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胡适撰碑文的毛子水（论文文献综述）
刘素娟[1]（2020）在《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鸦片战争以降,外国列强侵入中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中华民族面对侵略,勇敢地走上了救亡图存的道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人们对中西冲突的思考和探索,从物质层、制度层转向了文化层,自此之后,中西文化问题成为国人讨论的热点话题。冯友兰是我国着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教育家,他曾以“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概括自己一生的主要学术成就,作为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热血青年,冯友兰的哲学研究始终围绕中西文化进行。他的文化探索随着时代脉搏而跳动,随着时代思潮的发展而起伏。20世纪初期,五四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人们关于“中西文化异同”、“中国文化向何处去”有着广泛的讨论。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探索,主要围绕“中国文化为什么会落后、中西文化有什么不同”来进行,冯友兰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在于没有科学,中国没有科学的原因在于中国文化向内寻求的历史选择,它走的是“自然”路线,关注的是人的内心需要,注重的是人伦日常。与之相反,西方产生科学的原因在于西方文化向外追求,走的是“人为”路线,注重向大自然寻求力量,追求确实性。20世纪20年代,冯友兰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通过深入了解西方哲学,他发现中西文化有许多相同之处,都同时存在着几种人生哲学派别,冯友兰以老子所谓“损益”问题为主线,将中西人生哲学按照“损道”、“益道”、“中道”三个大类分为了十个派别,提出中西哲学都有“损道”,主张人类的幸福在于约束人的欲望;也都有“益道”,主张向外探寻幸福;还都有“中道”,主张有限度地向外探索。回国后,冯友兰接续人生哲学之同的发现,参与了“科玄论战”,提出了一种新的人生观。20世纪30年代,受马克思主义在国内广泛传播的影响,冯友兰逐步接受了唯物史观,认识到社会从低到高的发展规律。欧洲游学的观察和思考促使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看法从“中西之异”转向了“古今之异”,认识到中西文化的不同在于时代差别,中国是古代文化,西方是近代文化。冯友兰文化观从“中西之同”到“古今之异”的辩证发展,让他认识到中西互释的可能。20世纪40年代,面对抗日战争和建国问题,冯友兰认为工业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中,冯友兰接续“古今之异”,根据共相殊相理论,提出了文化的类型说,认为西方是以社会为本位的工业社会,其文化是工业类文化,中国是以家庭为本位的农业社会,其文化是农业类文化。中国向西方学习,不是“全盘西化”,也非“中国本位”,而是要学习其工业类文化,保持中国的基本道德不变,保留中国民族文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知识分子政策,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冯友兰主动接受改造,努力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实践,进一步接受马克思主义。从此,冯友兰的中西文化讨论加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因素。面对1950年代文化改造和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和批判,冯友兰勇敢地提出了“抽象继承法”,旨在传承中国文化的传统命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冯友兰在这个时期重新获得了学术生命,他认为,中西文化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向西方学什么”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新阶段在于如何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建立新的文化体系。围绕“中国古典哲学有哪些成份可为新的文化体系所吸收”,冯友兰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为中国文化的新发展输送营养。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认识和思考长达近一个世纪,折射出了二十世纪的风云变幻,展现了冯友兰的爱国热忱和民族情怀。冯友兰的中西文化观始终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和评价及对中国文化未来的思考,经历了一个从不自信到自信的过程,表现了冯友兰在中西文化冲突面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着力和用心。冯友兰的中西文化探索,不仅涉及到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还关照到了马克思主义,冯友兰对中、西、马三者关系的探索,也为后人铺好了基石。
马前[2]（2019）在《论毛准的史学》文中研究表明作为新考据学派一员,毛准在史学方面的观念与成就,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目前学界对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场争论,一本着作”上,即“整理国故”的争论、“考据与义理”的争论和《论语今注今译》一书。毛准一生着述颇丰,有《论语今注今译》、《荀子训解补正》、《毛子水文存》、《子水文集》、《理想和现实》、《师友记》、《毛子水全集》,这些着作包含着其毕生的治学理念。在开始史学研究工作之前,毛准的治学之路经历了颇多的波折,即从国学到数学,再到西学,最后到国学的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不乏诸多友人的提携与引导,其中以胡适、傅斯年最为主要。胡适与毛准亦师亦友,不仅在学术方法与观念上深刻地影响着他,而且在立身制行上对他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与胡适相比较,傅斯年让毛准从一名数学爱好者成功地转变为史学研究者,无论是进史语所、执教北京大学,还是最后赴台,皆受傅斯年的影响。从1929年返回国内任教北京大学史学系算起,毛准有长达59年的治史历程。在长期的史学研究工作中,他汲取各家之长,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治史理念,并且能够把这些思想,运用于实际的研究工作中。他主张读史以育人,认为史学的最大功用,就是“史为今鉴”。并把传统经学纳入史学研究,在考据经典时,重理、据实,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不仅匡正了许多误解的地方,而且独抒己见,发表了若干新颖的见解。毛准在学术上涉猎广泛,有“通儒”之名,对《左传》、《尚书》、《论语》、《孟子》、《荀子》、《史记》、《资治通鉴》等都作过深入地研究,其中以研究《论语》最为精深。他认为《论语》是世界上宣扬仁爱的首部经典,也是天下第一书,并且为中国人必读之书,其着作《论语今注今译》亦成为学界研究《论语》的必读书籍。他一生十分关心青年一代的成长,提携后进,作育英才无数,其史学观念,也在海峡两岸广泛传播,影响深远。这些都是对他“国学大师”之名最好的诠释。
