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临安年终不关立案大门（论文文献综述）
徐长生[1]（2020）在《清代福建官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官刻,代表的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精英文化或主流文化,与家刻、坊刻共同构成了中国雕版刻书史的三大主体。清代福建的官刻,具有它独特的发展轨迹,但目前对它的研究非常薄弱。对清代福建的官刻进行深入探讨,有助于明晰它在福建和中国古代刻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论文将史料分析与实证调查相结合,运用历史学（书籍史、印刷史）、文献学（版本学、目录学）等学科理论,对清代福建的官刻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首先,以刻书者为纲,对清代福建官刻的刻书者进行详细论述,包括各级官员、衙署和官办书院的考证;除了考证刻书者外,还例举了部分刻本,对其作者、内容、学术价值、刊刻情况、版本源流和藏佚情况等进行考证。其次,对清代福建官刻的特征,从刻书者的类型、资金的来源与使用、书板的贮藏与管理等方面,进行多维度的深入分析。第三,对清代福建官刻本的传播进行分析。最后,对清代福建官刻的作用进行客观评价。对清代福建的官刻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研究,弥补了以往该领域研究的不足,在刻书者、版本学、目录学、传播学等方面亦有所突破,可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王国梁[2]（2019）在《贵州士绅的形成、发展和转型研究（1413-1911年）》文中提出本文以1413-1911年的贵州士绅为研究对象。用长时段的宏观视野梳理贵州士绅的形成和发展脉络,同时以微观叙事的方法重点讨论清末政治变局中贵州士绅的转型。明代建省以后,贵州逐渐从“异域”转变为“旧疆”,在“内地化”的过程中,伴随着儒学教育的发展和科举制的推行,贵州的士绅群体得以初步形成。清代前期,贵州士绅进一步发展,他们兴办学校,参与地方文化事业,关注地方慈善,虽然清廷限制士绅的权力,但在参与地方事务的过程中,贵州的士绅群体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咸同起义之后,伴随着地方秩序的失控,士绅逐渐将权力渗入军事领域。但整体而言,清末之前贵州的士绅群体始终与皇权保持一致,并利用其居于官民之间的特殊地位,兴学育才,促使儒家文化逐渐成为贵州的主流文化,在这一进程中,贵州士绅的权力也逐渐扩大。清末科举制废除之后,贵州士绅失去了向上流动的桥梁,沉积于地域社会,开始近代转型,成为地方精英。士绅在转型的同时开始分化,部分士绅在留学日本后加入同盟会,成为贵州革命的先驱,但更多的士绅则选择推动地方自治运动,以谘议局为主战场,同贵州地方官相抗衡,最终在辛亥革命中实现贵州地方自治。革命之前,贵州谘议局、自治学社、宪政预备会等各种政治力量已经达成妥协,形成合力。这些政治势力都以士绅群体为依托,由传统士绅转变而来。因此,贵州辛亥革命是士绅权力发展到极致后水到渠成的结果。相较于江南、长江中下游、华南等地域士绅研究的成就斐然,很少有学者关注贵州高原上的士绅。同时,以长时段的宏观视野和微观叙事相结合的方法研究贵州士绅,能进一步拓展士绅研究的宽度和广度。不同于立足“宪政派”和“革命派”对立模式的贵州近代史研究,本文以长时段的宏观研究为基础,将视野聚焦于清末贵州的政局,从士绅转型的角度分析清末贵州政局的变化和贵州辛亥革命,为贵州近代史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汤浩[3]（2018）在《咸同湘军与湖湘理学研究》文中提出湘军集团与理学文化有着深层次的互动关系。咸同湘军兴起,不仅是宏济艰难的现实选择,更是儒学内部结构运动的结果,是理学自救的产物。湘军是一支以文化立军,有着自身政治目标和文化理想的理学之军。湘系理学经世派受内忧外患的深重刺激,开启“以实动名”的崛起之路,自下而上地打破有清以来二百余年理学内敛时期之沉寂,比较成功地将学术思想转化为政治军事组织能力,开启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政治—文化自强运动。咸同湘军以理学作为节制之道,培植政治和文化的双重权威结构,体现出独特的精神风貌和文化特色。湘军以理学为宗,结合圣王理想和豪侠气象,形成“兵儒合流”“以礼治军”“明耻教战”的军事管理理论。湘军将理学思想全面运用到军事实践指导中去,以精微之意行威厉之事,其儒兵思想中的儒学向度,使之成为军事活动中活用理学的典范。湘军中曾较普遍树立了以身殉国、克己廉介的价值观。湘军不同支脉中,理学浸淫最深的王錱老湘营战斗力最强最持久,在勇营制度下由地方军逐渐取代国防军,特别是在国势陵夷中注重“隐图自强”,力破“不勤远略”的儒学政治传统。湘军以理学原则为指导,对政治军事制度进行改创,并在事功领域广泛运用,其“以实动名”的创化改制,涵盖了吏治文法、军制财政、文教制度等多个方面。同时这种创制也具有实用性、渐进性、适应性、局部性特点,缺乏整体上、根本性的制度改革,具有明显“过渡性”的特征。湘军集团作为湖湘理学的发舒,对晚清理学产生过政治与学术方面的多重影响,包括:对理学学术走向,对理学乃至儒学学术思想与社会实践的关系,对理学学术思想的发挥与修正,对理学信仰和主流地位强有力的扞卫等。可以说,湘军集团体立用行、务本开源的“通儒”经济,极大地丰富扩充了儒学的践履范畴,实现了为儒学的“正名”,在更广阔的社会格局和宏观文化视野上深刻影响着晚清理学发展的轨迹。湘军一定程度改变了宋明儒学柔弱函胡之弊,焕发了理学价值,形成了激越高亢的审美情趣。咸同湘军立足于建立“学”“道”“政”的良性互动关系,助推形成的政治新秩序成为晚清政局转捩的重要枢纽;湘军集团致力于隐图自强,在对外战争中挽回了军事颓势,挽救保存了中国疆域的主体部分,为中国的逆势复兴奠定了基本的领土格局,同时也将儒学社会价值在封建社会晚期最后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湘军人物匡济时艰的精神,自励殉道的操守、任事敢为的勇气、坚毅不拔的意志等,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必将与民族文化中的进步基因融为一体,感召后人。
方旭东[4]（2018）在《1980年代以来乡村的“家”及其变迁 ——以皖西南Z村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这是一项得益于人类学、社会学、文化研究等视角的田野研究。所选田野是皖西南的一个自然村落——该研究中的Z村。“过日子”是村落社会基本的生存心态。“过日子”的主体是人,“过日子”的意义是为了“好好活着”。“活着”既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生活品格。“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又是如何成为可能的?时代变迁中的“活着”、“活法”,有什么新的变化?什么因素导致如此变化?变化的结果如何?以上追问是本研究希望求解的内容。围绕村落社会的日常生活,“活着”这一生命哲学观具有很强的实践感,立足时空与事件的周期性往复运动,赋予“活着”特定意义、特定方法,最终都可归结到“为了家”这一理念与行动之中。“家”成为村落社会得以可能的一个关键词。“家”不仅是村民人生意义的原结构,也是村落社会结构中的组织单元。同时,“家”也是村落社会中重要的情感结构,与乡关联到一起形成人文地理学与文化人类学中的地方性——“家乡”。家乡是在历史与实践合意中生成的地方性主体自觉意识。不只是从外围“观看”乡村,深入乡村内部去理解“家”,很大程度上更容易阐释乡村。树立起村民——生活者这一主体身份,以家为主轴尝试理解村落社会的时代际遇便是本文的研究思路。“家”在该研究中是一个分析单位,也不妨理解为洞察社会变迁的一种方法。历史社会学的叙事基调贯穿研究始终。时间段是1980年代至今。大致时间分别对应着三段:1980年代,1990——2010年,2010年至今。空间上从家屋——邻居——村落——乡镇——城市展开。情感结构上从家福——在家——家族——村落共同体——家乡推进。