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异化——顺应创造性叛逆的翻译方法（论文文献综述）
徐军[1]（2021）在《应用性翻译中的变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
李小刚[2]（2020）在《尤金·奥尼尔戏剧在现当代中国的接受和影响》文中研究指明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1888-1953）是20世纪美国首屈一指的表现主义戏剧巨匠、民族戏剧的奠基人和世界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作为一名多产的剧作家,他在近40年的戏剧创作生涯中,撰写了50余部剧作、大量的戏剧理论和诗歌作品,一生荣获四次普利策戏剧奖,并于1936年荣膺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获此殊荣的美国剧作家。他与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1915-2005）、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1911-1983）一起被誉为20世纪美国最优秀的三大剧作家;评论界称他们三人“共同将美国戏剧的重要性扩展到本国以外的天地,同时也为世界各地的当代剧作家提供了戏剧成就的标准。”[1]奥尼尔对于中国戏剧的影响也是毋庸置疑的,他直接推动了中国戏剧的现代性转型;20世纪30年代他对中国戏剧的影响集中体现为对洪深和曹禺两位大师戏剧创作的影响,80年代则主要表现为对中国“探索派”剧作家和导演的影响。因此,在当前中西跨文化戏剧交流语境下,对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接受、影响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是极为必要的。本文试图从比较文学接受理论视角出发,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采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方法,对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译介、研究、演出和影响的状况进行系统梳理和概括,重点探讨奥尼尔的《早餐之前》《天边外》《安娜·克里斯蒂》《榆树下的欲望》《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以及《琼斯皇》《毛猿》《奇异的插曲》《上帝的儿女都有翅膀》等表现主义剧作在中国的接受和影响,以完整勾勒奥尼尔及其戏剧在中国升降起伏的接受轨迹曲线,展现奥尼尔及其戏剧在中国接受、影响的全景式图景。全文分为五章,分别阐述奥尼尔其人其作、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译介、研究、演出等接受情况,以及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产生的巨大影响。第一章从比较文学流传学的角度研究“放送者”奥尼尔及其戏剧创作历程。奥尼尔作为表现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由于其爱尔兰裔美国人的身份,无法真正融入美国社会文化当中,永远是一个游走于美国社会边缘的“他者”、忧郁的悲剧作家;他的戏剧创作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在创作中他充分吸收古代先贤哲思的营养,继承前辈的文学遗产和戏剧传统,在戏剧创作实践中充分运用表现主义戏剧手段来挖掘、表现人物心灵深处的思想、情绪和意念,凸显出人物内心世界表现上的巨大张力。第二章从译介学角度出发,对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译介进行研究。奥尼尔戏剧的中国译介主要划分为四个阶段:20年代译介的序幕、30年代的第一次译介热潮及蓬勃发展阶段、40至70年代译介的低谷期、新时期以来奥剧译介第二次高潮及多元发展阶段。同时,本文对奥尼尔同一源语剧作、风格迥异的中译版本进行比照,以考察译者们所采用的殊异的翻译策略;阐明两次“奥尼尔热”期间,翻译界对于奥剧的翻译是以戏剧文学而非舞台演出为导向,其宗旨是仅将翻译的戏剧文本当作文学作品来赏读,而非当作剧场文本进行舞台演出。第三章主要阐述奥尼尔及其戏剧在中国的研究情况,主要对奥剧研究形式的接受状况进行梳理总结。从历时角度考察,相似的是在30年代和80年代的两次“奥尼尔热”期间,掀起了两次奥尼尔研究热潮;从共时角度考察,1980年代以来,随着“二度西潮”的兴起和国内、国际尤金·奥尼尔学界的交流与融合日趋频仍,奥尼尔戏剧研究逐步趋于精细化、纵深化、专题化和数据化;研究视角更加宽广,研究方法日趋丰富多元,并且呈现出向跨学科、跨文化视角转变的态势。学界从多角度、运用多方法对奥尼尔及其剧作进行深度开掘和现代阐发,标志着中国的奥尼尔戏剧研究进入一个更为宽广的领域。第四章集中阐释奥剧在中国的搬演情况,主要从演出概况、导演构思及舞台呈现三个维度出发,重点考察新时期以来奥剧如《榆树下的欲望》和《安娜·克里斯蒂》的话剧改编演出和戏曲移植性改编演出概况;同时观照奥尼尔其它经典剧作《早餐之前》《天边外》近年来在中国的演出情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奥尼尔及其剧作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和舞台接受状况。第五章深入探讨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的影响。奥剧的译介、研究和舞台搬演呈现出的是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整体接受状况,那么在此接受的基础上,奥尼尔戏剧必然会对中国戏剧尤其是对中国戏剧的现代性转型产生深远的影响。80年代是中国戏剧现代性转型再度勃兴的关键期,这一时期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的影响具体体现为对“探索派”剧作家李龙云和李杰戏剧创作的影响,尤为集中地体现在李龙云的《荒原与人》和李杰的《古塔街》对奥尼尔表现主义戏剧手段的创造性援用和创新性发展之上。
王伟[3]（2020）在《《哈利·波特》在中国的译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英国作家J.K.罗琳创作的Harry Potter风靡全世界,被翻译成80种语言,所有版本的总销量超过5亿册,成为世界上最畅销的小说之一。本研究依据译介学理论、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操纵”和“重写”理论、接受理论和副文本理论对Harry Potter在中国的译介展开全面、系统的描述性个案研究,探讨了该作品是如何被译介到中国以及在进入中国后该作品在中国普通读者和专业研究者群体中的传播、接受现状,分析了《哈利·波特》中译本在中国的定位和目标读者群体的接受错位问题,并从副文本与文本转换过程分析了《哈利·波特》中译本中的翻译问题。通过对《哈利·波特》中译本在中国出版发行的历时性描述分析,本研究发现Harry Potter这部通俗文学作品能够进入中国主要是与当时的社会接受环境紧密相关。通俗文学,又称之为大众文学,一直处在中国文学系统的边缘。长期以来,通俗文学的娱乐消遣功能与中国传统的“文以载道”文学观念相悖,通俗文学往往被视为严肃文学、纯文学的对立面。而在改革开放之后,国内开始大规模地译介外国通俗文学作品,通俗文学开始从文学系统的边缘向中心运动,长期被压抑和禁锢的文学娱乐消遣功能终于得到释放。随着中国1992年成为《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的成员国,中国对外版权贸易得到迅速发展,开始不断从国外引进通俗文学作品以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需求。20世纪90年代,国内不少出版社开始摆脱行政化束缚,以市场为导向追求利润最大化。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人民文学出版社积极转变观念,从国外获取最新商业出版资讯,Harry Potter就这样走进了人文社的编辑眼中。2000年8月底,人民文学出版社鏖战数月后赢得了《哈利·波特》中文版权。Harry Potter被引进到中国之后也取得了非常不错的销售成绩,成为一部非常畅销的流行读物。Harry Potter进入中文世界后,普通读者和专业研究者对该作品的接受各自呈现出不同的接受特征。中国奇幻文学读者群体从无到有逐渐发展壮大,对《哈利·波特》这部作品的接受经历了“文本—影像—文本”和“影像—文本”两种文学接受过程。