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孩子的经济成本:转型期的结构变化和优化（论文文献综述）
王雯慧[1]（2021）在《城市家庭0-3岁儿童养育成本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山东省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王玉龙[2]（2020）在《空间善治：转型期城市邻避型空间冲突及治理研究》文中提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公民权利意识、环境意识的提升,“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邻避现象逐渐成为我国城市面临的典型治理挑战。尽管近年来城市转型逐渐推进,指向对邻避现象背后“增长主义”城市发展逻辑的终结,但后者诱发的邻避现象却在这一过程中呈现出“普遍化”“常态化”“地方化”等新的发展态势,并进一步成为制约城市转型发展的阻力,使得转型城市面临“新邻避情境”。邻避现象的新态势反映了在产业布局、公共设施建设等城市空间利用中,多元主体围绕空间的生产与利用所形成的冲突,由此邻避冲突可以说是城市转型中一类典型的空间冲突。伴随着城市的发展转型,邻避现象逐渐超越其群体性抗争行动特征带来的“维稳”主题,成为制约城市产业布局与升级、阻碍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提升的显见转型阻力,并导致城市转型中地方政府治理目标同治理效能间的异化。这要求立足于转型期邻避现象的问题呈现、城市转型的空间实质、基于社会发展而非社会维稳的冲突治理,以考察转型城市“新邻避情境”的治理议题。邻避治理逐渐超越如何回应和化解冲突本身,而指向如何通过对邻避冲突的治理推进社会转型与可持续发展,即在当前城市转型的空间重塑过程中,如何通过对邻避型空间冲突的治理,实现城市可持续的转型与发展。考察城市转型的空间实质是分析邻避型空间冲突的理论起点。当前城市的转型实际上就是城市空间重塑的过程。品质化发展和现代化治理,是当前城市转型的主要进路,前者指向“生产怎样的空间”,后者则指向“怎样生产空间”的问题,这是考察邻避型空间冲突必须回应的时代背景。在理论上说,城市空间生产的建构性认知特征和政治性过程特征,内在地存在着空间冲突的张力,空间生产理论对这一问题的揭示,成为解释邻避型空间冲突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邻避型空间冲突从概念上看,呈现出三个方面的理论内涵,一是将冲突的起点从设施的属性拓展至设施推动的地方邻避空间生产,以及这一过程对地方空间“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开发和利用方式;二是将冲突的性质拓展至多元主体所展开的空间抗争;三是将冲突的治理延伸至城市尺度的发展价值实现和空间治理。在邻避空间的生产中,基于不同空间利用方式中产权关系的差异,可区分为“增量型”和“存量型”两类具体的邻避空间生产情境,两类情境下的邻避空间生产在空间利用方式、主要设施类型等方面的情境表现各不相同,对于城市发展带来的冲突影响和治理挑战也有所差异。这意味着在邻避空间生产中,多元主体的认知差异和行动冲突发生的逻辑也有所差异,进而两类情境下的冲突治理往往意味着地方政府差异性的治理路径、治理策略和治理工具关注。“增量型”邻避空间生产表现为通过设施的规划建设决策,将邻避空间嵌入到既有的地方空间社会结构之中,由此引发空间抗争,也是当前最为普遍的邻避型空间冲突形式。由于“增量型”邻避空间生产及冲突情境呈现出明显的“截面式”特征,因此综合考虑情境特征、设施类型、案例特征等因素,选择四起典型案例进行跨案例比较研究。研究发现,“增量型”冲突主要围绕“建设决策”这一焦点展开,“公众—政府”之间的空间冲突是其重要的抗争形态。空间抗争的权利诉求集中在经济利益与决策参与等方面,针对设施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获得财产补偿、了解决策过程。空间抗争的权力诉求集中于建设决策制定中行政权力运作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在此基础上通过否认程序的正当性以拒绝由此产生的地方空间生产结果。空间价值诉求则强调新建设施所推动的地方空间生产的非正义性,通常涉及决策程序同政策质量、精英利益与公众需求、决策立场与地方实际等方面的脱节。针对空间冲突所采取的治理行动,也面向差异化空间诉求形成了多元的治理举措,面向财产权抗争的空间治理主要寻求地方公众经济利益关系的重塑,面向财产权抗争的空间治理则试图寻求信息供给下的认知重塑,而面向权力抗争的冲突治理则试图瓦解和重构抗争权力的动员基础,面向价值抗争的空间治理则试图寻求空间生产决策程序正义的论证。总的来说,“增量型”邻避空间生产中的冲突及其治理,主要在于对相关的发展决策进行解释辩护以争取公众认同与地方支持,弥合政府、公众之间的空间关系。同时,地方政府常常选择将设施运营方、建设方纳入治理伙伴,利用后者提供的建设优化、技术解释、运营保障寻求有效的空间治理。“存量型”邻避空间生产主要表现为在城市发展进程中,由于地域扩张和人口集聚等因素,许多原本地处城市偏远地区的既有设施逐渐被城区建设所包围,其生产过程中的环境影响因而逐渐演变为邻避空间,成为当前转型城市邻避型空间冲突的新趋势。由于“存量型”邻避空间生产及冲突情境呈现出明显的“历时性”演化特征,因此选取一起地方上的“呼吸之争”事件进行个案考察。研究发现,“存量型”冲突主要围绕“设施运营”这一焦点展开,并且随着从日常性污染到安全事故暴发的风险加剧,空间冲突的表现与抗争逻辑也不断升级,集中表现在空间冲突从针对生产运营活动结果、以健康权为代表的空间利益抗争、频发但议题和冲突规模有限的“常态化”抗争向“激烈化”冲突转变,后者在权利维度上,表现为地方公众对当前空间生产过程所生产出的空间结果的权利诉求,包括对所受空间影响的知情权、对空间冲突主体的监督权、以及推动空间结果调整的政策参与权等;在权力维度上指向地方公众、企业、地方政府等空间主体分别利用话语、经济、决策等权力资源,试图推动最大化满足自身空间需求的空间建构;在价值维度上,表现为对空间结果非正义性的价值争论。对“存量型”邻避空间生产中的冲突治理,地方管理者主要试图将空间冲突纳入企业运营优化为枢纽的治理框架下,通过应急性的监管、处罚以快速回应和平息动员起来的社会力量与舆论不满;采取日常性、常态化的监管行为与监管机制,以识别冲突风险并及时动态回应;通过引导企业转型升级在客观上削弱邻避空间的地方影响,以地方社会结构调整、空间重塑消解空间冲突的动员基础。邻避空间生产的差异化情境带来了多元化的空间主体关系、差异性的主体空间认知和多维度的公众抗争指向,地方政府因此面临着复杂性的治理要求和治理挑战。复杂性的治理情境也随之导致了空间主体间复杂的行动方式,多元主体在邻避型空间冲突及治理互动中,交织着管理主义与发展主义的双重驱动,邻避型空间冲突的治理也由此涵盖了基于结果的空间概念差异弥合、基于过程的共识塑造机制建设、基于发展的社会融入与身份认同等多重导向。对邻避型空间冲突中的治理工具考察发现,一方面在具体情境中仍存在“干预性有余,协同性不足”“管理导向有余,发展导向不足”等问题,另一方面,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政策变革,也推动了邻避型空间冲突相关治理工具的优化发展趋势。因此,邻避空间治理实际上就是在结果导向下弥合空间概念差异,在过程导向下构建共识塑造长效机制,在发展导向下实现城市融入与身份认同,并由此将邻避型空间冲突相关治理工具的改革趋势,切实转化为面向邻避型空间冲突的治理效能提升。一是规划品质提升下的空间要素配置优化,充分发挥“国土空间规划”在邻避空间治理中的基础性优势,在差异化治理情境下保障规划工具所发挥的治理效能;二是依托决策优化的共识塑造长效机制建设,以邻避空间治理推动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的充分转化,完善邻避设施空间生产的决策机制,优化邻避治理体系,发挥社区在决策优化中的治理潜力,提升邻避治理能力;三是以邻避设施为纽带的空间利益共同体与城市融入,在邻避空间生产中推进地方公众基于“效益共享”的空间概念建构,建构依托回馈机制的效益共享空间关系,推进共享发展的空间要素重构。
王紫玥[3]（2020）在《中国家庭出国留学选择行为的社会学分析》文中指出现阶段,受全球化趋势的影响,“留学”已经逐渐成为中国学生接受教育的一种新形式。有观点认为“留学”是时代发展和教育理念包容化的产物,它的潜在优势和发展前景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学生有机会在不同于本国的教育体制下深造学习,感受多样的文化氛围,在更广阔的世界发挥自己的无穷潜力。但也有家庭对此持消极态度,因为留学所需要的高额成本和持续的精力投入一定程度上会成为家庭的负担,甚至会影响一个家庭原本的生活质量;加之教育结果的呈现具有滞后性和不确定性,斥巨资出国学习很可能无法得到家庭原本期望的教育结果。两种观点共同影响和作用在每一个考虑过“留学”的家庭中,因此无论家庭是否做出了“留学”的决定,都不是源于一时冲动,而是深思熟虑的产物,是子女和父母在综合考虑各方因素和可能性的条件下产生的结果。本文围绕“出国留学”这一教育现象,聚焦家庭做决定的行为过程,通过研究不同的选择背后的影响因素来探讨“留学热”这一趋势是否具有合理性。为了进行研究结果的比对（留学和不留学）,本研究选择了可以深入了解受访者态度、经历和情感的半结构化访谈法,采访了已经有留学经历的家庭和有过留学想法但最终未能实现的家庭,访谈过程由父母与子女共同完成。同时,本研究立足于现有的理论成果,将不同于经济学意义上的“社会学理性选择”作为研究的理论框架,引入除经济成本和未来可能获得的收益之外的其他因素,例如家庭的社会性目标、可利用的资本、会产生结构性制约的环境和情境要素以及文化的影响,在实践基础上对现有理论进行补充和完善。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选择出国留学的家庭,还是最终未能出国的家庭,在做出决定的过程中都是“理性”的。尽管家庭之间的教育理念和投入行为具有差异性和变化性,在决定过程中也都被不同的选择目的和理性类型所主导,但他们都具有明确的行为目的,且在社会性因素的制约下,家庭成员能够适应情境变化,根据实际情况和资本获取程度及时调整甚至改变行为选择,力图做出使自身“最大化满意”的决定。
