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医院充满活力

一、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医医院生机勃勃（论文文献综述）

谢双峥^[1]（2020）在《古代四时养生思想的历史发展及文献研究》文中提出四时养生是中华传统养生的重要内容,在养生学中具有重要地位。四时养生历史悠久,不仅有着丰富的经验方法,而且有着系统的思想理论,并积累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近年来随着传统养生研究的深入发展,有关四时养生的研究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但对四时养生的历史发展及其文献的系统研究,仍属阙如。有鉴于此,本课题从文献调查入手,充分运用目录学、文献学、历史学、诠释学等研究方法,对四时养生的历史与文献进行全面系统地调查分析,旨在揭示四时养生的历史发展轨迹,总结各历史时期的思想理论特点,全面收集存世的四时养生文献,进行合理分类,并对文献载录的四时养生的内容方法作出简要归纳,以便为深入开展四时养生的文献与理论研究奠定一个初步基础。本论文即为课题研究的成果报告,大体分为历史发展与文献研究两大部分,共十五章。具体内容,摘要如下:第一章,四时养生的内涵研究。在简要辨析四时概念的基础上,对四时养生作出了具体界说,认为四时养生就是根据春夏秋冬四时阴阳变化规律,结合人体自身的体质及脏腑气血特点,合理安排精神情志、饮食起居、生活劳作等行为活动,并采取积极的调摄养护手段和方法,以达到维护健康、预防疾病、延缓衰老乃至延年益寿的目的。第二章,先秦时期的四时养生思想。该时期是四时养生的初始和奠基阶段。上古时期,中华先民就有了顺时养生的初始观念和早期经验积累。夏商周时期,通过天象观察和物候认识,以《尧典》、《夏小正》、《礼记·月令》为标志,表明对四时变化的规律有了较深的认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各家对四时养生均有理论阐述,尤以《吕氏春秋》“十二纪”为代表,初步奠定了四时养生的基础。第三章,秦汉时期的四时养生思想。该时期是四时养生的确立阶段。以《黄帝内经》为标志,构建起四时养生的理论框架,包括四时养生的思想基础、宗旨目的、原则纲要和内容大法。第四章,晋唐时期的四时养生思想。该时期是四时养生丰富充实阶段。无论是医家、养生家,还是早期道教学者,均是在《内经》四时养生的基础上,进行某些方面的充实和完善。第五章,宋元时期的四时养生思想。该时期是四时养生的突破创新时期,提出了四气摄生、摄生月令、养生月览、四时养老、四时导引、四时饮食、四时宜忌、四时用药等一系列命题,四时养生有着专门化的逻辑发展趋向,并形成了专门的着作文献。第六章,明清时期的四时养生思想。该时期四时养生呈现全面繁荣兴盛的景象,表现为着作众多、月令扩充、方法类聚、程式精致、世俗流行,四时养生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第七章至第十四章,为古代四时养生文献研究。第七章为古代四时养生文献概述,在介绍古代四时养生文献一般情况的基础上,对古代四时养生文献进行了简明分类,包括月令养生、四季养生、逐月养生、节令养生、时辰养生、运气养生、养生宜忌共七大类。从第八章起,即按照七大类的每类一章,逐章对每类文献的一般情况进行概括性阐述,并对每类的重点文献进行了专门介绍。第十五章,古代四时养生的主要内容。根据前述七类四时养生文献所载养生方法经验的总结和分析,古代四时养生的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精神调摄、脏腑调摄、起居调摄、饮食调摄、运动调摄、服食调摄、药物调摄、疾病预防、宜忌调摄等九个方面。每个方面均列举了代表性的方法或进行了概括性的说明。研究形成以下结论:一、四时养生的内涵十分丰富,其核心要素为:春夏秋冬四时有其阴阳变化的规律,有时会出现反常;人体各有特点,对四时变化的适应各有不同;四时养生的关键是合理安排日常生活行为和采取必要的调护方法;四时养生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健康、预防疾病、延缓衰老。二、四时养生有着悠久的历史,肇始于先秦,确立于汉代,《黄帝内经》构建了四时养生的理论框架,晋唐时期有所充实完善,宋元时期获得创新性突破,明清时期更为繁荣兴盛。三、四时养生文献中众多,从载体上来说可分成单篇、散在或专着三类。按照内容,可分为月令养生、四季养生、逐月养生、节气养生、时辰养生、宜忌养生、运气养生共七大类。四、四时养生的内容宏富,方法繁多,根据文献载录,可以分为精神调摄、脏腑调摄、起居调摄、饮食调摄、运动调摄、服食调摄、药物调摄、疾病预防、宜忌调摄九个方面。

