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暖的《天堂》：《远离天堂》

一、冷酷与温情的“天堂”:《远离天堂》（论文文献综述）

向玲玲^[1]（2020）在《艾米莉·狄金森的永恒观及其诗歌创作实践研究》文中提出艾米莉·狄金森一生创作了大量与死亡、复活、永恒、不朽、上帝、乐园等主题相关的诗歌。本文将它们统称为永恒主题诗歌,并从诗人面临的形而上学的困境出发,探讨狄金森的永恒观及其在诗歌中的表现。狄金森的永恒观形成于19世纪新英格兰的宗教转型期,即从正统的清教思想和新教加尔文宗教义向多元化杂糅思想的转变时期。这些多元杂糅思想包括:一)、强调原罪、天谴、预定、有限救赎等的“正统派”基督教思想;二)、强调爱、仁慈、人类自由意志、个人向善的力量与救赎的关系等的“自由派”基督教思想;三)、以科学理性证明教义与经书真实性的“科学主义神学”思想;四)、浪漫主义文学及有机论诗学;五)、通俗文化,如悼亡诗歌、死亡审美化潮流等。狄金森永恒观的第一个特色,是对基督教观念作“过滤”与“筛选”。她在诗歌中摒弃了“罪”与“罚”的宗教训诫模式,选择较为温暖、人性的神学话语,并以戏仿、归谬、夸张的方式反讽基督教排他的、否定个体意义的观念,如“基督（徒）的得胜”、“天国赐名”、“灵性的身体”等。狄金森永恒观的第二个特色,是对永恒外在于认知的清醒认识与不懈的描绘。一方面,她认识到永恒是一个“安静的谜”,即当代理论家所谓不可进入的“绝对他者”;另一方面,她又试图对永恒主题进行不可言说的言说。这种不可说之说,体现在狄金森大量使用的隐喻语言、“美满结局”式的诗歌结构、“天国非家”的命题转移、“地下村镇”的诗意构建等。她以隐喻书写永恒中的身体和意识,创作出一系列独特的身体隐喻和矛盾的意识隐喻,如处境化的金石身体、变态昆虫与球茎植物的重生隐喻、天国中的微粒身体、矛盾冲突的“天国中的我”（天国语境中的自我意识）等,借助隐喻的超越性思维实现从日常语言到永恒这一未知领域的概念映射,同时又对这种书写的有效性保持质疑。狄金森永恒观的第三个特色,是以“家园”理念为线索,将尘世、死亡、天国三种语境串联在一起。与形而上传统背道而驰的是,她将尘世称为“家园”或“故园”,将永恒天国视作“异乡”或“非家”,将地下墓园描绘为“地下村镇”、“地下都城”等尘世家园的仿制品,在揭示“天国家园”理念的内在矛盾与虚假性的同时,以“尘世天堂”、“死亡家园”的隐喻来重建自己的家园理念。面对信仰危机及随之而来的对彼岸未知深渊的恐惧,狄金森首先以反讽姿态解构了形而上的、基督教传统中的永恒观,同时又试图以诗歌语言的方式再次接近永恒、感知永恒、重建永恒。虽然她未能冲破认知的局限性而破解这个“安静的谜”,却在永恒的观照下赋予生命、死亡、人类的经历以独特的连续性与意义。

侯玉英^[2]（2020）在《朱山坡短篇小说创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作为广西文坛21世纪以来备受瞩目的新生代作家,朱山坡的文学创作在延续广西作家的共性——乡土叙事、底层关怀的基础上,又呈现出独具个性的南方写作,有着明显的先锋印记和深刻的现代性反思。在朱山坡的文学创作中,短篇小说创作取得了瞩目成绩,显示了他对短篇小说极强的驾驭能力。他的短篇叙事有着奇崛的结构、鲜明的主题和个性凝练的语言,叙事的多面性和独异性成为朱山坡有别于其他作家的独特风格。本文以朱山坡的短篇小说为研究对象,在对小说文本进行细读的基础上,结合朱山坡对短篇小说的创作理念和审美理想,对其小说叙事风格、审美特征、美学价值等相关问题进行探讨研究,以期对朱山坡短篇文本特征和小说创作进行一个相对全面的梳理和把握,充分挖掘朱山坡短篇小说在当代文坛的审美价值和现实意义。桂粤边界的人文地理环境深刻影响了朱山坡的文学创作,使得他的小说充满鬼魅奇崛的南方气息;受西方文学和中国先锋文学的影响,他早期的文学叙事充满荒诞和暴力的元素;诗歌写作技巧与小说创作的融合,让他的小说有了诗性审视的高度。随着创作经验和生命体验的积累,他的叙事风格逐渐由暴力转向温情叙事。朱山坡短篇小说的审美特征表现为:在形式上,有着奇崛的结构、多元的叙述视角、特殊的叙事时空;在主题表现上,他的小说主题主要围绕着对生存与死亡的思考、孤独与命运的探索、理想与救赎的坚守等,体现作家自我审视的人文情怀和责任担当;在语言结构中,他的短篇小说语言呈现出荒诞、幽默、诗意的特点,坡式特色的语言和地方俚语相结合,充满了夸张与诗意。朱山坡短篇小说的审美价值,体现在对生存个体和生命价值的尊重与肯定、悲剧精神与悲悯情怀、诗性的理想主义色彩等,这让他的小说具有了形而上的思辨色彩;面对当下短篇小说创作的现状和困境,朱山坡扎根地域性写作,开启了极具南方特色的写作模式,同时又超越地域的区隔飞向人类共同的、广阔的精神空间。