张雅欣[4]（2019）在《我国转型期社会信任微观机制与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社会信任是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的一个重要组成要素,是其他社会资本如社会网络和规范的重要基础,也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前进推动力量和价值观念态度体现。同时,社会信任更是公共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劳动经济学、文化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等经济学科的重要研究范围。社会信任是人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它影响人们的经济交流和对社会生活的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凝聚力和社会团结度。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人民生活不断提高的同时,居民的社会信任问题却遭遇了极大的挑战,具体表现为社会信任问题层出不穷、居民的社会信任程度普遍不高以及不同社会阶层的居民社会信任程度分化明显等。在当今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指导和实践引导下,社会信任的提升成为一项十分重要的议题。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信任低下正是社会资源分配不均衡而诱发的社会认知危机的一种重要体现。由于我国居民的整体社会信任状况持续低下,增加了交易成本,易引发诸多经济问题和社会矛盾。因此,社会信任的重要性与社会信任的缺失需要学术界更多的关注,这一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我国正处于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状况和社会结构面临多方位的调整和变化:经济较发达地区流动人口的不断增长,高等教育资源在地区之间的分配不均带来的居民受教育程度差距变大,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的生育意愿突然释放带来的家庭人口结构变化。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问题表现为人口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转变。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出发,本文认为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平衡问题的存在主要是由于社会经济资源的稀缺和竞争而造成社会认知的“差异化”,导致不同社会地位和城乡身份、家庭背景和社会层次的居民的社会信任产生差异。鉴于上述现实背景,本文结合改革开放以来面临的人口流动性较大、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和多子女家庭同胞之间应对家庭内部资源分配所产生的竞争三大现状,围绕影响社会信任的微观机制和影响因素的研究展开,主要研究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焦点现象带来的居民社会信任水平变化。具体地,本文的研究工作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第一,聚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三个社会焦点现象,试图从人口流动经历、高等教育资源分配和家庭人口结构差异这三个不同层次辨析它们对居民社会信任的作用机制与演变机理,凝练出经济社会转型背景下的社会信任问题研究。第二,考察个体的人口流动经历对其社会信任的影响方式和机理,使用微观调查数据检验个体的流动经历对于其社会信任的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上述关系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异质性,从短期个人经历和社会融合度的角度讨论人口流动现象对社会信任的微观影响机制,并考虑个体回迁经历、受教育水平差异、户口登记地迁移变动的权变作用。第三,探究高等教育资源地区间分配不均对于居民个体的社会信任的认知传递效应。具体而言,本文一方面结合微观调查数据和宏观数据,研究省际间高等教育的发展不平衡是否会降低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且该作用是否呈现出年龄、受教育水平、社会阶层以及城乡差异。另一方面,本文以1999年出台的高校扩招政策为准自然实验,结合高校扩招政策带来的城乡居民高等教育受益不均等,探知高校扩招政策在使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的同时,是否通过加剧高等教育资源分配的城乡不均而降低了居民的社会信任。第四,解析家庭人口结构差异对于居民社会信任的影响。本文采用兄弟姐妹的存在性和数量特征的差异诠释家庭人口结构差异的背景下的家庭资源在同胞之间的分配和竞争,可能会对居民社会信任程度的差别造成影响,并研究这种差别是否受到家庭生育偏好的影响,以及是否存在城乡和性别的异质性,进一步分析居民所生活的城市规模的机制影响。全文共设置为七个章节,各章节的具体内容安排如下:第1章:导论。本章首先对文章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进行介绍,随后介绍研究思路和框架以及各章节安排,最后阐述本论文的主要创新点和不足之处。第2章:我国转型期社会信任微观机制和影响因素研究的经济学动因分析。本章主要介绍和阐释社会信任研究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地位,阐释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的三个维度变量的概念内涵和外延,以及它们影响居民社会信任的逻辑关系。第3章:国内外相关文献回顾和述评。本章首先对社会信任的概念、分类及其测度进行系统的梳理,总结社会信任研究在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回顾和梳理影响居民社会信任程度的地区发展水平、个体特征、博弈、收入不平等因素等宏微观因素。第二,梳理社会资本的概念和相关研究。第三,分别从人口流动、高等教育资源分配、家庭人口结构差异三个具体视角,引出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信任的可能影响因素。最后,对所有上述内容进行总结和述评。第4章:人口流动与个体社会信任的研究。本章使用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 2014）,考察人口流动对社会信任的影响。主要对比研究有过流动经历和未发生过流动的人群,其社会信任的程度高低。并研究有人口流动经历群体的社会信任状态是否呈现出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异质性。另外,本章进一步考虑了回迁、“人户分离”对社会信任影响的差异,以及对流动人口的教育文化差异进行了异质性分析。最后,本章从社会融合度、语言类型及二者叠加的角度讨论了人口流动现象对社会信任的影响机制。第5章: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与个体社会信任的研究。本章主要使用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并结合省际高等教育相关数据,研究高等教育资源在地区间的分配不均对居民社会信任的影响。具体而言,本章研究省际间高等教育的发展不平衡是否会降低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且该作用是否呈现出年龄、受教育水平、社会阶层以及城乡的差异。进一步地,本章以1999年出台的高校扩招政策为准自然实验,研究由高校扩招政策带来的城乡教育资源及发展不均衡对居民社会信任的影响。探知高校扩招政策在使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的同时,是否加剧了高等教育机会的城乡不平等,从而降低了居民的社会信任。第6章:家庭人口结构与个体社会信任的研究。本章以兄弟姐妹的存在性和数量特征的差异为例,从家庭资源竞争的角度诠释家庭人口结构差异的背景下,居民社会信任程度的差别。并且研究兄弟姐妹的不同特征与社会信任程度的关系是否受到家庭生育偏好的影响,以及是否具有城乡和性别的异质性,在此基础上检验城乡差异和性别差异的边际作用,以及城市规模在家庭内部兄弟姐妹数量特征与个体社会信任之间的机制作用。第7章:全文结论、政策建议及研究展望。本章针对上述章节所作的研究和阐述进行总结,针对本文所得到的研究结论对于如何提升我国居民的社会信任、增进社会公平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并指出本文的不足以及对未来相关后续研究的展望。