龙素萍^[2]（2020）在《幼儿园壮族传统文化课程资源开发的调查研究 ——以南宁市A园为例》文中指出《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提到:“幼儿园应与家庭、社区密切合作,与小学相互衔接,综合利用各种教育资源,共同为幼儿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要“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引导幼儿实际感受祖国文化的优秀与丰富,激发幼儿爱祖国的情感。”“城乡各类幼儿园应该充分利用本地各种教育资源,建构适合本地幼儿发展的课程”。民族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在漫漫历史长河中积淀下来的智慧与财富,在幼儿园充分开发与利用民族传统文化课程资源不仅丰富了幼儿园课程资源的类型,对培养幼儿的民族认同感、激发爱国情感、促进幼儿全面发展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壮族在悠久的历史积淀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些民族传统文化渗透在日常生活的点滴之中,与幼儿的生活息息相关。所以在壮族人民聚居地的幼儿园开发和利用壮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课程资源,是真正立足于儿童生活和文化现实的课程资源开发,是真正贴近幼儿生活,满足幼儿发展需要的。本研究以壮族传统文化课程资源在A幼儿园的开发与利用为切入点,综合运用观察法、访谈法、文献法、案例分析法多方位、多视角搜集客观的原始资料,真实地呈现A幼儿园开发利用壮族传统文化课程资源的情况,探讨A园在开发利用壮族传统文化课程资源过程中可借鉴的经验和存在的不足之处,找出存在问题背后的原因。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可操作性较强的建议和策略,总结适于推广的经验。以期给个案园和该地区同类幼儿园开发和利用壮族传统文化课程资源的工作提供一些参考和启发。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引言,阐述了选题缘由、研究意义以及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同时综述了前人的主要研究成果,对本研究的核心概念做出了界定。第二部分,对壮族传统文化进行整理概述探索壮族文化的历史及发展,阐述壮族传统文化的主要形态,并从对儿童、对课程、对社会三个层面分析壮族传统文化在幼儿园的教育价值。第三部分,分别从A园园长、中层管理人员、教师、家长的视角调查对壮族传统文化课程资源开发的目标认识、A园壮族传统文化课程资源开发的内容、开发的方式效果等方面展开调查,了解A园壮族传统文化课程资源的开发现状。并总结出A园开发利用壮族传统文化课程资源的四条有效经验,即园级层面给予经费、环境、园本培训上的支持,组织实施相关民族文化活动时将主动权交给孩子,争取家庭社区资源的及时补位,寻求多样化的开发形式。同时分析了A园开发利用壮族传统文化课程资源存在的两个主要问题,即教师对文化的认识不够全面,教师课程开发利用的能力不足,导致部分民族文化活动开展的广度和深度不够。第四部分,根据对A园开发利用壮族传统文化课程资源的现状分析,对存在的不足提出意见建议。尝试从教师培训及能力提升、建立壮族传统文化课程资源库、建立壮族传统文化课程资源开发利用的奖励和评价机制三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一些思考的方向。

卢巧彤^[3]（2020）在《隆安壮族排歌传承与保护研究》文中认为排歌属于民间歌谣的范畴,是壮族山歌的一种。隆安壮族排歌,当地称“潘”,分为高腔排歌和低腔排歌,包括“谈情歌”“风流歌”“婚嫁歌”“庆贺歌”“劳动歌”“悼念歌”“时政歌”等,内容丰富。随着时间的推移,民间文化受到现代文化的严重冲击,隆安壮族排歌的传承环境发生改变,传承和保护面临着严峻考验。论文的目的在于通过对隆安壮族排歌的生存环境、传承保护状况进行调查,从中探寻适合排歌“潘”传承与保护的新路径。论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实地调研、问卷调查、访谈等形式对隆安壮族排歌的生存环境、传承场域、传承主体等方面进行深入调查,并结合民俗学、人类学等学科理论知识,探寻当代文化背景之下,隆安壮族排歌传承与保护的新措施。论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本文的研究对象、研究意义、创新之处以及梳理到目前为止壮族山歌、排歌的研究现状。第二部分,从隆安的生态环境、人文环境两方面着手,论述隆安壮族排歌的生存环境。