针对不同时段“活着”的特点,文章分为“在家”、“离家”、“回家”三个部分。1980年代的在家生活是如何成为可能的?家福的民俗约定确立起“家”的神圣性。家屋到村落空间的拓展,依照差序格局原则,内嵌着从家户到“大家”的村落共同体感形成。“靠山吃山”,通过人与自然的关系维系着家计需要的基本满足。乡村手工业成为小农经济必要的补充。血缘（家族）、地缘（邻居）情谊中生成的互助式劳动、礼俗经济与社交等,充当着村落社会福利功能;一定程度上,通过互相帮扶,确保了“家”的平民化再生产。长老统治与乡贤主导村落事务,充当着人格化社区治理的功能。民间道士、风水师把持着乡村民俗文化仪轨。总体而言,1980年代的家得以可能的条件是村民拥有相对完善的“在家”与“在一起”的礼俗系统与国家制度保证。1980年代制度性成就乡野之家最后的顶峰。1990年——2010年,“家”被分离成两部分:进城务工者与留守者。宏观社会结构调整,导致“靠山吃山”的在家生活难以为继,“离开家才能’为了家’”的城乡二元结构逐渐形成。“家”被分裂、村落成员被分离,导致“家”为主轴的乡村生活系统逐渐瓦解。进城务工人员遭遇的主要困难并非是承受体能劳动的高度抗压,而是实际生活脱嵌于曾经习惯且被承认的在家生活方式。进城务工者身体与情感悬挂于两种生活系统的边缘状态,过着“身在城市、心在家乡”的生活。“想家”与“牵挂”成为进城务工者、留守者普遍的精神叙事。身体与情感必须同时忠诚于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模式且无法在实践中相统一,是对农民最大的伤害。农民的实践感中不再能维护总体性“活着”的意义。拥有手工业技能的村民是第一批次进城务工人员。与这些村民具有地缘、血缘上密切相关的人,一般是只拥有“蛮力”的“老实人”——成为被技术民工带进城的第二批进城务工者。第三批进城务工者主要是第一批、第二批进城务工村民的子女。村落共同体内部横向社会关系与家庭内部代际关系互相胶合,成为村民进城务工模式。“家”作为一个隐性成本成为城市大建设、大发展的牺牲品,农民、农村却没有获得应得的名声。作为一个拥有独立主体的“农民工”被生产出来。在宏观社会结构高压与近乎资本原始积累的具体雇佣关系中,进城务工人员成为被公德流放者。在实践中得不到法律保证与公德的沐浴,必要的时候,有意识主动成为“无公德的个人”,被他们视为是“保全自身”必要的武器。“农民工”一旦返乡,又会还原其在熟人社会关系中由礼俗约定的农民面目。“农民”的生活世界与自然、乡土具有不可分割性。传统农民过的是一种总体性生活,几乎一成不变的生活在代际中传承且循环。“农民”一旦脱嵌于乡村时空,在当今的城乡二元结构中,注定过着一种单向度的、矢量线性生活。农民进城务工结果,越发偏离“为了家”的进城务工初心。2010年以来,从观念到实践,村民逐渐踏上“回家”之路。“农民工”对未来的期望——“回家”。第一批、第二批农民工有近乎30年的进城务工史,他们可能实现的最好未来是能够回家“养老”。第三批农民工渴望“回家”创业,再过上“城里人”生活。前者视“回家”为人生的彻底返回,家是身体与精神合一的归属。后者视“回家”为“逆城市化”的生存策略,将家乡当成一种创业资源。1980年代以来是村落社会具有一定自主性的生活系统逐渐瓦解的过程。“乡村空心化”,本质上是家的衰落。无论哪一种意义的返回,都可能导致乡村“空心化”状况暂时得到缓解——家等回它真正的主人。“家”一旦被思考,自我拯救的意识就可能被激活。国家应该对被瓦解的家给予最大的善意,在制度上保证进城务工者获得返乡的生存机会,还原乡野之家的本来面目:一家人、“在一起”过着“在家”、“在乡”生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乡村,还是作为具备创业机会、“资本下乡”的乡村,长远来看乡村依然面临着不确定的命运。Z村人建设家园的实验性实践,如果放到“城乡结合度”的理念中,可能是化解城乡关系割裂、紧张的一种积极探索。彼此互相承认与嵌入各自合理的要素,在互通、互融中重塑新的城乡关系,才可能树立起各自“作为一种好的生活方式”的文明社会形象。
王琳[5]（2017）在《清代及民国方志演剧史料研究 ——以晋、冀、豫地区为例》文中指出地方志中记载了数量丰富的演剧史料,往往作为参考、引用资料为学人研究戏曲领域的各项论题而服务,这是其资料性价值的体现,也是目前学界利用地方志史料的主要方法。也有将方志演剧史料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辑录方志中的戏曲资料并加以分析来了解某地历史上的演剧情况。这种利用方式,对正视和挖掘方志演剧史料于戏曲研究的价值很有帮助。然而,目前做出的成绩不甚理想。大多是依靠二手资料进行辑录,再加以简略分析便谓概括一地之演剧史实,并不能令人信服。且目前关于方志中收录演剧史料的研究,有许多未竟之处,甚至连用一篇博士论文做专题研究的现象都没有。基于此,这许多留白便提供了极大的研究空间。本文有两个研究视角,首先是文献学角度。从地方志本身的修纂原则出发,探讨方志收录演剧史料的规律与成因。由此发现,演剧史料大致分布于风土志、祠祀志、艺文志、财政志、人物志、民政志及杂志七大方志门类中,数量上以风土志为首,祠祀、艺文次之,其余均为散见。且修志持续性一般与收录演剧史料数量成正比例关系,而地方志的行政等级一般与收录演剧史料数量成反比例关系,而撰修人对戏剧艺术的偏好也会影响到方志对其收录情况。同时,方志修纂明显的地域性特征,也呈现出河南、河北与山西不同的历史演剧风貌。除了地方志本身的撰修规律外,其收录大量演剧史料还受到“礼乐”文化的深刻影响。其收录规律不只体现出儒家“崇礼以作乐”的思想,一些被当作反面教材收录的戏曲资料还体现出“以礼节制乐”的原则。民国“礼崩乐坏”更促使戏曲改良运动的出现,改良事实便因此保存在民政志中,这样的收录情况反映出戏曲与礼制相伴相生的发展道路。其次,是演剧史料本身所反映出的戏曲学问题。地方志作为一地情况之总览,是最贴近民间演剧的资料记载。那么其中收录的信息,便是民间演剧活动的大致风貌。民间演剧活动首先是一个诸艺杂陈的大环境,以闹热性为本质属性。戏曲演出置身其中,作为主流表演形式,是支撑与繁荣民间演剧的中流砥柱。其与民间诸艺的关系十分密切。戏曲起兴于歌舞,专以演故事,汇聚种种伎艺而成。成熟之后,民间诸艺纷纷受其影响,却又各自独立演出。“歌舞”、“演故事”与戏曲之间由此而存在复杂的构筑和分解关系,而这个关系始终融合在诸艺杂陈的闹热环境中。大环境确立后,便要细究置身其中的戏曲演出情况,从演员、剧种与观众的角度全面解读。以河南、河北与山西三个地区为代表,可以从土戏与客音的角度去分析各个区域的特色,其在本土的接受语境又呈现出雅俗不同的趣味,以及功利性教化与无功利性的虚实审美,不论哪种皆是观众参与戏曲传播与艺术实现的重要过程。而土戏与客音的传播主体则是民间各式各样的艺人与班社组织,由此方可实现戏曲演员、作品与观众在民间闹热的大环境中完整的艺术传播过程。这也是戏曲演出在民间演剧中的立体活动状态,而这个立体状态便是戏曲呈现在民间演剧中的艺术三维空间。之所以谈到空间角度,是因为戏曲艺术的传播与接收还缺乏一个重要的演出场所。演出空间首先一定是物理性质的,如神庙中的高台或是临时搭建的空间,亦或是城市中的剧场。而据空间复杂元素构成分析,物理空间之上还附着着社会空间、精神文化空间等属性。这一点,明确地反映在神庙高台上,如其小小的舞台称谓便可以折射出背后深刻的社会文化因素。同时庙会会场以及各类民间集会,也将戏曲的社会属性表露无遗。由此可见,不论是戏曲的民间演剧环境还是演员、剧种、观众以及演出场所都是置身于社会中,与政治、经济、文化有着无比密切的关联。正因如此,这些演剧资料才会被“以览一地之总情”的地方志收录其中。