姜晓梅^[3]（2020）在《江南文化与苏童、叶兆言、格非的先锋写作》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着力探讨江南文化与苏童、叶兆言、格非的先锋写作之间的关系。通常意义上我们习惯把苏童、叶兆言、格非等人的先锋写作当作80年代特殊时代语境与文学前提应运下的产物。它面对的是80年代改革开放实现现代化,走向世界的共同理想,承继的是自意识流小说、寻根派、现代派等的艺术探索。它对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经验的借鉴和学习使它不自觉地打上了西方、外来的烙印。而当先锋作家们慢慢退去形式实验的热情,尤其是后期向传统回归之后,苏童、叶兆言、格非等人的江南作家身份以及他们精神深处所潜藏的江南文化基因从早期形式实验、学习西方的热忱的压抑中浮现出来。在江南文化独特的文化精神——审美享乐主义精神的催化、引导下,通过感觉这一中间桥梁,驱动着苏童、叶兆言、格非由早期不断向着临界感觉逼近的形式实验向着具有中国古典美学韵味的传统的回归。不仅如此,苏童、叶兆言、格非还在江南文化审美享乐主义精神的推动下,自身的南方意识更加自觉,文学写作中的南方元素的运用也愈发自觉且富有创造性。这些江南文化元素混合着中国古典诗学经验的创造性生发,充满江南文化韵味的既不同于以往诗意江南,又不同于现代破败江南的新江南形象在意欲重建江南新的地方志的苏童、叶兆言、格非笔下展露无遗。江南文化的审美享乐主义精神透过对感觉的极端重视,不仅使苏童、叶兆言、格非等人能够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代情境下迅速感应、学习西方,而且也无形中影响着他们的文学情感、写作策略、美学追求等,使他们能够在持续不断的创作生涯中不断创新求异,在吸收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经验技巧的同时又能对江南文化、中国文学传统进行审美的能动性创造,由此实现江南文化与苏童、叶兆言、格非的先锋写作之间的双向建构。本文试图把握江南文化的审美享乐主义精神与苏童、叶兆言、格非的先锋写作之间双向建构的过程,在文学新传统的再造以及建构的新江南形象中细致展现他们之间的双向建构关系,以此进一步丰富、完善先锋文学研究的新面向。论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论文首先介绍了江南的形成及自然、经济、文教等方面的主要特征。着重展示江南在自然地理、行政区划以及经济因素等方面的形成演变过程。力图从大江南到小江南,从饭稻羹鱼到商品经济,从好勇尚武到崇文重教等的变化过程中把握一个动态发展的江南。第一章江南文化的孕育形成及其精神特质。这一章主要从江南文化的形成过程把握江南文化形成发展的脉络以及由此孕育而出的审美享乐主义精神。即从吴越文化到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从本土诗性文化特色的形成到城市、商业文化的繁荣发展,江南文化如何逐渐形成区别于注重道德伦理的北方中原文化所不同的诗性与审美特质。第二节主要介绍文学审美的自觉与唯美化的追求。着重介绍在诗性文化形成的过程中,由动荡的生存环境所孕育出处理主客体关系的诗性智慧如何催生了文学审美自觉使得文学朝着日趋唯美化风格迈进。第三节主要介绍审美享乐主义精神烛照下的文学。着重介绍江南文化中的审美享乐主义精神的形成以及这种精神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力图从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宗教观念、繁荣富庶的商品经济、士人及文化世家的推崇等方面把握审美享乐主义精神对注重感官享受的内容、精致的形式、唯美化的风格等方面的影响。第二章眷恋与逃离:审美享乐精神对苏童、格非、叶兆言的影响。这一章主要探讨江南文化的审美享乐精神对苏童、格非、叶兆言情感心理、文学主题、美学追求等方面的影响,试图从反叛精神与先锋意识、逃离与回归下的不断寻找、守望人性等角度把握江南文化深层的审美享乐主义精神这些作家文学创作中的情感取向、文学趣味、美学追求等方面的影响。第三章有韵味的文学探索:古典诗意与荒诞怪异的交融。这一章主要是从文学探索的角度,考察苏童、格非、叶兆言在江南文化深层次的影响下,快速感应西方文化思潮,怀着一种对江南文化颇为复杂的依恋与反叛之情所做出的具有异质性、先锋性的文学探索。着重介绍审美享乐主义精神注重感官享受的特质对苏童、格非、叶兆言等人的形式实验的影响。第一节向着感觉进发的形式实验。这一节主要介绍他们是如何通过打破叙述时间与空间限制的叙事变革为感觉在文本中的畅通无阻提供保障,同时又通过对语言能指与所指之间关系的变革使打通的感觉世界能够无限逼近临界感觉。第二节变异的感觉:轻化的孤独感、荒诞感、神秘感。这一节主要是介绍扭曲变形的孤独感、荒诞感、神秘感从感觉世界的裂隙中迸发出来,成为他们显示对生存世界的独特体验、宣泄过剩的话语表达欲望时的情感偏爱。第三节传统的诱惑:抒情性与古典性的复归。这一节主要介绍在激越的形式实验与怪异的情感宣泄之后,文学传统,尤其是江南深厚的文学传统在感官享受、生存体验等方面散发出的无穷魅力如何使苏童、格非、叶兆言等人的创作由早期浓烈的西方影响印记,回归到充满江南诗意的抒情性和古典性。第四章文学新传统的再造:苏童、格非、叶兆言重建新江南的努力。这一章主要从苏童、格非、叶兆言的写作策略入手,详细分析他们在建构江南地方志的欲念的感召下,以自身的成长经验为背景,以早期的文学探索为基础,重建文学新传统的努力。苏童以先锋手法集大成的《河岸》展示了重新进入历史与现实的方式;格非则继续沉潜哲学沉思,以他的神秘主义诗学建构着他的精神世界;而叶兆言则在对传统的叛逆中展现着他对未来的希冀。第五章别样的江南:苏童、格非、叶兆言的新江南想象。这一章主要是从苏童、格非、叶兆言建构的新江南想象入手,展现他们在江南审美享乐主义精神的感召下,经过对文学新传统的探求,在传统的诗意唯美之外建构起的充满腐败堕落又暗含无限可能的新江南形象。尽管苏童、叶兆言、格非基于他们自身的文学经验所进行的探求还存在着诸多局限,然而,他们通过自身的写作却在某种程度上丰富了江南文化的内涵,这也构成了他们先锋写作的重要意义。

