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乡镇干部渴望得到理解（论文文献综述）
杨方[1]（2021）在《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妇女教育研究（1949-1956） ——以江苏泰兴为例》文中研究指明性别歧视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综合性问题,性别平等至今仍然是世界性的美好愿景。中国在这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我们不仅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妇幼健康高绩效十个国家之一,而且无论是在消除义务教育性别差距方面,或者女性在全社会就业人员中的占比,还是最近的互联网领域中女性创业者数量,都有相当可观的成绩;这跟两百年多前的封建社会相比,跟一百多前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相比,跟七十多年前的旧中国相比,都是翻天覆地的巨变。但“建设一个妇女免于被歧视的世界,打造一个包容发展的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需要付出更大努力”,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妇女解放事业的伟大成就和重要经验是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共产党妇女解放理论及其早期实践是研究新中国妇女事业的逻辑起点。实现妇女解放的前提是妇女接受教育,成为自身解放的主体。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特别注重妇女教育事业。党和国家有关妇女教育的方针、政策如何落地重要、发挥作用,需要对其进行具体的考察。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为指导,以局部区域为代表,以当事人为对象,运用文献研究、个案研究、口述史研究等多种方法,结合相关档案材料,既有利于挖掘、丰富新中国成立初期妇女教育的史料,也有利于发现、梳理妇女解放、妇女教育事业发展的特色、经验、历史贡献和当代启示。泰兴地处苏北,解放初期的广大农村有三种不同类型,即老解放区、恢复区和新解放区,由于战争频繁,男子人口比例长期低于妇女,而且还有不少缺乏劳动力或者劳动力不足的烈军工属。以泰兴为样本,研究这一时期妇女教育问题,具有典型性。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妇女教育。国民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妇女解放思想的形成时期,基本确立了“人人平等,教育人人”、教育形式上不局限于学校、除了知识技能还要将革命思想融进教育并提高妇女政治参与能力的主要内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妇女人口中占绝大多数的农村妇女是决定中国革命胜败的重要力量,在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形成了特色鲜明的苏区妇女教育模式,即妇女干部培养、妇女识字培训、女童学校教育、女工职业教育紧密结合;抗日战争时期,妇女解放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紧密结合,在民主根据地,妇女支前、妇女生产、妇女参政,无不体现出妇女的力量;解放战争时期的妇女教育主要围绕服务解放战争和解放区建设展开,重点是培养妇女干部和提高妇女觉悟。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对全国女性教育重新进行了制度化、规范化、大众化改革,使女性教育成为国家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考察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妇女教育问题,可以设立四个“观测点”,即:女童入学教育,识字扫盲教育,妇女社会教育,妇女干部教育。女童教育既是妇女解放和妇女教育的起点,也是从源头上阻隔农村文盲、半文盲妇女产生的重要途径。新中国初期泰兴当地政府加强女童入学教育的政策措施,满足了农村妇女的内在要求,切合了当地社会的具体实际,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新中国初期泰兴女童入学教育的基本经验就是提升学龄女童入学率、降低辍学率,具体教育实践中主要把握好了四个关键点,即:整体设计,协同推进;统筹兼顾,循序渐进;深入基层,有的放矢;创新教法,确保质量。泰兴的农村识字扫盲工作开展比较早,早在1941年冬,当时的泰兴抗日民主根据地就开展大规模的冬学运动。新中国成立以后,泰兴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积极动员农民继续参加冬学运动,并成立了专门的妇女识字班,开展识字扫盲;农村妇女在区乡妇联干部、村妇女干部和妇女代表的动员下,参与积极性远高于男性,不仅参加人数多,而且持续时间长,至1956年渐成高潮。泰兴妇女积极参与扫盲识字运动,宏观上讲为开展救灾备荒、实行土地改革、推进互助合作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具体而言,不仅使广大妇女能力素质得到了提高,而且切实增加了家庭收入,从而也为妇女地位的提升营造了氛围。通过社会教育活动促进女性从家庭走向社会,是促进妇女自身解放的重要路径。基于不同阶段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基于区域行政管理体制的调整,新中国初期泰兴农村妇女社会教育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1949-1952年,在苏北行署领导下,主要围绕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生产救灾、贯彻婚姻法等中心工作开展;1953-1956年,在江苏省委和扬州专区的领导下,主要结合基层普选、增产节约、农业合作化和统购统销运动等开展。但不管哪个阶段,形势政策、思想政治、生产劳动、卫生健康都是教育的重要方面和主要内容。苏北妇女社会教育促进了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农村妇女自我意识越发觉醒和增强,主体作用日益显现,社会地位显着提升。但也暴露出教育对象的局限性、教育过程的间歇性、教育内容的抽象性和教育形式的有限性等不足;原因是多方面的,妇女干部本身的素质和能力,以及社会整体氛围都是显着的影响因素。培养妇女干部、重视妇女参政是中国共产党促进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最具特色的重要举措。泰兴属于革命老区,早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许多妇女积极分子脱颖而出成长为妇女干部,为根据地和解放区经济发展和民主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成立妇女自己的组织动员机构,将妇女干部充实到各级党政机构,推举妇女干群模范,是这一时期泰兴妇女解放事业的三条战线。围绕这三条战绩,泰兴妇女干部规模迅速发展,培养路径更加多样,教育内容也日渐丰富;而通过开展文化教育,妇女干部的工作能力得以大幅度提高,通过学习时势政策,其业务水平也得到相当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妇女干部队伍的稳步发展,切实引导了社会舆论导向——她们不仅以其成功形象吸引着同辈人的效仿,而且影响、教育了守旧的父母及周遭“他者”,从而既在更大程度上获得社会认可,又反过来触动社会文化转型。但妇女干部教育同样也受到传统思维方式、现实社会环境甚至家庭方面的制约。新中国初期的泰兴农村妇女教育,不仅对农村社会秩序的重建、农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妇女解放事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留下了可供新时代农村妇女教育借鉴的历史经验。女童教育构筑了男女性别平等的基础,扫盲教育提升了农村妇女的综合素质,社会教育提高了农村妇女的主体地位,干部教育促进了农村妇女的社会动员——其经验就在于,要以农村妇女素质的提升促进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要在推进农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促进妇女解放。新中国初期泰兴妇女教育是中国共产党推进农村妇女解放进程中的一个缩影,其经验对于加强与改善新时代农村妇女教育、对于实现《北京宣言》目标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高祎博[2]（2021）在《“70后”作家小城镇叙事》文中指出本论文试图对“70后”作家的小城镇叙事进行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从70后作家小城镇叙事的发生入手,对小城叙事进行比较全面的梳理和分析,指出其历史价值和文学意义,也关注其小城镇叙事表现出来的多面性与复杂性。即“70后”作家的小城镇叙事对中国当代社会“城镇化”的文学呈现、记录以及这一过程中折射出的复杂多样的人文体验、美学特征。第一章,着重考察“70后”作家成长背景。小城镇是相当一部分“70后”作家少年时期的成长之地与当下的生活空间。小城镇和“70后”作家之间有着天然的关联,这是“70后”作家小城镇叙事的先天性优势。“70后”作家对小城镇书写多是从日常生活切入,以商街和工厂作为主要表现对象。在城市化不断拓进的当代社会,小城镇正在成为都市的模仿者,但有限的生活区域增强了对于外部世界无限的想象。第二章,主要分析“70后”作家小城镇叙事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形象,即小城镇青年群体。徐则臣、石一枫、阿乙等作家塑造出一批漂泊的“城市异乡人”形象;田耳、张楚等作家塑造了那些不曾离开故乡的“在地者”形象。小城镇青年群体中有命运跟随国家改革政策而起落的青年工人,也有坚持文学梦想不曾放弃的写作者,他们以火车、地图、星空、望远镜为象征符号展开想象,他们的身与心在故乡与世界之间徘徊不定。第三章,主要探讨“70后”作家小城镇叙事中对于社会伦理、家庭伦理关系的思考。在“70后”作家的小城镇叙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感受到社会转型时期,都市性的消费主义对小城镇人际关系的冲击。对父子、夫妻关系的影响、塑造,对边缘群体的叙事隐含着“70后”作家的矛盾心态:既渴望摆脱传统伦理关系带来的精神束缚,又呼唤传统伦理秩序回归。第四章,主要分析70后作家小城叙事与当代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关系。“70后”作家的小城镇叙事是面向当代的社会发展现实的文学书写。“70”后作家的小城镇叙事以社会事件作为切入点,站在底层视角,以平视的目光审视人生痛点与精神疑难,用细密的笔法描绘出时代变迁中小城镇变化:从物质生活到价值观念乃至思维观念的骚动、渐变。以房伟和马笑泉的作品为例,透过个体命运,折射出国企改革、城镇化建设等大的社会改革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呈现出一种现实主义精神以及理想化的人文情怀。第五章,主要分析“70后”作家小城叙事与现代主义即先锋文学的关系。70后作家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忠实读者与文学精神的继承者,在城镇叙事中,他们用充满象征与隐喻的叙事策略,营造出小城镇作为闭合环境的荒诞氛围。本章以金仁顺、黄孝阳、瓦当等作家为例,分析“70后”作家设置的超越常理的人物关系,在那些离奇乃至诡谲的情节背后,叙事的主旨仍在于揭示和描绘世界与人生的无常,现实的变幻莫测。