在Harry Potter进入中国之前,中国大陆的普通读者对于奇幻文学还是比较陌生,即使有奇幻文学作品的存在,在当时也是被当成童话被译介到中国。在新世纪开始之前的这段时间,中国大陆并不存在奇幻文学所能接受的土壤或环境,因此也就没有奇幻文学读者群体的存在。而随着The Lord of the Rings和Harry Potter等系列作品陆续被国内出版社引进译介,再加上国内义务教育的蓬勃发展和一系列的教育制度改革,新时期的中国读者在文化程度、知识深度、阅读广度上有很大幅度提高,国内逐渐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奇幻读者群体,他们热爱阅读和接受各种西方奇幻文学作品。同时,新世纪大众传媒尤其是由奇幻文学改编的同名电影在中国热映,使众多读者在欣赏奇幻大片的同时,感受到了奇幻文学作品的魅力,部分读者是看完纸质作品之后去电影院欣赏改编的同名电影（影像）,然后再对该奇幻文学作品的纸质书籍（文本）进行深度阅读;也有不少读者是观看完奇幻文学作品改编的同名电影（影像）后购买纸质书籍（文本）阅读。“文本—影像—文本”和“影像—文本”构成了中国普通读者对外国奇幻文学作品的两种文学接受过程。而与普通读者对《哈利·波特》的接受不同的是,中国的专业研究者对《哈利·波特》并不是特别重视,在我国主流核心学术刊物上刊载有关“哈利·波特”研究的文章数量相对有限。尽管通俗文学开始从文学系统的边缘开始向中心运动,但是严肃的学院派研究者却并不十分关注《哈利·波特》这种通俗文学作品。究其缘由,一方面,纯文学或者说精英文学才是中国专业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另一方面,目前我国对文学作品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这更符合当下时代的主旋律,而外国通俗文学作品“走进来”的译介研究则很难引起他们的关注。与Harry Potter系列作品在英语世界的接受状况相比,《哈利·波特》中译本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偏差。在英语世界,Harry Potter系列一开始定位是儿童文学,面向儿童读者群体,但因为该作品深受青少年读者和成人读者的喜爱,英语世界的出版社很快就灵活地改变该作品目标读者群体定位,扩大其读者群体范围。而在中文世界,赞助人（人文社）从一开始就一直把该作品定位为儿童文学,并自始至终操纵着《哈利·波特》中译本生产和流通的全过程。从副文本视角对《哈利·波特》中译本进行分析,无论是从书籍的开本设计、封面装帧、插图、书签还是内页版式设计,人文社都是按照儿童文学作品的定位进行设计和出版发行的,儿童才是其目标读者群体。因此,人文社对《哈利·波特》中译本的定位和中国读者对该作品的接受之间产生错位,部分中国读者对人文社的儿童文学定位和译文质量不满,三种新型读者群体出现:批评型读者、作为译者的读者和精英型读者。在互联网技术的支持下,新型读者群体在网络空间中对人文社《哈利·波特》中译本的翻译质量展开网络文学翻译批评,或者另起炉灶自己开始翻译并在网络空间中分享译文。随着《哈利·波特》系列小说和同名电影的完结,精英型读者群体开始涌现,他们从各个视角、细节、主题对这部作品展开全新的网络文学翻译批评,具有一定的学术素养和敏锐的批评意识。互联网通讯技术的发展使中国读者的角色从单一走向多重化,在文学文本选择和文本意义建构上由“失语者”变成了“建构者”。新型读者群体展开的网络文学翻译批评对人文社和译者形成了“良性监督”,加强了读者和出版社之间的互动,这些都构成了《哈利·波特》在中国的接受史中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Harry Potter被译介到中文语境后,“显性”赞助人（人文社）的意识形态、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自始至终都对译者的翻译工作进行着操纵,同时“隐性”赞助人（儿童读者群体）也迫使译者适当调整翻译策略使译文符合儿童读者阅读。因此,人文社在对Harry Potter进行文本转换的过程中因为误译、漏译产生了一系列的偏差和变形。因为原文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原作者根本没有预料到的接受语境,作家J.K.罗琳精心创作的大量文化特色词汇、人物形象、“文字游戏”和习语在经过译者的翻译转换之后,原着中的人物形象、性格在中译本中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扭曲和变形,大量“文字游戏”蕴含的预期效果没有被完美地呈现出来。同样地,原着中大量巧妙构思、精心创作的习语并没有被译者进行异化处理,这使得习语中独有的文化意象和语言特色在中译本中丢失,影响和阻碍了中国读者阅读的连贯性和好奇心。本研究推动《哈利·波特》进入更多学术界研究者的视野,进一步丰富了《哈利·波特》在中国的学术研究,让更多严肃学院派研究者认识到通俗文学翻译的影响和特殊研究价值,也为该作品走向经典做出了一定努力;同时基于该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过程中遇到的新型读者群体的网络文学翻译批评以及中译本在文本转换过程中产生的偏差,本研究亦可为外国通俗文学作品的翻译以及中国通俗文学作品外译提供一定程度的参考和借鉴。
张天宇[4]（2020）在《辛克莱《100%：爱国者的故事》中日译介研究》文中指出《100%:爱国者的故事》（100%:The Story of a Patriot）,是美国左翼作家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创作的长篇小说,讲述了流浪汉彼得·加地（Peter Gudge）作为美利坚市（American City）政府的密探,潜入“赤党”（“Red”）内部打探情报的故事。小说延续了辛克莱作品中一贯带有的揭露黑幕的特点,揭露了美国政府和资本家残害无产阶级的罪恶行径,并真实再现了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W.W.）的发展状况及其受到的种种非难,呈现出一种“虚构的真实”。《100%:爱国者的故事》于1920年在美国出版后,一石激起千层浪,英国、德国、日本、中国等国家纷纷将其引介,在此背景下日译本及中译本相继诞生。辛克莱作为美国文学史上重要的揭黑幕运动代表人物,对其社会活动、文艺理论以及《屠场》等代表作品的研究,从来不乏其人,但对于《100%:爱国者的故事》的文本分析及其传播过程的研究却较为少见。本文以《100%:爱国者的故事》的中日译介为研究对象,运用萨义德的旅行理论,对《100%:爱国者的故事》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路径进行探究,在此过程中重点探索小说原版和日译本的生成及传播与中译本的诞生所具有的关联性,以及《100%:爱国者的故事》译本的诞生在其各自历史脉络中生发出的重要意义。本文以中译本作为落脚点,追本溯源,将《100%:爱国者的故事》文本旅行的脉络分为三阶段,进行递进式阐述。首先,笔者在时代背景下对辛克莱其人其创作进行介绍,并将《100%:爱国者的故事》还原到其创作背景——一战前后的美国社会中进行分析,凸显文本的独特性及其现实意义。这些是《100%:爱国者的故事》的文本旅行得以进行的先决条件。其次,笔者试图寻找《100%:爱国者的故事》能够被译介到日本的原因之所在,在此过程中笔者对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发生和发展过程进行了梳理。《100%:爱国者的故事》在日本共发行了两版译本并多次再版,笔者对日译本版本的流变过程进行介绍,突出了译本相对于原作具有的埃斯卡皮所称的“创造性叛逆”的特点,并对《100%:爱国者的故事》日译本问世之后日本文坛对辛克莱作品的关注以及在此影响下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发展中出现的转变进行简要分析。最后,笔者对在美国左翼文学和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影响下出现的中国革命文学论争进行梳理,辛克莱的文艺理论正是在此过程中作为一种外部的理论资源进入了中国。笔者试图回归革命文学的历史语境中,从译者角度出发,探索《100%:爱国者的故事》译介入中国的动因及其在“中国之旅”发生的流变,并且试图挖掘包括《100%:爱国者的故事》在内的辛克莱作品译介热潮对译者陶晶孙的文学活动和对中国文坛起到的影响。本文认为,日本与美国面临着同样的阶级矛盾,有着相似的社会背景,这是《100%:爱国者的故事》进入日本的契机,其日译本的出版与中译本的诞生又在无产阶级文学发展过程中一脉相承。《100%:爱国者的故事》作为辛克莱首部被翻译到日本的作品,开启了日本文坛的辛克莱时代,风靡一时的辛克莱作品的译介热潮不仅影响了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走向,也使当时留学日本的中国青年接触到了辛克莱的文艺思想,将其作为理论武器纳入革命文学的话语中,催生了中国的辛克莱作品译介热潮。也正是在此浪潮中,陶晶孙翻译了《100%:爱国者的故事》。《100%:爱国者的故事》由美国途径英国和日本到达中国,其译本经过译入语文化的熏染成为一种创造性的叛逆,在不同语境中生发出新的意义。