王晶^[4]（2020）在《20世纪爱尔兰戏剧中的西部神话书写 ——从辛格、墨菲到麦克多纳》文中认为本文旨在以辛格、墨菲和麦克多纳的西部代表剧为研究对象,聚焦三位剧作家作品中的爱尔兰西部神话书写,以他们所处的不同时期为参照系,勾勒20世纪爱尔兰西部神话书写这一文学传统的嬗变历程,发掘西部神话对建构爱尔兰性的政治和文化意涵。本文通过对辛格的《骑马下海人》和《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墨菲的《没有欢笑的小镇》和《返乡谈话》、麦克多纳的《康尼马拉的骷髅》和《荒漠的西部》进行文本分析,指出三位剧作家由于出身背景、观察视角和所处时代的不同,他们对西部神话的书写有着各自的独特性、创新性和鲜明的时代特征:辛格以诗性的表达,呈现了一个梦幻与现实并置的西部,构筑了一个以农民生活为核心景观的西部神话;墨菲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揭穿了德瓦莱拉田园神话对乡村生活美化的虚假性,为世人展现了一个物质贫困和精神饥荒的爱尔兰西部图景;而麦克多纳则通过黑色风景和暴力怪诞的方式戳破了旧的浪漫化的西部神话,建构了一个由全球大众流行媒介所浸淫的夸大与非真实的后现代西部黑色田园。这三位剧作家分别活跃在20世纪早期、中期和晚期爱尔兰戏剧的舞台上,他们同时把眼光投放到爱尔兰西部,视其为体现民族性、诗性田园和爱尔兰性的文化象征符号,书写了爱尔兰民族的文化神话。爱尔兰西部神话书写传统始于爱尔兰文艺复兴时期,辛格是该传统的先驱者,墨菲和麦克多纳对其既有继承的关系,又有反叛和解构的意识,墨菲更倾向于采取保守主义的立场,而麦克多纳则表现出更加激进的批判态度。通过比较三个不同时期的剧作家对爱尔兰西部神话的书写,我们可以发现该文学传统在20世纪爱尔兰戏剧中的嬗变历程:从辛格的西部神秘化书写,到墨菲的反德瓦莱拉田园神话书写,再到麦克多纳后现代黑色田园神话书写。该嬗变历程呈现出神话与反神话书写,传统与进步,过去与现在,地方与全球之间二元对立的特点,表明了爱尔兰西部神话在建构爱尔兰性的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20世纪百年间,三位剧作家对爱尔兰性的表述也在逐渐地发生演变,从比较窄义的“盖尔文化、农村和天主教”的爱尔兰性,转变为更为宽容的“全球化、多元化和异质化”的爱尔兰性。可以说,辛格、墨菲和麦克多纳在创作中坚持自己特有的立场,敢于质疑和批判叶芝、德瓦莱拉等政治文化精英对爱尔兰西部的神话化想象和建构,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既诠释了他们生活的时代特征,也书写了爱尔兰民族的精神面貌。