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有人口流动经历的人群与未流动过的人群相比,其社会信任程度更低,社区内外地人所占比例测量的社区居住隔离程度和社会融合度,以及下班后使用的语言类型是否为非本地方言测量的地域文化差异是其中二者关系的重要机制变量。即人口流动经历对社会信任产生负向的影响,其中的解释机制与流动人口群体和本地居民之间的社会融合,以及流动人口群体能否突破语言障碍相关。流动人口对社会普遍信任和小区邻居信任产生了异质性的时间负面影响,短期内的人口流动行为对社会普遍信任程度没有显着影响,而随着流动时长的增加,移民对小区邻居的不信任程度降低。对人口流动的空间异质分析发现,跨省流动人口的社会普遍信任程度和对小区邻居的信任程度均低于跨市流动和跨县流动。通过流动人口回迁经历的异质性检验,本文认为具有回迁经历的流动人口对邻居的不信任状况有所改观,没有回迁经历的流动人口对邻居更加不信任。通过高技能流动人口和低技能流动人口的社会信任比较的异质性检验,本文发现,低技能流动人口的社会信任状况更差。通过对流动人口是否有过户口登记地迁移变动的异质性检验,本文发现“人户分离”的流动人口的社会信任状况更差。第二,高等教育资源在各省的分配不均直接导致居民入学机会和求学质量的差异,高等教育资源越丰富和集中,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越高,反之,高等教育资源越匮乏,带来的居民社会信任水平越低。另外,高校扩招政策作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和教育制度变革中的“准自然实验”,其初衷是为了增加高等教育资源的供给,提高居民的受教育程度,从而提升整体的国民素质,却在实际实施的过程中,忽略了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和受益不均,使不同阶层的居民在获取高等教育资源的成本产生差异,客观上造成了高等教育的不平等,对农村出身的居民造成社会信任水平的降低。第三,原生家庭中有兄弟姐妹的个体社会信任水平明显低于独生子女个体。特别地是,兄弟姐妹的特征影响社会信任呈现出城乡和性别的显着异质性。城镇居民同农村居民相比,城镇居民的社会信任受到兄弟姐妹数量的影响较大;男性居民同女性居民相比,男性居民的社会信任受到兄弟姐妹数量的影响较大。通过检验城市规模机制,本文发现大城市代表的公共资源稀缺和激烈竞争对男性居民社会信任的影响存在负向作用。本文的主要创新点主要体现在选题视角的创新、研究内容的创新、变量指标的创新,具体概括如下:第一,选题视角的创新。本文构建了我国经济和社会转型期居民社会信任影响因素的系统性理论框架,考虑到社会信任概念的复杂性、多变性特点,从微观个体情感认知研究和宏观经济社会背景研究相结合的独特视角出发,将这个具有重大意义且富有中国特色的课题有机结合,整合了以往社会信任微观机制和影响因素的碎片化研究。第二,研究内容的创新。本文结合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这一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微观调查数据库和其他相关宏观经济数据集,分别从人口流动经历引发的社会认知差异、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引发的教育资源感知差异、家庭人口结构差异引发的个体资源竞争意识差异这三个表示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重大社会变革的指标,研究它们对居民社会信任的影响,考察个体社会信任水平的变化及其演变机理,探讨居民社会信任的微观影响机制,对整体提升我国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的具体举措实施提供了理论和实证研究依据。第三,变量指标的创新。本文结合现有文献,根据所要研究的反映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三大社会焦点问题,分别构建了个体人口流动经历指标、高等教育资源不均衡指标、兄弟姐妹数量特征指标等多个变量,对我国转型期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刻画描述,在指标构建和变量运用上提供了新的思路。
艾娣[5]（2019）在《中国经济增长的社会成本 ——基于交互效应PSVAR模型的分析》文中研究表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的物质需求已基本得到满足,家庭幸福、社会安全以及环境健康等社会性需求成为新时期人民生活的基本需求。然而,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人口的快速集聚以及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等,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对家庭稳定、社会治安以及自然环境都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危害了经济社会的健康稳定发展。因此,综合分析经济增长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即经济增长的社会成本,对于解决新时期的主要矛盾以及促进经济社会的健康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此,针对经济增长给家庭和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本文从微观到宏观分三个层面综合分析了经济增长的社会成本。在微观层面,基于离婚测度了经济增长的家庭稳定成本。在宏观层面,基于犯罪测度了经济增长的社会治安成本以及基于雾霾污染测度了经济增长的环境改善成本。经济增长过程中产生的这些社会问题不仅与经济社会因素有关,还受到不可量化的总体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社会结构的变迁,文化意识的转变以及相关政策制度的影响等。由于这些因素既不可观测,也很难用具体指标进行量化,因此传统的计量模型很难对这种非量化因素进行分析,而交互效应模型则可以有效捕捉这种非量化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在PSVAR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交互效应,建立交互效应PSVAR模型,以测度不可量化的总体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与虚拟变量所反映的结构突变性有所不同,基于交互效应得到的总体社会环境因素可以体现出变化的渐进性和趋势性。由于目前尚没有文献对交互效应PSVAR模型的估计进行归纳和总结,因此本文针对该模型提出2SLS-PCA估计量,并基于蒙特卡罗仿真实验对其有限样本性质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2SLS-PCA估计量表现出良好的有限样本性质,并能快速收敛到一致估计量。在此基础上,本文基于交互效应PSVAR模型对经济增长的社会成本及其相关总体社会环境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在微观层面,基于离婚测度的家庭稳定成本约占各地实际GDP的0.03%～0.1%,其区域差异可能与当地民族特色及传统文化有关。关于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因素,不同于以往的经验判断,计划生育和义务教育普及等政策因素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相对较大,而经济增长和城市化进程等经济社会因素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相对较小。总体社会环境因素对婚姻稳定性存在一定的改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在不断减弱。因此,国家在制定生育政策的同时,还应该降低子女抚养成本和提高就业率,以从根本上提高人们的生育意愿,从而提高婚姻的稳定性,进而促进家庭和社会的稳定。在宏观层面,基于犯罪测度的社会治安成本与各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人口流动存在一定的关系,约占各地实际GDP的2%～3%。具体而言,在边境地区、资源型地区、民族宗教问题复杂地区以及人口流动频繁地区,犯罪产生的社会治安成本相对较高。总体而言,增加教育投入有利于减少犯罪,但是基础教育起主要作用。总体社会环境因素对犯罪具有一定的改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呈弱化趋势。因此,政府在制定犯罪打击等相关政策的同时,还应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提高基础教育阶段资源的投入比重,以从根本上减少犯罪,改善社会治安环境进而促进社会稳定。基于雾霾污染测度的环境改善成本变化相对较为平稳,约占各地人均GDP的0.8%～1.3%左右,与基于系统法I-O模型的测度结果相当,这也间接表明本文方法的可行性。区域比较的结果表明,经济增长的环境改善成本由高到低依次为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地区,其它地区以及珠三角地区。