赵明[5]（2019）在《从莫言作品译介的成功论文学作品形而上质英译的忠实再现》文中研究说明文章以葛浩文译介莫言作品的成功,尝试说明在跨文化沟通和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任何关于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的讨论都需围绕着原作形而上质的捕捉与再现而展开。文学作品翻译应以再现作品的形而上质为目标与归宿,以形而上质的再现作为判定译文忠实与否的主要标准与原则。翻译不能一味地抠字眼,过分强调所谓的忠实与准确,应该跳出狭隘语言观的框囿,透过原作的语言形式与语言结构,以感悟所得的形而上质作为基本翻译单位,以展示原作者气质,原作的内在精髓、氛围和原汁原味而取胜。
高鲜花[6]（2019）在《田纳西·威廉斯戏剧在中国的接受和影响（1963-2018）》文中指出田纳西·威廉斯是20世纪美国继尤金·奥尼尔之后与阿瑟·米勒、爱德华·阿尔比齐名的三大戏剧家之一,在世界戏剧文学和戏剧舞台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玻璃动物园》《欲望号街车》《热铁皮屋顶上的猫》等剧更是世界舞台长演不衰的经典剧目。1963年英若诚翻译的威廉斯独幕剧《没有讲出来的话》拉开了中国接受、演出、改编威廉斯戏剧的大幕。威廉斯剧作数量庞大,本论文主要以他几部长剧——《玻璃动物园》《欲望号街车》《热铁皮屋顶上的猫》等为基础研究文本,对威廉斯戏剧在中国的译介、舞台搬演/改编、影响等接受和影响状况进行系统考察。威廉斯戏剧创作极具自传性。在剧作中,他为自己同性恋身份而焦虑、为不断患病而厌烦、为创作力下滑而担忧。当他对青春易逝感到恐慌、对死亡倍加恐惧时,他选择了逃离和漂泊,并且为自己构建了一个美好的停留地——中国,希冀能够缓解他的各种焦虑,而此种种都成为他“本色”创作的基本内容。为了完整地体现他的本色,他在创作过程中设置了潜台人物、借鉴了古希腊戏剧结构、运用了大量的神话传说,并辅之以中国戏曲的写意性元素,营造出一个个颇具象征性的艺术世界。20世纪80年代,中国戏剧界集中译介了威廉斯的《欲望号街车》《玻璃动物园》《热铁皮屋顶上的猫》三部作品。从外部环境来看,中国翻译界对威廉斯剧作的译介离不开意识形态、赞助人、诗学等的合力“监管”。从文本内部来看,由于戏剧具有二重性——文学性和表演性,所以中国译家们在译介这三大代表作时主要采用以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翻译策略,并偏重文学性,为中国读者呈现出全新的“中国化”译本。在中国戏剧舞台上,威廉斯剧作的搬演与改编演出异彩纷呈,尤其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版的《玻璃动物园》和《欲望号街车》成为近几年来经典的翻译剧演出。而由《欲望号街车》改编的形体剧《纸牌夜布鲁斯》可以说是集合中西戏剧表演特性的一次有益尝试,该剧已经走出国门赢得了世界观众的赞誉。如果说在中国的译介和演出是对威廉斯剧作接受的话,那么,在接受之后威廉斯剧作对中国戏剧与小说创作也产生了有力的影响。中国剧作家秉承他的新现实主义精神和悲剧精神,协同调动灯光、舞美、音乐/音响等多种手段、设置叙述人、运用表现主义和象征主义手法,形成了独特的心理回忆剧,出现了像赵耀民《良辰美景》这样颇具《玻璃动物园》风骨的佳作。而在海峡对岸,将门之子白先勇不仅在人生历程方面与威廉斯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他的小说创作也深得威廉斯“真传”:运用象征和心理回忆等手法关注同性恋者的喜怒哀乐、对人性暴力进行赤裸裸地揭露和严厉批判、感慨青春易逝、凭吊美人迟暮,这些共同点显示出白先勇是国内受威廉斯影响最深的文学家。
孙丹丹[7]（2019）在《译介学视角下《红楼梦》德译本研究 ——以史华慈译本为例》文中研究表明《红楼梦》是中国古代四大名着之一。近些年来,《红楼梦》在海外的传播范围越来越广,对于《红楼梦》传播和接受情况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因此在译介学视角下出现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丰富。但是对作品的译介研究集中在对英译本的翻译,为数不多的对德译本的研究中,也以研究库恩的译本为主。直到2007年,由欧洲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汉学家史华慈和吴漠汀合译的第一个《红楼梦》德语全译本。但截止到目前对该译本的译介研究较少。本文将选择部分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内容,如:人名、地名等,分析史华慈和吴漠汀在翻译过程中如何选择翻译策略,以此来研究翻译中的归化、异化现象。本文的研究重点属于跨文化研究领域的范畴。也就是说,本文更注重跨文化层面的交流,而非传统的翻译研究,从译本中研究在中德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如何进行相互理解和误解。本文的结构主要分三个部分:绪论、正文和结语。第一章为绪论部分,介绍了选题由来和《红楼梦》译介研究现状,对《红楼梦》原着和德文译本及译者进行了介绍,并说明了笔者的研究方法;第二章从比较文学视野下译介学的理论出发,介绍在研究中所使用的基础理论“创造性叛逆”和归化、异化的翻译策略,为论文提供理论支持;第三章是本论文的主体部分,也是本文的研究重点。在这一章笔者选择了部分具有文化代表性的素材作为语料,如:人名、地名、服饰、饮食、医药、建筑等从中分析译者异化、归化策略选择的原因,并对这些翻译策略进行归纳总结;第四章是结语部分,分析史华慈译本的传播情况。最后借《红楼梦》德译本分析中国文化该如何“走出去”,希望能为更多中国文学外译提供借鉴。
闫怡恂[8]（2019）在《文化认知视阈下译者主体创造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译者主体性研究从20世纪80、90年代开始到今天,涉及诸多研究视角及重点,研究成果较为显着。由于译者主体性源自哲学的主体性内涵,早期译者主体性研究主要在哲学层面上展开,后来也涉及具体翻译策略研究。不论是哲学层面的概念探讨,还是实践层面的技巧探究,都强调译者的主体地位、主体角色（许钧,2003;查明建、田雨,2003）,强调译者角色从隐身到现身的转换。这些研究大多属于一种置身事外的冷静观察,因此更注重译者主体的静态特征研究。近年来,也有学者关注翻译过程实质,认为翻译具有创造性（余光中,2014;郭建中,2014）,肯定翻译创造性这一内涵特质。创造性叛逆从最初引入译学研究引起极大关注,其中不乏各种误读,尤其表现在将“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的描述误认为翻译策略等（谢天振,2012）。以上这些概念盘根错节,界限不清,经常混用。在梳理这些研究成果基础上,本研究提出译者主体创造性这一概念,强调译者主体性的同时,重点聚焦译者主体的创造性内涵与特征研究,注重译者主体的动态行为与译者实际深入译文创作的个体文化认知体验,为译学研究增添新的理论研究内容与概念补充。译者主体创造性强调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其文化认知的持续参与,因此译者主体创造性是在一个动态的、与翻译过程中出现的多方因素互动中实现的。这一概念提法肯定了译者从“仆人”到“主人”,从“隐身”到“现身”的主体性研究历程。并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提出创造性是译者主体的核心特征与重要表现。本研究尝试以认知语言学,文化阐释学、文化翻译及认知翻译研究等作为理论基础,系统建构文化认知这一研究视角。本研究立足该视角,分析、论证译者主体创造性的动态实现过程。具体研究问题如下:1.译者主体创造性指的是什么?有何特征?2.译者主体创造性研究的的理论依据是什么?译者主体创造性为何在这一理论视角下来研究?3.文化认知视阈下译者主体创造性在翻译过程中,尤其是在文学翻译过程中是如何实现的?本研究通过综述、梳理、评析译者主体性、翻译创造性、创造性叛逆等相关文献研究,提出译者主体创造性这一概念提法,并在认知语言学、文化阐释学、文化翻译及认知翻译等研究成果基础上构建文化认知视角。本研究以葛浩文代表性作品为例,即两版《呼兰河传》（1979版,2002版）、《马伯乐》（完整版）、《丰乳肥臀》、《青衣》（与林丽君合译）等5个代表译作为主要研究语料,通过访谈数据整理、文本对比分析等描述性翻译研究,追溯文化认知视阈下译者主体创造性在文学翻译过程中的实现。本研究是以译作分析为导向的描述性翻译研究。本研究主要观点如下:1.译者主体创造性是译者主体性研究的一个层面,侧重译者主体的创造性研究,强调译者主体创造性的动态研究、过程研究。译者主体创造性在文学翻译中的文本呈现形式是译者文化认知持续参与加工的结果。译者主体创造性不是对译者主体性的否定,而是对译者主体性研究内容的延伸与延展,它更加强调译者主体性中创造性在翻译活动中的核心作用。