01)
- [4]近代中国水文化的历史考察[D]. 袁博. 山东师范大学, 2014(08)
- [5]南京国民政府社团法制研究[D]. 陈志波. 苏州大学, 2014(10)
- [6]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构建及其运行机制研究[D]. 汪娟. 湖南大学, 2013(09)
- [7]省级学术团体学术能力建设思考——以贵州省气象学会为例[J]. 谢海瑛. 贵州气象, 2012(06)
- [8]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考古学史研究[D]. 王新春. 兰州大学, 2012(10)
- [9]追踪科协八大——向科技工作者致敬![J]. 王银凤. 科学中国人, 2011(13)
- [10]教育建设的第三条道路 ——民国时期教育研究组织之探析[D]. 张礼永. 华东师范大学, 20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