第三部分,通过梳理已有的文献资料、调研资料分析排歌的类别、文本特征。第四部分,介绍隆安壮族排歌过去在日常生活、人生礼俗、岁时节日等传统场域的传承。第五部分,通过分析田野调查、问卷、访谈收集到的材料、数据描述隆安壮族排歌传承和保护现状,结合隆安的文化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保护策略。研究发现,隆安壮族排歌充分反应出当地壮族民众生活的点点滴滴,具有极高的人文研究价值、文学价值、实用价值。在当今社会快速发展,文化现代化趋势之下,隆安壮族排歌陷入了传承危机,因此,如何更好的传承和保护隆安壮族排歌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甘梅^[4]（2020）在《近代广西学校体育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鸦片战争轰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促使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转变重文轻武的传统观念,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西方近代体育开始传入中国,并在中国大地上得到广泛传播,逐渐取代了中国传统体育活动的地位,成为了中国近代体育活动的主流。可以说,在中国陷入亡国灭种的危机时,西方近代体育是作为强国御侮的一种手段而被引进、吸收和传入中国的,并成为近代学校的教育内容。清末颁布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教育章程,之后又进行了几次的学制改革,都对学校体育教育的各项内容进行了详细具体的规定,西方近代体育逐渐进入了中国的教育系统,为广西各级学校体育的普遍实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广西地处西南边陲,随着梧州、龙州等地相继开放为通商口岸,西方近代体育文化伴随着西方文化的侵入而传入广西,进入学校课堂。受制于广西落后的经济文化水平,广西的学校体育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长期以来一直落后于内地各省。在这样艰难的社会环境中,广西的学校体育紧跟着中央的步伐,效仿国外的体育课程模式,促使学校体育不断向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方向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在已有的对广西体育的研究成果中,以对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居多,对近代广西学校体育的系统研究甚少,《广西通志·体育志》中虽有部分关于广西学校体育教育的论述,但是较为零散也不够丰富。因此笔者打算从一些原始史料出发,对近代广西学校体育的发展状况进行细致地考察。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以近代广西学校体育为研究对象,纵向探讨广西学校体育之缘起、在近代的发展情况,以及影响其发展的主要因素,并分析学校体育对近代广西社会的影响。对其研究,不仅有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地方社会历史文化,了解近代广西的教育史、体育史,且对我们总结历史经验,弘扬崇尚体育精神,增强体魄,促进全民健身都有实际意义。本文包括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绪论阐述了论文的选题缘起与意义、研究状况、研究范围及方法。正文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分析近代广西学校体育教育兴起的历史背景,主要从六个方面阐述:洋务运动与近代体育教育的引进;教会学校对引进近代体育的贡献;维新运动与中国近代体育教育思想的形成;清末赴日教育考察为近代中国学校体育制度提供蓝本;清末新政之教育改革是体育教育兴起的契机;民国时期国民教育体制对学校体育教育的促进。第二、第三部分是本文的重点,论述了1840-1921年和1922-1949年两个时期的广西学校体育教育情况,主要从新学制对学校体育的影响、广西体育实施的情况、体育师资的培养等几个方面来考察。第四部分总结了近代广西学校体育兴起和发展的原因,存在的不足以及给予我们今天的启示。结语部分,对近代广西学校体育作出评价,同时阐明可供当今体育教育参考的经验及方法。

