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的哲学

一、泰戈尔的哲学思想（论文文献综述）

孙宜学^[1]（2021）在《泰戈尔诗学的哲学观与宗教观再析》文中研究表明泰戈尔的文学观与其哲学观、宗教观一体存在,交融难分。在中国学者看来,泰戈尔诗学的哲学观是基于印度文化而形成的其对世界的独特认知体系,始终围绕人与宇宙的关系这一核心命题,始终以爱与美的理想世界为标准,批评物质主义导致的人的精神空虚,以爱与调和改变世界。泰戈尔诗学的宗教观则希望通过人的完善而实现美的永恒和世界和平。

李浴洋^[2]（2020）在《“东西文化论争”的“方法转向”——冯友兰文化比较观念的形成与泰戈尔的触媒作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晚年撰述《三松堂自序》时,冯友兰回顾自己1915-18年间在北京大学哲学门的学习生活,以在"新思潮"中感知到"两种文化的矛盾"为其主要收获。但令他不满的是,"当时百家争鸣,多是矛盾的体现,对于矛盾的广泛解释和评论,还是比较少的。"1从北大毕业之后,冯友兰笃志赴美留学,并且最终在1919年岁末成行。而他选择"泛舟太平洋"2,前往哲学重镇——哥伦比亚大学深造的核心动因,正是追求"从哲学上解答""两种文化的矛盾"。在冯友兰看来,他"是带着这个问题去的,也可以说是带着中国的实际去的"。他甚至认为自己毕生"哲学活动的开始"应当追溯至此。3

岳亚骏（Arjun Giri）^[3]（2020）在《泰戈尔思想及作品在中国现代的传播和影响》文中提出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是印度最负盛名的诗人、文学家。他于1913年凭借着作《吉檀迦利》成为了历史上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在此之前,东方文学在世界文学中一直鲜有建树,正是泰戈尔开启了东西方文学的大门。泰戈尔带着作品中独有的东方特质和哲学思想,迅速受到广大文学爱好者地赞美和追捧。亚洲的“泰戈尔热”先在日本广泛传播,而当时一些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和文学先驱者开始对泰戈尔文学有所接触。从1913年开始,泰戈尔的文学作品逐渐传入中国,直到1923年的短短十年内,泰戈尔及其文学作品不仅已经达到广为人知的地步,更是受到众多中国文人地景仰。随着中国文学界对泰戈尔作品地呼声越来越高,而中国也作为亚洲文明的东方古国备受泰戈尔的重视,终于在1924年,泰戈尔应中国学者地邀请进行了第一次来华讲学活动。在泰戈尔正式来华之前,当时的报纸、杂志犹如百花齐放般刊登或连载泰戈尔地介绍和作品,众多文学青年们也在这一时期竞相翻译起了泰戈尔的文学作品,除了诗歌、小说之外,更有一些剧团依照泰戈尔的戏剧进行话剧的排练。一时间,中国的文学界出现了“唯泰戈尔是谈”的文学景象。泰戈尔到达中国之后,中国文学界的一些着名文人全程陪同,如梁启超、徐志摩、林徽因等等,泰戈尔在中国的整个行程共进行了20次的公开讲演以及几十次的小型会谈。泰戈尔的这次中国之行不但给予了当时中国文学青年们一丝希望,更让失联已久的中印友谊再次筑起桥梁。但是,泰戈尔的访华事件并没有受到中国上下的一致欢迎。反对之声此起彼伏,甚至受到猛烈地抨击、否定、嘲讽和人身攻击。这也最终导致了泰戈尔这位诗人伤心地离去。总之,泰戈尔与中国、泰戈尔访华事件、泰戈尔思想及作品在中国现代地传播和影响是一个意味深长、且值得深入研究和思考的问题。近年来中国和印度地交流和合作日益增多,越来越多的印度人在学习泰戈尔与中印文学,由此引发了印度的“泰戈尔热”,因此本文结合自身学习中印文学的经历,来对“泰戈尔思想及作品在中国现代地传播和影响”进行重点研究。文章以泰戈尔访华事件作为出发点,详细地介绍了泰戈尔思想及其文学作品在中国地译介、传播和接受过程。在对泰戈尔访华事件进行详细阐述和介绍的基础上,指出泰戈尔为中印文化交流、中印学会和中国学院建立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然后梳理了泰戈尔访华事件中支持者和反对者的观点和态度,深入地分析了泰戈尔在文学方面给中国现代文学界的影响。最后分析泰戈尔和中国现代作家之间的联系,帮助读者更好地、更深层次地理解泰戈尔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印度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