廖衡^[5]（2019）在《“天堂府”与“黄金乡” ——菲尔丁、斯特恩、哥尔德斯密与斯摩莱特小说中的田园书写》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英国十八世纪四位小说大师——亨利·菲尔丁、劳伦斯·斯特恩、奥利弗·哥尔德斯密及托比亚斯·斯摩莱特——不约而同地在小说这一新兴的文体中传承并革新了西方田园书写,再现十八世纪英国全速挺进的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宫廷及乡村的突出矛盾及问题,并通过推进古老的“田园伦理”及本土化的“田园风景”,参与了彼时英国的伦理、美学及民族身份建构。他们将不列颠乡村庄园“天堂府”与农舍良田“黄金乡”塑造成一处现代化洪流中的退隐之地,将其赋值成一处汇聚田园伦理、不列颠民族身份与如画美学趣味的“安乐之所”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审视了不列颠乡村在圈地运动、农业革命及民族融合中突出的社会问题、阶级或民族矛盾,谱写了一曲理想与现实、爱与恨、希望与忧患交织缠绕的“天堂府”与“黄金乡”之歌。论文在整合西方田园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借鉴当代英国生态批评家吉福德关于田园书写“退隐与回归的田园过程”之理论构架,融合当代文学伦理批评、风景研究及新历史主义等视角对菲尔丁的《约瑟夫·安德鲁斯的经历》（1742）、《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1749）及《阿米莉亚》（1751）、斯特恩的《项狄传》（1759-67）、哥尔德斯密的《威克菲尔德的牧师》（1766）与斯摩莱特的《汉弗莱·克林克历险记》（1771）中田园书写的诗学渊源、历史语境、结构模式与社会功能进行研究,探究四位作家如何在小说中传承与革新西方田园书写传统,建构田园退隐之地并回归十八世纪英国的现代化语境,参与彼时英国的伦理、美学及民族身份建构。论文的第一章研究四位小说家田园书写的诗学渊源。四位小说大师继承了古希腊罗马的田园诗歌中“黄金时代”与“阿卡狄亚”的文学记忆,传承了英国本土田园诗学的多样风格（尤其是乡村庄园诗作、地貌诗歌及反田园诗）,也受到了蒲柏及约翰逊为代表的英国田园批评文本的影响,不仅传承田园理想,也关注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现实。论文的第二章探讨了四位小说家田园书写的历史语境。十八世纪英国议会圈地运动全面展开,乡村劳动力大幅度向城市转移,城市人口与面积激增,滋生了各种城市问题;大规模的圈地运动促进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也加剧了资本主义化的地主乡绅与农民阶层的矛盾;正当这些现代化进程大幅度改造不列颠乡野之时,一场以诗歌、绘画、园艺及徒步旅行为媒介的“如画美学运动”醉心于“发现”未被现代化洪流染指的不列颠本土田园风景。四位小说家的人生轨迹及“恋乡情结”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他们小说中复杂厚重的田园书写既是对其所处的历史语境的一种文学回应,也参与了英国现代社会的伦理、美学与民族身份塑形。论文的第三、四、五、六四个章节分析了四位小说家田园书写所共有的结构模式——“退隐与回归的田园过程”。第三章分析了菲尔丁、斯特恩、哥尔德斯密与斯摩莱特小说的“田园退隐”叙事模式——小说的宏观叙事及插入叙事都沿袭了田园传统的退隐叙事模式,使小说大体呈现出主要人物从伦敦或巴斯退隐不列颠乡村“天堂府”与“黄金乡”的叙事脉络;第四、五、六章分析了小说如何回归十八世纪英国现代化进程的“文化语境”,再现与反思现代化进程并参与英国现代伦理、美学与民族身份建构。同时,论文的第四、五、六章也集中探讨了四位小说家田园书写的社会功能。第四章结合当代文学伦理批评阐明了四位小说家如何应对现代社会的伦理困境,在小说中革新“田园伦理”,参与十八世纪英国的伦理建构。他们在小说中继承了田园诗学对宫廷与城市的批评态度,不同程度地描述了城市化进程所滋生的环境、犯罪及道德问题,反思了商业社会的“经济人”现象与“现金联结”、揭露了十八世纪英国议会、政党或者军队中的腐败现象。同时,他们在小说中不约而同地发扬了英国田园书写中歌颂乡村农人的传统,将乡绅或者农民建构为与十八世纪商业文化中“经济人”相抗衡的美德群体,并塑造了以情感为纽带的“田园家庭”及以地缘和心缘维系的“田园美德共同体”。第五章借助当代风景研究视域探究了四位小说家如何在小说中推进西方英国田园诗学中的“田园风景”,参与发现与提升不列颠本土风景的如画美学运动。小说家们致力于呈现并歌颂不列颠本土化的田园风景,将“天堂府”与“黄金乡”置于英格兰、苏格兰或威尔士的乡村腹地,描写或勾勒出其显着的地理水文;小说中描绘了象征不列颠民族身份、承载民族记忆的乡土植被,尤其是橡树或树篱风景;“天堂府”多是彰显不列颠身份与历史、“与最上乘的希腊式建筑媲美”的哥特、凯尔特式或中世纪建筑与废墟。同时,他们将英格兰、苏格兰或威尔士乡村呈现为一道“参差多态”的如画美学风景。第六章以新历史主义“厚描”的方法,从小说文本的“细小片段”及乡村边缘人物入手,探究了四位小说家如何发扬田园书写的现实批判精神与小说的写实主义,将田园理想置于日益资本主义化的现代不列颠乡村现实之中,不同程度地反思议会圈地运动、农业改革及民族融合等历史进程中突出的社会问题、乡村阶级或民族矛盾。菲尔丁、哥尔德斯密与斯摩莱特在小说中通过塑造英格兰乡村飞扬跋扈的“猎物保护人”、被狩猎法边缘化却扞卫习惯权利的贫农及监守自盗的“猎场看守人”,再现了乡村土地私有化进程中土地阶层与小农及贫农之间的冲突和矛盾,质疑了《1671年狩猎法》及《1723年黑面法令》所确保的土地阶层的“狩猎霸权”;菲尔丁、斯特恩、斯摩莱特通过不同程度地再现农业革命中的小农及农工的艰苦生活,反思了这一进程中乡村的人口流失、贫富分化及济贫等社会问题;斯摩莱特还在小说中再现了《1707年联合法案》光环遮蔽下、悬而未决的苏格兰乡村中的民族压迫及对抗。论文的结论指出:菲尔丁、斯特恩、哥尔德斯密与斯摩莱特笔下的田园书写绝非逃避遁世,他们既传承了古老的西方田园理想,也发扬了西方田园书写的现实批判精神与小说的写实主义,不同程度地审视了不列颠城市、宫廷及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突出的社会问题及阶级或民族矛盾,谱写了一曲理想与现实、爱与恨、希望与忧虑交织缠绕的“天堂府”与“黄金乡”之歌。他们笔下的“天堂府”与“黄金乡”不仅是一处田园理想中的乡村退隐之地、一处汇聚田园伦理、不列颠民族身份与如画美学趣味的“安乐之所”,也是不列颠社会转型时期矛盾重重的真实乡村之再现。四位作家在小说这一十八世纪新兴的文体中融入了田园书写,开拓了田园书写的新疆域,增强了田园书写的内部张力,也拓展了小说的社会功能。他们田园书写中丰富的“英国经验”对我国当下的现代化建设及“乡村振兴战略”具有现实借鉴意义。