常文相[6]（2017）在《地位、观念、角色 ——社会变迁中的明代商人》文中提出考察明代中国历史演进变迁,可以看到当时社会商品经济日渐活跃,商业关系逐步扩展,商人的地位角色也愈显突出。明代君臣能够将商人视为社会组成的必要人群加以平等看待,肯定正当商业活动对于增益国计、促进民生的积极功用,且顾念商人的利益诉求与辛劳疾苦,确立相关制度法规,改善各种征榷管理,保障商业活动有序进行。同时他们站在重视农业生产及维护社会稳定的立场,惩治游食,杜防通番,所行路引、海禁等一些措施虽起到约束商人、限制商业的实际效果,但并不以“抑商”为根本目的。因此明代国家的商业政策总体趋向承认许可而非阻碍排斥,明中后期对商人压榨掠夺的加剧实则出自皇权滥用,且遭到朝野一致批评抵制。关于商税征收,明代士大夫虽多有缓解农困、补给农赋的考虑,然他们大都重申设关置市以稽奸除暴、控遏垄断的古意,在满足国用情况下,榷商不被当作政务必需。这些士大夫指出商业切关民生,商民又和国家一体同系,主张常怀恩惠之心,宽商恤民。他们由此反对病商苛政,建议强化监管,以收官商互济共利之效。有些士大夫还鉴于国家财政对商税需求增加的社会现实,一并把传统“讥而不征”的榷税观点转化为“通商裕国”等因应时需的解释,阐发了诸如“厚农资商”、“农商交重”、“工商皆本”等透射时代特色的理念。尽管明代商税始终未在全国岁入中占据重心位置,当时官员要接受市场经济之商品货币化榷税模式亦须作出更大调整,不过从他们有关国家、商人、农民三方关系的思考中,已能说明商业在帝制框架下尚有充分的发展潜力。在明代涉商案件的诉讼审判中,商人和其他庶民群体一样,拥有同等的法权地位。地方官员体念商民生计艰难,严厉惩办劫诈盘剥商贾、铺行的盗徒胥吏,并加强缉查走私匿税等不法行径。这些官员于坚持司法公正的同时,亦能参酌商业契约惯例,注意妥善处置当事各方利益关系,终使判决结果兼顾法理人情。这样,彼时商人经由法律途径,得以表达诉求,伸张权利,并未因身份职业而遭致区别对待。此外,明代商人同样能够获取与其他民众均等的机会参加科考,也可上书言事,捐赀进学。且明中后期朝廷还在两淮、两浙盐运司专设“商籍”,以解决商人子弟因户籍所限不能异地入学应考的困难,显露出对盐商的一些优待。明代国家出自对商人财力的需求和商品市场的依赖,在经济利益配置上与商人结成了一种互利合作关系。明代盐法开中由政府管控主导,采用招募方式实施,商人不仅可从中赚取盐利实惠,且发挥了固边足国的有益作用。为保证官商合作顺利推进,明政府打击势豪侵占,规范盐政秩序,并因势利导变通策略。明中叶后的盐法改革意在运用经济规则和手段协调盐商内部及官商之间的利益关系,当时士大夫也多方建言,力求赈恤商灶,广施招徕,以继续深化合作。明代的官商合作还体现在茶法运行及国家为备边、佐军、赈饥、营造而采取的召商买办方面,此间专制政权的操纵苛敛虽无法避免,但考量开中各法的制定和变革本意,其实仍是建立在双方相需互存之上。明代士大夫不仅能够认可商业治生养家、会通资用的价值功能,且还有人阐明异业同道、义利协和之理,赋予商人事业以更为合理的存在意义。他们大体倾向从社会“公义”维度出发,益加正视兼具财富与德行优势的商人于公共层面扮演的重要角色,尤为看重其度支理财的专长。明中叶以降,士商双向交流频繁,融合趋势明显,儒贾相得家族亦较多涌现。这既反映了当时社会开放性和自由度的逐渐增强,又向商人提出了以儒家学说为本、按儒家义理行事的更高要求。士商两阶层因而在价值取向上可接近共通一致,彼此互动关系得以持续深入。同时一些士大夫对社会商业化风潮的不良后果保有清醒认识和警惕心态,显示出期待以传统文化信条规范商人行为的努力。士商融合的社会情势为商业开展营造了相对宽松的客观环境,明人往往根据个人条件及家庭需要妥当作出职业取舍,并就中体会到儒贾兼济方式对维系与扶助家族生存发展的积极意涵。明代很多商人不光在贸迁货居间展布才能,亦于商业活动内外对以孝悌、诚信、仁德、礼义为核心的儒家伦理观和义利观表现出遵奉认同,甚且通融看待儒贾关系转化,提出以儒饰贾或贾不负儒。当时还有商人能够会通儒术贾道,着意整合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又通过赈灾济困、董理营建、顾问建白、居间任使等形式主动参与地方和国家事务,展现出较强的责任意识与现实关怀。他们进而与士绅阶层一道在民间社会扩大影响,肩负起更多公共职能,越来越成为国家仰赖依需的一种群体力量,由此也预示了明代中国社会权力在保持帝制框架下渐次向“绅商”共同支配体系演进的可能前景。基于以上论析,可以认为明代商人、商业作为帝制体系的内在组成要素,被国家社会既有体制所广泛吸纳包容,两者具有相当程度的契合性。当时商人、商业的发展没有消解国家权力,瓦解社会结构,而是在更大范围继续支撑着帝制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明代商品经济繁荣与帝制体系强固并行,双方磨合为一基本洽和局面,达成一种互适共生的历史演进态势。
朱子静[7]（2017）在《董时进农民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首先阐述了近代中国农民面临的主要问题以及董时进如何与农民问题发生关联。近代中国农民面临人地关系的日趋紧张,贫穷落后问题突出;农民在政治上力量弱小,而晚清时出现的农会未能担负起维护其日常利益的实际代言人;不仅如此,生存环境的恶化,包括自然灾荒以及动荡不安的时局,都严重威胁着农民的日常生活。董时进作为“农之子”,一方面受到祖辈善于经营农业的家庭环境的熏陶,另一方面天然地对农业发生兴趣,而近代中国农民面临的经济上的贫困和政治力量的弱小,进而无法维护自身利益的困境,势必会激起他的一系列思考。董时进初涉农民问题的时机,正是1920年代前后中国思想界展开的关于“工农立国”的辩论。作为“农国论”的主要辩手,董时进在这一时期提出了指导其一生思想的“大农国”理论。毫无疑问,如何破解近代中国农民的贫穷是其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通过“无时无地”的思考、观察、体验,他认为“人多地少”是制约农民贫穷的主要瓶颈。为打破这一制约瓶颈,他在1934年至1937年年底,担负江西农业院政务工作的同时,不断发表关于江西地区农业政策的文章,试图唤起人们改变单一的农业种植结构。全面抗战爆发后,在救国的时代召唤下,董时进在家乡四川创办《现代农民》杂志,以刊物为阵地,将解决农民物质的匮乏,启发民治思想为宗旨,担负起培育现代农民的历史使命。在这一时期,董时进利用掌握的农业专家人脉资源,在《现代农民》杂志上刊发当时国内一流的农学家关于农业知识的文章,这些文章通常以“浅说”的形式与读者见面,便于农民的阅读和理解;更重要的是,在救国的特殊时代环境中,他注重采用通俗的语言,激发农民增加生产的积极性,为国家捐献财物,让农民意识到自身应该担负的责任和义务。在启发农民救国的同时,董时进十分关注国家政策对农民权益带来的影响。特别是关于粮食价格问题,他竭力反对政府强制打压价格,认为政府的做法打击农民种植粮食的积极性,而且在百物价格皆涨的时期,唯独打压粮价,对农民是不公平的。在这一时期,他继续完善了关于农业政策的思考,提出进取主义的新农业政策,打破粮食自给政策,主张农业应该担负起维护国家富强的重任。在注重探索农民经济贫困出路的同时,董时进不断认识到农民政治力量的弱小同样应该引起重视,甚至认为培养农民的政治参与比帮助解决农业问题更急迫。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各种党派如雨后春笋,董时进认为组建政党的时机已经成熟,通过政党的形式培养农民的政治力的时机也已经到来。1947年5月中国农民党在上海宣告成立,选举董时进为党主席。中国农民党作为近代中国政党中的一个小党派,从建设性的立场出发,强调农村和城市平衡发展,发出农村不是城市的刮金板的呼声,要求政府尊重农民土地所有权,这些充满理性的政纲内容虽然难免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但与同时期各路学人只是从学术视野出发相比较,董时进显然在农民农村经济问题和农民政治权益的维护方面的思索和实践都更为深入。在规模和实力上,它自然无法与国民党和共产党相提并论,尽管如此,作为战后成立的一个主要以农业界人士领导的小型的政党,它的成立是董时进一生关于农民问题思考与实践的顶峰,也是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维护农民权益的实践上的有益探索。董时进在战后对土地问题的关注,集中在1947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时间内,他坚守土地私有制度的主要思考依据是:地主的土地是否是不劳而获所得;佃农制度是否具有明显的劣势;土地是否集中到少数地主手中;土地平均分配后生产是否一定能够提高。董时进的这些思考意见,遭到了同时代的人士的谴责和嘲讽,但这些谴责和嘲讽很难说是从科学角度给予这些问题有力的反驳。如同近代多数的知识分子一样,因为不能昧于自己的良心,他最后一次将自己对土地问题的思考意见上书毛泽东,却一直没有收到回复。本文的结论是:董时进农民思想的显着特征是将农业视为农民的职业,在这一基本认知前提下,借助进取主义农业政策和政党力量,继而从经济和政治两方面入手,积极培育传统小农向现代农民的转化,既强调农民自身的责任和义务,又强调国家应该充分尊重农民的权利,这些前瞻性的思考是其他各派农民思想中并不多见的。其思想价值的特殊意义在于:他坚守“大农国”理论,抱定中国国家经济发展道路不应以农民为牺牲品,而在其长期的与底层农民相处过程中,更进一步认识到农民要有出路,必须培养他们的政治力。