王杰[3]（2021）在《我国西部民族地区新乡贤参与乡村事务治理研究 ——以昌吉市为例》文中研究说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国家越来越重视新乡贤作用。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是学界近年来兴起的重要议题。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坚持公共管理学科研究范式,运用扎根理论,以昌吉市作为研究场域,对西部民族地区新乡贤参与乡村事务治理具体内容的逻辑展开研究。分别构建了新乡贤参与乡村公共服务、乡风文明建设、乡村民族事务治理和乡村宗教事务治理的理论解释模型。在构建理论模型的基础上,通过总结和归纳田野调查过程中所观察到的治理实际,基于治理现代化的视角,分别回应了新乡贤参与乡村事务治理对于促进乡村公共服务现代化、乡风文明建设、乡村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和乡村宗教事务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启示,归纳了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治理方式,并在概括新乡贤与传统乡贤参与村治角色的基础上,对两者作了比较分析。首先,通过对新乡贤参与乡村公共服务供给逻辑的分析,建构了“新乡贤公共服务供给的逻辑”的理论解释模型。其中,个人参与预备度和“国家-社会-家庭”支持分别是新乡贤发挥作用的内在条件和外部条件;公共服务内卷化是新乡贤发挥作用的原因,协同优化服务供给是新乡贤改善公共服务的行动;多管齐下共保障是新乡贤发挥作用可持续和确保服务供给得以良性循环的策略;公共服务效能提升是新乡贤服务供给行为促成的结果。其次,通过对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逻辑的分析,建构了“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逻辑”的理论解释模型。其中,乡风失范是新乡贤得以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原因;引领乡风民风是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内驱动力;乡村文化振兴是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外驱动力;文明乡风建设是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乡风文明是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结果体现;鼓励嘉奖则是驱动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策略办法。再次,通过对新乡贤参与乡村民族事务治理逻辑的分析,建构了“新乡贤参与乡村民族事务治理的逻辑”的理论解释模型。其中,民族共生共存是引致新乡贤参与民族事务治理的重要土壤;基层民族事务繁重是新乡贤在民族事务治理中发挥作用的突破口;维系族际关系和谐是新乡贤在民族事务治理中发挥作用的动机;族际粘合是新乡贤在民族事务治理中发挥作用的主要方式;场域驱动是新乡贤在民族事务治理中发挥作用的外驱动力;民族团结进步是新乡贤参与民族事务治理的结果呈现。复次,通过对新乡贤参与乡村宗教事务治理逻辑的分析,建构了“新乡贤参与乡村宗教事务治理的逻辑”的理论解释模型。其中,宗教并存是新乡贤得以参与宗教事务治理的现实土壤;基层宗教事务复杂是新乡贤参与宗教事务治理现实选择;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是新乡贤参与宗教事务治理的动机;宗教事务治理驱动是促使新乡贤参与宗教事务治理的客观需要;支持宗教中国化是新乡贤参与宗教事务治理的基本方式;宗教关系和谐则是新乡贤参与宗教事务治理的理想目标。最后,通过总结、归纳田野调查过程中所观察到的治理实际,分别回应了新乡贤参与乡村事务治理对于促进公共服务现代化、乡风文明建设、乡村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和乡村宗教事务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启示。归纳了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治理方式,分别是译介治理、依德治理和补位治理。在形式理论层面,对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事务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理论概括,并与传统乡贤作了比较分析。综上,本研究的主要创新/贡献之处在于以下三点:首先,从乡村治理的内容视角出发,运用扎根理论构建了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不同内容的理论解释模型,并阐释了新乡贤参与对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启示;其次,在理论层面概括了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三种方式;最后,对新乡贤与传统乡贤参与乡村治理角色的理论刻画作了比较分析,拓展了学界关于新乡贤参与村治的理论认识。然而,仍然存在不足。本研究侧重从学理角度来进行经验叙事,势必削弱复杂的现实世界和经验过程,同时受限于田野调查的可行性,所构建理论模型的适用性有待进一步的探索。鉴于此,未来研究有必要深入扎根广大西部民族地区乡村开展田野调查,持续将构建的理论模型放入乡村治理实践中予以检验和修正,不断增强理论模型的解释力和适用性。同时,对于新乡贤参与村治研究,从研究内容来看,要与乡村振兴战略相结合,拓展研究的问题域;从研究方法来看,要科学运用研究方法,正确回答研究问题,坚持方法运用的多元化;从研究理论来看,要在形成新乡贤参与村治经验质感的基础上,持续提炼关于新乡贤参与村治的一般化理论概念,逐渐形成新乡贤参与村治的理论话语体系,实现学术理论对治理实践的良好回应。
徐毓昕[4]（2021）在《保定市A区基层年轻公务员激励制度及落实效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党的事业根基在基层、血脉在基层、源泉在基层,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的实现,关键在于各项政策在基层的贯彻执行者——基层干部。作为基层干部的主力军,基层年轻公务员承担着主要责任,他们的工作状态直接影响基层单位的工作效能。完善基层年轻公务员激励制度,有利于提高政府效能,提高基层政府形象。2019年6月,新《公务员法》实施,实行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有助于拓宽基层年轻公务员晋升渠道。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研究基层年轻公务员激励问题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以基层年轻公务员为研究对象,基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双因素理论和期望理论,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研究:第一从考核、晋升、培训、薪酬四个方面梳理国内外公务员激励制度研究现状。第二从理论研究的角度对基层年轻公务员激励制度有关概念进行界定。第三,选取A区基层年轻公务员为样本,通过问卷调查与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对基层年轻公务员的激励现状、工作积极性影响因素进行抽样调查。通过分析调查结果,发现当前A区基层年轻公务员激励制度及落实情况存在问题,并进行原因分析。最后,结合实际,对强化A区基层年轻公务员激励制度及落实效果提出相应的建议,一是完善考核制度,加强平时考核,绩效考核指标精细化,优化考核优秀分配比例;二是拓宽晋升空间;三是增强交流机制;四是完善培训制度,加大培训力度,丰富培训形式,实行定制培训;五是适当提高工资福利待遇;六是设置AB岗,落实带薪休假制度;七是注重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并用。本文通过对新《公务员法》实施,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实行背景下基层年轻公务员工作积极性的影响因素研究,探讨完善基层年轻公务员激励制度的方法,为打造一支充满活力、干劲十足的基层年轻公务员队伍提供机制保障,并对相关部门产生借鉴意义。