汪顺来^[6]（2019）在《《简·爱》与《呼啸山庄》中的悖论艺术研究》文中提出悖论从哲学到文学批评,经历了跨界发展的历程。它源自哲学和修辞话语,指与人们的期待、现存的思想或见解相反的陈述,其观点与结论是自相矛盾的,甚至荒谬的,但里面隐含着深刻的道理,是人类智慧的结晶。艾布拉姆斯将悖论定义为表面上看来是逻辑矛盾或荒谬的陈述,结果却赋予有意义的解释。显然悖论是一组矛盾的二元对立项,看似荒谬却存在于现实之中,具有积极的阐释意义。悖论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形式上有一定的关联。结构主义着眼于文本的叙述方式和二元对立的结构模式,而解构主义旨在瓦解结构主义传统的二元对立的等级秩序,形成新的悖论。解构主义理论家米勒在《解读叙事》中指出亚里斯多德的诗学观点与结论之间有自相矛盾的悖论性,并对此提出质疑。米勒的叙事理论运用到小说阐释上就是积极寻找小说内部相冲突的因素,质疑其观点与结论自相矛盾之处,即寻找悖论,因为小说作为一种特殊的叙事形式,矛盾是最基本元素,揭示小说中的矛盾和冲突,可达到反讽社会现实的作用,因此研究小说中的悖论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和社会意义。作为19世纪女性小说的代表,《简·爱》和《呼啸山庄》是两部充满悖论的文本,隐喻了19世纪英国社会转型期的现实,体现了英国文学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过渡,或二者交融期的伟大艺术成就。夏洛蒂·勃朗特和艾米莉·勃朗特非常关注女性的社会角色和命运,积极反映女性的生存环境、人际关系、身份认同和审美意识,分别以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奇特想象构建了多姿多彩的女性小说世界。她们不是简单模仿男性小说的传统,而是更加注重艺术的创新,她们以悖论作为创作策略和艺术手段,重构“她们自己的文学”。虽生于同一家庭,但她们具有不同的生活阅历、道德观和人生观等,二人小说中体现的悖论观点和表现方法也各有千秋。本文坚持在细读文本中寻找悖论,在比较中寻找她们表现悖论的差异性,以现代文学批评理论为指导,多维阐释《简·爱》和《呼啸山庄》中悖论的价值和理论意义,通过比较各自在主题、人物、场景和故事结局等方面的悖论关系,尝试探究夏洛蒂在《简·爱》中表现出的温和女性主义小说悖论艺术和艾米莉在《呼啸山庄》中体现的激进女性主义小说悖论艺术,指出悖论艺术不仅是夏洛蒂和艾米莉的创作策略,而且还表达了她们面对理想和现实时的矛盾心态。本文结构上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绪论部分梳理并评述19世纪中期英国女性小说繁荣的成因,以及国内外学者对《简·爱》和《呼啸山庄》的研究现状,并阐述本文的研究目标和研究意义。第一章研究悖论的特性及其文学意义,主要探索悖论的神秘性、矛盾性和修辞性特性以及悖论在文学领域的成就,指出悖论不仅是文学艺术的本质,而且是文学理论创新的内核。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从主题、人物、场景、小说结局四个方面阐释两部小说中的悖论关系,并作相应的对比研究,指出夏洛蒂的《简·爱》以理性、激情和精神平等的模式构建了温和的女性主义小说悖论艺术,而艾米莉以疯狂、暴力和绝望的极端形式展现了激进的女性主义小说悖论艺术。第四章分析夏洛蒂和艾米莉悖论写作的社会、家庭和个人的原因,总结她们悖论写作的基本特征:女性自我的悖论性表达以及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悖论书写。结论部分指出两部小说在主题、人物、场景等方面的悖论关系在表达方式上具有一定的差异性,而且悖论性结局升华了女性主义小说的艺术魅力;由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语境下,夏洛蒂和艾米莉的写作面对着内外交困的压力以及她们个性的差异,她们的小说悖论艺术呈现保守和激进的两面性特征。