这可能与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能源结构、自然环境、人口密度以及公路运输强度等因素有一定的关联。方差分解的结果表明,除去自身惯性之外,雾霾污染主要受产业结构的影响,这可能与当前经济转型速度较慢以及雾霾治理效果还不显着有关。此外,政策环境因素对于雾霾污染的缓解效果还在不断上升。因此,我们在进行雾霾治理的同时还要加快经济转型的速度,以从根本上减轻雾霾,改善自然环境进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王通[6]（2019）在《中国社会流动的特殊性：表现、成因及对策研究》文中认为社会流动是指社会成员在地理空间结构（人口流动）和社会阶层结构（阶层流动）中的位置变化。从社会整体来看,社会流动是阶层结构优化的重要形式;从成员个体来看,社会流动是社会成员改善阶层状况或改变阶层类型的关键机制。兼具公共和个人双重属性的社会流动构成社会发展的基本面之一,是解读政治生活的关键视角。根据FJH假设的基本原理,社会流动模式是由社会的分工结构和发展阶段所决定的。在“两化叠加”（现代化和后现代化两个历史阶段近乎于嵌套在一起的时代特征）的时代背景下,描述和解释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流动的特征和规律具有理论和实践等双重价值。对于社会阶层关系的解读,马克思主义阶级范式和韦伯主义阶级范式是两种不同的理论逻辑。具体到社会流动分析,前者以阶层类型转变为聚焦,侧重于解读社会成员在城乡结构和产业结构等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变化,是一种结构性社会流动逻辑;后者偏重于阶层状况的升降变化,是对社会成员在高低有序的地位体系中位置变化的分析,是一种指标性社会流动逻辑。在社会转型期,结构性社会流动逻辑更适合形成对中国社会基本面变迁的有效解读。从历史变迁来看,中国的结构性社会流动模式经历了限制性阶段、区别性阶段和赋能性阶段等转变。这一历史进程是制度性阻滞作用不断弱化,而制度性支持作用日渐显示,同时,社会成员的个人能动作用日益强化的变化过程;并且,呈现出社会流动路径的多元化和社会流动机会的非农化等发展趋势。中国社会流动的特殊性是指中国社会流动的基本特征和内在规律。其中,社会转型是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形成的基础性因素;城乡关系变迁是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成因的基本线索;乡城社会流动为主要形式是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典型表现。这种特殊性具体表现为宏观、中观和微观等三个层次。在宏观层面,从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梳理和对比来看,中国社会流动突显社会转型和政府主导等发展性特征,同时,城乡关系变迁和能动作用强化是社会流动模式变迁的重要线索。在中观层面,从社会成员在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中的流动来看,人口流动与阶层流动的含义重合、结构性社会流动与指标性社会流动的结果重合以及乡城社会流动与城城社会流动的时代重合等是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的重要特征。在微观层面,乡城社会流动作为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的主流形式,可以分为联根式社会流动、脱嵌式社会流动和发展式社会流动等三种结果;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5）相关数据来看,三种乡城社会流动形式的比重分为为45.15%、39.87%和11.54%（其他形式占比为3.43%）。这构成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基本涵义。形成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基础性成因在于中国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成员从农村向城市迁移,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等是现代化进程中必然的伴生性现象。但是,农村人口基数大以及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上述转型过程的长期性;发展性城乡二元结构和制度性城乡二元结构并存增加了上述转型过程的复杂性;地区间产业布局差异以及公共服务水平梯度格局使得人口流动具备了阶层流动的属性。这构成中国社会流动格局的结构性成因。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升释放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潜力;伴随社会流动,农村社会流动人口由“进城诉求”向“融城需求”转变,产生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需求。在中国社会流动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城市社会的人口容量和流动机会等现实制约并没有降低中国社会流动的规模,以非正规就业等形式进行流动成为中国流动人口的能动性选择。在具体的社会流动过程中,贫富差距扩大以及社会资本差距等对不同社会群体的流动能力产生了实质性影响。但是,贫富差距的相对合理水平以及信任文化的可塑属性等则为社会成员的能动精神提供了作用空间。然而,基础教育资源的城乡配置差距弱化了农村社会成员获得优质流动机会的能力,这对政府强化社会公平职能提出了实质需求。对当前的社会流动格局进行综合归纳是学术研究的基本任务。对此,部分媒体和学者偏向于进行阶层固化的解读,并使得阶层固化成为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状况的“热门标签”。作为对当前社会流动问题的集中揭露,这一命题具有一定价值,但也存在夸大社会风险或放大社会问题的偏向,同时,具有理论和事实等双重缺陷。这启示我们对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状况进行更加准确和全面的概括。以社会流动成本变迁作为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状况的综合概括具有可行性和合理性。因为,伴随户籍制度等政治经济改革进程,社会成员跨越制度阻隔的成本降低;服务型政府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等为社会流动增加了权利保障,同时也增加了政府及其他主体提供公共服务的成本;单位体制改革和高等教育扩招等降低了传统流动路径的实际效能,这意味着社会流动群体个人成本的增加。从社会流动成本变迁的视角看,保障畅通且公平的社会流动机制需要政府、社会和个人等多元主体共同分担社会流动成本。这成为流动社会治理的题中之义。政府职能转变是中国社会流动机制变迁的重要线索。比如,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与社会关系以及政府与个人关系等政府职能范围的变迁产生了社会流动机会和流动路径效能等方面的变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优化流动社会的治理机制也应该以政府职能转变为着力主线:从政府职能体系维度强化社会职能和优化职责体系;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维度确立政府边界和建设有为政府;从城乡关系变迁维度突出政府责任和推进城乡融合。
卢铭凤[7]（2019）在《全面两孩政策下福建省已育育龄城镇职工生育抉择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的:在全面两孩政策实施的新阶段,通过了解福建省已育育龄城镇职工生育意愿、生育行为和再生育抉择的现状,发现存在的问题,分析其影响因素,了解已育育龄城镇职工在生育新政调整背景下对相关配套措施的需求,对全面两孩政策实施的效果进行评估,从而提出合理化建议和展望,为政府分析研判人口形势和下一步完善生育政策配套措施提供理论依据和支撑。方法:该研究结合了多种研究方法,如文献研究、问卷调查、统计分析等。一方面通过福建省全员人口服务与管理信息系统（PIS）、福建统计年鉴等收集该省近年来人口有关数据,分析人口和生育水平现状;另一方面通过问卷调查了解福建省1115名已育一孩或二孩育龄城镇职工的生育意愿、生育行为和再生育抉择的现状,通过统计描述与统计推断等方法对问卷调查的结果进行分析,了解育龄城镇职工在生育政策调整后的生育抉择及其影响因素。结果:（1）2011至2018年福建省常住总人口从3720万人增加到3941万人,出生人数呈逐年稳步上升趋势,2018年出现拐点开始下降。（2）调查对象理想生育子女数为1.79,理想生育1男1女的占比59.8%。（3）福建省已育一孩育龄城镇职工目前不打算再生育二孩的占比68.5%。生育抉择单因素分析结果所示,不同居住地区、性别、年龄、职业、一孩性别、一孩年龄、一孩照顾情况、养育支出占比、理想生育子女数和理想生育性别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不同受教育程度、家庭月收入、独生状况、初婚年龄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影响一孩育龄城镇职工二孩生育抉择的主要因素有:性别、年龄、职业、一孩性别、一孩主要照顾情况、养育支出占比、理想子女数。