孙经纬[5]（2021）在《乡村治理视角下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研究 ——以苏北J村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十九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建设。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把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区、社会组织等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之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陆续出台了《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年—2022年）》《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其中均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工作作了不同程度的强调,这也就说明提升组织力是新时代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和乡村治理的必然要求。基于这一背景,本文选取苏北J村作为研究个案,在乡村治理视角下对J村党组织组织力提升的实践探索、现实困境以及优化策略进行系统分析,旨在总结凝练出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和乡村治理的一般性经验。所谓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就是指农村基层党组织在领导农村社会发展过程中为了实现相应目标任务而进行资源调配整合、发挥自身功能的综合能力,具体可以分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内部组织力与外部组织力,前者指的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在与农村党员、入党积极分子的互动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整合调配组织内部资源,促进组织团结统一、进步发展的能力;后者指的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在与普通村民的互动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整合调配农村社会资源、领导农村社会和谐有序发展的能力。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进行理据剖释可以发现:强化马克思主义政党属性的基本遵循构成其理论逻辑,组织力是实现不同时期政党建设目标的关键力量为其提供了实践依据,而解决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存在问题的迫切需要则是提升组织力的现实需求。聚焦个案本身,J村党组织提升组织力的实践探索从场域形塑、主体锻造、客体认同、外援嫁接四个维度展开,村庄共同体重建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社会服务力的呈现、组织建设中农村基层党组织自身凝聚力的强化、村民认同建构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群众号召力的提升、外部资源争取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发展推动力的拓展是其提升组织力的探索路径。然而,组织权威私人化、组织工作形式化和组织队伍“老龄化”导致组织建设不够完善,村民认同缺乏长效性、客观性和面临着易变性又促使村民认同缺乏稳定,这两大问题共同构成了 J村党组织提升组织力面临的现实困境。与此同时,这也是全国许多地区的农村基层党组织提升组织力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因此,在借鉴J村提升组织力有效经验的基础上,我们还要以推动组织力提升过程中组织建设的科学化本质回归和确保组织力提升过程中村民认同的稳定性目标实现为重点来改善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
杨道邦,邓泰安,邓保国,林婕虹,冯嘉敏[6]（2021）在《青年乡镇干部留任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广东省调查数据》文中研究说明采用问卷调查、探索性因子分析及二元Logit回归模型等方法对广东省青年乡镇干部的留任意愿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工作环境与氛围、付出与回报、家庭成员支持程度对留任意愿有正向作用,而家庭成员持反对意见对留任意愿产生抑制作用,但在珠三角地区,家庭成员持无所谓态度和反对意见对留任意愿没有显着性影响;曾获精神奖励以及个人基础消费需求得到满足者的留任意愿更强,但在珠三角地区精神奖励对留任意愿影响的显着性水平低于非珠三角地区。因此,除了进行舆论引导、完善基础保障措施和强化激励措施外,还要因地制宜进行统筹管理,兼顾共性与个性,解决不同地区间的实际问题与困难,引进、培养和留住青年人才献身乡村振兴。
许丹东[7]（2020）在《大学生学习中的面子倾向及其对学习参与的影响机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大学生的“学习参与”（engagement）状况是衡量本科教育质量的重要指标,也是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程度的加深以及一流本科教育建设计划的施行,如何提高本科教育质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关注的焦点。2018年6月21日,全国150所高校在四川成都联合发出“一流本科教育宣言”,明确培养一流人才、建设一流本科教育的发展目标。在此背景下,提升大学生的学习参与水平成为目前国内本科院校面临的重要任务。提升大学生学习参与水平需要以深刻认识大学生的学习行为特点为前提。已有诸多研究发现,总体而言,相比于西方大学生,中国大学生在“认真自律”上做得较好,在互动式、深层次的学习参与上明显较弱。前者往往被认为代表中国文化影响的印记,后者往往被认为代表西方文化的印记。从已有研究来看,研究者虽然认识到传统文化影响了中国大学生的学习行为,但对于其中的影响机制尚缺乏深入探讨。另外,相关研究也主要倾向于静态地、概观地（nomothetic）说明传统文化对大学生的学习行为存在影响,而没有从动态的、具体的（idiographic）视角认识文化的影响作用,所以使人们难以理解在现代环境中传统文化究竟是怎样与大学生的学习行为发生联系的。因此,本研究希望通过探究文化因素对当前大学生学习参与的影响机制来弥补已有研究的不足之处,从而加深对大学生学习行为的认知,为寻找提升我国大学生学习参与水平的有效举措提供有益启示。关于“文化”一词的定义众多,本研究采用最广义的国家和民族层面的、能反映其独特行为方式和价值观的涵义。那么“中国文化”即是指能够集中反映出中国人不同于西方人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层面的东西。在这个层面上,“文化”与“传统文化”可以互换通用。由于文化是一个内涵复杂的多维的概念,所以开展与文化有关的量化实证研究往往会聚焦于能够体现文化内涵并且易于操作化的测量变量,例如集体主义（collectivism）、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面子”（face）。从已有研究来看,“面子”被许多研究者认为对中国学生的学习行为具有重要影响。所谓面子,指的是个体根据他人正反评价而形成的自我感受和认定。这一概念已在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等领域被大量探讨并发展到测量评价阶段。尽管“面子”一词不是文化内涵的直接表述,但它是体现人们价值观的一种行为符号。已有研究通常将其细分为“自己的面子”、“他人的面子”和“团体的面子”三个维度。相关研究表明,在集体主义文化的中国社会,顾虑“自己的面子”反映出重视他人评价的文化取向,维护“他人的面子”反映出注重人际关系和谐的文化取向,争取“团体的面子”反映出以集体利益为重的文化取向。这些研究使社会科学的其它领域开展关于面子的实证研究获得坚实的基础条件。在教育界,虽然国内外许多研究者指出面子深刻影响了中国学生的学习行为,但目前还缺少有关面子与大学生学习参与关系的实证探索。而且,对于成长在日新月异的当代环境下的中国大学生而言,面子对其学习行为究竟还具有怎样的影响需要新数据进行探讨。为此,本研究将以“面子倾向”为文化透镜,通过探索大学生学习中的面子倾向及其与学习参与的关系来考察中国文化对今天大学生学习行为的影响作用。所谓面子倾向,指的是个体由于考虑他人评价而试图建立起某种公众形象的心理和行为趋向。本文的研究方法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具体研究步骤如下:第一步,结合前人研究和深度访谈开发出“大学生学习经历调查问卷”作为研究工具。其中的“面子倾向量表”共包含5个维度,分别为能力面子顾虑、品德面子顾虑、成绩面子顾虑、他人面子维护和团体面子争取。“能力面子顾虑”指大学生因在他人面前显得个人能力不足而感到丢面子的倾向;“品德面子顾虑”指大学生因被他人发现学习不认真、不遵守学习规范等不好的学习品德而感到丢面子的倾向;“成绩面子顾虑”指大学生因未能取得好的学习成绩而在他人面前感到丢面子的倾向;“他人面子维护”指大学生在与老师和同学的交流中注重维护对方面子的倾向;“团体面子争取”指大学生积极维护团体形象、努力使团体受到他人夸赞的倾向。其中前三个维度属于“自己的面子”,后两个维度分别属于“他人的面子”和“团体的面子”。第二步,进行试测,对“面子倾向量表”进行修订和完善。第三步,进行抽样,并开展正式调查,收集定量研究数据。第四步,分析数据,并根据分析的结果对参与问卷调查的大学生进行访谈,以形成对量化结果的进一步解释。本研究的调查样本来源于江苏省1所研究型大学和2所普通本科院校,共获得1040份有效问卷和42份质性访谈数据。数据分析方法包括描述统计、回归分析、内容分析等。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发现如下:（1）大学生较为注重团体的面子和他人的面子,较少顾虑自己的面子。在满分5分的情况下,大学生的团体面子争取倾向均值约为4.0分,他人面子维护倾向均值约为3.9分,能力面子顾虑倾向、品德面子顾虑倾向和成绩面子顾虑倾向均值在3.0～3.5分之间。对于面子倾向与学习参与的关系,面子倾向总体上对学习参与的影响作用不大（标准化回归系数在-0.131～0.187之间）,没有超过学习动机的影响作用（标准化回归系数在0.140～0.293之间）。（2）不同类型的面子倾向对学习参与行为的影响作用不同。第一,大学生对自己面子的关注更多地促进了认真自律行为,而不是互动式的学习参与行为（师生互动、同伴互动）和深层次的主动探究行为。而且,能力面子顾虑倾向对师生互动、同伴互动和主动探究行为都有显着的负向预测作用,系数分别为-0.096、-0.131和-0.072;不过,品德面子顾虑倾向对师生互动、同伴互动和认真自律行为都有显着的正向预测作用,系数分别为0.077、0.110和0.187;成绩面子顾虑倾向对所有学习参与行为都没有显着预测作用。第二,大学生对他人面子的关注几乎不影响其学习参与行为。从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来看,他人面子维护倾向只对师生互动行为有显着的预测作用,并且标准化回归系数仅为-0.084;而对同伴互动、主动探究和认真自律行为的预测皆不具有统计上的显着性。结合访谈结果,可以看出大学生在处理保持人际关系和谐与追求真理的关系上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和成熟度,他们可以通过私下场合交流、委婉表达等多种策略在保持和谐关系的情况下完成对学术问题的讨论。第三,大学生对团体面子的关注能够促进他们各方面的学习参与,不过影响作用同样不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团体面子争取倾向对师生互动、同伴互动、主动探究和认真自律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0.079、0.132、0.150和0.067。