胡杰^[7]（2020）在《罗曼司里的真实 ——霍桑新英格兰三部曲的新历史主义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霍桑是美国文学史上毋庸置疑的经典作家,也是美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得到世界普遍承认的经典作家,其作品总是能在不同的文学潮流下引发评论家共同的研究兴趣和积极的文学争论。尤其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蔡司等人提出的美国小说罗曼司传统中,霍桑被置于承上启下的重要位置。但与此同时,他们的研究由于过于注重霍桑作品普世意义的抽象考察,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霍桑作品与时代现实语境的深度互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新历史主义研究,是对旧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双重反拨,它提倡回到历史,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下,以“文化诗学”的广阔视野,探索文学文本与其他各种社会政治文本和文化文本之间相互映照、对话以及交流、协商的关系。正是在新历史主义研究的启发下,本论文决定跳出以前罗曼司研究要么遵循人性善恶、宗教道德、心理冲突的主题模式;要么关注作品象征、讽喻、原型等形式特征的研究窠臼,以时代意识为切入点,通过对霍桑新英格兰三部曲进行历史语境的文化诗学综合研究,表明霍桑的罗曼司作品不仅在对话主流修辞话语,互文重要的历史事件过程中试图构建时代的历史真实、社会真实以及改革真实,而且参与了时代意识的塑造,是构成社会历史的能动力量。本论文除了绪论和结语外,共分为四章。绪论包括一百五十多年年间霍桑国内外研究综述,新历史主义基本观点、本论文研究方法的特定界定以及论文的基本框架结构和观点。第一章主要从新历史主义的视角对美国文学罗曼司传统进行谱系研究。通过对19世纪文学文本和文化文本的综合考察,本章认为霍桑罗曼司观念提出的真实并不是如蔡司等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为了表现抽象的精神或超验的真理,它其实隐含了19世纪罗曼司作家企图颠覆理性文化的桎梏,建立想象权威的真实诉求。霍桑发出罗曼司题材匮乏的喟叹也不是说罗曼司作家们真的想继承中世纪浪漫传奇的传统,而是借中世纪浪漫传奇的美学庇护,尝试新的文学实践,开始独立而自觉的文学虚构和文学创作。而在这种新的文学实践中,他们虽然摆脱对现实亦步亦趋的模仿,和事实保持了一定的美学距离,但仍然指向历史和社会的真实。第二章主要分析霍桑在《红字》中对公民意识的塑造以及其竭力构建出的历史真实。面对同时代有关清教起源的国家神话,霍桑塑造了清教主义时代不屈服的公民个体以及建构了一个讲秩序、有温情、重伦理的公民社会,从而从公民精神的角度连接起从17世纪清教社会到19世纪民主社会超越两百年的历史真实。第三章主要分析霍桑在《七个尖角阁的老宅》中对历史意识的塑造以及其竭力构建出的社会真实。霍桑通过分别批判受制于过去形式规范,习俗观念的历史意识和完全抛弃历史,激进革命的历史意识,塑造了缓慢变革、把握当下的历史意识,从而回应了人们在动荡、喧嚣的历史变迁中不知所措的社会真实。第四章主要分析霍桑对《福谷传奇》中乌托邦意识幻灭过程的追朔以及试图构建出的改革的真实。通过对《福谷传奇》中女权主义乌托邦意识,超验主义乌托邦意识,以及爱欲主义乌托邦意识和田园乌托邦意识幻灭过程的分析,霍桑一方面对话了时代主要的社会改革思想,揭示了不同乌托邦理想的矛盾和缺陷,另一方再现了一个激情改革的时代从浪漫主义到社会实践的幻灭过程,构建了19世纪改革的真实。结语总结全文。通过对霍桑新英格兰三部曲新历史主义的研究,本论文认为霍桑一方面以意识、观念为出发点,探索了历史的真实,揭示了时代的变迁,回应了社会各项改革运动;另一方面他又以历史和现实为参照,在作品中塑造了时代的公民意识、历史意识和追溯了乌托邦意识的幻灭,是构成社会历史的能动力量。因此,本论文认为霍桑的罗曼司从来没有离开社会历史的真实语境,而是以一种高超的艺术表现方式重构了美国过去与现在、理想与现实、个人与国家、传统与变革之间的关系。