译者主体性研究层面是相对静态的,是哲学层面的释义与阐释,是对译者地位的肯定,这是译者主体创造性研究的基础。译者主体创造性则是动态研究,强调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能动性的最高表现形式,即译者主体创造性的动态实现过程。译者主体创造性是对译者主体地位的进一步探寻与追问。2.译者主体创造性的提出是有理论依据的。翻译是基于人类经验的跨文化交际活动。本研究基于认知语言学、文化阐释学、文化翻译及认知翻译研究成果,梳理构建文化认知视阈。文化认知视阈下的翻译观认为,翻译是一种文化认知行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译者主体创造性的实现是译者文化认知参与加工的结果。本研究基于认知翻译观（王寅,2007）,并在文化认知视阈的关照下提出了译者主体创造性研究的四个分析维度,即翻译的文化体验性、翻译的创造性认知、翻译的多重互动性以及翻译的文化语篇性,以此重点分析译者主体创造性的动态实现过程与运作机制。3.本研究以葛浩文5个译本及多个译本的副文本（译者序言、前言等）为研究语料,根据译者主体创造性研究的四个分析维度,对应提出译者主体体验过程、译者创造性认知过程、翻译多重互动过程、翻译语篇循环过程等四个过程,逐一验证译者主体创造性在文学翻译中的动态实现过程。研究表明,首先,译者主体创造性是译者主体文化体验的结果,是译者对原文阅读以及读者世界兼顾的文化认知体验的必然发生。这个译者主体体验过程,既是语言认知体验,也是文化认知体验;其次,译者主体创造性强调译者创造性这一行为,在翻译过程中,体现为创造性认知行为。译者主体创造性并不等于创造性叛逆。译者主体创造性是译者主体的主动行为,特别是译者主体的创造性行为,表现为一种主观的内部力量;创造性叛逆是文学文本或翻译文本的必然发生,是一种客观的外部表现。第三,译者主体创造性的实现依赖于译者与作者,译者本体,读者世界,编辑及出版社等多重互动关系,这种多重互动关系是多维的空间互动形式,他们之间互动方式与结果促成了译者主体创造性在文学译本中的表现形式;最后,译者主体创造性的实现是在语篇循环过程中完成的,这一过程既包括语篇内循环过程,也包含语篇外循环过程。本研究创新点在于开拓性地提出了译者主体创造性的概念,把译者主体性研究进行了延伸与延展,从而把主体性研究引入了一个动态的、过程性的翻译研究领域与空间。本研究对认知语言学、文化阐释学、文化翻译及认知翻译研究成果系统梳理,构建了文化认知视阈,阐述了文化认知视阈作为译者主体创造性研究的理论依据,同时指出文化认知是译者主体创造性形成的根源所在,译者的文化认知决定了译者主体创造性的表现形式与实现过程,译者文化认知是译者主体创造性的操作基础,也是操作工具。因此研究意义的创新具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理论层面的创新。译者主体创造性研究丰富了译者主体性研究,使得译者主体性研究更为动态、立体、全面。文化认知视阈的构建进一步明确了译者主体创造性提出的理据,以及这一视角的系统性论述,从而对译者主体创造性研究提供了研究视角。二是实践层面的创新。葛浩文译作研究较好呈现了译者主体创造性,对译文实践研究具有较好的指导意义。本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译者主体性研究正处于发展时期,译者主体创造性研究虽然为该领域尝试提供了新鲜理论血液或内容补充,但仍待完善及充分论证,理论创建方面还有待于完善;本研究的主要语料来源是葛浩文代表性译作,本研究无法穷尽所有其译本作为语料,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与拓展。总之,本研究希望通过译者主体创造性这一提法,以译作导向进行翻译研究,追溯译者主体创造性在文学翻译中的实现过程。在文化认知视阈下,提出译者主体创造性研究的四个分析维度,并以此一一对应译者主体创造性的四个动态实现过程,以期进一步丰富译者主体性研究及相关翻译理论研究。
余婷婷[9]（2019）在《“五四”时期的英诗汉译：一个社会文化学的观察角度》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五四”为中华民族翻开了崭新的一页。纵览封建中国几千年,朝代的更迭、政治的变革,无不引发整个社会的新陈代谢,思想意识、语言文化也随之嬗变。然而,以文学为突破口,推动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声援新民主主义革命,从而迎来新中国的胜利,这样的篇章恐怕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罕见的。此时的中国,由先进的知识分子引领的外国文学翻译浪潮正在全社会激荡。其中,译诗在小说、散文、戏剧等多种文学形式之中脱颖而出,成为急先锋。本文尝试从社会文化背景出发,观察“五四”时期英美诗歌汉译的社会文化背景,解读“五四”时期英诗汉译的社会文化心理和社会文化功用,探讨“五四”时期的社会文化对诗歌翻译的制约。本文由四章组成:第一章,辨析“五四”英诗汉译的社会文化背景。第二章,阐发“五四”英诗汉译的社会文化功用,以总-分-分的结构叙述。以胡适《尝试集》为眼,点明译诗的革命性影响。接着,从文学的层面,指明译诗是早期中国新诗成立的催化剂;又从文化的层面,分析译诗是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第三章,分析“五四”英诗汉译的社会文化心理,展现当时的文人对“新”与“旧”的思考与挣扎;新诗观念的变革,是如何影响翻译内容的取舍和翻译标准订立的;最后介绍潜翻译,直观地揭示诗歌翻译、创作的过程。第四章重在反思,主要讨论“五四”社会文化对当时英诗汉译的制约。第一节,直陈政治意识形态指导翻译文本的选择;第二节,重新审视诗歌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第三节,从早期新诗的发生生态探究新诗发展的瓶颈。我们不仅要颂扬它的辉煌,而且要在困境中为它寻找希望。文章论述以1917年到1927年的诗歌翻译现象为界限,探究译诗与社会文化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了解其文学的、超文学的因素;揭示“五四”诗歌翻译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分析文学与政治、文学与文化、文学与社会的规律及其复杂性。
叶艳[10]（2018）在《莫言小说修辞英译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莫言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极大助力了“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进程,莫言小说的译介研究引起了学界的研究热情,莫言翻译研究已经成为显学。借助可视化科学计量统计工具,可以看出目前现阶段莫言小说的翻译研究主要集中于英译者葛浩文的翻译思想、翻译方法、翻译策略、译者主体性、译者惯习、翻译与改写、翻译与意识形态等相关论题,更加倾向于探讨对文化、社会等“文本外”因素对翻译的影响,而忽视“文本内”资源的挖掘,莫言小说翻译研究亟待寻找新的理论阐释空间。本研究以中国本土修辞学理论——广义修辞学为总体理论框架,辅以巴赫金的对话、复调、狂欢理论,主要以莫言的六部小说《红高粱家族》、《酒国》、《生死疲劳》、《丰乳肥臀》、《天堂蒜薹之歌》、《檀香刑》进行对比分析,探析莫言小说的系统性修辞特征,构建其原文和英译文中的修辞技巧、修辞诗学、修辞哲学,在分析英译者对不同修辞采取的翻译方法的同时,亦深入分析原文的修辞建构对原文读者、译者、译文读者提出的认知要求。笔者在莫言小说修辞技巧层级选取明喻、通感、超常规句式作为研究对象,发现莫言的明喻本体呈现肉体化、自然化、有灵化、魔幻化、动物化的倾向,喻体的选择呈现陌生化、游戏化、动物化、粗鄙化的特征,葛浩文主要采取了异化翻译为主、归化翻译为辅的翻译策略。莫言的通感修辞具有修辞、认知、哲学三个维度的意义,其建构映证了乌尔曼（Ullman）所进行的大规模通感隐喻调查结果,葛浩文的通感修辞翻译实现了与莫言原文的通感同构,体现了哲性维度的审美共通感。莫言文本中的超常规句式主要体现为超长句和超短句,其英译文体现了异化翻译策略。莫言小说的修辞诗学分为杂语修辞、戏仿修辞、民间诗学（猫腔叙事及类书场文本建构）三个方面进行讨论。“语言杂多”是巴赫金文论中的核心概念,用来描述社会语言的多样性、多元化现象,莫言小说文本富含杂语特征,包含着作者对于文革话语、詈骂语、谚语、成语、古诗仿写等语言形式的混杂性使用,创造了戏谑、幽默的效果,降格了政治语言的政治性和严肃性,但阅读杂语文本需要调动读者的社会经验和历史记忆。原文作者、译者、译文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杂语修辞的理解和认同上具有重要意义。戏仿修辞是莫言小说的主导话语策略,是一种体现作者反讽意图的游戏性文本建构,戏仿历史语境中的崇高话语并将之置于荒唐的语境,是作者游戏精神的体现,是狂欢化思想在叙事层面的映射。仿拟可分为词语、短语、句子、风格、篇章五个层面进行研究。