易姗姗^[5]（2019）在《壮族原生态舞蹈符号解读 ——以音乐舞蹈诗《花山》为例》文中研究指明相较于话语、文字来说,舞蹈是起源更早的信息传达方式。古人类用舞蹈肢体语言完成教育、祭祀、训练等活动,可以说,舞蹈是人类文明发展、传承的重要推动者和记录者。独特的生态环境、历史文化、地域风貌,人民的身心需求和社会生活,共同造就了不同民族舞蹈的形态、动律特征和风格特点。因此,舞蹈是集深厚文化底蕴和地域鲜明特色的文化缩影,是具有高辨识度的文化符号。壮族源于骆越文化的延续,孕育于岭南地形多崎的丘陵地区。壮族原生态舞蹈中保留了壮族历史发展历程中传统而悠久的宗教信仰、图腾崇拜、生命追求等愿景。通过解读壮族原生态舞蹈符号,遵循舞蹈的肢体动作、道具、服饰等符号元素足迹,再现舞蹈“原生态”的原貌、意义,追寻壮族波澜壮阔、璀璨多彩的文化发展历程,窥探骆越时代的古人类祖先生活形貌,传承壮族文化精神。音乐舞蹈诗《花山》是国内首部以花山崖画为创作背景的大型舞台艺术作品,以探索和传承壮族文明为中心,剧中呈现了多个具有鲜明壮族色彩的舞蹈符号。因此,本文结合音乐舞蹈诗《花山》为例,以壮族原生态舞蹈为研究对象,从符号学视角,结合舞蹈学、艺术学、民族学、民俗学、美学等学科的研究知识,对剧中呈现的壮族舞蹈符号的原生形态、历史文化背景进行考察求证、调查研究;结合舞蹈符号的舞台再现形态,解读壮族原生态舞蹈符号蕴藏的文化内涵、意义、功能。论文共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绪论,主要阐明本文的选题缘由、研究目的与意义、国内外相关的研究现状以及本文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正文共分三个章节。第一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艺术作品音乐舞蹈诗《花山》的艺术创作背景,第二部分介绍该剧创作主题原型花山崖画所处的地理位置、图像内容,所蕴含的“蛙”崇拜和“日月”崇拜为代表性的宗教文化信仰,以及花山崖画相关的文献记载、神话传说等民间文学文化和稻作文化背景。第三部分概要简述艺术作品音乐舞蹈诗《花山》全剧剧情。第二章以艺术作品音乐舞蹈诗《花山》为例,以符号学理论基础为支撑,从舞蹈动作符号、舞蹈道具符号、舞蹈音乐符号、舞蹈服饰符号四个维度,详细论述了壮族原生态舞蹈符号的文化背景和剧中舞台再现,解读壮族原生态舞蹈符号的文化内涵。第三章从符号学的视角,论述了原生态舞蹈符号的表象性、表情性、表意性符号意义,标示性、传播性、传承性符号功能。最后结语部分对壮族原生态舞蹈符号的传承途径做出思考。舞蹈艺术具有“口传身教”、“即演即逝”的特殊性,壮族原生态舞蹈在文化交融、创新发展的新语境环境下,保持其鲜明的民族性和延续性是迫切的研究课题。在此背景下的艺术作品《花山》,对壮族原生态舞蹈符号的传播和传承提供了一定的价值和路径。

龚彦阳^[6]（2019）在《北仑河口京族世居地红树林生态变迁与保护探析》文中研究表明广西东兴市北仑河口是中国唯一的京族世居地。特殊的地理位置、生态系统和民族文化相互交融,形成了特有的红树林资源。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仑河口拥有的红树林资源发生了变化,红树林的面积从多到少,再由少增多。变化原因主要分为人类损害、自然灾害、组织限制因素以及积极因素。人类损害包括直接砍伐、盐业围垦、农业围垦、围塘养殖、采果、旅游、收集饵料、筑堤、挖捕底栖动物、城市沿海发展、港口建设等;自然灾害包括极端天气、病虫害、海平面上升等;组织限制因素有边界执法困难、管理站基础功能不齐、宣传的局限性等问题;积极因素则是巡护工作、科研监测、社区共管等稳步进行,成效显着。北仑河口京族世居地红树林与山口红树林、海南东寨港黎族世居地红树林的生态变迁趋势几乎一致,这些变化趋势可以较全面地为中国红树林的生态环境变迁、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参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概念是解决红树林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的重要理论和实践基础。推进绿色发展要因地制宜,坚决摒弃损害甚至破坏原生生态环境的发展模式和做法,实质上就是对地方性知识的保护,亦是知识地方性的升华。深入挖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内涵,继承维护好京族人民世代积累的地方性生态知识,不仅可以保护红树林生态资源,还能实现对京族人民的科技扶贫、精准脱贫。