卢梦青^[8]（2018）在《芬兰导演阿基·考里斯马基电影创作风格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阿基·考里斯马基是芬兰唯一一个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导演。从“工人三部曲”《天堂孤影》《升空号》《火柴厂女工》到“芬兰三部曲”《浮云世事》《没有过去的男人》《薄雾之光》,再到近年的《勒阿弗尔》《希望的另一面》,他在世界各大电影节上崭露头角,将各种奖项收入囊中,他被英格玛·伯格曼称为:“北欧最具潜质的导演”。本文将运用电影学、叙事学、政治学相关理论,从电影主题表达、影像创作风格、叙事策略等方面对阿基·考里斯马基电影创作风格进行研究。在电影主题上,他的电影始终偏向关注底层边缘人物的命运与生存状态,以及表现出对芬兰本国历史与现实的关照。他用最淳朴的方式将芬兰的社会现实融入电影之中,用最简单的方式展现人间的酸甜苦辣。在影像风格上,阿基·考里斯马基擅长极简主义风格,主要体现在简洁的对白、简易的构图、简化的表演、简明的音乐、简约的画面。同时导演还善用黑色幽默来调节影片平静抑郁的基调,独辟蹊径。在叙事策略上,虽然每部影片时长短,但故事讲述十分完整,一环扣一环,高低起伏。在另一方面,导演也别有用心,利用民间政治学来阐释他的电影,在爱中反思政治,在政治中表现爱,将电影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如今,在商业电影横行天下、漫天飞舞的趋势下,他却仍然追求艺术电影的本质,坚守自己的内心,一切从简,在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中寻找电影本真,用黑色幽默来以喜写悲,将爱与政治穿插在电影的始终,其作品饱含浓郁的人文主义关怀,具有人文主义精神内涵。这些独特之处造就了他在电影方面的成功,也成就了他个人。

吴群涛^[9]（2017）在《“另类青春之歌”—朋克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研究》文中提出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起源于英美的朋克如今已成为具有全球性影响的青年文化。早在七十年代末朋克便传入中国,在中国摇滚发展的推动下,于九十年代中期受到了中国青年的广泛关注和热情追捧。在近四十年时间的传播过程中,中国元素和中国话语融入朋克,并对其进行筛选、吸收和改造,最终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朋克亚文化。论文绪论部分对朋克文化这一研究对象进行了界定,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评析,同时对研究意义和价值、创新点、重难点、方法、思路、论文结构安排等进行了相应介绍。论文第一章从梳理英语中“punk”的词源及衍变入手,回顾朋克运动在英美的兴起与发展,剖析出朋克的文化内涵。同时,由“punk”汉译上出现过的论争切入,对朋克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历程予以概述——经过十余年的“道听途说”和近十年的“地火燎原”,目前朋克在中国的传播处于平稳发展期。在此期间,国内主要有四种朋克传播方式,包括翻译、“打口”、“迷笛”和独立厂牌,它们的联合作用扩大了朋克的受众群体,促成了中国摇滚朋克时代的到来。论文第二章聚焦中国“朋克时代”,选取朋克先锋崔健和何勇,北京朋克乐队群“无聊军队”,以“盘古”、“舌头”、“苍蝇”和“生命之饼”为代表的外省朋克和广受国际媒体关注的“挂在盒子上”为核心的女子朋克乐队进行深入考察,解析朋克在中国的本土化历程和特征。论文第三章论述具有代表性的乐评人与朋克紧密相关的活动与观点。主要分析涵括郝舫、李皖、颜峻三位知名乐评人的朋克乐评。他们分别代表了国内乐评人在对待朋克文化主要的批评方式与态度,其作品受到了不同时期各个层次的中青年读者的认可,实质上参与了朋克文化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极大地影响着人们对朋克文化的认识,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和价值。论文第四章先从文化认同中的立场和思维、文学的个性表达与普遍诉求和文化认同与文学审美范式的转换三个方面来论析文化认同与文学审美范式的关系,再从文学书写与亚文化传播紧密关联的角度,连通卫慧与棉棉、宁肯与春树这两组具体的“朋克书写个案”的脉象,分析当代作家对朋克文化的接受差异。论文结论呼应绪论及正文各部分,强调指出朋克文化实践的最大意义是不断地敞开问题,让人们拥有更多自由地表达与争论的空间、方式与勇气,并在激烈的思想碰撞中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