王文强[3]（2019）在《《西游记》英译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着”之一,《西游记》自问世以来就受到中国读者的喜爱。不惟如此,早在1758年（乾隆23年）,日本着名小说家西田维则就开始了这部小说的翻译工作。其后,随着西方基督教传教士在华传教工作的展开,这部小说也逐渐进入他们的视野。此后,尽管这部小说的译介主体在不断的变化,《西游记》在西方世界的译介进程却从未中断过。其中,这部小说的英语译文（本）数量最多、影响最大。自1822年马礼逊在《华英字典》首次收录《西游记》中的部分谚语开始,到1983年余国藩的《西游记》全译本问世,这部小说在英语世界从“种子”到最终“成形”共历经了160余年的历史。早在1961年,阿瑟·韦利的《西游记》英译本就被选入象征世界文学作品的“企鹅经典丛书”（Penguin Classics）,成为最早被该系列丛书收录的中国文学作品,可见这部小说作为“世界文学”的影响力。然而,与《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三部小说相比,学界对《西游记》的英译研究相对滞后。目前,国内外尚无系统、全面研究《西游记》英译的着作问世,这显然与这部小说在英语世界强大的影响力并不匹配。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很有必要对《西游记》的英译进行系统的研究。本文采用描述翻译学和翻译史学研究的方法,主要探讨以下问题:第一,自《西游记》问世以来,有关这部小说“主题思想”的解读在中国呈现出众说纷纭的局面,那么,这些来自异域的译者们如何定义《西游记》的“性质”?他们的阐释与解读与这部小说的学术研究又有何联系?第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西游记》的译者们选取这部小说进行翻译的原因是什么?这些译者的身份是否会影响他们对《西游记》的理解和认知?第三,正如安德烈·勒菲弗尔所指出的,翻译实质上是译者对原作所进行的文化层面上的改写,在经历改写而成的《西游记》英译本中,原着的主要人物在形象是否与原着一致?如果发生了“变异”,那么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研究发现,由于受到历史文化语境、译者文化身份以及他们不同的翻译目的等因素的影响,他们笔下的译文（译本）差异明显,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而原着的一些主要人物形象之所以在译本中发生“变异”,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与上述几个因素息息相关。同时,这些译者对这部小说的翻译阐释在很大程度上与《西游记》的学术研究是同步的。根据译者身份、翻译目的、译本（文）形式、译本影响、以及这些《西游记》的译者们对这部小说的阐释与解读,本研究将这部小说在英语世界的旅行时期大致分为四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822年至1916年,这一阶段的译介主体以传教士为主,《西游记》在很大程度上充当着传教工具的角色,原着的文学性并没有得到重视;第二个阶段为1917年至1932年,库寿龄首次在英语世界否定了“邱处机作者论”的观点,之后海伦·海耶斯的节译本在英国出版,尽管海耶斯对《西游记》的佛教阐释存在着以偏概全的倾向,然而,它的出现意味着《西游记》走出了“传教士阐释阶段”,序言中大幅引用胡适考证《西游记》的最新成果,正式开启了这部小说在英语世界的“现代之旅”;第三个阶段为1942年至1968年,着名汉学家阿瑟·韦利的《西游记》译本在英语世界广受赞誉,通过他的译本,原着的文学性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彰显,译者精心塑造的“猴王”形象深入人心;另一方面,《西游记》为“神话小说”、“滑稽小说”的“属性”在本时期通过韦利译本广泛被这部小说的研究者所接受。第四个阶段是1969年至1983年,在杜德桥、余国藩等学者的推动下,《西游记》的学术研究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在他们不懈的努力下,《西游记》蕴含的道教成分得到最大程度的挖掘。余国藩集《西游记》研究者、翻译家、汉学家于一身,他将有关这部小说最新的研究成果融汇到自己的译作中,使这个全译本充满着浓厚的学术气息。系统全面地考察《西游记》的百年英译史,有着重要的意义。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代表性作品之一,考察《西游记》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历程,有助我们从整体上了解影响中国古典文学域外传播的诸多因素,并把握其在英语世界的译介特点,从中我们可以总结经验,为今后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外译事业提供指导,从而加快中国文学、文化走向世界的步伐。
张婧[4]（2018）在《台静农古典文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作为二十世纪为数不多的学艺兼修的文艺批评家,台静农在小说创作、古典文学研究与民俗学考证等方面均有突出成就。然因两岸睽隔,大陆学界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对其小说创作等有所关注,对其大量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成果及学术思想涉及无多。本文即着力围绕其古典文学学术成果,探讨其文学批评、文学史研究等诸多方面的学术思想。全文由五章内容构成,从台静农早年的求学经历说起,明确其问学经历与学术交游对其学术观念的确立与学术方法的形成有何影响。继而对其诗学思想进行探讨,台静农在诗歌的阐释与批评方面有其明确而独立的追求,通过对其诗学批评思想与诗歌审美观的考察与提炼,既可见出鲁迅对其影响,亦可见出其对于晚明遗民文学的偏好。台静农是一位具有明确的文学史观的文学史家,在写作文学史之前便对研治文学史的方法进行过系统反思,并写就了《中国文学史方法论》,因而其文学史思想是颇为值得关注的。北大国学门问学时期,台静农曾在风俗调查会兼职,也曾受常惠之请回到家乡霍丘收集民歌并对之进行整理,因而对民俗学亦是深有研究,且有意识地将民俗学考证的思路运用到古典文学研究中,丰富了古典文学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手段。缘此,对台静农一生的研究经历及研究成果进行全面回顾,发掘其中隐含的学术思想、学术方法,进而对其学术意义进行反思是本文的目的与价值所在。
李凡[5]（2018）在《现代国学的发生与走向 ——以晚清民国（1901-1937）国学类学术期刊的刊载内容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现代国学经历了从“国粹”到“国故”,直至定名为“国学”的一个过程,这个定名的过程颇为复杂,反映了在不同的语境中,现代国学观念不同的文化走向。与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相适应,本文拟通过对晚清民国（1901-1937）先后出现的三十余种以“国粹”、“国故”、“国学”为关键词命名的国学类学术期刊上刊登的学术文章的分析、整理和综合研究,辅以对其所属学术团体和学术教育、研究机构等的兴衰情况的考察,比较系统、深入地理清现代国学观念的发生与走向。第一阶段以《国粹学报》、《国学萃编》为主。梳理出在西学东渐、中国社会变动剧烈、民族危机深重的时代背景下学术与国家的关系,即在救亡图存意识主导下,以政治走向为核心的国学观念;第二阶段以《国学丛刊》（北京国学研究会主办）、《国故》月刊为主。分析辛亥革命后,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代名词的现代国学,在基本价值观、学术理念和基本学术倾向上,与第一阶段政治意义上强调学术与国家唇齿相依的关系有所不同。国学在此阶段不再作为国家兴亡的文化基础,而是从文化的角度重建学术的自觉意识,批判原有文化,引进西方种种文化价值观来发展中国的现代文化;第三阶段以《国学季刊》、《国学论丛》与《国学丛刊》（东南大学国学研究会主办）、《华国》月刊为主。在此阶段,出现了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东南大学国学院、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等一系列国学教育和研究的专门机构,且由于地域不同,导致南北学界对现代学术、文化理解的歧义和纷争。以北京大学国学门和清华国学研究院为主的北方学界以《国学季刊》、《国学论丛》为阵地,强调不包含任何强烈感情色彩的中性的整理国故。以胡适、陈垣、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李济等为代表的北方学人因而以运用新工具、扩展新材料的新国学主张及学术实践而成绩斐然,声望日隆。以《国学丛刊》和《华国》为阵地,以顾实、陈中凡、吴梅、章太炎等为代表的南方学人则强调甄明学术,发扬国光,代表了承继国粹派一脉而来的国学研究文化走向。双方论争的焦点,集中在学术层面上。此一时期所强调的国学,既非政治,又非文化,而是在全面接纳现代“知识”体系后,在学术层面上如何发展学术研究。而1930年至1937年,民族危机渐趋深重。民间国学团体苏州国学研究会、章氏苏州国学研究会、天津国学研究会及其会刊《国学商兑》、《国学论衡》、《制言》、《国学》月刊特别强调其“致用”之功和维系人心之效,此一阶段的国学走向再次回归到对传统文化和学术的保护和研究上。