笔者发现,仿拟的生成、翻译、译文接受涉及一系列复杂的心理认知建构、解构、再建构,仿拟文本在原文文本到译本读者的心理文本之间经历了二次变形,译者“咀嚼”了一次原文文本,译文读者再进行二次“咀嚼”,因为文化、心理空间的不同,译者和译本读者或完全丢失原文本的仿拟元素,或在理解中添加新元素。仿拟修辞的建构是否成功及是否成功翻译,不仅取决于译者这个“接生婆”的翻译成功与否,它对译文读者的语言记忆、文学记忆亦发出了强烈的召唤,仿拟修辞的互文性、杂语性、游戏性亦是莫言小说语言不可译性的动因之一。莫言的民间诗学可以从猫腔叙事建构和类书场文本建构两个方面进行探讨。莫言小说语言“民间性”的异质性存在能够体现作者莫言文学书写的自觉性和创造性,但同时因为域外译本读者对于文学书写的不同规约和期待,亦是中国文学外译接受障碍的原因之一。最后,笔者以反讽哲学为突破点来探析莫言小说的修辞哲学,具体体现为言语反讽、叙事反讽、总体反讽,其中叙事反讽分为戏仿性反讽、结构性反讽、语态性反讽、视点性反讽四种形式。在翻译中,英译者葛浩文在言语反讽层面忽略了原文中有些反讽话语的反讽意图,改写结尾的翻译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作品对社会现实的批评和对人性的反讽,通过改写或删减原文中的“不可信叙述”的元话语策略可以大大拉近反讽间距。本研究使用了广义修辞学来探讨莫言小说翻译研究,一方面深入挖掘莫言作品文本,继续推进莫言翻译研究,另一方面也是对中国本土修辞学资源的一次有益实践,有利于促进翻译学与修辞学、叙事学、文艺学等之间的跨学科性研究,同时对译者批评和中国当代文学外译效果的评估亦提供了新的思路。
二、异化——顺应创造性叛逆的翻译方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异化——顺应创造性叛逆的翻译方法（论文提纲范文）
（2）尤金·奥尼尔戏剧在现当代中国的接受和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三、选题意义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时空的超越者——尤金·奥尼尔及其戏剧创作 |
| 第一节 奥尼尔其人其作 |
| 一、美国戏剧之父的斑斓人生 |
| (一)不幸的幸运儿 |
| (二)严肃剧作家奥尼尔 |
| 二、奥尼尔的戏剧创作历程 |
| (一)早期具有自然主义色彩的现实主义悲剧(1913-1920) |
| (二)中期探索性的表现主义悲剧(1920-1933) |
| (三)后期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悲剧(1939-1943) |
| 第二节 奥尼尔的传承与创新 |
| 一、对西方传统与现代精神文化成果的汲取与传承 |
| (一)对西方非理性哲学的接受 |
| (二)对西方小说、诗歌等文学样式的学习借鉴 |
| (三)对西方传统与现代戏剧创作经验的传承与吸收 |
| 二、在戏剧思想、艺术方面的创新与开拓 |
| (一)对现代人精神与心理的表现 |
| (二)在戏剧艺术上的实验与探索 |
| 第二章 尤金·奥尼尔戏剧的中国译介 |
| 第一节 译介及其文学性与舞台性之争 |
| 第二节 奥尼尔戏剧译介的中国之旅 |
| 一、肇始期及第一次译介高潮 |
| (一)序幕(20年代):春雷乍现、蓄势待发 |
| (二)第一次译介热潮(30年代):借势而起、蓬勃发展 |
| 二、低谷期(20世纪40–70年代) |
| (一)缺席期(40年代):战争年代、译者缺位 |
| (二)停滞期(“十七年”间及“文革”时期):译源受批、译介空白 |
| 三、第二次译介高潮及回落阶段(新时期至今) |
| (一)第二次译介浪潮(80年代):译介集中、硕果迭出 |
| (二)奥剧译介的回落阶段(90年代至今):文集问世、译介赓续 |
| 第三节 风格迥异、各有千秋的中译版本 |
| 一、“译”随境变:《天边外》四大译本 |
| (一)四大译本的不同特色 |
| (二)不同译本译者之情感倾向 |
| (三)风格迥异的创造性叛逆 |
| (四)对文化缺省现象的处理 |
| 二、“译”无止境:《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七大译本 |
| (一)七大译本的不同特色 |
| (二)不同译本译者之情感倾向 |
| (三)异彩纷呈的创造性叛逆 |
| (四)对文化缺省现象的处理 |
| 三、“译”彩纷呈:《上帝的儿女都有翅膀》三大译本 |
| (一)三大译本的不同特色 |
| (二)不同译本译者之情感倾向 |
| (三)各有千秋的创造性叛逆 |
| (四)对文化缺省现象的处理 |
| 第三章 尤金·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研究 |
| 第一节 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历时研究 |
| 一、发轫期及第一次研究热潮 |
| (一)发轫期(20年代):蹒跚起步、简要评介 |
| (二)第一次研究热潮(30年代):翻译助力、争锋激烈 |
| 二、低谷期(20世纪40–70年代) |
| (一)沉寂期(40年代):偏离主流、遭受冷遇 |
| (二)空白期(“十七年”间和“文革”时期):无人问津、研究停滞 |
| 三、第二次研究热潮及多元发展阶段(新时期至今) |
| (一)1978—1990年:思想解放、研究复兴 |
| (二)1991—2020年:视角多元、研究深化 |
| (三)关于奥尼尔戏剧的博士论文研究 |
| 第二节 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共时研究 |
| 一、近四十年国内研究整体情况 |
| 二、近四十年国内研究热点 |
| (一)作家作品研究 |
| (二)创作特点及美学风格研究 |
| (三)与其他剧作家的比较研究 |
| (四)社会思想和宗教主张研究 |
| (五)跨文化、跨学科视角下的研究 |
| 三、近四十年国内研究流变 |
| (一)永恒的经典、永远的热点 |
| (二)永不过时的研究话题 |
| (三)永远在路上的奥剧研究 |
| 第四章 尤金·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搬演 |
| 第一节 永无止境的《榆树下的欲望》 |
| 一、同株异葩、并蒂绚烂:《榆树下的欲望》话剧改编演出 |
| (一)写实与写意的融合:沈亮版《榆树下的欲望》 |
| (二)欲望的激情宣誓:任鸣版《榆树下的欲望》 |
| 二、一剧两戏、“戏”说欲望:《榆树下的欲望》戏曲移植搬演 |
| (一)川剧移植搬演:徐棻的《欲海狂潮》 |
| (二)曲剧移植搬演:孟华的《榆树孤宅》 |
| 第二节 一胞“两娣”的《安娜·克里斯蒂》 |
| 一、中西合璧的戏剧盛宴:乔治·怀特版《安娣》 |
| 二、甬剧《安娣》遇见奥尼尔:《安娜·克里斯蒂》之甬剧移植搬演 |
| 第三节 其它经典剧作在中国的演出 |
| 一、斯坦尼模式之奥剧呈现:张彤版《早餐之前》 |
| 二、奥尼尔的中国风景:王斑版《天边外》 |
| 第五章 尤金·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的影响 |
| 第一节 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的整体性影响 |
| 一、奥尼尔的影响与中国戏剧的现代性转型 |
| 二、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的影响 |
| 第二节 奥尼尔与李龙云 |
| 一、李龙云的奥尼尔接受之因 |
| 二、奥尼尔对李龙云的影响 |
| (一)表现主义式氛围 |
| (二)自然象征的运用 |
| (三)强烈的内心独白 |
| (四)梦幻化的效应 |
| (五)爱欲的悲剧性 |
| 三、李龙云戏剧创作对奥尼尔的超越及独创 |
| (一)悲剧的历史性深度 |
| (二)对希望的坚持 |
| (三)抒情性与诗性 |
| 第三节 奥尼尔与李杰 |
| 一、李杰的奥尼尔接受之因 |
| 二、奥尼尔对李杰的影响 |
| (一)物象的象征性 |
| (二)梦幻性段落 |
| (三)内心独白的介入 |
| (四)生命的悲剧性 |
| 三、李杰戏剧创作对奥尼尔的超越及独创 |
| (一)悲剧的历史性深度 |
| (二)多角色命运 |
| (三)物象的文化象征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奥尼尔生平年表 |
| 附录 B 奥尼尔剧作年表 |
| 附录 C 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演出资料汇编(1929—2019) |
| 附录 D 中国奥尼尔学术研讨会资料汇编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3）《哈利·波特》在中国的译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Harry Potter及其作者J.K.罗琳简介 |
| 二、研究缘起、研究问题和研究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Harry Potter在中国的翻译史 |