徐锦庚[8]（2017）在《大器晚成》文中提出引子百花园里摘蟠桃2013年盛夏,京西宾馆绿树掩映,花团锦簇。6月15日下午,三楼第一会议室。当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在这里召开。会议室右侧,垂着一面银幕;左侧,吊着一只花篮;正中,悬挂一条横幅,上面写着: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2007.7-2012.6）颁奖典礼。氛围既俭朴又庄重。这个5年一度的奖项,是中国传记文学创作的最高奖。在中国文学的百花园中,传记文
彭卿[9]（2016）在《中国现代“美术”观念的形成及其演变—1895-1924年的“美术”观念》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研究的是当代“艺术”观念如何形成。是一篇以“美术”为关键词切入考察,与思想史结合,运用数据库关键词研究法,经统计与分析后,对“美术”观念的形成并转型为“艺术”观念的研究。中国传统“艺术”多为技艺之意,“图画”是“艺术”之一。在洋务运动经世思想的影响下,本代表水墨丹青的“图画”转化为“图学”之意。1880年,“美术”一词从日本传入中国。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后,中国思想开始现代转型。伴随着维新变法的脚步,“美术”作为新事物被报刊新媒体大量引入中国。1900-1915年中国社会思想是中西二分二元论,“图画”又转变为“用器画”与“自在画”的意思,并随着新式教育的发展,得以公共化。西学“美术”概念与中国儒学体系两者发生互动。因“立宪”思潮的作用,“美术”意味着现代理性精神与公德,成为普遍观念。在它的影响下,“图画”与“美术”之间建立起联系,诞生新词汇“美术图画”,而后又经历了去“图”化,演化出“美术画”概念。同时,在民族主义思潮下,中国以西学“美术”为参照系,整理与归纳出中国的“美术”。1915-1924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第一个十年,“美术”成为了包含建筑、雕塑、绘画、工艺美术和中国民族美术的造型艺术名词。在“美”的影响下,“艺术”的含义从侧重于技术的传统技艺之意转化为“美的技艺”,最终包含了“美术”。在观念层面,“艺术”取代了“美术”。中国“美术”观念的形成并转型为“艺术”观念的过程,与中国现代思想形成与转型的大结构是吻合的。
袁博[10]（2014）在《近代中国水文化的历史考察》文中研究表明水是一种人类社会不可缺少的自然资源，它在人类生产、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自大禹治水起，中国历史就与水有不解之缘，在这几千年中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把治水放在治国的重要位置，形成治水文化。从这一角度讲，中国历史是一部关于水的历史。因此关于水的研究不可或缺。尤其是在当今水资源紧迫的形势下，中央多次发布文件，号召全社会重视水、解决水问题。选题的研究可为建设提供历史的经验教训，加快水文化的建设步伐。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利益的驱使下，纷至沓来。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惊醒了沉睡已久的中国人。在这炮声的背后，资本主义的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也随之东传，与传统国人的守旧、保守思想发生碰撞和冲突，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到西方思想的先进性。近代中国社会对水的态度、认识和利用的转变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中国古代历史便形成了具有丰富内容的水文化，不仅形成了一套管理高效的水政系统，保存了大量有关水文的记录，还涌现出诸多杰出的水利着作，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治水经验。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还具有神秘力量，人们把水不断神化，形成各种水神，在日常尤其是水旱灾害发生时便会祭祀、祈佑。除此之外，还形成许多关于水的哲学、文学艺术及建筑、民俗等。这些构成了传统水文化的主要内容。随着鸦片战争后国门的打开，近代中国的水文化内容也日渐体现出科学、现代化的特征。首先是各届政府逐步引进西方制度，形成现代化水政，对水的管理不断规范化。第二，随着教育救国论的兴起和传播，近代教育体系日臻完善，高等教育、实业教育得到快速发展，因此水利教育在晚清出现后，在民国时期逐步确立并发展。不仅各级工科学校课程得到完善，还出现多所专门水利学校，为近代水利发展提供了人才保障。第三，近代水利事业得到发展，不仅近代社会普遍认识到水利建设的重要性，还形成全社会讨论各地水利建设的现象，涌现出许多杰出的水利专家，同时也推动了近代水利科学技术的发展。第四，传统文化中的水神崇拜在科学日兴的近代中国仍继续存在，并体现出新特征。虽然水神信仰在近代逐渐式微，但由于民间信仰的依赖性和根深蒂固性，并不容易消除，从而形成了迷信与科学、传统与现代并存的局面。第五，通过发掘近代出版的书籍、报纸、期刊、名人着作等史料，探究近代民众对水的认识的变化。由于西方先进科学知识的传入，民众对水尤其是江河湖海、瀑布等自然事物的形成、变化有了更科学的认识和解读。近代各类报纸、杂志流行，不断向民众传播各类科学常识，其中关于各种形式的水的科学知识、文学作品等改变了人们对水传统认知，也改变了生活习惯，提升了国人素质，表现了中国水学的近代化。最后，作为特殊水体的海洋在近代中国有着重要的地位。近代中国的侵略者都是从海上入侵的，这就促使了近代中国海洋意识的觉醒。加之西方海权思想的传入，近代中国海防、海权思想也得到发展和完善。总之，水文化在近代中国既保留了传统社会的内容，又接纳了西方文化的内容，使水文化在“变”与“不变”中的不断发展。这体现了近代水文化对传统水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以及对西方近代先进水文化的引进与吸收；也既体现了传统文化的包容性，又体现了近代文化的先进性。在二元文化的影响下，近代中国的政治制度、教育体制、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民间信仰、科学文化等呈现出多元化、近代化的趋势，中国社会也向着现代、文明、科学的方向前进。
二、临安年终不关立案大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临安年终不关立案大门（论文提纲范文）
（1）清代福建官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对象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福建官刻的源流 |
| 第一节 宋元明时期的福建官刻 |
| 一、宋代福建官刻的勃兴 |
| 二、元代福建官刻的沉寂 |
| 三、明代福建官刻的繁荣 |
| 第二节 清代福建官刻的兴盛与式微 |
| 一、清初福建官刻的停滞 |
| 二、清中期福建官刻的恢复与兴盛 |
| 三、清末福建官刻的式微 |
| 第二章 清代福建道以上各级官刻 |
| 第一节 总督、巡抚、学政等刻书 |
| 一、镇闽将军 |
| 二、闽浙总督 |
| 三、福建巡抚 |
| 四、福建督学道、提督学院 |
| 五、福建布政使司 |
| 六、提督东营副总兵 |
| 七、福建按察使司 |
| 第二节 各道刻书 |
| 一、福建盐法道 |
| 二、分巡巡海兴泉永道 |
| 三、分巡巡海汀漳龙道 |
| 四、分巡延建邵道 |
| 五、分巡台厦(湾)道 |
| 第三节 晚清新设衙门刻书 |
| 一、福建官书局 |
| 二、福建通商总局 |
| 三、总理船政事务衙门 |
| 第三章 清代福建各府(州)、县官刻 |
| 第一节 闽东地区 |
| 一、福州府 |
| 二、兴化府 |
| 三、福宁府 |
| 第二节 闽南地区 |
| 一、泉州府 |
| 二、漳州府 |
| 三、永春州 |
| 第三节 闽北地区 |