浦晗[6]（2018）在《南戏百年学术史论（1913-2013）》文中指出南戏作为我国最早成熟的戏曲形式,以高度综合的艺术形式,结束了中国戏剧漫长的酝酿期,揭开了中国戏剧成熟期的篇章。它上承歌舞百戏,下启昆腔乱弹,是中国戏曲发展历程中一个的重要节点。但由于古代文人的偏见与“重北轻南”曲学思维的影响,南戏在古时却罕有学者关注,有关南戏的记载和研究也呈现出片面、破碎而单一的特征,人为地造成了巨大的学术空白。晚近以降,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转型引发了学术语境的新旧转向,传统学术在对西学的调试与顺化中走向裂变,正统诗文的地位趋于式微,民间通俗文艺的社会价值在各类文体的“文学革命”中得以重估,并被提振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蕴含的学理价值也被学者逐渐发掘,中国民俗学的大幕缓缓揭开。在这一背景下,第一批在近代教育体制中成长起来的学人开始以现代学术的理念对南戏进行观照,初步建构了近代南戏研究的范式。随着一批重要文献的陆续发现,众多国内外的民间文学研究者利用这些文献展开了对南戏剧目与曲文的辑佚,以此还原南戏真实的历史面貌,搭建南戏研究的文献基础;与此同时,晚近佛学的复兴与“文化移动论”学说的引介,为“印度戏剧输入说”的酝酿提供了理论温床及文化地缘的阐释依据,诱发了学界对南戏产生问题的集体性探讨,客观地形塑了现代南戏史述的完整模式。南戏研究也在这一内外向的双重探原中走向了的专门化。南戏学术伴随着百年学术的整体进路而升降沉浮,在形成专题思想史的同时在其间清晰地呈现出了学术之“势”。二十世纪下半叶,起步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所带来的对文化遗产价值的功利性诉求,以及戏曲自我发展的实际需要,最终在1956年引发了文艺界对《琵琶记》的大讨论。在这场盛况空前的讨论中,这一批由“旧”入“新”的学者开始尝试以文艺社会学的理念去阐释古代经典文本,在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迎合与疏离中坚守着学术的主体性,平衡着学术与政治的天平,并在“大讨论”之后将南戏研究带入了第二个历史高峰。但随着意识形态的强化步入极端,南戏研究也无力抗争地迅速陷入了政治的泥沼,成为了庸俗社会学的注脚。文革结束以后,学界通过深刻的学术反思重塑了学术的传统与谱系,在方法论的自觉与燥热中,西方文艺研究的理论体系渗入了传统戏曲研究的畛域,南戏研究也顺着新时期文艺研究解构式的后现代逻辑而逐步走向了多元化。深入到具体的研究事项,作为研究核心内容的南戏史述最终要通过“释名”而达到了意义的完成,而“释名”的过程则具象地勾勒出了史述之“度”。史着中的南戏书写直观地展现了现代南戏研究的“格局”与“视角”。南戏的历史研究则是南戏研究中最为核心也是争议最多的研究领域。但在这诉讼纠纷与公案频出的南戏史述中,南戏本身的名称亦得到了学界最大程度地辨析,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在戏曲史的视阈下串联历史中的南戏文献,各种称谓被历时性地从文献记载中析出,并与南戏发展的历史相连接,南戏的概念从长时期割裂式的平面变成了立体而关联的图示。在“正名”的过程中,南戏所指称的对象逐渐“僭越”了短时段与单一化剧种的矩矱,而具备了整体性的戏曲史与戏曲学意义,逐步生成了完整而立体的学科概念。南戏研究百年的历史进程生发了南戏作为学科的意义,也同时建构了多元的研究维度与学术空间。这些多元的研究层次构成了南戏作为现代学科的内部结构,生动地描摹了研究者的审视之“维”。文献是研究的基本面,文献的发现、整理与研究贯穿了现代南戏研究从始至今的整个流程,也塑造了南戏研究“言而有据、论从史出”的学科品格。舞台艺术的研究则以文献为基架,又同时最大程度地延展了文献研究的意义,补充了文献视角的单一性,构成了南戏学科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支点。而在文献与舞台艺术的研究维度之外,南戏学术还有一个“日常”与“非日常”的社会学空间。前者在向上的立场中强调南戏作为宏观的社会结构及其具备的社会功能,后者则在向下的方向里呈现了其作为民间微观社会行为的社会观念。这一社会学的批评空间最大程度地延展了南戏学科的边界,为南戏形成发展等问题的戏曲史研究、舞台艺术研究,以及版本、剧情、思想等方面的文本研究,提供了从社会外围因素出发的观察视角。总体而言,南戏研究从近代的起步至今,在百年时光的洗礼与沾溉中,在一代又一代戏曲学人的开拓与耕耘下,取得了丰硕而瞩目的成就。它整体性地融入了中外思想文化的百年历史进程,其本身即构成了一部完整了现代思想史。在南戏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关于南戏的学术共同体随之聚合并分衍,一个个南戏学术重镇陆续建设,最终形成了富有层次感的当代南戏研究格局。随着学界对南戏的剧目、曲文辑佚工作的进展,对南戏发生、发展历史梳理的深入,南戏的历史面貌被逐步还原,文献中关于南戏的概念也得以重构、拼接,多维的研究层次也随之生成,从外到内地形构了“南戏学”的内涵与意义。
孟广武[7]（2014）在《张申府:被遗忘的数学家革命家哲学家》文中指出论述了张申府复杂而又曲折的一生.阐明了他作为数学家、哲学家的学术成就,以及作为革命家的历史功绩.分析了他辞掉黄埔军校职务、负气退党、被"清华"所拒、供职《新华日报》及"呼吁和平"的原因,着重指出书生本性是他一生的基本特点.此外,评述了他与毛泽东、周恩来、梁漱溟等人的关系.
邬建麟[8]（2013）在《严耕望史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严耕望（1916-1996）是我国现代史学史上着名的中古史研究大家,主要从事中国政治制度史及中国历史人文地理方面的研究。他着述丰富,享誉学林。本文以严耕望的生平学术活动和主要代表作的分析评述为主线,结合整个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趋势,对他的学术渊源、学术成就、史学特点和治学方法,以及他在港台史学上的地位和影响等作了比较系统而全面的探究,力求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总结严耕望的史学贡献,揭示他的史学思想与特点,以凸显严耕望学术研究的独特风貌,为当代学术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全文主要由“绪论”、第一章“严耕望的生平与学术渊源”、第二章“严耕望的中国政治制度史成就”、第三章“严耕望的中国历史人文地理学贡献”、第四章“严耕望的史学特点与治史方法”、第五章“严耕望在港台史学上的地位与影响”以及“余论”组成。绪论交代了本文的研究缘起及选题意义；对关于严耕望的国内、国外研究资料及研究现状作了细致的梳理；并对本文在研究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和不足作了全面的检讨,针对这些思考,提出了需要进一步深入挖掘的研究面相；针对本文的研究旨趣与研究方法,提出了本文的具体写作思路及各章节的内容安排。第一章主要通过对严耕望的生平及学术道路的考察,论究严耕望的史学渊源。作为一个纯粹的学者,严耕望的人生历程相对比较简单。他的一生大致可分为桐城高中时期及以前、武汉大学时期、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时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时期、以及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新亚研究所时期。在求学与工作期间,严耕望除了读书、写作、研究、教学之外,其他活动也主要与学术有关。从严耕望“一生唯一念”的学术经历而言,他的史学渊源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为严耕望在中学（主要是高中）与大学时期对历史以及史学以外的社会学科的广泛涉猎,他的自主意识以及李则纲、吴其昌、梁启超等前辈的影响,使其早早立下了研究历史的志愿。二为钱穆的作用,主要有武汉大学讲学期间、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期间以及之后断断续续的余生等三个阶段。三为傅斯年领导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学风（治史风格与取向）及其研究环境对严耕望的影响。第二、三章主要围绕严耕望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和历史人文地理两大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以总结严耕望史学的成就得失。