| 一、Harry Potter在中国的出版概况 |
| 二、《哈利·波特》中译史 |
| 三、小结 |
| 第三章 《哈利·波特》在普通读者和专业研究者中的接受 |
| 一、接受土壤的形成和奇幻文学读者群体的勃兴 |
| 二、《哈利·波特》中译本评介史 |
| 三、小结 |
| 第四章 赞助人对译本的操纵和目标读者接受错位——新型读者群体出现 |
| 一、赞助人对《哈利·波特》中译本生产和流通过程的操纵 |
| 二、Harry Potter和《哈利·波特》中译本的读者群定位 |
| 三、新型读者群体出现 |
| 四、小结 |
| 第五章 从副文本视角与文本转换过程看《哈利·波特》中译本的偏差 |
| 一、副文本视角下的《哈利·波特》:儿童文学定位导向引发部分读者不满 |
| 二、误译、漏译导致《哈利·波特》中人物形象的扭曲和变形 |
| 三、“文字游戏”在转换过程中出现偏差:预期效果缺失,影响读者理解 |
| 四、《哈利·波特》中的习语翻译:适度异化才可保留异域文化意象 |
| 五、小结 |
| 第六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4）辛克莱《100%：爱国者的故事》中日译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的缘起、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研究状况简述 |
| 第一章 辛克莱与《100%:爱国者的故事》 |
| 第一节 时代背景下的辛克莱及其作品 |
| 一、美国社会主义旗手辛克莱 |
| 二、“揭发黑幕”:辛克莱作品的纪实性 |
| 第二节 美国阶级斗争脉络中的《100%:爱国者的故事》 |
| 一、《100%:爱国者的故事》的写作背景 |
| 二、《100%:爱国者的故事》的独特性及现实意义 |
| 第二章 《100%:爱国者的故事》译介在日本 |
| 第一节 《100%:爱国者的故事》在日本的受容 |
| 一、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发生和发展 |
| 二、《100%:爱国者的故事》的译介契机 |
| 三、《100%:爱国者的故事》日译本版本的流变 |
| 第二节 日本文坛的“辛克莱时代” |
| 一、创造性叛逆:文化差异下的《100%:爱国者的故事》译本生成 |
| 二、辛克莱作品译介热潮的兴起 |
| 三、辛克莱作品冲击下的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动向 |
| 第三章 《100%:爱国者的故事》译介在中国 |
| 第一节 由“批评家”到“文学家”——革命文学视域下的辛克莱 |
| 一、革命文学诞生前夕的世界语境 |
| 二、革命文学论争与辛克莱批评理论的介入 |
| 三、革命文学语境下的的辛克莱及其作品 |
| 第二节 《100%:爱国者的故事》的“中国之旅” |
| 一、《100%:爱国者的故事》中译本的诞生 |
| 二、《100%:爱国者的故事》中译本的改动 |
| 三、《100%:爱国者的故事》中译本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从莫言作品译介的成功论文学作品形而上质英译的忠实再现（论文提纲范文）
| 一、文学翻译形而上质的再现是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目标指向 |
| 二、莫言作品英译中浸润着中国韵味、乡土情怀、特色表达的形而上质再现 |
| 三、原作与译作、归化与异化、译者与作者皆为有机整体，形而上质是灌注其中的主体 |
| 四、结语 |
（6）田纳西·威廉斯戏剧在中国的接受和影响（1963-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 |
| 二、国内外研究动态 |
| (一) 国外研究动态 |
| (二) 国内研究动态 |
| 三、研究目的 |
| 四、选题意义 |
| 五、本论文的研究方法与涉及的主要理论 |
| 第一章 励志与颓废的传奇—田纳西·威廉斯及其戏剧创作 |
| 第一节 田纳西·威廉斯的生平与创作历程 |
| 一、田纳西·威廉斯的家世渊源 |
| 二、田纳西·威廉斯的戏剧创作与生活轨迹 |
| (一) 蹒跚登台(1930—1944) |
| (二) 炫目表演(1944—1962) |
| (三) 暗淡落幕(1963—1969) |
| (四) 孤寂谢幕(1970—1983) |
| 第二节 田纳西·威廉斯的本色书写 |
| 一、威廉斯剧作之逐性 |
| (一) 同性恋与文学 |
| (二) 威廉斯剧作之同性恋书写 |
| (三) 威廉斯同性恋书写之渊源 |
| 二、威廉斯剧作之疾病 |
| (一) 疾病与文学 |
| (二) 威廉斯剧作之疾病书写 |
| (三) 威廉斯疾病书写之渊源 |
| 三、威廉斯剧作之孤独 |
| (一) 孤独与文学 |
| (二) 威廉斯剧作之孤独书写 |
| (三) 威廉斯孤独书写之渊源 |
| 四、威廉斯剧作之漂泊 |
| (一) 漂泊与文学 |
| (二) 威廉斯剧作之漂泊书写 |
| (三) 威廉斯漂泊书写之渊源 |
| 第三节 田纳西·威廉斯戏剧中的中国形象 |
| 一、欧、美文学及泛文学文本中的中国形象 |
| (一) 欧洲的中国形象 |
| (二) 美国的中国形象 |
| 二、威廉斯剧作之中国形象 |
| (一) 中国形象的书写 |
| (二) 中国形象书写之溯源 |
| (三) 中国形象书写之目的 |
| 第四节 田纳西·威廉斯戏剧的艺术贡献 |
| 一、借鉴古希腊戏剧的经典结构 |
| (一) 高度集中的封闭式结构 |
| (二) 跌宕有致的开放式结构 |
| 二、借鉴中国戏曲的写意性表现手法 |
| (一) 高度神似的虚拟动作设定 |
| (二) 虚拟时空的设置 |
| 三、化用古希腊—古罗马的神话故事/历史典故 |
| (一) 神话故事的有机嵌入 |
| (二) 历史典故的生动融入 |
| 四、设置“隐而不露”的潜台人物 |
| (一) 潜台人物掌控出场人物的“现时”命运 |
| (二) 潜台人物暗示出场人物的将来命运 |
| 五、运用物象丰富的象征手法 |
| (一) 一花一世界 |
| (二) 一林一社会 |
| (三) 一虫一人生 |
| (四) 一物一世间 |
| (五) 一色一身份 |
| (六) 一音一情绪 |
| 第二章 田纳西·威廉斯戏剧在中国的译介 |
| 第一节 田纳西·威廉斯戏剧在中国的译介语境 |
| 一、美国文学的译介之旅 |
| (一) 美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 |
| (二) 美国戏剧在中国的译介 |
| 二、丰富多元的翻译与译介理论语境 |
| (一) 中国本土翻译与译介理论 |
| (二) 西方翻译与译介理论 |
| 三、归化、异化翻译策略 |
| 第二节 田纳西·威廉斯戏剧在中国的翻译与出版 |
| 一、大陆译介:“一枝独秀”到“百家争鸣” |
| (一) 第一阶段(“十七年”时期) :政治挂帅、一枝独秀 |
| (二) 第二阶段(1978— ) :聚焦三剧、各抒译见 |
| 二、港、台译介:共谋中抵抗 |
| (一) 译介背景:不同政治力量在文学中的角逐竞技 |
| (二) 港、台地区译介概况 |
| (三) 译介特点:数量少,重视艺术性 |
| 第三节 各具特色的中文译本—威廉斯剧作中译版本比较 |
| 一、“译彩纷呈”的《欲望号街车》四大译本 |
| (一) 四大译本各自基本特点 |
| (二) 四大译本呈现的情感倾向性 |
| (三) 四大译本中各具特色的创造性叛逆翻译 |
| (四) 四大译本对文化缺省的处理方法 |
| 二、译味悠长的《玻璃动物园》四大译本 |
| (一) 四大译本各自基本特点 |
| (二) 四大译本呈现的雅俗之别与情感倾向 |
| (三) 四大译本各具特色的创造性叛逆翻译 |
| (四) 四大译本对文化缺省的处理方法 |
| 三、译见不一的《热铁皮屋顶上的猫》两大译本 |
| (一) 两大译本各自基本特点 |
| (二) 两大译本呈现的情感倾向性 |
| (三) 两大译本各具特色的创造性叛逆翻译 |
| (四) 两大译本对文化缺省的处理方法 |
| 第三章 田纳西·威廉斯戏剧在中国的演出 |
| 第一节 永不停歇的“欲望号街车”—《欲望号街车》在中国的搬演与改编演出 |
| 一、《欲望号街车》在中国的演出历程 |
| (一) 多姿多彩的大陆演出 |
| (二) 异彩纷呈的港台演出 |
| 二、“野蛮战胜优雅”—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版《欲望号街车》 |
| (一) 演出概况 |
| (二) 导演构思 |
| (三) 生动唯美的舞台呈现 |
| 三、中西合璧的剧坛明珠—北京铁皮屋版《纸牌夜布鲁斯》 |
| (一) 演出概况 |
| (二) 导演构思 |
| (三) 中西合璧的舞台呈现 |
| 第二节 脆弱的玻璃动物之旅—《玻璃动物园》在中国的演出 |
| 一、《玻璃动物园》在中国的演出历程 |
| (一) 沉寂—爆发的大陆演出 |
| (二) 持续—稳步的港、澳、台的演出 |