陈静怡^[7]（2019）在《抗战时期广西社会动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对于战争而言,高效的社会动员是成败的关键,亦是战局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抗战时期既是战争的大后方又是正面战场的广西而言更是如此。抗日战争时期,广西的社会动员以广泛、高效且影响深远而着名。在高效的社会动员作用下,同时扮演着大后方与前线两重角色的广西才得以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抗战时期广西开展的社会动员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对国际援助的支持方面,新桂系、中国共产党、民主人士、普通民众乃至国际力量都参与其中。在政治与军事方面,广西当局将战争动员与基层组织的建设相结合,通过完备的基层政权组织将征兵、训练民团、组织抗日自卫队、阻止敌伪的渗透与破坏活动等动员贯彻到整个社会;在经济方面,广西通过政策导向的转变使社会力量聚合于经济生活之中,使工农业实现战时增产,战时消费也因经济统制而得以节制,保障了前线与后方所需物资的供给;在文化方面的动员则参与力量更为众多,不仅有广西当局推行的国民基础教育运动,亦有当局、中共、进步文化人士和普通民众,乃至国际人士参与的桂林抗日文化运动,其中又以后者及与之伴生的西南剧展最为声势浩大,不仅本省文化教育事业得以进步,抗战文化亦因此深入人心;而在回应与支持国际援助这一方面,广西当局对支援本省抗战的国际力量,如韩国临时政府、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西南支部、美国“飞虎队”等,都尽其所能予以了回应与支持,为他们营造了良好的环境,使他们的援助能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这一过程本身,亦是广西当局社会动员的一部分。本文运用文本分析、实证和对比分析方法,对抗战时期广西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开展的社会动员进行分析,同时将抗战前中期与抗战后期广西的社会动员进行对比,得出结论,即抗战时期广西的社会动员从总体来看是高效的,并且取得了显着的成效,并且广西的抗战动员是一个整体,任何一个领域的动员都会影响其他领域,形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高效的抗战动员是广西大后方与前线双重性质的要求,亦是广西为全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作出重大贡献的保障,而广西高效且影响深远的社会动员,又是诸多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期待通过对抗战时期广西社会动员的研究,为人们提供论证广西抗战地位的新思路,也为地区抗战研究开拓新的领域。

廖振姣^[8]（2019）在《空间社会学视野下的天等壮族传统“暖屋”仪式研究》文中指出本文对农民返乡建房建而不住的现象进行反思,将这种现象置于具体的村落空间中进行考察。在文献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对天等壮族建房活动过程和相关的仪式进行了人类学田野调查,对天等壮族族群的人居空间认知观念加以理论分析。以个案分析为基础,从空间的视角运用布迪厄空间社会理论中“惯习”、“场域”核心概念,分析中屯壮族家屋营造实践活动,试图对天等壮族的人居空间观提出自己的观点。天等中屯壮族把建房当作一件人生大事,建房过程中不同的仪式贯穿其中,新房入宅仪式以及在日常使用过程中,敬土、祭祖、祀鬼神、禳灾祈福等仪式已成为生活的组成部分。天等中屯壮族家屋营造过程中以及使用过程中的一系列仪式是一种“暖屋”仪式,是壮族人民运用地方性知识建构理想家屋的一种方式。这种“暖屋”方式是在“天人合一”价值观和“人和”的伦理道德观指引下,通过仪式的方式来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超自然之间的关系。本文以天等中屯壮族家屋营造实践活动为个案分析,考察了当地人家屋营造中选宅基地、择日、动土、封顶、入宅等过程和相关的仪式内容。家屋营造活动遵循的是传统信仰习俗即堪舆术,其中选宅基地、择日仪式追求的是家屋与宇宙、自然、相邻建筑之间在空间上和时间上的和谐。动土、入宅仪式以及日常生活中的祭祖、敬神、禳灾祈福仪式等追求的是人与土地、祖先、灶神等超自然之间的和谐。在家人生病、发生意外等事件时,中屯壮族处理家屋危机的方式再次充分考虑了家屋的风水问题以及人与自然神灵、祖先神灵等超自然之间的关系,人们从始至终都在追求人、屋、神之间的和谐,从而获得心理与精神上的满足。另外,家屋营造过程和日常使用过程中的亲属、邻里帮工、礼物交换等活动说明伦理道德观是乡村社会秩序良性发展的价值基础。本文的主要观点是:天等壮族人居空间认知观念是在“天人合一”价值观和乡土伦理道德观的指引下,构建一个“充满仪式感”的、“人神共居”的、“暖”的、“洁净”的家屋,以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超自然之间的和谐。基于对天等壮族人居空间认知观念的研究结论,在当下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为壮乡乡村文化建设提出几点个人拙见,主要从壮族文化自信建构的角度进行讨论:一是在政策层面提供制度保障;二是在经济层面注重发展文化产业;三是注重壮族文化主体的参与性与创造性。