制度史方面,分别对严耕望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地方行政制度、北魏尚书制度、唐代尚书省制度研究上的成就作一一论述,对严耕望的几部代表专着如《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唐仆尚丞郎表》、《两汉太守刺史表》等进行重点分析和评价。历史地理方面,则专就严耕望在中国历史人文地理学上的贡献作一全面深入的论述。主要沿循严耕望的“人文地理研究三部曲”计划,首先论及他的唐代交通地理研究,对《唐代交通图考》的撰述动机、创作过程与研究方法、主要成果与不足等进行分析探讨。之后再对严耕望的唐代人文地理及国史人文地理的研究展开论述。第四章对严耕望史学的特点以及他的治史方法作了归纳,进而分析他的史学思想与治史取向。严耕望史学的主要特点体现在他对史料以及求真精神的孜孜追求。他偏好具体问题的治史取向正反映了其朴实秉性与务实风格。而严耕望在钱穆等身上所受的人文主义与通识教育使得他逐渐形成其“整体的中国历史观”。严耕望在具体治史过程中亦有一些具体而确实有效可行的治史方法可供借鉴。譬如他对归纳、统计等数学逻辑方法的喜好,他以小见大或“聚小为大”的研究路数,以及他在制定长期的研究计划之后按部就班的施行,并在历史考证中擅长广参互证与追本溯源等等。第五章主要考察严耕望与港台史学的关系。港台史学为中国当代史学不可或缺的一重要环节。严耕望长达六十年的学术生涯,有近四分之三在港台度过,对港台史学的发展以及人才的教育培养方面做出了出色的贡献。因此本章对严耕望与港台史学（包括史学机构与学人）的关系作一考察,以求对严耕望生前及身后的学术贡献与影响有更加完整的认识。余论则对严耕望学术的意义和启示作一总结和评价。学术的发展离不开学者的辛勤耕耘和薪火相传。而在当前日益追求经济与功利的学风之下,严耕望的生平与学术无疑具有相当的启示与借鉴之用。
黄轶[9]（2013）在《台北细节:人物的远去》文中提出钱穆先生的"红袖添香"这个题目似乎有点哗众取宠,不过您别指望我能写出什么香艳故事来。我只是话话名人,写写感慨,发发牢骚罢了。要不您读读看!钱穆故居"素书楼"就在台北士林区外双溪东吴大学的近旁,离我的住所数尺之遥,走几步山路,跨几梯台阶,就到了。所以,我时常在钱先生门前大榕树下漫步,想象着当年他居家授学、五代学子冠盖云集的热闹情景。这是一处坐山面水的院落,清雅幽静。推开朱漆的大木门,迎面是草木青青的台院,拾级而上,两边是钱先生与夫人胡
黄英杰[10]（2012）在《古典书院的终结及其对现代中国大学的影响》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古典书院是中国文明自身生发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它与中国古典文明是一体化的存在。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自身发展,加之西方国家携带武力与野蛮的文明入侵,古典书院在与西方现代大学制度的角逐中逐渐显露出它的弊端和弱势,走向了“终结”。“终结”并不仅仅意味着书院因其不合时宜而走向“完结”,在哲学的意义上它意味着书院这一教育组织形式以往全部能量的“聚集”,以及这一能量在新教育变革中的“转化”和“新生”。古典书院所表达的普遍教育精神既是新教育精神创生的引导性媒介,同时也会经过精神的创造性转化成为新教育精神的构成性基因。在对古典书院的教育叙事中,我们拈出了中国古典书院观,即中国古典书院是一个以文明再造精神为核心,以书院学规为基本制度构架,集文明绍继、大众启蒙、社会批判和学术研究等诸多功能为一体,和合教学与研究的高等教育组织。古典书院在“澄明”自己的基本观念体系的时候,也展示了其必然要发生转型的理由及条件。就其理由言,古典书院重德性人文精神的养成和陶冶,其课程科目是《诗》、《书》、《礼》、《易》、《乐》、《春秋》等六艺,旨在培养服务于王朝政治的有德行的从政人才,它与建立在工业社会和民主政治基础上的现代大学教育是根本不同的。与社会的专业分工相对应,现代大学的课程科目分别归属于人文、社会和自然等三个领域,旨在培养社会需要的多元人才。社会的工业性质使得现代大学教育强调实用科技型人才和各种管理人才的培养,最终导致人文道德课程的边缘化,书院转型便是其必然的教育实践选择。就其条件言,古典书院在长期的文明史发展中积聚了大量的教育能量,在“中体西用”理论的导引下,这些教育能量必然沿着文明的惯性在其制度的内部或外部,实现新教育的转型。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各种机缘,中国古典书院最终选择了现代大学所昭示的方向,渐行渐远。现代中国大学无论从理念、制度还是精神上首先主要是学习和借鉴欧美大学模式的结果,这是由大学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形式具有超越民族的普遍性格决定的。但是,一个民族的教育与其文明又具有同构性,现代中国大学对欧美大学组织的借鉴必须和中国古典书院观进行融突和合,才是有效的和可欲的。在理念上,张伯苓把教育观念归结为孔孟的真精神,发扬中国文教思想的经世致用观,以及书院教育的政治批判传统,提出了直面中国问题和经验,允公允能,服务于民主社会建设的大学理念：蔡元培则接过书院教研合一,服务于民族新文明建设的优良传统,把学术研究界定为大学的基本性质,并把文明再造牢牢的建立在学术研究和科学发明的基础之上；梅贻琦围绕大学培养一流工业建设领袖的根本任务,对中国古典大学之道进行了新阐释并将其归结为大师的思想和学术引领,开创了大学通识教育的思想体系。不惟如此,张、蔡、梅三人对于大学培养学生整全人格的强调,更深一层地接续了中国古典文明人文德性传统及其止于至善的文教理念。在制度上,张伯苓以士绅社会为基础的大学董事会制度,蔡元培所确立的教授治校和学术自治制度,以及梅贻琦的清华通识教育制度,等等,无不渗透着中国书院制度的精神传统。尤其是他们身上所显示的“卡里斯马型”大学领袖人格,更是书院威权人格的现代转换。另外,古典书院在大学制度内外的探索虽然都失败了,但是它们研究高深学问的组织宗旨、“从游”的师生关系、博约结合的课程设置、以及问答研讨的治学方法等,都深刻地影响了现代中国大学学术和科学研究的相关制度。在精神的层面,现代中国大学转化书院诗教传统高扬新文学教育的大众启蒙性,把民主意识和科学精神注入到民族的心智中：通过理学的哲学化,中国古典文明的德性人文精神成功地在大学的机体里获得新生；传统知识人对现实政治批判所陶冶的大丈夫人格也成为其接受独立自由意识和精神的潜在资源。就这样,现代中国大学融合古今中西的文明精神,一举塑造了中国大学独特的精神品格,即一种和合传统孔墨精神、英国大学绅士人格的自由精神、德法大学专深研究的科学精神、美国大学服务社会的民主精神等为一体的大学新精神。古典书院和大学之间的融突和合一方面在无意间指向了一个新的文明形态：一个以仁爱为核心,以独立和自由为底色,以民主和科学为表征的知识社会。这其中包含着现代中国大学知识人对中国文教精神和传统的承续和发扬：一是把社会的改造和国家的富强立于高深学术研究的基础之上,二是在大学和政府之间建立一个发达的知识社会,作为两者之间冲突的缓冲地带,既可以保证学术的欣欣向荣,同时也使得政治可以有一个好的知识社会的基础,从而在学术和政治之间建立良性的循环关系。另一方面,它也使得现代中国大学产生了三个源发性矛盾：即中国古典文明与大学组织之间的矛盾,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矛盾,以及个体的需要与大学组织之间的矛盾。这三重矛盾和紧张始终左右着现代中国大学的发展,并悄悄地改变着大学最初作为高深学术研究组织的单一本性,一种更具包容性和丰富性的大学本质,即学术性、职业性、文明性和人本性,逐渐得以澄明。大学也因其具有了中国文明的特质和风格而成为中国的,与中国未来一种新文明的发生和发展紧密的融为一体。
二、为胡适撰碑文的毛子水（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为胡适撰碑文的毛子水（论文提纲范文）
（1）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与创新之处 |
| 一、文献综述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基本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基本思路 |
| 第一章 新文化运动与赴美留学: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初步探索(1919-1923) |
| 第一节 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的思想渊源 |
| 一、童年时期接受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 |