（4）福建省已育二孩育龄城镇职工目前不打算生育三孩的占比92%。（5）福建省已育育龄城镇职工认为不打算再生育和犹豫不决的原因符合分数较高的依次是“时间和精力不足”（4.32）、“养育孩子太费心”（4.21）、“社会保障与福利不完善”（3.99）、“经济负担重”（3.93）、“孩子无人看护”（3.87）、“基础设施不完善”（3.86）、“影响生活质量”（3.81）、“医疗卫生体系不完善”（3.76）。（6）57.3%的人表示生育政策对生育抉择没有影响,政策前后的想法不变;42.6%的人认为全面两孩政策实施效果不明显;对鼓励生育政策配套措施诉求最高的依次是“延长产假时间,建立育儿假制度”（39.03%）、“学前教育费用减免”（36.71%）、“发放二孩生育补贴”（36.53%）、“大力发展幼教产业和托幼服务”（34.74%）。结论:中国的人口发展已进入深刻变革阶段,生育政策不再直接主导生育行为。受生育意愿下降、生育成本攀升、孩子无人照顾、女性职业发展需要和传统生育观念弱化等因素影响,选择再生育的人数逐渐减少,由此带来的严重少子化、性别比例失衡、人口老龄化等问题将不利于国家长期发展。建议加快完善鼓励按政策生育的相关配套措施,提倡自主生育,推动人口工作向政府、社会和公民多元共治,加快建立生育友好型社会,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闫慧莹[8]（2019）在《学前教育阶段家庭教育成本对家长再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 ——以我国中部W市和Z市为例》文中研究指明我国“计划生育”人口政策自1982年被写入国策,至今已执行了37年,政府逐渐意识到,这一政策已经与我国当前的可持续发展的需求产生了矛盾,所以开始对我国的人口生育政策作出了一系列的调整,并逐步推行二孩政策,即每对夫妻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全面二孩”生育政策。该政策推行至今已有三年的时间,但根据近三年的相关调查来看,“全面二孩”政策推行结果并没有达到预期水平,这引起了社会各界的讨论,关于影响家长再生育意愿的研究也日益涌现。本研究将视角选定在学前教育阶段（0-6岁）这个被学术界关注较少的问题领域,随机选取我国中部的W市和Z市中孩子正处于或刚结束学前教育阶段的孩子家长作为调查对象,就他们的家庭教育成本对其再生育意愿的影响进行调查研究。研究的主要内容包含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了研究背景、问题的提出、研究目的和意义、研究的方法、研究内容和框架,以及研究的创新点和不足;第二部分是对相关概念、已有文献和基础理论的评述,并提出研究假设;第三部分阐述了研究设计、数据来源、研究对象,并对数据分类进行实证分析;第四部分主要是结合访谈记录就家庭教育各成本因素对家长再生育意愿影响作回归分析,并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第五部分主要提出了解决家庭教育成本各因素对家长再生育意愿负面影响的建议。研究结果表明学前教育阶段（0-6岁）家庭教育学习成本、机会成本、心理成本对家长的再生育意愿都有显着影响,其影响程度从大到小依次是:心理成本、机会成本、学习成本。同时,检验结果也显示升学成本并没有对学前教育阶段（0-6岁）家长再生育意愿有显着影响。综上,根据数据分析结果并结合访谈记录,提出学前教育阶段家庭教育成本中影响家长再生育意愿的问题,即:孩子学习成本高涨降低家长的再生育意愿;为生育孩子牺牲机会成本弱化家长的再生育意愿;生育孩子过程中产生的心理成本影响家长的再生育意愿。并根据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提高家长对子女教育投资的理性;政府多发挥主导作用,继续加大对学前教育的投入;落实家庭生育假,增设育儿津贴;增添女职工休完产假返岗的适应过渡期;注重家长的心理健康发展;创办家长学校,帮助家长处理育儿问题等建议。
夏志强,杨再苹[9]（2019）在《我国生育成本分担的公平性研究——基于生育成本收益非均衡状态的分析》文中研究指明家庭生育成本高企已经日益成为人们生育选择的重大障碍。运用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分析了生育成本和收益的内容与结构,探讨生育成本收益在家庭、企业和社会之间的分布格局及其形成原因。目前我国生育成本分担普遍呈现非均衡状态:家庭、企业和政府之间,家庭承担了大量的生育成本;企业之间,雇佣女性职工的企业承担了较多的生育成本;家庭之间,选择生育的家庭比选择不生育的家庭承担更多生育成本。非均衡状态催生了众多社会问题,如低生育意愿以及人口老龄化、女性就业歧视等。通过劳动力供求模型提出了雇佣育龄女性劳动力的净成本概念,在劳动力市场的作用下,生育净成本是企业间生育成本非均衡状态的的根源。我国未来的生育保障制度需要促进生育成本的多元分担,促进成本分担的公平性。
马春华[10]（2018）在《中国家庭儿童养育成本及其政策意涵》文中研究指明要确定国家和社会如何集体分担儿童养育的责任,首先就要确定儿童成本的定义以及如何测量儿童成本。总的来说,儿童成本涉及金钱、时间和工作三种不同的资源,包括直接经济成本、家庭层面的间接成本（时间成本、家庭收入差距/母职收入惩罚）以及集体层面潜在的间接成本。对于儿童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的测量有不同的方法,它们各有其优劣之处。笔者利用2014年中国家庭发展追踪研究数据,估算了0-17岁儿童所需的直接经济成本为19.10万元,城市儿童需要27.32万元,农村儿童需要14.34万元,收入越低的家庭儿童成本占家庭支出的比重越大。对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儿童会增加父母操持家务的时间,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每增加一个未成年子女,母亲面临的收入惩罚为12.8%。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二、孩子的经济成本:转型期的结构变化和优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孩子的经济成本:转型期的结构变化和优化（论文提纲范文）
（2）空间善治：转型期城市邻避型空间冲突及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城市转型期中的“新邻避情境” |
| 1.1.1 城市增长与邻避冲突的爆发 |
| 1.1.2 城市转型期与邻避现象的新态势 |
| 1.1.3 “空间转向”与城市新邻避情境的问题呈现 |
| 1.2 相关研究进展述评 |
| 1.2.1邻避冲突的现象解释与治理讨论 |
| 1.2.2 空间冲突:城市治理问题的空间叙事 |
| 1.2.3 空间生产视角下的邻避解释:国内邻避冲突研究的新趋势 |
| 1.2.4 相关研究评价与展望 |
| 1.3 研究问题与研究意义 |
| 1.3.1 研究问题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思路、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内容 |
| 1.4.3 研究框架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研究技术路线 |
| 1.6 研究的创新点、重点与难点 |
| 1.6.1 研究的创新点 |
| 1.6.2 研究的重点 |
| 1.6.3 研究的难点 |
| 第2章 城市转型期邻避型空间冲突的理论解释与分析框架 |
| 2.1 时代背景:城市发展模式的转型及其空间特征 |
| 2.1.1 “生产怎样的空间”:面向发展的品质城市转型 |
| 2.1.2 “怎样生产空间”:城市转型的现代化治理之路 |
| 2.2 理论基础:城市空间生产中的冲突张力 |
| 2.2.1 空间生产结果的认知分歧 |
| 2.2.2 空间生产过程的行动冲突 |
| 2.3 理念内涵:从邻避冲突到邻避型空间冲突 |
| 2.3.1 冲突的起点:地方邻避空间生产与空间价值开发 |
| 2.3.2 冲突的性质:城市多元主体的空间抗争 |
| 2.3.3 冲突的治理:城市尺度上的空间治理 |
| 2.4 发生情境:邻避空间生产中的“增量”与“存量” |
| 2.4.1 基于产权关系的邻避空间生产情境 |
| 2.4.2 “增量型”邻避空间生产及其冲突 |
| 2.4.3 “存量型”邻避空间生产及其冲突 |
| 2.5 表现层次:邻避型空间冲突的认知基础与行动表现 |
| 2.5.1 邻避空间生产中的认知冲突 |
| 2.5.2 邻避型空间冲突的行动表现 |
| 2.6 邻避型空间冲突的分析框架 |
| 第3章 “增量型”邻避空间生产中的冲突表达与治理回应 |
| 3.1 案例选择与资料搜集 |
| 3.1.1 案例选择依据与案例概况 |
| 3.1.2 资料搜集与分析 |
| 3.2 “增量型”邻避空间生产情境与路径特征 |
| 3.2.1 跨案例的地方邻避空间生产情境描述 |
| 3.2.2 城市发展中“增量型”邻避空间生产的路径特征 |
| 3.3 “增量型”邻避空间生产中的冲突表达 |
| 3.3.1 邻避空间生产中的共识断裂 |
| 3.3.2 共识断裂下的差异化抗争选择 |
| 3.3.3 以建设决策为指向的空间冲突路径 |
| 3.4 差异化冲突表达下的治理举措选择 |
| 3.4.1 面向财产权抗争的经济关系重塑 |
| 3.4.2 面向参与权抗争的信息供给与认知重构 |
| 3.4.3 面向权力抗争的空间资源撤离与动员瓦解 |
| 3.4.4 面向空间价值抗争的程序正义建构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存量型”邻避空间生产中的冲突表达与治理回应 |
| 4. 1案例选择与资料搜集 |