黎跃进^[4]（2019）在《泰戈尔诗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文中指出泰戈尔诗学是泰戈尔对自然世界、人类社会、人的意识、文学艺术活动及其规律的审美性阐释。他的诗学是心灵表现的诗学、和谐统一的诗学、讲究韵律的诗学。泰戈尔诗学在中国的传播以翻译介绍和学者研究为主要途径,在20世纪20年代泰戈尔访华前后的译介和学界的论争,催发了泰戈尔诗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20世纪80、90年代,泰戈尔诗学的传播获得极大的发展。进入21世纪,两套"全集"的出版和相关专着问世,标志泰戈尔诗学的传播走向深入。泰戈尔诗学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映现了20世纪至今百余年中国社会文化的演变和发展。泰戈尔诗学以其独特的魅力,参与了中国现代诗学的建构。

潘啊媛^[5]（2017）在《泰戈尔在中国（1979～2009）》文中指出在中国,泰戈尔的接受与研究有着百年历史,早在1913年10月,钱智修就将泰戈尔介绍到了中国。20世纪20年代与60年代初分别掀起两次泰戈尔译介与研究的高潮。改革开放以后泰戈尔研究复苏,并逐渐全面深入发展,研究成果颇丰。本文选取1979到2009年这三十年间的译介与研究成果进行梳理。20世纪80年代,参与泰戈尔研究的学者以东方文学研究者为主,研究内容涉及泰戈尔的生平、思想、与中国的关系、作品等方面。90年代以后,中国研究者研究的角度与方法更为宽泛,内容也更为深入,逐渐形成一种新的气象。与此同时,中国的泰戈尔译介与研究也存在一定问题,本文对此进行了反思,以期对未来的泰戈尔研究有所借鉴。

孙凤玲^[6]（2017）在《泰戈尔诗歌自然意象研究》文中指出泰戈尔在诗歌中营造了丰富多彩的自然意象,以此传达其深邃的梵我合一思想,在有限中实现与无限结合的欢娱。本文旨在通过对泰戈尔诗歌中典型自然意象的阐释,由浅入深论述自然意象背后涉及的宗教哲学命题。本文主要运用新批评的文本细读法,重点论析了两个方面的问题:印度宗教哲学中的两个基本概念“自我”和“大梵”;作为印度宗教哲学的核心命题之“梵我合一”。通过对诗歌的文本细读,揭示出泰戈尔诗歌自然意象所表达的核心命题。同时,本文运用了统计分析法,使自然意象基本形态得以简明呈现,也运用文学地理批评方法阐释自然意象的成因与来源。引言部分对国内外泰戈尔诗歌研究现状进行了简要的梳理,提出本文主题研究的可行性。第一章运用统计分析法,将自然意象归为植物、动物、季候、山川与天体五种,以及在此基础上构成的基本形态。同时,通过一系列图表,将“黄昏”、“鸟”、“莲”、“树”等高频次意象清晰呈现出来。其自然意象的主要特征有四:整体性、群体性、象征性及神秘性。从审美特点来看,自然意象具有鲜活的动态美、静态美与和合之美。第二章从自我生命塑造、自我生命的觉醒和自我生命为获取自由而采取的坚毅果敢的行动三个方面,论述了泰戈尔诗歌中的自我内涵。自我既指个体生命,亦指一切自然生命,诗人极力表现自我生命的喜怒哀乐,是为了阐释梵我合一的思想。第三章结合具体自然意象探讨了“大梵”的基本内涵。第一,“大梵”既是一切花草树木、风云雷电、日月星辰等自然生命,又不具任何形体而潜隐于自然万物之中。第二,通过自然生命的永恒与时间的永恒,阐明“大梵”的不死。第三,Dharma之梵,主要体现了“大梵”作为宇宙精神与终极真理的深层内涵。作为最高宇宙精神的“大梵”,往往与“新娘”、“婚礼”等自然意象相关;作为终极真理的大梵,是不断变化的自然生命与最高创造者内在的和谐统一。第四,创造者“大梵”与自然生命是一种无限与有限、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创造者与自然生命内在的和谐,最终由强烈的合一之情——“爱”得以实现。第四章重点探讨自我生命如何实现与“大梵”的合一。作为人类的自我,主要立足于在社会实践中实现与梵合一;同时,死亡和婚礼亦是实现与梵合一的重要方式。作为自然生命的自我,首先通过肯定/否定方式实现合一,其次是通过自然万物与梵内在的同一实现合一;此外,通过死亡与婚礼实现梵我合一。在此基础上,进而论析人、自然与大梵通过物化方式实现合一,以及彼此内在的同一不二。本文的结论是:第一,泰戈尔诗歌中的自然意象有着深厚的宗教哲学内涵;第二,自然意象与自然观是统一的;第三,自然意象既源于诗人自幼生活的地理环境影响,也受其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印度传统宗教哲学对自然意象的营造、表达等方面也有重要的影响;第四,泰戈尔梵我合一思想是对东西方宗教哲学的继承与超越。