容婷^[9]（2017）在《广西瑶族服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瑶族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跨国少数民族。据2000年第5次人口普查统计,海内外的瑶族人口总数达到320多万人,其中,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瑶族人口最多,共有147.2万人,占瑶族总人口的56%。广西是瑶族人口最多、支系数量最多的省份,其瑶族文化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以及研究对象数量样本上的丰富性,决定本研究的空间范畴划定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境内。瑶族服饰作为瑶族文化表现的一个方面,承载了大量的瑶族历史文化信息,是历史真实的见证。随着全球化进程趋势加强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穿着传统服饰的瑶族人愈来愈少,瑶族服饰日渐稀缺,愈加珍贵。广西壮族自治区于2006年成功申报“瑶族服饰”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对瑶族服饰的保护正式提上日程,保护工作刻不容缓。广西瑶族服饰款式的丰富、纹饰多样、服饰材料的获取和加工、纺织器具、纺织工艺、印染工艺、纹饰符号的文化意蕴等丰富的内容,均可以作为研究的切入口。过往的研究缺乏充足的样本材料、也没有运用服装学科知识针对广西境内众多瑶族支系的服饰做系统全面的研究分析,本研究的目的即填补这方面的空白。此外,本研究另外一个目的是探讨瑶族服饰与瑶族语言之间的关系。本研究通过选取广西境内各支系典型服饰为分析对象,综合运用了服装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相关理论方法,通过文献、田野调查资料和博物馆馆藏实物的三者互证,对广西瑶族服饰种类、款式类别进行了一次较为完整的分类整理。首先,运用服装学中款式结构、面料、色彩、制作工艺等方面的学科知识对服装、配饰、色彩和工艺进行类型特征上的归纳总结。先将服饰分为“服”和“饰”,即服装和配饰两部分进行论述。广西瑶族服装分为“头服”、“上装”、“下装”和“足服”四个大类,根据具体形制与构成再细分,其中头服类分为“冠帽型”、“包裹型”、“搭架+锦帕型”、“披搭型”、“银饰组合型”、“巾帕混搭型”和童帽七种类型,上装类分为“上衣”、“腰服”、“兜”和“披”四种类型,下装类分为“裤子”、“裙子”、“绑腿”三种类型。足服类不再细分。总的来说广西瑶族服装共有十五种款式类型。广西瑶族服饰配件和装饰,按照其在身体上的装饰部位分为“体饰”、“配饰”和“其他配饰”三大类。其中体饰有“自体式”、“纹绘饰”和“亏体饰”三种类型,服饰配饰有“头颈饰”、“躯干饰”和“肢体饰”三种类型,其他配饰指的是有装饰作用的日常用品。总体来看,广西瑶族上衣款式最为丰富一共有22款,是识别不同支系瑶族、或者不同地域同一支系、以及同一支系不同性别的瑶族服装最重要的标志,是广西瑶族服装重要的组成部分。广西瑶族配饰则以银质为主,串珠和流苏也是瑶族配饰中的一大特色。其次,对广西瑶族服饰传统工艺及其表现进行分类总结。传统工艺包括染织绣及银饰制作和服装缝制工艺,这些都是瑶族传统的手工技艺,既有原始传统的工具也有传承千年的操作技艺。这些传统工艺通过瑶族人民的智慧和巧手在服饰上表现为五彩多姿的色彩和纹样。广西各支系瑶族服饰的配色各有特点,纹样则以几何纹样为主,而典型纹样是族群和文化的象征。在以上内容的基础上,结合操不同语言的瑶族支系地理分布、服饰形象的对比研究,本研究首次提出以下观点:按照语言系统划分的层次“语支——方言——土语”来说,说同一方言土语的瑶族支系,在服装、配饰和服饰色彩等装扮形象上皆有类似之处;语言层次越小的瑶族支系在服饰装扮形象上越接近;说同一语言的不同瑶族支系居住地域越靠近,其服饰装扮形象越接近;瑶族女性头服才是区分不同地域不同瑶族支系的最重要标志。因为广西瑶族语言差异和服饰差异趋同,所以才用语言作为服饰装扮类型划分的依据。本研究最后从人类学功能角度讨论广西瑶族服饰的变迁,创新地运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概念,讨论广西瑶族服饰在具体的应用场域——“日常生活场域”、“人生礼仪场域”和“公共活动场域”中发挥的“实用功能”、“审美功能”和“符号功能”。服饰功能的发挥需要承载服饰符号“语义”的土壤,即“场域”。而“场域”的改变或消失注定让民族服饰改变其原有的意义和功能。影响“场域”改变的三个主要原因:经济发展、民族交往和政治制度改变,这同时也是广西瑶族服饰变迁的主要原因。