| 4.1.1 案例选择 |
| 4.1.2 资料搜集 |
| 4.2 从“相安无事”到“呼吸之争”的邻避空间演变 |
| 4.2.1 从“否”到“是”:城市发展中邻避空间的识别 |
| 4.2.2 从“无”到“有”:邻避空间中的认知分歧 |
| 4.2.3 从“弱”到“强”:安全事故下的共识断裂与抗争激化 |
| 4.3 “呼吸之争”中空间抗争的特征与逻辑 |
| 4.3.1 邻避空间察觉:聚焦空间利益调适的常规性抗争 |
| 4.3.2 安全事故触发:面向多维度诉求的空间抗争激化 |
| 4.3.3 以设施运营为核心的邻避型空间冲突演化逻辑 |
| 4.4 以运营优化为枢纽的空间冲突治理选择 |
| 4.4.1 快速缓和抗争情绪的运营事故处置 |
| 4.4.2 规范企业生产的运营过程监管 |
| 4.4.3 弱化邻避空间影响的运营升级支持 |
| 4.4.4 消解动员基础的邻避空间更新策略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城市现代化转型进程中邻避型空间冲突的治理深化 |
| 5.1 邻避型空间冲突的治理导向 |
| 5.1.1 基于冲突情境分化的治理要求识别 |
| 5.1.2 邻避空间主体行动的双重驱动交织 |
| 5.1.3 面向现代化转型的邻避型空间冲突治理导向 |
| 5.2 邻避型空间冲突治理中的工具应用 |
| 5.2.1 邻避空间治理工具的情境差异 |
| 5.2.2 邻避空间治理工具的实效分析 |
| 5.2.3 相关治理工具的优化发展趋势 |
| 5.2.4 转型期城市邻避空间治理的层次与工具选择 |
| 5.3 邻避空间治理的路径实现 |
| 5.3.1 规划品质提升下的空间要素配置优化 |
| 5.3.2 依托决策优化的共识塑造长效机制建设 |
| 5.3.3 以邻避设施为纽带的空间利益共同体与城市融入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部分访谈记录整理摘录 |
| 附录二: 部分微博评论文本整理摘录 |
| 附录三: 现代化转型进程中主要相关治理工具的政策发展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中国家庭出国留学选择行为的社会学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问题的提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动机 |
| 1.2 研究的问题 |
| 2 文献综述 |
| 2.1 有关教育选择与教育迁徙(留学)的研究 |
| 2.2 有关理性选择的概念和发展 |
| 2.3 有关教育移民与理性选择的研究 |
| 2.4 文献简评 |
| 3 研究设计 |
| 3.1 研究思路 |
| 3.2 关键概念 |
| 3.2.1 出国留学的成本和收益 |
| 3.2.2 理性选择 |
| 3.2.3 选择与行为 |
| 3.3 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 |
| 3.4 研究框架与文章结构 |
| 4 出国留学教育投入的行为结构 |
| 4.1 选择动因影响最终决定:留学教育的观念差异 |
| 4.2 留学教育的投入行为差异:物质投入与非物质投入 |
| 4.3 留学教育选择的变化性:情景变化的产物 |
| 5 留学选择的理性动机与资本类型 |
| 5.1 理性选择动机类型 |
| 5.1.1 生存理性 |
| 5.1.2 经济理性 |
| 5.1.3 社会理性 |
| 5.1.4 小结 |
| 5.2 留学选择的家庭资本类型 |
| 5.2.1 家庭经济资本 |
| 5.2.2 家庭文化资本 |
| 5.2.3 家庭社会资本 |
| 6 出国留学的结构性制约 |
| 6.1 政策影响与结构制约 |
| 6.1.1 “计划生育”:子女数量减少促进留学投入的增加 |
| 6.1.2 中国人才市场的激烈竞争和社会流动 |
| 6.1.3 社会结构的影响:现代性与中国社会的转型 |
| 6.1.4 反思性与选择 |
| 6.2 文化影响与感性选择 |
| 6.2.1 面子文化的影响 |
| 6.2.2 从众心理的影响 |
| 7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4）我国转型期社会信任微观机制与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理论背景 |
| 1.1.2 现实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框架与章节安排 |
| 1.4 主要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1.4.1 主要创新点 |
| 1.4.2 本文不足 |
| 1.5 本章小结 |
| 2.我国转型期社会信任微观机制和影响因素研究的经济学动因分析 |
| 2.1 社会信任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地位 |
| 2.1.1 社会信任:影响经济活动行为主体的决策和经济结果 |
| 2.1.2 社会信任:经济社会转型及社会信任危机 |
| 2.1.3 社会信任: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 |
| 2.2 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现象的三个集中体现 |
| 2.2.1 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流动人口的身份、情感认知和社会融合问题 |
| 2.2.2 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问题 |
| 2.2.3 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异质化家庭人口结构的资源分配不均和资源竞争不公平问题 |
| 2.3 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影响居民社会信任的微观逻辑关系 |
| 2.3.1 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影响居民社会信任的微观经济学机制 |
| 2.3.2 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影响居民社会信任的社会经济学机制 |
| 2.4 本章小结 |
| 3.国内外相关文献回顾和述评 |
| 3.1 社会信任的概念与其在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
| 3.1.1 社会信任的概念界定、分类和测度 |
| 3.1.2 社会信任在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性 |
| 3.1.3 影响社会信任的一般性因素 |
| 3.2 社会信任的内涵:社会资本的相关研究 |
| 3.2.1 社会资本的概念提出和研究发展 |
| 3.2.2 社会资本在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发展 |
| 3.3 影响居民社会信任的重要因素——转型期社会焦点问题 |
| 3.3.1 人口流动现象和流动人口问题 |
| 3.3.2 基于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问题 |
| 3.3.3 异质性家庭人口结构特征——以不同数量的兄弟姐妹和同胞效应为例 |
| 3.4 文献总结与分析述评 |
| 3.5 本章小结 |
| 4.人口流动经历与个体社会信任的研究 |
| 4.1 问题的提出 |
| 4.2 文献综述:人口流动视角下的社会信任影响研究 |
| 4.3 人口流动经历影响社会信任的理论探讨 |
| 4.3.1 人口流动经历与社会信任 |
| 4.3.2 人口流动的时间效应、空间效应与社会信任 |
| 4.3.3 人口流动、社会融合与社会信任 |
| 4.3.4 异质性流动人口的社会信任表现 |
| 4.4 实证研究设计 |
| 4.4.1 数据来源 |
| 4.4.2 实证模型设定 |
| 4.4.3 变量描述 |
| 4.5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5.1 人口流动经历对一般化信任的影响 |
| 4.5.2 人口流动经历对个人化信任的影响 |
| 4.5.3 异质性分析 |
| 4.6 本章小结 |
| 4.7 本章附录 |
| 4.7.1 本章变量定义说明 |
| 4.7.2 有序(ordered)probit模型回归结果 |
| 5.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与个体社会信任的研究 |
| 5.1 问题的提出 |
| 5.2 文献综述:教育不平等视角下的社会信任影响研究 |
| 5.3 实证研究设计 |
| 5.3.1 数据来源 |
| 5.3.2 变量描述 |
| 5.4 实证模型设定、结果与分析 |
| 5.4.1 高等教育资源对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 |
| 5.4.2 高校扩招政策的城乡受益不平等对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 |
| 5.5 本章小结 |
| 5.6 本章附录 |
| 5.6.1 本章变量定义说明 |
| 5.6.2 高等教育资源对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基于相对数值指标 |
| 5.6.3 本章部分变量指标的构造 |