| 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
| 三、从中国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 |
| 第二节 冯友兰对中西文化之异的比较 |
| 一、中西文化差异的具体表现 |
| 二、中西文化“损益”说 |
| 三、“心物”、“动静”说 |
| 第三节 冯友兰对中西文化之异的哲学史阐释 |
| 一、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 |
| 二、中西文化之异的阐释 |
| 三、自然地理与人为选择 |
| 第四节 如何对待中西文化 |
| 一、学习西方科学 |
| 二、评梁漱溟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 |
|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存在价值 |
| 第二章 直击文化核心:冯友兰对中西人生哲学之比较(1923-1926) |
|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后期的中西文化之争 |
| 一、动荡不安的政局与社会 |
| 二、梁启超欧游与“科学的破产” |
| 三、张君劢的人生观讲演 |
| 第二节 中西人生哲学之“天人损益” |
| 一、中西之同的发现 |
| 二、中西人生哲学比较 |
| 三、中西之同与中西之异 |
| 第三节 一种新人生观——对科玄论战的回应 |
| 一、“科玄论战”的争论焦点 |
| 二、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探讨 |
| 三、关于“一种新人生观”的阐释 |
| 第四节 中西文化近代分歧的人生哲学渊源 |
| 一、是否以知识权力为好 |
| 二、是否将个人与宇宙两分 |
| 三、中国人生哲学之贡献 |
| 第三章 欧洲游学促转变:冯友兰中西文化古今之异的转向(1926-1935) |
| 第一节 冯友兰欧洲游学的思想转变 |
| 一、193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
| 二、冯友兰对唯物史观的接受 |
| 三、冯友兰在英国感受到“古今之异” |
| 第二节 冯友兰对中西古今之异的认识 |
| 一、游欧洲印象 |
| 二、秦汉历史哲学 |
| 三、中国无近古哲学 |
| 第三节 中西文化的互释阶段 |
| 一、人类进步同一趋势的不同实例 |
| 二、中西文化发展的第三阶段 |
| 三、研究史学之新趋势 |
| 第四节 《中国哲学史》以西释中 |
| 一、“在中国的哲学” |
| 二、“了解之同情” |
| 三、“新瓶旧酒” |
| 第四章 中西文化论争下的沉思:冯友兰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探索(1935-1948) |
| 第一节 抗日战争时期的冯友兰 |
| 一、日本侵华与国民政府的文化政策 |
| 二、文化救亡运动的兴起 |
| 三、冯友兰建立“新理学体系” |
| 第二节 文化类型说对中西文化论争的回应 |
| 一、“中国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论争 |
| 二、冯友兰的文化类型说 |
| 三、文化民族性问题 |
| 第三节 中国应走工业化道路 |
| 一、文化现代化问题讨论 |
| 二、冯友兰倡导的工业化道路 |
| 三、城里人与乡下人 |
| 第四节 保持中国文化的民族特性 |
| 一、改变封建伦理道德 |
| 二、中国基本道德不变 |
| 三、保持中国的文艺花样 |
| 第五章 大变革下的坚守:冯友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护(1949-1976) |
| 第一节 新中国的文化政策与知识分子 |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化政策 |
| 二、对知识分子的改造 |
| 三、“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
| 第二节 冯友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与实践 |
| 一、在新中国建设实践中感悟马克思主义 |
|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与新理学自我批判 |
| 三、在国际文化活动中传播马克思主义 |
| 四、文革中的“冯友兰现象” |
| 第三节 中国哲学遗产的“抽象继承” |
| 一、重视整理祖国的哲学遗产 |
| 二、抽象继承法的提出与讨论 |
| 三、1980年代“抽象继承法”再评论 |
|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史研究 |
| 一、中国哲学史研究对象的讨论 |
| 二、正确估价唯心主义的价值 |
| 三、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价值 |
| 第六章 新时期“文化热”背景下的冷思考:冯友兰对中国文化新发展的展望(1976-1990)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后冯友兰重获自我 |
|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 |
| 二、1980年代的“文化热” |
| 三、冯友兰在文化的拨乱反正中重获新生 |
| 第二节 中西文化对比的新时代 |
| 一、“旧邦新命”与文化现代化 |
| 二、中西文化论争主题的转换 |
| 三、“终结”与“开始” |
| 第三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 |
|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作用与现代价值 |
| 二、继承很厚的“家底” |
| 三、两个孔子 |
| 第四节 “智山慧海传真火” |
| 一、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 |
|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的互动 |
| 三、理论回归与哲学总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 致谢 |
（2）论毛准的史学（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毛准史学的价值与意义 |
| 二、毛准史学研究情况的回顾与展望 |
| 三、本文内容与文献征引的说明 |
| 第一章 毛准史学缘起 |
| 第一节 一生的恩师——胡适 |
| 第二节 同窗傅斯年的提携与帮助 |
| 第三节 诸多友人的感召 |
| 第二章 毛准的史学观念 |
| 第一节 主张读史以育人 |
| 第二节 倡导治史要实事求是 |
| 第三节 提倡历史叙事要繁简得当 |
| 第三章 毛准史学成就举例 |
| 第一节 注解《汤誓》 |
| 第二节 译注《论语》 |
| 第三节 补正《孟子正义》 |
| 第四节 补正《荀子》训解 |
| 第四章 毛准史学的影响 |
| 第一节 在台湾的传播与影响 |
| 第二节 在大陆的传播与影响 |
| 结语 |
| 附录：毛准生平与着述简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3）《西游记》英译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2 选题意义 |
| 1.3 研究范围的界定 |
| 1.3.1 本文对《西游记》英译文本性质界定 |
| 1.3.2 本文对《西游记》的翻译界定 |
| 1.3.3 英语世界的《西游记》 |
| 1.3.4 本研究时间范围的界定及历史阶段的划分 |
| 1.4 国内外《西游记》英译研究文献综述 |
| 1.4.1 国内研究综述 |
| 1.4.2 海外研究综述 |
| 1.4.3 国内外《西游记》英译研究述评 |
| 1.5 本研究所涉及的翻译理论 |
| 1.5.1 描述翻译学派 |
| 1.5.2 翻译史学研究 |
| 1.6 研究内容 |
| 第2章 传教士汉学家对《西游记》的译介研究(1822-1916) |
| 2.1 本阶段《西游记》在英语世界的“隐性传播”探究 |
| 2.1.1 开创《西游记》英译史的《华英字典》 |
| 2.1.2 艾约瑟对《西游记》在英语世界的首次介绍 |
| 2.1.3 伟烈亚力《汉籍解题》中的《西游记》 |
| 2.1.4 明恩溥《中国人的德行》中的《西游记》 |
| 2.1.5 翟理斯对《西游记》的“隐性传播”贡献 |
| 2.2 作为“显性传播”的《西游记》英译文 |