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对于研究型大学那些取得高学业成就（批判性思维水平高、学习成绩优异）的大学生来说,他们积极争取团体面子的倾向能够显着预测其认真自律行为（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279）,但对互动式、深层次的学习参与行为没有显着预测作用。（3）面子倾向对学习参与的预测作用受到内部动机和环境感知的调节。内部动机是指大学生因为对学习内容本身的兴趣和好奇心而产生的学习动机,与功利性的外部动机不同;环境感知是指大学生对院校学习环境的感知状况。具体来说,大学生的内部动机水平越高、或者感知到学习环境越有利于发挥个体自主性,那么无论自己的面子还是他人的面子对其学习参与的预测作用都越弱,而团体的面子对学习参与的预测作用则越强。访谈发现,这种效应可以通过“求真的学习情境”进行理解。当大学生处于以追求知识和真理为重的学习情境时,他们会专注于问题探讨和知识学习本身,而不是某个人的面子。由于较高的内部动机、有利于个体自主性发挥的外部环境都有助于大学生进入求真的学习情境,所以使他们一方面不会因为某个人的面子而放弃个人意见表达,另一方面会为了实现团体的目标而积极投入学习。访谈结果还显示,求真的学习情境是需要所有参与者共同构建和维护的,其中教师的引导作用较为关键。总之,上述结果表明,在今天的中国大学校园,传统意义上的面子对大学生学习行为的影响并不像已有研究描述的那样明显,这可能反映出今天的大学生更加自主和独立。结合大量关于“00后”群体价值观的研究,可以说本研究的结果反映出集体主义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传承性与变迁性:成长在现代环境中的大学生既具有以集体利益为重以及重视人际关系和谐的文化取向,同时也越来越看重个体的独特性、自主性等这些个体主义文化的成分。传统文化的这种发展变化能够促使它与自主学习、合作学习等现代教育理念相融合,从而有利于中国大学生互动式、深层次学习参与水平的提升。另外需要指出,面子对当今大学生学习行为的影响减小不代表整个文化对学习行为的影响减小或者消失,而是说明一些传统价值观念已被新一代的青年群体重新诠释。其重要启示是,未来的相关研究要能从动态的视角认识传统文化对大学生学习行为的影响作用,而不能仅仅停留在静态地说明某种文化要素是否存在影响的层面。综上所述,本研究得出以下三点研究结论。第一,“面子”对今天大学生学习行为的影响作用正在式微。第二,虽然中国学生的学习行为相比于西方学生更容易受到面子、人情、关系等社会性因素的影响,但发展追求真理的内部动机以及创设有利于大学生自主性发挥的学习环境可以减弱这种文化因素的影响作用。第三,合作学习方式对于中国大学生学习参与水平的提升具有文化上的独特意义,它能够借助于大学生以集体利益为重的文化取向促进其学习参与。基于本文的研究结果,本研究提出提升中国大学生学习参与质量的如下建议。第一,院校为提升大学生学习参与所进行的实践改革需要把激发学生的内部学习动机、创设有利于个体自主性发挥的学习环境作为核心目标,并重视发挥大学教师在其中的引导作用。特别是在师生互动过程中,教师首先要展现出热爱真理、实事求是的态度,乐于接受而不是回避来自学生的新观点的挑战,以减弱大学生对面子的关注。第二,高校可以通过鼓励大学生合作学习以利用中国学生较高的以集体利益为重的倾向来促进其学习参与,但针对具有不同学业成就的学生群体在合作学习的内容和性质上应有所差别。尤其是对于研究型大学那些具有高学业成就的大学生来说,应注重促使他们进行更具挑战性的学习活动,而不是同其他学生一样参与同样的合作学习活动。最后,在研究的局限性上,本研究为了更好地同已有研究对话选择了院校层次的学习情境而不是更加具体的课堂情境展开探索,但由于面子具有情境性的特征,所以它对学习行为的影响作用在不同的学习情境中很可能存在差别。另外,本研究对具有不同背景特征的大学生群体其面子倾向差异也没有充分揭示。不过本文认为,由于“面子”对中国大学生学习行为的影响作用日渐式微,因此未来相关研究应当更加关注于其它能够代表中国优秀文化特征的概念来探讨它与大学生学习行为的关系,例如利他、自谦、好学心等。尽管在不同的学习情境、或者针对不同类型大学生群体来探明“面子”对学习行为的影响作用仍有一定价值,但或许它已不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李鑫[8]（2020）在《重庆市万州区选调生胜任力现状及提升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大力发现储备年轻干部,注重在基层一线和困难艰苦的地方培养锻炼年轻干部,源源不断选拔使用经过实践考验的优秀年轻干部”。建设高素质专业化的执政骨干队伍,是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点。选调生作为我们党干部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事业薪火相传的重要后备力量。2018年4月,中组部印发了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选调生工作的意见,同年5月专门召开座谈会,对加强和改进选调生工作进行专题部署。选调生作为党政领导干部后备人才和县处级以上党政机关高素质公务员重点培养对象,胜任力水平高低,将直接影响一个地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人民幸福安康。如何提高选调生胜任力,提高公共政策制定和决策的科学性,更好为民服务,是一项重要课题。本研究主要通过以万州区选调生为代表的样本进行综合分析,对选调生胜任力进行全面研究,将会涉及为党政领导干部队伍储备优秀人才、培养接续力量、提高选调质量、优化成长路径、完善适培机制、加强教育锻炼、解决后顾之忧等情形提出对策建议,为万州区选调生胜任力提升提供参考借鉴。除绪论、结论与展望外,正文主要包括六个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为“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对选调生、胜任力、选调生胜任力的概念进行界定,通过学习型组织、成人学习理论、胜任力理论等研究提出借鉴。第二部分为“选调生胜任力理论分析”。提出选调生具备的核心能力、重要能力、基本能力等三个层级共15类胜任力,分析不同层级胜任力结构之间的关系,并与一般公务员通用能力、进入选调生队伍应具备能力、高素质专业化公务员应具备能力的关系进行对比分析,提出选调生胜任力发展方向。第三部分为“重庆市万州区选调生胜任力现状分析”。简要介绍万州区选调生队伍基本情况与结构,结合上一章的理论分析提出万州区选调生具备的胜任力现状,阐述万州区选调生培养情况及培养成效。第四部分为“重庆市万州区选调生胜任力培养与影响因素调查”。通过使用“印证式”问卷调查、座谈、走访等方式对选调生相关情况进行采集分析。基于工作匹配度、专业融合度,工作认同感、自身价值实现等多层次分析万州区选调生的工作现状以及心理状况,推进万州区选调生胜任力不断提升找依据、找思路、找方法。第五部分为“重庆市万州区选调生胜任力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围绕核心能力、重要能力、基本能力等三方面提出存在的问题,从选调生自身原因、外界因素影响及组织培养与胜任力需求之间的差距进行具体分析。第六部分为“重庆市万州区提升选调生胜任力的对策”。突出党组织在提升选调生胜任力的领导作用,从严把质量关口、构建教育培训体系、优化配套制度、营造外部环境等四个方面分别进行阐述分析,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与路径措施,以期为万州区提升选调生胜任力工作提供参考借鉴。
刘菲[9]（2020）在《乡镇公务员激励问题研究 ——以山东省淄博市A区为例》文中研究指明乡镇公务员是将党和政府与基层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特殊群体,其服务意识和办事效果决定了党政机关等公共部门行政服务效能的提升以及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满意度,也直接决定了社会的综合治理水平和发展进步。党的十九大以来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基层三农问题成为重中之重,因此建设一支整体素质优化、干事创业能力强的乡镇工作队伍十分迫切。长期以来,由于基层工作的复杂性、艰苦性以及晋升空间狭小、薪酬待遇偏低等因素,致使乡镇公务员队伍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甚至有人感到工作无趣,前途迷茫,工作热情和社会责任感降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公共部门执行落实政策。因此,对乡镇公务员激励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论文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问卷调查法、半结构式访谈法和比较分析法,深入调查研究山东省淄博市A区乡镇公务员队伍存在的相关问题,并以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弗鲁姆期望理论、斯金纳强化理论为基础对乡镇公务员的激励问题做了一定的分析和探讨。首先,通过分析访谈内容和计算调查数据,总结得出乡镇公务员在激励方面的现状。具体表现在:外在激励方面满意度不高,具体表现为工资待遇偏低,薪酬分配追求平均化,薪酬发放与绩效考核联系不到位等;绩效管理考核不够科学合理,存在考核指标不量化,考核方式比较单一,考核结果同质化等问题;晋升激励性不强,具体表现在晋升空间有限、晋升期望难以实现、晋升程序不透明等问题。内在激励方面公共服务动机偏弱,表现在缺少渴望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情怀和享受踏实工作、服务公众和帮助弱者带来的满足感、成就感、愉悦感。其次,探讨了乡镇公务员激励的困境和原因,这主要表现为激励理念较为落后,激励制度不够完善,激励手段较为匮乏,乡镇环境因素制约等。最后,归纳提炼了完善乡镇公务员激励的路径,即创新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激励理念,完善科学规范有效的激励制度,强化个人价值与公共利益相统一的内在激励,丰富公平合理有弹性的激励手段,深化以制度创新为目标的乡镇机构改革。强化对乡镇公务员激励问题的研究,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乡镇公务员激励体系、制度和措施,是一项关系到稳定基层公务员队伍,提升其公共服务动机和服务水平,提高群众幸福感和满意度,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事,尚需做更多更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李艳营[10]（2020）在《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农村社区治理规则变迁研究》文中提出规则是实现农村社区有效治理的基础,每个历史阶段的农村社区有着不同的治理规则,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的治理规则目的都是实现社区有效治理,满足人民利益需求,因此随着社会发展变迁,农村社区治理规则也在不断发展变迁。