| 6.家庭人口结构与个体社会信任的研究 |
| 6.1 问题的提出 |
| 6.2 文献综述:异质性家庭人口结构视角下的社会信任影响研究 |
| 6.3 实证研究设计 |
| 6.3.1 数据描述 |
| 6.3.2 实证模型设定 |
| 6.3.3 变量描述 |
| 6.3.4 描述性统计 |
| 6.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4.1 有无兄弟姐妹对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 |
| 6.4.2 兄弟姐妹数量差异对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 |
| 6.4.3 兄弟姐妹对社会信任影响的机制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6.6 本章附录 |
| 6.6.1 本章变量定义说明 |
| 7.全文结论、政策建议及研究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局限与研究展望 |
| 7.3.1 研究局限 |
| 7.3.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5）中国经济增长的社会成本 ——基于交互效应PSVAR模型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结构及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社会成本理论 |
| 2.2 经济增长的家庭稳定成本 |
| 2.3 经济增长的社会治安成本 |
| 2.4 经济增长的环境改善成本 |
| 2.5 交互效应PSVAR模型 |
| 3 交互效应PSVAR模型的估计及有限样本性质 |
| 3.1 模型设定和估计算法 |
| 3.2 基于仿真实验的有限样本性质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4 经济增长的家庭稳定成本:离婚及其关键因素 |
| 4.1 家庭稳定成本的测度模型 |
| 4.2 模型的估计和识别 |
| 4.3 相关影响因素分析 |
| 4.4 离婚的空间差异及动态趋势 |
| 4.5 本章小结 |
| 5 经济增长的社会治安成本:犯罪及其教育改善 |
| 5.1 社会治安成本的测度模型 |
| 5.2 模型的估计与识别 |
| 5.3 实证结果与具体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6 经济增长的环境改善成本:基于雾霾的测度 |
| 6.1 环境改善成本的测度模型 |
| 6.2 模型的估计与识别 |
| 6.3 实证结果与具体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6）中国社会流动的特殊性：表现、成因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及选题价值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选题的价值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相关文献综述 |
| 二、国外相关文献综述 |
| 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
| 第三节 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
| 一、理论基础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框架 |
| 一、章节结构 |
| 二、技术路线 |
| 三、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相关概念与基本涵义 |
| 第一节 概念梳理与辨析 |
| 一、阶级与阶层 |
| 二、社会阶层与社会分层 |
| 三、社会流动:结构性社会流动与指标性社会流动 |
| 第二节 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基本涵义 |
| 一、中英文研究成果的总体概况及具体比较 |
| 二、对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涵义的初步总结 |
| 第二章 新中国社会流动的历史变迁 |
| 第一节 从二元阻隔到有序推进的政策变迁 |
| 一、计划经济体制背景下的限制性社会流动阶段(1949-1984) |
| 二、经济体制转轨背景下的区别性社会流动阶段(1984-2003) |
| 三、政府职能转变背景下的赋能性社会流动阶段(2003至今) |
| 第二节 制度作用变迁与能动机制强化并存的演变规律 |
| 一、制度因素:作用机制变迁与新生制度问题 |
| 二、能动机制:多元选择与非农趋势 |
| 第三章 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的基本格局 |
| 第一节 当前社会流动的总体概况 |
| 一、当前结构性社会流动的基本现状 |
| 二、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基本特征 |
| 第二节 当前社会流动的基本类型 |
| 一、形成背景:从身份到契约的历史演变 |
| 二、基本类型:联根式流动、脱嵌式流动与发展式流动 |
| 第四章 中国当前社会流动格局的基本成因 |
| 第一节 当前社会流动格局的动力机制 |
| 一、社会流动特殊性的结构性动力成因 |
| 二、社会流动特殊性的能动性动力成因 |
| 第二节 当前社会流动格局的制约机制 |
| 一、先赋性差距:经济收入差距与社会资本差距 |
| 二、后致性差距:基础教育资源的城乡配置不均 |
| 第五章 对于阶层固化命题的反思 |
| 第一节 阶层固化命题的问题指向与理论来源 |
| 一、阶层固化命题的问题指向 |
| 二、阶层固化命题的理论来源 |
| 第二节 对于阶层固化命题事实维度的反思 |
| 一、贫富差距现状:纵向对比与横向比较 |
| 二、教育机制影响:农村的社会基本面变迁 |
| 三、对阶层固化命题基于事实维度反思的总结 |
| 第三节 对于阶层固化命题的逻辑反思 |
| 一、问题研判的片面性:形而上,而非辩证性 |
| 二、现实所指的含混性:局部问题,抑或全局特征 |
| 三、分析单位的混淆性:阶层分化,还是社会流动 |
| 四、对阶层固化命题基于逻辑维度反思的总结 |
| 第六章 对于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状况的综合概括 |
| 第一节 以社会流动成本变迁为理论总结的原因 |
| 一、社会转型:社会流动成本变迁的结构性致因 |
| 二、制度变迁:社会流动成本变迁的生态性致因 |
| 第二节 社会流动成本的含义及构成 |
| 一、基本涵义 |
| 二、基本内容 |
| 三、主体构成 |
| 第三节 当前社会流动成本变迁的表现、问题及诉求 |
| 一、基本表现 |
| 二、现实问题 |
| 三、基本诉求 |
| 第七章 优化流动社会治理的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政府职能体系维度:强化社会职能,优化职责体系 |
| 一、政府职能重心转移:突出公共服务,强化社会职能 |
| 二、政府间纵向关系调整:治理重心下移,优化职责配置 |
| 三、政府间横向关系补缺:强化府际合作,构建伙伴关系 |
| 第二节 国家与社会关系维度:确立政府边界,建设“有为政府” |
| 一、政府与市场关系:维护公平竞争,消除流动障碍 |
| 二、政府与社会关系:发挥政府主导,推动多元治理 |
| 三、政府与个人关系:明确责任边界,激励能动精神 |
| 第三节 城乡关系变迁维度:突出政府责任,推进城乡融合 |
| 一、城市维度: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增加社会流动容量 |
| 二、城乡结合部:强化社会治理能力,推动管理机制变迁 |
| 三、农村维度: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寻求内生增长动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一.个人简历 |
| 二.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7）全面两孩政策下福建省已育育龄城镇职工生育抉择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问题的提出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4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4.1 研究目的 |
| 1.4.2 研究意义 |
| 1.5 研究内容 |
| 1.5.1 福建省近年来人口和生育现状研究 |
| 1.5.2 福建省已育育龄城镇职工生育抉择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
| 1.5.3 福建省已育育龄城镇职工对生育政策的态度和建议 |
| 1.6 相关概念界定 |
| 1.6.1 总和生育率 |
| 1.6.2 生育政策 |
| 1.6.3 生育意愿 |
| 1.6.4 生育抉择 |
| 1.6.5 生育行为 |
| 1.7 理论基础 |
| 1.7.1 计划行为理论 |
| 1.7.2 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 |
| 2.资料与方法 |
| 2.1 资料来源 |