齐钢^[10]（2016）在《文化视阈中的台湾青春成长电影（1982～2012）》文中研究指明台湾电影从1980年代开始衰退,青释成长电影却在低迷的台湾电影市场一技独秀,长期受到观众欢迎,这与台湾电影年轻的创作群体、以年轻人为主的人口结构、不够健全的电影工业和文化怀旧的社会心理相关。在分析青春成长电影流行台湾社会原因的基础上,论文从1982年新电影的青春成长片切入,以台湾电影三十年历史发展为纵轴,把台湾青春成长电影按时间顺序依次归类为80年代新电影、90年代新新电影和新世纪后新电影,研究台湾青春成长电影与社会的关系,以文化视角挖掘青春成长电影隐含的文化现象,分析台湾地区在不同世代社会政治体制、意识形态语境下影片的文化意蕴以及电影对社会的引导作用。在国民党专制统治下新电影借用青少年个体的自我成长以及伴随自我意识觉醒而崛起的女性主义暗示了80年代台湾社会正在形成的反对国民党威权统治、追求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体性。这种不断生成的社会主体性让台湾民众开始刘国民党宣传的大中华身份认同表示怀疑,本土意识和反对美日新殖民的民族主义有所显现。由于独立的主体意识的追求和反感西方新殖民主义,新电影有意与现代文化保持距离,这使它在审美旨趣上偏向于传统的东方主义美学,然而难以回避的现代文明又让新电影徘徊于现代与传统的矛盾之间。1980年代末期台湾社会发生巨大变化。一方而现代负而文化颠覆了传统价值体系和道德伦理观念,社会变得唯利是图、世风日下；另一方面台湾解严后政治体制的转变使台湾社会的秩序遭到破坏,社会陷入政经混乱。新新电影着重表现乱象纷呈下的台湾都市青少年的犯罪、暴力等越轨行为,关注他们在威权崩溃、家国解体的语境中青少年个体颓废、迷茫的精神世界以及无处逃遁的囚徒困境。新新电影的这种“反成长”叙事虽然终结了经典成长电影给人的正面引导,但并不意味教育意义的消亡。影片中时间的压缩停滞、空间的变形以及青少年被社会机器撕裂的命运昭示了影片在哲学层而叩问了人的存在本质和生命的本真,赋予影片另一层面的成长意义。然而新新电影缺少对青少年越轨等偏差行为背后人性方面的深入剖析,留下艺术缺陷,而且它过度的自我重复和强烈的作者论风格把自己带入了死胡同。新世纪后本土主义势力不断强大,台湾社会表现出“去中国化”迹象。本土主义抬头与台湾民众盲目热爱本土岛屿影响了后新电影的创作。后新电影通过影片画面木土符号（地理、人文景观）视觉元素的呈现、切割与中国大陆的联系和塑造标志台湾在地人身份的“台客’人物,寄寓意欲政治独立的意识形态。此外后新电影通过叙述青年人在台湾这片土地上的自强不息、奋发拼搏,再次把青年人的成长与在地意识的台湾精神联系起来,这种排斥大陆强调本土的台湾意识与台独主张不无耦合。同时以多元文化为借口,后新电影描写台湾社会的亲日媚日以及原住民、同性恋等亚文化现象,其实质前者恰好反映了台湾的后殖民心结和企图在政治上拉拢日本对抗中国的目的,后者因为回避了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对抗,使亚文化只成了多元文化的补充；或者把亚文化转化成消费元素,让亚文化难以充分传达出颠覆与解构的力量,青少年的成长意味有所淡化。总之,台湾青春成长电影一方面和现实社会、意识形态保持了联结,另一方而却回避一些社会敏感问题,不敢直面现实矛盾,而且越往后越丧失残酷青春物语,导致电影由轻浅滑向浪漫唯美。台湾电影应放下形塑“国家”形象的政治文化包袱,放宽视野制作更多类型、更多题材面向大陆、东南亚国家的影片,而不是充满本上主义倾向的在地化电影,这才是台湾电影的未来之路。

二、冷酷与温情的“天堂”:《远离天堂》（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冷酷与温情的“天堂”:《远离天堂》（论文提纲范文）

（1）艾米莉·狄金森的永恒观及其诗歌创作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朱山坡短篇小说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江南文化与苏童、叶兆言、格非的先锋写作（论文提纲范文）

（4）20世纪爱尔兰戏剧中的西部神话书写 ——从辛格、墨菲到麦克多纳（论文提纲范文）

（5）“天堂府”与“黄金乡” ——菲尔丁、斯特恩、哥尔德斯密与斯摩莱特小说中的田园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6）《简·爱》与《呼啸山庄》中的悖论艺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罗曼司里的真实 ——霍桑新英格兰三部曲的新历史主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芬兰导演阿基·考里斯马基电影创作风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另类青春之歌”—朋克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文化视阈中的台湾青春成长电影（1982～2012）（论文提纲范文）

四、冷酷与温情的“天堂”:《远离天堂》（论文参考文献）

• [1]艾米莉·狄金森的永恒观及其诗歌创作实践研究[D]. 向玲玲. 浙江大学, 2020(08)
• [2]朱山坡短篇小说创作研究[D]. 侯玉英. 广西大学, 2020(07)
• [3]江南文化与苏童、叶兆言、格非的先锋写作[D]. 姜晓梅.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4]20世纪爱尔兰戏剧中的西部神话书写 ——从辛格、墨菲到麦克多纳[D]. 王晶. 北京科技大学, 2020(06)
• [5]“天堂府”与“黄金乡” ——菲尔丁、斯特恩、哥尔德斯密与斯摩莱特小说中的田园书写[D]. 廖衡. 武汉大学, 2019(06)
• [6]《简·爱》与《呼啸山庄》中的悖论艺术研究[D]. 汪顺来.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9(07)
• [7]罗曼司里的真实 ——霍桑新英格兰三部曲的新历史主义研究[D]. 胡杰.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8]芬兰导演阿基·考里斯马基电影创作风格研究[D]. 卢梦青. 江苏师范大学, 2018(12)
• [9]“另类青春之歌”—朋克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研究[D]. 吴群涛. 武汉大学, 2017(06)
• [10]文化视阈中的台湾青春成长电影（1982～2012）[D]. 齐钢. 上海大学, 20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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