对农村社区治理规则变迁进行研究利于我们在动态中把握治理规则变迁的规律特征,完善当前农村社区治理规则甚至预测治理规则变迁方向,实现农村社区更有效治理。农村社区有效治理需要什么样的治理规则,是我们探索的主要问题。从治理规则的内涵和外延来看,治理规则不仅包含治理规则本身的内容,还包含治理规则由谁制定即治理规则制定主体,甚至是治理规则所要发挥的功能。本文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探索分析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农村社区治理规则,分别以新中国成立之初至改革开放时期、改革开放至21世纪初、21世纪以来为节点,对农村社区治理规则的类型变迁及其特征、治理规则的制定主体变迁及其特征、治理规则的功能变迁三个维度进行了研究,发现我国治理规则不断从“单一的国家法”向“多样化治理规则”过渡;从“国家制定为主”向“多元主体共同制定”变迁;从强化“基层政权稳定”向强化“合作共治”方向发展。并提炼出农村社区治理规则变迁是一种合作型制度变迁模式,变迁的动因主要包括国家阶段性治理目标、农村社会环境变化、理性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动机;治理规则变迁的特征,即从国家制定到多元主体协商制定、从国家建构到国家建构与乡村内部创制相结合、从对人的束缚到对人解放;治理规则变迁的内在机理,即弹性与张力中的规则供需动态平衡。通过对新中国成立70年来农村社区治理规则变迁的整体分析,发现农村社区治理规则变迁的内在本质是农村社区居民自由发展的解放亦或束缚。而实现新时代农村社区有效治理,其治理规则要满足新时代农村社区治理新要求,即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相结合、国家正式法与民间法相融合、法治基础上治理规则的多样化、灵活性。其实每个历史阶段的农村社区都有其相适应的治理规则,没有一成不变的最优治理规则,因为治理规则总是在不断发展变迁、优胜劣汰的,只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治理规则越来越能保障人的自由、满足人的需要,越来越接近善治目标的实现。
二、乡镇干部渴望得到理解（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乡镇干部渴望得到理解（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妇女教育研究（1949-1956） ——以江苏泰兴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和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内容和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之前党的妇女教育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妇女解放理论的形成 |
| 一、传统中国妇女教育及其近代嬗变 |
| 二、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及其在中国的传播 |
| 三、中国共产党妇女解放问题的基本主张 |
|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之前党的妇女教育理论与实践 |
| 一、国民革命时期的妇女教育 |
| 二、土地革命时期的妇女教育 |
| 三、抗日战争时期的妇女教育 |
| 四、解放战争时期的妇女教育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女童教育 |
| 第一节 新中国初期党领导下的学制改革与女童入学教育 |
| 一、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根据地学制与女童入学教育 |
| 二、新中国初期农村女童教育概述 |
| 三、新中国初期学制改革与小学教育 |
| 四、学校教育恢复中的女童入学教育 |
| 第二节 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学龄女童学校教育 |
| 一、新中国成立之前苏北农村小学教育 |
| 二、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小学教育 |
| 三、苏北农村学龄女童入学的基本状况 |
| 四、影响女童入学教育的多元因素 |
| 第三节 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女童入学教育成就 |
| 一、苏北农村女童入学率的提升 |
| 二、苏北农村女童辍学率的降低 |
| 三、苏北农村女童教育环境的改善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妇女识字扫盲教育 |
| 第一节 新中国初期党领导下的识字扫盲教育政策与措施 |
| 一、新中国初期农村妇女识字扫盲教育概述 |
| 二、全国农村识字扫盲的方针政策 |
| 三、江苏农村识字扫盲的具体措施 |
| 第二节 新中国初期识字扫盲运动中苏北农村妇女教育状况 |
| 一、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妇女文盲率 |
| 二、“三区”并存下的妇女参与社会变革 |
| 三、政府主导的升级识字扫盲教育 |
| 第三节 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妇女的识字扫盲教育成就 |
| 一、苏北农村妇女能力素质的提高 |
| 二、苏北农村妇女家庭收入的增加 |
| 三、苏北农村妇女家庭地位的改善 |
| 四、苏北农村识字扫盲教育的经验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妇女社会教育 |
| 第一节 新中国初期党领导下的农村妇女社会教育 |
| 一、新中国初期农村妇女社会教育概述 |
| 二、农村妇女社会教育思想的理论与实践 |
| 第二节 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妇女社会教育的内容 |
| 一、形势政策教育 |
| 二、思想政治教育 |
| 三、生产劳动教育 |
| 四、卫生健康教育 |
| 第三节 新中国初期农村妇女社会教育的主要成效 |
| 一、农村妇女主体作用的显现 |
| 二、农村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 |
| 三、农村妇女自我意识的增强 |
| 四、农村妇女社会教育的经验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妇女干部教育 |
| 第一节 新中国初期党领导下的农村妇女干部政策 |
| 一、革命战争时期农村妇女干部政策 |
| 二、新中国初期农村妇女干部政策 |
| 第二节 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妇女干部教育成就 |
| 一、苏北农村妇女干部规模迅速发展 |
| 二、苏北农村妇女干部培养路径多样 |
| 三、苏北农村妇女干部教育内容丰富 |
| 第三节 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妇女干部教育的意义 |
| 一、妇女干部教育与农村妇女解放 |
| 二、妇女干部教育与农村社会进步 |
| 三、妇女干部教育与妇女自身解放 |
| 四、妇女干部教育的制约因素探究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妇女教育的历史贡献与当代启示 |
| 第一节 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妇女教育的历史贡献 |
| 一、女童教育构筑了男女性别平等的基础 |
| 二、扫盲教育提升了农村妇女的综合素质 |
| 三、社会教育提高了农村妇女的主体地位 |
| 四、干部教育促进了农村妇女的社会动员 |
| 第二节 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妇女教育的当代启示 |
| 一、为新时代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思路 |
| 二、为新时代农村妇女教育改革提供方法 |
| 三、为新时代农村妇女教育提供借鉴意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口述材料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2）“70后”作家小城镇叙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历史与研究现状 |
| (一)小城镇的话题缘起 |
| (二)小城镇叙事的研究现状 |
| 二、“70 后”作家与小城镇叙事 |
| 第一章 “70 后”作家与小城镇的文学构建 |
| 第一节 “70 后”作家生命体验与小城镇书写 |
| 第二节 日常生活的力量与小城镇之变 |
| 一、岁月迟缓——小城镇前现代社会的时间体验 |
| 二、框定的生活空间 |
| 三、商品经济时代成为“城市模仿者”的小城镇 |
| 第二章 城镇青年及其精神内涵 |
| 第一节 小城镇的出走者 |
| 一、徐则臣——到世界去 |
| 二、石一枫——漂泊于城市中的“失败青年” |
| 三、阿乙——土狗的焦虑 |
| 第二节 在地者的外部想象 |
| 第三节 寂落的青工 |
| 一、路内——穿越迷雾的追寻 |
| 二、时代变迁下的青工群体 |
| 第四节 异类的写作者 |
| 第三章 小城镇视域中的伦理叙事 |
| 第一节 孱弱的父亲 |
| 第二节 失衡婚姻中的夫妻伦理 |
| 第三节 消费时代中小城镇伦理秩序的溃退 |
| 第四节 边缘的脱序者 |
| 第四章 现实主义与小城镇叙事 |
| 第一节 现实主义回归下的小城镇叙事 |
| 第二节 底层叙述中的意外社会事件与人文关怀 |
| 一、底层视角里的人文关怀 |
| 二、突入小城生活的意外社会事件 |
| 第三节 “英雄”的落寞——《血色莫扎特》 |
| 一、落寞的英雄 |
| 二、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 |
| 三、强烈的批判现实的指向性 |
| 第四节 县城中的官场生态学——《迷城》 |
| 一、权力体系中的生存之道——从“愤怒”到“沉默” |
| 二、官场叙事的继承与拓展 |
| 三、文化根性与政治选择 |
| 第五章 现代主义与小城镇叙事 |
| 第一节 先锋文学的“遗腹子” |
| 一、先锋文学的“遗腹子” |
| 二、闭合环境下的荒诞感 |
| 第二节 金仁顺——文字之外的余韵悠长 |
| 一、越界的母女 |
| 二、于意外处戛然而止 |
| 第三节 黄孝阳——人世间的梨桥县 |
| 一、大地之上的“梨桥县” |
| 二、县城里的恶棍哲学 |
| 第四节 在寂灭中光芒万丈——瓦当的“临河城” |
| 一、错乱表象下的爱与灵 |
| 二、在现实与虚构中的小城人生 |