宋泉^[10]（2017）在《文化供应社及其抗战文化传播研究（1939-1945）》文中提出地方出版史,尤其是历史上影响全局的出版中心,是出版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日战争时期,桂林“文化城”作为大后方的出版重镇,云集了众多的出版文化人、产生了大量的出版机构、出版了洋洋大观的战时读物,形成了“独特的历史现象”。“文化城”中的文化供应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化供应社”或“文供社”）,诞生于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1939年,在短短的两年间,它逆势而生,迅速成长为桂林“文化城”最大的出版企业,与国际新闻社和救亡日报社并称为“三大进步团体”,对国统区抗战文化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传播媒介组织的文化供应社,在抗战出版史上有着独特的“地方性”、“政治性”和“进步性”的特征,对抗战时期出版传播活动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由于出版史学界尚没有关于地方出版机构文化供应社的专门研究,传播学界对于非常态环境下的媒介组织也鲜有论述,本文探索性地以抗战时期的文化供应社作为研究对象,提出了“为什么文化供应社能够在非常态社会环境下逆势发展”和“文化供应社是如何开展抗战文化传播活动的”问题,并通过对史料的爬梳、整理和数理分析解决这一疑问,为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抛砖引玉。基于出版活动的文化传播特性,本文以传播学的视角切入出版史的个案,借助传播学者拉斯韦尔的“5W”理论,构建文化供应社的分析框架,并从文化供应社诞生的媒介生态环境出发,对其组织管理模式、出版同人群体、传播的信息内容以及传播对象和传播效果五个方面深入剖析,洞察文供社在非常态社会环境下的媒介生存和传播活动。一定媒介组织的诞生和发展是与社会系统的变化紧密相连的。本文首先从抗战的社会背景及桂林“文化城”的特殊环境入手,考察了文化供应社诞生的社会生态系统。在战争年代,民族矛盾激化、政治局势动荡、意识形态斗争激烈、出版机构大规模西迁,相对稳定的传播生态系统被打破。而这一时期的桂林,凭借独特的地缘优势、新桂系开明的政治姿态,以及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实施,成为出版事业的再生之地。文化供应社便是在统一战线指导下,由新桂系民主人士与进步文化人共同建立的具有广西地方“官办”性质的特殊出版机构。在企业组织制度和人事构成上,文化供应社做到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桂系与中共之间的策略性平衡。以“股份制”为企业组织制度的文化供应社,在股东构成上体现了新桂系力量与进步文化人之间的融合,以新桂系官方的资本支持和进步文化人的智力支持,共同支撑了文化供应社在地方文化事业上的迅速发展。股份公司的管理制度甚至成为了文供社拒绝中央恶意“收编”的重要托辞。在人事构成上,文化供应社的管理层李任仁、陈劭先、万仲文等是国民党民主人士,编辑出版部门的核心成员胡愈之、邵荃麟、宋云彬等是中共领导下的进步文化人。他们联合了广大知名的作家,求同存异、互相合作,体现了文供社在统一战线指导下的包容性与进步性。文化供应社的出版物体现了抗战时期文化传播“大众化”的特点。“大众化”不仅是战争年代社会大众对抗战文化普及的迫切需求,也是媒介组织在面临巨大民族矛盾之时的自觉意识。文化供应社的编辑出版活动在胡愈之的主持之下,大规模地开展了通俗读物的生产与传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文化室图书”,该丛书不仅通过建立村街文化室实现了大众文化在空间上的布局,还通过连续出版物《新道理》实现了战时信息时间上的延展与更新。青少年文艺、社科类图书的出版也是文供社出版物重要的组成部分。“少年文库”、“青年文库”、“文学创作丛刊”等丛书,以及《新水浒》、《鲁迅语录》等书籍的畅销与普及,促进了进步文学作品在青少年群体中的传播。同时,文化供应社创办了《文化杂志》,倡导自由、批判的学术思想,树立严谨、理性的文化品格,引导了桂林“文化城”的文化建设;此外,还与广西地方文教组织进行合作,出版了《干部政策》、“国民教育丛书”等图书,服务于地方文化和教育事业,成为桂林“文化城”出版业的生力军。