| 一、延平府 |
| 二、建宁府 |
| 三、邵武府 |
| 第四节 闽西地区 |
| 一、汀州府 |
| 二、龙岩州 |
| 第五节 台湾地区 |
| 一、南明郑氏时期(1661-1683) |
| 二、台湾府时期(1683-1888) |
| 三、附台湾行省时期(1888-1894) |
| 第四章 清代福建官办书院与新式学校刻书 |
| 第一节 书院的性质、功能和书院刻书的归属问题 |
| 一、书院的性质和功能 |
| 二、书院刻书的归属问题 |
| 第二节 福州四大书院刻书 |
| 一、鳌峰书院 |
| 二、凤池书院 |
| 三、正谊书院 |
| 四、致用书院 |
| 第三节 各府(州)、县官办书院刻书 |
| 一、各府(州)、县官办书院刻书情况 |
| 二、各府(州)、县官办书院刻书举例 |
| 第四节 新式学校的出现及其刻书 |
| 一、新式学校的出现 |
| 二、新式学校的刻书 |
| 第五章 清代福建官刻的特征 |
| 第一节 版本和内容特征 |
| 一、版本特征 |
| 二、内容特征 |
| 第二节 编纂、校对和刊刻 |
| 一、官刻本的编纂 |
| 二、官刻本的校勘 |
| 三、官刻本的刊刻 |
| 第三节 刻书者的类别 |
| 一、各级官员 |
| 二、各级衙署 |
| 三、专门的刻书机构 |
| 四、书院山长等 |
| 第四节 资金的来源与使用 |
| 一、官员刻书的资金来源 |
| 二、方志刻的资金来源 |
| 三、书院刻的资金来源 |
| 四、官刻资金的使用 |
| 第五节 刻工及其特点 |
| 一、福建的刻工 |
| 二、福建刻工的特点 |
| 三、刻字费 |
| 第六节 书板的贮藏与管理 |
| 一、关于藏板的争议 |
| 二、书板的贮藏 |
| 三、藏板所有权的变更 |
| 四、不许买卖 |
| 五、官刻书板的命运 |
| 第七节 活字及其优缺点 |
| 一、福建的活字 |
| 二、活字的优缺点 |
| 第八节 官刻与家刻、坊刻之间的关系 |
| 一、官刻与家刻的关系 |
| 二、官刻与坊刻的关系 |
| 第六章 清代福建官刻本的传播 |
| 第一节 统治者对刻书业的管理 |
| 一、管制之书 |
| 二、违碍之书 |
| 三、党禁之书 |
| 第二节 官刻本的传播渠道 |
| 一、官方渠道 |
| 二、非官方渠道 |
| 第三节 官刻本的传播对象 |
| 一、上层精英 |
| 二、科举士子 |
| 三、下层群众 |
| 第七章 清代福建官刻的历史作用 |
| 第一节 巩固统治 |
| 第二节 弘扬正学 |
| 第三节 促进教育 |
| 第四节 保存文献 |
| 第五节 工艺传承 |
| 第八章 结论 |
| 附录1 知见清代福建官刻名录 |
| 附表2 清代福建建置沿革表 |
| 附表3 知见清代福建各级官员与衙署刻书统计表 |
| 附表4 知见清代福建刻工名讳一览表 |
| 参考文献 |
| 一、图书 |
| 二、学位论文 |
| 三、期刊论文 |
| 四、在线数据 |
| 索引 |
| 图索引 |
| 表索引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2）贵州士绅的形成、发展和转型研究（1413-1911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学术回顾 |
| 三、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明代贵州士绅群体的形成 |
| 第一节 贵州士绅的数量统计 |
| 第二节 贵州士绅群体形成的政治背景 |
| 第三节 贵州士绅群体形成的文化动因 |
| 第四节 贵州士绅群体形成的经济基础 |
| 第二章 清代前期贵州士绅的发展 |
| 第一节 清代前期贵州地方社会的发展 |
| 第二节 清代前期的贵州士绅与地方教育 |
| 第三节 清代前期的贵州士绅和地方公益 |
| 第三章 清末贵州士绅转型的社会背景 |
| 第一节 咸同时期贵州士绅权力的扩张 |
| 第二节 清末贵州社会环境的变化 |
| 第三节 科举制的废除 |
| 第四章 士绅与清末贵州的新式教育 |
| 第一节 近代新式教育的发展背景 |
| 第二节 贵州新式教育的萌芽 |
| 第三节 清末贵州新式教育的发展 |
| 第四节 科举废除后士绅与贵州的新式教育 |
| 第五章 清末贵州士绅的转型 |
| 第一节 清末贵州士绅的观念转变与数量统计 |
| 第二节 “留日之风,进化之机”——士绅问学路径的转变 |
| 第三节 “倡学收材杰”——由士绅到学绅 |
| 第四节 “圣门货殖亦称贤”——由士绅到绅商 |
| 第五节 “英雄时事岂相违”——由士绅到地方政治精英 |
| 第六章 从“议绅”到“议员”——清末贵州士绅和地方自治 |
| 第一节 清末立宪和地方自治的背景 |
| 第二节 士绅与贵州谘议局 |
| 第三节 议事会——地方自治的探索 |
| 第七章 “公党之个人”——清末贵州政党中的士绅 |
| 第一节 清末立宪和自治背景下的贵州政党 |
| 第二节 贵州士绅和自治学社 |
| 第三节 贵州士绅和宪政预备会 |
| 结论 |
| 一、士绅研究视野下的贵州辛亥革命 |
| 二、贵州士绅和云南、湖南士绅的比较 |
| 三、贵州士绅的特点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咸同湘军与湖湘理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文献综述 |
| 二、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三、 研究重点与创新之处 |
| 第1章 湖湘理学发展与晚清湘系集团的兴起 |
| 1.1 湖湘理学的传播和在清代的发展 |
| 1.2 晚清湘系理学经世集团的集结 |
| 第2章 湘军早期军事实践及建军思想 |
| 2.1 湘军早期军事实践活动 |
| 2.2 湘军与团练勇营 |
| 2.3 湘军建军思想初析 |
| 2.4 湘军早期建军思想与《纪效新书》《练兵实纪》 |
| 第3章 湘军：淬砺理学精神的新军 |
| 3.1 理学自救的产物 |
| 3.2 湘军理学经世思想来源的几个侧面 |
| 3.3 凝士以礼：理学导向下的湘军“节制”机制分析 |
| 第4章 以精微之意行威厉之事：理学导向下独特的湘军军事思想 |
| 4.1 儒学的转向：兵儒合流的豪侠气象 |
| 4.2 明耻教战：湘军建军治军思想的核心 |
| 4.3 湘军“兵争”思想中的儒学向度 |
| 4.4 湘军对传统兵学的继承与扬弃 |
| 第5章 湘军军系与理学 |
| 5.1 湘军军系文化表征 |
| 5.2 湘军军系文化中的“气节观” |
| 5.3 湘军发展重心转移及后期湘军军事实践 |
| 5.4 湘军军事实践中对理学的疏离 |
| 第6章 湘军创制与理学 |
| 6.1 湘军集团的理学经世思维 |
| 6.2 湘军的主要经世实践：创制 |
| 6.3 湘军创制评析 |
| 第7章 湘淮军集团的同源异流：一个理学文化视角的比较 |
| 7.1 湘淮军理学文化背景的异同 |
| 7.2 湘淮军集团价值文化取向差异 |
| 7.3 湘淮军集团不同的历史际遇 |
| 第8章 湘军集团对咸同理学的影响 |
| 8.1 湘军集团对于晚清理学融合发展的影响 |
| 8.2 湘军经世文化对理学思想的扩充和完善 |
| 8.3 湘军人物对理学学术思想的发挥与修正 |
| 8.4 重建以理学为核心的儒学人文信仰 |
| 第9章 湘军理学经世的历史地位 |
| 9.1 晚清理学复兴是儒学自身运动的结果 |
| 9.2 湘军崛起成为晚清政治格局转捩的重要枢纽 |
| 9.3 湘军集团与晚清“国运”相终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4）1980年代以来乡村的“家”及其变迁 ——以皖西南Z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1.1 问题意识 |
| 1.2 问题意识的缘起 |
| 1.2.1 私人化生活体验 |
| 1.2.2 生活者与“家” |
| 1.2.3 “乡村空心化”与“泛乡愁”叙述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差序格局”说 |
| 1.3.2 “家庭伦理”说 |
| 1.3.3 “过日子”说 |
| 1.4 研究思路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分析框架 |
| 1.4.3 关键概念 |