吴海顺^[7]（2017）在《1924年泰戈尔在华映像研究》文中提出诗人泰戈尔访华势必给知识文化界带来一定的冲击,关于泰戈尔的文学思想、社会活动的研究、论述、评价将会通过报刊媒介公布出来,再者报刊媒介也会对泰戈尔来华进行报道,这样也就会在公共领域形成一个泰戈尔映像。映像不是形象的直观描摹,而是泰戈尔在华的“总体留影”,这个“总体留影”包括中国人对泰戈尔的文学艺术思想、社会思想、政治思想、宗教思想的认知与评价,这种接受层面的认知与评价归结起来会在中国人心中结成一种有关人物总体评价的“映像实体”,1924年泰戈尔给中国留下的这个“映像实体”就是本文研究的目标对象。第一章对泰戈尔在华映像的总结,回答泰戈尔在华映像是什么这个问题,这一章直接指出泰戈尔映像主要表现为三副对立面孔,并分别对这三副面孔的实质和内涵进行了分析概括。泰戈尔的在华映像就是东方人、西方人,新人、旧人,科学主义者与玄学家这三组对立映像,这是对泰戈尔在华映像的实质和内涵进行的界定。第二章回答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在华映像这个问题,本章从当时的社会人文环境着手,认为当时参与泰戈尔映像建构的媒介和知识界人士都有各自鲜明的政治主张,他们用自己既有的政治思想来塑造泰戈尔,不仅如此泰戈尔本身就是东西、新旧、科玄的融合体,他在诗与国家政治之间徘徊,他自身的二重属性是其对立映像形成的内在原因。第三章分析了泰戈尔1924年访华之后映像的延续与变异,分三节分别对三副对立面孔的变化进行了分析总结,这种变化的特征是从鲜明对立变为客观理性的中立分析,显现出对立映像的缓和,并认为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是这种变化的成因。在1924年这个国家前途、民族未来风云变化的时刻,泰戈尔来华在媒介上呈现出来的投影同样反映了当时的中国人为中国未来的道路问题的忧思,当时的中国徘徊在东西、新旧、科玄的十字路口上,泰戈尔的在华映像也通过这三大透镜各自成像。本文的中心议题就是讨论泰戈尔作为一个诗人是如何被中国独具政治色彩的媒介以及政治色彩浓厚的知识团体建构的,也就是讨论政治话语对诗人的映像建构。结果表明,1924年二元对立的现实政治逻辑,鲜明的媒介派系构成,媒介内在的报道机制,以及泰戈尔自身文学、思想、人格等的二重属性,共同造成了1924年泰戈尔在华映像的对立属性。