| 2.2.1 詹姆斯·沃尔对《西游记》的译介 |
| 2.2.2 翟理斯对《西游记》的翻译与改写 |
| 2.2.3 晚清时期其它《西游记》英译文 |
| 2.3 本阶段《西游记》“显性译文”的译者身份探析 |
| 2.4 本阶段译者的译介动机考察 |
| 2.5 援佛入耶——李提摩太对《西游记》的“基督式”改造 |
| 2.5.1 李提摩太其人其译 |
| 2.5.2 李提摩太“援佛入耶”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
| 2.5.3 李提摩太翻译《西游记》动机探析 |
| 2.5.4 “援佛入耶”——李提摩太对《西游记》的“基督式”改造 |
| 2.5.5 走向基督—李提摩太对《西游记》人物的“改造” |
| 2.5.6 李提摩太眼中的《西游记》宗教成分 |
| 2.6 本时期《西游记》译介之不足 |
| 2.7 本章小结 |
| 第3 章《西游记》在英语世界传播的“启蒙期”(1917-1932) |
| 3.1 库寿龄《中国百科全书》对《西游记》的介绍 |
| 3.2 文仁亭《中国神话与传奇》中的《西游记》 |
| 3.3 东方佛学的“西游记”——海伦·海耶斯《西游记》英译本研究 |
| 3.3.1 译者海伦·海耶斯的身份探析 |
| 3.3.3 海耶斯对《西游记》主题思想的认知 |
| 3.3.4 海耶斯译本中孙悟空的形象建构 |
| 3.3.5 “东方智慧丛书”对中国文学典籍的选材 |
| 3.3.6 海耶斯《西游记》翻译策略探析与底本 |
| 3.3.7 本章小结 |
| 第4 章《西游记》在英语世界的译介繁荣期(1942-1968) |
| 4.1 倾听译者的心声——阿瑟·韦利的《西游记》英译本研究 |
| 4.1.1 阿瑟·韦利其人其译 |
| 4.1.2 阿瑟·韦利《西游记》英译本介绍 |
| 4.1.4 《猴》的译介语境与读者接受 |
| 4.1.5 韦利对原着创造性的裁剪与英雄主义“猴王”的塑造 |
| 4.1.6 韦利对英雄主义“猴王”的塑造及对唐僧形象的“还原” |
| 4.1.7 倾听译者的心声——韦利思想倾向在《猴》中的折射 |
| 4.1.8 译,还是不译——韦利对《西游记》诗词的删减原因探析 |
| 4.2 英语世界中国文学教材的《西游记》研究 |
| 4.2.1 梅仪慈对《西游记》的介绍 |
| 4.2.2 陈绶颐《中国文学史述》中的《西游记》 |
| 4.2.3 黎明《中国文学史》中的《西游记》 |
| 4.2.4 白之《中国文学选集》中的《西游记》 |
| 4.2.5 柳无忌《中国文学概论》中的《西游记》 |
| 4.2.6 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的《西游记》 |
| 4.3 作为儿童文学与幽默小说的《西游记》英译本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当代《西游记》英译的学术转向——以余国藩译本为中心 |
| 5.1 余国藩其人介绍 |
| 5.2 余国藩对《西游记》的学术研究探析 |
| 5.2.1 余国藩对《西游记》的底本选择以及对小说第九回的认识 |
| 5.2.2 谁是作者？余国藩对《西游记》作者的认知 |
| 5.2.3 余国藩对《西游记》小说中诗词的认知 |
| 5.2.4 《西游记》的宗教意蕴 |
| 5.3 坚持“可译性”——余国藩《西游记》翻译策略探析 |
| 5.3.1 余国藩对《西游记》称谓词的翻译 |
| 5.3.2 余国藩对《西游记》典故的翻译 |
| 5.3.3 余国藩对《西游记》比喻、成语的翻译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 |
| 6.1 本研究的发现 |
| 6.2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 |
| 6.3 后续研究的设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4）台静农古典文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现状 |
| 二、写作思路与本文框架 |
| 第一章 台静农的学术历程与思想渊源 |
| 一、早年所受教育 |
| 二、北大中文系旁听与国学门的问学经历 |
| 三、杏坛的砥砺与古典文学研究的开启 |
| 四、学术交游所获得的学术启发 |
| 第二章 台静农的诗学思想 |
| 一、台静农的诗学批评观 |
| 二、台静农的诗歌审美观 |
| 第三章 台静农的文学史思想 |
| 一、《中国文学史方法论》解读 |
| 二、文学史即是一部活的文化史 |
| 三、雅俗相生 |
| 四、“形式是有美术价值的” |
| 五、“讲史”之于文学史的价值 |
| 第四章 台静农民歌研究的学术思考 |
| 一、从民歌研究到民俗考证趣味的形成 |
| 二、民歌、民俗研究与古典文学研究的贯穿 |
| 第五章 台静农古典文学研究的学术方法与学术意义 |
| 一、史家工夫与诗人情怀相结合 |
| 二、笺注考证与文学鉴赏相贯穿 |
| 结语 浸润着人生意识的古典文学研究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台静农先生编年事辑 |
| 附录二 台静农先生佚文辑存 |
| 后记 |
（5）现代国学的发生与走向 ——以晚清民国（1901-1937）国学类学术期刊的刊载内容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意义和价值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目的、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现代国学的发生 |
| 第一节 现代国学的不同称谓：“国粹”、“国故”、“国学” |
| 一、“国学”、“国粹”的由来及涵义 |
| 二、“国故”一词的使用及内涵 |
| 第二节 现代国学研究团体、机构的兴起 |
| 一、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 |
| 二、东南大学国学院 |
| 三、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 |
| 四、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 |
| 第三节 晚清民国时期(1901-1937)国学类学术期刊概述 |
| 第二章 现代国学的走向之一——借经史助益革命 |
| 第一节 谈学术而兼涉革命——《国粹学报》的创办 |
| 一、国学保存会的创办 |
| 二、国以有学而存,学以有国而昌——《国粹学报》的创办 |
| 第二节 《国粹学报》的办刊特色和思想倾向 |
| 二、《国粹学报》的思想倾向之一——复古守旧 |
| 三、《国粹学报》的思想倾向之二——“排满革命” |
| 第三节 《国粹学报》的核心作者群及重要篇章分析 |
| 一、邓实与《国学通论》、《国学真论》、《古学复兴论》 |
| 二、黄节与《国粹学报叙》、《黄史》 |
| 三、章太炎与《文学论略》、《某君与人论国粹学书二书》 |
| 四、刘师培与《国学发微》、《南北学派不同论》、《周末学术史序》 |
| 五、马叙伦、王国维、许守微的代表性着作 |
| 第四节 《国学萃编》的创办 |
| 第三章 现代国学的走向之二——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 |
| 第一节 《四川国学杂志》的创办 |
| 第二节 国学扶危社与《国学》 |
| 第三节 国学昌明社与《国学杂志》 |
| 第四节 《国学巵林》、《国学月刊》的创办 |
| 一、《国学巵林》的创办 |
| 二、《国学月刊》的创办 |
| 第四章 现代国学的走向之三——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
| 第一节 《国学丛刊》的创办 |
| 第二节 蔡元培与《北京大学月刊》的创办 |
| 第三节 《新潮》、《国故》月刊的创办及其论争 |
| 一、《新潮》的创办 |
| 二、《国故》月刊的创办 |
| 三、《新潮》与《国故》月刊的论争 |
| 第四节 北京大学国学门的创办 |
| 第五节 “整理国故”运动的兴起 |
| 第六节 《国学季刊》的创办 |
| 一、《国学季刊》的创刊及特色 |
| 二、“新国学”理念的学术宣言——《国学季刊·发刊宣言》 |
| 三、《国学季刊》核心作者群及重要篇章分析 |
| 第七节 《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的创办 |
| 一、《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的创办 |
| 二、《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的创办 |