| 二、“生活总是要继续”—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版《玻璃动物园》 |
| (一) 演出概况 |
| (二) 导演构思 |
| (三) 忠实原剧的舞台呈现 |
| 第三节 田纳西·威廉斯其他剧作在中国的搬演 |
| 一、《热铁皮屋顶上的猫》演出概况 |
| 二、《夏与烟》《请爱我一小时》的演出 |
| 第四章 田纳西·威廉斯及其戏剧对中国作家的影响 |
| 第一节 同宗异支—田纳西·威廉斯及其他剧作家对中国新时期戏剧的整体影响 |
| 一、新现实主义与精神悲剧的内在影响 |
| (一) 聚焦社会底层生活 |
| (二) 高扬人道主义大旗 |
| (三) 挖掘复杂的人性 |
| (四) 再现残酷、惨烈的现实 |
| (五) 凸显小人物的精神悲剧 |
| 二、多姿多彩的戏剧表现手法的影响 |
| (一) 以外化的方式展现内心 |
| (二) 借鉴象征手法 |
| (三) 哀婉浓郁的诗意营造 |
| (四) “造型戏剧”的中国化实践 |
| 第二节 独怆然而涕下—田纳西·威廉斯对白先勇创作的影响 |
| 一、跨越时空的“相遇” |
| (一) 身世境遇的暗合 |
| (二) 姐弟情深的追思 |
| (三) 爱荷华大学的杰出校友 |
| (四) 同性恋的性态取向 |
| (五) 浓厚的明星崇拜情结 |
| 二、追怀幽思—威廉斯及其剧作对白先勇创作的影响 |
| (一) 西比尔之哀—对美人迟暮的哀悼 |
| (二) 阿都尼斯之魅—对同性之爱的赞赏 |
| (三) 阿瑞斯之怒—对残酷暴力的展示 |
| (四) 美杜莎之惑—对恶与美的女性的书写 |
| 三、多元归一—威廉斯剧作表现手法对白先勇的影响 |
| (一) 以心理回忆手法展现百态人生 |
| (二) 以象征手法展现世态万象 |
| 第三节 哀婉、感伤的记忆—《玻璃动物园》对赵耀民《良辰美景》的影响. |
| 一、一江春水向东流—时代变迁对美好事物的碾压 |
| (一) 无可奈何花落去—美好事物渐趋消逝 |
| (二) 东风无力百花残—奋力挽留美好事物 |
| (三) 此情可待成追忆—对美的怀念与希冀 |
| (四) 四顾茫茫已惘然—两剧弥漫的悲剧性 |
| 二、乱花渐入迷人眼—《玻璃动物园》表现形式和技巧、手法对《良辰美景》的影响 |
| (一) 两剧“演出说明”之间存在明显的影响—借鉴关系 |
| (二) 两剧均设置叙述者 |
| (三) 心理外化手法的借鉴 |
| (四) 人物设置方面的影响 |
| (五) 象征运用的类同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论文及科研情况 |
| 致谢 |
（7）译介学视角下《红楼梦》德译本研究 ——以史华慈译本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摘要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由来 |
| 1.2 研究现状 |
| 1.3 研究对象 |
| 1.4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 |
| 2.1 译介学视角下的“创造”和“叛逆” |
| 2.1.1 媒介者的创造性叛逆 |
| 2.1.2 接受者与接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 |
| 2.2 译介中的文化差异 |
| 2.2.1 文化意象的扭曲 |
| 2.2.2 不同文化的误解 |
| 第三章 史华慈译本中的创造性叛逆 |
| 3.1 特殊文化符号的个性化翻译 |
| 3.1.1 人名 |
| 3.1.2 地名 |
| 3.1.3 服饰 |
| 3.1.4 饮食 |
| 3.1.5 医药 |
| 3.1.6 园林 |
| 3.1.7 诗歌 |
| 3.1.8 节庆 |
| 3.2 翻译策略小结 |
| 第四章 结语 |
| 4.1 史华慈德译本的译介效果 |
| 4.2 对中国文学外译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附件 |
（8）文化认知视阈下译者主体创造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必要性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 研究问题与方法 |
| 1.3.1 研究问题 |
| 1.3.2 研究语料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构架与概要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译者主体性研究 |
| 2.1.1 译者主体性研究可视化分析 |
| 2.1.2 译者主体性研究述评 |
| 2.2 翻译创造性研究 |
| 2.2.1 翻译创造性研究可视化分析 |
| 2.2.2 翻译创造性研究述评 |
| 2.3 创造性叛逆研究 |
| 2.3.1 创造性叛逆可视化分析 |
| 2.3.2 创造性叛逆研究述评 |
| 2.3.3 创造性叛逆研究误区与批判 |
| 2.4 问题的提出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 |
| 3.1 认知语言学主要内容 |
| 3.1.1 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阐释 |
| 3.1.2 认知语言学与认知语义学的辩证关系 |
| 3.1.3 认知语言学与功能语言学的互补关系 |
| 3.1.4 王寅对认知语言学的具体阐释 |
| 3.2 格尔茨的文化阐释学 |
| 3.2.1 文化的阐释性特征 |
| 3.2.2 文化人类学：文化阐释的深描说 |
| 3.3 文化翻译研究 |
| 3.3.1 文化翻译概念追溯 |
| 3.3.2 文化翻译中的重要术语 |
| 3.4 认知翻译研究 |
| 3.4.1 传统语义学以及解释派哲学对翻译研究的指导意义 |
| 3.4.2 体验哲学对认知翻译研究的启示 |
| 3.4.3 认知语言学翻译观 |
| 3.5 文化认知视阈构建的可行性 |
| 第四章 译者主体创造性 |
| 4.1 译者主体创造性中几对概念对比分析 |
| 4.1.1 译者主体性与译者主体创造性 |
| 4.1.2 翻译创造性与译者主体创造性 |
| 4.1.3 创造性叛逆与译者主体创造性 |
| 4.2 译者主体创造性的定义与内涵 |
| 4.2.1 译者主体创造性的定义 |
| 4.2.2 译者主体创造性的内涵特征 |
| 4.2.3 译者主体创造性与“忠实”标准的关系 |
| 4.3 译者主体创造性的表现形式 |
| 4.3.1 译者主体创造性的绝对性 |
| 4.3.2 译者主体创造性的相对性 |
| 4.4 译者主体创造性的“度” |
| 4.4.1 译者主体创造性受限的原因 |
| 4.4.2 译者主体创造性的“度”的阐释与创造性叛逆的“度”的误读 |
| 第五章 译者主体创造性研究的理据—文化认知视阈 |
| 5.1 文化认知的提出 |
| 5.2 文化与认知的辩证关系 |
| 5.2.1 认知的文化属性 |
| 5.2.2 文化的认知属性 |
| 5.3 文化认知的层级形式 |
| 5.4 文化认知研究的学科属性 |
| 5.5 文化认知研究的视角分析 |
| 5.5.1 微观视角：文化人类学 |
| 5.5.2 宏观视角：神经认知、心理认知、语言认知、思维认知 |
| 5.6 文化认知视阈对译者主体创造性研究的启示 |
| 5.6.1 文化认知的工作定义 |
| 5.6.2 文化认知视阈下的翻译观 |
| 5.6.3 文化认知视阈下译者主体创造性研究的四个分析维度 |
| 第六章 文化认知视阈下译者主体创造性的动态实现过程 |
| 6.1 文化认知视阈下译者主体体验过程 |
| 6.1.1 译者主体创造性在阅读体验过程中的实现 |
| 6.1.2 译者主体创造性在翻译创作体验过程的实现 |
| 6.1.3 基于译者与作者共同构建的译者主体创造性 |
| 6.1.4 文化体验性：译者主体创造性实现的前提 |
| 6.2 文化认知视阈下译者主体的创造性认知过程 |
| 6.2.1 译者选择：译者主体创造性的表层凸显 |
| 6.2.2 译者翻译观：译者主体创造性实现的必然 |
| 6.2.3 译者主体创造性的“度”与译文的和谐性 |
| 6.3 文化认知视阈下翻译的多重互动过程 |
| 6.3.1 译者-作者互动 |
| 6.3.2 译者-编辑-出版互动 |
| 6.3.3 译者-读者互动：从“译者创造”到“读者接受” |
| 6.3.4 译者本体互动：从“译者隐身”到“译者复活” |
| 6.4 文化认知视阈下翻译的语篇循环过程 |
| 6.4.1 语篇内循环过程：译者主体创造性的显性实现 |
| 6.4.2 语篇外循环过程：译者主体创造性的隐性实现 |
| 第七章 结论 |
| 7.1 本研究主要观点 |
| 7.2 译者主体创造性—最后的思考 |
| 7.3 本研究的局限性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9）“五四”时期的英诗汉译：一个社会文化学的观察角度（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现状 |