| 三、从“临河镇”开始,归来依旧是少年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所获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我国西部民族地区新乡贤参与乡村事务治理研究 ——以昌吉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
| 1.3.1 资料来源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结构安排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乡村绅士 |
| 2.1.2 传统乡贤 |
| 2.1.3 新乡贤 |
| 2.1.4 乡村治理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治理理论 |
| 2.2.2 乡村现代化理论 |
| 2.3 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昌吉市新乡贤参与乡村公共服务 |
| 3.1 昌吉市新乡贤参与乡村公共服务的理论模型建构 |
| 3.1.1 开放式编码 |
| 3.1.2 主轴编码 |
| 3.1.3 选择性编码与理论模型建构 |
| 3.1.4 理论模型饱和度检验 |
| 3.2 昌吉市新乡贤参与乡村公共服务的理论模型阐释 |
| 3.2.1 个人参与预备度:引致新乡贤发挥作用的内在条件 |
| 3.2.2 国家-社会-家庭支持:引致新乡贤发挥作用的外部条件 |
| 3.2.3 公共服务内卷化:引致新乡贤发挥作用的原因 |
| 3.2.4 协同优化服务供给:新乡贤改善公共服务的行动 |
| 3.2.5 多管齐下共保障:新乡贤发挥作用可持续和服务供给良性循环的策略 |
| 3.2.6 公共服务效能提升:新乡贤服务供给行为促成的结果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昌吉市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 |
| 4.1 昌吉市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理论模型建构 |
| 4.1.1 开放式编码 |
| 4.1.2 主轴编码 |
| 4.1.3 选择性编码与理论模型建构 |
| 4.1.4 理论模型饱和度检验 |
| 4.2 昌吉市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理论模型阐释 |
| 4.2.1 乡风失范: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原因 |
| 4.2.2 引领乡风民风: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内驱动力 |
| 4.2.3 乡村文化振兴: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外驱动力 |
| 4.2.4 文明乡风建设: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 |
| 4.2.5 乡风文明: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结果体现 |
| 4.2.6 鼓励嘉奖: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策略办法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昌吉市新乡贤参与乡村民族事务治理 |
| 5.1 昌吉市新乡贤参与乡村民族事务治理的理论模型建构 |
| 5.1.1 开放式编码 |
| 5.1.2 主轴编码 |
| 5.1.3 选择性编码与理论模型建构 |
| 5.1.4 理论模型饱和度检验 |
| 5.2 昌吉市新乡贤参与乡村民族事务治理的理论模型阐释 |
| 5.2.1 民族共生共存:引致新乡贤参与民族事务治理的重要土壤 |
| 5.2.2 基层民族事务繁重:新乡贤在民族事务治理中发挥作用的突破口 |
| 5.2.3 维系族际社会:新乡贤在民族事务治理中发挥作用的动机 |
| 5.2.4 族际粘合:新乡贤在民族事务治理中发挥作用的主要方式 |
| 5.2.5 场域驱动:新乡贤在民族事务治理中发挥作用的外驱动力 |
| 5.2.6 民族团结进步:新乡贤参与民族事务治理的结果呈现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昌吉市新乡贤参与乡村宗教事务治理 |
| 6.1 昌吉市新乡贤参与乡村宗教事务治理的理论模型建构 |
| 6.1.1 开放式编码 |
| 6.1.2 主轴编码 |
| 6.1.3 选择性编码与理论模型建构 |
| 6.1.4 理论模型饱和度检验 |
| 6.2 昌吉市新乡贤参与乡村宗教事务治理的理论模型阐释 |
| 6.2.1 宗教并存:引致新乡贤参与宗教事务治理的现实土壤 |
| 6.2.2 基层宗教事务复杂:新乡贤参与宗教事务治理面临的现实选择 |
| 6.2.3 引导宗教适应社会需要:引致新乡贤参与宗教事务治理的动机 |
| 6.2.4 支持宗教中国化:新乡贤参与宗教事务治理的基本方式 |
| 6.2.5 宗教事务治理驱动:新乡贤参与宗教事务治理的客观需要 |
| 6.2.6 宗教关系和谐:新乡贤参与宗教事务治理的理想目标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西部民族地区新乡贤参与乡村事务治理的理论启示 |
| 7.1 新乡贤参与和乡村公共服务现代化 |
| 7.2 新乡贤参与和乡风文明建设 |
| 7.3 新乡贤参与和乡村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 |
| 7.4 新乡贤参与和乡村宗教事务治理现代化 |
| 7.5 新乡贤参与和乡村治理方式现代化 |
| 7.6 新乡贤和传统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角色概括 |
| 7.7 新乡贤和传统乡贤参与乡村治理角色的比较分析 |
| 7.8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创新 |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保定市A区基层年轻公务员激励制度及落实效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3 研究述评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设计 |
| 1.5.1 调查对象 |
| 1.5.2 调查内容及设计 |
| 1.6 论文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基层的概念 |
| 2.1.2 公务员的概念 |
| 2.1.3 年轻公务员的概念 |
| 2.1.4 保定市新三区的概念 |
| 2.1.5 激励制度的概念 |
| 2.2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2.1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
| 2.2.2 双因素理论 |
| 2.2.3 期望理论 |
| 第三章 新《公务员法》实施背景下保定市A区基层年轻公务员激励制度及落实情况 |
| 3.1 新《公务员法》关于激励制度的规范 |
| 3.1.1 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 |
| 3.1.2 考核制度 |
| 3.1.3 奖励制度 |
| 3.1.4 晋升制度 |
| 3.2 保定市A区基层年轻公务员激励制度落实情况 |
| 3.2.1 职务职级并行制度实施效果 |
| 3.2.2 工资福利待遇情况 |
| 3.2.3 奖励制度情况 |
| 3.2.4 晋升情况 |
| 第四章 保定市A区基层年轻公务员激励制度及落实情况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
| 4.1 调查结果分析 |
| 4.1.1 问卷调查 |
| 4.1.2 访谈调查 |
| 4.2 保定市A区基层年轻公务员激励制度及落实情况存在的问题 |
| 4.2.1 考核制度执行不到位 |
| 4.2.2 晋升空间不足 |
| 4.2.3 交流制度不健全 |
| 4.2.4 培训制度不完善 |
| 4.2.5 工资福利制度不健全 |
| 4.2.6 精神激励重视程度不够 |
| 4.3 保定市A区基层年轻公务员激励制度与落实情况存在问题的原因 |
| 4.3.1 基层体制的局限性 |
| 4.3.2 监督评价机制的缺失 |
| 4.3.3 领导的激励管理观念落后 |
| 4.3.4 公务员自我激励理念不足 |
| 第五章 强化保定市A区基层年轻公务员激励制度及落实效果的建议 |
| 5.1 完善考核制度 |
| 5.1.1 加强平时考核 |
| 5.1.2 绩效考核指标精细化 |
| 5.1.3 优化考核优秀分配比例 |
| 5.2 拓宽晋升空间 |
| 5.3 增强交流机制 |
| 5.4 完善培训机制 |
| 5.4.1 丰富培训形式 |
| 5.4.2 加大培训力度 |
| 5.4.3 实行定制培训 |
| 5.4.4 完善培训考核 |
| 5.5 适当提高工资福利待遇 |
| 5.5.1 提高乡镇补贴标准 |
| 5.5.2 落实误餐补助出差补助 |
| 5.5.3 统一公积金缴费基数 |
| 5.6 设置AB岗,落实带薪休假制度 |
| 5.7 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并用 |
| 第六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5）乡村治理视角下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研究 ——以苏北J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 述评 |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创新之处 |
| 四、田野工作 |
| (一) J村概况 |
| (二) 选择J村作为个案村庄的依据 |
| 五、研究视角的选择 |
| (一) 现有研究视角回顾 |
| (二) 本文研究视角建构 |
| 第一章 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相关概念缕析 |
| 一、基层党组织的内涵 |
| (一) 基层党组织的概念 |
| (二) 基层党组织的类型 |
| (三) 基层党组织的功能 |
| 二、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内涵 |
| (一) 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概念 |
| (二) 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 |
| (三) 农村基层党组织与乡村治理 |