| 第八节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与《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的创办 |
| 第五章 现代国学的取向之四——甄明学术,发扬国光 |
| 第一节 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学衡》的创办 |
| 第二节 《国学丛刊》与《国学辑林》的创办 |
| 一、东南大学国学研究会的成立 |
| 二、《国学丛刊》的创办 |
| 三、东南大学国学院的成立宣言和工作纲领——《国立东南大学国学院整理国学计划书》 |
| 四、《国学辑林》的创办 |
| 第三节 《华国月刊》的创办 |
| 第四节 《国学专刊》与《国学》月刊的创办 |
| 一、《国学专刊》的创办 |
| 二、《国学》月刊的创办 |
| 第六章 现代国学的走向之五——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 |
| 第一节 《国学丛刊》、《清华学报》的创办 |
| 一、清华国学研究会和《国学丛刊》成立缘起 |
| 二、《国学丛刊》刊物宗旨及栏目设置 |
| 三、《国学丛刊》刊登重点篇章分析 |
| 四、《清华学报》的创办 |
| 第二节 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创办 |
| 一、创办背景和经过 |
| 二、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制度特色及导师任课概况 |
| 三、清华国学研究院学生入学及毕业概况 |
| 四、对于清华国学研究院之评价 |
| 第三节 《实学》月刊、《国学月报》的创办 |
| 一、国学研究院丛书的出版 |
| 二、《实学》月刊的创办 |
| 三、《国学月报》的创办 |
| 第四节 《国学论丛》的创办 |
| 一、《国学论丛》的创办概况 |
| 二、《国学论丛》的刊载内容及编辑特色 |
| 三、《国学论丛》重点篇目及作者分析 |
| 第五节 借用新工具扩张新材料——《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的创办及旨趣 |
| 一、《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的创办 |
| 二、《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
| 第七章 现代国学的走向之六——研究固有文化,造就国学人才 |
| 第一节 北京师范大学国文学会与《师大国学丛刊》 |
| 第二节 北平中国大学《国学丛编》的创办 |
| 第三节 福建协和大学国文系与《国学杂志》 |
| 第四节 《国学商兑》、《国学论衡》的创办 |
| 第五节 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和《制言》半月刊的创办 |
| 一、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的成立 |
| 二、《制言》半月刊的创办 |
| 第六节 《国学》月刊的创办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6）南戏百年学术史论（1913-2013）（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南戏学术史的存在事实与研究的学理依据 |
| 二 南戏学术史的研究现状与治史范式 |
| 三 南戏学术史的叙史范畴 |
| 第一编 学术之“势”：南戏在现代学术整体中的进路与呈现 |
| 第一章 传统至现代的滥觞：从“一个失去的环节”到近代研究范式的初建 |
| 第一节 蓄意的空白：古代南戏研究巡礼 |
| 一 双重的枷锁：视为“小道”的戏曲与“重北轻南”的曲学思维 |
| 二 空白的生成：片面、破碎而单一的古代南戏学术史 |
| 第二节 剧变与契机：学术语境的现代转型与南戏研究的近代化转向 |
| 一 调试与顺化：经学的退席与晚近的学术转关 |
| 二 价值的重估：“小说界革命”与民间通史文艺社会价值的凸显 |
| 三 社会到学术：近代教育体制的建立与民间文艺学理价值的发掘 |
| 四 底色与分化：民俗学背景中生成的近代南戏研究 |
| 第三节 学人与学科：第一代戏曲学人与近代南戏研究范式的初建 |
| 一 大家之师：吴梅的曲体研究与现代南戏学谱的编织 |
| 二 以治经法以治曲：姚华的曲本考订与南戏辑佚之风的肇始 |
| 三 史述与“现代性”：王国维的戏曲史书写与近代南戏研究范式的生成 |
| 第二章 剧学中的意义凸显：内外向的双重探原与研究的专门化 |
| 第一节 双向的体认：戏曲艺术成就的世界认同与学术价值的专学化 |
| 一 “整理国故”运动的发起与通俗文艺研究的深入 |
| 二 海外演出的热潮与传统戏曲的世界性认同 |
| 三 现代戏曲教育研究机构的建立与专业学术期刊的创办 |
| 第二节 内向的搜求：剧目曲文的辑佚与的南戏学科肌理的构建 |
| 一 从青木正儿到郑振铎：姚华之后的践行者 |
| 二 钱南扬、赵景深与冯沅君：南戏辑佚三大家 |
| 三 宗志黄与“休休”：学案中遗落的重要缺页 |
| 第三节 外向的理路：“印度戏剧输入说”的生发与南戏史述模式的完型 |
| 一 默转潜移的学术语境：晚近佛学的复兴到中印比较文艺研究的兴起 |
| 二 文化地缘的阐释依据：“文化移动论”的建构至“印度水路”的描绘 |
| 三 专门化的另一条路径：“输入说”的衍化与现代南戏史述模式的完型 |
| 第三章 “一元”与“多元”：二十世纪下半叶研究的转型与重构 |
| 第一节 政治与文艺：戏剧及其研究发展进程中的二次蜕变 |
| 一 政治主体性的逐渐渗透：从“革命文学”的论争到左联的文艺理论实践 |
| 二 被立定的方向：《讲话》的发表与文艺对政治范畴的体认 |
| 三 转变的酝酿：戏曲创作与批评方式的变革与第二次的研究转向 |
| 第二节 “坚守”与“失落”的临界：《琵琶记》大讨论的因果及学史意义 |
| 一 “讨论”的起因：遗产价值的阐述与戏曲自我发展的实际需求 |
| 二 对学术主体性的坚守：“大讨论”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迎合与疏离 |
| 三 无力抗争的学术失落：从短暂的高峰向政治一元化的滑落 |
| 第三节 对传统的追忆与解构：新时期的学科发展与理念更迭 |
| 一 历史的回溯：传统、系谱与学术共同体 |
| 二 后现代的逻辑：交叉、解构与多元化 |
| 第二编 史述之“度”：南戏学术概念及范畴的历史言说 |
| 第四章 “格局”与“视角”：史着中的南戏书写 |
| 第一节 “格局”的映现：文学史中的南戏 |
| 一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确立的过程与最初的标尺 |
| 二 政治修辞与模式固化：“十七年”及之后文学史中的南戏 |
| 第二节 “视野”的表达：戏曲史中的南戏 |
| 一 从青木正儿到周贻白：“文”史与“剧”史的胶着与渐进 |
| 二 专题与视角：通史的分野与多元化的视阈 |
| 第五章 自我范畴的确认：关于南戏史的研究 |
| 第一节 南戏形成之时间：史料解读方式变化而导致的差异与“前移” |
| 一 “古于北曲”的模糊推定 |
| 二 “徐说”与“祝说”的择取 |
| 三 “酝酿期”的折衷与兼容 |
| 四 “宣和、淳熙之前”的推移与假设 |
| 第二节 南戏源起之地点：“一点”与“多点”的争执 |
| 一 “温州源起说”的渊源及确立 |
| 二 “多点起源说”的提出与争议 |
| 第三节 南戏艺术之源头：众说纷纭的迷雾 |
| 一 宋杂剧说 |
| 二 诸宫调说 |
| 三 傀儡戏说 |
| 四 民间剧曲说 |
| 五 宗教仪式说 |
| 第四节 南戏的发展与流变：一度失去的“中间” |
| 一 元代南戏研究的误区与纠正 |
| 二 南戏声腔流变研究的停滞与发展 |
| 第五节 南戏历史的下限：界断的难明与合法性的质疑 |
| 一 以元明代季更迭为界限 |
| 二 以创作主体的身份为依据 |
| 三 以昆剧的兴起为标志 |
| 四 “演进期”的界限代替 |
| 第六章 “史述”与“名定”：“史述”中的称谓释读与南戏学科概念的嬗递 |
| 第一节 碎片下的逻辑：古人对南戏名称的记载及其背后的概念认知 |
| 第二节 分蘖式的关联：南戏名称的近代审视与南戏概念的立体化重构 |
| 第三节 整合中的正名：辨证中的概念群集与南戏学科意义的完全形成 |
| 第三编 审视之“维”：现代南戏研究的空间与层次 |
| 第七章 研究的“基本面”：作为文献的南戏 |
| 第一节 剧本文献的发现与南戏史研究的深入 |
| 一 《永乐大典戏文三种》的流回及其文献价值 |
| 二 南戏地方戏文本的发掘与新的研究视点 |
| 第二节 曲谱、曲选的发掘与南戏辑佚的进展 |
| 一 《九宫正始》、《寒山堂曲谱》的发现与戏文辑佚的阶段性完成 |
| 二 明曲选的整理、刊行与新时期的南戏辑佚 |
| 第三节 文物形态的泛起与研究领域的再延伸 |
| 一 现代文史研究中的文物传统与戏曲文物学的先声 |