乔静蕾^[8]（2017）在《生活与证悟 ——泰戈尔生命美学的东方情调》文中研究说明身处19、20世纪复杂的时代,面对当时代不断显现的现代性问题,及这个问题所暴露出来的存在的分裂和人性的压制,泰戈尔的思考与体悟始终直面生命的根本问题:生老病死,悲欢欣喜;尤其是生命中的悲剧情境,如死亡与痛苦。他秉承以人文主义为核心的启蒙理念,凭借东方尤其是印度深厚的宗教、哲学与美学传统,提供了一种关于生命和宇宙的整体性和综合性的观点。他以一种独特的体验与证悟的方式,在形而上学的层面上,用人格重新整合了神、人、自然,确立了三者之间本质上的同质性与统一性,也给予我们关于这个世界上的生命与意识的古老又崭新的概念。人格就是一种内在的自我意识（内在精神）。这种自我意识的本性是,以感觉作为通向外部世界的接口,以理性的完整认知为基础,并超越其上,以爱为媒介,通过审美快感趋向内在的联合。其中,他始终坚持两点:一是自我体验,自我思考,自我抉择。他相信每个人都具备理性的自明性,并一直致力于这种个人主义的启蒙。二是,生命的基本原理是爱。爱是驱动生命的源动力,也是生命的终极归宿。个体生命的成长最终在爱的联结之力下与其他的生命产生共鸣并完成生命与生命的凝聚。人格在人性中的体现就是在有限中不断向无限扩张,表现在生活中,就是在行动中不断地证悟美与乐。证悟无限,或者说对宇宙同一精神的证悟,是人的使命之所在,同时也是一种需要通过人性的提升加以培育的能力。审美与艺术就是在人格的基础之上的自发生成,并且是为了培育人格而自觉进行的一种表达行为。艺术是人格的流溢,其目的是表达自我存在的感觉。这个自我之中包含着人与世界的结合;它是我们的精神生命,而艺术就是精神生命的呈现。在形而下的层面,人格集中表达在"母性精神"的民族理想和东方文明精神联合的文明理想之中。泰戈尔关于宇宙、生命、意识的观念并不是他自身的幻想,他还将之贯彻在他对印度现实社会问题的切身感受与具体工作中,在对印度民族主义的参与和观察中,在对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的文化关系的思考中。然而,在他当时所处的时代,在经济上,通过科技发展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以提高物质生产力,在政治上,反殖民主义、民族主义、争夺政治主权,是包括印度在内的广大东方国家的最迫切的要求,泰戈尔对于存在的整体性与生命的人格属性的强调,对于发展高层次的个人自我意识的首重,被淹没在喧嚣的争吵与斗争的激情中。但是,被殖民世界独立后的发展情况应验了泰戈尔的担忧,世界破碎化,独立后的被殖民国家呈现混乱与停滞的发展状况。面对这一情况,泰戈尔关于人性健全发展的观点就显得意义重大。

云思文^[9]（2016）在《泰戈尔的儿童生命教育思想研究》文中提出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是印度伟大的诗人,哲学家,教育家,他一生都致力于教育事业,尤其在儿童生命教育方面不仅有其深刻的教育思想,而且进行了教育实践,为儿童生命教育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本文主要在对泰戈尔的人生经历及其教育实践和哲学思想深入了解的基础上,以其儿童诗作为蓝本,挖掘其儿童生命教育思想。本文共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为研究综述。第二章主要分析了泰戈尔儿童生命教育思想的宗教基础和哲学基础,其中宗教基础又包含了泰戈尔的人生经历。本章对泰戈尔宗教思想和哲学思想的分析为后文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三章通过对泰戈尔儿童诗的深入分析,从中挖掘出泰戈尔尊重儿童生命的教育思想,即尊重儿童想象力的生命教育,尊重儿童热爱自由和游戏的生命教育,以及尊重儿童成长规律和善良天性的教育。第四章是泰戈尔的儿童死亡教育,由于泰戈尔的儿童死亡教育是其儿童教育生命教育中比较有特点的一部分,所以单独列为一章,并加以分析。本章主要以泰戈尔的死亡观及泰戈尔的人生经历为依据,从其诗作中挖掘其儿童死亡教育思想。第五章为评价及启示,本章主要分析泰戈尔儿童生命教育的先进性和局限性,以及对我国儿童生命教育的借鉴之处。泰戈尔的儿童生命教育思想总体上来讲是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的,尊重了儿童的天性,保护了儿童的生命安全,使儿童获得快乐,但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尽管如此,仍然不乏对我国儿童生命教育的借鉴价值。