| 1.4.4 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
| 1.4.5 叙述章节 |
| 1.5 Z村基本面貌 |
| 1.5.1 影响Z村的文化地理 |
| 1.5.2 变迁中的Z村概况 |
| 第一章 家福、家屋与村落空间 |
| 1.1 家福 |
| 1.1.1 福与家 |
| 1.1.2 宅基地选取与风水文化 |
| 1.1.3 屋—物体系 |
| 1.2 从家屋到村落空间 |
| 1.2.1 老屋为中心 |
| 1.2.2 大集居、小聚居 |
| 1.2.3 “出场”、“家门口”与半开放公共空间 |
| 第二章 家计、生产方式及其精神意义 |
| 2.1 家户单位的劳动分工与“持家” |
| 2.2 林地资源与有限市场 |
| 2.2.1 槽场、造纸业与精神物品支出 |
| 2.2.2 竹木业与城市化 |
| 2.3 土地资源活性 |
| 2.4 八十年代的城乡差别及反转 |
| 2.5 乡村百工与“商业” |
| 2.5.1 手工业 |
| 2.5.2 村子里的“时尚” |
| 2.5.3 “商业” |
| 2.6 “在一起”劳作的精神意义 |
| 第三章 家户关系 |
| 3.1 分家与家族 |
| 3.1.1 由分家到“天下一家” |
| 3.1.2 邻居 |
| 3.1.3 兄弟情谊 |
| 3.2 互助与共享 |
| 3.2.1 借 |
| 3.2.2 帮 |
| 3.2.3 换 |
| 3.2.4 送 |
| 3.2.5 看 |
| 第四章 乡贤、在家与家乡 |
| 4.1 人格化乡村治理 |
| 4.1.1 乡贤回归动因 |
| 4.1.2 乡贤与村落社会 |
| 4.2 “在家” |
| 4.2.1 “在家”的意义 |
| 4.2.2 “在家”与伦理社会 |
| 4.3 家乡意识 |
| 4.3.1 情感结构中家的空间边界 |
| 4.3.2 从家到家乡 |
| 第五章 人口新政与乡村治理行政化 |
| 5.1 Z村的计划生育叙事 |
| 5.2 从“家国同构”到对权力的恐惧 |
| 5.3 只生一胎的动因及后果 |
| 5.3.1 只生一胎的动因 |
| 5.3.2 只生一胎的后果 |
| 第六章 家与人口外流 |
| 6.1 “靠山吃山”的衰变 |
| 6.2 “文化人”与乡村 |
| 6.3 农民工的生产与再生产 |
| 6.3.1 拥有手工业技术的第一批农民工 |
| 6.3.2 第二批农民工被“带出” |
| 6.3.3 第三批农民工出现 |
| 6.4 进城务工辐射行业及结果 |
| 6.5 “农民工”主体的生成 |
| 第七章 留守 |
| 7.1 留守儿童 |
| 7.2 留守老人 |
| 7.2.1 “天伦之乐”成为老来负担 |
| 7.2.2 进养老院 |
| 7.2.3 送老困难 |
| 7.2.4 “砸棺”与推行火葬 |
| 7.3 从在家到留守 |
| 第八章 脱嵌于乡土的家及小家庭化 |
| 8.1 与土地分离的乡村 |
| 8.2 无手工业村落生活与人情化变 |
| 8.3 家的屋舍结构及空间变化 |
| 8.3.1 实用主义家居美学 |
| 8.3.2 家居封闭性挤压公共性 |
| 8.3.3 楼房结构与小家庭意识兴起 |
| 8.3.4 个体化的起源及其反思 |
| 8.4 “过年”的流变 |
| 第九章 1990年代为分水岭的本土化信仰变迁 |
| 9.1 九十年代以前民间道教为主的信仰 |
| 9.1.1 以小农生活为本 |
| 9.1.2 保全伺农劳动力为主旨 |
| 9.2 九十年代以来佛教信仰的兴起 |
| 9.2.1 “都市欲望”与“佛教信仰” |
| 9.2.2 村里出现了和尚 |
| 9.2.3 皈依:村民从信士到居士 |
| 9.2.4 求财在祝撒内容中竞胜及信仰后果 |
| 第十章 “返乡”创业与“回家”养老 |
| 10.1 “农民工”的集体焦虑与生存心态 |
| 10.2 返乡创业 |
| 10.3 回家养老 |
| 第十一章 新乡贤共同体与乡村建设 |
| 11.1 老人带头参与公益 |
| 11.2 新乡贤共同体 |
| 11.2.1 “礼”之社交内聚化及其后果 |
| 11.2.2 家庭宴请社交 |
| 11.2.3 新乡贤共同体形成 |
| 11.2.4 新媒介与新乡贤共同体推动的乡村建设 |
| 11.2.5“亮灯工程”后续效应 |
| 11.2.6 Z村乡村建设与社会救助的启示 |
| 11.2.7 村庄整治与“美丽乡村” |
| 结语 |
| 1.1 家与“己”、村落社会的关系 |
| 1.1.1 “家”是“己”生成的原结构 |
| 1.1.2 家是村落社会自主性生活系统 |
| 1.1.3 “过日子”与家 |
| 1.1.4 “在家”与“在一起”是家实现的前提 |
| 1.2 人与家的分离 |
| 1.2.1 “共同体”及“共同体解体” |
| 1.2.2 精神创伤大于肉体抗压的伤害 |
| 1.2.3 “无主体农民工”到独立主体自我追赋 |
| 1.2.4 乡村生活系统自主性势弱 |
| 1.2.5 “自由市场”政治置换了“家政”意义 |
| 1.2.6 道教信仰祛魅到“佛佑乡村” |
| 1.3 乡愁的文化政治 |
| 1.3.1 对乡村遭遇表述危机的反思 |
| 1.3.2 乡村之眼的都市文明 |
| 1.3.3 历史性乡愁与实践性乡愁 |
| 1.3.4 “回家”的情感结构 |
| 1.3.5 “为了家”的另一种实践转向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5）清代及民国方志演剧史料研究 ——以晋、冀、豫地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目的与意义 |
| 二、研究对象的概念 |
| 三、研究现状及分析 |
| (1) 发挥方志收录戏曲史料的资料性价值 |
| (2) 正视方志演剧史料,将其作为专门研究对象 |
| (3) 专题研究关注度小,提升研究难度大 |
| 四、创新点及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方志收录演剧史料的规律与成因 |
| 第一节 方志中的戏剧生存空间与收录规律 |
| 一、方志七大门类与记录形态分析 |
| 二、修志持续性与行政等级 |
| 三、修志人对戏剧艺术的偏好 |
| 第二节 晋冀豫三省方志收录演剧史料的地域分布 |
| 一、冀北山区演剧与冀中南演艺历史 |
| 二、晋东南及晋南乡村祭赛与演剧 |
| 三、豫北的地缘优势与中原城市演剧 |
| 第二章 “礼乐文化”对方志收录戏曲资料的影响※ |
| 第一节 崇礼以作乐 |
| 一、岁时节礼演乐 |
| 二、人生仪礼演乐 |
| 三、祭礼演乐 |
| 第二节 以礼节制乐 |
| 一、捣淫祠,正祀典 |
| 二、戒艳曲,规戏剧 |
| 三、禁丧戏,厚风俗 |
| 四、止夜唱,维治安 |
| 五、革乐籍,责从良 |
| 第三节 礼崩乐坏,改良戏曲 |
| 一、维系礼乐教化 |
| 二、“反礼教”以唤醒民众 |
| 第三章 诸艺杂陈的民间演剧活动 |
| 第一节 戏曲之历史建构 |
| 一、起兴于歌舞 |
| 二、专以演故事 |
| 三、种种伎艺之综合——宋金杂剧 |
| 四、“真戏曲”——元杂剧 |
| 第二节 民间演剧活动中的戏曲元素分解 |
| 一、秧歌与社火中的戏曲歌舞元素 |
| 二、装演戏剧故事 |
| 第三节 民间演剧的闹热属性 |
| 一、“闹热性”推动戏曲建构 |
| 二、戏曲分解中的“闹热”需求 |
| 第四章 戏曲在民间演剧中的活动状态 |
| 第一节 地方土戏与客音 |
| 一、客(客音)随主(土戏)便 |
| 二、反客(客音)为主 |
| 三、入乡随俗——客音本土化 |
| 第二节 班社组织与戏曲艺人 |
| 一、自娱组织与乡民自行扮演 |
| 二、雇用戏曲班社 |
| 三、戏曲艺人之生存状况 |
| 第三节 戏曲演出之接受语境 |
| 一、接受语境之功利性与无功利性 |
| 二、客音与土戏之雅俗审美 |
| 三、虚实相生的艺术造境 |
| 第五章 民间演剧活动之空间阐释 |
| 第一节 演出空间的固化与随性 |
| 一、空间形制由外而内的固化演变 |
| 二、乡村固定剧场与临时搭建交替发展 |
| 三、固定中的随性变化 |
| 第二节 神庙戏台称谓中的社会元素 |
| 一、“舞”、“歌”以祀神 |
| 二、“乐”、“赛”之设教 |
| 三、“戏”、“剧”还本真 |
| 第三节 “会场”中的演剧文化 |
| 一、无戏则“会”不立 |
| 二、“会”多则戏多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晋、冀、豫地区方志记载演剧资料检索表 |