在书籍传播的工作上,文化供应社不仅积极拓展和建立渠道,还通过门市、批发、邮购和流动发行等发行方式将图书输送到读者手中。即使是物资匮乏、经济萧条的抗战年代,文供社也没有忽视对企业品牌的塑造和对出版物的营销,从《大公报》（桂林版）的“文化供应社书报联合广告”中就可窥视桂林“文化城”活跃的出版生态和文供社强大的营销能力。为了将进步的抗战文化更广泛地传播到受众之中,文供社开展了多种宣传方式,还加入“新出版业联合总处”为进步出版业争夺“话语权”。在文供社出版同人的共同努力下,其出版活动取得了显着的传播效果。不断再版的出版物体现了文供社在出版传播上“量”的积累,受众信件的反馈也体现了文供社出版物“质”的保证。此外,文化供应社对进步文化人的保护与转移,在抗战文化低潮时期的坚守与创造,都对桂林“文化城”文化运动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文化供应社发展历史的总结与反思,也是为改革路上的出版机构提供历史的镜鉴。抗战文化的构成不是单一性的,抗战文化的传播也非简单通达的,只有在宏观的历史视野下洞察个案,才能找出文化传播的内在动力和历史逻辑。文化供应社作为抗战时期地方性的出版机构,是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产物,也是抗战出版文化的一个横切面,为我们展示了非常态社会环境下一种成功的出版模式。尽管文供社在战争的硝烟中仅走过了 15年的艰难历程,但其轰轰烈烈的文化传播活动在历史的天空中也留下了光照的痕迹。

二、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医医院生机勃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医医院生机勃勃（论文提纲范文）

（1）古代四时养生思想的历史发展及文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幼儿园壮族传统文化课程资源开发的调查研究 ——以南宁市A园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3）隆安壮族排歌传承与保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近代广西学校体育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壮族原生态舞蹈符号解读 ——以音乐舞蹈诗《花山》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6）北仑河口京族世居地红树林生态变迁与保护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7）抗战时期广西社会动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空间社会学视野下的天等壮族传统“暖屋”仪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广西瑶族服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文化供应社及其抗战文化传播研究（1939-1945）（论文提纲范文）

四、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医医院生机勃勃（论文参考文献）

• [1]古代四时养生思想的历史发展及文献研究[D]. 谢双峥. 江西中医药大学, 2020(01)
• [2]幼儿园壮族传统文化课程资源开发的调查研究 ——以南宁市A园为例[D]. 龙素萍. 西南大学, 2020(01)
• [3]隆安壮族排歌传承与保护研究[D]. 卢巧彤. 广西民族大学, 2020(05)
• [4]近代广西学校体育发展研究[D]. 甘梅. 广西师范大学, 2020(06)
• [5]壮族原生态舞蹈符号解读 ——以音乐舞蹈诗《花山》为例[D]. 易姗姗. 广西师范大学, 2019(08)
• [6]北仑河口京族世居地红树林生态变迁与保护探析[D]. 龚彦阳. 广西民族大学, 2019(02)
• [7]抗战时期广西社会动员研究[D]. 陈静怡. 广西师范大学, 2019(08)
• [8]空间社会学视野下的天等壮族传统“暖屋”仪式研究[D]. 廖振姣. 广西民族大学, 2019(01)
• [9]广西瑶族服饰研究[D]. 容婷. 东华大学, 2017(05)
• [10]文化供应社及其抗战文化传播研究（1939-1945）[D]. 宋泉.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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