王成^[10]（2015）在《糜文开与印度文学和文化》文中研究指明糜文开是着名的印度文学翻译家、评论家,曾居印十年,为中印文化交流做出了突出贡献,包括印度先贤研究、印度文学翻译与研究、印度宗教和哲学研究、中印文学和文化关系研究等等。甘地、奈都夫人、泰戈尔和迦梨陀娑,这些先贤的文学创作或爱国思想所体现的以仁爱、牺牲、梵我一如为基本特征的印度文化精神是糜文开顶礼膜拜的。糜文开对印度先贤的评价体现出他对印度近代社会和印度文化精神的关注。通过对糜文开笔下印度先贤的研究,可勾勒出他眼中的印度先贤形象及隐藏在其中的印度文化精神。译着在糜文开的印度文学和文化研究中有相当的地位。这些译着涉及宗教、文学、历史、民俗风情等方面,为中国读者打开了一扇了解印度文学和文化的窗户,也是其研究印度文学和文化的基础。研究糜文开对印度经典和文学作品的选择、评论、译介,并对糜文开在20世纪我国翻译印度经典文学作品中的作用和地位予以评价是十分必要的。在研究印度文学和文化时,糜文开凸显了宗教心理学和文化学的研究方法,尤其是站在宗教和哲学的角度对印度文学和文化的审视,与同期社会学、伦理学、反映论的研究方法相比,独辟蹊径,观点独特。糜文开认为印度文化是一种哲学和宗教文化,宗教影响辐射至印度文学、政治、经济各方面,而在文学领域,宗教影响尤为显着。通过糜文开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印度人民的世界观、哲学观、宗教观、人生观以及印度民族的精神特质,并勾勒出印度民族的文化形象。在中印文学和文化关系研究方面,糜文开有着强烈的民族文化意识和民族文化自豪感,自觉以中国人的身份从事中印文化交流,为新时期的中印友谊贡献力量。他在中印文学和文化关系方面的研究成果丰富和深化了中印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内容。糜文开的印度学研究致力于印度文学和文化研究,与同期大陆印度学研究侧重印度哲学、语言、历史文化、佛典和中印文化交流不同,作为港台印度学专家,他在印度文学方面功勋卓着。文化学的研究方法也避免了为比较而比较,而是正本溯源,探讨印度民族性即印度文化精神。同时,由于糜文开的比较文学意识并不自觉,有着平行贯通研究方法的痕迹,在印度宗教、哲学和中印文化研究方面显得单薄、含混,未作深层次的比较研究。总体而言,糜文开的印度文学和文化研究是以印度作品译介为基础的研究,是重在揭示印度民族性的研究。而其翻译语言的雅正、以宗教为切入点的研究方法,是值得后人学习借鉴的。

二、泰戈尔的哲学思想（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泰戈尔的哲学思想（论文提纲范文）

（1）泰戈尔诗学的哲学观与宗教观再析（论文提纲范文）

（2）“东西文化论争”的“方法转向”——冯友兰文化比较观念的形成与泰戈尔的触媒作用（论文提纲范文）

（3）泰戈尔思想及作品在中国现代的传播和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4）泰戈尔诗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论文提纲范文）

（6）泰戈尔诗歌自然意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1924年泰戈尔在华映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生活与证悟 ——泰戈尔生命美学的东方情调（论文提纲范文）

（9）泰戈尔的儿童生命教育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糜文开与印度文学和文化（论文提纲范文）

四、泰戈尔的哲学思想（论文参考文献）

• [1]泰戈尔诗学的哲学观与宗教观再析[J]. 孙宜学. 北方工业大学学报, 2021(05)
• [2]“东西文化论争”的“方法转向”——冯友兰文化比较观念的形成与泰戈尔的触媒作用[J]. 李浴洋. 文艺理论与批评, 2020(04)
• [3]泰戈尔思想及作品在中国现代的传播和影响[D]. 岳亚骏（Arjun Giri）. 辽宁师范大学, 2020
• [4]泰戈尔诗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J]. 黎跃进. 广东社会科学, 2019(01)
• [5]泰戈尔在中国（1979～2009）[J]. 潘啊媛. 亚非研究, 2017(02)
• [6]泰戈尔诗歌自然意象研究[D]. 孙凤玲.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5)
• [7]1924年泰戈尔在华映像研究[D]. 吴海顺. 沈阳师范大学, 2017(11)
• [8]生活与证悟 ——泰戈尔生命美学的东方情调[D]. 乔静蕾. 浙江大学, 2017(08)
• [9]泰戈尔的儿童生命教育思想研究[D]. 云思文. 上海师范大学, 2016(02)
• [10]糜文开与印度文学和文化[D]. 王成. 湖南大学, 201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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