| 一、风土志(共799条演剧资料) |
| 二、祠祀志(共283条戏楼资料) |
| 三、艺文志(共410条演剧材料) |
| 四、财政志(共89条戏捐资料) |
| 五、人物志(共71条演剧资料) |
| 六、民政志(共21条演剧材料) |
| 七、杂志(共25条演剧资料)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6）地位、观念、角色 ——社会变迁中的明代商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问题提出 |
| 二 相关研究 |
| 三 研究意义与论文框架 |
| 第一章 明代的商业政策 |
| 一 明太祖的商业政策及对商人的态度 |
| （一）基于“重农”视角的“禁末”心态 |
| （二）建立商业贸易制度法规 |
| （三）实施“禁海”的本意 |
| 二 永乐到万历中期的商业管理和商税征收 |
| （一）永乐至宣德时期 |
| （二）正统至正德时期 |
| （三）嘉靖至万历中期 |
| 三 明中后期皇权滥用对商人的侵剥及朝臣的恤商建言 |
| （一）广派税使 |
| （二）强佥商役 |
| （三）苛征官木 |
| 小结 |
| 第二章 明代士大夫对商税征收的认识 |
| 一 对关市征商的基本看法 |
| （一）阐释关市缘起及其社会职能 |
| （二）提倡商民一体同视 |
| （三）批评病商弊政 |
| 二 加强榷政监管及施惠商民的言行 |
| （一）强化监管 |
| （二）惠恤商民 |
| 三 对商税价值功用、征缴方式及农商关系的新思考 |
| 小结 |
| 第三章 明代商人的法权地位 |
| 一 法律规范下的商人权利地位 |
| （一）服饰规定与路引制度中的“抑商”含义 |
| （二）法律典章对商业行为的规范及商人权益的保护 |
| （三）科举应试中“商籍”的确立 |
| 二 商事诉讼中商人的法权地位 |
| （一）以苏州工商业碑刻为例 |
| （二）以《盟水斋存牍》为例 |
| 小结 |
| 第四章 明代国家同商人的合作 |
| 一 盐法运行中的官商合作 |
| （一）开中法确立的官商合作架构 |
| （二）“叶淇变法”对官商合作方式的适应性调整 |
| （三）盐法改革对商人内部及官商利益关系的平衡 |
| （四）士大夫对盐政运行中官商合作的认识 |
| 二 茶法运行中的官商合作 |
| （一）茶法运行概况 |
| （二）朝臣对茶法运行中官商合作的建议 |
| 三 其他方面的官商合作 |
| 小结 |
| 第五章 明代的士商关系 |
| 一 士大夫对经商治生的价值肯定 |
| （一）认可商人职业的社会功用 |
| （二）承认士人治生之需 |
| 二 基于义利之辨士大夫对士商关系的评价 |
| （一）阐发义利相通理念 |
| （二）“公义”维度下的商人道德事功评判 |
| （三）对商人理财经世才能的赞许 |
| 三 士商融合的表现及内涵 |
| （一）士商阶层的双向互动 |
| （二）士大夫家族的从商经历 |
| （三）士商融合的内涵 |
| 小结 |
| 第六章 明代商人的价值取向与社会角色 |
| 一 儒贾择业中的现实考量 |
| （一）着眼于生活境遇和个人资质的儒贾取舍 |
| （二）儒贾相济的积极意涵 |
| 二 对儒贾关系的理解 |
| （一）期以儒显 |
| （二）认同儒家价值理念 |
| （三）勉为儒贾、廉贾 |
| 三 经营处世的品行才具 |
| （一）孝悌行义 |
| （二）笃实诚信 |
| （三）德才兼备 |
| （四）对儒术、贾道的会通与实践 |
| 四 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 |
| （一）赈济捐施 |
| （二）御患抗倭与议策盐政 |
| （三）参与地方及国家庶务 |
| 小结 |
| 结论 |
| 一 明代商人、商业与帝制体系基本关系 |
| 二 明代士大夫对商人、商业的评议及士商关系面貌 |
| 三 明代商人的价值认同与社会角色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7）董时进农民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与概念解释 |
| 四、研究重点、难点 |
| 五、内容安排 |
| 第一章 近代中国农民问题与董时进的“农缘” |
| 一、近代中国农民问题 |
| (一) 农民经济的落后 |
| (二) 农民政治力量的弱小:利益代言人角色之失缺 |
| (三) 农民生存社会环境的恶化 |
| 二、董时进的“农缘” |
| (一) 家乡:新旧交替之际的传统农业区 |
| (二) 家庭:善于经营农业的殷实人家 |
| (三) 个人机缘:农趣日增 |
| 第二章 北洋时期董时进的大农国理论 |
| 一、近代中国农学教育的兴起 |
| 二、“要使劳力用于报酬最厚的地方” |
| (一) “兴农”更迫切的时代舆论 |
| (二) “困农民即所以危国本” |
| (三) “董恽之争” |
| (四) 《食料与人口》 |
| 三、大农国理论 |
| (一) 与章士钊形似神异:被误解的后“甲寅派” |
| (二) 大农国理论 |
| 第三章 南京十年时期董时进对农民农业出路的探索 |
| 一、农村合作对于农民之重要 |
| (一) 提倡合作事业 |
| (二) 开设农村合作教学 |
| (三) 思想和实践的成果:《农村合作》 |
| (四) 对“自上而下”合作运动的意见 |
| 二、调查、研究与讨论 |
| (一) “农村朋友”协助下的大样本抽样调查 |
| (二) 学术着作:《中国农业经济学》 |
| (三) “旅行”、“居住”式考察中加深认识 |
| (四) 与吴景超关于“农业机械化”论争 |
| 三、农业学术与农业建设冶为一炉之实验:创办江西农业院 |
| (一) 江西农业院的创办 |
| (二) 《江西农讯》中的思想 |
| 第四章 农民与救国:董时进培育现代农民的思想和实践 |
| 一、要解决平民生计问题,必须赶办平民教育 |
| 二、创办启发农民现代化的杂志 |
| (一) 《现代农民》杂志的创办 |
| (二) 如何利用刊物以及通过政府力量扩大销量 |
| 三、抗战救国中农民与国家的关系 |
| (一) 动员农民积极抗战 |
| (二) 反对政府抑制粮价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 |
| (三) 要求政府修订农民节 |
| (四) 屡次呼吁合作社不应该为外人包办 |
| (五)农民民治思想之启蒙 |
| 四、“现代农民”之榜样:董时进创办大新农场 |
| 五、极力鼓吹农政机构合理化 |
| (一) 运动设置农务部 |
| (二) 鼓吹农政机构合理化 |
| 六、进取主义新农业政策与国家国防之关系 |
| (一) 新农业政策的依据 |
| (二) 新农业政策主要内容 |
| (三) 新农业政策与国家国防之关系 |
| 第五章 农民与建国:组建中国农民党及坚定土地私有政策 |
| 一、中国农民党成立之前奏 |
| (一) 董时进等积极壮大农协会力量与政府之忽视 |
| (二) 《现代农民》读者之呼声:成立农民的政党 |
| 二、利用政治力量维护农民权益:董时进组建中国农民党 |
| (一) 加强农民政治力量的重要及加入中国农民党的手续 |
| (二) 农民党的政治活动及对政府的监督批评 |
| (三) 农业界知识分子与中国农民党的互动 |
| (四) 社会舆论下中国农民党的定位:农民职业的政党 |
| 三、董时进关于土地私有政策的思考 |
| (一) 地主是否应该一律盲目被打倒 |
| (二) 佃农的效率是否劣于自耕农 |
| (三) 二五减租是否能够促进生产事业 |
| (四) 农民的土地私有权是否应该得到尊重 |
| (五) 土地改革争议达到沸点状态下的不时髦之音 |
| 结论 |
| 一 国家现代化建设视野下董时进农民思想的历史价值 |
| 二 代言人角色之尴尬:董时进培育现代农民的现实困境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中国现代“美术”观念的形成及其演变—1895-1924年的“美术”观念（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现代“美术”观念的起源 |
| 1.1 从经世“画图”到公共“图画”教育 |
| 1.2 经世思想与“美术”的传入 |
| 1.3 “二元论”思想形成与知识精英的“美术”观 |
| 第二章 从立宪到共和：“美术”观念的成熟 |