| 1.翻译文学的尴尬境地 |
| 2.译诗的双重边缘化地位 |
| 3.近年来翻译文学的研究趋势 |
| 二、研究目的、研究意义与研究方法 |
| 1.研究目的 |
| 2.研究意义 |
| 3.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五四”时期英诗汉译的社会文化背景 |
| 第一节 诗歌翻译的基本特征 |
| 一、文化学派眼中的诗歌翻译 |
| 二、诗歌翻译的社会文化属性 |
| 第二节 五四译诗的现实基础 |
| 一、政治文化背景的特殊性 |
| 二、诗歌革命的迫切性 |
| 三、诗人学养的充分性 |
| 第三节 英诗汉译的历史图景 |
| 一、初期的无序、多元 |
| 二、英诗汉译蔚为大观 |
| 三、英诗汉译的主题流变 |
| 第二章 “五四”时期英诗汉译的社会文化功用 |
| 第一节 胡适《尝试集》是中国诗歌的新纪元 |
| 一、白话入诗 |
| 二、诗体引进 |
| 三、观念突破 |
| 第二节 五四译诗是中国新诗诞生的催化剂 |
| 一、诗歌的可译度理论 |
| 二、互文性理论的迁移 |
| 三、诗歌翻译的媒介性 |
| 第三节 五四译诗是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 |
| 一、多元系统理论的合理阐释 |
| 二、传教士译诗的前期准备 |
| 三、时代精神的热烈呼应 |
| 第三章 “五四”时期英诗汉译的社会文化心理 |
| 第一节 矛盾的价值取向 |
| 一、近代英诗汉译的保守性 |
| 二、现代英诗汉译的叛逆性 |
| 第二节 变革的诗学观念 |
| 一、政治功利与文学艺术的碰撞 |
| 二、译者主体性与诗学规范的平衡 |
| 第三节 隐秘的创作途径 |
| 一、作为诗歌创作手段的潜翻译 |
| 二、潜在译诗对译者创作的影响 |
| 第四章 “五四”时期社会文化对英诗汉译的制约 |
| 第一节 文学翻译中的意识形态 |
| 一、五四时期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 |
| 二、政治意识形态与诗歌文本、新诗创作 |
| 第二节 英诗汉译的创造性叛逆 |
| 一、译者与接受者的创造性叛逆 |
| 二、创造性叛逆的尺度与英诗汉译的策略 |
| 第三节 新诗发生生态与新诗定型的困境 |
| 一、早期中国新诗的发生生态 |
| 二、新诗定型的困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10）莫言小说修辞英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缘起 |
| 1.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创新点 |
| 1.4 选题意义 |
| 1.5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莫言小说译介现状梳理 |
| 2.1.1 莫言小说译介语种概览 |
| 2.1.2 基于OCLC的收藏莫言小说英译本的全球图书馆数量 |
| 2.1.3 基于亚马逊网站评论的一般读者接受现状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基于可视化分析的莫言小说翻译研究综述 |
| 2.2.1.1 莫言小说翻译的总体研究趋势 |
| 2.2.1.2 莫言小说翻译研究的高被引文献分析 |
| 2.2.1.3 莫言小说翻译研究关键词网络图谱 |
| 2.2.1.4 莫言小说翻译为论题的硕博士论文概览 |
| 2.2.2 莫言小说修辞翻译研究综述 |
| 2.3 理论基础 |
| 2.3.1 修辞学理论 |
| 2.3.1.1 域外修辞学研究演变 |
| 2.3.1.2 中国修辞学发展流变 |
| 2.3.1.3 广义修辞学理论 |
| 2.3.2 巴赫金理论 |
| 2.3.2.1 巴赫金语言哲学——对话主义 |
| 2.3.2.2 历史诗学——复调诗学 |
| 2.3.2.3 文化诗学——狂欢化诗学 |
| 2.3.3 本研究的理论框架模型 |
| 第三章 莫言小说修辞技巧及其英译 |
| 3.1 莫言的文学修辞思想 |
| 3.2 莫言小说明喻修辞及其英译 |
| 3.2.1 《红高粱家族》明喻本体的特征 |
| 3.2.2 《红高粱家族》明喻喻体的特征 |
| 3.2.3 《红高粱家族》明喻的英译 |
| 3.3 莫言小说通感修辞及其英译 |
| 3.3.1 莫言文学中的通感修辞建构 |
| 3.3.2 通感修辞的定义及属性 |
| 3.3.2.1 通感的修辞维度 |
| 3.3.2.2 通感的认知维度 |
| 3.3.2.3 通感的哲学维度 |
| 3.3.3 通感修辞在莫言文本中的建构及其翻译 |
| 3.3.4 葛浩文与莫言的审美共通感 |
| 3.4 莫言小说超常规句式及其英译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莫言小说的修辞诗学及其英译 |
| 4.1 杂语修辞及其英译 |
| 4.1.1 杂语修辞 |
| 4.1.2 杂语修辞在莫言文本中的建构 |
| 4.1.3 杂语修辞在英译文中的翻译 |
| 4.2 戏仿修辞 |
| 4.2.1 莫言小说文本中的游戏性戏仿建构 |
| 4.2.2 仿拟修辞的定义 |
| 4.2.3 仿拟的基本属性及心理认知过程 |
| 4.2.4 仿拟和互文性 |
| 4.2.5 莫言小说仿拟修辞在译文中的翻译和建构 |
| 4.2.5.1 词汇层面的仿拟及其英译 |
| 4.2.5.2 短语层面的仿拟及其英译 |
| 4.2.5.3 句子层面的仿拟及其英译 |
| 4.2.5.4 风格层面的仿拟及其英译 |
| 4.2.5.5 篇章层面的仿拟及其英译 |
| 4.2.6 仿拟修辞的认知诗学建构与翻译 |
| 4.3 民间诗学 |
| 4.3.1 猫腔叙事及其英译 |
| 4.3.1.1 开章引子中的猫腔及其英译 |
| 4.3.1.2 正文中的猫腔唱段及其英译 |
| 4.3.1.3 猫腔叙事在译文中的修辞建构 |
| 4.3.2 莫言文本的类书场叙事及其英译 |
| 4.3.2.1 莫言的类书场文本建构概述 |
| 4.3.2.2 《天堂蒜薹之歌》类书场歌谣的英译 |
| 4.3.2.3 《酒国》类书场文本建构及其英译 |
| 4.3.3 莫言民间诗学的异质性与可译性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莫言修辞哲学及其英译 |
| 5.1 修辞哲学研究的重要性 |
| 5.2 莫言小说的反讽修辞哲学及其英译 |
| 5.2.1 反讽及西方反讽理论体系 |
| 5.2.2 反讽理论在中国的研究 |
| 5.2.3 反讽在莫言文学中的建构及英译 |
| 5.2.3.1 言语反讽 |
| 5.2.3.2 叙事反讽 |
| 5.2.3.2.1 戏仿性反讽 |
| 5.2.3.2.2 结构性反讽 |
| 5.2.3.2.3 语态性反讽 |
| 5.2.3.2.4 视点性反讽 |
| 5.2.3.3 总体反讽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语 |
| 6.1 研究总结 |
| 6.2 不足与局限 |
| 6.3 展望与前景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简历 |
| 攻博期间科研成果 |
四、异化——顺应创造性叛逆的翻译方法（论文参考文献）
- [1]应用性翻译中的变异研究[D]. 徐军. 集美大学, 2021
- [2]尤金·奥尼尔戏剧在现当代中国的接受和影响[D]. 李小刚.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7)
- [3]《哈利·波特》在中国的译介研究[D]. 王伟.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07)
- [4]辛克莱《100%：爱国者的故事》中日译介研究[D]. 张天宇.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5]从莫言作品译介的成功论文学作品形而上质英译的忠实再现[J]. 赵明. 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05)
- [6]田纳西·威廉斯戏剧在中国的接受和影响（1963-2018）[D]. 高鲜花. 山西师范大学, 2019(06)
- [7]译介学视角下《红楼梦》德译本研究 ——以史华慈译本为例[D]. 孙丹丹.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2019(01)
- [8]文化认知视阈下译者主体创造性研究[D]. 闫怡恂.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9)
- [9]“五四”时期的英诗汉译：一个社会文化学的观察角度[D]. 余婷婷. 南宁师范大学, 2019(01)
- [10]莫言小说修辞英译研究[D]. 叶艳.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