| 三、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内涵 |
| (一) 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概念解析 |
| (二) 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表现形态 |
| (三) 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与治理功能 |
| 第二章 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的理据剖释 |
| 一、理论逻辑: 强化马克思主义政党属性的基本遵循 |
| (一) 政党属性与马克思主义政党属性 |
| (二) 马克思主义政党属性与组织力 |
| 二、实践依据: 实现不同时期政党建设目标的关键力量 |
| (一)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取得伟大胜利的重要武器 |
| (二) 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实现伟大梦想的重要法宝 |
| 三、现实需求: 解决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存在问题的迫切需要 |
| (一) 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 |
| (二) 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与组织力 |
| 第三章 J村党组织组织力提升的实践探索 |
| 一、村庄共同体重建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社会服务力的呈现 |
| (一) 重建地域共同体: 以土为生到依土而生 |
| (二) 重建精神共同体: 村民内心世界的调适 |
| 二、组织建设中农村基层党组织自身凝聚力的强化 |
| (一) 加强组织队伍建设 |
| (二) 严格开展组织生活 |
| (三) 建构党员认同 |
| 三、村民认同建构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群众号召力的提升 |
| (一)村民认同的客观性 |
| (二) 建构村民认同 |
| 四、外部资源争取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发展推动力的拓展 |
| (一) 获取外部资源 |
| (二) 运用外部资源 |
| 第四章 J村党组织组织力提升的现实困境 |
| 一、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过程中的组织建设不够完善 |
| (一) “头雁”色彩过分凸显导致组织权威面临私人化的风险 |
| (二) 迎检式工作逻辑导致组织工作面临形式化的风险 |
| (三) 青年党员脱钩导致组织队伍面临“老龄化”的风险 |
| 二、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过程中的村民认同缺乏稳定 |
| (一) 精英人物主导下的村民认同缺乏长效性 |
| (二) 村庄信息传递梗阻削弱村民认同的客观性 |
| (三) 村民政治素养缺失催生村民认同的易变性 |
| 第五章 J村党组织组织力提升的优化策略 |
| 一、推动组织力提升过程中组织建设的科学化本质回归 |
| (一) 规范“头雁”运作,维护组织权威的集体化 |
| (二) 转变工作逻辑,推进组织工作的实效化 |
| (三) 加强党员管理,落实组织队伍的活力化 |
| 二、确保组织力提升过程中村民认同的稳定性目标实现 |
| (一) 建构组织主导的认同机制,提升村民认同的长效性 |
| (二) 多渠道畅通村庄信息传递,增强村民认同的客观性 |
| (三) 全方位培育村民政治素养,限制村民认同的易变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文中主要人物一览 |
| 附录二: X县村党组织书记激励考核办法 |
| 附录三: X县村党组织书记工作绩效百分制考核细则 |
| 附录四: Y镇村居工作百分制考核实施细则 |
| 附录五: Y镇2020年度政法综治暨“平安民主法治示范村居”创建责任书 |
| 附录六: J村支部活动记录节选 |
| 附录七: 访谈内容节选 |
| 附录八: J村调研掠影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6）青年乡镇干部留任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广东省调查数据（论文提纲范文）
| 1 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
| 1.1 双因素理论的相关研究 |
| 1.2 保健因素的研究及假设 |
| 1.3 激励因素的研究和假设 |
| 2 数据说明 |
| 2.1 样本概况 |
| 2.2 留任意愿的区域差异 |
| 3 量表因子分析 |
| 4 变量设定 |
| 4.1 被解释变量 |
| 4.2 解释变量 |
| 4.2.1 家庭成员的支持度 |
| 4.2.2 精神奖励 |
| 4.2.3 消费需求 |
| 5 实证分析与结果 |
| 5.1 模型设定 |
| 5.2 工作环境与氛围、付出与回报对青年乡镇干部留任意愿的影响 |
| 5.3 家庭成员对其工作的支持程度对青年乡镇干部留任意愿的影响 |
| 5.4 精神奖励对青年乡镇干部留任意愿的影响 |
| 5.5 个人消费需求的满足与青年乡镇干部留任意愿关系 |
| 5.6 异质性分析 |
| 6 结论与建议 |
| 6.1 结论 |
| 6.2 对策建议 |
（7）大学生学习中的面子倾向及其对学习参与的影响机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大学生学习参与理论 |
| 一、大学生学习参与研究的历史发展 |
| 二、关于大学生学习参与的不同理论观点 |
| 第二节 中国大学生学习参与的特点及成因 |
| 一、中国大学生学习参与的特点 |
| 二、中国大学生学习参与特点的成因探索 |
| 三、面子——影响大学生学习参与行为的一个文化因素 |
| 第三节 面子的概念、文化意蕴与测量 |
| 一、面子的概念 |
| 二、中国人的面子观 |
| 三、面子的分类与测量 |
| 第四节 面子倾向与学习参与关系的研究框架构建 |
| 一、大学生发展模型和面子作用机制模型 |
| 二、研究框架构建 |
| 第三章 研究设计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与研究思路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思路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样本情况 |
| 二、研究工具 |
| 第三节 调查伦理和社会称许性处理 |
| 一、调查伦理 |
| 二、社会称许性处理 |
| 第四章 研究结果 |
| 第一节 大学生学习中的面子倾向现状 |
| 一、面子倾向等变量的描述统计 |
| 二、不同背景学生群体的差异性检验 |
| 三、学生个体背景特征对面子倾向等变量的回归分析 |
| 四、小结 |
| 第二节 面子倾向对学习参与的预测作用 |
| 一、面子倾向与学习参与的相关性 |
| 二、面子倾向对学习参与的回归分析 |
| 三、面子倾向与学习动机的相关性 |
| 四、团体的面子对个体的面子与学习参与关系的调节效应 |
| 五、面子倾向与学习参与关系的访谈分析结果 |
| 六、小结 |
| 第三节 影响面子倾向与学习参与关系强弱的因素 |
| 一、学习动机对面子倾向与学习参与关系的调节效应 |
| 二、环境感知对面子倾向与学习参与关系的调节效应 |
| 三、影响面子倾向与学习参与关系因素的访谈分析结果 |
| 四、小结 |
| 第四节 不同类型大学生的面子倾向及其与学习参与的关系 |
| 一、不同年级大学生的面子倾向及其与学习参与的关系 |
| 二、不同学业成就大学生的面子倾向及其与学习参与的关系 |
| 三、小结 |
| 第五章 讨论 |
| 第一节 大学生学习行为中面子倾向的现状 |
| 一、面子倾向现状及其群体差异 |
| 二、面子倾向现状折射出的文化传承与变迁 |
| 第二节 面子倾向与学习参与的关系 |
| 一、面子倾向对学习参与的预测作用 |
| 二、影响面子倾向与学习参与关系的因素 |
| 第三节 基于社会文化观的中国大学生学习参与特点再认识 |
| 一、大学生学习参与的社会文化观:动态的视角 |
| 二、从“美德导向”走向“美德加心智”的学习模式 |
| 三、求真的学习情境 |
| 第六章 结论与建议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研究局限性与研究启示 |
| 一、研究局限性 |
| 二、启示与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大学生学习经历调查问卷(试测) |
| 附录 B:大学生学习经历调查问卷(正式调查) |
| 附录 C:大学生学习中面子倾向的访谈提纲 |
| 附录 D:面子倾向与学习行为关系的访谈提纲 |
| 博士在读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8）重庆市万州区选调生胜任力现状及提升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文献综述 |
| 1.2.2 国外文献综述 |
| 1.2.3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1.3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第2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选调生 |
| 2.1.2 胜任力 |
| 2.1.3 选调生胜任力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学习型组织 |
| 2.2.2 成人学习理论 |
| 2.2.3 胜任力理论 |
| 第3章 选调生胜任力理论分析 |
| 3.1 选调生具备的胜任力及结构 |
| 3.1.1 核心能力 |
| 3.1.2 重要能力 |
| 3.1.3 基本能力 |
| 3.1.4 选调生胜任力及结构之间的关系 |
| 3.2 选调生胜任力与相关能力的关系分析 |
| 3.2.1 与一般公务员通用能力的关系分析 |
| 3.2.2 与进入选调生队伍应具备能力的关系分析 |
| 3.2.3 与高素质专业化公务员应具备能力的关系分析 |
| 3.3 选调生胜任力发展方向 |
| 第4章 重庆市万州区选调生胜任力现状分析 |
| 4.1 万州区选调生队伍基本情况 |
| 4.1.1 万州区选调生队伍结构 |
| 4.1.2 万州区选调生队伍特征 |
| 4.2 万州区选调生胜任力基本情况 |
| 4.3 万州区选调生胜任力培养情况 |
| 4.3.1 严把进入选调生队伍质量 |
| 4.3.2 强化选调生实践锻炼 |
| 4.3.3 注重抓好选调生教育培训 |
| 4.3.4 解决选调生后顾之忧 |
| 4.4 万州区选调生胜任力培养成效 |