| 2.1 绅士权利扩大化：公共空间的“美术”实践与精神追求 |
| 2.2 中国美术学的建立与发展：“美术”与经学的碰撞 |
| 2.3 共和思潮中的“真”与“美术” |
| 第三章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美术”观念的演变 |
| 3.1 民主思潮与蔡元培“美育”观念的演变 |
| 3.2 “美术革命”与“美术”内容的变化 |
| 3.3 科学主义与自由主义下美的艺术观之流行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一、1895－1924年重要“美术”消息 |
| 二、《新青年》（1915-1924）中的“艺术”消息 |
| 三、《北洋官报》（1901-1911）重要“图画”消息 |
| 致谢 |
（10）近代中国水文化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章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水文化 |
| 第一节 中国历代对水资源的管理 |
| 一、历代水官 |
| 二、历代水利法规和制度 |
| 第二节 中国历代对水文的记录和研究 |
| 一、先秦文献中的水文记载 |
| 二、正史中的水文记载 |
| 三、地理着作中的水文记载 |
| 四、历代水利专着 |
| 五、其它着作中的水文记载 |
| 第三节 中国历代水利与农耕文明 |
| 一、治水传说与春秋战国时期水利事业的初步发展 |
| 二、秦汉时期水利工程的蓬勃发展 |
| 三、隋唐时期水利工程的普遍发展 |
| 四、宋元时期水利事业的繁荣 |
| 五、明至清前期的水利成就 |
| 第四节 中国历代水崇拜 |
| 一、水与水神家族、水神神话 |
| 二、历代水神祭祀与水神庙 |
| 第五节 中国历代“水”文学 |
| 一、诸子论水 |
| 二、诗词歌赋中的水 |
| 三、祈雨文 |
| 第六节 其它领域的水文化 |
| 一、水与音乐 |
| 二、水与绘画 |
| 三、水与古典园林 |
| 四、其它方面的“水” |
| 小结 |
| 第二章 近代中国的水政 |
| 第一节 晚清对水资源及利用的管理 |
| 一、晚清河政变化 |
| 二、晚清漕运 |
| 三、晚清水政其它方面的变化 |
| 第二节 民国初期的国家水政 |
| 一、北京政府时期的水政 |
| 二、水政统一之前：南京政府时期的水政 |
| 第三节 南京政府时期全国水利行政之统一 |
| 一、建设委员会的努力 |
| 二、水利行政统一之经过 |
| 三、水政统一之后：南京政府时期的水政 |
| 第四节 民国时期水利行政之评价与思考 |
| 一、水利行政统一之评价 |
| 二、水利行政建设之特点 |
| 三、关于流域管理体制 |
| 第五节 近代水法规 |
| 一、晚清水法规和制度 |
| 二、民国水法规 |
| 小结 |
| 第三章 近代中国水教育 |
| 第一节 近代中国水利教育的萌芽与确立（1875—1912） |
| 一、近代水利教育初露端倪 |
| 二、晚清学制中的水利教育 |
| 第二节 中国近代水利教育的确立（1912—1922） |
| 一、壬子癸丑学制的出台 |
| 二、实业教育体系中的水利教育 |
| 第三节 中国近代水利教育的发展（1922—1937） |
| 一、壬戌学制时期（1922—1927） |
| 二、壬戌学制颁布后相关法规的颁布和修正(1927—1937） |
| 第四节 抗战时期的中国水利教育（1937—1949） |
| 一、抗战时期水利教育的发展 |
| 二、战后水利教育事业的艰难发展 |
| 第五节 近代水利教育机构举例 |
| 一、河海工程测绘养成所 |
| 二、河海工程专门学校 |
| 三、河南水利工程专科学校 |
| 小结 |
| 第四章 近代中国水利文化 |
| 第一节 近代中国对水利的认识 |
| 一、近代关于水利概念之认识 |
| 二、近代关于水利作用之认识 |
| 三、近代关于水利建设之认识 |
| 四、近代关于古代水利之研究 |
| 五、近代关于西方水利之介绍 |
| 第二节 近代全国水利建设之研究 |
| 一、近代关于各省水利建设之研究 |
| 二、近代关于各流域水利建设之研究 |
| 第三节 近代水利科学技术的发展 |
| 一、早期外国传教士的传播 |
| 二、西方新技术的引进及在中国的应用与发展 |
| 三、聘请国外水利专家 |
| 四、派遣留学生 |
| 五、近代水利技术研究机构的设立 |
| 六、近代关于水利技术书籍的出版 |
| 第四节 近代主要水利人物研究 |
| 一、林则徐兴办水利 |
| 二、左宗棠督办水利 |
| 三、张謇倡导治淮 |
| 四、孙中山与近代水利 |
| 五、李仪祉与近代水利发展 |
| 六、冯玉祥水利实践与水利思想 |
| 七、张含英与黄河治理 |
| 八、近代其他水利专家 |
| 小结 |
| 第五章 近代中国的水神崇拜 |
| 第一节 近代中国水神崇拜 |
| 一、晚清时期的水神崇拜 |
| 二、民国时期的水神崇拜 |
| 第二节 近代中国的水旱灾害与水神崇拜 |
| 一、近代水灾和水神崇拜 |
| 二、近代旱灾和水神崇拜 |
| 第三节 近代水神之治水英雄崇拜 |
| 一、近代大禹崇拜 |
| 二、近代李冰与二郎神崇拜 |
| 第四节 近代水神崇拜的社会功用和文化阐释 |
| 一、近代水神崇拜的社会功用 |
| 二、近代水神崇拜的文化阐释 |
| 三、传统与现代撞击下的水神崇拜 |
| 小结 |
| 第六章 近代中国的水认知 |
| 第一节 近代国人对“水”的认识 |
| 一、西方传教士对“水”的宣传 |
| 二、近代外文报纸中的“水” |
| 三、近代国人眼中的“水” |
| 四、近代关于“水”的书籍 |
| 第二节 近代中国社会对“江”的认识 |
| 一、近代报刊杂志中的“江” |
| 二、近代报刊杂志中的“扬子江” |
| 第三节 近代中国社会对“河”的认识 |
| 一、近代报刊杂志中“河” |
| 二、近代报刊杂志中的“黄河” |
| 第四节 近代中国社会对“湖”、“瀑”的认识 |
| 一、近代报刊杂志中的“湖” |
| 二、近代报刊杂志中的“瀑” |
| 小结 |
| 第七章 近代海洋文化 |
| 第一节 近代中国海防思想 |
| 一、鸦片战争时期中国海防思想的萌芽 |
| 二、鸦片战争结束到辛亥革命前中国海防思想的发展 |
| 三、民国时期中国海防思想的缓慢发展 |
| 第二节 近代中国国民海洋意识的觉醒 |
| 一、近代国民海防意识的觉醒 |
| 二、近代国民海权意识的觉醒 |
| 第三节 近代中国社会对“海”的认识 |
| 一、关于“海”的自然常识 |
| 二、近代报刊中关于“海”的文章 |
| 第四节 中国近代海洋科学成就 |
| 一、近代中国海洋学发展概况 |
| 二、近代中国的海洋调查 |
| 三、近代中国的物理海洋学 |
| 四、近代中国的海洋地质学与海洋地理学 |
| 小结 |
| 结语：中国水文化之近代化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学术论文 |
| 后记 |
四、临安年终不关立案大门（论文参考文献）
- [1]清代福建官刻研究[D]. 徐长生.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 [2]贵州士绅的形成、发展和转型研究（1413-1911年）[D]. 王国梁. 云南大学, 2019(09)
- [3]咸同湘军与湖湘理学研究[D]. 汤浩. 湖南大学, 2018(06)
- [4]1980年代以来乡村的“家”及其变迁 ——以皖西南Z村为例[D]. 方旭东. 上海大学, 2018(02)
- [5]清代及民国方志演剧史料研究 ——以晋、冀、豫地区为例[D]. 王琳. 山西师范大学, 2017(06)
- [6]地位、观念、角色 ——社会变迁中的明代商人[D]. 常文相. 东北师范大学, 2017(12)
- [7]董时进农民思想研究[D]. 朱子静.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5)
- [8]大器晚成[J]. 徐锦庚. 时代文学, 2017(02)
- [9]中国现代“美术”观念的形成及其演变—1895-1924年的“美术”观念[D]. 彭卿. 中国美术学院, 2016(02)
- [10]近代中国水文化的历史考察[D]. 袁博. 山东师范大学, 201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