| 2.2 调查对象 |
| 2.3 研究方法 |
| 2.3.1 文献分析法 |
| 2.3.2 问卷调查法 |
| 2.3.3 访谈法 |
| 2.3.4 统计分析方法 |
| 2.4 质量控制 |
| 2.5 研究的技术路线 |
| 3 研究结果 |
| 3.1 福建省人口和生育水平现状 |
| 3.1.1 人口总量变动情况 |
| 3.1.2 育龄妇女变动情况 |
| 3.1.3 总和生育率变动情况 |
| 3.1.4 出生人口孩次率变动情况 |
| 3.1.5 人口结构变动情况 |
| 3.2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
| 3.2.1 一般人口学特征 |
| 3.2.2 婚姻和生育现状 |
| 3.3 福建省已育育龄城镇职工生育抉择分析 |
| 3.3.1 已育育龄城镇职工理想生育意愿分析 |
| 3.3.2 已育一孩育龄城镇职工生育抉择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
| 3.3.2.1 已育一孩育龄城镇职工生育抉择基本情况 |
| 3.3.2.2 已育一孩育龄城镇职工影响生育抉择单因素分析 |
| 3.3.2.3 已育一孩育龄城镇职工影响生育抉择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 |
| 3.3.3 已育二孩育龄城镇职工生育抉择情况分析 |
| 3.3.4 已育育龄城镇职工影响生育抉择主观因素分析 |
| 3.4 福建省已育育龄城镇职工对目前生育政策的态度 |
| 3.4.1 全面两孩政策对生育抉择的影响 |
| 3.4.2 全面两孩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价 |
| 3.4.3 对鼓励生育政策的诉求 |
| 4 讨论 |
| 4.1 福建省生育水平发展现状及变动特点 |
| 4.2 福建省已育育龄城镇职工总体生育现状 |
| 4.2.1 全面两孩政策效应初步显现 |
| 4.2.2 家庭承担养育成本过高 |
| 4.2.3 隔代照顾成为主要模式 |
| 4.3 福建省已育育龄城镇职工的生育抉择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讨论 |
| 4.3.1 理想子女数量有所下降 |
| 4.3.2 理想性别偏好“儿女双全” |
| 4.3.3 打算再生育的潜力不足 |
| 4.3.4 影响二孩生育抉择的主要因素分析 |
| 4.4 福建省已育育龄城镇职工对现行生育政策的态度 |
| 4.4.1 生育政策因素作用下降 |
| 4.4.2 政策实施效果认可一般 |
| 4.4.3 鼓励生育政策诉求较高 |
| 5 对策建议 |
| 5.1 推行鼓励政策,倡导自主生育 |
| 5.2 维护女性权益,建立分担机制 |
| 5.3 完善配套设施,健全托幼体系 |
| 5.4 优化健康服务,加大保障力度 |
| 5.5 重建生育文化,引导新型观念 |
| 6 创新与不足 |
| 6.1 创新 |
| 6.2 不足 |
| 7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文献综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件 调查表 1 |
（8）学前教育阶段家庭教育成本对家长再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 ——以我国中部W市和Z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的背景 |
| 二、问题的提出 |
| 三、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一) 研究目的 |
| (二) 研究意义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内容及研究框架 |
| (一) 研究内容 |
| (二) 研究框架 |
| 六、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一) 创新 |
| (二) 不足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已有研究和基础理论评述 |
| 一、相关概念 |
| (一) 学前教育阶段家庭教育成本 |
| (二) 再生育意愿 |
| 二、已有研究综述 |
| (一) 国外相关研究 |
| (二) 国内相关研究 |
| 三、基础理论评述 |
| (一) 马尔萨斯人口理论 |
| (二) 贝克尔理性分析理论 |
| (三) 伊斯特林生育供给与需求理论 |
| 四、研究假设 |
| 第三章 学前教育阶段家庭教育成本对家长再生育意愿影响实证分析 |
| 一、实证研究的设计 |
| (一) 访谈提纲的设计 |
| (二) 调查问卷的设计 |
| 二、实证分析 |
| (一)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分析 |
| (二) 家庭学习成本分析 |
| (三) 家庭机会成本分析 |
| (四) 家庭升学成本分析 |
| (五) 家庭心理成本分析 |
| 第四章 家庭教育各成本因素对家长再生育意愿的影响分析 |
| 一、各因素对家长再生育意愿影响的回归分析 |
| 二、各成本因素对家长再生育意愿产生负面影响的原因分析 |
| (一) 学前教育阶段学习成本高涨降低家长再生育意愿 |
| (二) 学前教育阶段机会成本的损失弱化家长再生育意愿 |
| (三) 学前教育阶段升学成本对家长再生育意愿影响较弱 |
| (四) 学前教育阶段心理成本过高影响家长再生育意愿 |
| (五) 各成本因素对家长再生育意愿影响程度 |
| 三、假设的验证 |
| 第五章 针对学前教育阶段家庭教育成本对家长再生育意愿负面影响的建议 |
| 一、缓解家庭教育学习成本对再生育意愿负面影响的建议 |
| (一) 政府多发挥主导作用,继续加大对学前教育的投入 |
| (二) 提高家长对子女教育投资的理性 |
| 二、缓解家庭教育机会成本对再生育意愿负面影响的建议 |
| (一) 落实家庭生育假,增设育儿津贴 |
| (二) 增添女职工休完产假返岗的适应过渡期 |
| 三、缓解家庭教育心理成本对再生育意愿负面影响的建议 |
| (一) 注重家长的心理健康发展 |
| (二) 创办家长学校,帮助家长处理育儿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致谢 |
（9）我国生育成本分担的公平性研究——基于生育成本收益非均衡状态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引言 |
| 1 国内外生育成本和收益研究进展 |
| 1.1 生育的私人成本和收益 |
| 1.1.1 孩子的“成本—效益”理论 |
| 1.1.2 女性与生育成本和收益 |
| 1.2 生育的社会成本和收益 |
| 1.2.1 公共产品视角下的生育成本和收益 |
| 1.2.2 外部性视角下的生育成本和收益 |
| 2 生育收益分享与成本分担的结构及其非均衡状态 |
| 2.1 生育成本和收益的构成及其在家庭、企业和国家之间的非均衡态 |
| 2.2 生育成本和收益在企业之间的非均衡状态 |
| 2.3 生育成本和收益在家庭之间和家庭之中的非均衡状态 |
| 3 政策建议 |
（10）中国家庭儿童养育成本及其政策意涵（论文提纲范文）
| 一、研究背景 |
| 二、儿童成本的定义 |
| 三、儿童成本的测量 |
| (一) 儿童直接成本的测量 |
| 1. 需求问题。 |
| 2. 消费问题。 |
| 3. 福祉问题。 |
| (二) 儿童间接成本的测量:家庭层面 |
| 1. 儿童养育间接成本的性别化 |
| 2. 儿童间接成本的测量:时间成本 |
| 3. 儿童间接成本的测量:家庭收入差距 |
| 四、中国儿童成本的测量 |
| (一) 直接经济成本:基于儿童直接消费数据 |
| (二) 间接成本:时间成本 |
| (三) 间接成本:家庭收入差距/母职收入惩罚 |
| 五、儿童成本测量的政策意涵:国家如何分担儿童成本 |
四、孩子的经济成本:转型期的结构变化和优化（论文参考文献）
- [1]城市家庭0-3岁儿童养育成本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山东省为例[D]. 王雯慧. 济南大学, 2021
- [2]空间善治：转型期城市邻避型空间冲突及治理研究[D]. 王玉龙. 山东大学, 2020(02)
- [3]中国家庭出国留学选择行为的社会学分析[D]. 王紫玥. 西南大学, 2020(01)
- [4]我国转型期社会信任微观机制与影响因素研究[D]. 张雅欣. 西南财经大学, 2019(12)
- [5]中国经济增长的社会成本 ——基于交互效应PSVAR模型的分析[D]. 艾娣. 华中科技大学, 2019(01)
- [6]中国社会流动的特殊性：表现、成因及对策研究[D]. 王通. 南开大学, 2019(05)
- [7]全面两孩政策下福建省已育育龄城镇职工生育抉择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 卢铭凤. 福建医科大学, 2019(07)
- [8]学前教育阶段家庭教育成本对家长再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 ——以我国中部W市和Z市为例[D]. 闫慧莹.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9]我国生育成本分担的公平性研究——基于生育成本收益非均衡状态的分析[J]. 夏志强,杨再苹. 人口与发展, 2019(01)
- [10]中国家庭儿童养育成本及其政策意涵[J]. 马春华. 妇女研究论丛, 201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