| 第5章 重庆市万州区选调生胜任力培养与影响因素调查 |
| 5.1 调查方案设计 |
| 5.2 调查具体实施 |
| 5.3 数据统计与分析 |
| 5.3.1 选调生胜任力调查问卷(面向选调生)数据统计与分析 |
| 5.3.2 选调生胜任力调查问卷(面向领导干部)数据统计与分析 |
| 第6章 重庆市万州区选调生胜任力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6.1 重庆市万州区选调生胜任力存在的问题 |
| 6.1.1 核心能力不明显 |
| 6.1.2 重要能力不突出 |
| 6.1.3 基本能力不扎实 |
| 6.2 重庆市万州区选调生胜任力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6.2.1 万州区选调生自身能力素质有差距 |
| 6.2.2 外界因素不利于选调生胜任力培养 |
| 6.2.3 组织培养与胜任力需求之间有偏差 |
| 第7章 重庆市万州区提升选调生胜任力的对策 |
| 7.1 严把影响万州区选调生胜任力的质量关口 |
| 7.1.1 选调生的素养符合万州区定位 |
| 7.1.2 择优形成梯次配备的选调模式 |
| 7.1.3 加强万州区选调生后备队伍建设 |
| 7.2 构建完善万州区提升选调生胜任力的教育培训体系 |
| 7.2.1 健全教育培训机构 |
| 7.2.2 建强教育培训队伍 |
| 7.2.3 优化教育培训模式 |
| 7.2.4 完善教育培训保障 |
| 7.3 优化完善万州区提升选调生胜任力的配套制度 |
| 7.3.1 完善激励保障制度 |
| 7.3.2 优化选拔使用制度 |
| 7.4 营造有利于万州区提升选调生胜任力的外部环境 |
| 7.4.1 营造良好的文化生态 |
| 7.4.2 加强关爱与引导 |
| 7.4.3 加强组织领导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结论 |
| 8.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9）乡镇公务员激励问题研究 ——以山东省淄博市A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的背景 |
| 1.1.2 选题的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内容、方法和创新点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创新点 |
| 第2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界定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外在激励 |
| 2.1.2 内在激励 |
| 2.2 相关理论 |
| 2.2.1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 |
| 2.2.2 弗鲁姆的期望理论 |
| 2.2.3 斯金纳的强化理论 |
| 第3章 山东省淄博市A区乡镇公务员激励现状 |
| 3.1 山东省淄博市A区基本情况 |
| 3.2 山东省淄博市A区乡镇公务员队伍现状 |
| 3.3 山东省淄博市A区乡镇公务员激励实施现状 |
| 3.4 问卷调查与分析 |
| 3.4.1 问卷设计 |
| 3.4.2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3.4.3 问卷数据总体分析 |
| 第4章 乡镇公务员激励的存在困境及原因分析 |
| 4.1 乡镇公务员激励存在的困境 |
| 4.1.1 薪酬待遇满意度不高 |
| 4.1.2 绩效考核管理不科学 |
| 4.1.3 晋升激励性不强 |
| 4.1.4 公共服务动机弱化 |
| 4.2 乡镇公务员激励困境的原因分析 |
| 4.2.1 激励理念较为落后 |
| 4.2.2 激励制度尚不完善 |
| 4.2.3 激励手段较为匮乏 |
| 4.2.4 乡镇环境因素制约 |
| 第5章 乡镇公务员激励的提升路径 |
| 5.1 创新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激励理念 |
| 5.1.1 奉行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 |
| 5.1.2 摒弃平均主义的分配理念 |
| 5.1.3 践行公平公正的用人理念 |
| 5.2 完善科学规范有效的激励制度 |
| 5.2.1 创新乡镇公务员薪酬制度 |
| 5.2.2 完善乡镇公务员晋升制度 |
| 5.2.3 健全乡镇公务员考核制度 |
| 5.3 强化个人价值与公共利益相统一的内在激励 |
| 5.3.1 提升乡镇公务员培训成效 |
| 5.3.2 促进多种外在激励的内化 |
| 5.3.3 培育优秀公共行政文化 |
| 5.4 丰富公平合理有弹性的激励手段 |
| 5.4.1 坚持正激励与负激励相结合 |
| 5.4.2 坚持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 |
| 5.5 深化以制度创新为目标的乡镇机构改革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10）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农村社区治理规则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综述及评述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创新之处与不足 |
| 一、概念界定及基本理论概述 |
| (一)农村社区治理规则 |
| 1.农村社区的内涵及类型 |
| 2.农村社区治理规则 |
| 3.农村社区治理与治理规则的关系 |
| (二)治理规则类型、制定主体及功能:农村社区治理规则的分析维度 |
| 1.既有研究中农村社区治理规则的探讨 |
| 2.本项研究中对农村社区治理规则的分析维度 |
| (三)理论基础:制度变迁理论 |
| 二、农村社区治理规则的类型变迁及特征 |
| (一)改革开放前:国家建构型治理规则 |
| 1.主要类型表现:宪法基础上的法律法规及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
| 2.主要特征:政治权威性、管理行政性 |
| (二)改革开放后至21世纪初:国家社会共生型治理规则 |
| 1.主要类型表现: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自治章程及村规民约 |
| 2.主要特征:行政指导下的自治性与集体经济基础上的封闭性 |
| (三)21世纪以来:多元主体协商共治型治理规则 |
| 1.主要类型表现:民主协商治理规则 |
| 2.主要特征:包容性、透明性 |
| 小结:“单一的国家法”向“多样化治理规则”过渡 |
| 三、农村社区治理规则的制定主体变迁及其特征 |
| (一)改革开放前:治理规则由党领导下的国家主体制定 |
| 1.制定主体:党组织和国家政府 |
| 2.主要特征:高度集权性、行政性 |
| (二)改革开放后至21世纪初:治理规则由国家与村民自治组织合作制定 |
| 1.制定主体:国家、村委会、村民 |
| 2.主要特征:双向互动性 |
| (三)21世纪以来:治理规则由多元主体合作制定 |
| 1.制定主体:政府、社区组织、社会组织、个人 |
| 2.主要特征:多元互动性 |
| 小结:从“国家制定为主”趋向“多元主体共同制定” |
| 四、农村社区治理规则的功能变迁 |
| (一)改革开放前:保障基层政权稳定 |
| 1.政治秩序:构筑国家政治认同 |
| 2.经济层面:保障经济集体所有、国家统一经营 |
| 3.管理服务:实现人民公社集中管理服务 |
| (二)改革开放后至21世纪初:重点拓展放权社会中的村民自我管理能力 |
| 1.政治层面:促进农村民主政治发展 |
| 2.经济层面:扩展村民集体经济自主发展权 |
| 3.管理服务:增强村民自我管理服务权 |
| (三)21世纪以来:重点保障党领导下多元主体共治的治理格局 |
| 1.政治层面:加强基层政治整合功能 |
| 2.经济层面:保障社区经济分类治理、多样化经营 |
| 3.管理服务:促进社区形成共建共治共享机制 |
| 小结:从强化“基层政权稳定”向强化“合作共治”方向发展 |
| 五、农村社区治理规则变迁的制度变迁总结 |
| (一)变迁模式:合作型制度变迁 |
| (二)农村社区治理规则变迁的动因 |
| 1.国家层面:国家阶段性治理目标与决策 |
| 2.社会层面:农村社会环境变化 |
| 3.个人层面:理性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动机 |
| (三)农村社区治理规则变迁的特征 |
| 1.规则制定主体:从国家制定到多元主体协商制定 |
| 2.规则生成机制:从国家建构到国家建构与乡村内部创制相结合 |
| 3.规则功能:从对人的束缚到对人的解放 |
| (四)治理规则变迁内在机理:弹性与张力中的供需动态平衡 |
| 小结:走向“善治”的农村社区治理规则 |
| 六、探讨与反思:农村社区治理规则变迁的内在本质及新时代农村社区有效治理规则 |
| (一)内在本质:对农村社区居民自由发展的解放或束缚 |
| (二)新时代农村社区有效治理规则的基本要求 |
| 1.新时代农村社区有效治理亟需新的治理规则 |
| 2.新时代农村社区有效治理规则的新要求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四、乡镇干部渴望得到理解（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妇女教育研究（1949-1956） ——以江苏泰兴为例[D]. 杨方. 扬州大学, 2021(02)
- [2]“70后”作家小城镇叙事[D]. 高祎博. 吉林大学, 2021(01)
- [3]我国西部民族地区新乡贤参与乡村事务治理研究 ——以昌吉市为例[D]. 王杰. 兰州大学, 2021(09)
- [4]保定市A区基层年轻公务员激励制度及落实效果研究[D]. 徐毓昕. 河北大学, 2021(02)
- [5]乡村治理视角下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研究 ——以苏北J村为例[D]. 孙经纬. 扬州大学, 2021(09)
- [6]青年乡镇干部留任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广东省调查数据[J]. 杨道邦,邓泰安,邓保国,林婕虹,冯嘉敏. 江苏农业科学, 2021(03)
- [7]大学生学习中的面子倾向及其对学习参与的影响机制[D]. 许丹东. 南京大学, 2020(12)
- [8]重庆市万州区选调生胜任力现状及提升对策研究[D]. 李鑫. 西南大学, 2020(05)
- [9]乡镇公务员激励问题研究 ——以山东省淄博市A区为例[D]. 刘菲. 山东大学, 2020(12)
- [10]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农村社区治理规则变迁研究[D]. 李艳营. 曲阜师范大学, 2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