| 二 刘念兹等人的田野工作与南戏文物概念的成型 |
| 三 文物视阈下南戏研究领域的延展及分化 |
| 第八章 表演的形态与场域：作为舞台艺术的南戏 |
| 第一节 传统曲学的末梢：以“曲唱”为主体的音乐研究 |
| 一 吴梅的曲律研究与古典曲学“音乐性”的传承 |
| 二 从“曲律”到《曲体研究》：吴梅的学脉与南戏曲体研究的系统化 |
| 第二节 从“场上”到“舞台”：现代剧场理论的介入与“舞台艺术”概念的成型 |
| 一 学人的剧场实践与现代南戏“演剧”研究的萌生 |
| 二 “排场”与“作场”：传统知识体系中南戏演出形制的解读 |
| 三 西方剧场艺术视阈下“舞台艺术”概念的确立及研究的发展 |
| 第九章 “日常”与“非日常”的空间：作为社会结构与行为的南戏 |
| 第一节 向上的路标：上层建筑“机能”的解读与社会结构中的南戏 |
| 第二节 向下的指针：南戏研究向“民间立场”的回归与内化 |
| 一 溯源与回归：“民间性”话语的内置与研究理念的民俗学回摆 |
| 二 田仲一成笔下的祭祀与演剧：南戏与乡村组织及民俗行为的同质化 |
| 余论：南戏学术史的形态与研究的“走出去”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本人出版或公开发表的论文及参与课题 |
| 附录一 ：南戏研究发展年谱(1913-2012) |
| 附录二 ：百年南戏研究文献索引(1913-2012) |
| 后记 |
（7）张申府:被遗忘的数学家革命家哲学家（论文提纲范文）
| 1 书香门第 |
| 2 北大时光 |
| 3 建党大业 |
| 4 欧洲岁月 |
| 5 黄埔生涯 |
| 6 负气退党 |
| 7 执教清华 |
| 8 抗日救亡 |
| 9 呼吁和平 |
| 1 0 劫后余生 |
（8）严耕望史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资料综述 |
| 三、问题思考 |
| 四、旨趣方法 |
| 第一章 严耕望的生平与学术渊源 |
| 第一节 “桐城书橱”上珞珈 |
| 第二节 走进赖家花园 |
| 第三节 从李庄到南港 |
| 第四节 远寓香江 |
| 第二章 严耕望的中国政治制度史成就 |
| 第一节 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研究 |
| 一、《两汉太守刺史表》评介 |
| 二、关于汉代地方行政组织及其运作研究 |
| 三、对其他重要制度的考察 |
|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政治制度研究 |
| 一、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续 |
| 二、北魏尚书制度考 |
| 第三节 隋唐政治制度研究 |
| 一、隋唐地方行政制度总论 |
| 二、论唐代尚书省的职权与地位 |
| 三、《唐仆尚丞郎表》的学术价值及其它 |
| 第三章 严耕望的中国历史人文地理学贡献 |
| 第一节 唐代交通地理研究 |
| 一、《唐代交通图考》的撰述动机 |
| 二、《唐代交通图考》的创作过程与研究方法 |
| 三、《唐代交通图考》的主要成果与不足 |
| 附1：关于遗着《隋唐通济渠考》的说明 |
| 附2：《唐代交通图考》“总目录”与“凡例” |
| 附3：《唐代交通图考》第六卷“初拟目次”与“整理目次” |
| 第二节 唐代人文地理研究 |
| 第三节 国史人文地理研究 |
| 第四章 严耕望史学的特点与治史方法 |
| 第一节 严耕望史学的主要特点 |
| 一、求真与史料至上 |
| 二、务实与具体问题偏好 |
| 三、通识与整体的中国历史观 |
| 第二节 严耕望的主要治史方法 |
| 一、归纳、统计等数学逻辑方法 |
| 二、广参互证与追本溯源 |
| 三、长期计划与按部就班 |
| 第五章 严耕望在港台史学上的地位与影响 |
| 第一节 港台史学发展述略 |
| 第二节 严耕望在史语所的特殊之处 |
| 第三节 严耕望与新亚书院、新亚研究所 |
| 第四节 胡适与严耕望 |
| 余论 充实而有光辉：严耕望学术的意义与启示 |
| 附录一 严耕望学术年表 |
| 附录二 严耕望与胡适来往书信选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古典书院的终结及其对现代中国大学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之源与方法之镜 |
| (一) 中国大学的身份危机 |
| (二) 本研究的设想参与法 |
| 二、现实之证与问题维度 |
| (一) 本研究的相关文献分析 |
| (二) 本研究的现实视域 |
| 三、论文纲要与理论之期 |
| (一) 论文结构和内容大纲 |
| (二) 本研究的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中国古典书院的终结 |
| 第一节 古典书院终结的内涵 |
| 一、古典书院终结的历史情境 |
| 二、终结与古典书院终结 |
| 第二节 古典书院观的基本精义 |
| 一、中国古典书院观 |
| 二、中国古典书院的基本性质和精神 |
| 三、中国古典书院的基本功能 |
| 四、书院学规的制度分析 |
| 第三节 书院转型的理论基础及路径选择 |
| 一、“中体西用”的理论 |
| 二、书院变学堂的大学谋划 |
| 第二章 古典书院观对现代中国大学理念的影响 |
| 第一节 现代中国大学及其对德国大学观的借鉴 |
| 一、现代中国大学的概念辨析 |
| 二、现代中国大学对德国古典大学观的接受 |
| 第二节 现代中国大学理念的构成维度 |
| 一、“允公允能,建设一个民主国” |
| 二、“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
| 三、“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 |
| 第三章 古典书院观对现代中国大学制度的影响 |
| 第一节 学规变章程的制度表达 |
| 一、京师大学堂章程的大学愿景 |
| 二、现代中国大学的制度建设 |
| 第二节 古典书院在大学制度内外的努力 |
| 一、书院想象与现代大学学术研究肇始 |
| 二、整理国故与清华国学院的建设 |
| 三、大学制度外书院的象征 |
| 第四章 古典书院观对现代中国大学精神的影响 |
| 第一节 理学的哲学化与中国文明精神重铸 |
| 一、理学的哲学化与现代中国大学哲学的兴起 |
| 二、哲学对中国古典文明精神的阐发 |
| 第二节 诗的新文学转化与大学的新人文精神 |
| 一、诗教传统与大学新文学启蒙运动 |
| 二、新文学启蒙与民主科学精神的建立 |
| 第三节 独立自由精神的传承和坚守 |
| 一、王国维自杀的教育叙事 |
| 二、大学独立自由品格的彰显 |
| 第五章 创造新文明：现代中国大学的历史使命 |
| 第一节 现代中国大学的文明再造 |
| 一、民族复兴的学术基础 |
| 二、创造一个新文明 |
| 第二节 现代中国大学的内在矛盾 |
| 一、古典文明与大学组织之间的矛盾 |
| 二、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矛盾 |
| 三、大学与个体之间的矛盾 |
| 第三节 大学的基本性质与古典书院的启示 |
| 一、现代中国大学的基本性质 |
| 二、中国古典书院的当代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为胡适撰碑文的毛子水（论文参考文献）
- [1]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D]. 刘素娟. 郑州大学, 2020(02)
- [2]论毛准的史学[D]. 马前. 淮北师范大学, 2019(09)
- [3]《西游记》英译史研究[D]. 王文强.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9(07)
- [4]台静农古典文学思想研究[D]. 张婧. 安徽师范大学, 2018(01)
- [5]现代国学的发生与走向 ——以晚清民国（1901-1937）国学类学术期刊的刊载内容为中心[D]. 李凡.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18(01)
- [6]南戏百年学术史论（1913-2013）[D]. 浦晗. 苏州大学, 2018(12)
- [7]张申府:被遗忘的数学家革命家哲学家[J]. 孟广武. 聊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4(03)
- [8]严耕望史学研究[D]. 邬建麟. 华东师范大学, 2013(10)
- [9]台北细节:人物的远去[J]. 黄轶. 粤海风, 2013(01)
- [10]古典书院的终结及其对现代中国大学的影响[D]. 黄英杰. 西南大学, 201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